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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24日 星期六

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揭秘“六四”军队调动规模

 

《1989天安门事件二十周年祭》之八

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揭秘“六四”军队调动规模

一场没有武装对手的战争

【纪元2012年09月09日讯】1989年中共当局为了镇压学生运动,军队调动和投入的规模,远远超过了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也超过了1979年的中越边境战争,堪与1950年代的抗美援朝战争(西方称“韩战”)媲美。就军队调动和投入的规模而言,这几乎是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只是这场战争没有武装的对手,所谓的对手只是和平请愿的学生和民众,他们绝大多数人手无寸铁,少数人手中的所谓“武器”,也仅仅只是石头、砖块、棍棒而已,根本无法与解放军戒严部队所拥有的步枪、冲锋枪、机枪相抗衡,更不要说装甲车、坦克了。中共当局和邓小平、杨尚昆等人确实也是完全按照战争时期的方式来行事的,从军队的调动到进军路线的安排,从通信联络方式,到启用部队临时代号等等。

“六四”血腥镇压事件发生之初,人们只注意到陆军第38集团军、陆军第27集团军等部队参与了血腥镇压行动,后来又发现空降兵第15军等部队也参与了。直到发现参与血腥镇压行动的部队竟然包括了14个陆军集团军、1个空降兵军,以及北京军区炮兵第14师、北京卫戍区警卫第1师和警卫第3师、天津警备区坦克第1师、武装警察部队北京市总队,不能不惊叹这场镇压行动的规模。

其实,时至今日人们所看到的还不是全貌,由邓小平拍板决定、杨尚昆具体执行、中央军委主导的“六四”血腥镇压行动,军队调动和投入的内幕尚未完全揭示。笔者虽然多年来一直在搜集资料,但手头的资料仍然极其有限,目前只能根据现有的资料做一些研究分析。

在中央军委的主导下,解放军的三大总部全力投入,基本的分工是,总参谋部负责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军事行动,总政治部负责解放军戒严部队的政治动员和宣传,总后勤部负责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后勤保障。

在当时解放军的七个大军区中,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济南军区和南京军区奉命调动野战军主力部队进京,北京军区几乎是倾巢而出,属下的六个陆军集团军全部出动。其他三个大军区(兰州军区、武汉军区、广州军区)的部队虽然没有进京,但也奉命进入了战备状态,随时准备投入。

当时北京军区的司令员是周衣冰中将,政治委员是刘振华上将,副司令员是阎同茂中将、李来柱中将、齐连运少将和刘玉堤空军中将,副政治委员是陈培民中将,参谋长是邹玉琪少将,副参谋长是黄云桥少将和沈贻焱少将,政治部主任是张工少将,政治部副主任是刘存康少将和徐寿增少将,军事检察院检察长是李辉少将,后勤部部长是徐效武少将,后勤部政治委员是江修惠少将,后勤部副部长是李文健少将和李中仁少将,后勤部副政治委员是黄继述少将,后勤第6分部政治委员是阎福祥少将。

当时沈阳军区的司令员是刘精松中将,政治委员是宋克达中将,副司令员是朱敦法中将、石宝源少将和曹双明空军中将,副政治委员是李文卿中将,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是高克中将,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是王清涛少将(兼)和赵万福少将,参谋长是李海波中将,副参谋长是杨国屏少将和杨永春少将,政治部主任是戴学江少将,政治部副主任是白文仲少将和蔡公杰少将,后勤部部长是王吉人少将,后勤部副部长是芦光祖少将和唐作厚少将,后勤部参谋长是时根兴少将,后勤第4分部政治委员是修希德少将。

当时济南军区的司令员是李九龙中将,政治委员是宋清渭中将,副司令员是固辉中将、张志坚少将、马伟志中将、马辛春海军中将和林基贵空军中将,副政治委员是曹芃生少将,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是徐春阳中将,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是孙凯少将,办公室主任是郭文(王干)少将,参谋长是马伟志中将(兼),副参谋长是杨希振少将和郝保庆少将,政治部主任是姜福堂少将,政治部副主任是蔡仁山少将和袁守芳少将,后勤部部长是张宗林少将,后勤部政治委员是刘国福少将,后勤部副部长是王传武少将、何其祥少将和王宝书少将,后勤部副政治委员是王成山少将,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是张明山少将,后勤第9分部政治委员是赵孝起少将。

