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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2月28日 星期二

张林:不屈不挠的民主志士李海


张林:不屈不挠的民主志士李海

作者:张林

【12月29日讯】摩门教曾经被视为邪教,但是它现在已被世人容忍,正在逐渐进入基督教主流教派的行列。我不是摩门教徒,只是在美国时曾经短暂地接触过它。按照我的理解,摩门教其实是一种更新的新教(基督教)。因为人们现在所称的新教,其实已有800年历史,已经很老了。
在纽约长岛一处金碧辉煌的摩门教堂里,手捧摩门经,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李海这个名字。据摩门经,李海是古代世界末日大洪荒时的一位犹太人首领。他带着族人乘船逃出红海,远航到南美洲巴拉圭一带定居,创立了摩门教,后来不知所终。美国农夫约瑟.斯密在耕地时从地下发现了这部经文,才复兴了这一基督教派。那段时间,我特别怀念尚在狱中被监禁的北京的李海先生。他是一位特别优秀的民主志士,有着过人的政治运做能力和不屈不挠的意志。
李海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后来到北京中医学院当了6年的哲学教师。闲余苦读老子的《道德经》,读到最后,他终于豁然得道:献身于中国民主事业!
于是李海一面与各地民主志士联络,一面放弃教职,转而到当时中国政治上最活跃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攻读研究生。
在89民运大潮中,李海担任高自联联络部长,工作效率特别高。李海具有各方面的能力,特别善于联络各方。因为参与组织纪念“6.4”1周年的纪念活动,李海被关押了半年。被释放之后,李海不屈不挠,继续从事民主运动。
1993年,李海从事了一项深有意义的活动,到各省联络民运人士,收集全国民运人士的姓名、地址、电话及其他联络方法,并送达中国人权的人道援助。这项危险而有效的工作使中国各地民运都受到鼓励,开始活跃起来。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1993中国民主运动之所以再兴,直到2000年间迭有几次小高潮,是与中国人权以及刘青、李海个人的贡献,都是断然不能分开的。对于当代中国民运,这是一项不可低估的历史性贡献。
李海的所作所为,当然令反动当局极为不安。后来他们终于给他罗织了一项莫须有的罪名:“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处他9年徒刑。李海那9年监禁,可不是一般的监禁。他在狱中受到极为残酷的折磨,终年累月被关押在一个房间里,几乎不知道放风是什么滋味。
因为中共从来都很清楚,谁是他们真正的对手。对于真正的对手,中共从来都没有手软过,不管是在精神上,还是在肉体上,从来都是施以最残酷的迫害,给予最残酷的打击。当然,对于圆滑的机会主义者,中共有时还是以怀柔政策争取的。这一点,大家都可以看的很清楚。
在中国民运人士中,有两个著名的清教徒,就是李海和李国涛。他们生活上的简朴程度,都是令人惊讶的。他们不沾烟酒,没有任何嗜好。他们的着装,一看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样式。那几件旧衣服,我估计都是他们从父辈那里继承的。
我的感觉,他们活在世上,满心热爱的,是真理、正义,和自由、民主。为此他们舍弃了一个正常人所能够舍弃的一切。他们不仅是民运人士的道德楷模,也是全中国人民的道德楷模。在中国处在道德沦丧、乾坤颠倒、礼崩乐坏的时候,所有有志于伟大事业的人,都应该以他们为楷模:高尚、俭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转载自《民主论坛》网站
(http://www.dajiyuan.com)
12/29/2004 11:45:54 PM
本文网址: http://www.epochtimes.com/gb/4/12/29/n763651.htm

2004年11月2日 星期二

致命的独唱——关于廖亦武的《证词》

 2004年11月02日

    余世存更多文章请看余世存专栏

     廖亦武更多文章请看廖亦武专栏 (博讯 boxun.com)

    警车如风暴一般来回扫刮,大街小巷密布明探和暗探,我陪戴迈河去欧阳江河家,在此起彼伏的尖啸里播放《屠杀》。在场的还有莽汉诗人马松。我虽已享用了无数遍,仍然被磁带里的廖亦武搞得喘不过气。大伙都有坐在火药箱上的感觉,“万一现在警察突然闯进来咋办?”马松问。

    没人回答。欧阳江河赶紧取出《屠杀》,还给戴迈河,换了一盘舒曼的小夜曲。“就当啥也没发生,啥也不知道,”他抹着虚汗说,“我得了健忘症。”

    戴迈河在一旁独自冷笑,马松缠着我玩耳朵认字的把戏,此时肖开愚敲门进屋,告诉大伙一个秘密,他在六·四之后写了首抗议诗,藏在家中的水缸底下。

    他的面孔越来越朦胧,欧阳江河站在临街的窗前沉思了一刻钟,然后转过袖珍大师一般瘦小的身子,宣告自己已处在安全部门的调查和监控之中。

    客人们识趣地集体告退,如出席葬仪一样互相紧握,珍重珍重。

    这是廖亦武《证词》中的一部分。它象征了我们汉语作家的命运,无论我们如何导演、制造或标榜语言里的狂欢,我们总是只会也不得不以一己的小智应对生存的重量,我们往往活在表层上,或跟生存不可承受之物游戏。说大难临头各自飞也好,见胜利名利揉身上前、见破落败亡纷纷逃窜也好,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个体生存哲学。就是说,经过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转型,我们反而远离了一种深厚的文明认同,而回到了原子个人生存状态中。无论人们怎样高评八十年代的文化启蒙热,我们看到它收获的只是种种跳蚤。跟五四新文化运动那样影响民族进程的作家思潮相比,跟他们为汉语世界立言立法的功德相比,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作家生活得过于自我了。这些自我撕破其实为无。这种虚无的创造,不足以教化自身和他人。因此,在真正的考验来临时,无论是名利的诱惑、市场的热闹或专制的力量,语言里的编造不过是梦幻泡影。

    尽管中国的苦难和精神沦落还在继续,中国作家们却很少探究这种社会的本质。跟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劣质转型一样,如一战二战前的德国、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萨达姆统治的伊拉克、当代的朝鲜古巴等等,中国缺少足够的精神力量对抗一个时代的沦丧。更可怜的在于,我们缺少足够的勇气和心力,将自己拔出恶俗,从而取悦韦伯、爱因斯坦、鲁迅、索尔仁尼琴、哈维尔那些伟大的同行。这个专制国家以大大小小的家长统治亿万子民时,我们不少人乡愿地为做一个类人孩辩护,装孙子做乖孩子是成本最低的一种办法,是对其他类人孩的一种保护,也是代价最小进步最牢固的一种办法。最近的例子,就是北大“一塌糊涂”网站的关站,这个自由的摇篮里的玩具被粗暴地打碎在地,数千名教授、学者、数万名孩子式的大学生,少有人哼一声,所有关于文人学者自由精神的美好说词、所有关于现代公民的成年意识、所有关于知识分子自身是一个独立政府的骄傲、所有关于大学生是皇帝新衣的揭露者的希望,都在这不断发生的事实里一再证实为虚妄。

    因此,在中国,谈论一种劣质的事实变得正常了,谈论物质成就,谈论腐败、技术、享受是一件正常的事,谈论精神却是无人喝彩的独唱,谈论一种真正挑战、冒犯我们人性尊严的事实变得异常困难。我们对贪官、暴富、伪学者们的谈论往往终结于感叹,我们对不义、两极分化、城乡之别的事实要么视而不见,要么无可奈何,我们说不清楚生存的环境。美国人丹尼尔·贝尔曾说,“一个社会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找不到语言来表达是极为可悲的”。贝尔是个成人,还要刺激并保证敏感的心智;我们是类人孩,却已经安于小康即坠的状态。王小波问过一句话,“人类到二十一世纪了,你给弄出一群十几亿傻子来,怎么个过法?”他忘了这问题缺乏交流的对象,跟傻子们谈论傻毫无意义。这也是我们谈论廖亦武《证词》的困难所在。我们期待表达时代真相的文字出现,只是这种文字一旦出现,远远超乎中国人的接受能力。因为期待是一回事,接受又是一回事,现实的习惯、稳定秩序里的生活方式、恒产恒心的审美风格,都需要回避真相,至少遮蔽真相那过于耀眼的光芒。廖亦武做了见证,他的见证太独特、太恐怖、太显得例外,它难以挑战或动摇傻子们或说类人孩们的心智。这也是一切专制时代作家们感叹文字无力的原因所在。文字难以撼动专制的心智。他的见证有待于另外时间空间里的读者,尤其需要成人的心智才能呼应。至少到目前为止,他的见证如同中国转型里的一件人间惨剧一样,发生过了,如此而已。

