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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28日 星期日

廖亦武:“六四”死刑犯董盛坤(全文)

老武 @ 2009-6-28 14:45 阅读(2648) 评论(9)

“六四”死刑犯董盛坤(上) (博讯 boxun.com)
    廖亦武(老威)
    采访缘起
     眼下是2006年12月27日晚上8点50分,我在前门附近一家东北餐馆,访谈两位已经出狱的“六四”死缓犯。张茂盛刚完,我换了盘磁带,转向46岁的董盛坤。武文建在旁边咋呼道:“抓得这么紧?让人不敢出大气。”我立即会意道:“歇会儿歇会儿,吃菜吃菜。”武文建叹道:“我们这些暴徒,虽在同一北京城,平常却各奔各的生存,难得相见。今天沾老廖的光,咱哥们儿聚了,就要多贪几杯。”于是大伙儿全站起来,碰了一杯二锅头。武文建又满上,单独敬张和董,还大呼一声:“二位遭罪啦!”小武子先干为净。张茂盛跟着也干了,董盛坤却迟疑道:“我还得骑车呀,我老妈在家里候着。”武文建埋怨道:“今天好日子,你怎么不乘公交车?醉了也不怕。”董盛坤道:“我平时烟酒不沾,也沾不起。你想想,在外面20来块一条的‘都宝’烟,拿到里面就翻5倍,卖100多,没关系还不一定能搞到。可烟瘾一上,人就难受。我不想难受。”张茂盛一团和气地笑道:“酒瘾比烟瘾好些吧。在里面不准喝酒。”武文建道:“他妈的说到底,不是上不上瘾的问题,而是烟酒都得花钱。咱哥们儿穷、背、命硬,不招人喜,不像海内外某些精英,油头粉面、花天酒地,光环还都落他们头顶。”眼见三人的悲情借酒往上爬,我急忙打岔道:“老董不太喝酒,就以茶代酒吧。多吃点饭菜,平常多注意身体。不论高低贵贱,大家都是‘六四’人,要想有未来,就得寿命长。”
     一席话得到大伙认同,于是重新落座。武文建率先为两位哥们儿掏腰包,还嘀咕:“惭愧惭愧,没多少没多少。”我也不甘落后。接着抓紧时间,大伙儿吭哧吭哧猛吃一阵。终于,董盛坤放下筷子:“差不多了,咱得对得起这餐饭。”
    正文
     董盛坤:刚才张茂盛讲的“今冬明春”,我深有同感啊!我跟他相似的放火罪、相同的死缓,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出狱了,外面社会的巨变,城市的巨变,尤其是人心的巨变,让我们这些与世隔绝太久的傻瓜,茫然失措、束手无策。我们是废物!我们被遗忘!我们活该!
     老威:老兄不必如此。喝酒喝酒。
     董盛坤:嗨,说来话长。1989年胡耀邦去世引发学潮,几百万人上街游行:打倒官倒、铲除腐败、推动政改、要民主自由,真可谓民心所向。1949年老毛站天安门城楼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结果是他一个人站起来,中国人民全趴下;而1989年,中国人民才真正站起来,虽然只站了几十天,又被揍趴下。
     我至今为当时的北京人自豪!你想想,三伏天儿的北京,敞地儿暴晒着,七老八十的居民老太太,为支援学生,天天骑小三轮往广场送绿豆粥,清热解毒啊。我们家也一样,我妈几乎每天一盒鸡蛋,还有黄瓜、西红柿,免费送,还唠叨着,这鬼热天,可别让孩子们中暑了。1989年的物价,持续暴涨,但普通老百姓的工资却没涨。我当时每月才80块,还拿出40块捐给学生呢。
     我们不懂什么叫政治,更不想“颠覆政权”,只是觉得广场学生们的一言一行,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心声,谁不希望自己国家更健康?当然共产党也这么说,就像一个癌症患者,宣称癌症是心声,自己很健康一样。
     老威:对对。我们就是在制度的癌细胞下活着,不晓得自己什么时候被扩散掉。
     董盛坤:为国为民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应该是“八九”学潮期间每个北京市民的共识。我家离天安门很近,几乎每天下班,我都顺道去广场陪陪学生,说说话,鼓鼓劲,别的帮不上。几十万戒严部队将市区围住了,有一段儿传言说,李鹏已经搞定邓小平,下命令了,大兵分分秒秒要开进来了,要动真格了,要杀人了。那个人心浮动哟!学生那一双双眼神,惊慌得像遭圈住的绵羊。听说广场指挥部的学生头头们,还熬不住,打架呢。
     老威:听说你曾经当过兵?
     董盛坤:在陕西,3年陆军。退伍后在一家印刷厂的制版中心工作。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在部队,受的可是正面教育,爱党爱国爱人民,战争年代,堵枪眼的黄继光是榜样,和平年代,做好事的雷锋是榜样。可“六四”一开枪,全颠倒啦,明目张胆杀人,谁受得了。
     老威:你在哪儿看到杀人的?
     董盛坤:6月3号晚上,我骑自行车去看住在北京体育馆附近的父母,我好几天上不成班,他们不放心呢。那时候的形势已经非常严峻,大兵往里开,老百姓上街堵,混乱至极。在六部口家门前,我平生第一次看见被开枪打死的人,横躺桥底下,血肉模糊,令人毛骨悚然。我寻思着,不能再往前走啦,再往前走就到天安门啦。枪声炒豆子一般,乱响一阵,停一阵,又乱响一阵。子弹可没长眼睛。
     我犹犹豫豫,正路过长安街民族宫那儿,老远就望见坦克、装甲车轰隆轰隆开过来,一长溜,后面还有更长的、几乎没有尽头的运兵车队。部队推进的速度非常慢,队形、车距保持得非常好,一点一点往前蹭。车队两侧,实枪荷弹的步兵紧张护卫着。
     老威:像玩阅兵式。
     董盛坤:我自个当过兵,知道这可不是闹着玩儿,血肉之躯拦不住钢铁啊。很多市民围观,渐渐,情绪冲动起来,不知谁喊了几嗓子,人们就朝街中间涌。不少人破口大骂,我把自行车停放了,劝大家不要骂,因为军人也没办法,不想进城开枪,也不敢违抗命令啊。
     老威:你知道阻挡坦克的王维林吗?
     董盛坤:我没那个胆儿,可也不能让他们长驱直入、进广场滥杀无辜,于是就鼓起勇气,与大家一起拦军车,还凑拢着一辆卡车,瓦解士气。那驾驶室里,坐了个斯斯文文的陆军少校,我高声劝说,让他们别把枪口对准人民,别让子孙后代唾骂。他竟连连叹气,一个劲儿冲我摆手,那意思是说:你别傻了,我们比谁都清楚。仔细瞅瞅,好些当兵的,眼眶通红,好像还哭过。
     我豁出去了,声音更高。我的口才从来没这么好过。我说:“我也当过兵,大家曾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你们奉命乱开枪,也许没开枪,就走火,死伤的可是自己的兄弟姐妹。他们在国难当头,挺身而出,为的不是自己,是为了你们,怕你们成为千古罪人。掉头回吧,或者丢下枪走人吧,别受不了骂,就开枪。老百姓骂你们几句,只是情绪激动,但他们为什么激动呢?与你们无冤无仇,为什么要冲你们呢?因为见不着李鹏,见不着罪魁祸首啊。一两句话把儿,冲撞你们了,就开枪,这可是杀人啊,老百姓的死活,就决定于你们扣扳机的指头!中国人之间就这么不共戴天吗?”
     老威:不错不错。
     董盛坤:所以,那军官受了触动,当即就作调整,将车上的兵里外对调。我猜想,戒严部队,并不是每支枪都配备子弹,开头,荷枪实弹的兵围车厢站一圈,时刻警戒,街面稍有异常,就先下手为强,可经我一劝说,无弹兵就站外圈了。
     接着,我又转身劝说围观谩骂的群众:“大家要理性!要克制!一时冲动只会激化矛盾!当兵的也是没办法,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哪怕这命令是个浑蛋下的,他们也只能听从摆布。你们骂,保不准他们也一时冲动,开枪伤大家,何必呢?”
     老威:你如此有理有节,真跟烧军车联系不起来。
     董盛坤:直至敌对双方都松弛下来,我才骑车离开。一进父母家,老两口就大放悲声。原来他们担心我呢。看见我浑身溅了些血点子,我妈紧张极了:“哎哟,你伤到哪儿啦?你到底伤到哪儿啦?”我说:“没,别人的血迹呢。”我也纳闷,怎么弄上身的?那一夜,不仅我们一家,估计全北京城,每个家庭都无人入睡,除非没肝没肺的东西。
     6月4号白天,父母轮番看守,不准我出门,但我体内猫抓一般,总想溜号。嘿嘿,直到终于傍晚6点,我才瞅个空子,跑掉。我妈追着喊了十几声,我装耳背。哪知我骑车出去不一会儿,猛回头,竟发觉我爸跟密探似的,偷偷摸摸跟踪我。我顿时就急了,冲他嚷嚷:“你老跟着我干嘛呀?我又不是小孩!”我爸听我这种口气,脸面下不来,就拐个弯儿,骑车反转了。我继续往前,骑车到崇文门路口,打老远就望见火光冲天。抵拢一瞅:嗬!烧军车呢!打头两辆已经点着,火焰灼人,我就绕到第三辆车尾巴。堵车群众特别多,街面满当当的人脑袋,群情愤怒,比比划划,骂骂咧咧。置身其中,我的怒火一下子上来,浑身哆嗦,想找什么东西发泄,却听耳边有声音:把狗娘养的车轱辘给它点了!
     鬼使神差,我就凑近那辆车的后座,寻着两块擦车布。不知是谁,反正油箱盖已被人拧开了,挺顺手的,我将布塞进油箱,蘸湿了,拖出来借地上的火苗子点着,哗啦扔向那车轱辘……
     老威:特别紧张吧?
     董盛坤:甚至有点手脚无措。有块布还掉地上了。另外一块粘着车轱辘,燃了一会儿,烧成灰,竟然灭了。总之在我等候之际,那辆车没点着。我还以为没事儿呢。
     老威:怎么会没事儿?
     董盛坤:不过烧了两块擦车布啊。事后回家,真没把这无后果的纵火行为当回事儿。照常上班才几天,就落网了。
     老威:几号?
     董盛坤:6月10号。
     老威:够快的。
     董盛坤:那天单位保卫科的人跑到车间,通知说新来的刘厂长找我有事。我应声去了,一进办公室,却看见两个陌生的小伙子坐在厂长的位置。打个照面,他们就自我介绍:“我们是公安局的,你大概知道我们找你有什么事吧?”不知为什么,我点点头,竟回答说:“心里有点数。”他们说:“有点数吗?那你跟我们走一趟吧。”我说:“凭什么我要跟你们走一趟?”他们说:“咱们都是年轻人,你识相点,找个僻静地方聊聊去。”于是我随他俩走到门口,一辆天津产的老式面的停靠在那儿。
     一上车,身子就紧了,左右两个便衣,我顿时被夹得无法动弹。接着车子发动,前排副驾驶“喂喂”地打电话,报告说姓董的已被带上车,如此这般。我心想:“原来这几位还不是直接抓我的人,只是探底的,瞅我在不在。”正猜测着,面的就抵拢一胡同口,吱地刹住。一辆212标志的警车逼过来,车屁股门轰隆打开,六七个戴钢盔的特警跳出来,V字形排开,黑洞洞的枪口全冲我。我一下子懵掉,魂飞魄散,所以根本没看清楚他们的标识,来自哪儿。这时领头的军官说:“董盛坤,你被刑事拘留了。”接着戴手铐,并用衣服蒙头,非常专业。
     黑暗中我被架上闷罐警车,猛摔个狗吃屎,几双脚同时踩扁我,哎哟,那一阵毒打!暴风骤雨似的!只知道疼,却不知道哪块肉更疼。有个瞬间,肋骨啪嗒一下,我晕死,一秒钟之间,又醒过来。
     什么都看不见,只能凭感觉,揣摸车往哪个方向开,可过了没多久,我的感觉就不准了。后来车子停下来,有人拽住我脖子,推搡着上楼,转弯再拐弯,好像是进了房间。没站稳,几只铁掌摁住我脑袋,砰砰砰朝门框上撞。真疯了!我晕头转向,身子不由自主软下去,还没到地,又被提起来,砰砰砰猛撞。我的脑门当即起一大包。我呀,也顾不得人格尊严了,龇牙咧嘴,一个劲儿求饶。
    下马威整完,头套揭开,我的双眼已肿得像桃子,血糊糊的,看什么都重影。两个警察开始审问了,问得很详尽,到了这地步,我也一五一十答得很详尽。三下五除二,犯罪过程问答完了,不料他们又一拍桌子,大喝两声:“董盛坤,你他妈态度不老实!还有重大隐瞒!”我当时已掉进冤窟窿,比旧戏《六月雪》里被无辜砍头的窦娥还冤呢。我说:“我敢不老实吗?装肚里的全吐了,没装肚里的,再打也吐不出。你们举个例子,要怎样才叫老实交待?”
     他们继续吹胡子瞪眼,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首都警察用烂了的恐骇手段。他们还冲到跟前,拉出要打的架势,却又突然停住,说:“我们懒得修理你,你再顽抗,就干脆送戒严部队。到了那地儿,你想交待都没机会啦,乱枪崩了,就地掩埋,还算痛快;最厉害的,是枪托子捣你几钟头,等骨头跟肉一样稀软了,再左一枪右一枪,专捡不致命的地方打。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你家里人不会知道,说不定还四处贴《寻人启事》呢。”
     我也就一上班拿工资的,哪经得住这样折腾。我真被吓住了。唉,要搁“六四”以前吧,我可能不相信,随你怎么着。可“六四”当天,我亲眼目睹过戒严部队开枪,那个穷凶极恶!所以我相信,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干什么都不过分。妈的,为了忍辱偷生,不被送戒严部队弄死,我就只好瞎编啦。
     老威:生死关头,你怎么能瞎编?
     董盛坤:不瞎编,我就没机会坐这儿接受你的采访。我说军车油箱是我点的。他们说:“你不抽烟,哪儿来的火?不是你干的,就不要往自个儿身上揽。”过了好久,我才反应过来,他们恐骇我的目的,是想逼我揭发他人,因为北京市烧了那么多车,要把成百上千的放火犯统统抓住,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老威:你有同案犯吗?
     董盛坤:没有哇!就算毙了我,也交代不出。于是我一再坚持:那车是我自个儿点的,是蘸地上的流火点的,但当时没燃起来,至于我走之后燃了,烧掉了,我真的不知道;我是想烧军车,当时群情激愤,乱糟糟的市民,把街全拦断了,恐怕每个在场的,都想烧军车。
     老威:警察也许是好意?你多交代几个同伙,就多几个人承担罪责。
     董盛坤:搞成反革命集团案,多少脑袋都没了。王连禧的那个案子,枪决了五六个,王连禧脑子有毛病,才幸免一死。我是个案,烧了两块擦车布,就判了死缓。可当时,大伙还觉得我命大。