当时南京军区的司令员是向守志上将,政治委员是傅奎清中将,副司令员是郭涛中将、王成斌中将、聂奎聚海军中将和姜玉田空军中将,副政治委员是史玉孝中将,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是张明中将,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是王永明少将(兼),参谋长是刘伦贤少将,副参谋长是郑炳清少将,政治部主任是于永波中将,政治部副主任是王永明少将和洪家德少将,后勤部部长是王太岚少将,后勤部政治委员是韦宇少将,后勤部副部长是赵振绪少将和刘礼贵少将。

为了统一指挥奉命进京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在中央军委的主导下设立了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由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刘华清担任总指挥,中央军委委员、解放军总参谋长迟浩田和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担任副总指挥。

奉中央军委之命,北京军区、济南军区、沈阳军区和南京军区各自专门成立了以一位军区副司令员和一位军区副政治委员为首组成的戒严指挥部(组),随同执行北京戒严任务的部队进京,实施战争时期的所谓“靠前指挥”。目前搜集到的资料显示,北京军区戒严指挥部(组)由军区副司令员齐连运少将、军区副政治委员陈培民中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刘存康少将、军区训练部王部长等人率领,济南军区戒严指挥部(组)由军区副司令员固辉中将等人率领,沈阳军区戒严指挥部(组)由军区副司令员朱敦法中将、军区后勤部副部长芦光祖少将等人率领,南京军区戒严指挥部(组)由军区副司令员郭涛中将、军区副政治委员史玉孝中将等人率领。

进京部队的军、师一级,也都按照战争时期的规定和惯例,设立了前进指挥部、基本指挥部和后方指挥部。负责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事行动的解放军总参谋部,其属下的各兵种、各部门全力动员。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兵部会同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的通信部门,负责解放军戒严部队的通信联络工作。李云生少将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兵部部长。

解放军总参谋部陆军航空兵部负责解放军戒严部队的运输交通,在北京市区地面交通受到学生和市民阻断的情况下,动用军用直升机为解放军戒严部队运送军用装备物资,解决紧急交通问题,空降兵第15军副军长左印生等解放军戒严部队的高级军官到上级机关接受任务,来回都是乘坐军用直升机。

解放军总参谋部测绘总局紧急为解放军戒严部队提供北京市区军事地图。1989年6月1日,测绘总局地图供应办公室正在值班的参谋梁策少校接到一个紧急电话:“我是戒严部队前指(前进指挥部),我们奉命即将开进天安门广场,一天后急需大比例尺北京市区及近郊图。”按常规作业,这样一张图需要2个月时间,而眼下一天之内就要限期交付。测绘总局局长崔世芳少将表示:目前,我们的党和国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各个工序的测绘官兵都要听从指挥,鼎力相助,尽力尽责,一拼到底!副局长孙秀文少将表示:解放军戒严部队从北京城的各个路口推进的目标是天安门广场,我们就是不吃饭、不睡觉也要保质保量按时绘制出以天安门广场为座标中心的北京市区地图及近郊地图。副局长张振干大校作了具体分工。

在测绘总局紧急工作会议上,与会的测量制印处处长俞兆祥、办公室主任穆朝义、地图供应处处长何水强、参谋郑玉贤、董文俊、王小同、梁策等人纷纷提出见解,一种快速制印的决策终于形成:第一,分割法。把原来的一大幅北京市区图中的4个平幅图分割成18块,可由18人同时分头绘制。第二,取舍法。把地图内诸如山区、丘陵等地貌舍去,突出诸如居民地、道路、桥梁等地物,以便于解放军戒严部队一目了然地从图上找到快速挺进的路线。第三,减色法。将原有6种颜色的地图内容合并为4种颜色,可由4色印刷机一次印成,减少一次套印,提高速度一倍。就这样,6月2日清晨,地图付印完毕,由第3图库助理员韩百民押运到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参见《座标中心,在天安门广场》一文,作者:少校参谋梁策,见于《戒严一日》一书下集第17页)。