                 二

    在他的不朽之作《证词》里,廖亦武忠实地记录了从诗人到犯人的过程,用惊心动魄、骇人听闻等字眼远不足以表述《证词》所见证的中国生活经验。

    一九九零年三月,中共国家安全部在四川重庆破获了一起特大的反革命案件,案犯均为中国民间颇有影响的先锋派诗人,他们是廖亦武、万夏、刘太亨、李亚伟、巴铁、苟明军和摄像曾磊。而在重庆、成都、涪陵、乐山、南川、北京、深圳、上海、十堰等十余个城市,一批文化人由此受到株连,被收审、拘留、传讯,其中包括小说家周忠陵、吴滨,诗人石光华、刘霞、刘原、邹进、魏海田、朱鹰、白云峰、宋炜等数十人,案犯妻室阿霞、韦济学、陈有敏、刘晓娅、东南、潇潇,大学生潘冬梅、赵盼红,以及廖亦武捕前所在单位主要负责人肖雨嘉。警察当局称:“这是自六·四以来,我国最大的一起文化人案。”次年十一月,加拿大汉学家戴迈河因涉嫌此案,被中方以“间谍罪”驱逐出境;因与戴交往而被劳动教养和多次传讯的,尚有诗人周伦佑和诗歌批评家唐晓渡。

    历经长达两年的错综复杂的侦破、审理,除首犯廖亦武外,其他人先后被“教育释放”,而廖因在八九天安门惨案之夜创作录制配乐诗歌朗诵磁带《屠杀》,以及创作、主演、组织拍摄诗歌电视艺术片《安魂》,被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检察官丁剑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在秘密法庭上宣告:“九十年代始于对《屠杀》《安魂》一案的起诉。”

    四年之后,廖亦武开始撰写他的狱中生活,到1995年10月10日,警察突袭廖在成都的住所,搜缴了已近尾声的《证词》手稿。绝境之下,廖只得重写此书,耗时达三年。1998年9月、1999年2月、2002年12月,警察先后在北京、江油、成都等地突击拘禁并搜查廖亦武,夺走其百万字左右各类原稿。

    这一切显得像是一个天方夜谭的故事,至少不“代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除开短命的六四氛围,中国人一直认同官方的改革开放的说辞,一直响应官方发财致富的号召,一直将官腐民败的实践进行到底。甚至法轮功的捣乱、每年的六四等忌日、中共重要会议期间的严打气氛,都离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相距甚远。中国人无能感受并认知这种生存经验。廖亦武在第一部分“东窗事发”里把这种生存经验叙写得淋漓尽致,那是官府与秀才的冲突,是国家机器与精英的冲突,是政府与知识分子的冲突。这种冲突的实质是理想、正义、良知与权力、专制秩序之间的冲突。它跟民生日用可以并行不悖。因此,廖亦武的《证词》在这一部分里谈论真相,具有控诉的意义。

    毫无疑问,廖亦武对自己的生活经历的记忆是真实的。那些诗人圈子、四川民间知识界的反叛精神、文人们对六四屠杀的痛恨、追问,以及逃亡之路,国家机器的天罗地网,都是发生过的事实。在诗人笔下,这一切有着传奇和故事的品质,显出崇高和审美的亮色。

                 三

    廖亦武证实,中共及其国家机器对包括他在内的良心犯、政治犯的处理是骇人听闻的,在今天中国大陆的类人孩们都沉浸在名利的追逐玩乐中时,这种对其他稍有不从的类人孩的生存剥夺既残忍,又极有效果。这是杀鸡儆猴的做法,是让还有所娱乐的类人孩们对“生存权”乐此不疲并感恩的做法。

    一个专制国家需要有敌人对手来动员自己的子民,一个类人孩国家需要一个阴暗的悲惨的地狱般的世界,在那里不仅没有人性可言,也没有人的气息,只有动物般的呼吸,以使它的精英们犬儒,使它的子民们乡愿,并使听话的孩子们获得人生在世的意义。对中共而言,这个地狱世界的建造是空前绝后的。它有多重性,自其开国以来,它不仅建设了古拉格群岛,如大大小小的右派农场,还有奥斯维辛般的毁灭策略,如对艾滋病人、法轮功信徒的处理,它还人为地把人口占四分之三左右的农民变成一个贱民世界,并用上山下乡一类的户籍制度惩罚吓唬过一代本想大有作为的孩子们的记忆。这个地狱世界的反人性是有目共睹的。农村早已败落,成了土豪劣绅们出没的世界。监狱则是丛林,遵奉弱肉强食的逻辑。裹腹是其居民的第一需要。中共刚建国,公安部副部长、北京市公安局长冯基平即指挥人盖秦城监狱,监狱盖好,周恩来让冯及其助手作为第一批客人住了进去。他们在狱中吃不饱饭,同室的难友责怪冯的助手,订犯人的伙食标准为何不高一些?那些难友还没有悟到,没有人性,不把人当人看,正是中共的特色。

    不服从者不得食,任何良心犯、政治犯,任何说出真相的孩子,任何有所不从的作家都从它的吃人肉的筵宴上开除、放逐、收监。体制生存成了类人孩们的生活要义,甚至它自己的孩子也不例外。我说过,类人孩们是没有说话权、交友权、走路权的,不仅中共的失败官僚曾大量地关押在秦城一类的监狱,就是它失意失势的官僚,那些作威作福的类人孩们如李鹏也没有说话权,他没有出版自由,如乔石李瑞环朱鎔基没有交友权,他们不能轻易串门,最多如李朱二人那样把戏子们请到家里唱堂会,如田纪云没有走路权,他不能出国。

    敢于妄自尊大的诗人当然只能生活在一个没有生存权也无处逃生的世界。“东窗事发”中,一大批诗人、作家成了当局的敌人、正常生活里的“坏孩子”,其生活的道路当然越走越窄,加速度跑进监狱里。《证词》的其余部分,“在收审所”、“在看守所”、“投入劳改”等部分都是对狱中生活的纪录。

    跟中国其他的地狱世界一样,中国的监狱是一个少为外人所知的世界。农民的儿子进了城,不仅一去不复返,而且脱胎换骨地成了城里人,外人难以通过他认知农民的世界。坐过中国监狱的人不计其数,他们出狱后也少有讲论监狱中的日常生活,仿佛他们真的被改造好了,或者监狱生活真的是不堪回首。

    《证词》的意义也在这里全部显露。廖亦武记述而非塑造了许多狱中人物,狱霸两路口、爱签名的黄岗、充当电视天线的二天线、盗窃嫌疑犯前国企工会主席任某、扣私处虱子的石头、号召集体手淫的方脑壳、惯偷慕明,每一次转狱,他都遇到这些完全为社会抛弃,言行心理异于常人的人。监狱里把他们叫“货”,接货出货,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千年之间,中国人对人的称谓没有变化,依然停留在对货的分析归类上。这种分析归类是遵循普遍专制和等级专制的逻辑。“以室中小路为界限,划分出基本阶级——‘上头’与‘下面’,上头以老召为大,而老召由管房干事指定。以此下排,老二黄岗和老三石头也拥有相当的实权。每一位上头在对下面享有不择手段的盘剥和镇压的同时,也如一个微型国家独裁那样,进行了领导职能上的分工。上头的外围是打手和管事,打手负责‘过手续’(按惯例对入房新犯施以下马威、‘炒菜’、‘点菜’之后的肉刑具体操作);管事负责上头的饮食、起居、卫生及娱乐安排及监督。”

    至于这些货里的被压迫阶级,则完全成了奴隶,人犯的称呼贼在这里有了细密的分工:毛巾贼——负责上头的洗脸毛巾的清洗,早晚为其打漱口水和挤牙膏,并负责上头的专人专碗专筷的卫生分类;娱乐贼——又称舍房明星,择眉清目秀的女性化少年为上头唱歌、跳舞、演戏,必要时裸体陪睡,缓解性饥渴;开水贼——负责打开水,兼为上头捶腿舒背;洗衣贼——专为上头洗衣裤被褥兼捉虱子;地板贼——管撅起屁股推擦地板,洗清抹布和上头出入监房的鞋袜,并拾掇摆放;马桶贼——除每日倒两次半人高的大马桶外,还得随时准备着为大便的上头站厕所,即两人并排联成屏风,挡住不雅的部位,若遇习惯蹲便者,还要负责将其抬举上桶,再昂首挺胸,以革命者压不垮的铁肩充当扶手。

    从主流的眼光看,这些货们确实有不少属于社会渣滓,他们是杀人犯、惯犯、盗窃犯,形形色色,诗人跟他们混迹一起,发现了他们身上的人性,也发现了他们身上的兽性,他们的生存空间虽然逼仄,却建立了一个有序的世界。这个世界完全对应于现实中国。它是中国现实的微型。在老召两路口对狱中上头下面两层分工的理解里,也正是如此,他对廖亦武说,“打个比方吧,上头是政治局和军方,下面是黎民百姓,我们这群人要吃香喝辣耍威风,就必须拧成一股绳。只要内部不出问题,谁想造反就能够镇压谁。但是万事都不可做绝,还得让下面认识到我们是人民的衣食父母。”

