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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6月18日 星期一

六四学运领袖陶君不断受到当局打压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毕子默报导)六四学运领袖陶君的工作单位,上月底起遭广州公安局人员骚扰。公安人员找陶君的领导谈话,并将他的资料被调走,导致陶君再度失业。


今年3月份起,在广州一家上市公司任职商务总监的前六四学运领袖陶君,再次因工作单位被公安局人员骚扰被解雇。这是陶君第四次面临失业。
同样是六四学运领袖、期间担任“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外联部部长的李海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他自2004年服役满9年出狱后,至今没有工作。生活来源全靠父母和朋友接济。他还透露,六四的参与者包括他本人在内,假如公开对六四表示认同,就会受到当局挤压。

陶君曾于2006年和李海在网上共同发起“首届陶君中国民主奖(小人物奖)”活动,马上遭致中共报复。2006年12月,陶君当时的工作单位被广东省国家安全厅封锁公司的互联网络,国安官员向该公司的董事长施压,指陶君是六四分子。尽管陶君当时的业绩优秀,但最后公司迫于压力将陶君辞退。

此外,陶君分别在1991年和2001年受到当局骚扰而被工作单位免职。2001年他因在深圳创建梅花政论时评网站,发表“谁来监督总书记”等作品,即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罪”判刑3年。期间陶君的妻子因多次受到警察骚扰而提出离婚。目前陶君需支付儿子的抚养费。

2007年6月17日 星期日

北明:《告别阳光——八九囚禁纪实》第二章 自由潮



《告别阳光——八九囚禁纪实》第二章 自由潮

北明
第二章

自由潮


也是一束炽白的碘钨灯光对着我。也是一架手提式摄像机。

摄像机后边,是一位金发碧眼的外国记者。

再后边,是昏睡在帐蓬里的学生。

再往后,是川流不息的人群。再往后,是用绳子拦起的救护通道以及不时鸣着警笛疾驰而去的救护车;……再往后,又是人群。走着的、伫立着的、站着的、躺着的、翘首遥望的、议论纷纷的、焦虑不安的、愤愤不平的人海,一直延续到不能再延续的地方——那个巍峨雄阔的历史博物馆建筑群。

我眯起眼,侧过身,让开面前的麦克风,摆手示意这位外国记者不要将我和这里摄入镜头。他微微耸了耸肩,固执地换了个姿势。摄像机镜头从我身上缓缓摇开去——

摞得很高的播音器材……同样摞得很高的稿件……一束鲜艳夺目的插在塑料软杯中的花束……另一名播音员……埋头审阅稿件的编辑们……一些空汽水瓶和快餐饭盒……军大衣和强打精神、眼睛布满血丝、沙哑着嗓子谈话的学生领袖……佩戴红袖标的纠察队员……眉头紧锁的护士、医生……担架……药箱……空着的和满着的葡萄糖水瓶、生理盐水瓶……

这里是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绝食团广播站兼指挥部。我已经在这里度过了两个不眠之夜。


二十多天来,已是第三次赴京。

第一次,是在四月十四日,我与郑义同行。他要来参加在《文艺报》召开的他的报告文学作品讨论会,同时为他与报告文学家《强国梦》的作者赵瑜合写的一个电视报告文学本找一位切磋者。他在文章中同远志明神交已久,但不相识,而远志明却是我的朋友,于是为他引见远志明成了我进京的目的之一。此外,我还将和他一起参加电影局举办的外国电影观摩展。他是山西省电影家协会主席,在所不免,我则试图为一部应邀撰写的电视连续剧本寻找灵感,还要顺便给某编辑部送一篇稿子。彷佛冥冥之中,一切已经按照预定的轨迹运行。

到京第二天,电视里传来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的消息。

震惊、惋惜。仅此而已。

郑义的会议已经结束,我的稿子已经送交,电影观摩展尚未开始,利用这个空档,我陪他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找远志明。他的妻子告诉我们,他到人民大学去看大字报了。

“大字报?”

“对,人大出现了悼念胡耀邦、要求为他平反的大字报。”

与其坐等,不如也去。先看大字报,再找远志明。借了他家的自行车,立即奔人大。

——从那一刻起,一辆单车两个人,我们就上路了。

谁也没想到,在其后的近两个月时间里,展现在我们眼前的竟是一次狂飙突起的民主运动。


学潮来势凶猛,急速发展。天安门广场很快成了不夜之地。越来越多的人把越来越多的花圈,越来越大的挽联、悼词挂上纪念碑越来越高的地方。

四月二十日学生在新华门前静坐。人们里三层外三层为学生助威。树上、果皮筒上、自行车上、三轮车、平板车上,居高临下者们被翘首踮足的人们要求现场报导。一阵哄喊,人流后退。

“怎么了?嘿!哥们儿,转播一下呀!”

“出来好多当兵的。操!手里拿着枪呢。”

“当兵的出来了,拿着枪。”

“他说什么,哎,你刚说什么?当兵的从哪儿出来了?”

“树上说的,从新华门里出来了好些当兵的。”

又一阵哄喊,人流往前涌。人们节奏鲜明地齐声高喊:“李鹏,出来!李鹏,出来!”

“丫挺的真不够意思!学生都坐好几个钟头了,就是不出来说说话。”

“嘿!刚才又怎么了?别光顾自个儿看呀!”

“哎,转播转播,不然你下来让我上去。”

“别介!你那么胖,一上来树该折了!”

“那你倒是说呀。”

“当兵的站成一排,三排,挡住新华门啦。”

“他说什么,胖师傅?”

“他说当兵的站成三排,挡住学生了。不让学生冲新华门是吧?嘿!树上的?不让学生冲新……”

“我操!这阵势,够吓唬人的。噢,学生又住里涌呢。”

“学生又往里涌啦。”

“又往里涌啦!”

……

我奋勇地上了一回果皮箱,片刻就给挤下来了。

郑义连推带托又将我弄上已经扒满了人的新华门两侧涂着标语的墙缘,这回我看清了:全副武装的军警与群众对峙着,将新华门挡了个水泄不通。在他们面前,是一大片席地而坐、秩序井然的学生。学生周围,老百姓人头攒动。

接下来,就从长安街以西来了军车、宣传车。劈劈啪啪跳下来的军人们个个面色铁青,人墙一般排排布阵,层层扩大地盘。宣传车来回乱转着警告:为了维护交通秩序,限大家在几点几分以前自动散去,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午夜时分,宽阔的长安街上,除了这些满载武警的车,再无任何其他车辆,也极少过路行人、自行车。学生们深夜以后来此静坐,正是出于交通秩序方面的考虑。不知要维护什么交通?

人群一阵阵向后跑,然后一点点往回蹭。又一阵大幅度向后跑,再一点一点往回蹭……


次日上午,我醒来时不见了郑义。

郑义下午五时许回来时不是一个人而是三个。另外两个是远志明和谢选骏(青年神话学家,因参与“八九民运”曾被北京市公安局“收容审查”)。他们表情有些严峻,说昨晚警察打学生了。郑义从兜里掏出了所有的东西:通讯录、记事本、记者证、中国作协会员证。他说,他们今天拟定了一封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要求当局不要以武力镇压学生的和平示威,要求当局与学生对话。信上已有大批知识界名人的亲笔签名。签名还在继续,而他们三人要亲自去中南海呈交此信。郑义给了我一个复印件,让我好生等他回来,他最迟晚上八点回来。谢选骏说,“你往晚里说,省得万一没赶回来她着急。”“九点,”郑义说,“九点以前准回来了。”我说我也去,“你不用,”他说。“我去。”“坐不下。”“什么?”“车里坐不下。”出去一看,果然一辆红色小轿车停在路边。“回去回去回去吧。”三人一块将我撵回招待所,钻进那红色的一团便拐弯不见了。

八点没回来,八点半没回来。九点还是没回来。九点半。十点。十点半。十一点。我以为他们随时会推门而入,却始终没有。

他们怎么和司机说的?如果进去十五分钟以后还不见出来,请立即空车返回,告诉人们,他们出事了。真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吗,他们被抓起来了,仅仅因为他们给自己的政府呈交一封表达心愿、提出建设性意见的联名信?


大街上隐约传来口号声。

我奔出门去。新街口由北向南,正在通过游行队伍。北大、人大、清华、北师大、政治学院、北航、民族学院、……队伍秩序井然,紧靠马路右侧,外围是手拉手的纠察队。毫无疑问,这既是出于维护交通方面的考虑,又可防止别有用心者混进队伍。标语口号表达了心声:“耀邦,我们来送您了!”“耀国兴邦、英名永垂”、“打倒官倒、清除腐败”、人民警察爱人民”、“爱国无罪”、“我们要民主、要廉政”、“对话”……一幅巨大高耸的标语牌,由十几名学生分组抬着由远而近。鲜明醒目的大字是:“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今夜,北京各高校的所有游行队伍都从这里通过。前不见首,后不见尾,浩浩荡荡。这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庞大最年轻的一支自由、主体的大军,真正的“人”的大军。此刻,这支大军正迈着人类尊严的步伐,热情澎湃地向天安门广场进发。

我猛然冲出人群,站在远离队伍与围观人群的黑暗中,想止住激动的泪水。却发现朦胧街灯下,口号声如潮,四面八方正在涌来并形成另一支自由、主体的大军——人民。

老百姓里三层,外三层。平日里事不关己的冷漠神情一扫而去。他们伸出双指向学生示意,举起自制的上写“大学生万岁!”“你们辛苦了!”的小牌子向学生致敬,他们和学生一起呼口号,并自觉地协助纠察队维护游行队伍的秩序。“你急什么?等这截过完了你再过。”一位中年人对一位推自行车的青年人说。青年人更加抓耳挠腮:“我是想到马路当中送他们一程,这边全是人了,人行道骑不成。”马路当中,正有一个庞大的群众自行车队与学生同行。“那也不行,你没见人家手拉手拦着哪!”

队伍接近西四,民众的情绪和人数已远远超过了学生。人们将人行道栏杆上的交通标语,折回前一半“高高兴兴出车去”,剩下后一半——“平平安安回家来”——高高举起,向学生们示意。人民是学生的后盾,是学生的家,这半句话寄托了多少父老兄弟姐妹的担忧和关切。表情庄严的学生们湿着眼睛,哽噎着对路边的人群不断说:“谢谢,谢谢。”

西单,已是人山人海。人们站在街道、巷口、商店,站满过街天桥、十字路口,挤满公共汽车窗口,伸出了无数双手臂。万头攒动,镁灯闪闪,口号声声,人们怀着前所未有的忧虑和钦佩,送学生们走向一个伟大壮举。

“人民”这个字眼,一下子变得具体而生动。

“人民万岁!”

文化大革命时,只有一个人喊这口号。他不是人民。

现在,人民自己说:人民万岁!

这意味着人民不再是一盘散沙、一群不关心自己权利和义务的乌合之众。在权力的金字塔底座,他们终究意识到他们不是一块块被砌垒在各自行业的无知无觉的石头,他们开始从意识上乃至行为上联合成一个巨大的整体,第一次找到了足以消除彼此之间种种差异的共识。他们从对学生的支持和关切中,从民主与廉政的呼声中找到了默契。第一次,中国人与中国人开始相识了。

如莫札特的纯净加上萧邦的热情加柴可夫斯基的恢宏加上瓦格纳的激越加上贝多芬的雄壮加上德沃夏克的新大陆……有人听过这样的魂魄与精神的交响吗?

曾经在八四年那个失恋的冷秋,我独步长安街,丈量人生苦昧,挣扎于心灵的沉陆,正从迎面而来的橱窗里,辨认自己久别而陌生的面孔和影子,突然听见一阵宏大的钟声。北京站鐘塔楼振荡心脾的钟声里,我仰头向西,凝视中,那轮红色的日头正缓缓沉落。那一时刻,我如失足获救般忆起了米开朗基罗的那句话:“把世界还给人,把人还给他自己。”从新街口、西四、西单一路走来,走上长安街,在人海人山之中、在巨大默契的心之海中,我又一次铭心彻骨地忆起了这句话,再次感到一种崇高美,感到生命的新一次升华。

这是一种无法逃避的选择:我选择审美我就必须选择人生;我选择审美的艺术和真诚不欺的人生,我就必须选择生命的自尊自爱和自卫;我选择个体生命的自尊自爱和自卫,同时也就选择了对全人类及一切生命形式的尊重爱护和捍卫。

我捍卫人类的尊严,就不能不为汹涌的民主潮流所感动,所溶化,所升华。

有人凑近来,想看我正在一张纸上记什么。闪身躲开了——我随学生走了一路记了一路。我正在从三干年前和几十年,也许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后观看眼前的游行,我正置身不可多得的历史事件中。我有一个惶惶然的念头:此刻每一分钟都胜过平庸年代里的平庸一生。马斯洛所说的那种高峰体验,人终其一生只能出现不多的几次,而我以为,一个社会的高峰体验,一个民族的高峰体验更是百年不遇,千载难逢。这样的体验此时此刻正在发生!它转瞬即逝,所以我得抓紧记录。紧走几步,甩开后边的人。我认为他们不可能理解我的做法:用一只秃笔记录这浩翰的场面,太笨拙了。

后边竟有人喊我的名字。回头一看是柯云路(著名作家,后因参与八九民运被太原公安局收审)和他的妻子罗雪柯。

“你记什么呢?”

不好意思。我手一抬,一挥,一大片,“这些。”

“就你一人?”

看来他们并不奇怪我的笨拙。

“郑义丢了,”我说。然后,掏出那份上书复印件,说我明天要去鲁迅文学院征集签名。柯云路在阅读这封上书并签名时,表情严肃之极,他不时地皱起眉头躲避着凑上来的围观者,和我刚才躲避他们如出一辙。

明知在广场人山人海中根本无望碰到郑义们,我仍焦虑不安。因为可以碰到的熟人差不多都碰到了。隔着几层人,我对北大作家班队伍里的张伯笠喊:“知识界联名上书人大、中央了,支持你们。可是郑义远志明谢选骏一去没回来,现在下落不明。”一通欢呼淹没了我的声音。他们只听见了前半句。

凌晨时分,我在中南海两个门和府右街转来转去,那辆红色小轿车杳无踪影。我截了一辆熟人的自行车满怀希望回到住所。打开门,没有人。什么东西都没动过。我留的字条还在桌子上。

次日下午,我从悼念胡耀邦的人海中,费尽了气力,踉跄着再次回到住所。郑义正举着保温瓶往嘴里灌几天前的凉开水。我问信送到了吗他说不知道,我问信呢他说交了。我问怎么交了还说不知道送到没?他说真是交了又不知道送到没。摸摸他头不发烧,我说你累了。他说我是累了我们都累死了也气死了。他说:

我们在中南海几个门之间来回跑,就是没人理我们!最后理我们了,却把我们反着胳膊拧了进去。一进去就审问姓名年龄职业单位党否,还是不收我们的信也不转交。四十分钟后我们拿着信出来了,小车早就没影了。后来我们绝望了,干脆又去了大会堂跟治丧委员会的人说,对对对这信就是给你们的,给哪都行给了就行。我们都挺不住了。给自己的政府呈交一封信没想到这么难!这是什么样的官僚机构!然后我们陪学生一直在广场待到天亮。一会说要清场一会说要戒严,我们真不忍心学生们独自承担风险,追悼会一开始我就往回走啦!

他一口气说完之后,头一歪,眼一闭,片刻,鼾声大作。

我知道他说“陪学生”,学生其实并不知道。我知道广场上昨夜上万市民、工人、知识分子、社会名流都是怀着这样的心情这样的目的在学生静坐圈外徘徊着,渡过了第一个不眠之夜。



二次进京是“五�6�1四”。我的先生郑义已先期到京了。他被聘请为那一年度电影“金鸡奖”评委,从一号起就没日没夜地坐在中国影协的小放映室里,接受国产影片的轰炸。因为有他在京,我便为自己找到了不安份守己的理由。再说,一辈子就去“五�6�1四”运动发源地过一次“青年节”不为过矣。对自己这么说着就上了火车。下了火车奔天安门而去。这时发现地铁和公共汽车都只在广场前两站停,要么就载着心急火燎的人们过了广场才停。这一天,没有广场这一站。连它的前后两站也没有。不过这一招根本无济于事。成千上万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广场。今天是什么日子政府知道,老百姓也知道,全国全世界都知道。

进入广场的几个口都有警察拦路把守,汽车不准进,自行车不准进,三轮车、平板车、童车,举凡有轱辘的都不许进。徒步的人们从几个路口鱼贯而入。

红旗招展,字幅醒目,标语林立。而且阳光灿烂,万里无云。一个绝好的天。

社会各界都上街了。经常引起阵阵欢呼的游行队伍是中央某些直属机关的、国务院下属部委的以及各民主党派的。这些平日里出入刁斗森严之地,衣冠楚楚、举止娖娖、不苟言笑、四平八稳的灰色形象也走上街头“犯上作乱”了。他们带给广场的兴奋和鼓舞丝毫不逊于外地进京的各高校队伍引起的兴奋和鼓舞。

当整个广场突然向东倾斜了去时,顺势远望,一个巨大横幅上“首都新闻界”五个大字格外醒目。《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科技日报》、记者协会……都出来了。“我们要讲真话”、“开放报禁”、“新闻自由”、“新闻改革”、“我们不是传声筒”……一串串标语在人头上、人缝中一一闪过。……不是中国人,很难体会看到这些标语、听到这些口号时的心情。“潮水般地……”这词汇只能描绘广场盛况,但心呢?那百万颗在胸臆间跳动的中国心呢?