解放军总后勤部为了提高后勤保障的效率,打破惯例,越过大军区一级,直接将军用物资发放到各进京部队。

为了加强保密,解放军戒严部队一律按照战争时期的规定,舍弃原来的部队代号,临时启用新的部队代号。临时部队代号的启用,导致许多在开进中失散的官兵无法找到自己的部队,因为就连负责通信联络的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台、北京卫戍区通信台的接线员,一时之间都无法弄清楚临时部队代号与原来部队代号的对应关系。

在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展开之前,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特意成立了前进指挥部和清场指挥部。前进指挥部设立在西长安街上的军事博物馆。清场指挥部设立在紧邻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由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副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刘振华等人坐镇指挥。

在北京戒严这场超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解放军海陆空三军唯一没有参与的就是海军。海军并不是无兵可调,除了水面舰艇部队和航空兵,当时拥有两个海军陆战旅。海军陆战旅与空军的空降兵第15军一样,属于解放军最精锐的特种部队,平常轻易不会动用。问题是,既然连空降兵第15军都已被调动,为什么仍然不动用海军陆战旅?有人说,海军不被信任,所以没有调动海军部队进京。晓冲在题为《“五•一九”戒严的几件事》(刊登在香港《解放》月刊1989年10月号)的文章中,引用了一位解放军高级军官对他亲口所讲的一段话:“当时海军上层军官一致反对戒严。而且海军官兵文化层次高,见多识广,不会盲从。当时杨尚昆他们认为海军非常不稳,海军总部被派去的陆军看守,故有陆军接管了海军之说。”晓冲的这个说法需要旁证,目前见不到有关海军将领因为反对北京戒严而遭处理的资料。

当时海军的司令员是张连忠海军中将,政治委员是李耀文海军上将,副司令员是李景海军中将、张序三海军中将、陈明山海军中将和邢永宁海军中将,副政治委员是魏金山海军中将,司令部参谋长是张序三海军中将(兼),副参谋长是石天定海军少将、王祖尧海军少将和张予三海军少将,政治部主任是佟国荣海军中将,政治部副主任是杜果海军少将、周坤仁海军少将和郝万明海军少将。当时的空军司令员是王海空军上将,政治委员是朱光空军中将。

——转载自《中国人权双周刊》

(责任编辑:谢东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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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六四拒屠杀 28军被中共消声匿迹

 

图:此照片为1989年夏244团北京戒严时,28集团军政委张明春(前排左三)在师政委俞深盛(前排左二)的陪同下,与部分团领导合影。前排左一:团政委任宗刚;前排左四:团长彭照杉。后排由左至右依次为:二营营长徐福利;干部科长王国志;一营政教张立桂;干部股长田学东;参谋长牛正道;一营营长姚立华;政治处副主任赵贵春;干部处干事李敏。(网络图片)

【史海】六四拒屠杀 28军被中共消声匿迹

文:吴仁华

【2012年11月23日讯】一九八九年北京戒严时,第二十八集团军隶属北京军区,军部驻地在山西省大同市,部队代号是五一三六一。何燕然少将任军长,张明春少将任军政委,杜东海少将任副军长,杨惠川大校任军副政委,邱金凯大校任军参谋长,苏云大校任军政治部主任。

第二十八集团军是首批奉命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但在中国官方有关“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宣传资料中,该集团军不见踪影,被中共当局和邓小平,杨尚昆等人视为表现最差的一支部队。该集团军没有所属部队被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或记功,也没有官兵成为“共和国卫士”。

一、受阻于木樨地桥头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八日,第二十八集团军接到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预先号令。军长何燕然,军政委张明春,军参谋长邱金凯等人组成集团军前进指挥部,率领进京部队。翌日,该集团军进京部队全副武装,乘坐装甲车,军用卡车,吉普车,沿京原公路(北京市──太原市)向北京开进。

六月三日,第二十八集团军接到戒严指挥部命令:部队立即向天安门广场开进,参加清场行动当天傍晚,在军长何燕然,军政委张明春率领下,全体官兵全副武装乘车从北京市延庆县临时驻地出发,向北京城开进。一路上不断受到民众的强力阻拦,开进艰难,行动迟缓,没能按预定时间进入北京城。

