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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6月21日 星期二

王金波“六四”与我——“六四”10周年祭


“六四”与我——“六四”10周年祭
王金波
   10年前我17岁,正上高中。
   在这之前的1988年,迄今我仍认为是近50年来思想非常自由的一年。那时,受各种思潮的影响,年仅16岁的我开始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反感,并对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同马、恩设想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产生怀疑。1989年3月,我首次接触到《河殇》解说词(并从此记住苏晓康、远志明、谢选骏、王鲁湘等人的名字),大为震撼,用一周的课余时间抄完全文。《河殇》使我认定,自由、民主离现实社会甚远,仍需人们奋进争取。
   4月15日下午,我在家里挑水,走在街上听到一阵哀乐传入耳朵。又有一个大官死了,我想。果然,是耀邦先生逝世了。回到学校我对一个同学讲,耀邦先生太可惜了(当然可惜在什么地方我比较模糊)。但我绝对想象不到以后事态的发展。北京等地学生开始纪念耀邦先生,可《人民日报》却发表了臭名昭著的《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我对这篇社论特别反感,开始注意事态的发展。当局与学生进行了令人失望的对话,我现在仍记得,当时有一个学生中途退出会场以抗议与会学生不具真正的对话代表资格。
   当时我所接触到的媒体仅有报纸、电视、收音机。我家没电视,只有一台旧式收音机。我平时并不住在家里,收音机只能每逢周末回家听一次大陆和港台的广播,在学校里则只能课余时间偶尔去别人家看一、两次电视。学校有阅报栏,一、两天换一次。这就是我当时的条件。
   5 月13日学生绝食后,掀起一个新的高潮。特别是社会各界前往广场声援学生的报道和场面大量出现在媒体上时,整个社会无不关注学生的身体健康和事态的发展。每天晚自习前,我都千方百计去看报纸和电视,回到教室就讲给别的同学听。据后来了解,当时有的同学戏称我为“发言人”。
   5月19日我写了一封声援信,内夹10元钱。由于不知往哪里寄,就用挂号信寄给了当时我比较喜欢听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午间半小时》节目的主持人傅成利先生(到现在我也不知他的名字是否这样写),由他转交“天安门广场上绝食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在这封信中,我以一名中学生的热血赤诚之心,向他们表示了崇高的敬意,认为他们是在完成“五四”先辈们的未竟事业,他们得到了所有有良心的中国人的理解支持和声援,同时衷心劝告他们爱护身体珍惜健康。我在信中用的是化名“王盼匿”,意为我已同传统叛逆。我留了一份底稿。当然我并不知道,就在这一天,当局已决定戒严。这封信到底落到了谁手里我不清楚,但我想,它对我的影响可能刚刚开始。
   在这期间,我还用其他方式表达对学生的支持和声援。当时,语文课我们正在学习用归谬法进行论证。我用的素材是《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归谬法 ‘论既往不咎’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4.26),说学生们未经批准擅自游行是‘违法’的;但若就此为止,中央将‘既往不咎’。
   “这就来了问题。如果说学生们的游行确实是违法的,那么我们国家实行的是‘违法必究’,岂能‘既往不咎’呢?如果说学生们的游行并不是违法的,又何来‘既往不咎’?
   “因此说,社论在这点上是前后矛盾的。”
   作文交上去以后,到下周的作文课才发下来,我发现老师没有打分,只写了一句话:“最好不要写这些不好说的问题。”当时正值各媒体明显倾向学生,我就在老师的话下面添了一句:“‘彻底否定《人民日报》”4.26“社论’,这是广大的爱国学生提出来的;我仅是讲的其中的一部分,有何罪过?!”
