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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23日 星期四

【内外矛盾之下的中国前途――吴国光答日本《产经新闻》

【内外矛盾之下的中国前途――吴国光答日本《产经新闻》问】唯一可以肯定地预测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所付出的代价、所制造的麻烦、所激化的社会矛盾,在未来十年,会比在过去十年更为强烈地困扰中国。

吴注:2012年5月,日本产经新闻社以日文出版了我的一本新书,《没有道德罗盘的霸权:后革命时代的中国》。6月,《产经新闻》驻北京首席记者矢板明夫先生,在读了拙著之后,先是书面向我提了几个问题,然后又进行了电话采访。7月18日,《产经新闻》在第2版和第8版,分别刊出了矢板先生的访问记和我的书面回答。感谢《动向》愿意借出一角宝地,把这份书面答问的中文原稿刊出。

“六四”后中共政权何以续命

问:“六四”以后,很多评论家都认为失去了民心的共产党政权会很快瓦解,中国即将崩溃。但是这种情况却没有出现,在中国至今要求民主的声音没有成为大势力。您觉得这是为什么?

答:中共在“六四”之后采取了政治高压和经济诱买相结合的政策,这是这个政权能够稳固下来的基本原因。政治高压使一般人都害怕了,不敢再表达异议,甚至不再关心公共事务,因为共产党垄断着公共权力而不允许民众表达意愿;经济诱买则调动了人们的物质欲望,特别是把本来应该关心公共利益的精英阶层彻底收买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社会是这样一个充斥着怯懦、贪婪和不讲公德的社会。当然,国际局势的改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后冷战时代的世界,进入了全球化,商品拜物教主导着世界,资本进入了新的一轮扩张和掠夺。中共做得很高明的一点,就是早早瞅准了这个机遇,充分利用了这个机遇,从而能够实现经济增长。这样它的经济诱买政策也有了实行的物质基础。
中共少数民族地区矛盾尤其尖锐

问:近几年,藏族、维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地区出现了很多抗争事件,共产党的少数民族政策出了什么问题?

答:应该不光是民族政策的问题。在汉族居民聚居的地区,抗争事件近年也很多。这是整个中国实行“六四”以来我在上个问题中所说的那种政策的结果,这就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在少数民族地区,这种社会矛盾尤其尖锐。一个是因为中国的发展模式首先是牺牲弱势群体的,严重偏向于有权有势有钱的既得利益阶层,而少数民族一向就是比较弱势的社会群体,因此付出的牺牲很大。再一个,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是以对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而我们知道,在中国,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往往是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在这些地区实行不顾代价的开发,也酿成了严重的生态灾难,当地居民要直接承受这样的灾难。这些都是从发展的层面来看的。还有精神、文化的层面。少数民族比汉族居民更加注重自身的精神文化传承,而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严重破坏精神文化的,特别是破坏少数民族的文化。还有,相比汉民族,少数民族不那么怯懦,更多地具有抗争精神。这就是说,因为有信仰,所以少数民族比较不容易为金钱所收买,也比较不容易被高压所吓倒,社会矛盾在这里因此就更容易激发抗争。最后,还应该说到,苏联垮台之后,中共对于民族问题变的比以前更加高度神经质,有借助经济开发而大量向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汉族移民的趋势,这也激化了当地的民族矛盾。 

问:您怎样评价2002年到2012年的这10年,胡锦涛政权的功过是什么?

答:在我看来,胡锦涛政权的“过”是很明显的,主要就是没有推进政治上的改革来缓和社会矛盾,反而通过所谓“大维稳”来强化高压,使得中国进一步腐败,进一步专制,进一步两极分化,实现经济发展的代价越来越高。

胡锦涛搞掉薄熙来的两个原因

问:您认为胡锦涛为什么要打倒薄熙来?保守派的溃败会不会推动政治改革?

答:胡锦涛搞掉薄熙来,恐怕主要是出于两个原因:一个是作为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他不容许下级像薄熙来那样挑战他的权威,不容许任何人挑战共产党高层权力分配的既定游戏规则;再一个是作为共产党高层政治中一大派系的首领,在面临十八大最高权力再分配的时候,打倒一个属于另外派系的薄熙来,从权力斗争的角度来说应该是对胡有好处的。既然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来搞薄,那么,我看不到这里有什么“保守派的溃败”,更看不到这和政治改革有什么关联。我认为,舆论这几个月以来的那些谣言、推测、评论,很多都是一厢情愿,英文叫 wishful thinking. 一些可能有心推动中国政治改革的政治力量,以为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实际上恐怕是反过来被利用了。如果一定要说薄熙来被搞掉是有治国路线上的含义的,那么,我看是这样:当局要坚持“六四”以来的路线,只能在一个很小的幅度内微调,就像江和胡之间的那种差别,一个更强调资本、精英和发展速度,一个为此涂抹上一些注重基层利益和社会公平的油彩,往右偏到自由民主固然决不可以,往左偏到文化大革命那种的毛泽东后期路线也是不能被容许的。

问:您怎么看习近平,他的理念及能力,他会成为什么样的领导人?