“六四”死刑犯董盛坤(下)

    (接上期)
    老威:接下来呢?
    董盛坤:这一轮审讯中,我冤家路窄,还真撞着一位戒严部队的参谋长,躲闪不及,他冲过来,当胸给我一拳,还拔出手枪,哗啦顶住我脑门,暴吼:“暴徒!你妈个屄!认清楚了,老子是戒严部队!你哼个‘不’啊,你哼啊,老子马上崩了你!”
    老威:野兽进城了。
    董盛坤:熬到6月14号,我被送七处看守所,深监重地,据说判十几年都不会到这儿。可我当时,还傻不哩叽,认为是过过堂,关几天,等社会上稍微稳定了,就会放我。
    老威:这么幼稚?
    董盛坤:以前没进去呀。在号子里终于弄明白,本人目前是死刑、死缓、无期徒刑中间的一员,才连叫几声“完啦完啦”。吃不下睡不着,瞪着双眼,竖着双耳,脑袋控制不住,成天胡乱转。老婆呀,刚出生的孩子呀,父母啊,在临死前,我能做点什么?告诉他们自己不是暴徒、是一腔爱国热血才点了两块擦车布?
    老威:进入看守所,就进入正规司法程序。你请了律师吗?
    董盛坤:家里替我请了。开庭之前,我的律师来提我出去,随便聊天。我揪着他反复问:“我会判死吗?”他答应尽力保命,还说有一线希望,接着问我给亲属代不代话儿。我眼泪差点下来,还以为是那个意思,就说既然这样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律师唉了一声,说:“你别理解偏了。”我说:“家里的婆媳关系一直不太和睦,你就给我妈我老婆都说说,家里出了这么大事儿,危难时刻一定要团结。”
    律师临走特意叮嘱:开庭时态度要诚恳,说话要客观。我一宿没合眼,反反复复琢磨要怎样才能诚恳、客观,让法官受感动,留我一条生路。6月28号上午,我黑着个眼圈,被带到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开庭就一个来小时。我没说什么。律师的辩护大概是说,被告烧军车那会儿,社会处于混乱,包括被告的一些群众,没看电视,的确不知道陈希同市长已颁布戒严令。接着又说,被告以前也当过兵,在部队里表现相当不错。希望法庭量刑时,酌情考虑这些情节。
    至今我还记得,那个审判长叫李国强,当他起立宣判“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时,我的后颈窝起了一溜鸡皮疙瘩。而后他问:“被告还有什么要表达?”我语气生硬地说:“已经判死刑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审判长就解释说:死缓不等于死刑,如果被告悔过自新,积极改造,表现不错的话,两年后,死缓可以降为无期;如果靠拢政府,一直表现好,几年后,无期也就减刑为有期,“你还年轻,人生道路还长,跌倒了爬起来,终有回归社会的那一天。”
    说实话,当时那根保命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了,同时又觉得莫名冤屈。我忍不住当庭嚎啕大哭,一边泪如雨下,一边还徒劳地申辩:“我不反共产党,也不反社会主义。我只希望你们能理解,我是个有良知的北京市民,当时亲眼见当兵的开枪打人,怒火中烧,情绪失控,才做出了过激行动。其实我也在部队呆了多年,受了多年爱党爱国爱民的教育,可谁也没遇到过‘六四’事件呀,它实在超出了我的认识范围。”接着我又绕回老套路,恳求他们把我当作犯了错的孩子,给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唉!不说了,屈辱啊。
    8月4号,我接到正式判决;8月30号转到北京市第一监狱。过了很久我才知道,能捡回这条命不容易呵!我父母奔波找人,疏通了一层层关系;我原单位的领导也专门跑到公安局说情,竭力让他们相信我是好人犯罪。当时的气氛多恐怖!真是路遥知马力,患难见人心。
    入监劳改期间,我父母也费了不少心,花了很多钱,替我申诉,直到有人提醒:别白白折腾了,像这种案子,只有等大形势好转了,也许两三年,也许四五年。哎呀,这么多年过去了!有时我想,没有他们老两口,我能撑得了这么久?
    老威:你父母是做什么的?
    董盛坤:我父亲退休前是单位里的小干部。2002年头查出胃癌,5月份做手术。家里人却瞒着我。那段时间,我在监狱里出了点事儿。老廖,你认识江棋生吗?他是要求当局平反“六四”被关进来的。
    老威:我知道。很不错的异见学者,现在是中文独立笔会的副会长。
    董盛坤:没错。2000年我转到二监,就跟他凑一块儿。我一直很敬重他。当时我在值班室当杂务员,比车间轻松些。记得江老师有一篇论文,他夫人来探监时,悄悄给带出去发表了。我不清楚他的文章在何种情形下写,何种情形下出去。只因为我是值班员,负责监听他们的接见电话,就受了牵连,当即被降到车间干活去了。我父亲胆儿小,知道了这事儿,焦虑不安,生怕我再出纰漏,影响减刑。他刚做完胃癌切除手术,才1个月,就赶来探监,叮嘱个没完。
    他是2003年5月13号去世的。那个主刀医生非常吃惊:手术很成功呀!类似的状况,基本可存活5年以上,怎么会才1年就……?唉,家里人全清楚,我爸为了我操心太过,一风烛残年的八旬老人,我没能尽孝道,反而,我算什么东西啊。
    老威:你现在跟你妈住一块?老婆小孩呢?
    董盛坤:早离了。进去头几年,还抱希望,以为关个三五年“六四”就平反啦。后来改判无期,外面的变化也大,大家不爱国爱钱啦,她就死心如灰,提出离婚。我当然理解,单身女人带小孩难。我进去时女儿才3岁半,现在都21了。
    老威:我进去时,女儿还在妈肚子里。
    董盛坤:你判几年?
    老威:与你没法比。
    董盛坤:每个“六四”家庭都差不多吧,除非神经特别坚韧,像徐文立、江棋生家那种,老婆心甘情愿在外守多年活寡。
    你记得鲁德成——学潮时请老毛像吃臭鸡蛋的那个?嘿嘿,他出狱后先偷渡到泰国,然后去了加拿大。我出狱不久,他就在网上弄到我的电话,打过来叙旧。听我说当年跟他在七处关一个号的朱宇也出来了,就也想跟老朱叙叙,看有什么困难,需要海外出力。我把人家的好意转达了,老朱也同意接电话。可没料到,老朱老婆出面阻拦,明明白白表示,不准自己的老公再跟这帮“六四”难友掺和,否则她的精神立即崩溃。
    谁能说什么?她等了老朱这么多年,没离婚,简直称得上圣女了。我只得如此这般给鲁德成回话。他说能够理解,他也有类似经历。其实通个电话算什么?警察还抓你?人家鲁德成没别的意思,可能在国外感觉寂寞,关心关心共患难的哥们儿而已。嗨,话题扯远了,大家都不容易,“理解万岁”。
    老威:你在狱中干过什么活儿?
    董盛坤:什么都干过。缝衣服、做挎包、包装筷子、加工出口美国的乳胶手套,甚至还干过农活。张艺谋的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里的那些古代盔甲,都是我们的手艺,监狱为赚钱,道具厂的活儿也接。1995年以前挺苦,特别是加工乳胶手套,朝里面吹气,久而久之舌头都木了,有毒啊。还有一段时间,规定每天每人必须织5件毛衣,大老爷们干老娘们的活儿,返工特别多。从早晨6点开始,直到夜里两三点,还干不完。回监舍刚躺下,迷糊一小会儿,又得上工啦!
    老威:这样累死累活,有钱吗?
    董盛坤:有。年终总结,会象征性得到10块左右奖金。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减刑。为了自由,扒层皮也干。我总共服刑17年2个月零21天,就是玩命干活儿,挣劳改积分的结果。
    老威:出狱后能适应社会吗?
    董盛坤:正发愁。今年我46,眨眼奔五的人,眼下还吃住我妈,窝心呢。
    老威:我出来时,也跟我父母厮混了两年。
    董盛坤:我妈每月1000多的退休金,暂时能维持娘儿俩的温饱。目前我正申请低保,如果能批下来,家里开销又增加300块,就算锦上添花。不过,不能生病,上次我妈得了场不大的病,就花掉1800元。没辙。
    老威:想不想找工作?
    董盛坤:跟张茂盛一样,我找过很多次工作,可人家一听劳改过的,就死活不要。也有人建议我在家门口摆个小摊维持生计,可我坐牢之前是印刷厂职工,没做过小买卖,再说城管太凶了,经常把小摊小贩撵得鸡飞狗跳,我这把岁数,丢不起这脸。我们家在北京本不算穷,可父亲治病,我坐牢17年,早把家底耗空了,幸好我不抽烟喝酒。知道吗,外头20多块一条的“都宝”烟,在监狱里至少卖100多块?
    这些年人心不古。比我早出来的哥们儿,能请你吃一顿就不错了。我得到的最大一笔外援,是江棋生老师,他硬塞给我5000块,我不要,因为他靠写文章赚钱,呕心沥血的。可他说:“你快拿着!我还能写来几个钱,你们就更加不易了。而整个‘六四’,代价最惨重的就是你们这些所谓的‘暴徒’。”
    我的泪顿时就牵线了,止都止不住啊!老廖,我说这些,你不会怪我吧?有脚有手,谁愿意接受施舍?我们那批人,一腔热血声援学潮,可事隔多年,却被中国人忘了,连海内外的“六四”精英们,也很少提这档子事,或者是故意装傻。
    老威:还是有些文章在提吧。
    董盛坤:我没看到。鲁德成还不错,知道来个电话问候,这心里也好受一些。唉,说个笑话给老廖您听,前几天有个老朋友带我去花鸟市场,遇到一帮遛鸟儿的,他就咋咋呼呼给人介绍:“这是老董,‘六四’堵军车的抗暴英雄,刚出来。”不料人们马上起哄:“你开啥玩笑,‘六四’过去这么多年,当年那批人早放了!”于是我的朋友费尽口舌解释:“不是这样,还有好多人关里面呢!”人们顿时很吃惊:“哦哟,这老董真坐了这些年的牢!我们还以为你编个故事逗乐呢! ”
    老威:喝酒啊,老董,高兴一点。
    董盛坤:不敢喝,我该回家了。
    老威:家远吗?
    董盛坤:今晚小武子约的地儿,骑自行车就几十分钟,合适。嘿嘿,我女儿告诉我,眼下网络的流行语是:人生最好不要错过最后一班车、最后一个爱你的人。
    老威:是的是的。你妈就是最后一个爱你的人。
    董盛坤:对,我得走了。我妈每晚不见我,就坐着不睡。
    补记
    11点多钟,我们从餐馆出来。北风呼啸,仿佛要将地皮铲去一层。董盛坤棉衣棉裤加口罩,包裹得只剩下眼睛,才骑车离去。我们缩着脖子,匆匆赶往地铁口。半道上,以前门为背景,合影一张。在此前,董张二位都婉拒拍照。我理解他们的处境,只好冲着满桌狼藉,咔嚓数次,最后留下一个二锅头的空瓶,在镜头内顶天立地。
    跺脚闲聊中,张茂盛对基督教家庭聚会感兴趣,觉得可以多接触人。我竭力支持,说试试吧,也许上帝比民运靠得住。武文建却道:我们这些人要抱团,要靠自己啊。
    内心有一股暖流涌动,但是我们男人,不能像娘们儿那样随便拉手表达彼此的亲密。在下地铁前,我拍拍张茂盛的肩,没话;而武文建忙着开低级玩笑:“哥们儿,你那话儿还行不?”张茂盛憨厚地笑:“没机会试啊。”武文建又道:“我出来那会儿,那话儿软了大半年。长期不用,想得发疯,可临阵就退缩。”张茂盛道:“牢坐久了都一样。去去。这话题扯个通宵,估计也不会完。”
    空荡荡的甬道。我不禁回头仰望,张茂盛还在上面,还在呼啸的风中。可眨眼之间,他就消逝了,独自走着,回家了。
    我耳边突然响起台湾人侯德健的《归去来兮》:归去来兮,青春已荒芜,离家的时侯他才二十五……再见一面要等多少年?多少年?
    最后一班地铁轰隆隆进站。就我们两个乘客了。其他人呢?董盛坤、张茂盛或参加过1989年天安门绝食的侯德健呢?这辈子能否再见着他?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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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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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未未很牛B~


© 就算是深陷,我不顾一切。就算是执迷,我也执迷不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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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9)

老 武

老 武 [64.182.119.*] @ 2009-6-28 20:42:24

崔健《最后一枪》的由来和演变
《最后一枪》原是崔健从1979年中越战争得来的灵感,最早的版本收录在1987年的《无名高地──中国红歌星金曲选第一集》合辑。原歌词是:
一颗流弹打中我胸膛
刹那间往事涌在我心上
只有泪水 没有悲伤
如果这是最后的一枪
我愿接受这莫大的荣光
哦哦,最后一枪
哦哦,最后一枪
不知道有多少,多少话还没讲
不知道有多少,多少欢乐没享
不知道有多少,多少人和我一样
不知道有多少,多少个最后一枪
安睡在这温暖的土地上
朝露夕阳花木自芬芳
哦哦,只有一句话,留在世界上
一颗流弹打中我胸膛
刹那间往事涌在我心上
哦哦,最后一枪
哦哦,最后一枪
1990年,崔健重录此曲,后有两版行世:歌词较全的版本,收录在电影「火烧岛」原声带(1991),另一个仅保留副歌四句歌词的版本,收录在同年发行的《解决》专辑。相关版本的考证,可参考montell在五四三音乐站的文章。
1989年六四之后,这首歌倏然有了全新的意义。据说,当时是在1990年亚运会义演上面.我记得看过的录象是在成都站.当时崔健唱完《最后一枪》后说:"大家知道刚才那是什么歌吗?”台下回应:最后一枪!崔健说:“是的,那么我们希望希望去年听到的枪声,是最后一枪”!语毕,台下万众欢腾,尤其看见成都大学的旗帜使劲地在那摇........只是,过后本来计划在十个城市的巡演马上中途被腰斩,从此崔健开始了长达几年的被封杀,这首歌万劫不复,再也不能公开演唱,遑论播出,直到2008年5月21日的川震赈灾义演,老崔才重新把这首歌带回舞台,没有唱词,只有音乐。
关于这首歌,崔健的一句话可以作为很好的注解: 音乐,不能有政治目的,但是也不能回避政治责任。


anautumnafternoon

anautumnafternoon [76.17.99.*] @ 2009-6-28 22:13:48

真不容易。


anautumnafternoon

anautumnafternoon [76.17.99.*] @ 2009-6-28 22:20:13

崔健这句话说得真好。可以推广到个人身上:政治对个人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个人未必要有政治目的,但是不能回避政治责任。几年前在洛杉矶的时候听过崔健的演唱会,那时候还不知道他和六四的关系,也不记得他有没有唱这首歌。