   5月19日的作文课是一篇给材料作文,我写的是:
   “奉献·官倒·学生运动──读《鞋》有感
   “‘军人就意味着奉献。’大个子军人正是体现着这一哲理。他,也许是个运动场上的健将,但他从此不能再在运动场上驰骋;他,也许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小淘气的爸爸,但他从此不能再和小儿子捉迷藏……他本来应该有的,现在没了,奉献出去了──这就够了,这就是他的职责,也就是他那样的人的职责──光明磊落,流芳千古。
   “另一些人却只知道索取。他们利用自己的职权,纵容、包庇自己的亲属好友,倒买倒卖,贪污腐化,一切都离不开‘自己’。就是这样的人,还自称是‘真正的人民公仆’──卑鄙龌龊,遗臭万年。
   “两相对照,你能想起什么呢?
   “今天的四月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正是针对那些贪污腐化、倒买倒卖的官僚们的。大学生们喊出了‘打倒官倒’、‘清除腐败’的口号,道出了多少中国人想说又不敢说的心里话!因为政府没能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他们不得不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一个个大学生晕倒了,一个个亲人的心碎了。然而,他们没有怯阵。天安门广场游行示威的群众早已达300万,连中小学生、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也参加了;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外地进京的人数已达数万;福州300名学生为了进京声援卧轨三小时……所有这一切,学生们、广大声援的人民群众,他们贪图的是什么呢?他们贪图的是‘搞垮身体’吗?他们贪图的是‘挂氧气瓶’吗?不,他们没有任何贪图,要说有‘贪图’,那也是‘贪图’真正的大多数人享有的民主、法制、自由、平等,而这实质上正是真正的无私的奉献。
   “朋友,如果你有良心的话,能说这不是真正的奉献吗?”
   5月26日的作文课上,我发现老师没有批阅上面的作文,并且老师在课堂上说,上次有个同学写的内容很敏感,我劝他不要写这些不好说的问题,谁知他给我来了个反批──老师没说完,同学们都清楚了,这事除了我没别人。事实上,去年我参加民运后,有的同学对我讲:你搞这个我不会奇怪,你不搞这个我才会奇怪呢!
   由于我所在的山东省莒南县是个比较贫穷落后的小县城,并未发生公开的游行示威活动,所以我无法以进一步的方式参与这场永垂青史的民主运动。
   这一段时间,我通过媒体听说了王丹、严家其、包遵信、陈一咨、苏绍智、吾尔开希……知道他们是站在正义一边的。
   5月20日突然传来戒严的消息,媒体也明显转向。我更加密切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我记得当时的匈牙利总理内梅特曾说:“应该不准任何政治力量利用军队来解决内政问题”,“斯大林模式的一个最可恨的特点之一就是肆意动用武装力量整治本国人民。我们应该最坚决地同过去的这种做法决裂。过去的做法造成的后果是,至今在公众当中和在人们心理上还存在着一种潜流,那就是对武装力量惧怕和怀疑。”这条新华社5月20日发自布达佩斯的国际新闻醒目地刊登在5月22 日《人民日报》的头版,这种有些不太寻常的排版不能不说是民众对戒严的一种反抗。
   随后是戒严部队开始进驻北京各大重要部位。看到戒严部队进城受阻,我很高兴,对同学们说,应该是“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戒严”。
   但,“六四”大屠杀还是发生了。
   我很悲痛,我很愤怒,我怎么也想象不到,机枪坦克会对准手无寸铁的学生市民。
   然而,这是事实,无可辩驳的事实。古老的民族再一次饱尝了独裁者的铁血恐怖。
   我擦亮了眼睛。
   我终于擦亮了眼睛。
   我对美丽的谎言不再抱有幻想。