六月四日清晨,部队车队才进入北京城,沿西长安街向广场进发。这时,广场清场行动已结束。由于第三十八集团军于六月三日夜晚至六月四日凌晨在西长安街大开杀戒,加上坦克师刚在六部口制造了追轧学生撤离队伍惨案,数万愤怒的民众聚集在西长安街上抗议,源源不断地有民众闻讯赶来声援。

第二十八集团军车队抵达西长安街木樨地一带,时间大约是六月四日清晨七点钟,正遇上抗议高潮,男女老少悲愤不已,部队车队陷于人海之中,停滞不前。

西长安街上血腥镇压后的景象令官兵们感到震惊,处处可见路障,但大都已被坦克,装甲车轧扁,或被冲撞得东倒西歪;焚烧过后的公共汽车残骸四处分布,砖石碎块遍地;道路两边的楼房墙上弹孔累累,地铁站的玻璃上也有许多弹孔,不少玻璃碎裂了。

第二十八集团军先头团的车辆受阻于木樨地桥头西侧地段,起初曾经试图突围,但未成功。清晨七点钟过后,开始有愤怒的民众焚烧装甲车,几辆装甲车被点燃。一群民众爬上一辆装甲车,揭开盖子,叫车内的官兵出来,但官兵不肯听从,十几个民众将官兵一一拽出来,另有一些民众拥上去殴打,官兵拚命逃跑,一些民众紧追不放。

在场学生站出来阻拦,高喊:“不要打不能打!”并与一些市民组成警戒线,形成一个“保护圈”,让官兵们集中坐在其中,这些学生和市民一面阻止人们殴打官兵,一面向官兵讲述发生屠杀情景,惊魂甫定的官兵默默倾听学生和市民的悲愤叙述听着听着,有的官兵终于忍不住插话说:“真想不到是这样,真是太惨了!”

其他装甲车,军用卡车上的官兵基本上没挨打,一些官兵下车后很快进入了学生和市民自动形成的“保护圈”。很多枪支落到了民众手里,卸掉子弹夹后交给在场的学生,学生又还给“保护圈”中的官兵。

围堵的民众数不胜数,庞大的部队车队虽然延续好几里地,但仍陷入人海之中。民众不分男女老少,将每一辆军车团团围住,纷纷叙述军队屠杀情景,许多人泣不成声。一开始,官兵们大多不相信发生屠杀,强调“人民军队绝不会向人民群众开枪”。于是,一些年轻人跑到附近的复兴医院,高喊着:“要血衣,要血衣,二十八军官兵不相信军队会向群众开枪。”复兴医院是收留死伤者最多的医院之一,医院从里到外,血迹斑斑。

二、整个部队失去控制

人们将从复兴医院拿到的血衣展示给官兵们看,血的事实震撼了整个二十八集团军,军心涣散,许多士兵气愤地撕掉领章,扯下帽徽,有士兵把枪支扔进护城河。靠近木樨地立交桥有七,八十辆军车,官兵全都下了车,弃车而不顾,倾听民众述说,整个部队失去控制。

上午十点钟左右,愤怒的民众又开始焚烧装甲车和军用卡车,官兵们不但不予以制止,甚至有官兵主动传授快速点燃装甲车的方法。被点燃的装甲车,军用卡车越来越多,一时间,从木樨地到军事博物馆的路段上火光熊熊。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共被烧毁了七十四辆军车,包括三十一辆装甲车和二辆通讯电台车,是军车被烧最多的一支戒严部队。

约中午十二点三十分,戒严部队指挥部总指挥刘华清指令空军司令员王海派遣一架军用直升机,飞到木樨地至军事博物馆路段上空,用高音喇叭向停滞不前的第二十八集团军部队呼喊:“军委首长有令,军队不能受阻,受阻坚决反击!”