蓝色妖姬

蓝色妖姬 [64.59.144.*] @ 2009-6-29 16:45:41

向勇敢有良知的北京市民致敬,共匪灭亡已不会太久


老 武

老 武 [64.182.119.*] @ 2009-6-29 18:59:44

八万“六四”血卡留学生们在哪里?
詹望  2009年06月29日
最近看了媒体上介绍音乐家杨逢时女士的文章,感慨良多。过去20年来,她凭一己之力克服无数困难,顶住各种巨大的压力几乎每年坚持举行纪念六四的音乐会,以告慰死者,以怀念故乡。这样一位勇敢的女性才是真正的爱国者,值得每一个热爱生命,珍惜自由的中国人深深的致敬。
今年5月31日有四百多人出席了在杨女士在芝加哥举行的"天安门六四"与"柏林墙崩溃"20周年音乐烛光晚会,是"历年听众较多的一次"。我不懂音乐,也因路途太远而无法出席聆听那一曲曲苍凉悲壮的乐章,但我钦佩每一位出席音乐会的听众,因为他们代表了无数海外中国人的良知和希望。北京街头的血迹早已干涸,但我们心里的悲愤永存!不能出席纪念音乐会可以理解,忘记六四则不可原谅,特别是那些因为那场大屠杀而意外获得"血卡"的同胞们!
杨逢时说,"因为六四,不幸的人们失去了一切。同样因为六四,使我们生活在这片自由的国土上。当时八万留学生因此拿到六四绿卡,所以我们应该做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实际上,除去这八万留学生,还有更多和民主运动毫无关联的大陆旅美人士因大屠杀而获得"血卡"。遗憾的是,这些人当中有许多人并没有去做"应该做和可以做" 的事情,而是蝇营狗苟,早已忘却了六四,更忘记了那些死难者们。他们不惜用自己的灵魂和专制作交易,不仅在奥运火炬传递,送往迎来,围攻异议人士等一系列问题上甘当吹鼓手,也在六四问题上为北京涂脂抹粉。最令人不齿的则是那些奉命蒙面潜入民运内部,故意制造矛盾挑起冲突以破坏海外民主运动的血卡获益者们了。历史是无情的,真相总有大白的那一天。当年东德告密者们的下场就是一个例子。
做艺术家难,做一个人格高尚完整的艺术家更难。实际上,做一个堂堂正正的普通人也不容易。一般人不说了,八万当年拿到血卡的留学生们,20年后你们在哪里?有多少人敢于自问,"我为什么能留下来?我为什么要留下来?留下来我又做了些什么?"


anautumnafternoon [76.17.99.*] @ 2009-6-30 0:21:44

赞扬逢时。不过关于奥运的事,楼上观点我不太明白。一件非政治的事情,为什么一定要被政治化?我不觉得阻挠奥运火炬是件有建设性意义的事情,反而显得无聊。如果异议人士用这种方式抗议,不客气地说有点下三滥了。同样支持奥运的也很无聊,比如原来在亚特兰大CNN总部门前应该举行的抗议主持人种族歧视言论的活动,被组织者们利用成了支持奥运的高潮活动,整个活动在我看来就是文革的再版。看到这样的事情,我总觉得“组织”“群体”一不小心可能就会成为可怕的事情,每个人学会独立的思维才是更重要的。


不再做看客

不再做看客 [65.49.2.*] @ 2009-7-3 20:57:13

每一篇都令人感动。
向坚强的64“暴徒”致敬!


不再做看客

不再做看客 [65.49.2.*] @ 2009-7-3 21:04:10

盘古乐队为64“暴徒”写首歌吧。


hillwell [121.109.34.*] @ 2009-7-3 23:35:51


那个拿手枪的参谋现在不知道怎样了
谁是暴徒

2009年6月19日 星期五

民运领袖六四叱咤风云 今在何方

 

1989年中国政府出动坦克和军队血腥镇压了天安门广场学生民主运动的事件虽然已经过去了二十年,但是对当年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民主运动领袖来说,事件仿佛发生在昨天。当年的那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事件给他们各自的人生带来什么样的印记?
*历数当年风云人物
当年的学生领袖,大多数是二十岁左右风华正茂的青年,20年光阴荏苒,如今他们已经进入中年。
天安门广场学生民主运动被当局镇压之后,北京市人民政府及戒严部队指挥部宣布“北高联”、“工自联”、 “北京市民自治联合会”、“首都知识界联合会”、“首都各界维宪联席会”、 “外地赴京高校自治联合会”等均为非法组织,必须立即自动解散。
中国国家安全部及中国公安部下令在全国通缉方励之夫妇、王丹、柴玲、吾尔开希等二十一名学生领袖、 首都知识界二十三名知识分子及工人领袖。
*人各有志
20年过去了,当年的学运领袖今天的命运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 薪火不息,继续在民运大潮中搏风击浪。第二类,下海经商,翻云高科技,覆雨华尔街。第三类,皈依宗教,传播福音净化世风日下的人心。
除了少数六四民运领袖仍然留在中国大陆之外,目前大部分被通缉的学生领袖和知识分子都流亡在美国,或者辗转来到美国。纽约港外的自由女神百年前张开双臂迎接来自欧洲的受迫害的新教徒,今天的美利坚合众国,也拥抱了从天安门广场上逃出来的学生领袖以及陆续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思想犯和政治犯。
*王丹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王丹。
王丹在六四后先后两次被捕,第一次是1989年7月2日,后来被判刑4年。1993年2月假释后,中国当局1995年5月再抓王丹,并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了他11年徒 刑。
在美国政府和民间人权组织的斡旋和呼吁下,中国政府1998年4月以保外就医的形式放王丹到美国。
王丹后来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学位,并且于2008年6月获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
王丹今天仍然积极参与海外民运活动,呼吁在全球举行纪念「六四」20周年的活动,让历史不被忘却。
他说:“我想六四的事情,不仅仅是中国的事情。在整个世界史上都是一个载入史册的大事。所以我们希望这次纪念六四二十周年的活动,能够做成一个Global的活动,也就是全球性几年活动。让全世界的人都能记得20年前发生的那件事情。尤其是中国人,他们连知道自己国家20年前发生了什么都没有权利知道,这实在是非常可悲的事情。”
*柴玲
除了王丹等当年天安门学运领袖今天仍然从事民运之外,也有一些学生领袖到了海外之后,选择了在高科技以及金融等领域发展。
六四事件期间,担任天安门广场绝食团、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的柴玲,后来辗转经香港法国逃到美国。
1993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学硕士学位后,在波士顿 Bain & Company任职。柴玲1996年入读哈佛大学商学院,1998年取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柴玲与天安门广场时的战友封从德离了婚,并与其现在的丈夫共同创办一家网络电脑公司Jenzabar, Inc. 尖子班公司任总裁至今。
据报导,虽然美国高科技泡沫破灭,电脑行业热门不再,但柴玲的公司业绩相当不错,有2000多家美国高校采用了柴玲公司的高校教育网络管理软件。
*吾尔开希
吾尔开希是通缉学运领袖名单上的第二位。六四后他先流亡法国,后来到美国,先后在杨百翰大学和哈佛大学进修学习,并与严家其等人共同创立“民主中国阵线”,担任副主席。
在流亡美国期间,吾尔开希认识了赴美留学的台湾女子陈慧玲。之后为了躲避海外民运人士内斗,吾尔开希决定离开美国前往台湾,在台中市定居,与陈慧玲结婚生子。在台湾他成为了电台主播和政治评论家,后投身IT、金融界。
*刘刚
刘刚在六四后于河北保定火车站被捕。1991年2月6日,被北京中级人民法院控以「颠覆罪」,判刑6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他在东北的监狱经常受到毒打和折磨。1995年刑满获释。
1996年经香港流亡到美国。1998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电脑硕士后,在纽约华尔街美国花旗银行集团,从事金融工作。最近在香港出版记实小说<<天安门,路在何方>>。
*李禄
在流亡海外的学运领袖中,经商最成功的是曾经在广场上举行婚礼的南京大学学生李禄。李禄逃亡到美国后,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多个学位,并进军华尔街,从事国际金融工作,并创办了自己的投资公司洛杉矶“喜马拉雅资本管理公司”,任董事长。
据美国财富杂志报导,他是股神巴菲特投资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的牵线人,拥有比亚迪2.5%的股份。 
*沈彤
曾任“高自联”常委,对话代表团联合主席的北大学生沈彤,六四事件后逃往日本,后来流亡美国,成为第一个安全脱身的学运 领袖。
沈彤抵美后,除了继续读书,还与另一名被通缉的学运领袖吾尔开希共同成立“中国民主基金会”。到90年代后期,沈彤把注意力从政治转到商业,并于2000年创办万视科技公司,现有员工45人。
美国《财富》(FORTUNE)杂志小企业版曾经发表名为《一个天安门造反者成为资本家》(A Tiananmen rebel turns capitalist)的报导。
报导说,沈彤在纽约经营一家软件公司万视科技(VFinity),公司的主要产品是一种供大学、电视台 使用的搜索软件。报导称,该公司在美国,台湾,中国大陆都有分公司。
报导称,中国政府允许沈彤返回北京,条件是不涉入政治活动,但他在北京的活动亦被监视。沈彤接受采访时,对天安门悲剧进行了反思。
沈彤说:“我觉得在当时中国历史情况下的运动,后来我也研究了其它反对运动和比较大的反对运动,以及现代的革命过程,任何一种群众运动,都很难脱离一些不理性的行为,大规模不理性的行为等等。特别是在89年的情况之下。因为反对运动一方没有有效的领导层。没有形成一个有形的政治力量。另外,官方也非常非常不理性。因为后来运动发展这么大,超出一开始我们希望推动的这场运动的学生的希望。”
媒体还引述沈彤的话说,“在我们20多岁的时候,我们认为民主化和反腐败是最重要的事情,而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取得成功。”
*弃政经商惹来非议
20年前数百上千名学生和北京市民把青春、热血和生命永远留在天安门广场,而当年的学运领袖有的在美国常春藤名校读书,有的开办高科技网络公司,有的在华尔街叱咤风云,不免引起争议。
不过,有分析指出,尊重个人的选择,是民主精髓的一部分。这些民运领袖出国之后,一举一动都被放到显微镜下高倍放大,当年的言论也被拿出来重新分析审视,使他(她)们受到很大压力。
此外,海外民运山头林立,民运组织之间内讧和中伤也时有所闻,这也是一批当年学生领袖淡出海外民运的原因。
*柴玲心中抹不掉的伤痛
虽然有的六四学运领袖不再从事民运,但是那场运动在他们心目中刻下的印痕,是不会随着岁月而消逝的。
在六四20周年前夕,当年天安门广场总指挥柴玲出席了2009年5月19日在波士顿举行的公民行动集会,并发表了讲话。
柴玲说:“我的好多朋友和同事们都知道,有好多年了,我没有参加民运活动。今天为什么来这里呢?是因为我的一个亲爱的战友,方正,当年在89年的过程中,跟我们最后的五千多名天安门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清场的过程中,他的双腿被坦克压断了。他刚刚在最近来到美国,来到旧金山,今天特意地到波士顿支持你们的这个活动。今天这个机会很难得,所以我特意来,来支持他,也支持你们的这个活动。”
柴玲五月十九号在波士顿参加了由公民力量等海外民运组织联合主办的“六四公民行”行动大会。
柴玲在讲话中,还向与会者回顾了20年前的天安门事件。
她说:“也许今天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那场事件了。许多人被打死打残、许多人被捕入狱,许多人被迫流亡海外,他们都在为民主付出代价。我们不能忘记他们,将来你们在美国取得了成功,希望你们也不要忘记六四,不要忘记他们。不要忘记支持在中国为民主和自由,为言论自由而奋斗的人们”。这也是柴玲14年来淡出民运之后,首次就六四事件和民运发表讲话。
*张伯笠的奇特人生经历
当年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被镇压之后,很多广场上的学生领袖流亡海外。他们在流亡过程中,获得各方的帮助,其中遭遇最奇特的是通缉令上第17号人物、当时的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副总指挥,北大作家班学员张伯笠。
他在逃亡中,一位东北农村基督徒的热心帮助,在这位学运领袖心目中播下信仰的种子。张伯笠后来成为虔诚的基督徒,并且进神学院学习, 现在是弗吉尼亚州丰收华夏基督教会的牧师。张伯笠信仰基督教的奇特经历和见证被制作成DVD,广泛流传,为基督教和福音在华人中的传播起到很大的作用。
张伯笠在六四事件二十周年前夕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当年参加民运,为的是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他认为,中国目前不仅需要政治制度的改变,更重要的是人的心灵的改变。
他说:“中国不仅需要民主,更重要的是人心的改变。我们搞民运这么多年,亲眼看到人心的败坏。当然,如果用民主制度来制衡这些,当然有一定的效果。但是,这并不能从根上来解决。”
张伯笠 在六四之后受到中国政府的通缉,逃到黑龙江中苏边境躲藏,后来通过秘密管道逃到香港,并最终辗转来到美国,成为成为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社的成员。 1993年任民联阵副主席,《中国之春》主编。1995年皈依基督教,并成为牧师。
张伯笠个人阅历丰富,又有当作家的背景,擅长报告文学,他的讲道幽默风趣,富有感情,深受华人基督徒的喜爱。张伯笠对美国之音记者说,今天他传播基督教,和以前从事民运,相似之处很多。
他说:“相似之处太多了。在广场上,我们所争取的,第一个是公平,第二个是公义。当时我们就是要给胡耀邦讨个公道。但是公平和公义,只有在上帝那里才有,人当中是没有公平和公义的。真正的公平和公义只有在上帝那里才有。 现在我信了主了,读了圣经了,传播福音了之后才知道,人权是从圣经里面来的。公平也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从六四事件唤醒人们对专制的反对和争取民主来看,这些都是上帝给人的权力。现在我们在传扬福音,传播基督教,只要这个人信了主,肯定这个人就不信共产党了。”
*美国军中的华人牧师-熊焱
走上天路历程的还有六四后被关进中国秦城监狱19个月的前北大法律系86级研究生熊焱。他1992年出狱后,从深圳透过秘密管道逃到美国,先后任中国自由民主党主席,民联阵理事。
熊焱1994年加入美国陆军,退役后先后在多所 神学院就读,获得神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2003年美军出兵伊拉克,熊焱以随军牧师的身份,随美军第一装甲师第四旅驻扎在巴格达附近。他所着的《从六四到伊拉克战场:熊焱牧师日记》一书,于六四前夕在香港出版。
*投身于宗教-远志明
当年活跃在89民运政治舞台上的另一位中国知识分子,大型政论片《河殇》的撰稿人之一远志明,六四后也遭通缉,被迫流亡海外。远志明先后流亡香港、巴黎,1990年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参与创办民主中国阵线,主编《民主中国》杂志等。1991年受洗成为基督徒。
1992年进入密西西比改革宗神学院,获跨文化研究硕士学位。远志明撰写了多本有关基督教的书籍,他还主持制作了的大型电视系列片《神州》等,获得极大的反响。
*推动宗教自由-傅希秋
山东聊城师范学院大学生傅希秋1989年五月从山东前往北京参加民运,并且见证了六三晚上天安门广场上的枪声和屠杀。
这位参加六四的大学生后来也成为基督徒,辗转逃到美国后,在得克萨斯州美国总统布什的老家成立了《对华援助协会》,为中国受宗教迫害者发声,并为其家属提供援助。傅希秋积极筹备参加纪念六四事件二十周年的活动,策划出版发行「维权诗集」,并担任「六四文化传播协会」顾问。
六四前夕,傅希秋计划和其它后来成为基督徒的六四天安门学运领袖一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祈祷会。
傅希秋说:"希望透过这样一个祷告会,能够使世界各地的基督徒能够对中国二十年前发生的事情重新进行反思和会议,也是不要忘记历史,同时也希望公义在中国能够得到璋显。"
傅希秋还说,宗教自由,在所有的自由当中, 是排序第一的自由, 如果人的心灵和良心都不能自由, 没有信仰的自由,  根本就谈不上言论表达、结社与出版的自由。
傅希秋表示他目前主要从这一领域推动宗教信仰自由和法治在中国实现。
观察家指出, 傅希秋的“对话援助协会”是直接关注中国家庭教会被迫害,推动中国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基督教组织。
*基督教迅速传播令人深思
虽然二十年来每逢六四,都要纪念中国的这个“国殇日”,今年由于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政权似乎更加强大,流落异邦的天安门广场学生领袖,能够回国的希望似乎更加渺茫。
然而,正如一些中国问题观察家所感叹的那样今天中国社会出现的物欲的横流,道德的沦丧,信仰的真空,也为基督教的普及和成长形成的一块沃土吗。
基督教在六四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藉着六四历史的伤口,使得当年的天安门学生领袖和无数中国人皈向了基督,彻底放弃了对所谓共产主义的理想,这可能是主张六四屠杀的中共元老们所始料未及的。
关键词: 六四,学生领袖,王丹,柴玲,李禄,沈彤,张伯笠,熊焱,吾尔开希,刘刚,傅希秋,远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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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台湾政府二十年对六四的态度变化

