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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3月3日 星期二

【纪念六四】廖亦武:六四画家武文建

 

发布者 thchen 在 09-03-03 10:03

 廖亦武
采访缘起:2005年5月26日下午,星期四,经艺术家高氏兄弟牵线,我在位于北京大山子的798艺术工厂内访问了出身工人阶级的画家武文建。
天气晴朗,我眼前的武某穿火红衬衫,显得神采飞扬。刚闲话了几分钟,高氏兄弟就请客,吃东北菜。不用我的诱导,武某即在一片嘈杂中打开话匣子,似乎早埋下腹稿。我边吃边习惯性地插问,而武某说了个把钟头,只动了几筷子。
餐毕,觅一偏僻去处,让武某继续过嘴巴瘾――1989年6月4日前夕,他才19岁,酷爱艺术且血气方刚,懵懂卷入爱国风潮,却在北京城头目睹了一幕幕血腥场景,自己也差点叫大棍子打趴下。
稍后,国家勒令人民住嘴,他却没住嘴,所以被逮,判刑7年。因既不是学生领袖也不是知识精英,他就只能与动乱暴徒关在一块。“这些人和你老威挖掘过的底层人物一样,没历史,没社会面貌,甚至不知该怎样定位。”他叹息道,“16年了,没人站出来为他们吆喝一声,罪都白受了。”
我说:“那麻烦你牵个线,弄两个暴徒来我接触一下?”
他说:“坐牢一二十年,老虎也被关成老鼠了,认命吧。你看那个请暴君像吃臭鸡蛋的鲁德成,当年被大学生扭送公安机关,电视一报道,就闻名遐迩。可如今事过境迁,好不容易逃到泰国避难,却要被异国警方遣返――这就是不认命的下场!”
我哑然片刻,就操起巴掌大的摄像机,拍下武某悲愤和自嘲的脸。说实话,连我都差点忘记曾是六四主体的成千上万的暴徒们,更别提如何为他们重新定位了――文章是由精英来做的,我每年都通过各种渠道读到不少。
直到午夜12点过,武某才不得不闭上嘴巴。我和他走至街口,然后分别。我的背包里揣了一组血洗天安门的油画照片――多年来,他已涂抹了若干噩梦似的油画,却一张也没拿出去。“等吧,”他说,“16年都等了。”
“等吧?”我猛地愣住了。出租车发动了,曾经作为历史舞台的街景纷纷退去。我不禁想起大半年前,丁子霖老师在家里私下说过的一段话,大意是,真到了六四有个说法的那一天,北京的地缝想必会突然涌出无数“英雄”;那时,我和你蒋老师倘若活着,就去远处隐居,把脚下的名利场腾出来――因为,我们孩子的灵魂需要真正的安息。
                    ※   ※   ※   ※   ※
武文建:今儿上午,高氏兄弟突然来一电话,口气与平时不一样:“文建,过来一趟好吗?”我问什么事?他又答:“没事,就吃个饭。”我想,从西边到东边,我要跑大半个城呢,请个饭费这么大劲儿?况且,这老高也不是喜欢吃吃喝喝的人。所以我就猜,要见什么难得碰面的人(高氏兄弟插话:六四前夕的北京,还是提防一点好)。
老威:昨天见着老高,他告诉我,有个很有意思的画家,六四栽进去,被当作暴徒关了几年,出狱后,专画屠杀的题材,与这个健忘的时代搞不好关系。
武文建:我的饭碗是画广告,简单、技术化的没脑子的活儿;但我的激情还停在那儿,时光流逝了,它却凝固成烫手的石头,搁在那儿――16年前。我老是画坦克压人,血把天安门淹没,民主女神像……画框内的每一笔,都哇啦啦地喊着。这是永远的题材,或许我画得不好,或许应该反思反思再画,但是不行,我管不住我的梦,我的手脚。这些画,我不会卖;将来六四翻过来,我也不想卖――但愿那时能建一个种族耻辱的博物馆,我就把它们捐出去。
老威:这个想法不错,不过眼下,我们还是从头说起吧。
武文建:从六四说起?
老威:六四之前。你的家庭,你的职业?