    “你搞错了吧?应该是人民是党的衣食父母。”“鬼话!下面要吃顿饱饭,都得看我们的脸色。你看我手里夹的这支烟,我想赏给谁就赏给谁,你认为是给一支好,还是半支、小半支、还是一个烟屁股好?我说,肯定是先奖励一个烟屁股,下次立了功,再给一个烟屁股;直到通过一系列立功表现提高了舍房地位,我才开戒重赏小半支。奖赏也是一门学问,一定不能把起点定高。人的欲望一旦被刺激起来,再要降低就困难了——要永远让下面觉得有盼头。”这番强盗式的专制逻辑让诗人匪夷所思。“凭着烟屁股治国论,”他嘲笑地对两路口说,“你可以当国务院总理了。”“成则王,败则寇,”两路口发着怀才不遇的牢骚,“只怪我爷爷当年没跟红军去爬雪山。”

                 四

    监狱生活是无耻的、无义的,对精神和肉体都是一种摧残,但生活其中的人们却还是要找出意义。在犯人中流行大量的笑话,荤的素的,政治的黄色的,犯人们自娱自乐,甚至无中生有地创造出人间美味佳肴来。如他们能经常吃到贝母肘子、熊掌豆腐、猪拱嘴、红烧里脊、炖团鱼、蹄花汤凶、川味烟薰鸭、滚刀肉、大众排骨汤、捞泡菜、宫爆肉丁、清汤挂面、百鸡宴等家常菜类,能吃到鸳鸯戏水、灌死猪、乌龟含情一类的工艺菜。但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什么好菜。贝母肘子:以手肘向下猛击受刑者背部,这是新贼入监“过手续”的第一道菜,又叫开门红。熊掌豆腐:以掌连续猛击受刑者前胸。猪拱嘴:操竹筷横夹人的上下嘴唇,直至肿胀青紫如猪鼻。红烧里脊:将一根浸油棉线贴于受刑者赤裸的脊梁,点燃悬于尾椎的线头,让劈啪作响的火珠一点一滴爬至后颈窝。蹄花汤:用细棍急敲脚踝。炖团鱼:沸水烫屁股。川味烟薰鸭:烧阴毛,并翻开受刑者包皮,将龟头薰黑。滚刀肉:打得受刑者遍地乱滚。大众排骨汤:让受刑者从两堵人墙间通过,接受集体排打。捞泡菜:令伸手入大马桶去捞大粪。宫爆肉丁:揪扯男性双乳。铁板回锅肉:以竹针狂刺受刑者裸背,形成千疮百孔,再放盐,贴橡皮膏药。血凝后撕下来,酷似半卷的四川回锅肉。麻婆豆腐:将十几颗花椒塞进受刑者肛门,任其麻胀而不准掏挖。百鸡宴:三至四人头尾倒错交叠,互咬阴囊,并且手臂一齐大张,学鸡翅煽动。清汤挂面将草纸撕成细条,浸泡在一钵老尿里,请君品尝。而鸳鸯戏水不过是两贼互相玩弄生殖器,先“出水”者为输,输则受罚。其结果为两败俱伤,私处淤肿几日不消。乌龟含情不过是将一粒花椒置于阴茎口,然后用麻线拴住包皮,使受刑者麻痒难禁。灌死猪即是灌冷水,直至呕吐。

    这份举世罕见的菜单,又称“松山一百零八味药”,老廖已经记忆不全,他只记下了四十多种,他的抄件被监狱方面抄走了。透过部分菜肴,人们可以想象监狱里的日常生活。这跟当下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有异曲同工之妙。有人说,把中国人的餐馆和住宅小区的名字记下来,集中了世界上所有最好的事物和最美好的地区。同样地,中国人生活在超大规模的监狱里,日常生活也充满了各种小道消息、红黄笑话、劲歌甜歌。

    因此,廖亦武为我们留下的《证词》有着不朽的意义。在这本著作面前,一切当代汉语里的正向认定都显得遥远,都值得怀疑,一切当代中国的颂歌祝辞、读经一类的号召、甲申一类的文化宣言都显得矫情、可耻。甚至一切有关文明社会的幸灾乐祸的报道都显得流氓。伊拉克人是幸运的,当伊拉克士兵被虐待时,有全世界的声音谴责;虐囚事件在每一个与闻其事的心里都是不可忍受的人间惨剧。而我们中国人的生活和我们的监狱却无人闻问,《证词》出来了,它却不是新闻;更重要的在于,我们中国人对这种生活已经习已为常,无论是大大小小的人犯居民,还是黄政委、秦科长、文政府、卓政府等监狱的大小官员,都不认为自己或施或受的有什么了不起。只有置身其间的诗人明白,这是一种比被俘士兵更可怕的侮辱、更遥遥无望的刑罚。

    廖亦武不仅在第一部分控诉,而且在后面作证,他控诉自己非人的生活,也证实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连猪狗不如。中国的监狱可能关押了一群坏孩子,一群社会渣滓,但正是监狱把这些人锻炼得失去了人性。用一个时髦过的话,监狱把人变成了鬼。他的《证词》既有悲愤,又有苍凉。因为这种活生生的现实有着令他的想象力穿越不过的地方。他说了,“至今为止,我还没有从任何一位中国作家的笔下读到比现实本身更震撼人心的东西。”

                 五

    但让我们记住,廖亦武是一个诗人。他虽然本能地从诗人变成叙述者,他并没有本质地意识到叙述者的意义。他的《证词》因此仍像诗歌一样跳跃、零乱、直截了当、思绪多端。他虽然想写出“震撼人心的东西”,但这种东西并不就是我们生活的“百科全书”。这同样是当下中国的悲剧之一,人们耳闻目睹的悲剧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人们难以抓住或难以长久地抓住其中之一,人们更难以抓住悲剧的本质形式。廖亦武抓住了一个,是以自己的生活代价抓住的一个,只是他无能将这种悲剧解释为时代社会的经验。因此,廖亦武的《证词》就成了一种独唱。

    由于在现实面前的无力感,这个诗人叙述者难以像他的伟大同行如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那样严密地组裁,把一种生活的片段翻译成时代的“百科全书”。他缺乏审判的自信和心力,这自然是生活严酷的代价。像历史上那些伟大的作家所具有的心智,如尼采向往歌德,“做地上的王者——这也是我和众诗人的事业”,在廖亦武和他笔下的诗人们那里不再存在。因此,当他流亡归来,他的记忆是残缺的。他仍停留在骇人听闻的过去,他难以沟通过去和现在。在诗人与人心之间,在叙述者、人物和读者之间缺乏汇通、亲切和同情。

    生活确实过于冷酷,过于漠然,这个诗人叙述者本身也失去了身份,他的人道主义的关怀因此无能落实,因为他本身就是控诉者、见证人,他因此难以像他的伟大同行如鲁迅那样表达温情和对人性的承担。他的诉说没有对象,他的控告没有罪名,他的作证没有回应。

    为什么当下中国大大小小的灾难都在逃脱审判?那么多的凶手,犯下反人类罪、枪杀平民罪、虐待人犯罪,帮忙帮凶的官员、士兵、文人、政府都能够轻易逃脱,因为我们缺乏足够的勇气和心力来审判。《证词》里那么多政府,文政府、于政府、卓政府等等全被作者漫画了、类型化了,一切都成了可以理解的,可以想见的,也就成了可以原谅的。卓政府为了请作者吃饭,把制服都脱了下来,这还不真诚吗?

    这正是问题所在。作者,包括我们自己,都没能把凶手——哪怕卓政府一生只有几个半天的时间充当了打手帮凶——绳之以法,以我们的法律、我们的文学法来审判。我们因此对这些人物是想象地理解,我们从《证词》里众多的人物身上看不出自己的内心,我们看到的只是动物、渣滓、令人厌恶、总想回避的人生社会。我们庆幸自己没有经历那地狱般的世界。人们难以知道,正是自己和周围无数中国人在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大大小小的言行,规范了成就了那种地狱世界。但在《证词》里,我们看不见这种必然联系。

    《证词》的纪实性大于揭示性,它对人性的秘密揭示得不够。它的文学性大于历史性,它对命运必然性的解释不够。因为它是独唱的,它没能把读者带入情境中去,它没能让读者理解,这个地狱般的世界有我们每一个人的参与贡献。问题没有提出,力量、希望、自信自然也无能出现。因此,恕我说一句冒犯中国人的话,《证词》使我们并不以为中国这所监狱值得推翻,倒是觉得它活该毁灭。再退一步说,推翻、毁灭一类的话题根本不是当代中国作家们的议题,那只是无数的诗人文士、学者专家、知识分子们私下的猜度或腹议而已。我们可以想象,这些想象力没有现实震撼人心的当代中国是何等的沦落。

                 六

    神州长夜之狱,谁人之过?