答:基本上,我认为中国政治体制的惯性和约束性是很大的,这个东西比个人因素在今天更能决定这个政权的领导人要干什么和怎么干。习近平会不会成为一个有理想、有意志、有能力打破这种惯性的领导人?现在还完全看不出这种可能

习近平时代对日本会较前友善

问:中国最近的海洋对外扩张路线,让周边国家感到威胁。中国今后会追求霸权吗?

答:中国近年的海上扩张,和它对于世界能源、原材料的寻求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按照这个逻辑,如果中国寻求世界霸权,那我一点儿也不感觉奇怪。

问:最近中日关系恶化,中国国内的反日情绪高涨。您认为习近平时代的对日政策会如何?

答:过去二十年来,中国似乎一直处在反日情绪高涨之中。事实上,天安门镇压之后,日本是唯一一个不参加经济制裁中国的工业大国。但是,这并没有能给日中紧密合作提供机会。反过来,中国政府要鼓动民族主义来强化自己在镇压中失去的政治合法性,结果中日关系成为牺牲品。在习近平时代,我预期,中国当局会对日本较前友善,会争取把日本拉进以中国为主导的东北亚东南亚地区经济合作体系,逐步地迫使日本变成中国的小兄弟。当然,这样做,需要日本能够接受这种屈从的地位,前提是日本愿意逐步地把日本外交的轴心从日美关系转移到日中关系上来。如果日本不接受的话,中日关系则还会持续紧张。

问:习近平退休的2022年,您认为中国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答:我承认,我看不清楚中国的未来十年是个什么态势。这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个重要原因是,虽然我是中国人,但我一直不很明白为什么中国人的忍耐性这么好,对生活、尊严、自由等的要求这么低——从历史上来说中国人就有这个特点——别的民族早就不能忍受的东西,中国人不仅可以忍受,甚至还总会有人为此沾沾自喜。当然,中国民众的心态、精神状态,也在发生变化,甚至可能是深刻的变化。但是,怎么估计这种变化,还缺少可靠的指标。而且,从认识的变化到采取行动来改变自己的处境,这中间还有巨大的鸿沟。再说,从采取行动,到能够取得行动的成功,这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说,变数太多,我无法预测。再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我目前还看不清楚这个世界未来十年在政治经济上会怎样变化。冷战后的全球化已经进行了足足二十年了,它所制造的危机在2008年以来开始不断显现。但是,出现重大变化的苗头还没有呈现。中国的未来是与全球化进程的未来密切相关的——这可以说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我唯一可以肯定地预测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所付出的代价、所制造的麻烦、所激化的社会矛盾,在未来十年,会比在过去十年更为强烈地困扰中国。习近平当政之后,中国当局怎样解决这些麻烦和矛盾,也将决定十年之后的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2012年6月20日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2/08/blog-post_22.html

《从越战到六四的逃亡 中共侦察兵的自述》

 

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关系近年间有转紧张的局面,有中日两国就钓鱼岛主权的争拗,引致有保钓人士强闯钓鱼岛宣示主权;南海方面,中国与菲律宾及越南等国家,更有军演。战事似有如箭在弦之势。但是,战争又是一回什么事?普罗老百姓可能对战争的认知纯粹是透过电影,纵使目睹个中残酷的场面,但毕竟会展示士兵将军英雄的一面。可是,事实是否真的如此?今集要介绍的书正是一名亲身经历战争,在战壕中死里逃生的侦察兵自述书,书名叫“从越战到六四的逃亡---一个中共侦察兵的自述”,作者是老鱼。