武文建:按共产党的阶级成份,我出生于根正苗红的产业工人家庭。北京地区有两大国企,一是首钢,一是燕化(即燕山石化,直属中国石油,地点在北京房山区,有几十万职工)。父母是燕化工人,我和我哥都是燕化子弟;再往上追,我爷爷毕业于林彪任校长的抗日军政大学,1941年就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了;我姥爷也是四几年火线入的党;另外,我爸,我叔,我两个舅舅,全都是共产党员。所以,我从小就受革命传统教育:艰苦朴素,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解放全人类,军民鱼水情之类。
老威:穷棒子翻身闹革命吗?
武文建:我家也不穷,我爷爷在旧社会上中专时,就秘密入党。据我姥爷讲,他哭着喊着,死活要上抗大,具体怎样牺牲的,连我爸也不大清楚。我姥爷干地下党,被日本鬼子抓过,严刑拷打,背上还烙了一大块印。由于姥爷口紧没招,日本人也没拿到实在把柄,所以村里乡亲就凑了两头猪去慰劳皇军,把姥爷给换了回来。我妈说,姥爷文化没爷爷高,革命意志也不十分坚定,被皇军一吓,胆就破了,甘愿做纯粹的农民。在战争年代,胆小自然做不了干部。
家族就这种传统,所以,虽然根正苗红,父母也就是做老实工人的命。我也老实,子弟校毕业,分配到燕化后勤,学厨子。年轻人不乐意,但我爸说啦,组织叫干啥就干啥,不准闹情绪。到了1989年,我刚19岁,在餐厅工作了两年,还没转正。
那时我迷上了油画,专门拜了个老师;我每天疯狂地学习,连炒菜也琢磨着绘画,联想着梵高、高更。我不知道学潮怎么开的头,我对政治气候也不敏感。胡耀邦逝世没多少天,我搭公交车进城,去中国美术馆看一个画展。出来后逛大街,发现有许多学生在游行,抬着胡耀邦的像。我站在街沿边看了一会儿,还捐了一块钱呢。
老威:此刻你还是一个旁观者。
武文建:许多所谓的暴徒这时都在旁观,也没想到自己日后会卷进去。
老威:你具体投入是什么时候?
武文建:我一个小人物,象一颗芝麻粒掉进汤锅,所以谈不上“投入”。当时天安门还没多少人,热闹都集中在王府井一带。我一小伙子,自从做了画家梦,就不爱上班了,只要没事儿,就喜欢往城里跑,竖起耳朵到处听新鲜呗。
直到5月20号,李鹏傻屄发布戒严令,部队分几路准备进城了,北京市民才开始起来,声援学生。燕化也在那天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我们先在火车站集中。当时从长安街到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比国庆典礼还喧闹,我跟在队伍里,很激昂,却没任何政治动机。许多人和我一样头脑单纯:就是爱国,声援学生。
老威:你参加过几次游行?
武文建:大概4次吧。天安门热闹起来后,我莫名兴奋,有时进了城,就一宿睡在草坪上。5月20号游完行后,有人说:“我们工人阶级能否帮这些学生做点什么事?”于是大伙就派我去天安门指挥部接受任务。
我是楞头青,一挽袖子就上了。当时设了六、七道卡,可真够严的。我口袋里揣着《工作证》,一被挡住,就掏出来,哇啦哇啦解释。好不容易进到最后一道卡,见到的所谓“指挥部”就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台阶底下,一些学生领袖裹着灰不溜秋的破衣裳,胡子拉碴的。我当时就立在那儿,衣领歪斜,也不认识谁是谁,就大声说:“我们是燕化工人,你们需要帮忙吗?我们有一大帮人。”学生们把我围在中间,上下打量好一阵儿,其中一个说:“让我们研究一下。”
我等了几分钟,刚要出去,一张纸条还真递过来了,内容是:“请你们去天安门东北角维持秩序。”署名为“高自联常委遥远”。
于是燕化的100多人就去东北角维持了一宿的秩序。当时的广场可真够乱的,因为李鹏的戒严令下达后,各种谣传蜂起,北京的市民们非但没叫吓唬住,反而被激发了,拿老毛的话说:“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
老威:广场聚集了多少人呢?