我僵直在这全世界最大的广场,沧海一粟,听凭汹涌民主狂澜的洗礼和隆隆自由涛声震撼。人类的普世价值没有被馒头沾血的行为所消解,终于化作街头百万人的呼声,响彻东方这一片古老的土地。


“五�6�1四”,我只在北京逗留了一天。作为“八九民运”的参与者,是在我第三次进京后。五月十五日晚,“美国之音”传来了三千学生绝食的消息。我关上收音机、关上书橱、关上琴盖关上灯、关上窗户关上门,关住平静的日子,奔北京而去。

仍是满世界找不着郑义。似乎全北京的人都在街上。我骑一辆自行车东拐西拐,绕道广场,竟仍进不去。再回到电影金鸡奖评选会址的辽宁饭店,时已黄昏。郑义已经回来了,正对那份《五�6�1一六声明》作最后的润色。他告诉我,明天在“北大三角地”召开这个声明的新闻发布会。将这个草拟的声明递给我,他说:“我们一起去。”

我们一起。

这使我这个外省的小人物有机会直接参与到这伟大的历史性的运动中来,而不是仅仅充当一个热心的激动不已的旁观者。尽管这些参与行动比起汹涌的民主潮流来微不可见,但它们对于我个人而言,意义重大。

我为“八九民运”做的第一件事,是给“五�6�1一六声明”新闻发布会挂会标、贴声明,并请人用毛笔代我在贴出的声明上签名(我满手浆糊,顾不过来),然后坐在观众席出席这个会。

三角地那日快撑破了。地面、报栏顶、各楼层窗户里甚至树上挤满了人。一些干脆利落地从高楼层窗户杵出来的字幅,标示“罢课”,格外醒目。关于那个会,除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最后:始终严格控制时间,控制发言人数的主持人李陀看看表,说:“现在,还可以再提最后一个问题。”一位记者很庆幸最后的提问机会给了她,她问:学运前景如何?政府事后抓你们入狱怎么办?李陀把话筒给了郑义,郑义说了一串话,我只记住了最后一句:“不抓我,我当然继续爬格子,干本行;抓了我……”他停顿了一下,全场人眼睁睁看他怎么说,他反抗?申辩?低头认罪?大义凛然?他却说:

“咱哥们儿在里边好好练气功。”


散会后,一行人先是在作家班后在未名湖畔讨论问题:谁继续征集“声明”的签名?谁负责与海外联系尽快见报?眼下知识界还能做什么?形势!形势会朝什么方向发展?……最后的忧虑集中在一个十分具体的问题上:如何防止明天全市大游行时可能出现的混乱局面和暴力行为?因为据说明天的游行路线会经过王府井一带繁华商业区。谁说的明天全市大游行?有人问。立即有人回答:这还有疑问吗?现在的情况是,任何一个人,只要在北京市内的任何一个地方,贴一张小小的字条,说明天全市大游行,明天就游啦!于是善良的人们认为,如果出现那种混乱与暴力事件,政府就会借故干涉阻止游行,学潮就会受挫;只要维持好秩序,保持和平姿态,当局就不可能也没办法对百万人实施恐怖镇压。

和平乃学潮取得成果的第一先决条件。

但果真如此,也是十分可笑的——一群教授、学者、作家们,顶多也不超过二十几个吧,避开外人,坐在未名湖畔,严肃地讨论避免在这个拥有一干多万人口的城市全市大游行中发生混乱与暴力的问题。这些人除了一腔忧国忧民之情外,一无所有,却仍然争得面红耳赤,好像人人手握生杀大权,各个可以力敌千军。

“口号。明天的口号要规定一下,不能太过激。”

“应该写出一些标语牌,请协助维护秩序一类的,放在各路口。”

“放?不行,早让人拿跑了,写上别的扛着游行去了!那时候,谁都嫌自己手里空,恨不得扛着天安门城楼子满街游。”

“让学生们举着也行。”

“不行,学生举也不行,谁听啊?”

“那我们去。”

“我们?我们是谁?谁认识?比方你吧,就你那一班学生认识。”

“哎,对了,咱们每人部把名字写成布条,拴在脑袋上,还不成?就像老鬼(作家。成名作《血色黄昏》),写得大大的,挎在身上,连举牌,带解释。”

“算啦!更乱啦!一看是老鬼,《血色黄昏》!都围着看,不走啦!一解择,以为你讲演,更不走啦!热闹就来啦!”

“咳,先不讨论这问题,先说,标语牌上写什么口号?”

“维护治安,人人有责。”

“商业区,免行。”

“通俗点,禁止通行,哎,你快记。”

“我正记呢。还有,快说呀。”

“提高警惕,防止混乱。”

“严禁打、砸、抢。”

“哎哟,不行,文化大革命用语,不太好。”

夕阳西下,微风习习。未名湖石舫绿水清波间,一群读书、讲书、写书的专家在用不很温和的态度讨论明日如何温和得了的问题、一个他们认为至关重要却力所难及的问题。

余晖落尽,明日将临。彼此说,尽力而为吧。我今晚去广场找找学生头,让纠察队想想办法。我这就去弄纸,一会儿找人写牌子。我看能否通知别的人想想别的途径。反正明天不能乱了。对啦!不能乱。不能。

各奔西东,分头努力去了。

为了抢时间,我和郑义忍痛坐了一辆出租车赶到广场。

学生们真是给警察欺侮出来。静坐、绝食圈由纠察队不分昼夜地守着。出入口处,进去要出示学生证、教师工作证。学生、教师外,一律凭“高自联”签发的通行证。通行证不随便发,只发给“高自联”认可的有关人员。一张通知证,我和郑义两个人,几次试图蒙混过关,都失败了。郑义自己进去了大半天,出来时笑盈盈说:转来转去转得快晕过去时,找着了柴玲,柴玲已安排各院校纠察队明天在大游行时维护治安了。说着,从兜里掏出一张纸,一张新弄来的特别通行证,说你是我媳妇,我走了个后门,请原谅。


有了通行证,我和郑义就守住了绝食团广播站。不仅因为这里的三千绝食学生牵住了我们几乎全部情感,而且因为这里曾一度成为八九民运的信息中心。

广播站每天都收到来自四面八方的社会各阶层、团体、单位以至个人或集体签名的声明、宣言、请愿书、抗议书、公开信、建议书、声援书、号召书等各种文件;外省各地的声援电报则雪片一样飞来,这些电报有的发往北大等各高校,有的干脆直发“天安门广场绝食团”,由热心的电报局邮递员亲自送来。广播站里,临时招聘的学生记者们负责搜集并撰写新闻、报导、专题。没有多久,就用不着记者了。各路消息,通过各种渠道,如同那些声援物资一样,源源不断地、畅行无阻地向广播站汇集而来。一个人只要蹲在广播站内,不用走动,便可知道北京乃至全国各地有关民主运动的各类最新消息。

在广播站驻守的数个不眠日夜,使我有幸通过广播站了解到天安门广场这个“八九民运”中心的内部运作机制——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天安门广场成了一个以北京高校学生和来自全国各地近四百所高校学生为主体的民主爱国村。在“高自联”统帅下,村里设立了宣传机构:广播;报刊、传单的编制、印刷与发行和演讲团;后勤保障机构: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物资接收与发放,这些物资包括大衣、棉被、大客车、帐蓬、医药卫生用品、广播通讯器材、食物、资金等等;治安机构:以纠察队的形式,为广场静坐绝食圈、长安街交通、游行队伍及沿线商业区维持秩序,为在广场及各公众场所召开的记者招待会、新闻发布会、演讲会维持秩序。
到军队屠城时,维护撤退秩序,劝阻愤怒的百姓对坦克车、军车还击;联络机构:与全国乃至海外声援团体保持联系,与首都各界有影响的人物和单位保持联系;财政机构:管理资金的分配、使用和储备等等。所有机构都设置在广场上,机构内部的管理制度也迅速地建立起来了。尽管仍有局部的混乱和大量不协调,这个民主爱国村毕竟神奇地诞生,各机构迅速地运转,其工作效率之高,足以令任何一个共产党官僚机构自惭形秽。

广播站最初的职能很单纯,编播槁件,通知开会而已。但绝食延续一两天后,它的指挥协调作用便不可遐免地形成了,广播站实际上成了广场近四百所全国各地高校学生以及救护人员、清洁人员、纠察人员、静坐圈外保护学生的社会各界人士行为的协调中心。从这里,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

……人民大会堂门前的纠察队告急:人手太少,挡不住冲大会堂的群众了,能不能想办法从什么地方再调一些来?……红十字会要求立即广播卫生注意事项:第一,绝食的同学不能继续绝水了;第二,不能拒吃防感冒、防中暑的药;第三,所有的学生必须记住保留自己用过的软塑料口杯,最好不要乱拿乱用;第四,吃东西前一定要用酒精棉球擦手……什么?播过了?再播一遍。反复播,现在播什么也没有播这个重要,可以穿插在各类广播稿中播嘛!万一传染病大面积流行,后果不堪设想……对不起,打扰一下,外地来的一些高校声援团到达广场后进不了静坐圈,找不到联络点,领不着后勤物资,好几个小时啦!他们连自己一块来的人都相互找不着了!能不能广播一下,帮着找找……哎——同学,北大纠察后援队来了,往哪调?问谁去?哪儿?……怎么回事!通行证都收回去了!说今天下午发新的,怎么还不发?我们自己人都堵在外面进不来了!什么?发过啦?天!补发行不行?不行?找谁?这么大广场上哪找!再说,上哪也得有通行证啊……求求你们啦!让我见见我的孩子。您孩子?哪学校的?上海的?不在这儿。我孩子说他一定要来的,要来绝食的,他打电报来了,就前几天。可是他没回家呀!大娘,要不您上新华门那边看看?那儿也有绝食学生。我们这儿全是北京的。
……现在请注意,现在请注意,我是张伯笠,绝食的同学一律听我指挥:从南向北,从南向北,依次,依次行动,沿纠察队为你们隔开的通道,开始向大客车撤离,雷雨就要来了,请带好防雨用具,请你们相互搀扶一下……现在广播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高校负责人请立即派一名代表到纪念牌东北角灯柱下集合……哑了吧?行了,你歇会儿。你吃了点没有?怎么你没吃?你也绝了,开玩笑!你还想不想在这儿广播了?广播,就得吃东西!要么你也上大客车躺着去!去!去去!不去不去!我不去!……

广播站协调广场运作的方方面面,自己内部的工作却不仅忙,而且乱。最初缺少固定工作人员,而它却必须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运转:随时有重要消息要播报,有重大行动要指挥,来自四面八方的信息随时要消化、整理、编写,很多本应由高自联指挥部处理的事宜常被报到这里……。这里永远缺乏人手,在这里尽过义务的有博士、教授、作家、诗人、学者。而最常坚守岗位的是在校大学生。

他们由于昼夜工作而导致过度疲劳,由于各类信息不断轰炸而导致接受机能迟钝,由于每隔一分钟至几分锺就有绝食学生晕倒,警笛、呼唤、跑步、抢救的紧张气氛导致感觉器官麻木。在不断的强刺激面前,这是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但由于体力衰竭,许多人并不能很好的把握自己,处于某种非控制状态:对周围的事物要么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反应冷漠,要么听了、看了,急躁、焦虑、忧郁万分,难以自制。

这种状况和天安门广场外围声援的人们的状况相去甚远。可以说,那些日子里,在广场上日以继夜地工作过的人,无一不是在这种状况度过的。控制好自己的神经,保持冷静的头脑,这不仅是意志和毅力的问题,也是一个体力和生理的问题。


不知怎么一来,我在广播站就脱不开身了。先是顺手帮忙编编稿件,写写广播稿。后来人们嗓子哑了,我帮着广播。再后来,学生头和实际决策人不在时,还要处理种种事务性的工作。

那几日我也像机器人一样地不停运转,而今回忆起曾经历过的一个个具体、生动的场面和细节,竟生出一种迟到的感慨:

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在广场绕了好些圈,终于找到这儿。他要亲自用麦克风对绝食学生讲两句话:“就讲两句,”他泪光闪闪,“我知道你们忙,我只讲两句,不讲我不放心啊,只有两句,”他伸出两个指头,颤颤地,几乎哀求了。就讲了:“复食吧,同学们!不要对这个政府再抱任何希望了!生命是自己的,留着,日后国家要靠你们呀……”

一位不知怎么进入静坐圈却不能继续进入绝食圈的妇女,竟身在圈外,将头仲进了圈里(从圈外侧广播站的棚壁缝伸进来),就那么躬着身,卡着脖子,受刑一般长久地请求让她用一下话筒:“我写来了稿件,托纠察同学送来了。送来了没有?你们没播。我在广场等了整整一天,没听见你们播。对,我知道你们稿件多,我不能耽误你们,只两分钟,求求你们!我就这么一个心愿。一天啦,我没回家。钥匙全在我这儿,一家人都进不去。给我两分钟,说完我就走。”勉强给了她话筒,她控制不住大声哭了,泣不成声:“吃一点!你们要!不为别的,为了你们的父母!孩子们啊,我们理解你们,理解!不,不要再,怎么都行,就是不能饿肚子,饿出病……。”
这位善良的妇女立即受到严厉斥责:“小声点你!怎么能这样?!你看看现在几点了?深夜两点半!他们在休息,好不容易安静这么一会儿,你走!别说了!他们再不能受任何刺激了!你知道不知道?走!”这位妇女一楞,立刻变成了一个惊慌失措的小学生:“啊!这样!我不知道。对不起,对不起!让他们休息,好好休息。我错了!我不讲了!我不该!对不起,原谅我,请原谅……”她哽噎着,自动还回话筒,可怜的孩子!我真该死……”。她像是负罪似地,虔诚地忏悔着,一声柔似一声地叨咕着,把头发篷乱的脑袋从棚壁缝缩回去,走了。

绝食的学生令人焦虑,北京市民都打起横幅上街了,包括老太太、小孩子、残疾人。有些场面感人肺腑:自行车绑在平板车前,上边放着全家最大的锅、最大的勺、最大的碗。车前面小伙子蹬,车后面老太太推,车后边七八岁的小孩子稚嫩的小手扶住摇摇晃晃的锅、碗、勺。车中间插一大纸牌,牌子上写着一个大字,歪歪斜斜:“水”,或“粥”。顶着日月,去往广场。圈外的老百姓尽其所能,只是他们无从知晓,绝食几天以后的人,先是神经恍惚,脆弱易激动,再是神智不清、半昏迷,再后来就会休克。他们需要绝对安静的环境。有那么一两次,绝食的学生摇摇晃晃挣扎了来,请求说:“能不能少念紧急通知一类的东西?非念不可,能不能念得慢一点?轻一点?能不能放一两段优美、抒情的音乐?有时候能不能不广播?我们想睡一会儿。”

某报一位记者闯了来,找不到学生头,有人把她指给我。她问我:能否向学生领袖建议,让学生们停止绝食?不为别的。这个政府根本不是人民政府!根本不会理睬学生们的请愿。这样做是徒劳无益的!我对她摇摇头,告诉她,她讲的很是道理,事实却是学生领袖也作不了绝食学生的主。为什么?她不解。我将几天来了解到的情况介绍给她:现在的绝食行动不向最初那么单纯了,不仅仅是和平请愿的一种方式了。学生们实际上把坚持绝食当成了维护自己尊严的手段。跪请之后,政府不理,已大大伤害了学生们的自尊。现在绝食了,一天,两天,三天,四天,政府竟仍然置之不理.学生们不仅感到失望、伤心,更感到屈辱,感到自己作为人没有尊严。
绝食固然只是一种手段,但绝食者是有主体意识的人而非工具。他们现在坚持绝食的目的,已经由外在地要求政府平等对话,转变为要求内在的人格平等与尊严。要求政府承认他们作为人的存在。他们甚至不再关心声援、游行、讲演,他们不需要以躯体的自残换取社会的同情,只需要以这种自残表示他们作为主体的、有尊严的存在。他们甚至连大客车都不肯上,怀疑有人利用雷雨来破坏绝食,所以把轮胎扎了。有的同学几番要自焚,表示对政府轻视自己存在的愤怒。任何一个微小的退让都让他们感到人格的被无视。只要有一个人不复食,全体就不复食。

女记者擦了泪,握住我的手,不住点头:懂。我懂了。是不能劝的了。我们没有付出,我们没有资格。她使劲握住我的手,久久,才说,我走了。拜托了。

她拜托我什么?我不知道,也许是愿我能负上她的那份爱心和学生们共度难关吧。

刘再复先生来到广播站。他受著名书画家范曾的委托,要将两万元人民币捐给广场的学生们。他问我,这钱交到哪里?急匆匆跑去交了钱,又转回来,亲自报告了这消息。他说:“同学们,你们为了民主为了自由,付出得太多大多了!人民不会忘记你们!历史不会忘记你们!我们知识界和你们站在一起!向你们学习!请你们多保重……”

一位著名的气功大师来到广播拈,二话不说,要求通过广播,指挥绝食的学生们接收气功,以补充体力,维持生命。她对着话筒扼要地讲了入静的方式:你们不须动,任何姿势都行,心平气静,注意力集中……然后,她向散于广场各处的气功专家们发令:好了,我的弟子们注意,现在,开始发功。不知有多少同学能够进入气功状态,但没有一个人阻拦这位风尘仆仆的气功大师。

绝食第五天,我计算了一下,平均每五十秒钟就有一辆救护车呼啸着开出绝食圈。这就是说,平均五十秒,昏倒一位绝食者。

为了确保体力越来越衰竭的绝食同学们休息,广播站每天凌晨一时至六时强行停播。除非特殊重大情况,任何人不得动用播音设备。


一轮浩月当天垂挂,繁星闪闪,夜空深邃而寂寥。民主海潮里这片牵动亿万人心肺的中心地带格外安详。各高校的旗子在银色月光抚慰中柔柔地飘。花束在塑料软杯中出神地开放。朦胧中,一点憔悴,几多芬芳,万种忧虑,无限怅惘。

有许多故事,一定有许多故事,曾经发生,正在发生……当他们結束最后一餐,毅然走向广场的时候,只是我们不知道。人們只望见他们静静地一路走来,手拉手,肩靠肩。曾有一对年轻学生,在广场灿烂的阳光里举行了结婚仪式,把这伟大时刻的脈搏和浩氣注入自己年輕的生命。类似这些故事,臨當绝食的決絕该有怎样的演化?曾是怎样地动人!帐篷里,大衣下,盖着他们年轻、衰弱的躯体,也盖着他们的故事,在这一个又一个的夜晚和白昼,时时刻刻牵动历史,分分秒秒寂静无声。


当黎明的曙色染透最后一层夜幕时,我打开录放机,扩音器,让德沃夏克《新世界交响曲》的主题缓缓点燃这一片晨曦。音乐里,我辨认着稿纸上自己凌乱的字迹开播:

“太阳又一次从东方缓缓升起,黎明的曙光又一次照耀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今天,是公元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八日。我们的绝食请愿已经进入了第五天了。”接下来,我报告了绝食现场简况。晕倒学生的百分比,表述了命在旦夕的学生们默默期待的心情。最后我说,“无论事态如何发展,我们坚信,民主自由之光终会如每天黎明的曙光一样,真实地照临东方这片历经沧桑的古老土地。民众不会忘记一九八九年五月的这些日日夜夜,历史将永远记载这一代青年学生为中国民主事业所付出的代价,所作出的贡献。”

新世界交响曲的主题变奏出一种深远的辉煌。

一个绝食的学生,用苍枯的手摇了摇我,又摇了摇,说:请把刚才播的再播一遍吧。“为什么?”我问他。他说,“就是想再听一遍。”于是又重播一遍。另一个绝食的学生又跑来说,“请再播一遍吧。”我扬起手中一大摞稿件对他解释,我不能总播开播词而不开播呀。他却说,“就一遍,我们想录下来。”那天的开播词一连播了三次。

次日凌晨,广播站播报了一条突如其来的压倒一切的重要新闻。人们兴奋地将这条新闻当作喜讯来收听,全然不知这喜讯本身便是广场厄运的征兆。人们更不了解的是,厄运早在这条新闻产生之前,已无可挽回。

那天开播的头条重要新闻是:赵紫阳、李鹏到广场大客车上看望绝食的学生了。赵紫阳流泪了。而李鹏一边问话,一边不等学生答话就径自走下了车。人们议论纷纷,广场神经在极度焦虑中,再度兴奋起来。

十九日下午,日头留下满广场的干燥和高温,独自个偏西而去。一位纠察队学生领着一位高个子公民气喘吁吁找到广播站。

“这谁负责?”纠察队学生问。

有人习惯性地指指我。

我不负责。但左右看看,也只有我了。

“什么事?”我问。

“请您出来一下。”

我出去,和纠察及公民一道站在燥热之中,躲避开广播棚里的其他人。

纠察对我说:“这人没有通行证。但非要求进来,说有紧急事。我就领着他来了。”

我转头看公民,那汗涔涔的面孔写满了严峻和焦虑。“我要找高自联的头。我有重要情况和他们谈,现在。”

“他们正开会。我能替你转达吗?”