   随后的日子里,我从通缉令上听说了方励之(其实1987年我就听说过他和刘宾雁、王若望)、柴玲、王有才、韩东方……;又通过当局的批判文章听说了魏京生、任畹町、刘晓波、万润南、鲍彤、许良英、胡平、王炳章、钦本立、胡绩伟、戈扬、戴晴、金观涛、于浩成、张伟国……当然此时我已学会“正面文章反面看”和“反面文章正面看”;再后来,又通过各种媒体听说了林牧、丁子霖、卢四清、刘青、王希哲、徐文立、秦永敏、江棋生、王军涛、陈子明、刘国凯、徐水良、郑义……等等。
   下半年开始,在继续关注国内形势的同时,我把注意力集中到东欧和前苏联的变化上。随着苏东形势的演变,我为每一点进步欢呼雀跃,并且后来我想,假如耀邦先生晚去一年,中国会是什么样子?至今我仍认为,“六四”大屠杀对苏东早日实现民主是有很大作用的。
   到前苏联“8.19”事件时,我思想的发展方向已基本定型,即认为现行制度必须变革,中国应实行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立法机构成员由直接选举产生,军队、警察国家化,确立市场经济和私有制;为达此目的,只能遵循公开、理性、非暴力的原则。
   1991年我考上华东地质学院【1】分析系【2】工业分析专业,当年11月我同几名学生秘密组成强国研究会,次年6月经学校中共党委宣传部批准正式成立【3】,我出任首任会长。这是我的一次尝试,目的是很传统的:以组织的形式来探讨民主理论,以期将来对社会进行变革。该会成立后的全部活动仅仅是在小范围内开过两、三次会,请学校党办的一位老师举行过一次讲座。后来因未发现志同道合者,我逐渐退出,该会在存在了大约一年半以后无疾而终。
   1995年初我买了一台10波段收音机,开始收听VOA、BBC、法广以及后来的RFA等广播。大概在4、5月份,我给VOA(北京9171号信箱)写了封信,内容是纪念“六四”6周年并附有1989年5月19日我的声援信的底稿。6月,系领导突然找我谈话了解我对毕业分配的一些想法,然后学校保卫处把我叫去,于是一封匿名信落在我面前。这封信是对我系一位抓补考较多的女老师的咒骂和恫吓,而正好她的一门课程我补考。保卫处处长声称经过专家鉴定该信笔迹与我的很相似。实际上,这封信除了“华东地质学院”中“质”的繁体字写法与我常用的相同外【4】,仔细一看就会发现我的笔迹与之并不一样,很容易区分。我问心无愧,以书面形式声明此信与我没有任何联系。但在该信的刺激下,这位性格非常要强的女老师对补考抓得特别严,我与另一个同学均未及格。这样,我未能拿到毕业证。至于那封声援信同这封匿名信的关系,我是在1997年才把它们联系起来的。
   1995年8月我到临沂制药厂工作后,继续收听外电,关注中国的人权和民主事业。1997年1月全厂停产后,我只能偶尔打零工。生活的窘迫使我更加渴望投身民主运动,但一直没有找到,于是就给香港的韩东方先生写了一封信。这封“六四”8周年寄出的长达十五、六页的信的前半部分主要是我的思想历程和 1989年5月19日我的声援信的底稿,后半部分主要是临沂制药厂的一些情况和我的看法,以及将来我有可能在“六四”周年纪念日去天安门广场打出要求平反“六四”的标语的想法。8月28日上午,临沂市国家安全局秘密搜查了我的宿舍,下午到晚上传唤了我八、九个小时。又过了一、两个月,我无意中突然联想到,会不会是1995年我寄给VOA的信也被他们截下,所以才有了那封匿名信呢?当然,现在我手上没有任何证据【5】。
[下一页]
我曾在日记中写道,假如将来有一天我被抓起来,就以王丹为榜样,宁肯把牢底坐穿。当然,这个日记本也在那天被国家安全局没收了。这一天他们传唤我还有一个借口,即我在给韩东方先生的信中说,我于6月4日这天理发以纪念“六四”。国家安全局的警察说,这也是不允许的。我觉得这简直是笑话了。
   虽然我没有正式参与“六四”,但我觉得,“六四”一直是促使我前进的压力和动力,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的“六四”情结一时是不可能解开的。我已向所有人公开宣布:我愿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奉献毕生的精力;在这条路上我将一直走下去,除非我死了。实际上,我一直是以“六四”英雄为楷模、以 “六四”精神为指引,最终找到并义无反顾地参与民运的。
   “六四”英魂何日得以告慰?