武文建:汪洋大海啊,我哪数得清?我几乎累趴下了,但是被那种人性突然之间的升华所触动。许多老百姓自愿到天安门,送水送东西。有个70多岁的老大爷,由他儿媳妇领着,挤过来,递上两大包。他媳妇嚷着解释:“我们不让老爷子过来,他偏过来给你们送吃的,家里拦不住啊!”
我都感动得掉泪了,那种人性的纯粹世界,唉,真是一去不返了。
老威:你就留在天安门了?
武文建:没有,撑了一两天,燕化的人还是回去了。在之后的十几天,我只进过一次城,我呆在家里画画。直到6月3号晚上,我边看电视边画画,突然屏幕换了,并且宣布不许市民上街,不许什么的,要采取行动什么的。我急坏了,一宿没睡,第二天大早就急匆匆地进城去。
老威:你可真够勇敢的。
武文建:我已经作好了死的准备。我打小被共产党洗脑,相信“军民鱼水情”,所以做梦也想不到会开枪杀人!我按捺不住,一定要去天安门看一看,我暗地希望那一切都不是真的。
公交车在天桥停,我下去,沿着大街一直走到天安门,地上全是一滩滩的血。我有一张画,就涂的这些情景,一块血,一个圆圈――我十几年的红色教育就这样全被颠覆了。
老威:还能走得通吗?
武文建:能走得通,就是乱。这一滩血,那一滩破烂,枪声稀稀拉拉的。当靠近前门底下,我突然望见一大片解放军,人人手里都握着齐眉的棍子,就迎着跑过去。
老威:你找死?
武文建:我是个和平主义者,别看我只有19岁,却反感扔砖头,砸瓶子一类的过激行动。我还是愿意相信解放军――只要不被激怒,他们还是不会丧失理性。所以我就迎过去,可这时,有市民蹦出来,从我身后向当兵的扔砖头。我急忙挥手叫道:“别打!别打!别激化矛盾!”
老威:你太傻了!
武文建:是傻。甩砖头的转眼跑了,我没甩砖头,就理直气壮地站在原地。可说时迟,那时快,蓦地从斜对面爆出一声吼:“就这小子闹的!就这小子嚷嚷得欢!!”我本能的扭头,哎呀!绿油油的一大片,都把棍子举过头顶,直扑过来,我浑身一麻,蹭地就窜开了。
老威:你还能进到广场?
武文建:坦克和部队都扎在里面清场,进不去,只远远望见在冒烟。
老威:当兵的训练有素,你能跑掉吗?
武文建:农村兵普遍腿短,再训练,先天不足,也跑不过我这腿长的。加上这是奔命呀,一大片绿追一个蚂蚱,有一刻腿软了,棍子头估计是铁的,擦着我的背梁骨,嗡地就下去了。我一炸,跨腿就窜了2米多远,真疯了。
我是北京人,熟悉地理,拐进了一条胡同,当兵的也害怕,就不追了。可我背上淤了一大块伤,黑紫色,半个多月也没消。
老威:到底有多少人追你?
武文建:魂都飞了,还记得数?估计有好几百吧。
老威:只追你?
武文建:像赶鸭子,我感觉前后左右都有人在逃。一个小伙子,只比我慢了两三步,就被一棍儿给撂翻了,接着叫绿色盖住,棍子密密匝匝地打下去,卜卜卜,发闷。我估计铁器砸肉体都这种声儿。
老威:你在逃,怎么能看见呢?
武文建:我已窜入老北京火车站旁边的胡同,见当兵的回头,就趴在那豁口看。就50米,清清楚楚,把人打死过去了。后来当兵的撤了,我和躲在车站里的几个人,才敢出来救护。我抱起那人的脑袋,与其他人一道穿了一条挺长的胡同,(可能是糖人胡同)直接把他送到治眼的同仁医院。
老威:那人是谁?还活着吗?
武文建:当时还有气儿。可那脑袋已经变形,这出来一大块,那出来一大块。
老威:烂了?
武文建:没烂,也没血,可脑袋已经不是脑袋了,胀大了一倍。像有个外国画家,专画变形脑袋的,叫,叫培根,对,培根的作品。我搂着他,边跑边问:“你是哪儿的?”他还应了声:“首钢。”后来我们截了辆三轮板车,一路狂奔,进了同仁医院。但见那过道上,一溜,全躺着伤员。我们把人交给两个身上沾满血迹的护士,就退了出来。满腔悲愤,脑子乱极了。
老威:医院里躺着多少人?