“事情十分重要,我必须亲自见他们。请你……”,公民撇了一眼纠察,“请你相信我。”公民眉头紧锁,用眼睛将我抓牢。

这就是说,这位没有身份证明的陌生人,闯进来要亲自面见学生头。打断学生领袖们的会议尚在其次,要是“秋后算账,一网打尽”,用这办法先来侦察一下倒也方便。

“我根据什么相信你呢,”我问。

“我,如果说了我的身份,请替我保密。”公民说完,再看一眼纠察。

纠察郑重地对我说:“我可把这人交给你了”。说完,见我点头,先走了。

公民立即告诉了我他的真实身份,出示了证明他身份的东西,接着说:“你领我去,就在一边等着我,如果我的话不对,学生领袖不相信,我由你怎么处置。”公民的脚在地上不停地动,似乎一秒钟也安静不下来。我更相信这人脸上写出的东西。那焦灼,那忍耐,非到严重地步,写不出来。

立即领公民去了。

弯下腰,指了指公共汽车那一边车轮旁蹲着的一圈脚,我说:“你去吧。”

我没等他回来。广播站离不开人。而且,连日来,人人都说自己带来的消息重要。

十分钟以后,高自联学生领袖及其他一些开会的人回来了。气氛顿时有些异样。

郑义从稿件堆里找出我来,说,我们要立刻离开,政府已经调集军队了,今晚要实行北京全城戒严。赵紫阳已经下台了。一会要宣布停止绝食,并召开新闻发布会。我问他,为什么我们要在这种时候离去?他说,我们留下来不仅会使事情复杂化,给政府抓住把柄,也会给学生带来心理负担。我们撤,于我们方便,于他们也方便。我问:学生会服从命令,停止绝食吗?他说,只有抢在戒严前停止绝食,才有可能避免今晚的戒严变成现实。只有停止绝食,政府戒严才没有藉口。只有避免戒严,学运才能向前发展。事关民主运动全局,相信学生们会以全局为重。



我们匆匆来到广场东北角的“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前。

这里几天以来一直是“知识分子联络站”。那条横幅像粘合剂一样,聚拢起首都新闻界、文学界、学术界的知识分子们。无论白昼黑夜,熟识或陌生的人们,以此地为中心,散兵游勇般来去。白天赤日炎炎,带水来;夜晚凉风习习,带大衣来。夜深了,大衣连铺成片,东倒西歪打个盹。挺不住了,回家蒙头睡一大觉又转来。戒严以前,人们在这里陪学生熬,观察事态发展,分析时局变化;戒严以后,人们仍在这里陪着学生,等待大兵进城。

李陀们正在那里。听说即将戒严的消息,当即决定撤下那条横幅。

不知哪位买了西瓜、汽水、盒饭。大家边吃边喝。

我没心情,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躲开人群,径自推开文化宫虚掩的大门,在大树下坐了一会儿,不觉落下泪来:先是要民主;退而求其次,要廉政;再退而求其次,要仁政。仁政也还是过于理想化了。不是这样的吗?最初要求为胡耀邦平反,为八七年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平反,要求开放报禁、新闻自由,要求中央与学生平等对话;老人帮不肯退让,学生们便淡化了自己的民主要求,要求加强廉政建设,清除腐败现象,要求给这次的学运平反,要求承认它是爱国民主运动而不是什么“动乱”;到了现在,要继续退,要立即停止绝食,以求不戒严,保住天安门这块和平静坐的场地。当时尚不知,还要退,退到无路可走:民运人士正式提出的最后一个要求是——当然早已来不及写在横幅上了——不要开抢打学生,让他们安全地撤离广场。

实际上,民主诉求一直在政府的高压下步步退却。即便如此,还是血溅长安道。只是为了我们站立起来,争取我们作人的权力,许多人倒在了枪口下。

擦干了泪,像模像样地从文化官出来,看见人们从容地谈和吃,突然反省到自己是否由于三、四天没合眼,而变得神经脆弱,容易激动了?周围的一切都朦朦胧胧,正经历的现实恍恍惚惚,近在咫尺却触不可及,一个遥远而又清晰的梦。有人让我吃西瓜。瓜很热,很热很热。我突然忍不住大声说:“我觉得我们都被欺骗了!”

人们骤然沉默。继而有谁狠砸了一下桌子,又有人愤怒地骂了一句。心想,是了,不是我错乱了,都有同感,确是被出卖被欺骗了!前日李鹏不是还说学生们“善良的愿望、良好的想像、爱国的热情……”吗?昨天他不是还探望绝食学生,问“你多大了”吗?转过脸去,便调集军队,重兵压城了!

莫非还要再出现一个“三�6�1一八惨案”吗?莫非还要制造一个“血写的事实、墨写的谎言”吗?我问郑义。他说:他们不敢。停一停,他望着人山人海的广场,又说:他们怎么敢?

我想也是。


回住所,换了住所,人民文学出版社招待所,将数日的困倦与疲劳一古脑儿睡了去。次日起身便出门。门没出,先听见门厅的电视里播放国务院戒严令和北京市政府通告。——学生们停止绝食并对新闻界发布此消息的紧急措施根本未奏效!

然而招待所附近立交桥上聚集的人群,比平日更加兴奋地大声传播着各自的见闻:军队没进来,在通往北京的各主要路口让咱老百姓给堵住了!往市中心去,人海汪洋,广场依旧,到处不见戎装军人。——当局调兵遗将,颁布戒严的措施也未奏效。

军队和百姓,武装开进受阻的那一方的反应无从知晓,赤手空拳这一方则议论纷纷,炸了锅似地。形成了一种僵持、对峙的局面。

大清早,全城到处传说一个消息:军人荷枪实弹,全副武装!架着机关枪!还有坦克!东直门方向(?)开来了一辆从未见过的怪物:军绿色,全封闭,形状有点像火车运输油料的闷罐,但显然不是。

“是什么?”

“不知道。”

“像什么?”

“就是这玩艺儿。”说的人从兜里掏出一张刚冲洗出来的照片。果然是绿色的长圆型的一个庞然大物。

“是不是毒气装置?”

“难说!”

“呀!他们真敢干那!打日本时候也没这么着哇!”

“哼!共产党就没当真打过日本!您以为!”

“打咱老百姓倒是不用怕,咱们手里又没家伙儿,一打一个准儿。”

“您当他们真敢打呀?左不过催泪瓦斯橡皮弹,吓唬吓唬呗!”

“吓唬?吓唬用得了那么多兵?大卡车一辆接一辆,排得看不见尾?”

“妈的!他们敢来,咱也玩儿了!”

“您拿什么玩儿?拿命?!”

“胆小的回家睡觉去!咱不能眼瞅着学生受欺侮。丫挺的良心让狗吃了!武警公安还不够!还调正规军!”


我和郑义回到广播站。

安全起见,绝食的学生们再次转移到大客车上。绝食团指挥部也转移到一辆中型客车上。

李陀一把没拦住,郑义上了中型客车。军队随时可能进城,他一上去,我不放心,也跟了上去。把他劝下来了。不一会儿他却将我从广播站叫走,说是指挥车要上长安街号召群众堵军车、保卫天安门广场,要我去广播。我们俩和外高联一名女学生、一名管播音器材的男学生一起,成了这辆中型客车上的主角。

纠察队员一次次上车撵人。一直撵到除司保安的纠察队员和司机及我们,再无“多余”者。上街宣传群众,是郑义的主意,学生领袖李禄便将这车暂交郑义指挥。

这叫“赤膊上阵”。当街上成千上万的人们簇拥着这辆挂有“绝食团指挥部广播车”标志的中型轿车,在大街上缓慢行进时,谁也不会想到,在窗上遮了布帘的车上有一个四十多岁的作家在指挥。他不仅决定行车路线,而且以飞快的速度撰写广播稿,言辞简短,极富号召力。这是郑义不同于其他知识分子的地方,他简直没有什么书生气,组织和操作能力却极强。“赤膊上阵”,宣传民众以保卫天安门广场和学生性命安危,这在大军压城的危机时刻,对于他来说,并不需要多大的思想调整和心理准备,是自然而然的事。他原本就不仅是书房的“产物”。

车从天安门前上路,沿西长安街向西到西单,再向南到宣武门,再向东经前门到前门东大街,经崇文门、东单绕回广场。一出广场,便引来了大批骑自行车尾随而行的人。广播稿每念一句,便会引起热烈的反响;每结束一遍,便会响起爆竹般的掌声;打开车窗探头张望,便会听见下边群众的回答:“放心吧,同学!有我们呢!”“我们这就去——。”

“决不让他们欺侮你们。”伸出手去,就会被许多手握住;张开嘴提要求——我说:“谁有钢笔?车上没有写字笔了。”立即有几支手举着笔从不同的窗口递上来。“有了,谢谢您!”“拿去吧,备用!”有人敲车门。开了门,端上来的是一大纸箱饮料,“天儿热,你们渴,放着喝。”

我从来没见陌生人之间如此情同手足,心心相映,如此相互信任、支持、关爱。这里不是自家门庭、亲朋相聚;不是教会庙堂、教友相从;不是慈善机构、孤老相依,这里是大街,所遇是路人。我总是禁不住热泪盈眶。

广播车不能停。一停,便人山人海聚上来。广播也不能停。一停,下边就喊:“同学,再念一遍。”一遍、一遍、又一遍。“李鹏必败!”掌声如雷。“人民必胜!”呼声震天。车到前门东大街北京市公安局门口,郑义说:“停在这儿,播!”播的是郑义草就的《告全市人民书》:

“……违反宪法,私令戒严,数十万军队包围北京,使用现代化武器对付手无寸铁的民众,这是一场反党、反改革、反人民的反革命军事政变。……在这个危机时刻,一切工人、农民、市民、知识分子必须团结起来,保卫民主运动的成果,保卫天安门广场,保卫人民首都北京……。”

公安局的大楼,静静戳在广播车和周围的几千张面孔前。后来我受审时听说,这些日子里,北京公安局政保处的人们整天整夜不回家,驻守办公室,天天吃方便面,从楼上的窗户里往下看。想必他们一定记得戒严的那一天,有这么一个广播车示威似地停在他们大门口,不仅宣传群众,也宣传他们吧?他们肯定不知道,就在这辆车里,有一个后来令他们动用中央、地方侦察警力,追捕三年之久而未能如愿的通缉犯;也肯定没想到,车上那个嗓音低沉的女播音员将被他们以另一项罪行收容九个月,却自始至终未暴露这段播音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的经历。

车上那个管器材的男同学煞是忙。他要忙着给我和另一个女播音递饮料,又要忙着鼓捣不听使唤的录音机,同时,为了不让郑义这个“长着胡子的人”暴露,还要把总往下掉的窗帘往上挂。我的嗓音由于几天几夜的连续播言已经哑得失真了。我很吃力,他便越发地急。一急,就出一头汗。将那录音机折腾了几遍也没折腾好,好不容易弄好了,可以录下来,以放磁带代播音了,车已开回广场了。他抬头向窗外广场望望,眨眨眼,便遗憾万分地又将那忍不住的汗,再出一头。

“明天还可以用呢,”我哑着嗓子,用很亲切的女低音安慰他。

他便擦了汗,低头抱赧地笑笑,又出一头。


颁布戒严令之初,每天黄昏都传说同一个消息:今晚大兵要进来了。

他们是钢铁,我们是血肉,要进,什么时候都能进来。

不过最可能的时间是夜间,后半夜。据说(见“补记”一),当年“四�6�1五”事件时,官方清场,就是在后半夜。那时候,广场华灯突然熄灭,一片黑暗中,人们慌乱起来,借着慌乱,高音喇叭突然宣布要清场,限时让人们自动离开。接下来就上了武警、公安。

北京人有经验,所以,白天,偌大广场找不到小憩之地,入夜更拥挤。不少人专捡天黑了之后,甚至前半夜过去之后来。人们想以血肉之躯抵挡钢铁、子弹。

历史博物馆前的台阶上,整整齐齐坐了百家饭、百家衣、百家巷的老百姓。一直坐到深夜,坐到黎明。他们每人发了毛巾、口罩。这是他们唯一的防御工具。此外,他们在一位指挥者的指挥下高唱《国际歌》、《国歌》、《团结就是力量》。这是表达他们意志的心声。有年轻的学生告诉大家,一旦博物馆里出来军队,应该如何对付。这时我才恍然大悟:这里的群众是准备好堵博物馆中埋伏的军人的。他们是自愿前来保卫广场和学生的义务人员。

地铁出口处黑压压坐成一大片的,则是组织起来的学生。人们担心在地面被堵截的军人,会从地下突然涌出来。戒严令颁布之后,地铁已经停运,出入口的铁门已经上了锁。郑义想出一个主意:将锁眼用火柴棍堵死,这样里面的军人上来之前,在开锁时会费更多的时间。他翻过人群,先去观察锁,却发现锁眼早已被堵住了。

人们是那样警觉,以至于任何一个人发出任何一句悄声的警告,都会导致呼啦啦站起一大片,最后全部站起,面朝地下通道,人墙般砌在地铁门口、窗口。我、郑义、老木,我们仨人那一夜在广场巡游时,走到地铁口,就发生了这样令人紧张万分的一幕。被惊动而站立起来的学生们,严阵以待、屏息静气,等了许久,黑洞洞的通道里听不出任何动静。末了,我听见两个同学悄声对话:

“怎么回事你?你看见啦?”

“谁?我?”

“你刚才不是突然说:来了!”

“我?嗯呀!怪不得都站起来了。是因为我吗?可能是我,我刚才梦见地铁停啦!里面全是绿的,嘿嘿!对不起!”


戒严令颁布近百小时了,仍是一纸空文。军车在所有通往北京市的路口都被堵住了。有的一天天、一米米地往前蹭,有的原地不动。有的则后退十几米、几十米、几百米。有的干脆调头开走了。

人们却在市区的大街小巷有了新发现:一些便装军人,正散队向天安门广场进发。这些人比起职业或业余特务,有着更为呆板的表情。

天安门广场东侧树下就有过那么一个。他千辛万苦地到位了,也许正等他的战友们。人们曾经围住他,告诉他所谓“反革命动乱”的真相。最后的结果,不是人们使他了解了真相,而是他使人们哭笑不得——

“咳!那大兵蹲在树下,一圈人围着他想让他醒过梦儿来,他楞是听不懂普通话!您说,他干嘛来啦?”

“干嘛?不懂才来的!懂了,全明白了,没准不来了呢,指挥不灵了呢。”

“还(有)好些呢!路都不认识。傻乎乎地还问呐:天安门在哪里?您说说!”

“胡同里也有!不敢走大路,走小路,串胡同,拐来拐去,自己也绕糊涂了。就问,这是哪里?离广场多远?穿着军裤,口音不对,一眼就让我给认出来了。我说,你问这干嘛?他就支支唔唔。我就领丫上家喝茶,休息。给他讲这是怎么怎么个事儿!让他回去。他说,我明白了。可是我还得上指定地点集合,不然返回去怎么交待?他说,你放心,我不开枪,实在不行,我往天上放。也好,让他们进城见识见识,受受教育,明白点儿事理儿,别傻冒儿似地指哪儿打哪儿。这是北京,不是越南,怎么着?在老山打着打着,枪口一转,打回自己个儿家来啦?”

“操!新兵蛋子!老子们在越南战场上的时候还不打越南女兵呢!这回他们倒想得开了,连快饿死的学生都要打!”

“当兵的嘛,他服从命令不是?”

“丫挺的!让他打他妈他也打?也服从?”

“咳!说那个。大字不识几个,又不让看报纸,也不让听广播,什么都不让你知道,他以为他妈变成人家妈了呢!再给你来个战前动员,说你是保卫首都!保卫安定团结大好形势!说他妈的祖国需要你!首都人民盼望你!党考验你!立功受奖的时刻到啦!你说你不打?是你你也打了!”

什么新鲜事都有。一位作家朋友(见“补记”二)当过伞兵,他告诉我,他在人群中发现了一个穿伞兵服的可疑人。一问,此人果然是趁夜色被空投下来的。任务是侦察了解广场情况。这人最后被说服了,来到学生中,坦白了自己的身份和来的方法与目的。

除了不择手段地往城里混人,也不择手段地往城里运武器。人们一度在开往广场方向的车辆中,发现了装在麻袋里的枪支、弹药。这些车,有些是大轿车,有些是带蓬卡车,有些,据司机谎称,是往城里送蔬菜的。


天天喊“狼来了”,狼却迟迟没有来。在等狼的那些日子里,我在绝食团广播站的工作被一项更重要的工作所替代,这便是在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印制反革命宣传品”——参与编辑一份由首都新闻界、文化界、知识界联合主办的小报:《新闻快讯》。这份报纸的背景极其简单:当一些官方报纸对学潮略微正面的报道,因赵紫阳的下台而被终止时,人们感到确实需要这样一份报纸,以便将学运的情况、时局的发展、知识分子的心声真实地报道出来。这份报纸实际上是官方压制“新闻自由”的产物,是“新闻要讲真话”这一原则的实践。官方不敢讲真话,我们自己讲。所以,当包遵信先生在一个公开场合建议办一份这样的报纸时,立即得到了所有在场者一致的拥护。报纸第二天就出了第一期。以后每天一期,我们设立了“简讯”、“报导”、“海外动态”、“外电摘登”、“新闻综述”、“时事评论”、“时局分析”等拦目。

我非常庆幸在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中,找到了一个适合于自己的小角落。因此,当郑义希望我陪他去广场转一转时、当赵瑜说“你干这干哈?没意思”时,我始终全力以赴地在这里坚守着,并不断地克服大游行,堵军车等等诱惑。


郑义的身体越来越差。肝炎出院不久,恢复期间,带来的药已吃光了、钱也花没了,无论哪个招待所都即将住不成了,再拖下去,恐怕连回太原的车费也不足了。另一方面,广场连日旗多人少,旷日持久的静坐消耗了大部分人的体力,总也没来的“狼”使诸多人的斗志消耗在日复一日的紧张中。我断定,老人帮要使这场史无前例的民主潮不了了之。其方法,黔驴技穷之后就是“拖”:就是不理你们,看你能怎么着?

另一个情况令我忧心忡忡:不只一个朋友打电话来或亲自劝说郑义及早隐避,“黑名单上有你!别傻了!”

拖垮了民运再秋后算账?

我劝郑义先回家。他不。除非我同他一道走。

我走得很突然。走时,是五月二十六日。(见“补记”三)

几天以后,屠城的消息从北京传来。每位在电话中述说血腥实况的朋友都泣不成声。老鬼马波则为我们描述了他亲历的屠城惨况:坦克从人身上碾过去,四个人,成了四张皮。……急红眼的老百姓堵住一辆大轿车,用钢筋棍捅进车里,去戳藏在车窗下的军人。一位拼命摆脱老鬼阻拦的青年人,朝老鬼哭喊怒吼:别拦我!为什么光拦我?!我的朋友就是他们杀死的!刚刚!刚刚死在我怀里呀!“……喂,听见了没?现在枪声还在响,你听……”老鬼惊魂未定,泣不成声。


那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上午十时许。

红色恐怖已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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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告别阳光》电子版“补记”:



一,说此话的人是作家张承志。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前的知识人据点,他对周围人回忆说:当年闹“四�6�1五”事件时,天安门清场,就是在后半夜。“那时候,”他说:“广场华灯突然全部熄灭,一片黑暗,人们就会慌乱起来。高音喇叭这时候就会发挥作用了:突然宣布清场,限定时间让人们自动离开。接下来就上了武警、公安。……他们历来如此,这次不能例外。”



二,这位作家是徐星。他和所有的参与着一样,被大学生的追求民主的热情和行为所感动,陪着他们在广场度过了不少不眠之夜。有一次,当环绕广场的学生游行队伍走过时,他感动不已,兀自跳上路边的隔离墩,振臂高呼“大学生万岁!”