    六四天安门事件20 周年即将到来,台湾政府这20 年来,对于六四事件的态度也出现了变化,台湾的学者和民间人权团体对此发表了看法。1989 年6 月4 号,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民主示威遭到血腥镇压,给海峡对岸的台湾也带来了极大的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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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18日 星期四

北京市公安局搜捕“工自联”在逃分子通缉令 - 维基

 

北京市公安局搜捕“高自联”在逃分子通缉令
北京市公安局搜捕“工自联”在逃分子通缉令
北京市公安局
1989年6月14日

非法组织“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工自联”)在北京煽动、组织反革命暴乱,现决定对其在逃的部分头子和骨干韩东方等三犯实施通缉(通缉名单、体貌特征及照片附后)。请接此通缉令后,立即部署查缉,发现后即予拘留,并即告北京市公安局。

通缉名单:

(1) 韩东方,男,26岁,北京铁路分局丰台机务段工人。住东城区西裱背胡同33号。居民身份证号码110101630819451。身高1.75米左右,长脸,双眼皮,大眼睛,高鼻梁,大背头,北京口音。

(2) 贺力力,男,36岁,北京机械局职工大学讲师。住朝阳区农丰里5楼233号。居民身份证号码110105530109113。身高1.68米左右,瓜子脸,颧骨较高,尖下巴,大眼睛,浓眉毛,面较黑,连鬓胡,一边倒发型,体瘦,水蛇腰,北京口音,嗓门大且有点沙哑,走路时稍往前探。

(3) 刘强,男,26岁,北京3209厂工人。住海淀区万寿路西街16号院3楼4门402号。居民身份证号码110108620708427。身高1.70米左右,长方脸,大眼睛,浓眉毛,面白,嘴大,一边倒发型,体胖。

(附图片)

北京市公安局搜捕“工自联”在逃分子通缉令 - 维基文库,自由的图书馆

2009年6月17日 星期三

马少方 - 维基

 马少方(1964年11月-),江苏省江都县人,是当年六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曾任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常委,原为北京电影学院学生1989年曾在天安门广场上参与绝食。是中国异见人士零八宪章》签署人之一。

马少方认为,北高联六四学运中没起多大作用,常委、主席不能说是领袖,因为在学生中没有号召力、感染力,也没有传播过什么思想。他们任务只是设计口号,游行时间和路线图,其他的是由各高校学生自治处理。

六四事件之后,马少方被通缉,没有成为导演。 [1] [2]

[编辑] 外部参考

  1. ^ [1]
  2. ^ [2]

马少方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2009年6月16日 星期二

翟伟民 - 维基

 

翟伟民

翟伟民(1968年-),中国河南省新安县人,是1989年六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时为北京经济学院学生。翟伟民在八九学运期间,曾任北京经济学院驻北高联常委,六四后遭通缉,后因筹建地下组织、筹办六四事件纪念活动而转罪被捕,被控以反革命宣传煽动判刑三年半,出狱后继续推进民主,又多次遭拘押。但翟伟民表示不会选择出国,袛会留在大地从事与维权无关之专业工作,而他六四前后完全不会受到任何媒介采访。

翟伟民现在河南洛阳一家私人企业工作,现为私人企业行政人员。

外部参考

翟伟民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2009年6月15日 星期一

封从德 - 维基

 

封从德

封从德(1966年-),中国四川人。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学生领袖之一。原就读于北京大学1989年间与另一学生领袖柴玲夫妻关系[1],学潮遭到镇压后二人共同前往法国避难,后柴玲又辗转到了美国,封从德则继续留在法国读完了博士学位,并和柴玲离婚。现居美国[2]

封从德于1982年入读北京大学1986年保送北京大学遥感所研究计算机识别卫星图象专家系统1988年高级程序员证书1989年5月获波士顿大学五年博士学位奖学金。六四事件期间当选北大筹委会常委、高自联主席,及任绝食团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六四事件后在国内逃亡的十个月中感悟传统文化价值,遂弃理从文,出国后转入法国实用高等研究院宗教历史系1995年获硕士文凭,1996年通过博士候选资格答辩。1997年荷兰莱顿大学研究儒家学说,1999年法国撰写博士论文研究道教中医2003年7月获得博士学位。以设计网络数据库为业。现主编《六四档案》。兼任《公民议政》编委。

[编辑] 参看

[编辑] 注释

  1. ^ 梁淑英,学运夫妻──柴玲、封从德人民不会忘记
  2. ^ "六四"仍然是中国的禁区. BBC中文网. 2008-06-04 [2008-06-04].

封从德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2009年6月14日 星期日

北京市公安局搜捕“高自联”在逃分子通缉令 - 维基

 

圖書館

公安部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制止社会动乱的通告
北京市公安局搜捕“高自联”在逃分子通缉令
北京市公安局
1989年6月13日
北京市公安局搜捕“工自联”在逃分子通缉令

1989年6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向全国转发北京市公安局通缉令,搜捕六四事件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在逃分子21人。

 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

  非法组织“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高自联”)在北京煽动,组织反革命暴乱,现决定对其在逃的头头和骨干份子王丹等二十一人实施通缉(通缉名单及体貌特征、照片附后),请接此通缉令后,立即部署查缉,发现后及予拘留,并即告北京市公安局。

  通缉名单:

  (1) 王丹[1],男,24岁,吉林人,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身高1.73米左右,尖下颇,头发较稀,门齿有洞龋,体态较瘦,戴近视镜,北京口音,嗓音沙哑。

  (2) 吾尔开希(原名:吴尔凯西)[2],男,1968年2月17日生、维吾尔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县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88级学生。身高1.74米,留中分头,头发稍黄,长脸型,大眼睛,厚嘴唇,皮肤较白,说话声音较粗,讲汉话,经常穿绿色军裤。

  (3) 刘刚[3],男,28岁,吉林省辽源市人,原北京大学物理系研究生,现无业。身高1.65米左右,方脸,络腮胡,鬓角较长,东北口音。

  (4) 柴玲[4],女,1966年4月15日生,汉族,山东省日照市人,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86级研究生,身高1.56米,圆脸,单眼皮,高颧骨,短发,皮肤较白。

  (5) 周锋锁[5],男,1967年10月5日生,汉族,陕西省长安县人,清华大学物理系85级学生。身高1.76米,方脸型,尖下巴,眉毛较重。

  (6) 翟伟民(曾用名翟为民)[6],男,21岁,河南省新安县人,北京经济学院学生。身高1.68米,体型瘦,长瓜子脸,留寸头,单眼皮,面部皮肤稍黑,河南口音,乡音较重。

  (7) 梁擘暾(又名梁兆二)[7],男,1969年5月11日生,四川省蓬溪县人,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87级学生。身高1.71米,身体较瘦,皮肤较黑,长方脸型,小眼睛,高鼻梁,嘴唇较厚,会讲普通话。

  (8) 王正云[8],男,苦聪人,1968年10月生,家住云南省红河州金平县勐拉区南柯乡联防村。中央民族学院学生,身高1.67米,留大分头,瘦长脸,面色黑黄,并有小点疙瘩,云南口音。

  (9) 郑旭光[9],男,20岁,河南省密县人,家住西安市环城西路北巷56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身高1.81米,体重63公斤,长圆脸,单眼皮,尖下巴,大耳朵。

  (10) 马少方[10],男,1964年11月生,江苏省江都县人,北京电影学院夜大剧作班学生。身高1.67米左右,较瘦,长脸型,尖下巴,肤色较黑,戴近视镜。

  (11) 杨涛[11],男,19岁,福建省福州市人,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身高1.70米左右,较瘦,高颧骨,双眼皮,戴眼镜,讲普通话。

  (12) 王治新[12],男,1967年11月生,山西省介休县人,中国政法大学学生,家住山西榆次市纺织工业学校。身高1.69米左右,留长发,戴眼镜。

  (13) 封从德[13],男,22岁,四川人,北京大学遥感所86级硕士研究生,身高1.70米左右,较瘦,脸色较黑,长偏分头,大鼻孔,背微驼。

  (14) 王超华[14],女,37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身高1.63米左右,较瘦,脸型较长,脸色黑黄,三角眼,短发。

  (15) 王有才[15],男,1966年6月生,浙江人,北京大学物理系代培研究生。

  (16) 张志清[16],男,1964年6月生,山西省太原市人,中国政法大学第二学士班学生。

  (17) 张伯笠[17],男,26岁,黑龙江省望奎县人,北京大学作家班学员,身高1.75米左右,较胖,圆脸,双眼皮,翘鼻子,厚嘴唇,东北口音。

  (18) 李录[18],男,20岁左右,南京大学学生。身高1.74米左右,体型中等,方下巴,下牙突出。

  (19) 张铭[19],男,1965年4月生,吉林省吉林市人,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学生。

  (20) 熊炜[20],男,1966年7月生,湖北省应城县人,清华大学无线电系85级学生,住北京海淀马神庙一号47单元502。

  (21) 熊焱[21],男,1964年9月生,湖南省双峰县人,北京大学法律系代培研究生,家住湖南双峰县杏子湖水医院。

維基文庫註釋

六四檔案所收的21名被中共通緝學生領袖在通緝令上的照片請參見以下鏈接:

  1. 王丹在通緝令上的照片
  2. 吾爾開希在通緝令上的照片
  3. 劉剛在通緝令上的照片
  4. 柴玲在通緝令上的照片
  5. 周鋒鎖在通緝令上的照片
  6. 翟偉民在通緝令上的照片
  7. 梁擎暾(梁二)在通緝令上的照片
  8. 王正雲在通緝令上的照片
  9. 鄭旭光在通緝令上的照片
  10. 馬少方在通緝令上的照片
  11. 楊濤在通緝令上的照片
  12. 王治新在通緝令上的照片
  13. 封從德在通緝令上的照片
  14. 王超華在通緝令上的照片
  15. 王有才在通緝令上的照片
  16. 張志清在通緝令上的照片
  17. 張伯笠在通緝令上的照片
  18. 李錄在通緝令上的照片
  19. 張銘在通緝令上的照片
  20. 熊煒在通緝令上的照片
  21. 熊焱在通緝令上的照片

北京市公安局搜捕“高自联”在逃分子通缉令 - 维基文库,自由的图书馆

2009年6月13日 星期六

王超华 - 维基

 

王超华

王超华(1952年-),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1989年4月,她代表研究生院参加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常委会,成为常委、副主席,组织参与各种活动。由于连日劳累,6月3日下午她住进了医院,没有亲历天安门广场清场过程[1]六四事件发生之后,她是二十一名通缉学生名单中第十四名。现流亡美国,居住在洛杉矶,曾就学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系并获该校硕士及博士学位[2]

[编辑] 参考资料

  1. ^ 六四人物话当年:王超华回顾六四事件
  2. ^ 悠悠二十年.我要回家

王超华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浙江八九民运政治犯一览表

老武 @ 2009-6-13 23:26 阅读(2899) 评论(11)