武文建:真不知道。在过道的门口,护士就过来接人,不让进。我绕楼一圈,感觉所有的房间都是满的。走在街上,我的眼泪还哗哗地掉,天晚了。六月四号,铭心刻骨,我在街头歇了一宿,想的都是大问题,国家怎么办?我怎么办?
老威:你睡在哪儿?
武文建:前门附近的5路公交车站,寻了辆公汽就上去了。车内有十几个落难者,学生、市民、工人,外地和本地的,大伙聊了整夜。
老威:聊什么呢?
武文建:除了骂大街,没别的。还提到拿枪干他娘的。直到天亮,我才搭班车,回到家已是中午了。由于热血还在胸中荡漾,我就找了件体恤衫,用毛笔写上:“还我民主!还我自由!”后背还是国父孙中山的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我穿着这抗议衫在燕化厂区游走,逢人便说城里的情况。厂区十字路口聚了很多职工,把路都堵断了,公共汽车开不动,连乘客也下了。大伙推举我讲话,根本不由我分说,许多手就又推又举,把我弄上一辆130货车;还嫌矮,就把我弄上转盘旁边的架子楼……
老威:你演讲了一番?
武文建:我—19岁的小伙子,哪有口才?不过呼了一阵儿口号:“打倒邓小平!打倒李鹏!”“罢工!罢市!”“反对镇压!”我还推磨一样旋转着,让大家看身上的字――后来这些举动都上了《起诉书》。我成了“暴徒”,可我哪有暴徒的本事,我连石头都扔不远。
老威:我估计混在群众中的便衣不少。
武文建:都是一两代﹑两三代的燕化职工,从小就在一块混,谁不认识谁呀?谁家的孩子在干啥?谁家的老几在派出所干警察,都熟悉,所以用不着便衣。人们都疯了,一千多人哪,后来不用我喊,下面也狂呼口号,甚至叫嚷着开车进城干解放军去。可正在这时,我爸赶来了,是派出所报的警:“武师傅,你家老二在造反!”我爸一拍大腿就来了,刚撞上我从架子楼下地,就被我爸劈胸一把揪住:“兔崽子你……”
我一把抓定老头扬在半空中的巴掌,像个英雄一般断喝:“你别打!”
周围簇拥着不少石油化工学院二分院的学生,不认识我爸,见有人打英雄,不干了,转过去扯住老头就要下拳头。我立即拦住并大喊:“大家别打了,他是我爸!”
老威:后来呢?
武文建:大势所趋,群情激愤到天晚也就罢了。我爸的劲儿可真大,死拽着不松手,直到我跌跌撞撞跟他回家。父子俩都感觉落差太大了,一贯光荣、伟大、正确的共产党、人民政府、解放军一刹那翻了个个儿。我爸是条汉子,在我的印象中,只有我生母去世时熊过一次,可这次,他熊到底了。在屋里,他没再打我,而是说:“你六月四号进城,那么乱,连招呼也没打,晚上也不回。我一宿都没睡踏实,外头一刮风,我就惊醒,去你屋里看,折腾了六、七次,天亮都合不了眼。你妈死得早,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的罪就大了。”老头子话到这儿,泪花儿都出来了,他又说:“上午上班,我又从单位回家,进你屋看,见被子抖散了,知道你小子没被乱抢打死――刚松了口气回单位,派出所的就叫来了。”
我爸熊了,我的情绪也落下来,挺心酸。我说:“已经这样了,好不了,肯定要抓我。那我还是先躲躲吧。”我又说:“这么大的一场运动,不会说完就完了,估计要打内战。”我爸可听不得这个,他说:“你不能再闹,再闹我就死去。”
我还能辩什么?他再拥护共产党,他是我亲爹呀。于是我匆匆收拾,连夜逃到河北老家。当时奶奶还没去世,我就住她屋。农村狗多,夜里一有响动,就吠成一片,于是我就跳起来朝外瞅瞅。那十几天,我就没睡过好觉;后来落网了,我反而睡了一踏实觉。
老威:什么时候?