三,在人民文学地下室招待所的房间里,我认认真真跟他谈判:我得留下来,前提是他离开。我不能离开,最初的热情一过,新闻快讯编辑部跟广场情况相似:旗多人少。人员全是自愿,始终坚持做编辑的寥寥一二。何况报纸诞生两天,老木被天安门广场誓师大会吸了去,编辑大多数也被外面的形势所吸引,根本坐不住。人手奇缺,稿件根本编不过来。“五�6�1一六”知识界大游行的总指挥赵瑜和幕后策划郑义,不时返回社科院新闻快讯编辑部,因为知识界的重要会议都在这里召开。只要不开会,赵瑜总试图拽我上街,他实在不明白这种千载难逢的时刻,一个人怎么可以继续坐在室内跟纸面上的文字打交道!其实不过因为我的到场是新闻快讯存在下去的最后一个可能:如果我也不来,这东西就只有领衔人,没人具体照顾者了。
有一日我去晚了,社科院大楼电梯里遇见老包,他有些沉郁的面容立时露出欣喜:“咳,北明,我以为你也不来了。”我说,“说了来,就会来的呀!”他只点点头,没说话。沉默片刻才又开口:“跟你合作很愉快”。空旷大楼里听他言语看他表情,我心里直打鼓,暗自庆幸自己那天早晨又一次克服了上街的冲动。我告诉郑以,我一走,新闻快讯肯定名存实亡。(后来事实证明果然如此,我离开的当天,新闻快讯就停刊了。)除了编辑责任,我还负有嘱托。作为公安部的内控对象,包遵信先生比任何人都最早进入当局黑名单:学潮之初,他就发现受到跟踪盯梢,学潮后期,他已经有家不能回。背这一个挎包,居无定所,四处为“家”。
办报纸那些日子,有一天,他私下将随身携带的一些重要资料、文献交于我携带、保管,同时给了我几个驻京香港记者的住址和电话,嘱我有事与他们联系。我知道这分信任的分量,这种时候甩手走掉,形同背叛。包遵信作为“走向未来丛书”第一任主编,为中国二十世纪中叶中国学术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再度接轨,立下汉马功劳,在中国青年知识界,享有崇高威望,而他不遗余力推举青年后进学者,在北京乃至全国青年知识界有口皆碑。我是亲受恩泽者之一:他曾为我的学术处女作《史前意识的回声》作序,并推荐出版,因故未能如愿,我自觉欠他人情。无论与理与情,与公与私,我没有离开新闻快讯的道理。郑义听我一席话,沉吟良久不言语。半晌说出一句话:“你不走,我怎么能走?我黔驴技穷,无论如何无法说服端坐对面一声不吭的这个人。
我的道理他全都同意,我的决定他坚决支持,只是他要坚决奉陪。但是他不走,麻烦比较大:且不说药已经用尽,满北京关门,也没出去买,眼看面临体力衰竭,根据各方面汇聚的消息,若是突然实行大逮捕,“长胡子的人”们中,首当其冲者很可能就是他。——在公益和私情之间不大好选择,在良心和丈夫之间更不好选择。我一生从未面临过如此两难的选择。不能使他先行离开,我别无选择地选择了后者,而且选择了最痛苦的方式:不辞而别。无论若无其事或是煞有介事,我无法想象跟包先生当面告别,并把他嘱托保管的东西还给他。他一定会理解郑以的坚持和我的选择,但是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他一定会为感到失望,而我没有勇气面对他的失望。我把他托我保管的资料清点包装好,郑重交给赵瑜,再三叮嘱,在我走后务必全部、及时面交包先生。


(第三章“初入牢门”待续)


作者惠寄 转载请注明出处
Monday, June 18,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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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6月16日 星期六

六四播客——李海的六四見證


提要: 
六三、六四經歷
醫院死傷
留讀北大
校園氣氛
五、六月行動
關209天
和平憲章

六四播客——李海的六四見證(1/3)

李海
  【李海簡介】李海,北京人,八九學運時35歲,是北京大學哲學系研究生,北大學生自治會外聯部長。九〇年“六四”一周年前夕,因組織紀念活動被捕,在北京海澱區看守所被關押七個月,遭受“地獄般”的折磨。出獄後,他收集有關“六四”入獄人士的資料,並幫助家屬獲得人道援助,1995年被以「洩漏國家機密給海外機構」的罪名,再度遭到判刑九年。2004年第二次刑滿出獄後,李海繼續從事推動中國的人權民主事業。 (64memo.com-1989)
  請聽六四檔案主持人封從德對李海採訪的第一部分。
  





六三、六四經歷  

  在北大籌委會.接到電話.發生衝突.煙霧彈.被要求過去看.四、五點到六步口.司機要求快點.車不見.被丟在六步口.找公共電話.廣場人很多.被廣播.市民圍住軍車.軍人保證不打老百姓.槍聲.往聲音走.跑到西丹路口.XX.年輕市民.擁擠.火光.市民罵鄧小平,當局.槍聲後市民被拖下去.死亡情況.轉了幾個醫院.兒童醫院.復興醫院.死者在醫院地上.很多血.死亡數字帶到北大.往北大走.遇到市民有自行車.車胎壞了.早晨回北大.籌委會桌上有相機.攝影師死亡.男女抱頭痛哭.感到悲憤.難受.與常勁表示哀悼.字樣放到南校門.開來兩輛軍車.司機笑咪咪.人群打軍人.我和常勁保護司機.故意騙來送死.很奇怪.六四後忙雜事.忙廣播.迎接未來可能發生事情.六五回家.六四整天在北大. (六四檔案-2004)

醫院死傷  

  總共死傷不清楚.寫過兩萬字回憶.找不到.XX.三個醫院死傷二十多人.應該有蠻多資料.常勁的回憶.兩百四十多具屍體.越來越多死亡人數.有別人報死亡人數.九一年開會數字.聯絡四十多個醫院.派二百多人.北大校車開去.校方說十四個.復興門有二百多屍體.總共兩千近三千死亡人數.來源不清楚.記憶相容.

留讀北大  

  跑掉,躲起來.家裡收到一封信.不會被抓.沒事因為救當兵.老師保護.找理由.XX.都沒問題.九、十月回北大.趕上開學.希望能在北大讀下去.同情學生.外調.回答不傷害其他人.寫事實經過.寫不夠.長一點.希望保護人.第二年五月底六月初被抓.六月一號被抓.

校園氣氛  

  林炎志.八0選舉人物.打手職務.關鍵職務.監控鎮壓.沒有嚴酷感覺.沒有被抓的人.籌委會串連.砸小瓶子.保持精神.今後打算.談應對方法.

五、六月行動  

  二、三月份.不熟悉的同學.柳向前•打交道.廣場朋友.交談幾次.開展六四紀念活動.四月五號.記不清楚.沒有信號.不成熟.學期末.沒有課了.跑外地.花一個月.五月三十回北大.彭嶸被帶走.急著問我的情況.趕緊回家.同學同情.早點跑走.往西門走.突然想到朋友的細節.會被翻物品.東西清理.交給同學.妥善保存.出門時門被敲響.走不了.送到派出所.警燈響起.半年多.年底大釋放.沒有證據.彭嶸 牙關緊.看守暗示.北大開除.沒有參與證據.無理由開除.校長辦公會議決.不提供理由.找他們浪費時間.清查辦公室.管理樓.禮堂.校長辦公室. (64memo祖國萬歲 / 2004)

關209天  

  恐怖時光.地獄感覺.小號裝滿.最裡面的監使.很黑暗、擁擠.之前被毆打.五號調到十一號.都是刑事犯.專打大學生.沒有大傷.打十分到一刻鐘.他們自己打.獄警縱容.
  十五坪睡三十人.兩米寬.板一人長.頭抱腳.擠的很緊.不允許鬆動.動彈不了.隨意放風.管教不管.飢餓.疥瘡.感染.沒39度被揍.沒有醫藥.自生自滅.抵抗力強.沒有感染.抵抗力崩潰.全身蔓延.紅腫流濃.沒辦法握拳頭.沒有太陽.一個月沒放風.潰爛蔓延.絕望.減三十多斤.骨頭架子.沒有肌肉.營養缺乏.
  趕緊治療.十分之九患疥瘡.熱水沖.擦膏藥.飢餓對待犯人.傷口不能愈合.老鬼也被關同一個地方.飢餓有傳統.回家就愈合.十幾天長十幾斤.慢性走向死亡.無恐懼.
  定時大小便.鬧肚子.慘忍.不允許你去.倒著豎起來.上完靠牆痛打.農村犯人.鬧肚子.拉到褲子.拉三天.沒吃東西.涼水潑完休克.差點死.曬太陽.醫生等一個多小時.隨時死亡、絕望.沒有期限.管教長期不進來.沒有投訴.審查無限延期.沒有手續.家人不知.沒能夠知道確切情況.沒有律師.與世隔絕.典型任意拘押.打死犯人.自殘死.九五在朝陽.九五總共死14人.朝陽打死7人.掩蓋為病死.沒見到病死. (Memoir Tiananmen/89)
  九0年出來過後
  家裡修養.北京人.工作.

和平憲章  

  偶然的情況.嘗試組織.在北京找到抵抗意志朋友.類似宗教團契.在全國有比較大的網絡.憤怒無法平復.成立三個組織.自由工會.民主聯盟.紀念六四.散發傳單.九二年被抓.胡石根20年康玉春17年.


  • 中國人權﹕孟浪的六四見證與反思--六四播客﹐2006年4月15日。


  • 中國人權﹕丁子霖--六四播客﹐2006年6月2日。


  • 中國人權﹕韓東方談六四與勞工運動--六四播客﹐2006年6月2日。


  • 中國人權﹕周鋒鎖的六四見證與反思(1/3)--六四播客﹐2006年4月15日。


  • 中國人權﹕王磊的六四見證--六四播客﹐2006年10月2日。


  • 中國人權﹕魯德成紀念六四17週年--六四播客﹐2006年6月2日。


  • 中國人權﹕六四傷殘者張斌的見證--六四播客﹐2006年6月2日。


  • 中國人權﹕馬少方的六四見證與反思--六四播客﹐2006年6月2日。


  • 中國人權﹕程真的六四見證--六四播客﹐2006年6月2日。


  • 中國人權﹕常勁的六四見證--六四播客﹐2006年6月2日。


  • 中國人權﹕翟偉民的六四見證--六四播客﹐2006年5月8日。


  • 中國人權﹕一位香港學生的六四見證--六四播客﹐2006年6月3日。


  • 王有才﹕王有才的六四見證與反思(1/3)--六四播客﹐2007年1月7日。


  • 中國人權﹕周鋒鎖的六四見證與反思(2/3)--六四播客﹐2006年5月3日。


  • 王治新﹕六四播客﹐2006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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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6月13日 星期三

    “六四”抗暴者现状令人担忧(二)——高鸿卫、赵锁然、张燕生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6月13日 转载)

        四、高鸿卫先生现状
         高鸿卫先生出生于1970年4月21日,家住北京市朝阳区青年路红门村30号,捕前系北京煤炭总公司一厂工人。高鸿卫先生于1989年6月20日被拘捕,同年10月19日因“放火罪”被判处无期徒刑,2007年1月15日出狱,目前正在服剥夺政治权利8年的附加刑。 (博讯 boxun.com)
        高鸿卫先生是家里的独子,母亲79年就去世了,父亲长期患有心脏病,家里几乎没有什么亲戚。89年6月20日高鸿卫被拘捕时,父亲正在住院,由于平时照顾老人的是鸿卫,因此两天没见到鸿卫,老爷子便问起前来帮忙照料他的街坊们。开始大家都瞒着老人,说鸿卫出差了。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四个月后的10月26日,鸿卫家对面的一个邻居不慎走嘴:“您还不知道呀?政府把鸿卫定为暴徒,早被警察抓走了!”老爷子当场目瞪口呆,昏厥过去。两天之后,老人家含恨去世。
        在长达18年的漫长监狱生活中,鸿卫依靠顽强的意志拼命劳动,以争取减刑。由于过度劳累,他患上高血压症。去年2月23日 早晨八点左右,他突然感觉肚子疼痛,队长带他去监狱诊所就医,当值高院长看了一眼后说“没事儿”,鸿卫又回去干活了,但肚子一直在疼。到了下午两点,鸿卫的肚子疼的实在不行,浑身冒虚汗,队长再次带他来到监狱医院,高院长看了看说:“送滨河医院吧!”(*注:滨河医院为北京市监狱管理局直属医院)鸿卫被滨河医院的医生确诊为“小肠串气”,立即上手术台,由于延误了治疗时机,已经坏死的30公分肠子被切除了。
        然而当他终于获得自由、回到阔别了18年的家时,父亲留给他的只是常年无人管理的四间破烂的小平房。他举目无亲,为了生存,他把三间小平房租借给了外地进京打工者,每间月租仅100元。接着他找到平房乡街道办事处,申请最低生活保障金,可办事处的领导说“你已经有租房收入,政府不管了。”鸿卫说“北京市民最低生活标准是每人310元,我的总收入才300元,除去水费、电费,我还要吃饭,政府能否考虑再给我补点儿?”办事处的领导说“不可能!”之后,鸿卫又找到朝阳区民政局,区里领导推托让他找办事处;无奈,鸿卫又找到北京市民政局,市里说让他找区里------总之,乡、区、市三级政府来回踢皮球,至今一分钱“低保”也没拿到过。
        鸿卫也找过工作,但北京的单位一般都要35岁以下的,他已经37岁了,人家自然不要他。另外,有些单位招工的条件之一就是要派出所出具“无犯罪记录”,鸿卫在派出所及办事处的档案里不仅有原单位的“除名决定书”,还有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
        目前,出狱已五个月的高鸿卫先生依然整日为找工作四处奔波。
        用高鸿卫自己的话说:“现在我家就只剩我一个人了。我都37岁了,但我还能干,我要努力去找工作,争取早日娶个媳妇------”
        附:高鸿卫先生联系方式 001186-13910763461
        五、赵锁然先生现状
        赵锁然先生出生于1962年4月11日,家住北京市门头沟区和平路82号,捕前系北京首钢建修厂工人。赵锁然先生于1989年6月12日被首钢公安处(注:首钢公安处与各区县公安局平级,公安处主要领导均为北京市公安局十处的干部,公安处工作人员有两个工作证:首钢的工作证和公安局的工作证)抓捕,6月13日移送十三处拘留所(俗称“炮局”),后押往北京市公安局七处,1990年2月6日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破坏罪”判处无期徒刑,2007年2月25日出狱,目前正在服剥夺政治权利6年的附加刑。
        当年赵锁然先生被首钢公安处抓捕后,6、7个公安处人员用电棍、铁棍、木棍不分位置地暴力围殴他半个多小时,第二天上午和下午又分别两次对其暴打,打得他抱头满地乱滚,大呼救命,一位处长突然拔出手枪对着他吼道:“你再乱喊,老子就嘣了你!”------锁然的腰就是那时被打坏的。
        锁然家兄弟三个,他排行老二。老母亲连续13年风雨无阻地去探监,但她没能等到儿子出来,便于2003年去世了。后来的四年里,都是父亲去探监,直到他出狱。
        在18年的服刑生涯中,赵锁然先生一直忍着腰疼的顽疾从事各种繁重的劳动,以期获得减刑。另外,由于长年营养不良、长年不见阳光,如今的他视力严重衰退,听力下降,浑身无力,反应迟钝。
        在出狱后的四个月里,赵锁然先生曾去找过几个工作,如交通协管员、保洁员等,但由于身体极度虚弱,均无法持续。
        目前,45岁的赵锁然依旧孑然一身,与父亲住在一起,唯一的经济来源是父亲每月1000元的退休金。
        谈到未来的设想时,赵锁然先生说:“对过去所做的一切我无怨无悔!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好好生活,好好孝敬我父亲,我母亲已经为我急死了,我不能再让我父亲为我着急。另外,我目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做一个全面体检,看看我的腰到底哪儿坏了,尽管现在没钱治,那就等以后挣了钱再治------”
        至今锁然连体检的费用都付不起,更别提治疗了。
        附:赵锁然先生联系方式 001186-13366417630
        六、张燕生先生现状
        张燕生先生出生于1967年11月9日,家住北京市西城区西外大街钱市胡同3号楼907号,捕前系北京展览馆工人。张燕生先生于1989年6月13日被戒严部队士兵及西城公安分局展览路派出所警察从家中拘捕,后移送北京市公安局七处,1989年11月8日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2003年4月25日释放,目前正在服剥夺政治权利5年的附加刑。
        张燕生先生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父母勤劳善良,兄妹三个(燕生排行老二)互相关心,但89年的那场屠杀改变了他们的一切。先是老父亲在1990年春节后因过度思念狱中的儿子,患了脑血栓,不久后去世。接着母亲又得了糖尿病,家里的一切负担都落在了兄、妹身上。尽管如此,燕生的一家人从没埋怨过他,十几年来大家轮流去监狱探监,给了他无尽的温暖。
        在13年零10个月的监狱生活里,燕生做过维修工、机修工,织过毛衣、包过筷子、缝过皮球、做过手套,他凭着坚强的毅力埋头苦干,常常每天劳动14、5个小时,以期早减刑、多减刑。功夫不付劳苦人,燕生先后五次获得减刑,他的减刑次数及实际服刑时间在北京第二监狱“抗暴队”里是数一数二的。然而他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2001年,他突然觉得浑身无力、经常口渴,求医后医生告诉他患了糖尿病------
        燕生出狱已经4年了,这期间他做过饭馆的采购员、狗场里的养狗员、公司里的推销员等多种职业,目前他在一个公司里做送货员,月收入1000元。
        燕生的身体不好,89年6月13日他被抓进展览路派出所后,四、五个戒严部队的士兵用枪托子围殴他3次,每次都是十几分钟,他的颈椎和腰椎都是那时被打坏的,至今一到阴天下雨的时候便疼痛难忍,另外,糖尿病也一直在折磨着他,每个月挣的钱,大部分都花在求医买药上了。目前他和母亲一起生活,母亲的糖尿病更厉害,每天要打三次胰岛素------
        至于未来的打算,用张燕生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多挣点钱,好好孝敬我妈,好好报答哥哥和妹妹,因为他们为我付出的太多了;另外,我都40岁的人了,想找个女朋友,成个家------”
        附:张燕生先生联系方式 001186-13381185322
        恳请大家对这些勇敢的抗暴者给与经济援助!
        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召集人 孙立勇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六四”抗暴者现状令人担忧(二)——高鸿卫、赵锁然、张燕生 博讯新闻,简体中文新闻

    2007年6月5日 星期二

    64 存照:八九年六四图片回顾 (补遗 完)

     

    64 存照:八九年六四图片回顾 (补遗 完)

    【 阿波2007-06-05讯】  

    最后的纪念碑 六四凌晨五时,穿迷彩军服的特种作战部队士兵冲上人民英雄纪念碑驱赶学生。1989-6-4

    方政 方政是在六四凌晨和同学们撤出广场时,为救一女生而被坦克压断双腿的。六四后他曾获两项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冠军,但因六四而被取消参加国际比赛资格。1989-6-4