浙江八九民运政治犯一览表   ( 转)
    序号 姓名 年龄(89年时) 原单位 受迫害原因 罪名 刑期 现状 备注

    1 毛国良 30 浙江教育学院学生,原安吉四中化学教师 书写张贴诗词,张贴退党声明 反革命宣传煽动 7年 饭碗八次被敲,现到处流浪教书 异议人士
    2 王东海 43 杭州文澜商场经理 组织示威游行 反革命宣传煽动 2年 丧失晚年退休权利,靠低保生存 异议人士
    3 吴高兴 42 台州供销学校讲师、政治教研室主任 组织示威游行 反革命宣传煽动 2年 丧失晚年退休权利,靠自由写作生存 异议人士
    4 陈龙德 32 浙江铝制品厂工人 散发传单 反革命宣传煽动 3年 96年劳教时终身致残,生活无着 异议人士
    5 叶文相 26 兰溪市农业银行会计 给美国之音打电话 反革命宣传煽动 3.5年 打工当会计 异议人士
    6 付权 23 杭州萧山商业大厦职工 书写标语 反革命宣传煽动 3年 个体经营
    7 赵万敏 23 椒江染织厂技术人员 书写张贴标语 反革命宣传煽动 5年 外地打工 异议人士
    8 张金林 27 浦江县农民 书写张贴标语 反革命宣传煽动 3年 个体运输
    9 杨忠信 19 仙居县液压件厂工人 书写张贴标语 反革命宣传煽动 5年 打工
    10 金秀元 18 嵊县职业高中学生 给上级部门和香港写信 反革命宣传煽动 3年 打工
    11 叶良才 59 玉环县建筑单位退休工人、联防队员 书写张贴标语 反革命宣传煽动 3年 已亡故
    12 谢志坚 26 秦山核电站技术人员 组织示威游行 反革命宣传煽动 2年 回原单位
    13 盖宇峰 26 秦山核电站技术人员 组织示威游行 反革命宣传煽动 1.5年 曾到东莞打工,现况不详
    14 黄强 23 杭州9路公交车售票员 躺在地上阻拦警察 阻塞交通 2.5年 丧失工作能力
    15 王星山 28 宁波某医院职工 张贴标语 反革命宣传煽动 2年 打工
    16 陈一标 34 丽水农民 书写散发传单 反革命宣传煽动 4年 回家务农
    17 李小虎 32 杭州洗衣机厂工人 省工自联负责人 反革命宣传煽动 3年 打工
    18 高锦堂 33 无固定职业 省工自联负责人 反革命宣传煽动 3年 不详
    19 施明军 30 余杭县农民 参加北京市民组织 阻塞交通 5年 个体经营
    20 郑小满 28 兰溪市面粉厂工人 给美国之音打电话 反革命宣传煽动 4年 打工
    21 马德良 38 杭州花圃工人 自立劳动党、散发传单 组织反革命集团、反革命宣传煽动 13年 已出狱,情况不详
    22 李延根 31 无固定职业 与台湾联系 反革命特务罪 5年 打工
    23 鄔伟海 20 宁波市装潢工 写信与台湾当局联系 反革命特务罪 4年 回宁波 在狱中得精神分裂症,91年底保外就医
    24 鲍瑞清 28 义乌市乡村中学教师 给中共当局写信 反革命宣传煽动 3年 回原单位教书
    25 王九红 30 无固定职业 杭州市民团负责人 扰乱公共秩序罪 3.5年 不详
    26 钱伟 28 个体户 杭州市民团负责人 扰乱公共秩序罪 3.5年 打工
    27 汤德法 28 无固定职业 杭州市民团负责人 扰乱公共秩序罪 3年 已亡故
    28 孙光清 27 无固定职业 杭州市民团负责人 扰乱公共秩序罪 2.5年 不详
    29 施强 24 杭州某厂工人 以民主党名义散发传单 反革命宣传煽动 4年 不详
    30 廖建克 30 武汉海军工程学院教师、硕士研究生 借出差之机欲投奔台湾,并写信联系 叛国投敌罪 4年 打工
    31 姚华 27 浙江工学院教师 到各校鼓动学生游行示威 阻塞交通 2年 回原校教书,任工艺美术系教授 现任工艺美术系主任
    32 杨泽敏 23 浙江电子工学院学生 省高自联总指挥 扰乱公共秩序罪 5年 杭州某国有大公司总经理 享受付厅级待遇
    33 陈刚 22 宁波大学学生 宁波大学学生组织头头 反革命宣传煽动 5年 回原籍安徽
    34 张成 21 浙江医科大学学生 北京与杭州的联络员 反革命宣传煽动 3年 不详
    35 叶坚定 23 杭州大学学生 杭州大学学生组织负责人 扰乱公共秩序罪 3年 杭州某大型电子公司总经理
    36 王星 27 浙江大学代培生 浙江大学学生组织负责人 扰乱公共秩序罪 4年 杭州某公司总经理
    37 朱春华 23 杭州大学学生 杭州大学学生组织负责人 扰乱公共秩序罪 2年 杭州某公司总经理
    38 李宝库 25 浙江大学学生 浙江大学学生组织负责人 扰乱公共秩序罪 2年 杭州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
    39 胡溶溶 28 浙江大学硕士研究生 书写散发传单 反革命宣传煽动 2年 杭州某大公司总经理
    40 方月松 23 杭州大学学生 省高自联秘书长 反革命宣传煽动 2年 杭州萧山某国有企业财务科长
    41 徐南南 20 浙江农业大学学生 农大学生组织负责人 阻塞交通 2年 回原籍衢州个体经营 曾经回浙农大读书,但不包分配
    42 胡文奎 23 丽水师专学生 书写标语 反革命宣传煽动 2年 回原籍谋生 在狱中曾割腕自杀未遂,嗣后精神失常
    43 黄志道 24 浙江师范大学应届毕业生,捕前已考取山东大学欧美文学硕士生 浙江师范大学学生组织头头 反革命宣传煽动 2年 深圳市达信雅翻译公司总经理
    44 崔建昌 26 浙江美术学院学生 爬上省府大楼楼顶降半旗志哀 扰乱公共秩序罪 2.5年 回原籍江西教书
    45 张伟平 25 浙江美术学院学生 给美国之音打电话 反革命宣传煽动 9年(90年底改判为5年) 回原校教书,现任国画系教授.

呼吁建立搜集全国因六四入狱人员网

8964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甚至有些人的生活根本没有悬念变好的可能。鉴于此,如国外某民运组织建立一个搜集、记录全国因六四入狱人员的网站,无论从对历史负责还是从人权的角度讲,都是有意义的。

建立此网的功能还有,有些六四刑满释放人员贫困潦倒,一有大病根本付不起医药费(我们在一起服刑的北京二监“暴徒”都没有医疗保险)。如有此网,可以呼吁各界人士为一些确实有困难的人给予帮助。

“天安门母亲”网总算是有了,尽管来的非常迟缓。六四事件如果没有普通入狱人员的记载资料,这段历史是不完整的;不对这些人员关注,就是一种冷酷的不人道。

共产党让这些六四普通入狱人员寒了心,国内外张嘴闭嘴谈民主人权的大中小明星们,你们别让这些人再寒心了。20年了,都改一改“光说不练”的臭毛病吧。

武文建

2009-4-22 于北京

https://64.182.118.206:8010/blogs/w/archives/290999.aspx

2009年6月12日 星期五

张伯笠 - 维基

 

张伯笠(1957年-),祖籍中国山东黑龙江省望奎县人。

生平

曾在绥化师专和苏州铁道师范学校学习,毕业后在铁路工程报社任记者,期间写出许多报告文学作品;《成功者说》、《哈木哈木》、《通向大海之路》、《中国星火》等198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师从曹文轩、钱理群。1989年4月15日将第一首悼念胡耀邦的诗《长相思.雨夜送耀邦》贴在北大三角地,从此走上了民主不归路。张伯笠在1989年六四事件后期任天安门学生运动副总指挥和生存了一天的天安门民主大学校长。1989年6月4日解放军武力清场后,张伯笠被列为二十一名学生领袖之一受到通缉。后逃到黑龙江省中苏边境躲藏,被当地一名基督徒收留。1989年圣诞夜逃亡苏联,向苏联政府请求过境到欧美,被苏联政府拒绝并秘密遣返中国。后在黑龙江的荒原躲藏(有人称其为现代鲁宾孙),期间妻离子散。他是当时唯一没有被警方逮捕也没能逃到海外的通缉犯。

两年后(1991年)通过秘密渠道逃亡香港. 并向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申请政治庇护. 获准流亡美国.被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聘为访问学者,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研究员,师从余英时教授。后因肾衰竭在美医院治疗,一年后转至台湾荣民总医院治疗。期间皈依基督并写作出版回忆录《逃亡者》,后被译为多种文字。1995年康复后进入惠顿大学台福神学院学习神学,获得道学硕士学位现为新加坡神学院博士候选人。2000年成为牧师,开拓并牧养中国海外学人背景的大华府丰收华夏基督教会和新加坡丰收华夏基督教会,其讲道感情真挚,幽默生动、深入浅出,是深受华人喜爱的布道家。

张伯笠现居住在华盛顿郊区,已重新组织家庭。育有一子一女。现今张伯笠投入宣教事业,不常接受媒体的采访。曾有制片商欲将其赋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拍成电影,但未成事实。