   相信时间不会太长。
   谨以此文为“六四”10周年祭。
   1999年4月10日初稿,浙江桐乡;2000年11月23日二稿,山东莒南

【附注】

   1、华东地质学院于2002年更名为东华理工学院。今年我出狱后曾于十几天前登陆Chinaren校友录并留言,但几天后发现我的名字和留言被删得一干二净。
   2、分析系于1993年更名为应用化学系。
   3、全名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著作研究强国会。当时我坚决主张不要斯大林的名字,因为他的名声太臭。
   4、“质”有两种繁体字写法:“貭”和“質”。我常用后者。
   5、然而,现在似乎有所进展。2001年5月我入狱后警察抄我家时,莒南县公安局政治侦察大队大队长杜宣台声称“王金波在上大学时我们就盯上他了”。
   2005年6月21日,山东莒南
http://www.asiademo.org/read.php?charcode=GB2312&id=274
(“六四”与我——“六四”10周年祭 全文完

2005年6月11日 星期六

我所经历的“六四”——纪念为中国民主运动献身的勇士们

【亲历六四】
      我所经历的“六四”——纪念为中国民主运动献身的勇士们
                ·星 光·
  一晃六四已过去了十六年,这十六年我走过了很多地方,经历了很多事情,但八九年六四那悲壮惨烈的一幕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让我久久不能忘怀。我愿意作为历史的见证人把我的亲身经历记录下来,献给那些英勇献身于中国民主事业的勇士们,纪念那些在血雨腥风之夜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们。
  一九八九年,我正在北京一所部队医院的研究生院学习。虽说我们这些研究生作为文职军人不能和北京其他高校的学生们一起罢课,绝食,直接参与到那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要民主的运动中去,但我们研究生院的一百多位学生的心早已飞到了广场。我们密切地注视着民主运动的进展,真诚的希望政府能和学生对话,达到消除腐败,惩治官倒,开放新闻自由,加速民主和法制建设的目标。
  为了支持广场上学生的绝食运动,我们研究生院的学生不顾各级领导的阻拦,自发地组织了一场到广场的游行。记得一路上,我们打出的军队院校的旗帜受到了北京市民和学生们的热烈欢迎,因为我们向他们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军队并不是铁板一块,军队中也有很多人象我们一样是支持民主改革的。据说我们的游行让总政及总后的领导们大为光火!
  戒严令发出及军队进城后,北京市民在各路奋勇堵军车。西边一路就被堵在玉泉路及五棵松一带。记得当时我们医院的大院内也塞满了军车。医院内的医生和护士们苦口婆心地向戒严部队的战士们解释北京当时的情况及学生们的诉求,要求战士们不要受骗上当,不要向学生们开枪。记得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专门穿上那笔挺的将校服,语重心长的对戒严部队的战士们说:“我的军衔比你们高,我的军龄比你们长。我以一个老军人的身份对你们说,我们是一支人民的军队,可千万不能把枪口对准人民呀!”看着戒严部队官兵那困惑的面孔我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
  六月三日傍晚,北京的天气异常的闷热。晚六时三十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紧急通告》。《紧急通告》要求:“全体市民要提高警惕,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到街上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广大职工要坚守岗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凭着北京人多年培养出的政治嗅觉,很多人预感着晚上要出事。