    长安街上英勇抵抗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六四早上军队在长安街上扫射,市民英勇抵抗。照片中可见数位市民中弹躺在长安街上,其他人在抢救伤员。1989-6-4

    鲜血染红了北京 六四的鲜血染红了北京的街道。1989-6-4

    三轮车抢救伤员 “人民子弟兵”向人民开枪。群众奋勇冒死抢救伤者。1989-6-4

    达姆弹 许多六四受难者死于国际禁用的俗称“炸子”的达姆弹。最近北京军医蒋彦永大夫证实当时军队使用了达姆弹。1989-6-4

    华盛顿中国大使馆前 六月四日,美京华盛顿中国大使馆前发生抗议北京屠杀学生的抗议示威。1989-6-4

    澳门群众大集会 澳门群众大集会,强烈谴责北京血腥镇压学生爱国民主运动。1989-6-5

    王维林挡坦克 《时代》周刊把“王维林”列为世纪伟人,只因他只身勇挡坦克车队。其实我们不知道他是谁,叫什么,现在又在那里。1989-6-5

    坦克下的情侣 合骑一辆自行车的一对夫妇经过一交通桥下,桥上即是军人坦克。1989-6-5

    [1] [2]

    2007-06-05讯】  

    戒备森严 天安门广场上军人戒备森严,重炮隐约可见。1989-6-6

    成都 北京的噩耗出来,四川成都民众哀悼六四死难者,与军警发生冲突。成都是中共另一个动用武力镇压的城市,也有许多市民和学生在冲突中死亡。1989-6-6

    重兵 天安门广场上重兵驻守,一些市民在远处观看。1989-6-7

    纪念碑台阶 军人驻守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台阶上被坦克压坏的痕迹依然可见。1989-6-7

    阳台上的弹孔 这座外交员公寓六月七日曾遭军人射击,理由据称是有人躲在其中射击中国军人。公寓下层阳台上弹孔依稀可见。1989-6-7

    戒严 军人在北京市交通要道站岗。在北京的戒严直至九○年一月才解除。1989-6-8

    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 六月九日,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显示大局已定。1989-6-9

    洗刷鲜血 烈士纪念碑上的鲜血可洗刷得干净?1989-6-15

    证词(1) 六四死难者与伤残者照片及亲属证词(1) 1989-6-4

    证词(2) 六四死难者与伤残者照片及亲属证词(2) 1989-6-4

    [1] [2]

    全球纪念“六四”委员会

    六四失踪者的命运-纪念六四惨案14周年

     请看博讯热点:六四


    【博讯2003年6月02日消息】     ●丁子霖、蒋培坤

        他们不应被遗忘 (博讯boxun.com)
        这些年来,随著「六四」死难者名册上人数的逐渐递增,一个过去几乎被忽略的问题渐渐凸现在我们的面前,这就是 14 年前那场大屠杀中的失踪者的命运。

        起始,我们寻找到这类失踪者,都是将其列入死难者名册,因为人数相对较少,而且我们断定,他(她)们同那些死难者一样,都已不在人世。

        直至去年某日,我们偶然从海外媒体得到一个信息:美国国会於 2000 年曾通过一个名为「活著带他(她)们回家」的法案,大意是敦促政府采取一切办法,逐个寻找当年在朝鲜和越南战场上失踪的士兵,如果确认他们已经阵亡,也要找回他们的遗骨。这项法案还包括要找回失踪或阵亡将士的亲属。

        最初听到这个消息,我们的心灵受到极大震撼。是啊!在人世间,还有什么比人的生命更宝贵的呢!无论是活著的,还是死去的。上个世纪的那两场战争如今已成为人们的记忆,也许大多数失踪者的父母已不在人世,但美国民众及其政府并没有忘记,更没有放弃对他们命运的关注。据媒体报导,在以往的岁月里,美国政府曾多次通过外交途径,要求朝鲜和越南政府协助寻找并交还战争中的失踪士兵或他们的遗骨,并以此作为与朝、越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条件。美国民众和政府的此种努力至今未曾终止。

        由此我们想到了「六四」大屠杀中的失踪者。他们都是在1989 年 6 月 3 日及以後的几天里突然消失的。他们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至今下落不明。他们的亲属在过去的岁月里曾多方寻找,但毫无结果。同「六四」死难者一样,他们都是那场流血惨案的无辜受难者。

        我们一遍又一遍地翻阅著手头那份沉甸甸的死难者名册。我们逐个数下来,发现在已被记录下来的 182 位死难者名单中,属於失踪者的达 13 位之多。而可以断定的是,即使这已知的 13 位,也仅仅是所有失踪者中的很少一部分。「六四」失踪者的人数究竟有多少?今天还是个难以解开的谜。

        「六四」失踪者 无一人生还

        尤其令我们难以心安的是,在大量的失踪者之中,至少还没有发现有一例得以生还的。这证实了当年惨案发生时的许多传闻:有很多死者已被戒严部队毁尸灭迹。这似乎很难让人们接受,但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现在都知道在我们最初找到的一批死难者中,有一位名叫王楠的中学生,他是我的难友张先玲女士的幼子。人们还知道,王楠遇难後,其尸体是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第 28 中学门前的土坑里被挖出来的。然而,人们未必都知道,与王楠一起被掩埋在同一地点的死难者少说也有20位之多。

        据当时的目击者称,89 年 6 月 4 日凌晨,王楠在天安门附近南长街南口头部中弹倒地,一些自发的救护队员上前抢救,却遭到戒严部队的严厉禁止,两、三小时後王楠身亡,此後其尸体不知去向。在将近半个月以後,王楠的尸体意外地在西城的护国寺中医医院被家人发现。

        据当时及事後多位知情者透露,在 6 月 3 日至 4 日,有一批遇难者尸体被戒严部队就近掩埋在 28 中学校门前绿地内临时挖掘的土坑里,几天後尸体发出异味,经校方交涉,又将尸体挖出另作处理。王楠的尸体之所以能侥幸地留下来,是因为他遇难前穿的是军训时的军服而被疑为戒严部队的士兵;至於其他尸体去向何处,几乎无人知道。

        这件事暴露了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当年确实有很多死难者的尸体被戒严部队秘密地「处理」了。当时的北京有很多传闻,比如说有很多尸体被戒严部队装进黑色塑料袋偷偷运走了,又比如说戒严部队曾接管北京东郊火葬场数日用来焚毁尸体等等。对於这类传闻,当局始终讳莫如深,民间更无从查证,但我们想,事情的真相总有一天会大白於天下。

        残酷与苦难,与失踪者一起被掩埋

        使我们感到内疚和难过的是,13 年过去了,我们才第一次对这类失踪者作出统计。现在回过头来翻阅那些已知失踪者及其亲属的资料,内心的沉重是难以用言辞来表达的。

        一位苏南某大学机电系的学生,在 89 学运期间与几位同学一起千里迢迢赶赴天安门广场,他们是受该校同学的委托,专程给广场上绝食学生送交募集得来的捐款的,但他们之中的一位却始终没有回到自己的学校。该生在北京失踪,当时广为人知,传闻也很多,却始终下落不明。这一信息是我们儿子遇难的那个秋天,我们回苏南家乡时该校的一位教师悄悄告诉我们的。在以後的几年里,我们曾多次设法寻找该生的亲属,但至今未有结果。与此相类似的还有一位河北某大学的学生,他於 5 月下旬赶赴北京参加学运,「六四」後一直未回到母校。

        我们在这里专门提到这两位失踪的学生,一是希望能有知情者提供线索,以便尽快找到他们的亲属,同时也希望当年在广场绝食的学生能记住这些曾向他们伸出援手的失踪同学。

        一位穿花衬衫的男子,於 6 月 4 日那一天,在京郊的一所医院附近被一辆军车撞倒,随著又被後面开过来的另一辆军车辗成肉泥,剩下的仅是一只手的残余部分和那件花衬衫的残片。这具残缺的尸体一直曝晒在马路上,直至 6月 5 日才被人用铁锹铲入塑料袋运走。这是一位死难者,又是一位失踪者,因为他的尸体已不知去向:我想他的家人也不会想到被军车辗成肉泥并被装进塑料袋扔掉的这个男子就是他们苦苦寻找却始终了无音信的失踪亲人。

        人非草木,怎能像铲垃圾那样随便处置呢!但愿这惨不忍睹的残酷永远与死者一起埋葬,但愿他家人的记忆里永远保留著这位男子离家时那完美无缺的身影。

        失踪者给他们的家人留下了无尽的梦幻与期盼。他们宁愿相信自己的亲人还活在人世,也不愿相信亲人已经死去。他们无法忍受这种突然降临的失落,无法忍受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倾刻间变得如此虚无与静寂。我想,对於没有经历过当年那场劫难的人来说,这些失踪者亲属所承受的精神上的痛苦是难以体验的。

        一位北京某服装厂工人,在惨案发生的当晚离家去厂里上夜班,本应於次日凌晨 2 点回家的,但他的家人再也没有等到他的归来,这位失踪者的父亲当年不过 60 来岁,身体也还健康,然而没过几年,却在无望的期盼中离开了人世。母亲意识到儿子再也回不到自己身边了,但她仍然等待著,她要等著看到儿子沉冤被昭雪的一天。97 年邓小平去世,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反而触发她患了精神分裂症,她清楚地知道发生在她家里的不幸是邓小平一手造成的。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她不能放过造成这场惨剧的元凶!

        我们找到这位母亲时,她刚刚从精神病院被接回家中,病情还没有完全恢复。但这是一位坚强的母亲,她重新站起来了。不久她的神智恢复了正常,随即加入了「天安门母亲」的行列。

        在一个极权体制下,人心的凶险随处可见,动辄会带来不测之祸。一位失踪者的遗孤,父亲失踪那年才是个稍谙世事的孩子。他当然知道父亲的突然消失意味著什么,这在他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伤痕。但他毕竟涉世未深,不懂得自我保护。他万万没有想到仅仅因为一个不慎的举动,竟酿成了不堪的後果。

        那是在惨案发生後不久,有一天在课堂上,他难以遏制内心的忿懑,毅然在课桌上写下了向刽子手李鹏讨还血债的字样。他这样做也许只是出於一时的冲动,却被他的班主任老师发现并告发了有关当局,结果招致了三年少年管制的惩罚。一个 14 岁的孩子,还没有等到踏上社会就开始了丧失自由、丧失尊严的囚徒生活。

        人们常常谴责一个专制政权如何独裁、如何压制民主、如何践踏人权等等,但我们想,对於这样一个政权,最应该诅咒的,当是它的无人性,否则怎 能连一个孩子都不放过!那位老师的行为是可憎恶的,但他(她)又何尝不是那部专政机器上的一个可悲的零件呢!而且不是别的,正是那个无人性的政权造就了这样一批丧尽天良的所谓「共和国公民」!

        几年过去,这个孩子终於结束了少管生活,後来我们又从他母亲那里得知,他已随友人去了异国。我为他庆幸,我祝愿他在另一种制度下能找回作为一个人的自由与尊严,并从此远离他那小小年纪就已饱尝过的残忍与冷酷。

        在我们已知的 13 位失踪者之中,有 5 位我们已寻访到他们的亲属。他们身後有父母,有妻子,有儿女;而这些亲属所承受的,却是家庭的残缺、破败和常人难以想像的艰辛。一位原建筑工程队的木工班长,惨案发生的那天夜里11 点离家後再也没有回家,事後其亲属找遍了城区所有医院的太平间、停尸场,始终未见其尸体。这原本是个幸福的家庭,妻子虽是个普通女工,却有一个聪明的女儿,当时正上小学。平时夫妻俩上班,女儿有外公、外婆照顾。

        我们第一次踏进这个家时,女儿的外公已卧病在床,但还有外婆帮著招呼我们入座。然而,当我们於前些年再次踏进这个家门时,一张看上去像土炕样子的大床上就只剩下了一位蜷缩著的老妇人,而作为这个破碎家庭的唯一支撑者、孩子的母亲也已被提前「退休」回家了。谈话间我们才知道,她的老父亲已於前些年病逝,而老母也已病瘫在床,且已失去了语言能力,一家三口仅靠她很少一点点「退休金」度日,真可谓「含辛茹苦」。所幸她作为失踪者亲属,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人道帮助,这才苦熬著让女儿读完了高中。

        然而,让人感到气愤、不平的是,就因为女儿是个受难家庭的孩子,家境贫寒,无依无靠,结果考分虽达到了规定的录取线竟然未被录取。女儿是个懂事的孩子,第二年靠发愤苦读,终於以高分获得成功,现在她已是一所重点高校二年级的学生了。她母亲告诉我们,孩子明白家里的艰难,她是靠课余打工来弥补求学费用之不足。

        现在中国大陆的社会反差令人瞠目,在北京的一些大学生中竟有雇用保姆来料理自己生活的,但我们从心底里为这位失去父亲的女大学生感到骄傲,她为我们这个苦难群体赢得了荣誉和尊严。

        以上所述,仅仅是我们所能记录下来的很少一部分。我们本不想向世人展示这人世间的苦难与残酷,但这毕竟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我想有必要让心灵几近於麻木的同胞们知道。

        专制与独裁,不配讲人道

        今年「两会」期间,我们曾就「六四」失踪者及其亲属的问题致函第十届全国人大和政协,希望能引起与会代表及政协委员们的关注。我们在函件中指出:

        「……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不能允许一个无辜的生命无缘无故地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任何一位父亲或母亲,都不能容忍自己的儿女离开生养他的家庭而有去无回。作为『六四』失踪者的亲属,他们有权要求政府找回失踪的亲人,如果确证失踪者已经死亡,他们有权要求政府交还死者的遗骨;如果确证死者已被毁尸灭迹,他们有权要求政府做出严肃负责的交代。这是一个公民所拥有的最基本的权利,也是一个政府所应遵奉的最基本的人道准则。」

        在函件中,我们还要求新一届人大常委会责成政府有关部门对「六四」惨案中的失踪者进行专项调查,并公布调查结果;同时,对於那些已经查实的失踪者,应向其亲属做出交代,并分别不同情况做出处理。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同以往一样,我们的要求依然如石沉大海,而几乎在同一个时段,我们却看到了党政要员们的另一副面孔。

        「两会」刚刚落幕,伊拉克战争开始了,我们从中央到地方的电视屏幕上看到了前所未有的景象,美英联军的战机在伊拉克上空狂轰滥炸,伊拉克大地生灵涂炭,一片火海,中央电视台 4 频道那个以死亡、恐怖、绝望为符号的片头无休止地重复著,政府的声明和党政要员的讲话中也不时出现了诸如「人道」、「生命」之类听起来有点生硬的新词语。一时间,无论是在朝的大小政客们,还是在野的新老左派先生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展露出一副悲天悯人、慈悲为怀的神态和面孔。他们在一夜之间都变成了令人刮目的「人道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

        说起来真很难让人相信,他们竟如此健忘,以至於当他们在今天争相扮演「人道卫士」这个陌生的角色时,居然忘记了昨天曾熟练地扮演过的另一类角色!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欢迎这种新的变化。我们极愿意看到新一代领导人上台後在偌大的中华大地一扫过去那种无视人的价值、无视人的生命的顽症和恶习。然而,为什么我们在几乎所有官方主流媒体一边倒地奋起谴责美英「侵略」的「反战」声浪中,竟听不到哪怕是一个声音起来对暴君胡森说一个「不」字!这究竟是为什么?难道这位在伊拉克统治了二十多年的专制暴君杀的人还少吗?难道他在杀人的时候手段不够凶残吗?

        如果我们把视线转到国内,那 我们更有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的党国领导人从第一代,到第二代,再到第三代,难道在他们手里被残害的无辜生灵也还少吗?难道他在在残害自己同胞的时候手段也还不够狠毒吗?但是,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我们怎 就看不到有哪一位党国领导人以及那些以「弱势群体」代言人自居的左派先生们站出来说一个「不」字!

        按他们的年龄,他们都应该是从 1989 年那场杀戮的血泊中走过来的,或者至少耳闻目睹过惨案发生时的恐怖与死亡,相信他们也或多或少听到过那些屈死的冤魂在九泉之下的呻吟。难道他们能像鸵鸟那样,永远回避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六四」大屠杀是中国的独裁者对国人乃至整个人类犯下的一桩不可饶恕的罪行,这同暴君胡森在伊拉克犯下的反人类罪行没有丝毫区别。今天他们可以对暴君胡森的罪恶三缄其口,难道他们可以对发生在国门之内的暴行和杀戮永远保持沉默!

        我们不主张轻率地用战争的手段来解决国际争端,更不主张面对一个暴君长期把人民当作俎上之肉而坐视不管。历史证明,劝说一个嗜血的暴君放下屠刀是徒劳的。君不见,今天已经垮台的暴君胡森以及像金正日那样的独裁者,有那一个愿意放下屠刀的!君不见,中国「六四」惨案中那些手上沾有血污的屠夫们,有那一个愿意表示悔悟的!监於此,我们反对姑息、纵容这类独裁者。

        文明与野蛮的冲突,永远是人类演进中必须面对的问题。我们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这类冲突而尽可能不诉诸於武力,因为这难免要造成无辜平民的伤亡。中国有句古话: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人类文明演进至今天,在用兵问题上,更应慎之又慎。监於此,我们理解并同情此次来自世界各国人民的反战呼声。

        同样,我们对以追求人类持久和平为终极关怀的人士怀有至诚的敬意。我们相信而且事实也证明,在现今人类还不能完全摒弃战争的情况下,民间的反战呼声以及和平人士所作的努力是能起到巨大作用的,如果这种作用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战争,那 至少能约束参战双方的作战行为,以免酿成惨重的人道灾难。

        自由和生命高於一切

        一个政权,如果不能把保障公民的自由和生命放在第一位,那 它就不是一个好的政权;一个执政者,如果他不能以保障公民的自由和生命为己任,那 他就不是一个好的执政者。然而,长期以来,在我们国家的历届执政者那里,放在第一位的却恰恰不是什么人的自由和生命,而始终是那个权力不受到任何制约的专制政权。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念念不忘的一句话,就是所谓「稳定压倒一切」。他们所说的「稳定」,当然是指政权的稳固,也就是他手里的专制权力不受任何挑战或威胁;而在他们所要「压倒」的「一切」中,就包括有人的自由和生命。

        当年邓小平发动「六四」大屠杀,列出的唯一理由不就是「稳定压倒一切」吗?试问,在他的天平上,黎民百姓的身家性命能有什么分量!四年前江泽民下令镇压法轮功,列出的唯一理由不也正是「稳定压倒一切」吗?试问,在江泽民的天平上,黎明百姓的身家生命又有什么份量?

        现在,轮到中共第四代领导人当政了,却偏偏又遇上SARS 在中华大地的肆虐。这本来是一场不期而遇的自然灾害,同政权的好坏无关,然而,由於现行不良体制所固有的惯性,也就是他们头脑中里那个「稳定压倒一切」的传统观念作怪,硬是使这场天灾演变成了一场「人祸」。

        当胡、温两位新领导人开始意识到再如其前任那样用「稳定」来「压倒」疫情的蔓延已纯属愚蠢之举的时候,疫情的蔓延已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所幸采取了一系列断然措施;撤掉隐瞒疫情、误国误民的混蛋官吏,转而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定期公布疫情,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实行全民动员等等。不幸的是,虽亡羊补牢,但为时已晚,结果在共和国那张长长的死亡名单上,又增添了一大批无辜的冤魂。他们同样是那个该诅咒的「稳定压倒一切」的牺牲品!