老鱼:《从越战到六四的逃亡---一个中共侦察兵的自述》

笔名老鱼,重庆人,当过工、农、兵,又做过记者、编剧甚至厨师及商人,他自我介绍时更这样写“打过仗、坐过监、偷过渡”。简单9个字,相信已令听众初步掌握到老鱼人生阅历的丰富。
“从越战到六四的逃亡-一个中共侦察兵的自述”分为5部份,第一部份先提及一直成为他人生梦魇的越战。甫开始,他已把士兵们如何在一片稻田中,互相交替掩护通过水坝,绕过山坡,进入小村。普通人看著这些描述可能不会觉得什么,但是,若你是那名随时命送黄泉的战士们,这些描述已令他们感到难以呼吸。越战整篇章,作者没把士兵被残杀的经过细仔陈述,但是,单凭一些形容词“肉浆”已令你联想到真实的状况会如何。
当然,做侦察兵的时常会成为第一人被排长命令往前方探路,有一次,他与军中士兵逃进丛林为避过越军的追杀,突然间,遇上数名越南的平民,其中一名中年人士被他们吓坏了,一双眼睛看著老鱼,该刹那让他明白战争为何物。
“我当时一下子怔住了,战争对人类的威胁及导致人类的恐惧,对我来说是难以磨灭。”
战争里有罪恶隐含在越战的篇章中,“打仗有很惨痛教训的事,很多伤亡,如我的班有9人,最终牺牲了5人,所以,这种战争经历对我个人来说是藏在记忆深处里,我很多年不敢写它,碰它,因为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情。”
但是,他终于提笔写下,纵使有泪流满面,也有想把笔放下,不欲脑海里再浮现一张张在战场中共处过的年青人脸容,可是,他仍咬紧牙关不断写,终于放下心头大石。战事幸未夺取老鱼的性命,即使是败兵,但回国后却可以重申开始,高考数学分只得一分的他,仍胆粗粗的投考中央戏剧学院,希望有一纸文凭在身可保饭碗无忧。未料,大学3年级时遇上”八九天安门”事件,他跟其他学生一样,支持这场民主运动。6月4日中午,他一个人在六部口远远见到几辆坦克车停在通往长安街的路口,炮口朝南,一群学生及市民在南边的巷口大骂军人,老鱼也加入其中破口大骂,迅雷不及掩耳,军人持枪朝人群冲过来,但是,老鱼没移半步,随著一阵 “打死他”的叫喊,已拳脚纷至,枪管枪扥齐下。老鱼虽幸未被军官拘捕,但被朋友送返宿舍时,所有目睹他的人都被吓得大吃一惊。
之后,老鱼便开展了逃命的路途,图经深圳逃往香港;但第1次的逃命,老鱼失手,被边防人员逮著,拘柙在看守所两个多月,但他没放弃,第2次的逃命终告成功,藏在船的暗格处,捱过数小时海浪的冲击,他终于呼吸到自由的空气。
曾从鬼门关逃出来,但又再跳进六四的漩涡,问他为何这样做?
他平静地说:“我们了解社会底层的人的生活状态,也知道腐败的根深柢固。其实,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经历,约81或82年有一次整风,我做工人帮他们写宣传稿,我当时跟自己讲,如果这次可以整就没事,如果只是做形式,这个党就彻底完蛋,因为共产党由底层到高层噎是一个很腐败的情况,后来,很快发现是形式,所以,我当时就对这个党觉得不是正面的,它们就是一个利益集团。”
回看中日间就钓鱼岛出现的纷争,老鱼说,透过切身的经历,已慢慢认清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利益集团,所以,开战与否,端视乎中国境内的稳定性。不过,他再三重覆战争是可以及应该避免的,它只会令生灵涂炭!【越战,六四,侦察兵】

2012年8月10日 星期五

【私密档案】揭秘〝六四〞军队的调动和投入规模

 

中共当局为了镇压1989年学生运动,军队调动和投入的规模,远远超过了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也超过了1979年的中越边境战争,堪与1950年代的韩战媲美。就军队调动和投入的规模而言,这几乎是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只是这场战争没有武装的对手,所谓的对手只是和平请愿的学生和民众,他们绝大多数人手无寸铁,少数人手中的所谓〝武器〞,也仅仅只是石头、砖块、棍棒而已,根本无法与解放军戒严部队所拥有的步枪、冲锋枪、机枪相抗衡,更不要说装甲车、坦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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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空降兵部队(网路图片)