  吃完晚饭后,我在宿舍里再也呆不住了。脑海里翻来覆去只有一个念头,如果今天部队会强制进城清场,如果今天会有流血冲突,我这个学医的就应当在那最前线救死扶伤。就这样我拿上我的白大褂,骑着车悄悄地遛出了医院。西长安街上,人群壅壅嚷嚷,很多人不理会紧急通告的要求,在街上打听议论戒严部队的最新动向。广场上,民主大学的开幕典礼刚刚结束,看不出什么特殊的迹象。我笑笑对自己说,但愿我是多虑了。九点多钟,我骑车离开了广场,沿着西长安街回医院。
  骑到快到民族宫,路就被堵住了。人们纷纷传说戒严部队已经开枪,在木墀地一带打的很惨,已逼近民族宫了,正说着戒严部队已到了眼前。只见前面由防暴战士开路,他们手拿警棍和盾牌,站成一排向前慢慢地推进。而街上民众的口号是坚决把他们堵住,绝不放他们到广场去。只见很多身手矫健的小伙子们爬上长安街南面的平房,将房上的瓦片揭下来摔碎,当作武器砸向戒严部队。但这种抵抗很快就被枪声和子弹压下去了,只见一排排子弹射向空中,前面有人倒下去了,鲜血染红了大地,人们被子弹压的卧倒在地上。但枪声一停,又会有人大骂着“打倒法西斯”,奋勇地冲上去。就这样,很多人一直尾随戒严部队推进,只要枪一响,就立即卧地。每次枪响后,总有流血、伤亡,而枪一停又有人奋不顾身地冲上去。在西单路口有人把点燃的公交车横在马路中间试图阻挡戒严部队坦克及车队的通过。那尖厉的枪声和火红的鲜血让双方都拚红了眼。真正上演了一场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阻挡枪林弹雨,铁甲战车的人间惨剧。
  随着大批伤员的出现,我和几个北医的学生一起利用西单路口的医疗用品商店成立了一个简易救护站。对送来的伤员我们用绷带作简单的止血固定包扎,再由市民们用平板或三轮车送到附近的邮电,复兴和人民医院去。有的人抬进来已经没救了。也有那重伤员让我们无从下手。老实讲,我虽然有急诊室抢救的经验,但从未经过战伤救护的训练,一下子面对这么多形形色色,伤势轻重不一的伤员,真有力不从心的感觉。记得有一个学生左胳膊上的动脉被打穿了,抬进来时几个人压着胳膊,那血还是象喷泉似地向外冒,一般的止血法根本止不住。我们只好从桌子上找到一个墨水瓶,压到出血口处再用力用纱布缠住,但那血还是很快就渗透了纱布。我知道这样耽误下去,仅仅是大量失血就会要了他的性命。赶紧叫人立刻把他送到最近的医院去。那天晚上街上到处跑着飞速救人的平板车。
  可直到此时,还有市民问我。“大夫,这伤是被橡皮子弹打的吗”?我对着他们那困惑的眼睛不知该讲什么?死伤的人就在面前,但他们仍然对政府抱着希望,他们仍然不愿相信人民的子弟兵会对手无寸铁的人民开枪。看着我满身满手的鲜血,我只想向那苍天呼唤,天底下怎会有这样的政府?怎会有这样的子弟兵?
  经过一段时间的拉锯战,戒严部队的车队终于冲过了西单路口,最后抵达天安门广场形成了对广场上学生的包围。部队过去后,大家都非常担心。如果在长安街上就打得如此惨烈,那么天安门清场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我不敢想象下去,只是觉得作为一个白衣战士,绝不能在这最后关头当逃兵。就这样,我决定到广场去。
  那天晚上虽说戒严部队在天安门广场的南北布下了包围,在东西面则留下了很多出口。凭着我对北京的了解,很容易我就从人民大会堂后面绕进了广场。此时已过午夜,广场上的高音喇叭在一遍遍播放《紧急通告》。《紧急通告》称:“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暴徒们猖狂袭击解放军指战员,抢军火,烧军车,设路障,绑架解放军官兵,妄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人民解放军多日来保持了高度克制,现在必须坚决反击反革命暴乱。首都公民要遵守戒严令规定,并同解放军密切配合,坚决捍卫宪法,保卫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和首都的安全。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立即离开,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凡不听劝告的,将无法保证其安全,一切后果完全由自己负责。”这一遍遍播放的《紧急通告》在广场上造成了一种非常紧张压抑的气氛,很多人离开了广场。而在这样的时刻留在广场上的人,心里都很清楚,自己将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