    一百年前,宋恕夏曾佑讨论中国文明时提出过这样的问题。至今中国仍是一所大监狱,它所看管的货们,那样类人孩们,好孩子和坏孩子,都一样缺乏内在的心智自由和外在的机会权利。跟一切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的类人孩们因为缺乏说话权、交友权、走路权等生命的权利,而不知道如何开口说话,如何跟人沟通。在其自家和他人的舞台上,他们只是学会了表演,他们只具有自我中心主义而缺乏自我意识,因此难以体现一种现代国家的公民人格。这种内心心智的污染和外在权利的匮乏,导致其国家公共精神的丧失。

    因此,对一切发展中国家的作家来说,写作本身并不是自由的,而是向自由靠近的过程,写作本身不是私人的,而是拓展社会公共空间的努力。写作是为了争取心智的自由,是为了公共表达的权利。并不是每一个有才气的类人孩学会了作文就可以成为历史进程的表述者,并不是每一个聪明的类人孩擅长代圣人立言就能成为巨大的精神个体。作家写作的正当性,是来自他对公共空间的建设,其写作的有效性,则是对公共空间建设的示范程度。

    我们看到,正是在这种正当有效方面,当代中国的作家们多交了白卷。《证词》是一次罕见的例外,但正如前说,它只是控诉和见证了一种生存状态,它没能表达当代中国转型的历史进程。它只是对已知事物、过去时态、类型生活的记忆,它不是对典型环境、人通此心此理的挖掘。

    廖亦武从诗人转向叙述者,已经完成了一次惨痛的人生转变,也许我们不该问,他是否还有一次转变。而如果中国作家依然故我,在阐释当下中国的本质方面,《证词》将是最好的作品之一。

余世存:致命的独唱——关于廖亦武的《证词》 博讯新闻,简体中文新闻

2004年6月11日 星期五

徐沛:我看六四


我看六四

徐沛

  以鲁迅为首的五四狂人们打着“救救孩子”的旗帜害了中华儿女,害得我这个在大陆上了15年学的中国人到德国时对中华民族的传家宝四书五经一无所知。多亏德国教授们的指点我才得以了解中华文化。而我对中华文化的一知半解就足够我创作出让教授们赞叹不已的德语诗歌,得以靠此申请绿卡,申请护照。我的作品属少有媒体问津的中国古董,很巧今年五四时却有电台记者采访。这位女记者是东德人,很感谢中国的古代文学,因为在柏林墙被砸毁前它们的德文译作曾给过她不少慰藉。她还笑话德共很傻,不知道这些古书比禁书更能发人深思。我们畅谈了很久,没有丝毫障碍,让我断定古代各位先贤拓展视野,而现代各种主义则封闭思路。
  从小使用简化字的我在德国学会欣赏古文,获知中共夺取政权后把自五四就开始肤浅化的汉语更加马列(政治)化空洞化,让内涵深厚的古文失去了原意,所以在我02年接触法轮功前很少读现代汉语,也很难用现代汉语写作。去年上网后情况有所改变。漫游这一年多发现华语文坛花草繁茂,惊叹间也写下一系列读后感。我最大的慨叹则是华语文坛缺乏我熟悉的中华文化气息。连打碎了中共思想牢笼的知识分子也还在推崇鲁迅胡适等文化杀手,把马列子孙的罪恶算在被五四人破坏了的传统文化头上。
  尽管如此我仍受到诸多启发。黄花岗杂志网页上的“驱除马列”更是直接道出了我的心声。破除中共灌输给同胞的马列主义(无神论和暴力论)正是我为汉语网络撰文的动机。我佩服辛灏年用史实论证了新中国是被国际共产势力颠覆的中华民国。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只不过是个马列化,或曰全盘西化的法西斯专政,在这个专政下中华儿女接受的是马列非文化。而正是五四人狂妄自大,亵渎神灵,蔑视先贤,才引共入国。不过还有持中华民国护照的龙应台和我等人大获传统文化之益并以中华文人自律。
  在辛灏年的鼓励下,“我看五四”得以问世。我希望能以此回报他及各路仁人志士给我的启发。秦小川看后发表“文化大革命是五四精神的发扬光大吗?”加以质疑。
  仔细拜读了秦文后,我觉得作者持的正是我文中所针对的鲁迅式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而我已发表了三篇文章揭露中共偶像鲁迅。如果作者能借“谁是新中国”,黄花岗杂志,署名五岳三山或小溪的文章驱除头脑中的中共流毒,所提问题都可不辩自明。
  对我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五四精神或曰阿Q精神的发扬光大!鲁迅胡适们从思想上砸毁了佛像神龛孔庙,为共魔侵占中国人的头脑开辟了通道。以“新青年”为骨干的中共用暴力夺取政权后,被绑架的大陆人民被迫视马恩列斯毛为神明,以致毛泽东得以发动新青年的下一代红卫兵把鲁迅的口号“痛打落水狗”落实到行动上……文化大革命与五四运动或者说新文化运动完全一脉相承,都违背我所遵从的中华传统美德“仁义礼智信”。
  我即使有意也难以指正秦小川的世界观,但乐意努力让他和读者明白我的世界观,特续写“我看六四”,正好用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
 
六四
  如果1919年5月4日是共魔在神州大地兴起的标志,那么1989年6月4日则敲响了共魔在世界横行霸道的丧钟。这是我对五四和六四的总评,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六四是五四带来的必然恶果。所以,一惯颠倒是非的中共把五四定为爱国运动、新文化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54日成了大陆的青年节,而六四却被其污为“反革命暴乱”,十五年来一直有人因此受到迫害。我是五四的受害者,却是六四的受益者。
  我89年时已在德国。从电视新闻中获知北京的游行请愿时,我正因中德的巨大差别而怀疑所受的愚民教育。我六十年代出生在一个所谓的干部家庭,生长的年代和家境允许我自由地成长。出国前我生活在四川,大学时代尤其是毕业后当德语导游时到过不少名胜古迹,充满了当中国人的自豪感,但这其实是典型的愚民心态。
  我虽然算得上勤学好思,比如说1加1等于2,我就想1个苹果加1个梨子既不等于2个苹果也不等于2个梨子。但在大陆时我本能地排斥政治(马列)说教,也因此不敢考研究生。就是说在六四前我从未思考过国家大事,不曾怀疑“党的伟大光明正确”,更未想到“共产主义道德”根本就不存在,因为共产主义本身是最不道德的邪说。六四前后我的心路历程详情可见“孩子的自由”和“自由的孩子”两文。
  在此我想就戴晴和茉莉今年对六四的评价谈谈我的看法。
  戴晴说六四“不是一场得到了控制的暴乱,也不是一个遭到镇压的伟大民主运动。它是中国在实现其社会转型时候的一个挫折,一个后退,一场悲剧。”对此茉莉则表示“六四不是一场暴乱,它是一场自发的民主运动,由于中共当局的血腥镇压,造成了六四悲剧,打断了八十年代中国和平演变的进程,使中国的发展遭受挫折与倒退。”
  戴晴因参与六四而入狱,因反对屠杀而退党,出狱后仍然不改初衷,并坚守大陆。茉莉因反对屠杀而入狱,出狱后流亡海外,投身民主运动。我因六四而获知戴晴,因上网而获知茉莉。她们倆算得上马列非文化中少见的清流,令我起敬。然而生活在中共谎言系统里的人们即使能摆脱其“精神控制”,却很难避免“精神污染”。(我使用这个谎言系统里的两个专词是想揭露中共如何颠倒黑白。)
  一个人想要提高思想境界需要自由,生活在马列非文化中的大陆人恰巧被中共剥夺了自由,而且一切需要的信息也都横遭中共篡改。所以,当了一辈子笔杆子直到六四十年后才找到自我的李慎之会被戴晴们当成思想家,而中共塑造的偶像鲁迅则一直阻挡着茉莉们的视线。就是说戴晴们因为条件所限至今未能摆脱中共意识形态的束缚,还站在中共立场说话,以致让人误解她有“为官”心态。茉莉们则因思乡心切会忘记中共噬血成性,被人怀疑有“招安”心态。即使我从理论上对共魔了如指掌,也因乡思病发作而两次试图海归,但每一次都证明只要中共不倒,在大陆就不可能安居乐业。就是说我以为六四屠杀是中共的邪恶本性决定的,而非哪个人的错误所致。
  六四不是一场暴乱,这是每一个获知真相的普通人都能得出的结论。问题是生活在大陆的老百姓向来只能听到中共的谎言。以丁子霖为首的六四难属的声音可以抵达海外,惟独不能在大陆传播。然而六四前惨遭中共屠杀的受害者何其多也,唯从六四起,难属们开始呐喊……这难道不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说过屠杀发生前六四给我的印象是谣言满天,垃圾遍地,争权夺利。下跪,绝食,绑架,结婚……这些场面与我理解的民主运动相去甚远。然而被迫流亡的参与者包括茉莉到了海外后倒是获得提高素质见习民主的机会。我赞成另一参与六四的知识分子刘晓波在他们发表的六四十五周年的公开呼吁中的提法,惨遭镇压的是“示威请愿活动”。我所推崇的争取民主自由的姿态是十年后法轮功学员的4·25上访。
  正是因为全世界都目睹了中共用机枪、坦克屠杀手无寸铁、和平请愿的老百姓,才引发本来就摇摇欲坠的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分崩离析。冷战从此结束!获得自由的东欧人和苏联人想来和我一样都对六四感激不尽。是六四让王若望等良知未泯的马列信徒发现上当受骗,是六四让我这样的愚民得以看清中共反人性反人民的邪恶本质。没有六四受难者鲜血的刺激,我肯定不会自愿去啃马恩原著,当然也不可能变成反共的有神论者。六四最伟大的意义就在于从此后共产主义永远地失去了人心,只有愚民才会继续相信中共的骗局。而我从此相信中外的预言,关于六四,北宋邵雍(10121077)在其预言“梅花诗”里甚至明确透露了赵紫阳的姓“原壁应难赵氏收”。
  中共可以在六四屠杀后继续用谎言加暴力稳定大陆的表象,却控制不了人心。恐怖更不能根除良知。人们在流亡中,在沉默中寻找出路寻求真理。一直不引人注目的气功(传统文化)从此真正深入民心。在六四后十年,中共再一次用谎言加暴力迫害法轮功时象我一样回归传统道德的海内外中国人已数不胜数,其中有不少人是八九一代。北大的曾铮,清华的赵明在六四后的恐怖中沉默不语,但十年后他们却勇于抗暴,即使为此经受酷刑,却不屈服。他们和我一样都寻到了中华文化的神根,好比有源之水,“抽刀断水水更流”。
  作为学生参与六四的安田在其“天安门情人”序言中也象别的有识之士提到中国人的“劣根性”。而我以为这正是五四恶果的表现。是五四人破坏了中国人的传统文化,让中华儿女受不到儒释道的熏陶,变成无源之水,沦为马列信徒,也因此,中共执政后知识分子中少出清流。八九一代怎能例外?
  总之,依我之见中国的民主运动没有被六四镇压,而是因六四而再生,因法轮功而获得了坚实的道德基础,无边的精神资源。而五四时就兴起的民主运动正是因五四人违背“敬天法祖”的传统道德才招来共魔,止于独裁。如果说六四令我坚决反共的话,那么法轮功让我坚信中共必败。佛法“真善忍”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只要大家都象丁子霖们蒋彦永们一样“说出真相,寻求正义,呼吁良知,拒绝遗忘”,象法轮功学员一样捍卫“真善忍”,中共必定不攻自破。干嘛奢望刽子手来给被害者“平反”“正名”!?(黄花岗杂志首发)
  2004年5月19日初稿,61日定稿
 