中共当局和邓小平、杨尚昆等人确实也是完全按照战争时期的方式来行事的,从军队的调动到进军路线的安排,从通信联络方式,到启用部队临时代号,等等。
〝六四〞血腥镇压事件发生之初,人们只注意到陆军第38集团军、陆军第27集团军等部队参与了血腥镇压行动,后来又发现空降兵第15军等部队也参与了。直到发现参与血腥镇压行动的部队竟然包括了14个陆军集团军、1个空降兵军,以及北京军区炮兵第14师、北京卫戍区警卫第1师和警卫第3师、天津警备区坦克第1师、武装警察部队北京市总队,不能不惊叹这场镇压行动的规模。其实,时至今日人们所看到的还不是全貌,由邓小平拍板决定、杨尚昆具体执行、中央军委主导的〝六四〞血腥镇压行动,军队调动和投入的内幕尚未完全揭示,笔者虽然多年来一直在搜集资料,但手头的资料仍然极其有限,目前只能根据现有的资料做一些研究分析。
在中央军委的主导下,解放军的三大总部全力投入,基本的分工是,总参谋部负责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军事行动,总政治部负责解放军戒严部队的政治动员和宣传,总后勤部负责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后勤保障。
在当时解放军的七个大军区中,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济南军区和南京军区奉命调动野战军主力部队进京,北京军区几乎是倾巢而出,属下的六个陆军集团军全部出动。其他三个大军区(兰州军区、武汉军区、广州军区)的部队虽然没有进京,但也奉命进入了战备状态,随时准备投入。
当时北京军区的司令员是周衣冰中将,政治委员是刘振华上将,副司令员是阎同茂中将、李来柱中将、齐连运少将和刘玉堤空军中将,副政治委员是陈培民中将,参谋长是邹玉琪少将,副参谋长是黄云桥少将和沈贻焱少将,政治部主任是张工少将,政治部副主任是刘存康少将和徐寿增少将,军事检察院检察长是李辉少将,后勤部部长是徐效武少将,后勤部政治委员是江修惠少将,后勤部副部长是李文健少将和李中仁少将,后勤部副政治委员是黄继述少将,后勤第6分部政治委员是阎福祥少将。
当时沈阳军区的司令员是刘精松中将,政治委员是宋克达中将,副司令员是朱敦法中将、石宝源少将和曹双明空军中将,副政治委员是李文卿中将,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是高克中将,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是王清涛少将(兼)和赵万福少将,参谋长是李海波中将,副参谋长是杨国屏少将和杨永春少将,政治部主任是戴学江少将,政治部副主任是白文仲少将和蔡公杰少将,后勤部部长是王吉人少将,后勤部副部长是芦光祖少将和唐作厚少将,后勤部参谋长是时根兴少将,后勤第4分部政治委员是修希德少将。
当时济南军区的司令员是李九龙中将,政治委员是宋清渭中将,副司令员是固辉中将、张志坚少将、马伟志中将、马辛春海军中将和林基贵空军中将,副政治委员是曹芃生少将,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是徐春阳中将,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是孙凯少将,办公室主任是郭文玕少将,参谋长是马伟志中将(兼),副参谋长是杨希振少将和郝保庆少将,政治部主任是姜福堂少将,政治部副主任是蔡仁山少将和袁守芳少将,后勤部部长是张宗林少将,后勤部政治委员是刘国福少将,后勤部副部长是王传武少将、何其祥少将和王宝书少将,后勤部副政治委员是王成山少将,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是张明山少将,后勤第9分部政治委员是赵孝起少将。
当时南京军区的司令员是向守志上将,政治委员是傅奎清中将,副司令员是郭涛中将、王成斌中将、聂奎聚海军中将和姜玉田空军中将,副政治委员是史玉孝中将,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是张明中将,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是王永明少将(兼),参谋长是刘伦贤少将,副参谋长是郑炳清少将,政治部主任是于永波中将,政治部副主任是王永明少将和洪家德少将,后勤部部长是王太岚少将,后勤部政治委员是韦宇少将,后勤部副部长是赵振绪少将和刘礼贵少将。
为了统一指挥奉命进京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在中央军委的主导下设立了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由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刘华清担任总指挥,中央军委委员、解放军总参谋长迟浩田和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担任副总指挥。
奉中央军委之命,北京军区、济南军区、沈阳军区和南京军区各自专门成立了以一位军区副司令员和一位军区副政治委员为首组成的戒严指挥部(组),随同执行北京戒严任务的部队进京,实施战争时期的所谓〝靠前指挥〞。目前搜集到的资料显示,北京军区戒严指挥部(组)由军区副司令员齐连运少将、军区副政治委员陈培民中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刘存康少将、军区训练部王部长等人率领,济南军区戒严指挥部(组)由军区副司令员固辉中将等人率领,沈阳军区戒严指挥部(组)由军区副司令员朱敦法中将、军区后勤部副部长芦光祖少将等人率领,南京军区戒严指挥部(组)由军区副司令员郭涛中将、军区副政治委员史玉孝中将等人率领。