  到广场后,我很快就找到了红十字会在广场上的急救中心。因为我身上的白大褂血迹斑斑,很多人围上来打听外面的情况。我告诉他们在西长安街上打得非常惨烈,死伤很多,希望他们做好最坏的准备。当时红十字会正尽量把广场上的医务人员召集在一起,准备在最后的时刻发挥我们的作用,尽可能的救护伤员。
  凌晨三点多种,侯德健等人去和戒严部队谈判。谈判结果是:广场上的学生将有组织的自动撤出广场,戒严部队不能开枪,而处于中立地位的红十字会急救队将在这整个过程中不撤离,留在广场上,救护双方的伤员。我们及所有我们救护的伤员都应按国际惯例受到双方的保护。记得当时红十字会急救队的负责人把这一谈判结果告诉我们,让大家自愿选择是跟着学生撤离,还是冒着生命危险留在广场上。因为谁都不能保证一旦局面失控,留下来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
  我记得当时有将近百人愿意留下来,这样我们这一百多号人聚集在广场东部历史博物馆前,打起了红十字的会旗,大家尽量把白大褂穿上及红十字袖标戴上,等待着最后一刻的到来。当时广场急救站的帐篷内还有一些从长安街上下来的伤员,他们也将跟着我们走。我们当时的口号是人在伤员在,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及救护伤员。
  四时整,广场上的灯一下子全熄灭了。这些天一直人声鼎沸的广场突然变得死一般的寂静。恐惧和压抑象那漆黑的夜一样吞噬着每一个人。我想很多人在那一瞬间都想到了死亡。我也平生第一次感到了死的威胁。我的思绪飞到了千里之外的家乡,我不敢想象如果我死在广场上,我的父母将怎样承受这样的打击,我的朋友和亲人们将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当时最大的懊悔是没能好好地珍惜生活的每一天,浪费了很多美好的光阴。以及自十几岁离家后,一直没能对父母好好尽一份女儿的孝心。我对自己暗暗发誓,如果我能侥幸活下来,我一定要加倍珍惜生活,认真过好每一天。我一定要多回家探亲好好陪陪我的父母。
  突然寂静的广场上播出了戒严部队指挥部的“清场通知”:“现在开始清场,同意同学们撤离广场的呼吁。”随后,广播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关于迅速恢复天安门广场的正常秩序的通告”,“通告”要求:“一,凡在广场上的所有人员,听到广播必须立即撤离现场;二,如果有人违抗和拒不执行此通知,仍继续滞留广场,戒严部队有权采取一切手段予以强行处置;三,清场后,天安门广场由戒严部队严格管理;四,希望一切有爱国之心,不愿意国家动乱的广大学生和群众,要积极配合戒严部队执行好清场任务。”
  有人带头唱起了《国际歌》,大家都象那走上刑场的勇士一样大声唱起了《国际歌》。突然,枪声和火光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基座上响起。戒严部队的先头部队先用枪将“高自联”架设的两个喇叭打坏,接着手持冲锋枪从西边的台阶开始把学生往纪念碑下撵,清场开始了。学生们也做出了“撤出广场”的决定,开始逐步有秩序地撤离。
  因为我们没有参加撤离,所以有机会综观了天安门广场的整个清场过程。只见广场上的灯一下子全亮了。一字排开的十几辆坦克和装甲车从长安街金水桥方向缓缓向广场驶来。学生面前,突然出现了许许多多端枪的士兵,向着学生一点一点靠近,驱赶他们走。随着几下沉闷的撞击声,位于广场北端的“民主之神”像轰然倒地。坦克和装甲车继续向前,广场上的帐篷等物被碾的粉碎,变成了一片平地。广场上的数千人队伍在学生纠察队手拉手的维护下,集体向广场的东南角退去。大多数学生都加入了撤离的队伍,但也有极少数坚持不走的学生。我记得有一个男生爬上帐篷顶,面对成排压过来的坦克挥舞着一面红旗。我们在一边急的大叫让他赶快撤离,他就那样坚持着挥舞着手中的旗帜直到那个帐篷被坦克碾碎。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年轻的身影!