2004年6月4日 星期五

六四大事紀(港支聯版) by 香港

 

六四大事紀(港支聯版)

香港支聯會

2004年6月4日


提要: 
  ﹒悼胡耀邦
  ﹒遊行抗爭
  ﹒絕食死諫
  ﹒戒嚴圍城
  ﹒靜坐堅持
  ﹒聲援學運
  ﹒血腥屠殺
  ﹒痛悼聲討
  ﹒白色恐怖
  ﹒薪火相傳
﹒編者插圖。何處招魂--民主之光耀邦(2)
     。人民日報
     。媽媽,我餓,但我吃不下
     。二百輛軍車受阻
     。民主之神(1)

天安門運動大事紀

香港支聯會

悼胡耀邦  

  89年4月15日,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病逝。胡耀邦是中共極少數為政清廉的領導人之一,而這位好官卻於87年一月被指「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而被逼下台。16日,北京市民及學生自發悼念胡耀邦,同時也紛紛為他鳴不平,在天安門廣場公開申訴,仿效76年悼念周恩來總理的形式來反特權、反貪污、反官倒,並提出要與政府對話的要求。

  4月18日,數萬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集會靜坐,提出民主改革及為胡耀邦平反等7項要求。北京市委派陳希同會見靜坐學生及接收請願信。翌日,學生赴中南海新華門外聚集靜坐,要求與領導人對話,期間曾三度衝擊新華門,警民輕微衝突。20日凌晨,公安武力驅散新華門外集結的學生,300名學生被打傷,一名香港記者亦被打傷。
  4月21日,學生罷課抗議武警鎮壓,各校聯合遊行至天安門廣場通宵靜坐。嚴家其、李澤厚及包遵信等47名知識分子,聯名遞交公開信給中共中央、人大常委和國務院,除了稱胡耀邦為「中國當代民主過程的象徵」外,並肯定學生的要求。
  4月22日,官方舉行胡耀邦追悼會,約十萬名高校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靜坐,與近萬名軍警對峙。學生要求參加追悼會及與領導人對話和遞交請願信,其中3名代表更跪在地上十餘分鐘,但政府置之不理,令學生十分不滿,因而發生輕微衝突【異】。 (64memo祖國萬歲 - 2004)

遊行抗爭  

  由於政府拒絕與學生對話,北京的大學生遂罷課抗議,上街宣傳演講,募集學運經費。

  4月24日,北京35所大學全面罷課,上海、長沙、西安、南京等各大城市亦紛紛響應。
  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措詞強硬的《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社論,誣指學運是「動亂」,學生的活動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
  這篇社論激化學生與政府之間的矛盾,引起更大民憤。翌日,逾20萬學生不理政府威嚇上街遊行抗議,百萬市民夾道吶喊助威。雖然政府派軍警阻截,但在學生與市民的通力合作下,軍警防線一一崩潰,遊行取得巨大成功。
4月28日,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以下簡稱「北高聯」)成立【近】,並提出「與政府直接對話」等七項要求。29日,國務院官員首次與部分學生對話【異】,並聲稱「四.二六」社論非針對學生。30日,北京市委與北京16所高校29名學生對話【異】。 (64memo.com-2004)
  5月1日,「北高聯」發表《致全國各界書》及《告香港同胞書》,呼籲齊心支持學運,並要求政府坦誠、平等、開放地對話。2日,「北高聯」提出對話條件、內容及時間,限時答覆,否則於5月4日示威遊行。3日,國務院拒絕與「北高聯」對話,並指有海外反共組織在幕後挑動學生搞事。
  5月4日,學生藉著「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紀念日,衝出校園,十多萬名學生遊行至天安門,數百名北京新聞工作者加入聲援,全國各地響應。此時運動漸轉化為要求新聞自由,打擊貪污,嚴懲官倒,及繼續進行改革開放。

絕食死諫  

  學生有感遊行及罷課無效,便趁蘇聯共產黨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訪華期間將行動升級,於5月13日下午4時起,在天安門廣場絕食請願。

開始絕食時,有2,000多名學生參加【異】,其後陸續有學生及市民加入,使絕食人數增至3,000餘人。 (Memoir Tiananmen / 2004)
  絕食一天天的過去,但政府仍然毫不心軟,沒有尋求解決辦法,沒有正視學生所提出的要求,以致事態日益嚴重。5月16日絕食行動更升級為絕水絕食行動,不支倒地的學生已超過300人【近】。 (Memoir Tiananmen-89)
  北京各界目睹學生為中國的前途在廣場捱餓,而政府卻不聞不問,無不悲憤莫名,上街遊行,聲援學生,呼籲政府從速與學生對話。
  遊行聲援的各界人士包括工、農、解放軍、新聞界、知識分子、教育界及中小學生等約百多萬人,聲勢浩大,震撼京城,席捲全國。北京以至瀋陽、天津、南京、上海、杭州、武漢、長沙、成都、福州、廣州、深圳、港澳台及海外各界也紛紛聲援,使一場學生運動逐漸變為中華民族爭取民主自由的運動。

戒嚴圍城  

  5月17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發表聲明:肯定學運是愛國,呼籲同學停止絕食,並聲言絕不「秋後算賬」。18日,李鵬會見絕食學生代表,聲言政府和黨中央都沒有說過學生在搞動亂,但又稱北京已陷入無政府狀態,結果雙方不歡而散。

5月19日凌晨(絕食第7天),總書記趙紫陽、國務院總理李鵬到天安門廣場慰問絕食學生【近】。趙紫陽含淚道歉,連說來得太晚了:「我們來了,但太晚了,對不起!」他的誠懇態度令學生在當晚結束絕食,改以靜坐形式請願,學潮平息無疑露出一線曙光。 (64memo中華富強 / 2004)
  然而,5月20日凌晨,李鵬稱北京已陷入無政府狀態,將學運定為動亂,宣佈當日上午10時起在北京部分地區實施戒嚴和新聞封鎖。學生即時宣佈廣場20萬人大絕食抗議。
北京高校學生對話團、嚴家其等5名民主人士及57名人大常委拍電報給當時在美國訪問的人大委員長萬里促請回國,並要求召開人大常委緊急會議,處理當務之急。 (Memoir Tiananmen/2004)
  另一方面,老元帥聶榮瑧及徐向前答覆高校學生詢問時,表示部隊執行戒嚴是為了恢復首都的正常秩序,維護市區安全,並非鎮壓學生。
  戒嚴令頒佈後,執行戒嚴任務的軍隊源源開入京城,但屢遭市民及學生攔截,保衛天安門廣場靜坐的學生。軍人面對苦苦哀求的百姓及哭訴事件真相的學生,沒有作出強制行動,只好原地待命,戒嚴令無法執行。

靜坐堅持  

  雖然戒嚴部隊於5月23日後撤,但領導層內的頑固派不斷表態,支持「鄧李楊集團」的鐵腕鎮壓手段,使形勢越趨緊張,軍隊暗中入城的傳聞無日無之,堵截軍隊的市民疲於奔命,「狼來了」的驚嚇也使學生惶惶不可終日。
  在廣場內靜坐請願的學生,對於應留下還是撤離出現很大矛盾,內部意見亦非常分歧。部分學生認為是撤離的時候,不能將運動拖得太長,以致苦了積極支援學運的北京市民,而且撤離後還可以轉換其他深化的形式爭取民主。