[编辑] 著作

  • 报告文学:《哈木哈木》
  • 自传:《逃离中国》(英文版名为Escape from china
  • 2005年发表《中国教会的发展和我们的福音使命》

[编辑] 外部链接

张伯笠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文汇报》屠城四十八小时实录

【六四见证】香港《文汇报》北京采访组:屠城四十八小时实录
                      屠城四十八小时实录(之一)
  “共和国的土地上有我们血染的爱”,这首名为《血染的风采》的歌曲,饱含着神州赤子之情,是自北京今番学运以来,广场上数以万计的大学生们最爱唱的歌曲。
  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在共和国建国四十周年的前夕,争取民主竟然还要付出如此沉重的血的代价!
● 鲜血写下的历史
  六月四日凌晨,在人民共和国首都的中心,在这世界最大的广场,枪声骤然响起,装甲车无情碾来,成百上千的青年学生倒在血泊之中。全球瞩目的天安门爱国民主运动,在腥风血雨中被打上了一个巨大的惊叹号。历史将永远不会宽恕这次屠杀的策划者,历史也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民族精英的冤魂。
  在“六·四”大血案前后的四十八小时里,本报北京记者组目睹耳闻了一幕又一幕惊心动魄的事件和场面。作为历史的见证,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难抑心中的悲愤之情,我们有责任将这一切如实地记叙下来,让一切善良的人们记住,这由千万手无寸铁的学生、平民用鲜血写下的历史。
  对于许多读者来说,新中国近四十年来最黑暗的时刻,是伴随着六月四日凌晨在天安门广场上那一阵密集的枪声降临的。但作为整个事件的开始,却还得追溯至六月三日零时。
● 大军开始进入京城
  六月三日零时,大批部队均以接获迅速进入北京城的命令,一幕人间惨剧,就在精心策划之下拉开帷幕。
  六月三日凌晨直至四点为止,北京市处处发生学生、市民堵截军人、军车入城的情况。最大规模的堵截部队进城,发生在仅距天安门广场数百米之遥的北京饭店门前。当时大约是北京夏令时间三点十分左右。本报记者刚刚采访完木樨地武警车撞死人的事件,返回北京饭店。已见这支军队没有穿军衣,几乎一色是绿军裤,白衬衫,剃了光头。他们六、七个一排,一个紧紧挨着一个,相互抱成团似的向前挤进。他们大约每隔二、三十人,就有一个背报话机、头戴军用耳筒的通讯兵。他们来到正义路路口时,被市民死死的拦住了。
  很多市民是从睡梦中惊醒跑来的,不少人身上还裹着被单,穿着睡衣。在部队的前头,市民们将路边挂标语的麻绳横拉过来,几十人拽住两端,就是不让士兵前进,要把他们拉回头。几乎是在场的每一个市民都给士兵做宣传,劝喻他们万万不可杀害学生。不少姑娘都是哭着哀求“你们回去吧,你们来我们的家干什么呀?”有的壮汉更是冲进队伍中拖着士兵的手,不让他们前进。
● 天安门广场已告急了
  这批士兵看上去也是疲惫不堪的了,他们约莫十八、九岁的年纪,一个个汗垢满脸,衣服也被汗水、尘土染得变成黄迹斑斑,他们每人都携带两双鞋,一双是翻毛皮鞋,一双行军胶鞋。此外,除了斜背着卷起的雨衣之外,每人还在军帽藏着一个塑胶包皮,内为胶圈包着的金属丝,据说是用来套脖子用的。这些兵终于被市民堵截停了。有的士兵也被市民感化了,他们悄悄地告诉市民,他们是从距离北京七十公里的顺义县急速跑来的,来到这里已经跑了两个多小时了。记者见到至少十多个士兵因过度疲劳而不支倒地。一些中年妇女都骂了:“这些都是孩子呀,李鹏这不是在糟践作孽吗?”这支队伍在这个地段大约被阻停留一个多小时,便向东撤退,市民报以掌声和欢呼声。
  这支没有武装的队伍是堵住了,但与此同时,很多有武装的军队却已从其他的方向或潜行,或强行进入了北京天安门。广场告急:人民大会堂西侧已发现了军队;历史博物馆已经进入了军队;北京饭店西侧的南河沿发现了有武装的军队;西长安街发现运载武器的汽车。显然,大批军队实际上已经将天安门广场包围起来了。这时候,朝霞刚刚升起在东方的天际,六月三日的黎明来临了。     (刊于89.6.8)
              死神的魔爪伸向京城            ——屠城四十八小时实录(之二)
  六月三日清晨至中午时分,学生们分别在新华门、西单、六部口等地方展示军队进城的物证。西单、六部口被市民堵截的三辆运送武器的大型旅游巴士,学生将车内的机关枪、冲锋枪、子弹箱、手榴弹箱、枪榴弹箱、防毒面具、钢盔、小型报话机等搬上车顶给市民观看。新华门门口则展示军队遗下的军鞋、军帽、皮带、军用刀等一类物资,大批市民前往观看。
● 最早的流血开始了
  下午二时,最早的镇压行动开始了。当时,西单、六部口和新华门都有很多市民在围观“军用品”。突然,六部口响起了喇叭广播声,警告周围的市民迅速离开。广播不久,逾千名军人、武警及交通警出现了,他们在西长安街筑起厚厚的人墙,军人排列最后,武警居中,前排是身穿白制服的交通警。人墙刚刚列好,一个指挥官跳上一辆吉普车顶,大喊一声:“立即执行任务!”人墙后排立刻向东面的人群发射了约二十枚催泪瓦斯,与此同时,一大批手持电警棍、木棍的军人及武警冲入人群,挥棒便打。人群纷纷向长安街东面奔走,一时间,街上遗落大量的单车、鞋及背袋。
  几乎是同一时间,新华门内也突然冲出约三百名军人,同样是手持电警棍和杯口粗的木棍,冲出来后见人便打,将围聚新华门门口的学生、市民一直打退到长安街中心线外,随即立即收退返新华门前围成一个半月形的圈子。在这一路段约为四十五分钟的暴力镇压中,至少四十多个学生、市民被棍、塑胶子弹等打伤。复兴医院一名医生透露,一位路过的孕妇被打至流产。军人在这次镇压中,抢回了学生展览的,包括枪械、弹药在内的所有军用物资。
● 长安街交通已断绝
  三日下午,北京已经出现多处军人动手打学生、市民的情况。在人民大会堂西门,数个军人给学生、市民团团围住。其间,不断出现打伤学生的情况。而排列在大会堂西门对面围墙内的几千军人,更不时与市民互掷砖头石块。长安街的交通完全阻塞了,学生与市民的纠察队在几个冲突热点来回穿梭,力图平息事态。这种紧张气氛一直持续到傍晚六时多,大会堂西侧的军人撤出为止。
  当日是星期六,由于午夜发生了军警动用催泪瓦斯、电警棍打人的流血事件,入晚天安门广场一带聚集了更多的人群。几十万市民来到这里,一来是了解下午这里发生的事情,二来是观看北京大学一位政治系副讲师宣布在广场开办“广场民主大学”的开学大典盛况。他们万万没想到,死神已经向这里逼近了。
● 讯号弹在凌晨升起
  不祥的征兆,还在其他一些地方显露出来。三日晚上八时三十分的北京饭店,饭店内气氛异乎寻常,平日饭店内服装部、小卖部到晚上十时才关门,但这天未到八时,饭店内大部分员工都已经下班,只剩下房间服务员。在北京饭店东门,更出现一些公安人员,向服务台要求得到一份关于外国和港澳台记者的住房名单。饭店方面基于顾客安全理由,拒绝提供这方面的资料,而在场公安人员迫于无奈只拿到一份全部住客电脑资料。
  四日凌晨,本报记者和多位同行在北京饭店十四楼,透过望远镜视察长安街附近和天安门一带的动静。只见从北京时间零时三十分开始,北京饭店对开不远,近历史博物馆的地方,开始有军队向四方八面发射各种颜色的讯号弹。当时东西长安街一带,由建国门至西单一段至少仍然聚集着十多万群众,他们见状立即行动起来,截停一些车辆,在建国饭店对开、东单和南池子筑起三重路障,更有不少市民将路边两旁的石围杆搬动,横放在路中心阻截车辆。      (刊于89.6.9)
               装甲车在京华逞凶            ——屠城四十八小时实录(之三)
  六月三日晚,正当人们涌向广场的时候,前门地区在六月三日晚上九时左右突然出现了一队约有七百多人、全副武装的军人。他们举起了上了刺刀的半自动步枪,急速地从和平门向北方向跑去。此时北京的这个中心地带,市民拦截军队主要是在东西方向的街道上,所以在这段南北方向的街道上的市民并不多。但是市民一见军队,约近百名市民便上前拦截。这些军人一见有人上前,举起枪托照头砸去,三十多个市民瞬即被砸到头破血流,不少人不支倒地。其他人见到这批军人如此凶残,马上跑开躲避。这支队伍一直跑步进入中南海西门。
● 钢铸战车突现街头
  广场西面出现持枪部队,广场东面这时也有一支部队高喊着“打倒动乱”的口号,直奔天安门广场。虽然,这支军队给市民冲散了。但是,任何人都已经意识到,今晚一定会出事了。但这个“出事”到底会“出”到一个什么程度?人们显然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从后来发生的情况来看,军队在这个时候,即当地时间十一月点钟左右,已经包围了天安门广场,并控制了纪念堂以北的一片地方。
  在当地时间六月四日零时十五分,前门突然冲出一辆装甲车,车身上赫然漆着它的车号“九九三”!许多人目瞪口呆,完全来不及反应。他们不能相信眼前的现实,当权者竟用铁铸的战车,来对付满街的平民!装甲车顶端有一挺类似重机枪的物体被绿色帆布包裹,全速在笔直的大街上狂野地驰去。建国以来,除了阅兵大典之外,北京市民第一次在这条通衢大道见到装甲车挟着唬人姿态奔驰。
● 士兵也被当场碾毙
  人们醒过来之后,立即齐心协力摆设路障,半米高的路中铁栏一段段地横亘在路中,不少人执起石头,手拿棍棒戒备。全部人的神经在装甲车出现之后便紧张起来,平静的街道立即沸腾,更多人上街,更多人愤怒。有人激动的责问,为什么要用这些对付人民?!问者自问,但无人能答。这时“九九三”走回头了,各人怒气骤起,以零星石块及竹枝飞袭装甲车,它同样以全速压栏闯过重重关口,直向西单驶去。
  不旋踵,人刚松弛的神经又被后面传来巨响所震动,另一辆“○○三”号装甲车在车头卡着一个半圆形的安全岛开路,狂冲而前。装甲车不仅用最高的车速行驶,而且见人不避,逢物必撞,充满了挑衅性。这两辆装甲车在长安街来回穿梭,将许多单车碾成了铁片,骑车人跳车而逃,伤了多人。其中一辆装甲车在建国门竟然将一辆运兵卡车撞翻在地,当场将一个士兵头部碾爆致死,脑浆、鲜血溅了一地!车上的其他士兵倒在地上,跳起身来破口大骂,大叫“老子不干了!”??
● 003被一把火烧了
  血,激起了人们的狂怒,他们拿起一切可以拿到的东西向装甲车掷去,突然,“○○三”在天安门城楼近观礼台的地方,被栏杆上的钢筋卡住了它的履带,前后转动,依然无法脱困,发出了困兽的嚎叫。
  人群眼见竟然截停到一部装甲车,兴奋愤怒已指挥了意志,石如雨下,有人开始攀上车顶,用巨型大石砸紧闭的小钢窗,鼓励之声如潮涌起,于是有更多人逞强。挤在人群背后的一个中年人用沙哑了的声音呼喊:“不要给人制造藉口!”可是,无人理解或者能克制了。
  几张棉被铺在装甲车上,怒火燃起。十分钟后,两名头戴钢盔的军人耐不住高热,终于打开钢门逃生。两人甫出车门,立即被人围殴,有人更呼喝要把其中一个抛到紫禁城的护城河里,但三个学生迅速紧抱头破血流的军人,苦劝各人冷静,不要伤害子弟兵,因为他们只是奉命行事,结果两个刽子手得以保住了性命。学生到了这个时候还保护军人,但他们是否知道:此时此刻,大会堂的院子里,博物馆的灌木丛中,西长安街的路上,已经埋伏了或悄然行进着荷枪实弹,充满杀机的军人呢?     (刊于89.6.10)
             血淋淋的六月四日凌晨           ——屠城四十八小时实录之四
  六月四日凌晨一时半左右,记者来到博物馆西门,在闪光灯下,看见树丛中密密麻麻的钢盔和枪口;记者旋即离开往西长安街的方向走去,但是刚刚过了中山公园,前面的市民突然拔腿向东狂奔。记者走前几步,便给一个人拉了一把,大声说:“军队来啦,拿枪的!”他的话音刚落,枪声已经响起了,有人已经倒下了。在天安门响枪的时候,西便门的枪声也打响了。一支部队到达那里的时间是十点多,受到市民阻拦,这支队伍便一面开枪一面进城。即使是这样,人们在狂奔中、呼叫中、怒骂中,多少还存在一丝幻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今天,一个共和国的政府还不至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做出屠杀人民的事情吧?然而,人们对这个政府一丝尚存的幻想,立即被血淋淋的现实彻彻底底地粉碎了。
● 广场四周出现军队
  凌晨二时五十分左右,一串红色信号弹窜上夜空。天安门广场接近长安街及城楼的一段已经给解放军占领了,他们先向长安街东面驱散群众,使之腾出了很大的一块空地。而整个广场四周也时不时出现军队。在三点至四点钟这段时间,除了广场北面完全为军队占领,不断有大批装甲车、坦克车由西至东开入广场之外,广场西侧,人民大会堂东也出现了几批军队,但这几批军队当时并没有开枪。前门也出现了军队,几千军人占据前门战楼的一块空地,一齐高喊要市民尽快离开。随后,逐渐演变到追逐市民开枪。
  四点钟,广场突然灯光全灭。广场上政府控制的喇叭传出了“广场上的事件已经转变为一场反革命暴乱”的声音。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在当权者眼中已从“动乱”升级为“反革命暴乱”,一场大规模的镇压已经有再清楚不过的藉口,屠杀已经不可避免。
  这时,整个广场上仍有十几万人,分散在博物馆、纪念堂以及纪念碑周围。在纪念碑集结的主要是学生,约七、八千人,三层台阶坐得满满的,碑座下面也坐了一些人。在政府的高音喇叭声中,四周的枪声里,他们坐在那里,唱《国际歌》。
● 十几挺机关枪架起
  四点四十分,又一串红色信号弹升空,广场的灯全部亮了,亮得如同白昼。大屠杀开始了。一位死里逃生的学生说,一大批身穿迷彩战斗服,头戴钢盔,面罩防毒面具,手持冲锋枪的士兵从大会堂方向冲出扑向学生。很快便在纪念碑前面架起了十几挺机关枪。随即,另一批手持电警棍、胶皮棍的士兵和武警,从纪念碑的正前方冲入学生静坐圈,打开一条血路向纪念碑第三层冲上去。另一位生还的学生补充,当正北的军人冲上纪念碑的时候,有一批持枪的军人也从正东方向冲上纪念碑,他们冲到第三层之后,随即向天空开枪,驱赶学生下去。
  与此同时,排列广场的大批装甲车一齐开动了,其行动至少分兵两步。一,一批装甲车向纪念碑驶去,首先在正面形成一个逐渐收拢的圆圈,只在博物馆方向留了一个口;二,四架装甲车一排,向站立路边的学生、市民压去,迫使他们向前门方向撤退,不少学生、市民手拉手,面对步步逼近的装甲车,一步一步倒退向前门。这时,整个广场枪声大作,其中,有不少曳光弹是明显打上天空给人看的,企图造成所有枪声,都是朝天打的假象。
● 赶下地面再扫射
  事实是,纪念碑正前方排列的机关枪和其他枪械多数子弹都是平射而出的。当军人、武警打上到纪念碑第三层时,他们便将学生往下打,一直打到学生退到地面。学生一到地面,机关枪响了。前面的人成排倒下,后面的人群又自然后退上纪念碑台阶,一退上台阶,机枪就停下。于是站在上面的军人又将学生打下去,一打到地面,机枪又响了。而且,装甲车更向学生压过来,连纪念碑前的旗杆也撞断了。在这个情况下,学生和少数在其中的工人、市民冒死向广场东面突围。枪林弹雨中,他们终于推翻了一辆装甲车,踏着一条血路从这个口子冲出去,最后的一批是在五点多钟冲出去的。
  记者以前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学生下到地面才开枪扫射呢?后来看了中央电视台的广场报道才明白,如果是朝台阶上开枪,汉白玉石的纪念碑上,就一定会留下大量的罪证。
  事实表明,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屠杀!                     (刊于89.6.11)
              最黑暗的夜,降临了           ——屠城四十八小时实录(之五)
  第一批约三千学生冲到博物馆台阶时,只剩下约一千人了。他们与这里的市民一聚合,立刻向北——即长安街方向撤退。但是他们向那个方向没走十几步,马上遭到埋伏在那里的军人开枪射击。他们只得掉头往前门方向跑去。
● 纪念碑北杀孽最深
  日前本港电视台播放北京学运领袖柴玲的一个录音讲话,揭露了六月四日天安门广场军队屠杀学生的情况。但是,在柴玲的这个讲话中,还没有谈及纪念碑北面的屠杀情况,但恰恰是纪念碑北面,是留下了最多冤魂的杀戮场。本报记者曾接触过多个六月四日凌晨从天安门广场逃出来的幸存者。综合了他们所谈的亲身经历,可以进一步补充证实当日天安门广场四时四十分至五时十五分左右,发生过的以下事件:一、广场亮灯之后,大会堂冲出了大批手持冲锋枪的军人;二、在纪念碑正北面冲上一批军人之外,正东面也冲上一批持冲锋枪的军人,他们上来后,殴打驱赶学生下去。同时,向纪念碑上学生架设的喇叭开枪;三、大部分学生是从纪念碑的南侧撤退的,撤退的时间是军人冲上第三层的时候,他们的路线是沿纪念堂出前门,再向西而去,这是纪念碑最早、最大批撤离的一队学生,柴玲以及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等均在这支撤退队伍之中。他们刚撤下纪念碑时,证实纪念碑北面响起极为密集的枪声,但由于纪念碑座以及离开纪念碑走到路上时,北面驶来的大批坦克,装甲车挡住视线难以看清北面的情况;四、纪念碑北面学生死亡是最大量的,而本报日前所刊载的《一个幸存者的自述》当事人是在北面逃生的。
● 多少冤魂含恨而亡
  当广场纪念碑一带的学生被屠杀的时候,以广场为中心,东西长安街为主干的整个范围内,军队全面出动实施镇压。五点,在珠市口一批持木棍的军队向前门冲来,乱棍猛打在这里的学生、市民,市民也和他们打了起来;五点零五分,由东而来了六架坦克,十几辆装满士兵的军车向天安门广场高速驶去,一路开枪扫射;五点三十分,三十多辆坦克和大批军车由西长安街驶入广场;六点多钟,三辆坦克车出现在西长安街上驱散正向学校撤退的学生队伍,当场将至少十几个学生活活压死;脑浆迸流,鲜血四溅,惨不忍睹;六点四十分,军队完全控制广场,所有进入广场的路口全部给排排坦克、装甲车和全副武装的士兵人墙堵住;七时左右,广场中央冒起了焚烧“物体”的浓密而大面积的黑烟,持续了三个多钟头。七点二十分,站立在纪念堂坦克、装甲车阵前的士兵向围观的学生市民发射催泪瓦斯,并冲前殴打市民。??
  六月四日,一个没有阳光的早晨降临共和国的首都。记者在这个时候,获知了几个数字:政治大学的一个学生从当军医的亲戚口中得知,广场上能数得出的学生尸体,有二千六百多具,除了被坦克、装甲车碾得不成人形的;国际红十字会在凌晨二时的一个统计,被射杀死的市民、学生已经有两千多人;大约在同一时间,一个大学生匆匆从六个综合医院拿到的死亡数字已超过了一千??
  北京某综合医院一位工作人员亲口告诉记者:那时候他随一辆急救车奉召开进广场。但是急救车开过了第一排军人人墙之后,在第二排军人人墙之前就被截停了,被命令立刻往回走,否则后果自负。急救车拐弯往回驶的时候,稍稍进入了二排防线,就在拐弯的时间,他赫然见到“军人们将很多很多的尸体搬到一排排的架子上,更看见坦克车将排列成行的尸体碾碎??!”
● 杀人在白天仍继续
  伴随这些骇人听闻的数字和情况而来的,是戒严部队不断开入北京城,不断有无辜群众倒在军人的枪下。从北京饭店下望东长安街,差不多每半小时至一小时之间,就会看见军人举起枪来,接着一阵“啪啪啪啪啪”的枪声响过,路上行人统统趴下。几秒钟后,能爬得起来的,没命的往前跑;没能爬起的,??也有的人跑了几步,回头看见有人起不来,就掉过头来救人,他们呼喊骑车过路的帮忙(军人喝令:骑车的可以过,但不得停留,行人则必须止步),三、五个人救一个地抢救出好些人。
  记者留心观察之下,发现部队用以射杀群众的,有冲锋枪、自动步枪,也有手枪。
  稍后,记者赶去医院去看,但见医院的病房全都堆满了死伤者,医院里一片凌乱,血迹斑斑。据说,戒严部队曾到医院缉拿学生,但被院方拒绝了。
  阴沉沉的天,终于下起大雨来了。雷声隆隆,电光闪闪。街道上的士兵,淋着大雨蹲在坦克旁边打哆嗦,他们是杀人杀得累了,还是杀得怯了!
  入夜,百多辆坦克由东向西驶往天安门,满布广场。
  大屠杀后的北京,除了枪声之外,交通断绝,行人绝迹,新中国建国四十年后的北京开始了最黑暗的一个夜晚??。   (刊于89.6.12)
〖全文完〗 (博讯boxun.com)

高文谦:我所经历的“六四”


我所经历的“六四”

高文谦

1989年春,高文谦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他亲眼目睹了学生的抗议示威活动,当局随后的“六四”镇压改变了他的一生。他决心把被共产党掩盖的文革历史真相通过自己的笔告诉世人。他的努力后来主要都凝聚在他的备受欢迎却在中国大陆被禁的《晚年周恩来》一书中。