武文建:大概二十几号。
老威;这么快?莫非是你爸漏嘴了?
武文建:也不算漏嘴,人家上门一问,我爸直接就说我回老家了,还把详细地址都给说了。
老威:你爸出卖你?
武文建:相信政府相信党,这就是我爸。他跟燕化分局一位副局长是朋友,去求了情,人家也答应,只要找出你的儿子,一定宽大处理。副局长还向派出所打了招呼。我爸以为,他儿子最多关几天,教育教育就放了。他做梦也没想到我会判7年。
我爸还从单位借了辆车,亲自到奶奶家接我。他还挺高兴,说文建咱们回去吧,北京平息啦,没事儿了。于是父子俩说说笑笑上车,刚开出村口,却见两辆车拦在那儿……
老威:设了个套吧?
武文建:差不多。当时农村好躲人,陌生人一进村口,狗就叫。我还给我的绘画老师打了电话,他催我:“你赶紧跑吧,越远越安全,估计你在外头躲个一两年,这事儿就平了。”我边答应边天真地说:“行行,我带着画箱子,沿途还能画个素描,讨个饭钱。”我老师一听就急了:“带狗屁的画箱子,你赶紧逃吧!身上多带点钱。”
我正在谋划逃离农村老家,却不料我爸已与公安局有口头协议,接我之前,他亲自给副局长老朋友通了电话,口气挺轻松――一个毛孩子,不是大家看着长大的吗?明摆着就那么点事儿,回来说清楚就行了。
就这样,我一见两警车挡道,就意识到糟了。旁边是庄稼地,正麦收季节,一马平川。我下了车,但没跑。这时警察全从车里下来,有人迎头就问:“你叫什么?”
我答我叫武文……
音儿没落,就闻一声嚎叫:“抓的就是你!”
老威:有多少人围剿你?
武文建:抓北京来的暴乱分子,这是大好的立功机会,所以整个县公安局60多个人,全出动了。我被捕回县局,叫铐在一棵树上,才听见他们口气兴奋地打电话给北京:“武文建落网了。”
我被大致审了一下,接我的人就到了。衡水县局一个处长,领着一帮人,还扛着摄像机,与北京方面相见。那处长像个演员,当众啪地立正,行礼,然后大吼:“庆贺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成功!”
尽管我铐在树上,还是笑得差点背过去。我们家乡派出所所长与我很熟,这时也冲着我笑道:“嘿,你小子跑得够快的!”我回道:“嘿,你们也来得够快的!”可不是吗?500多华里,感觉转眼到跟前了。
但那个处长大约受过文革洗礼,不懂调侃,竟用他粗大的指头直戳我的面门,咬牙切齿道:“你还这么嚣张!”那种气急败坏,似乎我强奸了他家闺女。临走前,县公安局长倒还平和,与我聊天,我说:“你别跟我谈这个,咱们5年以后再见。5年,就5年,这事儿肯定平反。”
就这样,我被铐回去,在派出所关了两夜,转分局关了两个月的小号,再由市局执行逮捕,罪名是反革命宣传煽动。89年9月7号,有一批同样罪名的人被集中关进七处,即北京市看守所。从此,我在这儿一蹲大半年。
由于我的事实清楚,只审了7次,没费多大的事儿就拍板了,7年。
老威:一个号子关了多少人?
武文建:我们把号子叫“筒”,大筒关几十人,小筒关7、8个人。那是苏联援建的老式监狱,够牢实,一进门,两边都是通铺。当时在里面的还有诗人叶文福,他写过《将军,你不能那样做》,名气很大,学潮期间却宣布退党。我亲耳听见他在楼下吼:“我操你妈!”看守拿他没奈何,就抱怨:“还是诗人呢,真脏!”