  端枪及挥舞着棍棒的士兵加紧了对学生的驱离。有几个不知什么原因落在后面的学生在士兵的夹击下无路可退,突然向我们这边跑来。我们此时已手挽着手形成了一个保护圈。看到那几个学生躲到了我们的保护圈内,一些打红了眼睛的士兵挥舞着手中的大棒向我们扑来。我们大叫着我们是红十字会的,应当受到保护,同时把手挽的更紧,用自己的身体挡在士兵和学生之间。看到我们的红十字会旗和白大褂,那些士兵不情愿地停住了脚步。但坚持说那些躲进我们保护圈的是学生领袖,是闹事的暴徒,让我们交出来。而我们则坚持进了我们保护圈的,就受我们保护。我们绝不会交出任何人。就这样我们面对面地和戒严士兵形成了僵局。我曾和一个年轻的士兵这样面对面的互相怒视了半个多钟头。他已被那天晚上发生的一切冲昏了头,打红了眼,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怒气和杀机。我想只要上级一句话,他手中的大棒会毫不犹豫的向我们挥来。
  一个钟头以后,待广场的清场已基本结束后。才有人过来处理我们这批人。他们一开始提出的条件是我们可以走,但要把逃进来的学生和伤员留下来。这是我们万万不会答应的。我们的立场是,要抓就把我们一起抓起来,要放我们将一起走。同时正告他们我们属于红十字会,应当受到国际惯例的保护,希望他们慎重考虑怎样处理我们将会面临的后果。同时我们向他们提出,清场已经结束,我们红十字会应派人到广场各处巡查,看有无需要救护的伤员。
  看样子怎样处理我们对他们是一个棘手的难题,几经商讨,他们最后不得不同意让我们集体撤离的要求。但我们提出的巡查广场的要求也被他们坚决地拒绝了。这时天已大亮,只见广场上是一片狼籍,到处是坦克碾过的痕迹。广场上有一个个火堆,不知戒严部队在烧什么。
  为了防止撤离过程中他们会来抢伤员,我们手挽着手形成了两道人墙,让抬着伤员的人和学生走在最中间,大家一起慢慢的撤离广场。在我们撤离广场的整个过程中都有持枪的士兵在押解着我们,同时他们尽一切可能阻断我们观察广场的视线。走出广场后,街上的市民都夹道鼓掌欢迎我们。我们中的很多人再也忍不住而失声痛哭。我们先步行到前门西大街北京急救中心,把伤员妥善的做了安排。然后大家一致同意留下签名,待六四平反的那一天一起出庭作证。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想,这份宝贵的名单现在何处?
  等我离开北京急救中心已是六四早晨八点多钟了。我留在广场上的自行车想必已被坦克碾成了铁片,而北京公共交通全部中断,我意识到我得步行半个北京城回医院了。我的一身血衣帮了我,长安街一路都有好心的骑车人搭我一程。此时很多一夜未眠的北京市民都来到了街上,街上人雍雍嚷嚷,议论纷纷。西长安街惨不忍睹,到处是被坦克压得凸凹不平的路面,冒着浓烟被烧毁的坦克、军车和公交车,横七扭八的人行道栏杆及一滩滩血迹。据老百姓说,这是北京城上百年来损失最惨重的一次。
  等我回到医院已快中午,我们医院门前也有很多人,有两个焦急等待的同学一看到我就扑过来把我紧紧抱住,他们都以为我出事了。此时我也忍不住而痛哭失声。原来3日晚《紧急通告》公布后我们研究生队就清点了人数,当时只有三个人不在。而另外两个人也于4日早晨回到了医院,只有我到中午还未回来。他们都觉得我凶多吉少,不知该怎么办?看到我完好无损的回来,同学们都很高兴。同时围着我让我讲我所看到的实况。后来听说,六三晚上我们医院门口也打得很凶,坦克在医院门前还压死了一个航天部的职工。也有很多伤员送到我们医院抢救,而伤口的惨状让很多老教授们义愤填膺,后来联名给中央军委写信抗议!