一晃“六四”镇压已经过去了20年。这是个非常沉重的话题。一提起“六四”,又把我带回20年前那个残暴、血腥、令人心悸的夜晚。那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夜,刻骨铭心,改变了许多中国人的命运,也包括我自己。1989年年初,当时时局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改革已经进入了第10个年头,邓小平跛脚鸭式的改革已经累积了许多社会矛盾,而前一年物价闯关的失败更是激起了民众的不满。这年春天,胡耀邦抑郁而终。1 他是中共党内最后的一个理想主义者,赢得人们的爱戴。以大学生悼念胡耀邦为先导,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运动。
当时,我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学生们提出的整治腐败、推进民主的要求,代表了普通民众的呼声,多数机关干部也都站在学生一边,很多人利用上班时间跑出去看学生游行。记得4月27日大游行那天,一早到机关,就听说大学生准备上街游行,当时武警和公安在中关村一带布置了几道封锁线,有可能发生流血事件。整个上午,机关里都在议论这件事,牵挂着学生的安全。中午得知学生已经冲破了警方的防线,向天安门广场进发。
我随即跑出去,站在复兴门的立交桥上,看着由北向南的游行队伍,一眼望不到头,各大院校的队伍依次走过。记得走在清华大学队伍最前面的是几位满头白发的老教授,他们举着一个白色的条幅,上面写着:“跪久了,站起来遛遛”。这是一种黑色的幽默,里面五味俱全。当时我一看到这几个字,感到一种心灵的震撼,眼泪不由自主掉下来了。我能够体会出这句话的分量,其中所包含的沉重和酸楚,那是一种在经过精神虐杀的炼狱之后而从心底发出的呐喊。
当时,我真有一种精神上获得解放的感觉。中国民众经过多年的极权统治,已经让政治给整怕了, 人性被扭曲,良知被吞噬。知识分子更是被打断了脊梁骨,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对政治的恐惧已经溶化在整个民族的血液里面,化成一种本能,一沾政治,就谈虎色变,避之唯恐不及。这种心理阴影,像梦魇一样缠绕在中国民众的内心深处,挥之不去。
我的童年是在恐惧中度过的。我6岁那年,我父亲因对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2 表示了不同看法,在庐山会议后批判彭德怀的斗争中,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充军西藏。文革中,我的母亲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关进秦城监狱。家庭的遭遇,使我很清楚中共政权的残暴本质,当政者势必对任何挑战他们的人秋后算账。尽管如此,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后,一直牵挂着我的心,每天上下班的时候,我都有意识地骑车从天安门广场绕一圈,了解当天的情况,劝说学生不要过激,给自己留有馀地,祈望事情能够善了。
记得走在清华大学队伍最前面的是几位满头白发的老教授,他们举着一个白色的条幅,上面写着:“跪久了,站起来遛遛”。这是一种黑色的幽默,里面五味俱全。当时我一看到这几个字,感到一种心灵的震撼,眼泪不由自主掉下来了。
5月18日,是学生绝食的第6天,当时不断有昏厥的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护车的呼啸声揪着每一个人的心。对当局的冷血,当时整个社会情绪已经到了爆发的临界点。在这种情况下,我带领机关干部走上街头,声援学生,并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自愿请愿团”的名义,起草了致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要求否定把学潮定性为“动乱”的《人民日报》社论,3 承认学生发起的爱国民主运动,并提出“清除腐败,要从最高领导人做起,大义灭亲”。这封公开信后来被人贴到中央组织部的报栏里,成为清查时的一件大案。
中国民众经过多年的极权统治,已经让政治给整怕了,人性被扭曲,良知被吞噬。知识分子更是被打断了脊梁骨,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对政治的恐惧已经溶化在整个民族的血液里面,化成一种本能。
戒严后,4 北京市民自发地组织起来,把戒严部队堵在城外,形势一度密云不雨。不过,当局不惜流血来重新控制局势的趋势越来越明显。6月3日那天早上,我上班时绕道六部口,看到北京市民截住了一辆装有刺刀、钢盔等军用物资装备的军车。下午,听说集结在中南海5 里的军队出动,抢回了军车和装备。我急忙骑车赶到现场,当时军队刚刚动完手,还可以闻到空气中瓦斯毒气的味道。几个市民被打得头破血流,阳光下,雪白的汗衫染着殷红的血迹,格外刺眼。这是自学生绝食以来,第一次看到血腥的场面,心一下子揪了起来。
当天晚上,吃完晚饭后,我和妻子又去了天安门广场。当时,气氛已经相当紧张,空气中甚至可以闻到血腥的气味,让人透不过气来。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我的直觉告诉我,中国现代史上即将发生惨烈的一幕。当时,我准备在广场上留下来,做一个历史的见证人。但是,我的妻子死活不同意,硬要把我给拉回去。当时,我的情绪很冲动,和她争论得很厉害,表示坚决不回去。最后,我妻子的一句话打动了我。她说,你是研究历史的,不能无谓地死在这里,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用你的笔来记录历史。
当时,我准备在广场上留下来,做一个历史的见证人。但是,我的妻子死活不同意,硬要把我给拉回去。当时,我的情绪很冲动,和她争论得很厉害,表示坚决不回去。最后,我妻子的一句话打动了我。她说,你是研究历史的,不能无谓地死在这里,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用你的笔来记录历史。
我的家在沙滩附近,离天安门广场不远。当天晚上回到家中,我几乎一夜没睡,站在凉台上,望着广场的方向,可以看到那里的火光,入夜以后,远处的枪声清晰可闻。第二天天一亮,我就赶往天安门,在南池子路口亲眼看到军队屠杀北京市民的场面。荷枪实弹的士兵在公安部的大门口,向抗议的市民开枪射击,当场有五六个人中弹。杀红了眼的士兵还不放过,端着枪朝胡同里追杀逃散的市民。
当时,我随着人群躲在一个小胡同里面,蹲在背阴的墙根底下。听着街面上传来“嗒嗒、嗒嗒”的枪声,我的心一阵阵发紧。和我蹲一块的是一个蹬平板车的老大爷,看起来有六七十岁的样子,阅历丰富。他不像我那么紧张,但脸色阴沉,按捺不住心头的愤恨,气得浑身发抖。这位大爷对我说:当年小日本进北京城,也没有这么杀人呐,真是造孽啊!共产党缺了祖宗八辈子大德了!
第二天天一亮,我就赶往天安门,在南池子路口亲眼看到军队屠杀北京市民的场面。荷枪实弹的士兵在公安部的大门口,向抗议的市民开枪射击,当场有五六个人中弹。
6月4日下午,我骑车穿过满目疮痍的北京城,回到我妈妈家中。一路上所见所闻,令人发指。回到家后,我打开收音机,焦急地收听美国之音每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一边放着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和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一遍一遍地听着。当时美国之音正在播放对郑念女士的访谈,她是《上海的生与死》的作者。她以一个失去女儿的母亲的身份,向天下所有在“六四”血腥镇压中失去子女的母亲们讲话,理解她们的丧子之痛,同情她们,宽慰她们,语调悲切哀婉,富有感情,我一边听一边默默地流泪,心里在淌血。
这以后,我擦干眼泪,准备应付即将面临的整肃。我妈妈帮我把我父亲当年挨整时写的检讨找了出来,让我做些心理准备。我翻看着一页页已经发黄的检讨,百感交集,父子两代的命运竟如此相同!那年夏天,是在极度压抑和恐怖中度过的。戒严部队端着枪在北京大街小巷巡逻,公安局和武警半夜三更抓人,官方电视上连篇累牍地播出“暴徒”被逮捕被押送处决的画面。
当时, 我想的一个问题是:8 0 年代初, 官方曾经开展了“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为什么坦克车一开进城,文革的逻辑和语言就立刻回来了?
与此同时,各个单位内部也在进行清查运动。我是单位清查中的重点人物。在那些日子里,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对外说是在“闭门思过”,写检讨,实际上是在反省自己以往所扮演的角色,探究文革浩劫与“六四”镇压两者之间的关系。我是研究文革的,曾经是官方《毛泽东传》和《周恩来传》文革部分的执笔者。当时,我想的一个问题是:80年代初,官方曾经开展了“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为什么坦克车一开进城,文革的逻辑和语言就立刻回来了?原因就在於导致文革浩劫的制度根源,仍然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政治体制换汤不换药。为此,我决意要把自己所了解的文革浩劫的历史真相告诉国人。写《晚年周恩来》一书的念头最初就是在这时候萌生的。
1993年我来到美国后,有幸得到李慎之先生的推荐,到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作访问学者,把写书的愿望变成现实。但事情刚刚开始,中国当局就知道了,通过各种渠道劝阻我不要写这本书。他们采取了软硬两手:软的一手是收买我;硬的一手是派人传话,说我母亲在文革中已经受到很大磨难,不希望看到她晚年再有什么不幸。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恐吓,我当然不能接受。他们就向哈佛大学施加压力,切断了对我的资助。这反而更坚定了我一定要把《晚年周恩来》这本书写出来的愿望。
这以后,我靠妻子为生,在家里全力写书。我母亲也在精神上给我很大的鼓励,给我写“万金家书”,说这是老天爷交给你的任务,一定要把文革的历史真相告诉老百姓。《晚年周恩来》一书历时5年,终於出版,但立即遭到中国政府的封杀。官方之所以这样怕我写这本书,是因为他们深知前苏联东欧共产政权的垮台正是从历史解密开始的,重新评价重大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势必瓦解极权统治的基石。
当前,中国正处在历史变革的前夜,面临从极权体制向宪政体制的转型,而“六四”问题则成为梗阻社会转型的死结,令中国百年宪政之路步履艰难。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和不幸。
上个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急於救亡图强,被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狂想所蛊惑,误入歧途,整个中国成为共产主义的实验场,中华民族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经过一个世纪的血腥实践,共产主义虚幻的光环早已不再,露出了本来面目――残暴、邪恶、虚伪和违背人性。在意识形态破产之后,当局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只剩下赤裸裸的暴力镇压和谎言欺骗。
“六四”血案已经过去20年了,历史的伤口至今没有愈合,还在继续化脓溃烂。当年导致抗议的各种社会矛盾,在一党专政的体制下更加激化,积重难返。当前,中国正处在历史变革的前夜,面临从极权体制向宪政体制的转型,而“六四”问题则成为梗阻社会转型的死结,令中国百年宪政之路步履艰难。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和不幸。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六四”问题一天不解决,不还死难者一个公道,中国将永远无法堂堂正正地站立在世界舞台上。
编辑注释
1. 胡耀邦於1981至1982年期间任中共中央主席,1982至1987年期间任中共中央总书记。1986年发生了一系列学生抗议活动之后,他於1987年1月16日被迫辞职。中共党内的强硬派指控他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过於软弱,对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过於同情。他在党内受到侮辱性的批斗,并被迫做出检讨。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当天就开始不断有民众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悼念他,表达了对他遭遇的同情和对当局的不满。从4月17日开始,悼念活动规模不断扩大,很快演变成民众发泄对官倒腐败的强烈不满、要求政治改革的抗议活动,由此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八九民运。^
2. 为使中国在短时间内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在10年内超过英国、15年内赶上美国(“超英赶美”),1958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运动。为此,全国大炼钢铁,甚至要求家家户户献出铁锅铁盆炼钢,荒废了农业生产,导致了大饥荒,至少饿死2000万人。^
3.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人民日报》,1989年4月26日。^
4. 戒严令颁布於1989年5月20日。^
5. 位於紫禁城西,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机关办公及中国国家领导人居住的地方。^

2009年6月11日 星期四

齐志勇——六四伤残人员


齐志勇(1956年5月15日),北京人。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受重伤,因而是六四伤残人员又称六四抗暴者.
1989年6月4日凌晨齐志勇在西单六部口附近被中共戒严部队枪击,之后左腿高位截肢。他这样的人被称为六四伤残者六四抗暴者。本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的他,在六四后不得不靠做小买卖为生。齐志勇所在的建筑公司的油漆部门对齐志勇说,“他们愿意给我十万元的一次性赔偿,只要我愿意承认我腿上的伤是工伤导致的。”他当下拒绝了工作单位的赔款,因为他不愿意隐瞒他是在六四事件中被政府军队开枪打中而残废的事实。自此以后,齐志勇把六四当成他的“新生”,因为六四他才会认识到中国政府到底是什么样的。由于此后齐志勇接受外国媒体采访并积极参与残疾人维权,每逢国内“重大事件”前,都会有人送他到不能与外界接触的地方实行陪吃、陪住、陪玩,他戏称自己变成了国家的客人还有人给“三陪”。
2006年齐志勇还参加了全国性接力绝食活动并担任义工联系人,由高智晟律师和叶霜先生绝食48小时开始,胡佳、齐志勇先生接力第二棒,关增礼、李先生接力第三棒,并由赵昕郭飞熊先生接力第四棒绝食48小时。以后由志愿者自发接替。
2009年4月15日,齐志勇在送子女上学的途中突然被公安带走[1]

[编辑]参考

  1. ^ 2009年4月15日,下午三时新闻,香港电台第一台

逃亡者

 

--张伯笠

目    录
(因故第二十章、第二十一章和后记未刊登在此)

序一、书写“天安门一代”的历史篇章

序二、与死亡擦肩而过

第一章 逃离北京

第二章 梦幻少年

第三章 理想与青春

第四章 领略太行山风

第五章 精神的魅力

第六章 长歌当哭

第七章 新闻报道

第八章 绝食

第九章 保卫天安门广场

第十章 天安门民主大学

第十一章 二十一人通缉令

第十二章 逃亡路上

第十三章 亡命苏联

第十四章 KGB的铁窗

第十五章 遣返中国

第十六章 野鹿河边

第十七章 那山、那人、那狗

第十八章 荒原的最后岁月

第十九章 妻离子散

第二十章 再见吧,亲爱的妈妈

第二十一章 逃离中国

后记 我不敢遗忘

逃亡者

让我们记下64个民主梦

老武 @ 2009-6-11 12:01 阅读(1568) 评论(7)