这实际上是在下达开枪命令。军用直升机盘旋不去,重复广播中央军委命令,但第二十八集团军部队置之不理,没有再前进一步。民众与官兵相处得越来越友好,交换了许多情况,一些官兵打开枪膛给民众看,里面没有子弹。不少民众主动给官兵送来了食物和饮料。

到了下午五点钟,第二十八集团军部队全部撤走了,有一部份撤入了附近的军事博物馆。在所有的戒严部队中,第二十八集团军是唯一一支成建制没有抵达上级所指定的戒严执勤位置的部队。

三、消极抗命:集体承担责任

第二十八集团军是在军长何燕然,军政委张明春带领下消极抗命的。“六四”事件后,中共当局对第二十八集团军进行了历时半年的清查整顿。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军一级指挥官均被调离野战军部队,何燕然降职调任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张明春降职调任吉林省军区副政委,参谋长邱金凯调任贵州省军区参谋长。

相较于第三十八集团军军长徐勤先,何燕然等人所受处分显然较轻,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徐勤先是以“抗拒执行命令”的罪名处罚,何燕然等人则是以“执行命令不力”的理由处分;其二,徐勤先独自承担责任,第三十八集团军无人与他分担责任,何燕然等人则是集体承担责任,整个集团军领导层扛起责任,无人推卸责任。

目前所知,在清查整顿过程中表现不佳的军、师级军官只有步兵第八十二师师长林尊龙,后来升任第二十七集团军参谋长。

(来源:动向杂志;责任编辑:郗古韵)

【史海】六四拒屠杀 28军被中共消声匿迹 - 纪元

2012年11月22日 星期四

【史海】6.4戒严部队开枪清场之后的暴行

 

解放军戒严部队在执行天安门广场清场过程中开枪杀人,动用坦克、装甲车碾轧的暴行,大都已经为外界所知,但是,解放军戒严部队在完成天安门广场清场任务以后的暴行,还不太为外界所知,也很少有研究者注意到这一问题。

在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结束之后,各解放军戒严部队分头进驻北京市公安局各公安分局、公安派出所,主导抓捕“暴徒”、“动乱分子”和“非法组织成员”的工作。抓捕“暴徒”、“动乱分子”和“非法组织成员”,成了解放军戒严部队的一项主要任务。

中共当局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不信任北京市的公安警察,他们了解情况,普遍同情学生运动,完全依靠他们,不可能达到“斩草除根”的目的;另一方面是为了满足解放军戒严部队官兵泄愤报复的心理需求,并为他们提供立功受奖的机会。

各解放军戒严部队官兵在抓捕“暴徒”、“动乱分子”和“非法组织成员”的过程中,普遍存在滥用暴力的情况,对被捕者不分青红皂白地用枪托、木棒予以毒打,导致不少被捕者死亡或伤残。

1989年6月4日,也就是在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刚刚结束的时候,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已经开始对被捕的民众施行暴行,大量在清场前后被捕的民众在天安门广场、劳动人民文化宫遭到毒打,许多人受伤致残,山西大学电脑系学生高旭就是其中之一。1989年6月4日清晨5点30分过后,高旭本来已经随着学生队伍一起撤离了天安门广场,但由于有一个同学遗留了照相机,他于是自告奋勇返回去取,结果遭到解放军戒严部队的拘捕。高旭同其他被拘捕的八个人,全都被紧紧地捆绑在人民大会堂东大门外的柱子上。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军人用枪托没头没脑地砸他们,用点燃的烟头烫他们,把他们当成了泄愤的靶子。之后,他们被转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关押,进去的时候每个人又遭受了一顿“杀威棒”,全都被打得昏死过去,用冷水浇醒后继续再打。残酷的摧残,使得高旭遗留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一只眼睛几乎失明,脑部时时出现绞痛,每天都要靠服用止痛药度日。(注释1)

1989年9、10月间,笔者在北京暗地调查被捕者情况,了解到不少被捕者遭到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毒打的案例。在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分局,进驻的第24集团军部队军人,将10多名被捕的北京体育学院(现为北京体育大学)学生视为“暴徒”,吊起来毒打,打得他们伤痕累累。北京体育学院的学生身强力壮,许多人在学生运动期间担任特别纠察任务,或作为学生领袖的“贴身保镖”。