        关於这场 SARS 疫病的诸多问题,我们不想在这里多花笔墨,自有各方专家、学者去评说。我们作为 89 年那场劫难的受害者,深知那个祸国殃民的专制体制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们希望新一代领导人从 89 年的那场血腥惨案中、从当前这场 SARS 疫病的肆虐中汲取沉痛的教训,痛下决心,清算历史,改变执政方略,不失时机地割除现行体制的痼疾,不再让黎民百姓去充当这个体制祭坛上的祭品。若能如此,则国人之福,国家民族之福也。

       (原载世界日报 作者丁子霖、蒋培坤夫妇原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六四死难者家属)

    丁子霖、蒋培坤:六四失踪者的命运-纪念六四惨案14周年 博讯新闻,简体中文新闻

    2007年6月4日 星期一

    中國:在囚工運士名單


    二零零七年六月更新

    這份名單記錄了因涉及組織工會或參與工運被捕、被判刑人士的資料。名單不包括參與罷工或工人運動遭短期拘留,其後不獲起訴或判刑人士的消息;亦刪除了因工運被囚但現刑滿獲釋或相信已被釋人士的資料。基於資料敏感或難以核實,名單或有不完整之處,若有更新更精準的消息,請跟我們聯繫。

    姓名
    職業 / 所屬行業
    省份/直轄市
    刑期
    估計獲釋時間
    高洪明 
    查建國
    外事局幹部 / 公務員
    經理 / 電腦設計
    北京
    8 年
    9 年
    20076 
    2008
    何朝輝
    鐵路工人/ 運輸業
    湖南
    10 年
    2009
    胡明軍 
    王森
    商人
    律師
    四川
    10 年
    11 年
    2011
    2012
    胡石根
    學院講師/ 教育
    北京
    20 年
    2012
    蔣存德
    機械工人
    上海
    20年
    2024
    孔君 
    李信濤
    紡織工人
    山東
    2 年
    5 年
    2007
    2009/10
    孔佑平 
    寧先華
    全總工會幹部
    建築工人
    遼寧
    15年
    12年
    2018
    2015
    李旺陽
    工人 / 行業不詳
    湖南
    10 年 + 10年
    2011
    劉健 
    劉智華
    電機廠工人
    湖南
    終生監禁
    22年
    終生監禁 
    2011
    羅明忠 
    駱惠全
    化工工人
    四川
    兩年
    20077
    苗金紅 (音譯:Miao Jinhong)
    倪夏飛 (音譯:Ni Xiafei)
    農民工 / 行業不詳
    浙江
    8 年
    8 年
    2008
    邵良臣
    司機 / 運輸
    山東
    18年
    2007 (已身故)
    佘萬寶
    未知
    四川
    12年
    2011
    王妙根
    工人 / 行業不詳
    上海
    被囚於精神病院
    未知
    姚福信
    退休工人 / 金屬製造業
    遼寧
    7 年
    2009
    岳天祥
    司機 / 運輸
    甘肅
    10 年
    2009
    張善光
    教師 / 教育
    湖南
    10 年
    2008
    趙常青
    教師 / 教育
    陝西
    5 年
    2007
    朱芳鳴
    麵粉廠工人 / 食品製造業
    湖南
    終生監禁
    生監禁




    在囚工運人士的詳細資料

    POC高洪明Gao Hongming
    1998年1月,高洪明和查建國聯名致信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尉建行,申請成立一個自治的工人組織——「中國自由勞動者工會」。在一封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信中,高洪明主張:「中國的各級工會已經成為官僚機構,工會幹部已經成為官僚,由此導致工會與 (高洪明和查建國)
    工人之間的隔閡」。1999年初,因參與組織中國民主黨,高洪明和查建國被捕,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8月2日,高洪明被北京中級法院判處有期徒刑8年,查建國被判處有期徒刑9年。1999年9月17日,北京市高級法院駁回二人之上訴。現高洪明被關押在北京市第二監獄。
    何朝辉He Chaohui
    何朝輝,1961年生,原為郴州鐵路局工人,1989年民運時出任「湖南省工人自治聯合會」副主席,並與同年5月份組織了鐵路工人罷工。1990年被判處有期徒刑4年。何朝輝刑滿釋放後,據報於1997年至1998年間,在郴州地區組織了十幾起工人示威和罷工行動,並向海外人權組織通報了有關工人行動的情況。據說,何還積極參與籌備一個支持「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的組織。1998 年4月,僅根據美國某大學教授寄給他的一張三百美元支票,當地公安部門就以「向海外組織提供有關湖南工人抗議行動的情報」為由而將其拘留,其後因證據不足而將其釋放。1999年5月,何朝輝再次被捕並被控以「為境外組織非法提供情報」之「危害國家安全罪」,1999年8 月24日被判刑十年。
    胡明军Hu Mingjun
    POC中國民主黨四川党部負責人胡明軍(筆名胡明君)和工運部長王森,因在發生大規模工潮的四川達州青花鋼鐵總廠派發支持工運的傳單和抗議書而於2001年4、5月間被捕。在2000年12月18日,大約1,000名該廠的工人因工廠拖欠工資而示威。瞭解到工人的情況後,胡、王二人遂與工人聯繫。胡明軍,成都人,在2001年5月30日被捕;王,達州人,在2001年4月30日被捕。起訴書指控被告人胡明軍、王森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此罪的刑期最高為五年,然而在2002年5月,罪名卻升級為「顛覆國家政權罪」,胡明軍結果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王森則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

    胡石根Hu Shigen
    胡原任北京語言學院講師,1954年出生。1991-1992年間,先後與其他工運、民運活躍人士組建「中國自由工會」、「中國自由民主黨」。1992年5月,他與其他15名人士被捕。胡被拘留兩年後始被轉送法院審理。他被控以「組織反革命集團罪首犯」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的罪名被判處有期徒刑20年。據報導,聯合國酷刑問題特別報告員在其唯一一次出訪中國時,與胡石根見過面。不久之後,在2005年12月,故獲減刑七個月,預計可於2011年10月26日出獄。胡現被囚於北京第二監獄,據報他患有乙型肝炎、腰椎突出、類風濕、過敏性鼻炎、偏頭痛等多種嚴重疾病,卻從未得到有效治療。
    蔣存德 Jiang Cunde
    根據官方的資料,蔣存德在1985、86年在東新工具修理廠工作期間,提出仿效波蘭模式,倡議籌組類似波蘭團結工會的獨立工會,推翻共產政權。他並計劃建立「中國人權委員會」。他和另外兩人於1987年5月被指策劃騎劫飛機,反革命罪成立,被判終身監禁。1993年1月,蔣從上海提籃橋監獄保外就醫,到1999年6月,他因「參加激進組織、寫激進文章寄給新聞媒體,利用1999年美國轟炸我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市攪起事端」,蔣再被送回提籃橋監獄繼續坐牢。2004年8月,蔣的刑期獲減至20年,估計將於2024年8月獲釋。[備註:雖然蔣最初是因劫機案而入獄,但基於1999年他再度入獄是因言論及使用其結社自由,及其早年的組織自由工會理念而入罪,故他的個案視為因非暴力工運而入獄的案件]。

    孔佑平Kong Youping
    POC
    孔佑平曾為遼寧省的企業工會幹部,但他對下崗工人的支持和對政府貪污的批評令他先後失去在工廠和工會的職位。孔佑平參與組織中國民主黨的遼寧省支部,於1999年被拘留,被瀋陽中級人民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一年有期徒刑。出獄後,他組織獨立工會及在網路上張貼批評政府官員貪污,呼籲平反六四,及要求釋放網路作家劉荻的文章,於2003年12月被捕。2004年9月16日,他被遼宁省沈陽市中級法院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十五年徒刑,友人寧先華被判處十二年的有期徒刑。 (未經證實的孔佑平照片)

    李旺阳Li Wangyang
    POC1989年因參與邵陽巿工人自治聯合會和帶領工人在民主運動中罷工而被捕,並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在1990年被判13年的有期徒刑。他於2000年6月出獄後,計劃起訴關押他多年的湖南省第一監獄,並要求賠償——在漫長的牢獄生涯裏,李旺陽因被毒打及強迫勞動過度,而患上心臟病、視覺神經萎縮、頸椎及腰椎等多項疾病。他於2001年初以絕食作抗爭,但公安拘捕。同年9月5日,邵陽巿中級人民法院秘密審訊李旺陽,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而判有期徒刑10年。

    李信涛Li Xintao
    李信濤,男,52歲,和同事孔君為原煙臺市華美服裝有限公司的工人。因不滿該公司在2002年破產後長期拖欠工人的最低生活工資和勞保。2004年7月,他們帶領該公司的40多名工人多次到當地區、市政府和勞動部門上訪,希望能在政府幫助下討回公道。但他們的行動一直未得到任何結果。同年11月,李信濤被當地公安以「聚眾衝擊國家機關罪」刑事拘留至今(暫無法得知孔君何時被拘留)。2005年5月11日煙臺市牟平區人民法院已對孔、李的案件作出審判,孔被判處有期徒刑兩年,李被判處有期徒刑5年。李信濤及孔君的家人準備提起上訴,但當地的律師無人敢接這個案子,至今未知是否能如期上訴和上訴結果。

    刘健Liu Jian
    劉健及其同事劉智華為湖南省湘潭巿電機廠的工人,他們於1989年帶領一千多名工人抗議政府暴力鎮壓民主運動。行動中,該工廠保安人員將一名示威者的手臂打斷,被激怒的工人衝擊了保安主管的家。劉健和劉智華於同年8月及10月被法院以「流氓罪」和「蓄意傷人罪」判處無期徒刑。但是,當地政府從未公佈任何有關劉建和劉智華參與暴力事件的證據。同工廠的另外兩名工人——陳剛及彭實也被判無期徒刑,兩人後獲減刑並於2004年出獄。劉智華則獲減刑,可望於2011年出獄。劉健現在被關押在湖南省第六監獄,至今未獲減刑。

    刘智华 Liu Zhihua
    劉智華和劉健均為湖南省湘潭巿電機廠的工人,他們於1989年帶領一千多名工人抗議政府暴力鎮壓民主運動。行動中,該工廠保安人員將一名示威者的手臂打斷,被激怒的工人衝擊了保安主管的家。劉健和劉智華於同年8月及10月被法院以「流氓罪」和「蓄意傷人罪」判處無期徒刑。但是,當地政府從未公佈任何有關劉建和劉智華參與暴力事件的證據。劉智華於1993年9月獲減刑至15年有期徒刑,但是在1997年以「在獄中故意受傷」而被加刑5年,使其實際刑期位16年(自1997年1月至2013年1月)。2001年6月,劉智華再獲減刑兩年,估計於2011年1月出獄,刑期共計22年現關押在湖南省第六監獄。
    羅明忠 Luo Mingzhong
    1953年生,四川宜賓天原股份有限公司(天原化工廠)退休工人,在工廠改制後,領導工人爭取工廠他們的合法權益。2004年3月22日羅因阻攔公路、妨礙交通被行政拘留10天。2005年7月,羅協同天原退休工人詹先富、周少芬、駱惠全等人不滿內退職工轉制賠償安排帶領其他工人圍堵工廠大門,宜賓市公安局以涉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逮捕上述4人。2006年4月,宜賓市翠屏區法院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對羅明忠、詹先富、駱惠全、周紹芬開庭審理,判處羅明忠、駱惠全有期徒刑2年,詹先富、周少芬有期徒刑1年半、緩期1年半執行。在開庭當日,本地工會守在法院門外,阻止工人入內聽審。

    駱惠全 Luo Huiquan
    1957年生,因參與四川宜賓天原天原化工廠改制示威被判入獄兩年。詳請見羅明忠一案。
    倪夏飛和苗金紅 (中文姓名音譯自Ni Xiafei and Miao Jinhong)
    苗金紅和倪夏飛因帶領一批在浙江省被拖欠工資的農民工堵塞鐵路和衝擊公安局於2000年10月被拘禁,其後被判處8年有期徒刑,罪名不詳。

    宁先华Ning Xianhua
    POC因與友人孔佑平共同發表有關獨立工運、平反六四等文章及參與中國民主黨活動而被沈陽市中級法院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十二年徒刑。
    (未經證實的寧先華照片)
    邵良臣Shao Liangchen
    一說在1989年的民主運動中,邵良臣為「山東省濟南市工人自治聯合會」的主要成員。另一說則是當濟南巿人民因得知六四鎮壓,憤而燒車時,他只是趕著離開現場的旁觀者。無論如何,他於1989年6月中被公安帶走,同年9月被濟南中級法院以「故意毀壞財物罪」判處死刑,緩刑兩年。其後,改判無期徒刑,後在1997,1998和2000年獲得減刑,原估計可於2007年11月獲釋。據悉邵於2004年9月8日獲保外就醫。但據北京之春報導,2004年初,他被诊断出患有白血病,到了下半年,当局才允许他的家人将他接回家,而这时他的一生只剩下最后两个月((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05/420/2005930184459.htm)。 但邵去世的消息至今還未得到更進一步的證實。

    佘萬寶 She Wanbao
    佘萬寶,48歲,四川人,工運組織者和中國民主黨成員,1989年11月3日曾被四川廣源中級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處4年監禁,1993年7月獲釋。1999年10月25日,四川高級法院支持廣源中院的判決,判處佘萬寶12年監禁,剝奪政治權利15年。佘被關押在川中監獄。2005年9月,佘獲減刑6個月,估計將於2011年1月獲釋。

    王妙根Wang Miaogen
    在1989年的民主運動中,王妙根是「上海市工人自治聯合會」的召集人。六四後,王妙根因參與「非法工人組織」被公安部門勞動教養兩年半。1993年4月,因抗議公安部門對他多次的騷擾和毆打,王妙根在上海市龍門派出所門口自殘,切去自己四根手指。事發後,當地公安部門為了掩蓋事實真象並阻止王妙根上告,將其強行送到市公安局所辦的安康精神病醫院長期關押至今,並且不准任何朋友探望。

    王森Wang Sen
    中國民主黨四川党部工運部長王森和友人胡明軍,因在發生大規模工潮的四川達州青花鋼鐵總廠散發支持工運的傳單和抗議書而於2001年4、5月間被捕。在2000年12月18日,大約1,000名該廠的工人因工廠拖欠工資而示威。瞭解到工人的情況後,胡、王二人遂與工人聯繫。作為律師,王在這事件前已多次組織農民通過司法途徑讓農民少交了許多不應該交的稅費和幫助工人通過合法的途徑抗爭,爭取他們的權益。胡明軍,成都人,在2001年5月30日被捕;王在2001年4月30日被捕。起訴書指控被告人胡明軍、王森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在2002年5月,胡明軍結果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王森則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王森入獄後患上糖尿病及視力衰退,家人多次為其申請保外就醫,但至今不獲批准。據悉,胡明軍及王森家人在探訪他們時多次受到阻撓,王森由獄中寄出的書信亦無法送達家人手上。

    姚福信 Yao Fuxin
    Yao Fuxin
    早在1998年,下崗金屬廠工人姚福信被遼陽市鐵合金廠的工人推選為工人家屬代表(因他的妻子郭素靜為遼陽市鐵合金廠退休工人),到北京反映廠內的貪污問題。2002年初,遼寧省遼陽市鐵合金廠的領導強制工廠破產,並強迫工人投票支持。工人們隨即成立了「遼陽巿破產失業職工工會籌委會」,選舉姚福信為發言人,負責與政府的談判工作。同年3月,姚福信和蕭雲良參與組織了遼陽市2萬多工人的示威遊行活動。3月20 日,姚福信被遼陽市公安部門以「涉嫌非法集會遊行示威罪」秘密拘留。此後,公安部門指控姚曾參與中國民主黨的活動。2003年6月,他被遼陽市中級法院「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7年。自入獄後,姚患上嚴重的心臟病和高血壓症。
    在2002年11月北京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張俊九稱,姚福信被拘留並非其組織工人的抗議行動,而是因為他違反法律,實施了汽車炸彈的行為。在接受「中國勞工通訊」電話採訪時,遼陽市總工會蘇主席指出,上述對姚福信的指控完全是造謠,姚福信絕對不會參與這樣的行動。

    岳天祥Yue Tianxiang
    岳天祥原為甘肅省天水市運輸公司司機,1995年下崗時被拖欠3個月的工資。當公司領導拒絕發還拖欠的工資和向下崗工人支付法定的生活津貼後,岳天祥和另一位下崗工人郭新民決定向天水市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後該仲裁委員會裁決,運輸公司應當儘快為這兩位工人安排工作崗位,但是遭到公司方面的拒絕。其後,岳天祥與郭新民辦了一份「中國工人觀察」期刊,在這個期刊上發表了一系列與勞工權益有關的文章,也揭露了他們所在公司的領導的貪污問題。他們還寫信給當時的國家主席江澤民,要求中央政府採取措施,解決這些問題。1998年末,在沒有收到任何政府的回應後,他們將這封信轉交給國際媒體。1999年1月,他們被天水市公安部門拘留,後被控以「顛覆國家政權罪」。1999年6月7日,岳天祥被天水市中級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0年。郭新民則在同時被判刑,1年後獲釋。據悉,岳於2005年3月23日獲得減刑一年,預計可於2008年1月出獄。

    查建国Zha Jianguo
    詳細資料見高洪明案。被判處有期徒刑9年。

    张善光Zhang Shanguang
    張善光原為中學教師,因參與1989年的民主運動﹐組織「湖南省工人自治聯合會」而被囚7年,在獄中患上了嚴重的肺結核病。1998年初獲釋後,他曾接受海外幾家媒體的採訪,介紹了其家鄉漵浦縣下崗工人和農民遊行示威事件,並籌組漵浦縣「下崗工POC人權益保障會」。至1998年7月,已經有3百多名工人、農民、知識份子和幹部參加了這個維權組織。同年7月21日,公安拘捕了張善光,搜查了他的家並沒收了全部有關「下崗工人權益保障會」的文件。張的妻子候雪竹受到公安人員的詢問和威脅,並被要求與其離婚。張善光的支持者為其釋放不遺餘力,多次發出申訴文件甚至發動絕食行動。其中一封信寫道:「張善光的工作肯定鼓勵了湖南人和整個縣的人去進行更大規模的行動,以爭民主和自由。」1998年12月27日,湖南省懷化市鶴城區法院不公開審理此案,以「危害國家安全罪」,「為境外機構、組織非法提供情報罪」判處張有期徒刑10年。據了解,張現被關押於湖南省第一監獄,他的肺結核病加重了,健康極差。

    赵常青Zhao Changqing
    在1989年民主運動中,當時20歲的趙常青因在陝西師範大學組織學生自治組織被關押4個半月。1997年,趙常青因競選當地人大代表、公開批評中華全國總工會不能代表工人利益而被捕。由於趙常青揭發當地選舉公然違法和批評中華全國總工會對維護工人權利的無能,被以「危害國家安全罪」逮捕並判刑三年。趙常青出獄後丟失了教師工作。2002年11月,趙常青在全國發起並聯絡了192名異議人士,共同簽署了「致中共十六大公開信」,是二十一世紀以來中國異議人士最大和最受關注的政治聲音。在這封由趙常青起草,許多人參與討論通過的公開信中,他們提出六項政治要求,當中包括平反六四和要求民主公開的選舉。2002年12月,他被公安拘捕,期後被西安中級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五年,罪名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根據中國人權於2006年4月份的消息,趙因拒絕參與獄中的軍訓而被單獨囚禁。由於入獄前,趙曾患上肺結核,而在獄中至今只做過一次健康檢查,情況令人關注。