  但持相反意見的學生,則認為撤離等於沒有結果,而且容易被當局進行秋後算賬。既然如此,倒不如靜坐請願,堅持到底,直至6月20日人大常委開會為止【異】。 (64檔案 / 89)
  經表決後,堅持靜坐的一派佔優,繼續留而不撤。堅持靜坐的學生,除了部分是北京的高校學生外,絕大多數是從外地前來支援的學生。
  為了激勵士氣,中央美術學院等六所院校學生,於5月29日晚上趕製成一座民主女神像,分四個部分連夜送往天安門廣場,經過16小時的裝嵌加工,民主女神像終於在天安門廣場豎立。
6月2日,學生開辦「民主大學」【異】,爭取中國邁向民主之路。作曲家侯德健、北師大講師劉曉波、原北大講師周舵及《北師大周報》前主編高新,在紀念碑前開始72小時絕食行動,發表《六二絕食宣言》,要求成立合法的民間組織,形成制衡的政治力量【近】。 (64memo.com/2004)

聲援學運  

  胡耀邦逝世及其後的群眾活動,香港及全球傳媒均有廣泛報導。香港專上學生聯會(以下簡稱「學聯」)早在4月21日已派出4名代表前往北京,瞭解學運情況及與當地學生交流,更在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的集會上,聲援北京學運。
  香港的教育界、新聞界及社會人士紛紛發表意見及聲明,支持北京學生。5月中旬,「四五行動」等團體及「學聯」分別於天星碼頭及新華社進行絕食及靜坐,聲援北京學生。
  其後,大專院校及社會團體紛紛舉行集會、遊行及聯署聲明,促請中國政府與學生展開對話。
  在李鵬宣佈戒嚴後,對話的希望幻滅了。5月20日,港澳兩地居民冒著8號及9號颱風,在狂風暴雨下集會,以悲壯的心情支援北京學生,要求李鵬下台。
  5月21日,香港百萬人上街遊行支持北京學生,歷時8小時,並宣告成立「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以下簡稱「支聯會」)。同日,香港《文匯報》社論開天窗,僅寫上「痛心疾首」四字。
  當時,不論左中右派的團體及市民,參與大小規模的集會、遊行、靜坐、絕食,同時又刊登聲明及政治廣告,以及傳真消息回國內,以表達對「鄧李楊集團」的不滿,「學聯」及「支聯會」等團體派員赴京,以物質及金錢支援北京學生。
  5月27日,香港演藝界200多人,在跑馬地馬場舉行了連續12小時的「民主歌聲獻中華」演唱會,籌得1,200萬元支援北京學運。於5月28日響應北京號召而進行的「全球華人大遊行」,香港更有150萬人參加。
  6月2日,「支聯會」赴京代表團將香港市民的捐款帶到北京,支援北京學運。「六四」後,北京形勢惡劣,代表團團長李卓人曾被扣留3天,寫了悔過書後獲釋回港,但尚有130萬元款項被公安當局沒收,至今仍未能追討回來。

血腥屠殺  

  6月2、3日,軍隊分批秘密進城,包圍了廣場一帶。6月3日早上,由於開路的越野車及後來運載軍械的旅遊巴士被民眾查悉,軍備被沒收【近】。 (64memo.com-89)
  下午,當局為奪回旅遊巴士上的鎗械,北京公安警察、武裝警察及戒嚴部隊在六部口新華門和人民大會堂西側,首次用催淚彈、塑膠子彈、警棍、長棍對付學生、工人和市民。近百名市民受傷。
  晚上10時起,「鄧李楊集團」不顧學生的和平抗爭,下令戒嚴部隊不理民眾攔阻,分東西兩路進逼,派出裝甲車橫衝直撞,掃除路障,撞殺人牆,強行開入天安門廣場;期間軍人大開殺戒,從木樨地﹑復興門﹑六部口至建國門一帶的長安街上,死傷無數。
  在阻截軍隊的行動上,北京市民視死如歸,以血肉之軀抵擋裝甲車及坦克車,徒手攔截手持衝鋒鎗的暴軍,前排倒下,後排湧上,表現出堅定而勇敢的大無畏精神,悲壯感人。
由於軍隊阻止民眾送受傷市民入院急救,拖延了醫治時間,致使許多群眾因未能及時醫治而犧牲了【同】。 (六四檔案 - 2004)
  6月4日凌晨2時許,大批戒嚴軍隊包圍了天安門廣場,學生和民眾被趕到人民英雄紀念碑。當時正在廣場絕食的侯德健以及學生代表與軍隊談判【異】,要求讓學生安全撤離。 (64memo.com - 2004)
  後來學生「獲准」由廣場的東南角撤出,但還沒有撤出,廣場上的燈在凌晨四時突然全部熄滅【異】,大批頭戴鋼盔、身穿迷彩軍服、手持衝鋒鎗的戒嚴軍蜂擁而至,圍住了紀念碑。另外,一批軍人更架起機關鎗,對準紀念碑正面的學生。根據倖存學生的憶述,戒嚴軍有計劃地佈了陣,然後由手持木棍、電棒的武警和軍人衝上紀念碑的第二層、第三層,狠狠的追打和平靜坐的學生,不少學生被打至頭破血流。學生於是被迫向下層逃走。同時,大批坦克車和裝甲車由天安門衝向紀念碑,將廣場上數百個帳篷營幕撞毀輾平,民主女神像也在此時被輾毀。 (64memo祖國萬歲 - 89)
  當日早上和下午,軍隊繼續在城內向聚集的民眾開鎗,傷亡人數無法估計。
  6月5日,軍隊仍在天安門廣場駐守,市民在街上遇到駐紮的軍隊時,仍高喊反軍管、反政府的口號。這一天,北京青年王維林隻身攔截一隊坦克車,更一度攀上領前的坦克車。
  6月6日清晨,大批坦克車仍嚴陣以待在天安門廣場佈防。北京市民和學生繼續架設路障,攔阻軍隊。
  下午,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和戒嚴部隊少將張工舉行內地新聞界和傳播機構的記者招待會,講述有關天安門廣場「清場」事件。袁木說軍隊受傷人數5,000多,而群眾和「暴徒」則有2,000多人受傷。部隊戰士加上「罪有應得」的歹徒有近300人死亡;學生方面有23人死亡。而張工更解釋說,當晚在廣場上沒有打死過一名學生和群眾,也沒有用裝甲車、坦克車壓死、壓傷一人。 (64memo.com / 2004)
  6月16日,袁木在接受美國廣播公司(ABC)訪問時,對該公司攝得戒嚴部隊進入天安門殘殺學生和市民的數千呎影帶,厚顏無恥地解釋為「以現代科技捏造」及歪曲事實的真相。

痛悼聲討  

  「六四屠城」激發全球華人群起聲討,各地集會、遊行不絕,痛斥中共殘殺手無寸鐵的市民及學生。
  6月4日,港澳兩地於下午分別舉行「黑色聲討大會、黑色大靜坐」,痛悼死難同胞,聲討滅絕人性的劊子手「鄧李楊集團」。與會者身穿黑白色素服,或臂纏黑紗,頭紮黑布帶、白布條,表示對死難烈士的哀悼。當日香港跑馬地馬場有20萬人集會,場面悲壯。一些報章為哀悼北京的死難者,原來紅色的報頭,也改為套印黑色。
  6月7日是香港市民向北京死難烈士追思的哀悼日,部分學校罷課,商店及工廠罷市、罷工,市民紛紛前往中區無名英雄紀念碑及新華社前的臨時靈堂獻花,弔唁致祭,一片愁雲慘霧。
  世界其他地區的華僑、留學生亦以最沉痛的心情哀悼愛國的死難者,並示威遊行到中國使館,聲討「鄧李楊集團」的罪行。
  對「鄧李楊集團」殘酷殺害手無寸鐵的民主人士,各國政府作出了強烈反應,特別是當時的美國總統布殊、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日本政府、法國外長、澳洲總理、西德政府、泰國政府等毫不留情地譴責中國政府,作出了抵制,並延長中國留學生的居留期,接受變節的中國使館人員的政治庇護。其中駐北京美國大使館,更收留了著名民主人士方勵之、李淑嫻夫婦。 (64檔案 / 2004)

白色恐怖  

  「六四屠城」後,北京市人民政府及戒嚴部隊指揮部宣佈「北高聯」、「工自聯」、「北京市民自治聯合會」、「首都知識界聯合會」、「首都各界維憲聯席會」、「外地赴京高校自治聯合會」等均為非法組織,必須立即自動解散,並設立熱線電話讓市民檢舉。
  國家安全部及中國公安部下令全國通緝方勵之夫婦、21名學生領袖、首都知識界23名主要成員及工人領袖。各地政府也自行發佈通緝名單,採取快捕快審的政策,企圖徹底鎮壓運動。
  根據勞改管理局的數字,「六四」後的一個月內,全國已有超過2,000人被捕,當然官方的數字不能準確地反映被捕的總人數。6月11日,香港學生姚勇戰在離開上海時被查證人員帶走,關禁了一年才獲釋。
  6月19日,李鵬、喬石及姚依林等會見首都戒嚴部隊三位「烈士」的親屬時,聲言會繼續大搜捕行動,以防民運人士「東山再起」。