还有往天安门老毛像扔鸡蛋的三人――余志坚、鲁德成、余中岳也关在这儿。余志坚曾先后和我关一个筒,我读到过他写在墙上的诗:“仍然要砸,砸不碎的酱缸/仍然要爬,爬不上的山巅……”以前我能背下来,时间一久,就记不全了。
老威:这三人太惨了,谣传两个人疯了,鲁德成冒死逃到泰国,申请政治避难,还被拒绝,几乎要被泰国警方遣返。
武文建:回来就死定了。余志坚判无期,鲁德成15年,关楼下,听说他曾与混入天安门的一台湾特务住一筒。北京第一批大概毙了9个六四“暴徒”,有一个二审改判,活了,因为检查出神经病。还有一个传奇人物,叫朱中生,他在天安门广场进第一辆坦克时,跳上去撬那铁盖子,结果被拍了下来。这老朱一二审都死刑,已经脚镣手铐,打入死筒等待复核上路了,可那张纸始终没下来。他在死筒囚了两年多,人都变形了,才改判死缓。受的刺激太大了。你知道在看守所,隔三差五就有人上路,开一次门,受一次刺激,如此心惊肉跳几百天,才改判。依法卸铁镣子,你猜怎么着?他不习惯了――瘦成鸡脚的腿发飘,一迈步就腾云驾雾。他告诉我,还不如拖着镣子来得踏实。
劳改时,我和这老朱睡上下铺,经常聊天。知道他爸爸曾是北京市邮局一小干部,在文革中下放改造,自杀了。剩在外头还有两个姐。我曾对他说:“你知道你为什么没死成吗?你爸在阴间保佑你呢!就一儿子,没了,香火就断了。”他连称“有道理”,否则没法解释自己还能捡一条命。
老威:我先后和20多个死刑犯呆过,知道判了死要活,真比登天还难,这人的命也够硬的。
武文建:还有好些身为退伍军人的所谓“暴徒”,想法很纯粹:因为自己当过兵,当然不愿当兵的挨群众的打;可也不愿那些单纯的学生挨枪子,所以在关键时刻,出头阻挡军车,结果一判就是死缓、无期。
老威:对比之下,你觉得自己挺幸运吧?
武文建:19岁,判7年,当然幸运啦。当时一辆中巴囚车把我拉到中级法院,下到地下室,法警就直接塞我进一铁笼子,演戏就开始了。
说起来真没面子,地下室两边的屋子全满了,法官看样子有些尿急,就在过道上开庭。律师也是指定的,程序快走完了,他才说了一通“年纪尚小,无知,请求从轻”之类。
老威:庭开了多久?
武文建:就1个多小时,宣布延期宣判;1个多月后发给《判决书》。我懵了一下,想想出狱才26岁,就适应了。后来下了监狱,比较周围的人,更觉自己划得来,好些人也没干什么事,就在人群中叨唠叨唠,激动了一番,就判了七八年或十来年。
可判决下来我还是上诉了,主要是拖延时间,怕去劳改。二审开庭倒挺正规,好歹在屋子里。我没请律师,就自己辩护说:“赵紫阳不是总书记吗?不听他的听谁的?当时全国都在传,李鹏是非法政府――我还是受害者呢。你们现在审判我,当初为什么不去制止谣言的扩散?”
法官没来得及反驳,旁边的哮喘陪审员却用老妇女的腔调插一杠子:“你看我们当时就能把握好方向,不受影响。”
我说:“你们法院也游行啦,公、检、法系统都游行,你们政策水平高,为什么不上街制止去?现在判我,算什么本事?”
这话一出,陪审员啪啪拍桌子,立马升级为泼妇:“我不跟你这种人辩论!”
我却犟起来了:“你们说我‘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我才19岁,有这个能力吗?”
老威:的确滑稽,但判不判,也不是法院说了算。
武文建:对,上面已定好了。比我冤的人多啦,比如大兴县有亲哥俩进去了,哥哥无期,弟弟13年;还有亲哥俩,哥哥21岁判15年,弟弟19岁判9年。张宝生你知道吗?年龄最小的暴徒,没爹没妈,掏羊粪的,15岁判15年,罪状是揍解放军……
老威:15岁?有力气揍解放军吗?
武文建:被拍下来,就跑不了。还有个哥们,往坦克上扔了个筐,火着了,判个死缓,现在还关着。还有挡坦克的王维林,筒子里盛传他栽进来了,可死活不知。我估计在当时,活着也得扒层皮。连明星陈佩斯都关了一宿,我算什么。
我是90年3月9号离开看守所去北京市第一监狱的,分在直属队。那时代号01的大政治犯徐文立还在。他走的时候,我刚好在著名的王八楼中厅画文化衫,他在下面望我一笑,招呼道:“我走啦。”挺瘦的一小老头。
老威:你认识徐文立?