    朱芳鸣Zhu Fangming
    1989年時,當時28歲的朱芳鳴是衡陽巿麵粉廠的工人,同時亦是衡陽巿工人自治聯合會的副主席。民運期間,他組織工人到巿政府門外示威。六四鎮壓後,他帶領工人到巿公安局要求當局公平對待六四事件。他於6月11日被捕,同時12月以「流氓罪」入罪,而被判終身監禁。
    雖然在1992年回覆國際自由勞聯的質詢時,中國政府聲稱已釋放了朱芳鳴,但至今仍未有獨立的證據。鑑於當時的政治氣候,我們有理由相信已獲釋一說並不成立。故此,國際自由勞聯的記錄上,朱芳鳴仍在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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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三”之夜谁开枪

     

    “六三”之夜谁开枪      * 高新 * * 编者按:我们这里发表的是高新从个人角度书写的一篇共产土匪军“六四”屠 城纪实,它向读者重现了当时刽子手们杀人杀红了眼的场景,同时也 向读者介绍了北京市民义无反顾地与共产法西斯誓死一搏的大无畏精 神,尽管高新本人可能至今还认同和平、理性、非暴力,但我们希望 朋友们多读几遍这篇文章,我们希望更多的中国人能够明白,当然也 希望改良精英们最终能够懂得,中华民族如果真想摆脱高文向每一个 中国人所展示的恶梦,唯一的出路,只有武装推翻共产暴政。 ---------- - ---------- - ---------- - ------------  “六四”镇压过程中,到底是北京的哪几个方位发生了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到底是中共的哪支部队开枪杀人了?海外舆论对这两个问题至今还是众说纷云。尤其是到底是哪支部队开枪杀人的问题,海外舆论一直较一致地认为是第二十七集团军。这其实是一个天大的误会。 * 哪支部队在开枪  自李鹏发布“戒严令”後,北京城内盛传三十八军军长违抗军令,拒不执行戒严任务,因而被中共最高当局下令逮捕的故事。也有盛传他已经被军事法庭处决的。所以,中共下令开枪後,人们就自然推理既然军长不服从进城命令,其部下当然也不会朝手无寸铁的北京老百姓和大学生开枪。但事实是,正是这三十八军担负了中共“平暴”的主攻任务,在进城受阻时,“忍无可忍”,用真枪实弹对手里充其量就有点砖头瓦块和汽水瓶子的数万“暴徒”进行“自卫还击”。 至于三十八军军长开枪之前即被撤职逮捕倒是确有其事。但是,中共的军队同当年国民党的部队大不一样。任何一级的任何一个军官都不大可能保证自己所带的部队忠于自己一个人而不忠于党中央。 事後,中共为处理这位三十八军军长伤透了脑筋。他在军事法庭上为自己辩护说:过去中央有过通知,野战部队一个班以上的人员带武器进京,需军委三个以上的领导签字方可。我接到的进京命令不符合这一规定,所以我才没有执行。 另有一支开枪的部队是中共从外地空运北京的特种部队,空降旅。据中共自己编写出版的描写戒严部队如何英勇善战的一本书中透露,这支部队是开枪前几天乘坐中央首长的专机进京的。  * “六四”第一枪  从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三日,北京城里的老百姓和大学生同仇敌慨,众志成城,自发地在城郊东西南北的各个路口分头把守,把无数军车堵截在北京城的四环路以外。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知道,三十八军的众多部队早已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陆续进入了其预定位置,大多集结在北京城西面万寿路一带的军队大院里,如总参、总後、三零一医院等。 三号晚上八时,集结在总後大院里的三十八军的一个团奉命出击,担负沿复兴门外大街、西长安街一线突击天安门广场的主攻任务。可能是因为在军队自己的大院里,围观者反正也都是自己人或自己人的家属的缘故,这支部队在进行“战前动员 ”时对“人民子弟兵”的形象已经毫无顾忌。士兵们持枪列队,军官高声喝问:“ 敢不敢打?”“敢打!”士兵们个个斗志高昂。“怎么打?”“往死里打!”  于是,数十辆军车满载荷枪实弹的官兵,高呼着“三十八,万岁!三十八,万岁!”的口号,杀气腾腾地开出总後大院。第一辆车开出大门,车上的一个士兵就已按耐不住“阶级仇恨”的怒火,扣动冲锋枪搬机,横扫了一个“扇面”。顿时,大门口左侧的一名值勤哨兵腿部中弹,应声倒地。 镇压伊始,第一个倒在“最可爱的人”枪口下的竟也是一个“最可爱的人”。 这批军车里,有的装了很多碎砖头。由此可以判定,大规模开枪前,并不单是老百姓朝军人扔石头。  * 正式杀人从木樨地大桥开始  三十八军的这支部队在木樨地以西的开进速度一直很慢,在公主坟首先遇到了北京市民用汽车和公路隔离墩等组成的第一道防线。大概九时许,他们开始鸣枪示警,但枪声稀疏,而且确实基本是朝空中射击。 从公主坟到军事博物馆以东、木樨地以西的北蜂窝一带,因为市民的一路阻截,不到两公里的路程,这支部队行进了近两个小时。这一段时间里,确实有少许市民将零星的石头、汽水瓶子投向他们的队伍里,但并没有给他们造成严重的伤害。就是从事後的中共自己公布的“暴乱真相”看,也没有一个武警或戒严部队的士兵是在市民的石头、瓶子下丧命的。 十点许,因为大批市民组成了人墙横拦在北蜂窝一带的丁字路口处,部队停止前进,双方相隔约三十米对峙。 部队方面暴露在最前面的全是徒步行进的士兵和军官,士兵手中全部是可以发射连发的自动武器。前面两排半蹲半跪,後面几排站立,枪口直对市民队伍。 这是血幕正式拉开前的最後一场没有激烈冲突的对峙,市民和大学生们都怀着紧张的心情,且看部队如何动作。一些学生和医生找到一些打湿了的口罩和毛巾发给大家。 当时,几乎没有人相信这批“人民子弟兵”会真的朝人民开枪,所以,都在相互交流如何对付催泪瓦斯。市民中,几乎不见手中持棍棒武器的,更没有象袁木所说的“用带钉子的木棒和火枪袭击戒严部队”。只有个别人随手拾起路边的小石头扔向部队方面,但立刻遭到大学生们的阻止。 部队方面则不进也不退,偶有士兵拣起石头回敬市民,但也同样是些造不成大的伤害的小石头。少许几个军官手持半导体话筒朝市民方面喊话,请他们别再扔石头并迅速离开,保证部队通行。 对峙持续到十一点正,大概是这支部队又接到了新的不可抗拒的命令,枪声突然响了。上万名市民愣神过後马上意识到事情严重,潮水般退到木樨地大桥一带。 从北蜂窝到木樨地大桥,直线距离不足一公里。这一段距离中,部队一开枪就几乎没有任何阻力,倒是市民和大学生因为向东慌乱逃命,拥挤的人流被自己设的路障阻隔,只能鱼贯通过路障中间的缝隙。所以,这段时间有个别人被踏伤、挤伤的情况,但还没有被枪弹打死的。 木樨地桥上,部队再次受阻,市民事先已经运到那里的两汽车碎砖头被卸下来成了抵抗的武器。一辆头几天就已经被军队遗弃在那里,然后又被市民横作路障的军用卡车被暴怒的市民点着了。这是这个地区里确实是由所谓“暴徒”点着的第一辆车,时间大概是晚上十一点半钟。 部队冲向木樨地桥时,前面先是一批为数不多的手持木棒的士兵步行前进,不服气的市民立刻将雨点般密集的碎砖头投向他们。士兵们招架不住,几乎没有坚持就退却了。接着,荷枪实弹的一排排士兵开始步行冲上大桥,边喊着口号边向投石头的市民开枪。从这个时候开始,枪就完全是直接朝人群开了。 四散逃命的市民和大学生纷纷就近将树丛、建筑物等当掩体,但还不住口地叫骂:法西斯、土匪....!也有人躲在掩蔽物後面继续扔石头、砖块的。于是,已经开了杀戒的士兵干脆毫不克制地胡乱开枪,而且全都是用冲锋枪扫射。只要哪里有“ 法西斯”的骂声冒出来,哪里有石头、砖块飞出来,就朝哪个方向射击。于是,不断有大学生和市民倒在血泊之中,但大部分立刻就被别的市民和学生用各种车辆运进了附近的医院。因为当时气氛紧张加之现场上的市民群众和大学生基本没有懂得战地救护知识的,所以有些当场没有咽气的中弹者因为来不及救治而死亡。现场拉运伤员的也没有几辆真正的救护车。对比二十天以前数百辆救护车齐集天安门广场的情景,颇能说明一些问题。 因为有复兴门外大街两旁的市民从自己家窗户探出头来痛骂,所以,从木樨地桥到燕京饭店一线(大概有半公里的路程)两旁的高大建筑物都被打得火星四溅。中共有名的“高干楼”二十二楼及对面的十一楼等家属住宅的许多人家里都中了子弹。 半年多後我从监狱出来,家住十一楼的一个朋友领我去那里凭吊战场。在这朋友家里的墙上,我见到一个深深的弹孔,旁边题有毛泽东的诗句:“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  朋友告诉我:一位家住二十二楼的延安老诗人,满怀对十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 ”的强烈憎恨和对“人民子弟兵”的无限热爱,听见枪声後立刻手持小红旗下楼迎接解放军进城,结果被一阵冲锋枪扫射打得半蹲半爬地回家去了。 步行的士兵大规模开枪後,後面有坦克、装甲车和军用卡车紧随其後。从木樨地桥头开始,枪声就再也没有停过。军车上的士兵不间断地用机枪和冲锋枪朝空中射击壮威,但只要有扔石头和叫骂的,子弹立刻就射向人群。 密集的枪声一直持续到凌晨三点,部队基本完成对天安门广场的包围。 在这个过程中,先头部队与固守堵截的市民还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冲突,先是凌晨两点不到时在西单一带,然後是二点之前在南池子一带。 一批军车路过西单长途电话大楼一带时,因为还有被子弹打跑的市民跟在後面骂 “法西斯”,车上的士兵竟掉回头去,朝後面的人群扫射。 一位军官回忆说:当时杀戒一开,许多士兵的情绪完全失控了。倒是有些理智的军官还时不时地提醒“尽量别开枪”,但士兵已经不听命令了。 另外,从北京城南大兴县地界的一个军用机场出发向城内挺进的空降旅与欲堵截他们的市民和大学生几乎就没有什么对峙过程,只要受阻就开枪。结果,这支部队进城过程最为顺利,一路高喊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口号,开着枪就横冲直撞地按其上级指定时间顺利到达天安门广场以南的毛泽东纪念堂後面的空地上待命清场。 到凌晨三点左右,北京城内的枪声虽然还在持续,但不象在此之前那样密集了。至于零星的枪声,则一直持续到六月七号。 * 北城未响枪,东线无战事  我从监狱里出来後,因为共产党不再允许我工作,也正好给我腾出了大量时间。我先後找到了各个大规模杀人现场的目击者甚至军人,同时也找到了凡是我能找到的中共自己宣传“平暴”胜利的报刊书籍和“内部宣传材料”加以对照。我统计的结果是,从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到六月四日清晨清场之前,中共戒严部队大规模开枪杀人的现场主要是四个地段:木樨地一带、西单一带、南池子一带、珠市口一带。 从东线开进的部队则是在六月二日下午行动的。这支部队几乎都没有带枪,全部是徒步行进。结果,最深入的先头部队也不过就到达建国门立交桥一带就全部被围堵的市民冲散了。其中的许多人跑进了位于国际饭店以北的禄米仓地区的军区干休所里。所里住的一些离休老军人看见他们一个个那丢盔卸甲的狼狈样子,痛心疾首。逃兵们住在干休所家属楼的走廊里,没有给养,十分可怜。离休干部们的家属最多是象打发要饭的一样给他们两个馒头加一碗酱油汤。当时在场的一位朋友告诉我,没有一家请这些士兵进屋的。 至于从北线开进的部队,绝大部分在天安门清场之前就没能进到三环路以内。多数军车都被大学生和市民阻截在北三环路的马甸立交桥一带。这批部队被阻截後,双方基本没有武力冲突。很显然,他们的指挥官对执行其上级的进城命令是消极的。 四号下午,北线部队的一个连长带着两车部下开进北师大校园,向师生们表示“ 人民子弟兵绝不能向人民开枪”,他愿意把武器交出来。当时,没有一个人敢响应他的主张,一些理智的学生把这位连长和他的士兵劝走了。这位连长事後的下场就可想而知了。 四号凌晨,开枪进城的部队分别攻占了长安街和北京南城。西线进入的步兵部队和装甲兵部队占据天安门城楼前的金水桥两侧,空降旅则盘踞于前门箭楼以北、毛泽东纪念堂以南的一大片空地上,双双待命对天安门广场的总攻时间。 六月三号下午,天安门西侧的六部口一带曾发生了一起群众堵戒严部队弹药车的事件。就在这前後的几个小时里,这批弹药的主人,三十八军万余名官兵陆续徒手进入人民大会堂。这支部队的一部分负责了对天安门广场西侧的包围。据中共自己的宣传材料记载,先後进入人民大会堂的各兵种部队共有万余人。可笑的是,这个数字是因为写文章的一个部队文官为了说明戒严部队条件如何艰苦,在人大会堂里厕所不够用而在文中透露出来的。 六部口围堵弹药车的事件证明,人民大会堂里的武器全部都是用面包车等伪装运进人民大会堂的。也有人认为是从地下运进的。这分析是否属实待查,但人民大会堂原来就有地下通道则是肯定的。令人琢磨不透的是,六部口的那辆弹药车为什么就那么轻易地被市民发现了。而万余人的部队进入了人民大会堂,其武器弹药远不止一车,怎么运进去的呢?如果是从地下通道运入的,为什么就那么一车弹药要从外面运? 另外还有一支部队是在开枪前一天就陆续进入了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公安部大院。这支部队负责了对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包围。一位军官告诉我,进入天安门的这支部队不知为什么,武器弹药到五号才运进去。但是,在历史博物馆方向执行清场任务的部队却全部是荷枪实弹。所以,如果这位军官的话是可靠的话,历史博物馆方向的部队可能也是从西线开着枪打进去的一部分。清场开始时,也正是这支部队最先冲上纪念碑基座并朝纪念碑上架着的高音喇叭用冲锋枪扫射的。  * 武警部队没开枪  关于武警部队是否在“六·四”中开枪杀人了,事後也有许多争论。我专为此事调查的结果证明,起码上文中提及的四个地方的大规模开枪杀人不是武警部队干的。 六月三号中共给其武警下达的命令是:部队进城不惜一切代价,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因为当时武警归公安部门领导,所以这个命令由北京的地方行政长官陈希同向北京武警总队传达。 自李鹏下达“戒严令”後,武警各部门的领导就意识到这回要有麻烦,所以将其战备值班电话同普通电话全部更换成录音电话。陈希同的讲话传达下去以後,武警领导立刻感觉这里面玩了文字游戏。结果,命令逐级下达到团一级,就再传不下去了。下级军官纷纷表示没法理解这一命令的精神,直接问上司:“到底是不是可以开枪?”  北京市武警总队又将部队基层军官的疑问转述给陈希同,陈回答到:“按你们理解的执行。”陈希同的这句话再次传达下去,武警部队领导自作主张:执行任务只带警具,一律不带枪。 这个决定是北京武警总队领导作出的还是国家武警总队作出的不得而知,但事後中共撤换了国家武警总队的全部高层指挥官的事实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据中共自己的宣传材料记载,“戒严指挥部”事先曾安排了一支只有五十人的武警防暴部队为国防军进城开道。但是,这支队伍刚刚开出驻地不远即有一辆汽车翻倒在路旁,另一辆车只载了二十七人准时开到了“平暴”现场。 这二十七名武警全部配有玻璃钢盾牌和带有机玻璃罩的防暴头盔。他们分三人一组,背靠背互相掩护,虽然行进中受到了市民群众的攻击,但全部都到达了预订位置。一路上,他们每个人都中了无数的石头,砖块,原本是绿色的头盔和盾牌都被砸成了白色。但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被打死或打成重伤。中共要想收复天安门失地是不是除了开枪杀人再没有别的办法,这个事实很能说明问题。 我本人六月四号从天安门广场出来後,一路上所见武警不多,但见到的手里确实没有枪。持枪的只是在一些重要部门正常值勤的武警。但他们平时值勤时枪里都是没子弹的。与我在监狱里同号的“暴徒”告诉我,被他们打死的武警手里也确实没有枪。我所见到的所有现场目击者也没有一个人向我提供出武警开枪杀人的情况。 我在调查中听许多目睹“暴乱”场面的群众说:六月三号晚上和六月四号早上,最惨的是大学生和老百姓,然後就是武警。因为武警大都在冲突现场或离冲突现场最近,但没见有开枪的。但在那种情况下,市民们已经良莠不分了。再加上天黑,大家也分不清哪是武警哪是戒严部队,所以竟闹出了开枪杀人的部队基本上没有挨打,没有开枪的一些部队和武警反而被打得惨不忍睹的悲剧。 但是也必须说明,在中共事後对“动、暴乱分子”的搜捕过程中,进驻各公安分局和派出所的武警表现很坏,真正的干警一般不打人,打人的主要是戒严部队士兵和武警,我同号的一个从西城分局“悠”来市局的“暴徒”对我说:他被一群武警围在中间,轮流拳打脚踢,甚至用冲锋枪的枪托打他的头部。他被打得受不了以後就什么都交待了。和我在一个监狱里的另一个从西城分局“悠”上来的“暴徒”是因为窝藏枪枝。他在派出所里曾被一群戒严部队士兵用枪托打坏了头,到我们那以後,天天头疼得大哭小叫。他说有一次他被打得受不了钻进桌子底下,喊着“解放军叔叔我就是您的一个屁呀,您就把我放了吧!”但解放军叔叔到底也没有把他这个“屁”给放了。还有一个与我同号的“暴乱”嫌疑分子(实际没有任何事情)在派出所时曾被戒严部队士兵把匕首架在脖子上威胁:“再不说老子宰了你,宰了你给死难的战友报仇。”  关于天安门广场清场时的情景我自出狱後已有两篇文章说明。如果有记者仍然感兴趣的话,我建议不妨找一下现在美国洛杉矶的原北京师范大学学生梁二和程真(女)。“六四”後,他们二人先後被中共公开和内部通缉,在国内潜藏了一段时间後才辗转逃了出来。现在逃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天安门勇士”很多,但在天安门广场最後清场时我见到的只有他们两人。其他人有的是我可能没有见到,有的干脆就根本不在现场。这两个同学在广场上一直帮助我们一起组织动员大学生和市民群众撤离,但出来後却从没听说过他们如何往自己脸上贴金。与一些不顾国内狱中人死活的人表现相反,程真每次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要谈及我们四人如何进行和平撤离组织动员的。除了尊重历史的考虑外,她想的是这种消息传入国内,可能会减轻中共对刘晓波的处理。的确是真诚可嘉!这是题外话。 六月四号凌晨,我和程真及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沙涛是最後撤出广场的。在历史博物馆西南侧,我和程真、沙涛等人劝说一些死不肯离开,要与隆隆开近的坦克讲理的市民和少数大学生向南撤离。这段过程很慢,但我们身後的坦克一直比较理智地等待我们。我们撤一点,它们进一点。等我们劝到前三门大街中央的前门箭楼东南侧时,从南边涌过来的大群市民与我们劝出天安门广场的人会合,挽起手来齐声高喊:“法西斯、法西斯!”这时,就是前面提到的那支空降兵部队突然起立,高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口号朝我们的上空开枪。我身边的一位大学生当场头部负伤。但这一阵枪绝大部分都打得较高也是事实。 人群四散逃命後,前门箭楼东侧穿便服的只剩下我、程真、沙涛三人。我看了看表,早晨六点整。这时,由北向南的坦克与空降兵会师,双方狂呼胜利口号,似乎在庆祝共产党四十年後重新占领北京。 四十年前中共占领北京时未发一枪一弹就收编了全部美式装备但却没有任何抵抗力的敌方部队。四十年後中共重新占领北京却要用坦克加冲锋枪,面对的却是手无寸铁但却宁死不屈的北京市民和大学生。  * 六部口才是真正坦克碾人的地方  天安门广场很大,我们绝大部分人都和平撤出去後,广场内还剩下个别人是很可能的,但绝不可能很多。中共的宣传是军队士兵把剩下的个别人都抬走或架走了。不管中共的这一宣传是真是假,但坦克进广场後碾人的事情我倾向于认为没有。因为首先是无人可碾,其次是从当时进广场的士兵情绪看,只要没有抵抗行为和叫骂,他们不大可能会主动朝人开枪。另外,有人在海外宣传士兵用刺刀挑人的事我想极有可能是中共宣传日本鬼子如何杀人的电影给他们的印象太深,由此才附会出来或者说由于受了精神刺激把看过的电影场面和亲身经历的场面记混了。 我们在天安门万余名大学生和市民群众面临生命危险,同时也不愿由于天安门的抵抗给士兵造成生命损失的时候,理智地选择了妥协与和平,包围天安门广场的部队在已经接受了我们的和平主张的前提下应该说表现的是比较理智的。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负责天安门广场清场任务的部队主要不是从西线开枪打进来、已经失去理智的部队,而是从人民大会堂等处出来的。没有遭到过抵抗的部队当然也就没有开过枪的部队。 但是,长安街上的戒严部队并没有因为我们的和平主张而全部理智起来。当从天安门广场撤出来的大学生和市民陆续到达六部口地区时,一些惨无人道的士兵竟开枪扫射并驾着坦克冲向最多向它们扔了几块石头的人群。 我和程真、沙涛因最後撤离,所以幸免在六部口遭难。当我们三人手拉手步行到六部口以南的音乐堂时,一群刚被打回来的市民劝我们:“学生,再不能往前走了,前面的大兵一见你们这样打扮的就开枪。”  我让程真和沙涛摘下头上的写有“绝食”字样的布条,我摘下胸前的北京师范大学校徽,三个人还是硬着头皮朝六部口走去。到达时,我们正好见到最後两具尸体被抬上一辆北京一三○卡车。这辆车是被我和程真在前门箭楼东侧劝住运伤员的。当时,这辆车打着一面白底红十字旗对着驶近的坦克朝天安门广场里面冲,我们劝阻时程真险些被碾在车轮下面。 六部口的群众告诉我们,在我们到达这里之前已经运走了一批尸体,连坦克碾加机枪扫一共死了十三个人。事後有目击者告诉我是十一个人。 横穿过长安街后,我和程真、沙涛坐在六部口十字路口的西北角休息。最近的一辆坦克离我们不足两米,但这时它们已不再杀人了。也可能我们不骂它们法西斯的缘故。 从监狱里出来後我了解到,六部口遭难的十余人里,尚有一个坦克履带下的幸存者。他是北京某公司的职员,六月四号早上他听到中共开枪镇压的消息从家里出来,刚到六部口就遇上了撤出的学生队伍。他告诉我:“当时坦克驶近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他们会朝人群里碾,所以也没有赶紧躲避的思想准备。从坦克开到我脸前的那一刻,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三天以後,我在医院里醒过来,医生都不敢看我。 ”他的右胳膊从肩膀处永远没有了,身上落下七十六处伤。刚被坦克碾过後头皮和一只耳朵被撕开,惨不忍睹。他在住院治疗期间,一位“同情者”诱骗後又抛弃了他的未婚妻,这个可怜的姑娘因为深感负疚和愧悔而自尽身亡。临死前留下遗书,请求他的宽恕并希望他能为自己料理後事。我第一次见到这位坦克履带下的唯一幸存者时,正好是他刚从原来未婚妻的追悼会上回来。 写到这里,我想再补一句题外话:国内的假肢厂工人能利用夜深人静的时候悄悄潜入工厂为这位坦克履带下的幸存者免费制作假肢,逃出国的一些“天安门勇士” (当然不是全部)在挥霍捐款时想到过“六四”的死难者和尚留在国内的受难者吗?不要忘了,当时,许许多多的大学生和北京市民都是受了我们的宣传上街,为了保护我们在天安门坚持民主斗争的大学生们才去堵截军车,才饮弹身亡或留下终生残疾的。  * 开枪镇压在前,真正的暴乱在後  还有一个重要事实就是,中共“平暴”以後,其电视新闻中所报道的整条长安街上及复兴门外大街一直到八角村一带,三环路上马甸立交桥一带大批车辆被焚烧的情形都是事实。但是,这其中的百分之九十九甚至更多的车辆都是戒严部队开枪杀人後,市民们出于义愤放火烧的。中共事後用这些车辆被焚的事实说明其开枪杀人之後而不是之前。开枪之前,北京市民的反抗行为至多不过是限于扔石头,设路障等。所以,公正地说:正是由于中共下令开枪才导致了市民群众的激烈反抗,而不是群众的激烈反抗导致了军队开枪。 当然,中共在发布“戒严令”激化矛盾之後,军队如果不诉诸武力绝对进不了北京城,但是,即使从维护一个专制政权的角度出发,开枪之前的北京局势也绝没有严重到非使用致命武器才能解决问题的地步。当时,人们虽然抗议戒严但毕竟没有武装反对戒严。 六月四号上午,大批军车被堵截在西单一带,车上的士兵完全没有施暴行为。有的士兵打开枪膛让市民和大学生看,真诚地表示自己的枪里确实没有子弹。这时,天空中不时有直升飞机盘旋,向这支部队喊话,传达对暴徒坚决反击的所谓“中央军委命令”。但是,多数军官和士兵根本不理会天上的叫嚣,在“暴徒”们的围攻下纷纷弃车而走。因而才给了“暴徒”们以烧车的机会。我同号的一个人就是四号上午在军事博物馆一带烧军车被抓获的。  中共作的最不光彩的事情就是一方面对那些没有下令坚决反击的军官进行处理,一方面却又利用他们没有反击才造成的大量烧军车的事实证明其开枪的正确。其实,如果当时所有进京部队和武警统统开枪杀人,哪还有一个人敢去烧车,哪还有一个人敢打“人民子弟兵”!如此结果,中共还拿什么来说明“北京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戒严部队忍无可忍,自卫还击”呢?所以,那些没有开枪因而也受了一些损失的部队才是真正为中共政权作了天大的好事。 一九九八年六月四日摘自小参考