薪火相傳  

  部分被通緝的學生及知識分子逃過「鄧李楊集團」的追捕,流亡到海外,組織了「民主中國陣線」繼續戰鬥。海外華人也紛紛組織起來,繼續支援中國民運。
  「支聯會」一直站在支援民運的最前線。中國政府曾設法將其取締,並攻擊香港成為「顛覆中共的基地」及「前哨陣地」,警告港人切勿「井水侵犯河水」。但多年來的「六四」周年活動仍有成千上萬的市民參與,顯示香港市民愛國家愛民主的情懷未變。 (64memo反貪倡廉-1989)


64memo.com - 2005
http://www.64memo.com/b5/13738.htm
香港支聯會,「六四大事紀(港支聯版)」,香港支聯會 http://www.alliance.org.hk/youth/memory.html2004年6月4日。


lastModified: 11/24/2004 6:09:00 AM

相關資料


  • 香港支聯會﹕六四大事紀(港支聯版)﹐2004年6月4日。

  • 網路圖片﹕支聯會放風箏紀念六四﹐2003年5月18日。

  • 港支聯﹕《血染的歷史》--八九民運真相(六四12周年祭)﹐2002年3月16日。

  • 港支聯﹕港支聯會聲援揭露SARS勇士蔣彥永吁平反六四﹐2004年3月9日。

  • 香港支聯會﹕王有才資料網頁﹐2001年10月9日。

  • 美國之音﹕香港支聯會呼籲關懷「六四」事件死難者家屬﹐2004年11月22日。

  • 美國之音記者何毅高峰﹕“六四”14周年:支聯會獻花紀念﹐2003年4月5日。

  • 明報﹕支聯會放風箏紀念六四﹐2003年5月18日。

  • 香港支聯會﹕請參與「愛心寄天安門母親」簽聖誕卡行動,慰問「六四」受難者家屬及獄中異見人士﹐2004年11月19日。

  • 港支聯﹕港支聯要求釋放蔣彥永二萬簽名「致胡、溫公開信」郵寄中央﹐2004年6月21日。

  • 大紀元﹕支聯會籌款109萬破十年紀錄--包括4千人民幣捐款﹐2004年6月7日。

  • 中央社﹕香港支聯會收集簽名反釋法及平反六四﹐2004年4月10日。

  • 中央社﹕司徒華:董建華曾三次勸他不要再辦支聯會﹐2004年6月5日。

  • 中央社﹕港支聯動員,全球兩萬人簽名要求中共釋放蔣彥永﹐2004年6月21日。

  • 中央社﹕香港支聯會樹立民主女神像宣傳民運訊息﹐2004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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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4memo - 六四大事紀(港支聯版) by 香港支聯會

    2004年3月30日 星期二

    六名「六四」受难者家属向联合国提交「六四」失踪者报告 (图)

     

    【人民报消息】多名「六四」难属包括丁子霖女士,28日被内地公安带走及抄家,据信与她们向联合国提交「六四」失踪者报告有关。香港多个人权及宗教团体25日举行记者会,「六四」六名受难者家属证词的光碟首度在香港播放。



    六名「六四」受难者家属证词的光碟

    据大纪元记者李思婷香港报道,日前,由香港多个人权及宗教团体组成的「天安门母亲运动(http://www.fillthesquare.org/chinese/)」25日举行记者会,宣布将派代表赴日内瓦,向「联合国强迫及非自愿失踪工作组」提交报告,陈述国内「天安门母亲」于「六四」屠杀后记录失踪者的情况,并首度在香港播放「六四」六名受难者家属证词的光碟,除讲述亲人遇难的情况外,还亲述这十五年来的痛苦与挣扎,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六四」失踪者。
    丁子霖的儿子蒋捷连在「六四」时被杀,她在光碟中作出呼吁,她说:「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注『六四』失踪者的命运。对这些『六四』失踪者的家属来说,他们的命运比我死在(北京)木樨地的儿子更悲惨。他们都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号夜,以及以后的几天里突然从这个地球上消失的。这些失踪者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到现在下落不明。他们的亲属在期盼着,在过去的岁月里曾经多方寻找,但是毫无结果。所以这些『六四』失踪的人(家属),他们和『六四』死难者一样,都是那场流血惨案里边的无辜的受难者。」丁子霖的证词全长八分五十九秒,她「说出真相,寻求正义,呼唤良知,拒绝遗忘」的呼吁,全长十七分钟。

    另一位在北京家中被当局带走及抄家的「天安门母亲」张先玲,在证词中说:王楠(她的儿子)是找到了尸体,还有很多人说在那个地方有个参加过掩埋的警察,曾跟他的朋友说,他朋友又告诉我。他说那个地方埋了二十几具尸体,那些人到现在都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都是些失踪者。」张先玲的证词全长八分十九秒。

    其他「天安门母亲」都在证词中描述儿子被杀、找寻儿子或尸体中枪情况,或是找寻儿子时,在四十多间医院里共看见「至少有四百多具尸体」的情况,只有张先玲披露儿子被「集体埋葬」的恶行,未知当局抓走她是否与此有关。

    「天安门母亲运动」记者会当天向传媒派发了两张证词光碟,但因担心她们会遭中共当局报复,故叮嘱传媒不可公布她们的样貌。

    ----------------------------------------------------------------------------------

    附:“六.四”死难者家属的证词

    http://www.hkhkhk.com/64name/64.html

    六名「六四」受难者家属向联合国提交「六四」失踪者报告 (图)

    2004年3月29日 星期一

    赵品潞追思会

    春仁:赵品潞追思会

       六四天安门镇压后逃离中国来到美国的中国工运领袖赵品潞追悼会昨天在纽约举行。赵品潞
       的家人及生前好友100多人参加了他的追悼活动。与会者赞扬赵品潞为中国当代自由工会运
       动的先驱和勇士。享年48岁的赵品潞因患晚期肺癌于3月9日去世。被北京当局列入不准入境
       黑名单的赵品潞临终遗愿是希望他的儿子有机会将他的骨灰带回大陆。
       工运先驱和勇士
       3月27日,前北京工人自治联联合会领导人赵品潞追悼会在纽约布鲁克林万寿殡仪馆馆举行
       。赵品潞的家人及生前好友100多人参加了他的追悼活动。赵品潞的朋友,著名民运人士徐
       文立、王有才、徐水良、魏魏玲、凌峰、胡平、王军涛、严家其、辛灏年以及叶宁、傅申奇
       等众多基督教会的教友到会对赵品潞的去世表示了沉痛的追思和哀悼。赵品潞治丧委员会联
       络人,他生前的律师朋友李进进及自由中国运动的好友连胜德主持了追悼活动。?
       在89民运中因为出任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法律代表而与赵品潞成为朋友的律师李进进说,赵
       品潞是当代中国自由工人运动的先驱和勇士,也是中国在海外政治流亡者中为民主自由事业
       奋斗的坚定理想主义者和实践者。
       李进进:“15年前天安门广场上许多人仅仅是以声援的方式来参与民主运动,而一群工人打
       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在美国流亡生活的时候仍然没有放弃他的理念,品潞是没有任何背后
       的支持,完全靠自己做搬运工、装修工来维持。在这个过程中从来没有忘记中国大陆。”?
       十多年打工为生
       赵品潞因患晚期肺癌不治,于二零零四年三月九日在纽约皇后医院病逝,享年48岁。星期六
       下午5点,赵品潞遗体由家人和朋友护送进火葬场火化。
       赵品潞生于1956年,北京人,曾是中国铁道部所属企业的木工。在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中
       ,他是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选出的五位常委之一,六四解放军开枪镇压后因遭中国政府通缉
       逃离中国,在香港流亡三年,1992年底以难民身份来到美国,十多年来一直靠打工为生。
       回国权利被剥夺
       根据中国人权1994年公布的中国政府禁止异议议人士入境的名单,赵品潞被归入了其中的第
       二类。赵品潞在得癌症的两年内曾参予了争取自己回国权利的活动。眼看着没有机会在有生
       之年重新踏上故土,他最后向他的太太张桂芬表示了自己热爱中国的愿望。
       张桂芬说:“他说一定要回去……活着时候不可能回去,说死了以后让他儿子把骨灰带回去
       。”张桂芬最为遗憾的是赵品潞病危送医院那天她去上班了,下班后到医院,赵品潞已经昏
       迷不醒。一直到去世,使她没有机会同丈夫说上最后的话。
       客死纽约又一人
       赵品潞是继异议人士王若望2001年12月病逝纽约后又一位客死异乡的六四事件流亡人士。
       赵品潞77岁的父亲赵勇福在赵品潞逝世前两个多星期被获准前来探视。直到他来到美国时,
       因为家里人一直瞒着他,他还不知道赵品潞已经病入膏肓赵勇福:“我一进门呀,我一瞅见
       我这儿子,我这眼泪就下来了。我说怎么都病成这样啦?还是不错的,我们爷儿俩还说了半
       个月的话。”赵品潞的弟弟因参加六四事件被中国政府判刑13年。目前虽获保外就医,但仍
       在剥夺政治权权利期间。
       一直很欣赏赵品潞人品的前社科院政治学所主任严家其说,赵品潞因为六四逃离中国来到美
       国,十多年来一直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他的生活稍有改善是在做装修工的时候,但是也正
       是在那时,可能由于不良的工作条件,使他吸入了过多涂料中的有害物质而得了肺癌。
       赵品潞在生病的最后时刻相信了基督教,但是还没来得及受洗就病故了。追悼会最后以基督
       教的追思礼拜结束。
       赵品潞先生生平
       赵品潞,男,1956年10月13日生于北京,1989年6月之前,曾在中国铁道部属下的房产建筑
       工程处工作。1989年5月中下旬,在中国政府宣布北京市戒严之后,赵品潞先生毅然决然投
       入了当时如火如荼的民主运动。他一方面组织北京工人市民们声援学生们的绝食和静坐抗议
       活动,另一方面,为组织工人自治联合会呕心沥血地工作。他参与了北京工自联章程的制定
       ,积极地联络其他社会团体。通过民主选举与他人一起正式创立了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后的
       第一个独立工会组织——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赵品潞被选为由5人构成的集体领导机构-常
       务委员会-委员之一。
       在中国政府用武力镇压了89年民主运动之后,赵品潞先生走上了艰难的流亡之路。他在中国
       辗转3年有余,后在群众的保护之下,逃脱了政府的追捕,并于1992年10月逃抵香港,最后
       在香港爱国民主人士的安排之下到美国定居。
       中国民主运动的过程是艰难的,参与中国民主运动的志士们的个人生活更为艰难。在这双重
       的艰难中,赵品潞一方面靠自己的双手维系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仍然坚持民主自由的理念
       ,为中国的民主自由事业而奔波。赵品潞在美国流亡期间,曾担任国际华人工人联合会主席
       和中国自由民主党副主席职务,他也是自由中国运动的创始人之一。
       流亡生活的艰辛最终使赵品潞患上了不治之症。两年前,即2002年元月,他被确诊为晚期肺
       癌。在此之后的两年与病魔的斗争中,我们仍可以在生活中听到赵品潞乐观的笑声,在抗争
       独裁者的队伍中看到赵品潞的身影。2004年3月9日12时20分,赵品潞带着他的信仰,平安地
       离开了我们。他没有留下任何怨言和遗恨,只有宽容和希望。
       赵品潞先生逃离中国后,就被中国政府列入不可回国的黑名单上。从1992年底,他就再没能
       踏上那一片热土。思乡之情,拳拳之心,只有今后伴随着他的骨灰撒入祖国的土地。