武文建:旁边人告诉的,并叮嘱保密。刚进去,我还挨了揍,因为这是规矩,每个新犯都得挨揍。之后就是学习,上面挺重视,不断有官员来视察,大概是看看这些暴徒是否长得青面獠牙吧。
老威:除了秦城,六四暴徒们都关在这儿吗?
武文建:10年以上在这儿,10年以下关天津茶甸,劳教在大兴。我送一监是因为戴反字,反革命暴乱、组织、煽动等等,大约有一百五六集中在这儿。而秦城,除了部级就是精英吧。
老威:我听说陈子明曾在一监。
武文建:在二监。一监原在市内,因为要申办奥运会而取缔了,我们就转到二监。我老见陈子明在楼下溜跶,也不穿囚衣,冬天着蓝色羽绒服,夏天一身运动衫,剃一秃瓢。听人说,监狱长找他:陈子明,我们聊聊。他却挥挥手道:去去,你没资格和我聊天,要聊,就把司法部长叫来。
老威:有脾气。
武文建:他判了14年,是监狱里唯一拒绝穿统一囚服的犯人,因为没有罪。后来他得了癌,保外就医,可就是不出国。所以陈子明称得上是六四精英里的一条汉子。
老威:那些六四“暴徒”的劳改状况怎样?
武文建:非常惨,干活,一直干活。入监集训后,就干外加工,锁边缝扣子,一天十几个小时。六四以后,共产党的宣传机器一致声称暴徒们绝大多数为劳改释放犯,这惹火了当时的国家劳改局长魏孝如(音),他快退休了,就站出来公开说不。他列出一个统计表,证明这批暴徒身世清白,有劳改劳教前科的比例极小。这事儿在国际上引起了轰动。
我觉得,共产党的这个劳改局长比许多海外流亡精英强,他至少敢说实话,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16年了,谁替这些暴徒说过一句话?都是普通的北京市民,有优点有缺点,激于义愤,就干上了。扔几块砖,几个瓶子,一个筐;还有拦军车、演说、撬坦克盖,可同一个目的:是不让部队进城去屠杀学生。后来学生们撤出天安门,他们就成了“天安门事件”的主体――可在精英们创造的历史中,他们没有地位。
有一个瘸子,判了10年以上,我感到奇怪,就要过他的《判决书》看,上面写着:“用皮带猛抽坦克,打完之后,扬长离去……”还有人捡一钢锥,也判了10多年;还有扣下给养军车,把食品分给学生和市民充饥――一个叫朱某某的,大公无私地分了半天,车空了,自己却没捞着吃。他东寻西找,终于在旮旯里发现有只烧鸡。不料,这烧鸡上了《起诉书》,他判了13年,后来他在狱中冲我叫屈:“这鸡贵啊!”
老威:你同“暴徒”们相处得不错。
武文建:都是苦命人,一起干活儿呗。
老威:什么活儿?
武文建:什么活儿都干。我们还检查过橡皮手套,清洁工或者手术台上用的,套嘴上卜卜吹,看是否漏气。累极了,有个大胖子受不了,仗着脂肪厚,往肚子上拍针――因为他手指头粗,缝西服里子别扭。自杀不行,反改造行为,那就拍针自残。我还与《人民日报》的吴学灿是难友,我们缝,他帮着剪虚毛。一年多后,我都练得能背过手去穿针了。
老威:你们替哪家服装厂干?