讓我們記下 64個民主夢
開槍的一剎,我們在電視機旁,黑暗中傳來啪啪槍聲,一個個熱愛國家、心靈純潔的年輕人在我們眼前倒下。時光荏苒,當年廣場上的學生巿民,青年變中年、青絲變白髮,旁觀的我們成了記錄者,以筆以墨,記下槍火中 64個未有粉碎的民主夢,他們的言語今日節錄於此,曾經參與採訪的記者,也留下心中所想,準備繼續與遺忘的洪流對抗。
麥燕庭 記者協會前主席
「當年北京市民保護香港記者,要我地將真相帶出去,果刻我先感受到記者職責重要。」
孫一江 北京清華大學本科生/在港工作
「如果說我對中國的未來還有一些樂觀成份的話,那都來自每年六四維園的燭光。」
陳清華 89年代表學聯上京支援學運
「當有同學在你眼前中槍流血,聽到佢最後一次呼吸聲,呢0的唔會隨時間而忘記。」
閰靖靖 生於 5月 4日的北大畢業生
「我希望自己能夠親眼見證、參與歷史,將來才能避免被別人的片面論述蒙蔽。」
NY.ben(藝名) 《 VIIV》搞手之一
「中國而家只係金錢上、硬件上進步。我覺得如果六四平反了,中國會更進步,係軟件上的進步。」
陳日君 天主教樞機
「香港接近祖國,又有表達自由,所以每年都要善用呢個機會,可能我們在歷史上有個使命。」
朱耀明牧師 「我要回家運動」主席
「流亡海外民運人士離開中國時,以為好快可以返屋企,冇諗到一等就係 20年。」
陳予 香港維基媒體協會會長
「事實真相的話語權不只由強權掌握。」
蘇兆禧 9歲 小學三年級
「殺人係唔尊重人,(死者)屋企人又會好傷心。」
張銳輝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通識科主任
「見到國家的問題,更能觸發學生去諗點樣改善國家,了解六四係國情教育。」
曾詠恩 17歲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中六學生
「去六四集會,可以畀死了仔女的父母知道,仲有人關心呢件事,對佢地係安慰。」
司徒志恒 18歲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中六學生
「多一分燭光,畀天安門死難者家屬多一分關懷。」
李柱銘 民主黨創黨主席
「大是大非的問題唔可以希望所有人諗法一樣。只要曾經一齊行過呢條民主路,我都會好欣慰。」
林耀強 89年學聯代表
「 6月 4日凌晨聽到槍聲,見到0的人跌低。諗返佢地點樣保護我地離開……果一刻,人性好靚。」
王軍濤 流亡海外民運人士
「六四燭光晚會的最大意義就是向世界表明,中國人 20年中沒有忘記那場屠殺。」
何佩玲 媽媽  41歲
「而家好多人都避而不談(六四),任由(中共)宣傳瞞騙,咁我地下一代,就唔知發生乜野事。」
張菁 流亡海外民運人士
「六四發生了 20年,我感到中國的民主路仍然好遙遠。」
林國璋 會堂電話、傳真及手機皆用上 8964的牧師
「如果連 20年前的事我們都講唔到,我們點同人講耶穌?」
劉銳紹 八九民運期間任職《文匯報》駐京主任的資深時事評論員
「六四事件,共產黨傷盡天下屈原心。」
鮑彤 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秘書
「平反六四,中國的發展將獲得新生命!」
程翔 八九民運期間任職《文匯報》副總編輯
「我既執著,係出於對民族同歷史的責任。」
李俊峰 P-at-Riot80後六四文化祭發起人
「我們想將六四事件話畀多些人知,唔想事件淡化。」
蔡耀昌 支聯會副主席
「慶幸香港仍然有好多支持平反六四,每年都起碼有幾萬人出席維園集會,證明公道自在人心。」
鍾庭耀 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總監
「今年支持平反六四的數字創新高,但我好唔滿意,唔贊成的人,究竟諗乜?」
葉楚茵 支聯會青年組發言人
「年輕人並非唔認識歷史,只係社會缺乏渠道畀下一代發聲。」
黃家強 Beyond成員
「呢件事根深柢固,永遠都唔會忘記,亦都唔會原諒,中國政府需要真真正正面對。」
王丹 八九學運領袖
「民主是需要靠人推動,如果大家都放棄,我們永遠都生活在極權制度之下。」
韓東方 北京工運領袖
「六四從沒倒下過!我們沒一刻停頓,示威、組工會、罷工,沒這場運動,國家就沒這些變化。」
蕭綺熙 赴京給六四死難者掃墓的教師
「 20年,莫失莫忘,為既係國家更美好的明天。就係我們學生身上學到的『愛國』。」
蔡淑芳 最後撤出廣場女記者
「六四係大屠殺!死一個人,已經係好有問題,更何況係出動真槍去鎮壓。」
梁永浩 理大學生會會長
「香港係少數可以悼念六四的地方,身為香港的大學生,有責任薪火相傳,爭取平反六四。」
劉達文 《前哨》總編輯
「六四後我最感慨?係,中共政權竟然可以捱到 20年,官越來越腐敗,好難對呢個政權有認同。」
Freeman 六四短片製作人
「當年讀緊大學,睇足 50幾日新聞,我對北京學生的感情,係咁樣慢慢形成。」
嚴家祺 被指為六四幕後黑手之一
「六四是中國最大的冤案。」
孔繁強 《 6420》 CD歌手
「以前對六四有感覺,一直唔會主動講,但原來你唔講,周圍就不斷變,變到你有0的驚。」
陳達鉦 黃雀行動前線總指揮
「六四不平反,天理不容;呢個係普世價值觀,中共都要向時代邁進。」
范長峰 中大學生
「廿年前跑馬地塞滿人唔係假0架,佢地只係將自己的心聲收起0左,我們就要去將呢0的心挖番出來。」
Ivy 中大學生
「點解六四係禁忌,教科書又唔講,好似歷史上面一個空白點咁,家人又支吾以對。」
關振邦 支聯會多年義工
「香港係中國唯一可以公開悼念的地方,連呢0的都唔做,歷史書唔講,學校唔教,個社會會點?」
周禮茂 《自由花》填詞人
「呢首歌的歌詞抱有好大希望,只要努力,自由可以開到花;唔好放棄,終有一日可以完成夢想。」
李卓人 支聯會副主席
「我們唔會接受六四和解,中共係一個無底深潭,你一開始有任何的退讓,佢就會進一步苛索。」
李鵬飛 前行政局議員
「六四情意結唔係華叔獨有,中央政府有需要盡快平反六四,打開大家的心鎖。」
曾顯華 拍下擋坦克照的攝影記者
「如果政府有誠意有真心,一早就可以和平解決呢件事,唔使話搞到死人。」
尊子 漫畫家
「成個中國來講,香港算係有了自由,你唔去幫佢仲幫人掩飾,好唔應該,做得幾多得幾多。」
馬龍 漫畫家
「呢個國家好鍾意用『母親』來自比,但有邊個母親會為了小朋友唔聽話而殺了佢呢?」
鄺凱茵 天安門母親運動成員
「天安門母親佢地為了真相受了好多苦,香港人做到幾多?我們連驚都無資格驚。」
Barry 最新民運歌曲《二十年》改編者
「你殺了人唔認,仲唔覺得自己做錯,點可以做番個好人?」
熊焱 現職美軍軍牧的八九學運領袖
「六四能平反,意義在於我們這個民族有反省的能力,有進步的可能。」
阿 P My little airport主腦
「佢(曾蔭權)自己見利忘義,仲公開教人見利忘義,個論述都好荒謬。」
羅海星 黃雀行動成員
「我以前覺得未必會係有生之年睇到六四平反,但係而家覺得有機會。因為中國進步得越來越快。」
周澄 學聯秘書長,中大三年級生
「睇六四係睇成個中國發展,當時的貪污腐敗,今日仲響度...希望六四會平反。」
李思 中學生聯盟外務秘書
「時間沖不淡國旗上血染的風采!一齊去六四燭光晚會!」
Yuki黃綺婷 中學生聯盟公共關係主任
「雖然有些人的記憶會隨時間沖淡,但六四件事的對與錯唔會有任何改變。」
Shungyu 內地網民
「當我看到港人示威、捐款支持中國民主,深受感動,非常感謝港人 20年來未間斷地辦燭光晚會。」
吾爾開希 前八九學運領袖
「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在屠城後遭到民眾的質疑,失去人民的信賴。」
江棋生 六四學運領袖,現自由撰稿人
「沒有真相,就沒有公道和正義;六四這個案一定要翻!」
浦志強 六四學生領袖,現為律師
「他們(當局)的做法(指禁民眾公開悼六四),已近乎瘋狂!」
何少慈 支聯會老義工
「 20年係一個新世代,咁多年來的香港人,都冇忘記到當日的傷痛。大家一齊維園見。」
武文建 六四抗暴工人,現自由畫家
「我不懂政治,我只求公道!」
李海 六四高自聯外聯部長,現自由撰稿人
「我相信我一定能盼來六四解決的那一天!」
丁子霖 六四天安門母親代表
「我們不再提平反,那是封建提法。我們要求就六四與當權者平等對話!」
謝志峰 最後一個撤出廣場的記者
「(外國勢力)憑常理一定有,但呢個係簡樸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呢個不能否認。」
張揚 深圳市民,紀念六四文化衫製作者
「現在官場越來越腐敗,比八九年六四時還厲害!」
魯德成 前天安門三君子之一
「六 四是反人類的罪行,中國共產黨必須接受制裁。」

来源:苹果日报

六  四事件20周年纪念专题之四:走过二十年

2009-06-01
六 四画家武文建,八九年曾目睹戒严部队清场的一些场面,其后因发动燕山石化工厂工人游行,被判监七年。获释后,由于涉及六  四事件,长期受公安滋扰。走过二十年,他与部分北京暴徒一样,没法摆脱六四阴影,重过正常生活。另外,曾参与八九学运的浦志强,当时是政法大学研究生,六四镇压后,多年未能忘记学运的场面,这些经历影响往后人生的选择。二十年巳过去,浦志强成为维权律师,每年六四,浦志强都会呼吁关注北京暴徒的情况。(海蓝报道)
整场八九学运,当年仅十九岁的武文建,只是一名常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学生静坐的旁观者,六月四日后,他向其任职的燕石化厂同事,讲出北京城内镇压的情况,引来上千名工人游行抗议,游行中,武文建更带领工人喊「打倒邓小平、打倒李鹏」,被当局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监。武文建其后的一生,遭受六四牵连,他被列为北京「暴徒」,没法过回正常的生活。
现年三十九岁的武文建,在九五年获释后,没法恢复原来的工作,也因为六四坐牢,没法找到其他工作。武文建表示,刚从北京第一监狱释放出来后,很难投入社会,因为当局一直没有平反六四,涉及六四事件的人难以生存,多年来,他都没法适应被边缘化的感觉,包括其他北京「暴徒」,所以他们会偶然聚会,诉说苦况。
他说:六四屠杀等于一种情结,我肯定是我的二十年内,满脑子全都在思考六四,一生可能改变不了,因为它对我伤害太大,包括在监狱里,监狱里的伤害,出来之后,由蹲监狱去感悟出世态炎凉,很可怕的事情,那怕亲人的世态炎凉,连别人都不了解。
虽然六四事件巳过了多年,但当局仍然在敏感日子监控北京暴徒。武文建说,每年临近六四,派出所的公安会家访,约谈或电话滋扰等,他们巳经习惯。今年由于是六四事件二十周年,五月底开始,国保人员常找他,有几次为避开他们,武文建没有返家,他惟有走到山区画画,国保仍能找到他,最后答应每天通两次电话报告行踪,才能摆脱骚扰。
武文建一向喜欢绘画,在没法找到工作后,他考上清华美术学院,走上画家之路。
武文建回想,八九年他经常到北京城内,主要为看画展,因而遇上学生示威,渐渐关注学运的情况,没想到命运就此改变。二十年来,除了坐牢的日子,每逢六四附近日子,他会画画纪念,但内容不论是坦克车、民主女神或学生、示威者,都是血淋淋,因为他没法忘记六四给他的记忆。
他说:我画画跟别的画家不一样,当一画到六四时,我脑海里,那些痛苦特别复杂,比如说我现在画六四,许多年所有经历全在我脑海里,至于我画画,根本不在画画,脑子不在画上。基本都是大屠杀,鲜血,包括我画风景,脑海里面都是血乎乎的。
八九年的一场学生运动,以镇压告终,直至现在,武文建仍然感到无奈。他忆述,六月四日,广场上冒起很高的黑烟,直升机升降频密。北京老火车站,有老百姓向解放军掷物件,他看见解放军冲出来打巿民。戒严部队在胡同内打一名首都钢铁的工人,事后他用板车把这名伤者送至同仁医院,最后死去,他看见医院走廊躺著很多人,有的中枪伤、有的被打伤,不知是否死去,但护士身上全是血,并叫他尽快离开。
武文建指,六四事件令他失去很多,也使他人性升华,本来他只是北京文艺青年,是吊儿郎当的一个人,经历该场学生运动,令他对推动反贪腐及民主的运动,得到新的体会。
他说:让我知道什么是爱,因为当时天安门广场上,当时北京巿民以及学生把内心深处的爱,那种爱、那种善全释放出来,我确实被这个爱打动了,所以说开枪之后,我的情绪低落到极点,也跟那个学潮期间,那种无私的爱打动。
现年四十四岁的前政法大学研究生浦志强,八九年曾积极参与学生运动,走过二十年,巳是一名维权律师。每年临近六月四日,浦志强都会到天安门广场悼念这场运动,并遭公安干扰及查问,但他不会因此取消活动。浦志强表示,六四事件后,他遭到政法大学处分,其后三十二岁才考获律师资格,也不知道是否受到六四影响,而走上这条路。不过,浦志强认为,任职律师后,这个政治包袱没有令他受到太大限制,只是在大陆网站索寻他的名字,很多资料都打不开,这个可能与他涉及八九学运有关。
他说:对我走上这条路应该有因素,应该对我选择事情,我做什么、怎么做,是有影响,因为我忘不了那件事,所以说我做事时有选择,我会知道原来从事民主的呼声,一种现代人看起来比较空洞的呼声,到现在更侧重于做具体的事情。
回想八九年的学生运动,浦志强表示,他觉得有几件事,至今不能忘记。胡耀邦去世的消息传出后,他觉得震惊。胡耀邦的追悼会印象很深刻,那么多人去送别,这是很朴素的情感诉求,郤被压制。另外,五月十三日的絶食开始,还有4.26社论,以及六四前夕开枪,一些重要的事件,及事件的突变,二十年后仍然记得。
浦志强又指,反思整场运动,学生及老百姓都没有特别具体的目标,大家希望反贪腐、更自由开放、国家变得更好。另外,知识份子跟学生之间的沟通,有很多不够透彻的地方,但官方还活在传统的意旘形态的框架里,所以说要求民主自由、要求法治、要求惩治腐败的呼声,当时有可能被理解为,针对政权的一个镇覆党领导的运动。
他说:学生里面有问题,整个广场上不是真正有组织,一个人发起,其他人服从,这是中国当时社会运动的一个现实,官方有渠道知道,他们是成年人,他们掌握社会的资源,掌握国家机器。现在我们要问,学生即使没走,政府是否要开枪,是不是可以扣帽子说它是反革命暴乱,然后为自己而镇压屠城,
六四事件巳经二十周年,浦志强认为,最遗憾是没有了解到真相,当局也不愿提及。不过,民间仍可探索真相,并去抚恤一些六四受害人,尤以当年挡坦克或挡军车而坐牢的北京暴徒,应该了解他们的需要,并向他们致谢。浦志强呼吁,北京「暴徒」为了这件国事,而承担了个人代价,二十年巳过去,种种因素没顾及这批人,现在应多关注他们的困难。

来源:自由亚洲

© 就算是深陷,我不顾一切。就算是执迷,我也执迷不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