    2004年3月27日 星期六

    赵品潞追思会在纽约举行 /工人自治联合会

     

       六四天安门镇压后逃离中国来到美国的中国工运领袖赵品潞追悼会昨天在纽约举行。赵品潞
       的家人及生前好友100多人参加了他的追悼活动。与会者赞扬赵品潞为中国当代自由工会运
       动的先驱和勇士。享年48岁的赵品潞因患晚期肺癌于3月9日去世。被北京当局列入不准入境
       黑名单的赵品潞临终遗愿是希望他的儿子有机会将他的骨灰带回大陆。
       工运先驱和勇士
       3月27日,前北京工人自治联联合会领导人赵品潞追悼会在纽约布鲁克林万寿殡仪馆馆举行
       。赵品潞的家人及生前好友100多人参加了他的追悼活动。赵品潞的朋友,著名民运人士徐
       文立、王有才、徐水良、魏魏玲、凌峰、胡平、王军涛、严家其、辛灏年以及叶宁、傅申奇
       等众多基督教会的教友到会对赵品潞的去世表示了沉痛的追思和哀悼。赵品潞治丧委员会联
       络人,他生前的律师朋友李进进及自由中国运动的好友连胜德主持了追悼活动。?
       在89民运中因为出任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法律代表而与赵品潞成为朋友的律师李进进说,赵
       品潞是当代中国自由工人运动的先驱和勇士,也是中国在海外政治流亡者中为民主自由事业
       奋斗的坚定理想主义者和实践者。
       李进进:“15年前天安门广场上许多人仅仅是以声援的方式来参与民主运动,而一群工人打
       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在美国流亡生活的时候仍然没有放弃他的理念,品潞是没有任何背后
       的支持,完全靠自己做搬运工、装修工来维持。在这个过程中从来没有忘记中国大陆。”?
       十多年打工为生
       赵品潞因患晚期肺癌不治,于二零零四年三月九日在纽约皇后医院病逝,享年48岁。星期六
       下午5点,赵品潞遗体由家人和朋友护送进火葬场火化。
       赵品潞生于1956年,北京人,曾是中国铁道部所属企业的木工。在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中
       ,他是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选出的五位常委之一,六四解放军开枪镇压后因遭中国政府通缉
       逃离中国,在香港流亡三年,1992年底以难民身份来到美国,十多年来一直靠打工为生。
       回国权利被剥夺
       根据中国人权1994年公布的中国政府禁止异议议人士入境的名单,赵品潞被归入了其中的第
       二类。赵品潞在得癌症的两年内曾参予了争取自己回国权利的活动。眼看着没有机会在有生
       之年重新踏上故土,他最后向他的太太张桂芬表示了自己热爱中国的愿望。
       张桂芬说:“他说一定要回去……活着时候不可能回去,说死了以后让他儿子把骨灰带回去
       。”张桂芬最为遗憾的是赵品潞病危送医院那天她去上班了,下班后到医院,赵品潞已经昏
       迷不醒。一直到去世,使她没有机会同丈夫说上最后的话。
       客死纽约又一人
       赵品潞是继异议人士王若望2001年12月病逝纽约后又一位客死异乡的六四事件流亡人士。
       赵品潞77岁的父亲赵勇福在赵品潞逝世前两个多星期被获准前来探视。直到他来到美国时,
       因为家里人一直瞒着他,他还不知道赵品潞已经病入膏肓赵勇福:“我一进门呀,我一瞅见
       我这儿子,我这眼泪就下来了。我说怎么都病成这样啦?还是不错的,我们爷儿俩还说了半
       个月的话。”赵品潞的弟弟因参加六四事件被中国政府判刑13年。目前虽获保外就医,但仍
       在剥夺政治权权利期间。
       一直很欣赏赵品潞人品的前社科院政治学所主任严家其说,赵品潞因为六四逃离中国来到美
       国,十多年来一直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他的生活稍有改善是在做装修工的时候,但是也正
       是在那时,可能由于不良的工作条件,使他吸入了过多涂料中的有害物质而得了肺癌。
       赵品潞在生病的最后时刻相信了基督教,但是还没来得及受洗就病故了。追悼会最后以基督
       教的追思礼拜结束。
       赵品潞先生生平
       赵品潞,男,1956年10月13日生于北京,1989年6月之前,曾在中国铁道部属下的房产建筑
       工程处工作。1989年5月中下旬,在中国政府宣布北京市戒严之后,赵品潞先生毅然决然投
       入了当时如火如荼的民主运动。他一方面组织北京工人市民们声援学生们的绝食和静坐抗议
       活动,另一方面,为组织工人自治联合会呕心沥血地工作。他参与了北京工自联章程的制定
       ,积极地联络其他社会团体。通过民主选举与他人一起正式创立了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后的
       第一个独立工会组织——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赵品潞被选为由5人构成的集体领导机构-常
       务委员会-委员之一。
       在中国政府用武力镇压了89年民主运动之后,赵品潞先生走上了艰难的流亡之路。他在中国
       辗转3年有余,后在群众的保护之下,逃脱了政府的追捕,并于1992年10月逃抵香港,最后
       在香港爱国民主人士的安排之下到美国定居。
       中国民主运动的过程是艰难的,参与中国民主运动的志士们的个人生活更为艰难。在这双重
       的艰难中,赵品潞一方面靠自己的双手维系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仍然坚持民主自由的理念
       ,为中国的民主自由事业而奔波。赵品潞在美国流亡期间,曾担任国际华人工人联合会主席
       和中国自由民主党副主席职务,他也是自由中国运动的创始人之一。
       流亡生活的艰辛最终使赵品潞患上了不治之症。两年前,即2002年元月,他被确诊为晚期肺
       癌。在此之后的两年与病魔的斗争中,我们仍可以在生活中听到赵品潞乐观的笑声,在抗争
       独裁者的队伍中看到赵品潞的身影。2004年3月9日12时20分,赵品潞带着他的信仰,平安地
       离开了我们。他没有留下任何怨言和遗恨,只有宽容和希望。
       赵品潞先生逃离中国后,就被中国政府列入不可回国的黑名单上。从1992年底,他就再没能
       踏上那一片热土。思乡之情,拳拳之心,只有今后伴随着他的骨灰撒入祖国的土地。

    春仁:赵品潞追思会 /中国工人自治联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