在中国官方的宣传资料中,可以见到大量有关解放军戒严部队抓捕“暴徒”、“动乱分子”和“非法组织成员”的“赫赫成果”,随手就可以举出许多例子。

第40集团军步兵第118师“为了除恶务尽,确保首都的长治久安,他们又投入了一场新的战斗——配合公安机关抓暴徒。抓获动暴乱分子和进行打、砸、抢、烧、杀及流氓犯罪活动的暴徒531名。”(注释2)

第39集团军步兵第116师第347团特务连,在短短数天内抓获“暴徒”73人。

第65集团军步兵第193师于1989年6月中旬撤离天安门广场,进驻北京市海淀区,除了执行戒严执勤任务之外,全师官兵多次配合北京市海淀区公安部门追捕“暴徒”和“非法组织”成员,共同抓获了131名“暴徒”。

第24集团军步兵第70师步兵第208团于1989年6月中旬调防到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配合公安机关抓获“暴徒”、“动乱分子”和“非法组织成员”256名,缴获一批枪支弹药。守备第7旅从1989年6月11日到7月底,抓捕“暴徒”79名。

北京军区炮兵第14师配合北京市公安人员设卡盘查,9次派出应急分队端“黑窝”,共抓获、收审非法组织骨干、打砸抢分子62人;查获携带反动宣传品、军用物资、凶器、子弹等非法分子1,106人;收缴反革命传单、录像带等25,000余份,军用品、凶器、枪弹358件。

第65集团军步兵第193师步兵第579团组成搜捕队,第2营营长刘阁云担任搜捕队队长,十二次出动擒拿“暴徒”,刘阁云事后获“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

第26集团军步兵第138师步兵第412团于1989年6月5日组成防暴突击队,由第2营第5连连长袁荣华上尉担任队长,袁荣华在传达团指挥官的指示精神时说:“同志们,上级赋予我连担任团的防暴突击队,配合永外派出所开展抓暴徒、端黑窝的斗争。这是团党委对我连的高度信任。同志们,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虽然取得了初步胜利,但是,一小撮暴徒贼心不死,我们要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精神,斩草除根,坚决把他们消灭干净,为保卫共和国再立新功!”全连官兵听说要抓暴徒,群情激昂,人人摩拳擦掌,决心大干一场。在以后的10多天,袁荣华带领20名防暴队员,夜行昼宿,配合永外派出所抓获暴徒82名。(注释3)

第54集团军步兵第127师步兵第380团在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结束后,奉命进驻天坛公园部署,配合公安部门广泛开展“抓暴徒、端黑窝”行动,狠狠打击隐蔽起来的“暴徒”和“反动组织成员”,彻底平息反革命暴乱。

从上述资料可见,在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结束以后,解放军戒严部队分头进驻北京市各地,名义上是配合北京市公安部门工作,实际上是监督北京市公安部门,主导主导抓捕“暴徒”、“动乱分子”和“非法组织成员”的工作。

在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结束以后展开的大搜捕行动,有大批的民众被捕,由于解放军戒严部队官兵主导抓捕工作,滥捕、毒打事件层出不穷,由解放军戒严部队移交给公安部门处理的被捕者,许多人伤痕累累,有的伤势很重。这种情况,连北京市公安部门都看不下去了,向上级反映情况,甚至表示,情况如果没有改善,不再接收解放军戒严部队移交的被捕者。

中共当局在六四血腥镇压事件后曾设立检举电话、信箱,鼓励人们检举“暴徒”、“动乱分子”和“非法组织成员”,许多不满血腥镇压行动的北京民众,藉机将支持血腥镇压行动的人作为“暴徒”、“动乱分子”予以检举。这些人一落入不分青红皂白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官兵手中,照例先遭受一顿毒打,等到有机会张口分辨,早已是伤痕累累。

(注释1)参见尹进题为《六四凡人小事——记山西八九民运小人物》的文章,刊载于美国网络中文杂志《华夏文摘》文库。

(注释2)参见《“虎师”重返京华路——记荣立集体二等功的某师》,刊载于《共和国卫士——首都戒严部队英雄模范事迹汇编》一书。

(注释3)参见《子夜雄歌——记获“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的某部连长袁荣华》一文,刊载于《共和国卫士——首都戒严部队英雄模范事迹汇编》一书。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作者:吴仁华;责任编辑:李文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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