  虽说我们是部队医院,但当时医院的大多数医护人员和北京市民一样对六四镇压感到非常震惊和愤慨。对六四的受害者们表示了极大的同情。我的六四经历让我在医院里享受到了特殊的礼遇。当时我正处在研究生答辩的最后紧张时刻,不管我到复印室复制资料,还是到计算机中心算数据,我都受到了一切开绿灯的礼遇。很多人明确表示他们支持我,我做了他们想做的事。还有人主动找到我,告诉我他在京郊有亲戚,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到他们那去躲一躲。这一切都让我非常感动,让我看到了人心所向。
  六四后,北京市一片萧条。街上见不到行人,到处是站岗的军人和巡逻的军车。我因答辩的缘故,要到北医和协和医院去送答辨邀请书,所以六月六号又不得不骑车上了长安街。街上几乎见不到人,少有的几个骑车人和我一样一有风吹草动或看到巡逻的军车就跳下车来,就地卧倒。因为实在担心已成惊弓之鸟的士兵会向我们开枪。而疾驰而过的军车上的士兵们也经常会无缘无故的开枪。
  据说当时北京市有失去亲人的老百姓成立的复仇敢死队。我们旁边的部队大院里有人被半夜摸了哨。各总部发出了不要穿军服上街的通令。而军科院则忙于对地方送给戒严部队的副食品做防毒检验。军民关系降到了建国以后的最低点。
  在我答辨结束后的午餐上,几个北医,协和的研究生导师都感叹万分。有个协和的老教授说:“以前我是坚决反对自己的学生一毕业就出国的,现在我对他们说你们还年轻,能出去就走吧,这个政府是没有希望了”。也是从那一刻,我动了出国的念头。不过总的说来,我们医院对当时六四牵扯的人和事处理的非常低调。出乎我意料的是,我不仅没有被处分,毕业分配时还按原计划留在了我们医院。
  一晃十六年过去了,那长安街上迎着子弹冲上去的身影,那在清场时对着压上来的坦克挥舞着的红旗,那喷血的伤口还会时时出现在我的眼前,提醒着我不要忘记这中国民主运动史上惨烈的一页。
□ 摘自《华夏论坛》
刊登在 2005 华夏文摘增刊 zk0506a.

2005年6月10日 星期五

赵紫阳:“武力镇压六四事件责任在于邓小平”



赵紫阳:“武力镇压六四事件责任在于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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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5年6月03日)
    
     已故的赵紫阳开始开口说话了。本月1日,已故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气功老师,也是他的朋友、前新华社记者宗凤鸣(85岁)在六四事件即将迎来16周年之际接受了法新社记者的采访,并转述了赵紫阳讲给他的老故事。
     “赵紫阳曾明确表示流血镇压六四事件的责任在于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当时政府主张武力之外没有其它的方法,但是赵紫阳说,有很多避免流血事态的机会。为避免流血镇压,赵紫阳做出了很多努力。” (博讯 boxun.com)

     宗凤鸣称,赵紫阳在生前接受新华社记者杨继绳采访时,就六四事件做出了上述发言。宗凤鸣还说:“赵紫阳认为,中国应该同时进行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他相信如果没有政治自由,经济改革就不能正常进行,人民也会感到失望。但是领导层并没有接受他的想法,现在的中国也只推进经济改革。” 据悉,赵紫阳的原下属在2002~2003年升到最高领导层之后并没有解除对他的住宅软禁,对此赵紫阳也没有生气。赵紫阳只是说:“他们只是执行政策而已。”
     赵紫阳的原下属是指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等第四代领导人。在六四事件爆发时,温家宝任党中央办公室主任,他曾陪同前书记赵紫阳接见过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示威队伍。但是他们中的任何人也没有拜访过被软禁的赵紫阳。宗凤鸣称:“后辈领导人希望人民遗忘赵紫阳。赵紫阳被肃清是中国的悲哀,从此中国的民主化道路完全封闭了。”
     据悉,赵紫阳虽然被软禁在铁丝网围绕的住宅内,但是仍然非常关心农民、下岗工人、贫富差距等国家大事,直到临死也没有失去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宗凤鸣表示,明知政府会反对,但也要把15年来与赵紫阳进行过的谈话内容写成书出版。 记者 吕始东 sdyeo@chos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