武文建:北京友谊服装厂。夏天缝冬装,冬天缝夏装,满屋子飞着衣服毛,汗把小裤衩都湿了。太苦,真他妈想把厂子给他砸了。我受不了,绝食4天,有人劝我:“你丫真不吃啊?做个样子就得啦。”还刷地往我铺里揣一火腿肠。
我是1995年释放的,减了几个月的刑。我爸做梦也想不到父子重逢要等这么久,但他的共产信仰没变,不愿说政府一句不是。他依然警告我:“你要再折腾,我就去死。”有啥办法,再不开窍,他是我爹呀。
六四暴徒也陆陆续续出狱,无响无臭,得不到一丝关注。当年的激情烟消云散,时过境迁,世态炎凉,他们都极其厌恶政治。我还有个画画的手艺,卖过一段服装后,就能弄个广告,搞个设计。但我的多数难友,以前就普通市民,世道一变,没工作,连谋生都困难。有一哥们,六四前开饭馆,很有钱,学潮时送吃送喝,跟着栽进去十几年,出来后接着开一夜总会。他接济了许多难友,相当于“暴徒”们的民政局,但他一口也不愿提过去,特别是民运那档子事儿。
前不久,我与一难友通电话,他会雕章,我懂画画,本来挺投缘。但我告诉他,画了一批六四屠杀的油画时,他一下子就打断我:“你弄那玩意儿干啥?牢还没蹲够啊?”我答:“这口气没出哇。”他答:“我的气早瘪了。兄弟,别去碰政治,太残酷,太脏。”
老威:中国有句俗话叫“无娘的孩子天照应”。
武文建:天不照应,就互相之间照应呗。先出来的,有一点家底的,就接济后出来的。目前判15年的都在外面了。死缓和无期,大约有十几个人,还在里面,硬着头皮扛呗。海内外的六四精英,这些年来,估计写了几十万篇文章吧――我每年都要看一些,就没一个字,为这些“暴徒”而写,好象这些人根本没存在过;好象六四事件就只有天安门,除了那儿,牢牢吸引住世界的眼球,其他地方发生的事儿,一天天全被淡忘了。
这些人到底怎样定位呀?官方叫“暴徒”,而你们这些学历史、文学、新闻和社会学的有发言权的精英们,你们把曾是天安门运动主体的“暴徒”们叫什么呀?你们在广场慷慨激昂,群情激愤,好象为国为民为自由为民主,没一点私心,好象已经豁出去了――北京市民就是受你们的感染去挡军车,不让你们挨枪子,但是你们倒好,跑得比兔子还快……那柴玲,站在纪念碑下,一次一次地煽乎,纯得跟天使似的;后来跑海外,要退出民运了。你靠这个起家的,现在捞够了,要退出了――这当然是你的自由。但你不要忘了,当初多少人就是受你们――柴玲、王丹、吾尔开希、李录、封从德等等的感召卷进去的……就说我吧,六四那天在城里听信谣传,说柴玲,王丹,吾尔开希都被当兵的枪杀了,悲愤异常,我随后的勇气,就来源于这种悲愤。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人太多了,你们负不起责;可你们在一篇篇回忆文章中,说的就是学生的那一点事儿。你们每个人都发展得顶好,聪明啊,算计得不错。
还有方励之先生,需要他挺身而出,却躲在美国大使馆不出来,被人家给接走了。方先生曾是我最尊敬的人,他在中国科技大学当众说:“民主不是靠施舍,而要靠争取。”既然是争取,那你就走出来呀!和千千万万的北京市民站在一起呀!知识分子怎么都是些关键时刻掉链子的人。
老威:你对知识分子期望太高了,文建。其实在1989年胡耀邦逝世后,已是山雨欲来,知识分子们卷入学潮的动机很复杂,不少人以为要改朝换代了,都不愿失去这最后的介入历史的机会,因为一旦失去这机会,就意味着丧失对未来的话语权。
武文建:没说话权就没历史吗?
老威:从古至今的规则就是这样,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挖掘真相,寻求改变这种精英划定的历史定局。
武文建:可我写不了,许多人不仅写不了,连讲也没人听。六四难属中出了个丁子霖,真是幸事;但六四“暴徒”中有谁呢?
王丹的回忆录我也看过,他没提一件事儿,就是在监狱中曾与六四暴徒们狭路相逢。隔了好几米远,他大声问:“你们怎么进来的?”暴徒们答:“我们是为六四进来的。”王丹于是很激动地说:“我是王丹,大家都是一路人,为争民主而坐牢,要挺住啊!”可其中一暴徒回答:“你才4年,我可是15年!怎么挺得住啊,哥们?”
话音一落,全场哑然。精英和平民擦肩而过,他们之间的墙是无法逾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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