进京部队的军、师一级,也都按照战争时期的规定和惯例,设立了前进指挥部、基本指挥部和后方指挥部。
负责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事行动的解放军总参谋部,其属下的各兵种、各部门全力动员。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兵部会同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的通信部门,负责解放军戒严部队的通信联络工作。李云生少将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兵部部长。
解放军总参谋部陆军航空兵部负责解放军戒严部队的运输交通,在北京市区地面交通受到学生和市民阻断的情况下,动用军用直升机为解放军戒严部队运送军用装备物资,解决紧急交通问题,空降兵第15军副军长左印生等解放军戒严部队的高级军官到上级机关接受任务,来回都是乘坐军用直升机。
解放军总参谋部测绘总局紧急为解放军戒严部队提供北京市区军事地图。1989年6月1日,测绘总局地图供应办公室正在值班的参谋梁策少校接到一个紧急电话:〝我是戒严部队前指(前进指挥部),我们奉命即将开进天安门广场,一天后急需大比例尺北京市区及近郊图。〞按常规作业,这样一张图需要2个月时间,而眼下一天之内就要限期交付。测绘总局局长崔世芳少将表示:目前,我们的党和国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各个工序的测绘官兵都要听从指挥,鼎力相助,尽力尽责,一拼到底!副局长孙秀文少将表示:解放军戒严部队从北京城的各个路口推进的目标是天安门广场,我们就是不吃饭、不睡觉也要保质保量按时绘制出以天安门广场为坐标中心的北京市区地图及近郊地图。副局长张振干大校作了具体分工。
在测绘总局紧急工作会议上,与会的测量制印处处长俞兆祥、办公室主任穆朝义、地图供应处处长何水强、参谋郑玉贤、董文俊、王小同、梁策等人纷纷提出见解,一种快速制印的决策终于形成:第一,分割法。把原来的一大幅北京市区图中的4个平幅图分割成18块,可由18人同时分头绘制。第二,取舍法。把地图内诸如山区、丘陵等地貌舍去,突出诸如居民地、道路、桥梁等地物,以便于解放军戒严部队一目了然地从图上找到快速挺进的路线。第三,减色法。将原有6种颜色的地图内容合并为4种颜色,可由4色印刷机一次印成,减少一次套印,提高速度一倍。就这样,6月2日清晨,地图付印完毕,由第3图库助理员韩百民押运到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注释1】
解放军总后勤部为了提高后勤保障的效率,打破惯例,越过大军区一级,直接将军用物资发放到各进京部队。
为了加强保密,解放军戒严部队一律按照战争时期的规定,舍弃原来的部队代号,临时启用新的部队代号。临时部队代号的启用,导致许多在开进中失散的官兵无法找到自己的部队,因为就连负责通信联络的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台、北京卫戍区通信台的接线员,一时之间都无法弄清楚临时部队代号与原来部队代号的对应关系。
在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展开之前,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特意成立了前进指挥部和清场指挥部。前进指挥部设立在西长安街上的军事博物馆。清场指挥部设立在紧邻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由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副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刘振华等人坐镇指挥。
在北京戒严这场超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解放军海陆空三军唯一没有参与的就是海军。海军并不是无兵可调,除了水面舰艇部队和航空兵,当时拥有两个海军陆战旅。海军陆战旅与空军的空降兵第15军一样,属于解放军最精锐的特种部队,平常轻易不会动用。问题是,既然连空降兵第15军都已被调动,为什么仍然不动用海军陆战旅?
有人说,海军不被信任,所以没有调动海军部队进京。晓冲在题为《〝五.一九〞戒严的几件事》、刊登在香港《解放》月刊1989年10月号的文章中,引用了一位解放军高级军官对他亲口所讲的一段话:〝当时海军上层军官一致反对戒严。而且海军官兵文化层次高,见多识广,不会盲从。当时杨尚昆他们认为海军非常不稳,海军总部被派去的陆军看守,故有陆军接管了海军之说。〞
晓冲的这个说法需要旁证,目前见不到有关海军将领因为反对北京戒严而遭处理的资料。
当时海军的司令员是张连忠海军中将,政治委员是李耀文海军上将,副司令员是李景海军中将、张序三海军中将、陈明山海军中将和邢永宁海军中将,副政治委员是魏金山海军中将,司令部参谋长是张序三海军中将(兼),副参谋长是石天定海军少将、王祖尧海军少将和张予三海军少将,政治部主任是佟国荣海军中将,政治部副主任是杜果海军少将、周坤仁海军少将和郝万明海军少将。
当时的空军司令员是王海空军上将,政治委员是朱光空军中将。
【注释1】参见《坐标中心,在天安门广场》一文,作者:少校参谋梁策,见于《戒严一日》一书下集第17页。
原标题:六四:一场没有武装对手的战争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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