    http://www.chinacomments.org/indx1716.htm

    2007年6月3日 星期日

    吴仁华的历史见证 (世界周刊.曾慧燕)

    星期六, 六月 9th, 2007

    作者:曾慧燕

    1989年「六四事件」已經過去18年,許多事實真相至今仍有爭議。在六四18周年紀念前夕,當年親歷「中國歷史上最血腥一夜」的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前研究室主任吳仁華,出版《1989年天安門廣場血腥清場內幕》(簡稱「清場內幕」),這是迄今為止最完整記錄六四事件天安門廣場武力清場過程的見證。

    捷克流亡詩人米蘭‧昆德拉說:「人與強權的鬥爭,即記憶與遺忘的鬥爭。」「清場內幕」作者吳仁華引用米蘭‧昆德拉的名言,希望世人不要忘記六四悲劇。

    他指出,六四事件後,北京當局一再開動各種宣傳機器,極力掩蓋與迴避六四鎮壓的事實真相。而海內外的許多有志之士,一直致力「毋忘六四」的工作,但「也有些人在配合殺人者,呼籲人們忘記這件事,忘記這一天……。對於一宗曾經震驚世界和改變了世界格局的重大歷史事件而言,這是很不應該,也是令人頗為痛心的事情。」

    自古忠孝難兩全

    吳仁華原籍浙江溫州,1977年考入北京大學古典文獻專業,先後獲學士及碩士學位。作為一位曾經接受七年專業訓練的歷史文獻學者,尤其親身經歷了六四事件,吳仁華認為有義務和責任為六四留下一份可靠的歷史紀錄。

    六四事件後,為了死難者,為了營救獄中的難友,為了向國際社會說明真相,吳仁華放棄安逸的大學教職生活,捨棄個人大好前程,在1990年3月初一個寒冷的風雨之夜,把生命交給大海,遍體鱗傷冒死游到彼岸。……

    吳仁華1990年7月獲美國政治庇護,長居洛杉磯。所謂「百無一用是書生」,17年來,他「得到天空,失去大地」,也失去講台和學生,經濟拮据,生活清苦,但他充分發揮溫州人「既能當老板,也能睡地板」的精神,「念茲在茲,始終沒有放棄努力」。直至今日,終於完成30萬字的「清場內幕」,了卻多年心願。

    艱辛的流亡生活沒有磨滅吳仁華的意志,「對此,我永不言悔。」但是,他始終捨棄不了親情,最痛心的是17年來未能對寡母侍奉盡孝,甚至連見一面都做不到。

    隨著歲月的流逝,吳仁華「對守寡多年辛苦撫養五個子女成人的母親的愧疚之情日益深重。我知道,當年自己不告而別、遠走異國他鄉之舉,對母親的打擊和傷害有多麼大。」

    為此,「男兒有淚不輕彈」的吳仁華,在內心對母親吶喊:「我苦難的母親啊,您能原諒我這個不孝的兒子嗎?」

    捨身取義 視死如歸

    儘管六四已經過去18年,重溫當年「中國歷史最血腥的一夜」,仍然令人熱血沸騰,悲憤填膺。

    「清場內幕」主要記錄1989年天安門廣場武力清場的整個過程,時間從1989年6月3日中午開始,到6月4日上午10時結束。全書30萬字,內容豐富翔實。吳仁華期望透過此書,令世人對整個六四事件有一個較為完整的瞭解。

    此書對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作了具體突出的描述,例如:天安門廣場武力清場的完整過程;劉曉波、侯德健、周舵、高新「絕食四君子」與戒嚴部隊的接觸談判情況;柴玲、李錄、封從德等學生領袖從拒絕撤離到決定撤離的過程;哪些解放軍部隊參加了六四鎮壓行動;哪支解放軍部隊最先抵達天安門廣場;哪支解放軍部隊殺人最多最兇狠、哪些解放軍部隊和高級將領抗命;那些解放軍戒嚴部隊官兵立功受獎、升官晉級;北京民眾阻擋解放軍部隊的英勇事蹟;醫務人員如何在槍林彈雨中救死扶傷;新聞工作者如何不惜流血犧牲記錄歷史;六部口坦克追軋學生撤退隊伍輾死11名學生的現場目擊;「焚燒天安門城樓事件」真相等。

    此書也著重闡明了一些長期存在爭議的問題,例如:天安門廣場有沒有死人?吳仁華指出,本來戒嚴部隊在天安門廣場以外殺人和在天安門廣場殺人,並沒有本質區別,不必特別說明,但由於這個問題一直有爭議,「六四事件」後不久,前國防部長遲浩田訪美時甚至說「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人」。因此,吳仁華列舉北京農業大學學生戴金平和中國人民大學學生程仁興在天安門廣場被槍殺的事實,使此一彌天大謊不攻自破。

    此外,在清場過程中,坦克是否曾經輾壓帳篷?以及帳篷中是否有學生?傳聞戒嚴部隊和公安部門銷屍滅跡,導致許多遇難者生不見人、死不見屍,是否真有其事?陸軍第38集團軍在鎮壓過程中並非「正義之師」,反而是殺人最多的「虎狼之師」,其次是空軍第15空降軍;還有,戒嚴部隊向天安門廣場的進軍命令和開槍命令何時下達等。

    此書用相當多的篇幅,敘述北京各界民眾為了保衛天安門廣場及和平請願的學生,奮不顧身用血肉之軀阻擋全副武裝的解放軍戒嚴部隊進城,死傷慘重。

    吳仁華在書中指出,「我由衷地敬佩北京的工人弟兄們,他們雖然文化素質不是很高,也不善於辭令,但是,他們卻在關鍵時刻表現出驚人的英勇無私精神。實際上,在八九民主運動中,最具有道德勇氣、犧牲最慘重的不是學生,更不是知識界人士,而是北京市的工人弟兄和市民。為了保衛天安門廣場,保護天安門廣場上和平請願的學生,他們一直在用血肉之軀阻擋著武裝到牙齒的解放軍戒嚴部隊,浴血奮戰,奮不顧身。他們絕大多數人手無寸鐵,少數人手中僅有的『武器』,也無非只是些磚頭石塊和棍棒而已,與戒嚴部隊軍人的衝鋒槍、機槍以至於裝甲車、坦克相比,顯得多麼地微不足道!」

    直至今天,吳仁華仍然認為,「北京各界民眾視死如歸、捨身取義的精神,是八九民主運動留給歷史和後人最寶貴的遺產之一。」

    吳仁華任職中國政法大學多年,深受中國考據學傳統的影響,崇尚實證,也深知法律的尊嚴。他強調,「我謹以人格和良知起誓,此書所記敘的一切,都是歷史的真實,絕無絲毫的虛妄,無論何時何地,我都願意並完全能夠承擔一切責任。」

    撼動人心的悲壯…..

    http://www.beijing1989.com/wordpress/?m=200706

    2007年6月2日 星期六

    64 存照:八九年六四图片回顾 -【64,六四】

     

    2007-06-02讯

    鲜花献给胡耀邦 四月的鲜花献给同情民主的胡耀邦。悼念胡耀邦是引发这次运动的导火线。1989-4-17

    自发悼念胡耀邦 纪念碑上胡耀邦的巨幅画像,周围有许多学校献的花圈,及要求自由与民主的横幅。1989-4-18

    人民大学民主墙 人民大学民主墙。一幅哀悼胡耀邦的对联讽刺中共官场现象:“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万寿无疆;宁作良臣勿为忠臣英年早逝”。1989-4-18

    学生们在中南海门前静坐示威 学生们在中南海门前静坐示威。警察组成一道人墙,防止学生冲击。那晚军警武力驱散学生,出现流血场面,激起之后更加高涨的学生示威活动。1989-4-19

    “北大筹委会”组织的第一次游行 “北大学生自治会筹委会”组织的第一次游行,抗议昨夜军警在新华门的暴行。1989-4-20

    “浴血民主” 横幅:“浴血民主”。北京工业大学学生高举民主旗帜,星夜赶往天安门广场,参加次日的悼念胡耀邦集会和请愿活动。1989-4-21

    (http://www.dajiyuan.com)

    广场悼胡 占领广场的首都大学生参加悼胡,然后提出“请愿七条”。图为政法大学的学生在宪法第35条和胡耀邦画像下参加追悼会的场面。1989-4-22

    下跪请愿 胡耀邦追悼会后,郭海峰等三人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台阶上跪交请愿书,未获在大会堂里面的李鹏接受。据称李鹏最近在回忆录中否认知情。1989-4-22

    罢课 “罢课──坚决捍卫学运领袖”。北大经济学院研究生在张贴他们全体的大字报。1989-4-23

    “不自由,毋宁死!” 北大三角地是学运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在北京大学众多的大字报中,有一张写着美国革命时的一句口号:“不自由,毋宁死!”1989-4-25

    四二六社论 四月二十六日,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指学运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四二六社论引起了学运的进一步反弹。1989-4-26

    四二七大游行 四二七大游行,抗议四二六社论,上百万北京学生和市民参加。声势之大出乎预料,中共最终未敢动武。游行队伍中的横幅和口号有:“民主万岁,人民万岁!”“廉洁的中国共产党万岁!”等。1989-4-27

    四二七大游行路线图 北京大学的一名学生指着大字报上的游行路线图,说明学生如何闯过警察封锁线,进入天安门广场。1989-4-28

    抄写大字报 北京校园里学生们认真地抄写大字报,有些大字报是外地来京的学生书写的。1989-4-28

    假对话 迫于四二七大游行的压力,中共导演了一场假对话。中共发言人袁木坐在“领导席”向学生训话,学生“代表”则都来自官方学生会。昨天正式成立的北高联不承认这是一次对话。1989-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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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6-02讯】  

    上海五四游行静坐 上海各高校联合发动纪念五四大游行,数万人参加游行,之后上万名大学生在市政府门前静坐,要求就“四项要求”与江泽民对话。图为上海一大学女生在市政府门前宣读“四项要求”。1989-5-4

    五四大游行 五四大游行。约七千名北京师范大学学生游行到达天安门广场。1989-5-4

    (http://www.dajiyuan.com)

    警察阻档不住学生的洪流 警察阻档不住学生的洪流。1989-5-4

    冲破封锁线 向广场游行的学生们冲破警察的一道封锁线后,发出一片欢呼。1989-5-4

    欢迎德先生 学生的旗帜上面写着:“德先生(指民主),你好”1989-5-4

    上海教授支持学生 上海一位参加过七十年前的五四运动的老教授到市政府门前发表演说支持学生的请愿活动。1989-5-4

    自行车大游行 五月十日的自行车大游行可能是世界首创的游行形式,非常符合中国的国情。1989-5-10

    自行车大游行到达天安门广场 自行车大游行到达天安门广场时的盛况。一个学生在口和额头上扎上布带:“还我人权--我要说话”,以示声援北京新闻界记者们的请愿活动。1989-5-10

    绝食第一夜 绝食从五月十三日下午开始,夜里同学们在广场上度过寒冷的夜晚。当时学生们普遍以为政府会很快让步,所以连被子和大衣都没带。1989-5-13

    遗书 遗书,以生命向当权者进谏。“爸爸、妈妈:假如我这次不幸死去,千万不要以为这只是儿于一时的冲动,或受了长胡子的人的唆使……”1989-5-14

    (http://www.dajiyuan.com)

    教授呼吁“民主对话”“救救我的学生” 五月十四日下午五时,广场上的旗帜上写“民主对话”。中共这时与学生对话团的对话并未在广播电视中播放。一位教授呼吁“救救我的学生”。他后面的横幅上写道“师生共存亡”。1989-5-14

    绝食第三天早晨 绝食第三天早晨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绝食人数迅速从起初的八百增加至三千。1989-5-15

    决心 一名学生以纸箱为枷锁,表示坚持绝食的决心。1989-5-15

    “妈妈,我饿” 广场上一个帐篷外面写道:“妈妈,我饿,可吃不下。”1989-5-15

    母子连心 母子连心,一同绝食。1989-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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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赵亮轩         来源:全球纪念“六四”委员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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