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頁

2012年5月31日 星期四

亲历六四屠城 共军扫射民众全打死 民捉排长吊死他

 

亲历六四屠城 共军扫射民众全打死 民捉排长吊死他

——国难二十三年前 我亲历的北京六三之夜、六四之晨

 作者:孙乃修   

/life/data/uploadfile/201206/20120616070930885.jpg

一九八九年北京大屠杀,是专制者的大罪恶,人民的大不幸,中国的大灾难。

二十三年前那个血光之夜、死难之晨,一滩滩殷红鲜血、一具具烈士遗体,彻夜机枪子弹呼啸、整日武装直升机飞旋,织成满城地狱般恐怖、中国当代史最黑暗的一夜、中华民族最悲愤的时刻,永远镌刻在记忆中,像一条云气蒸腾、浩荡无涯的长河大江,时时在心灵深处呼喊、绝叫、汹涌、澎湃。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为民族这场大灾难、大耻辱、大悲愤而深感沉痛和愤怒;作为一个学者,我为自己没有深居书斋而是成为这场当代最大历史悲剧的见证者而感到一丝安慰;作为一个关切民族苦难和文化进步的思想者,我为自己没有死难于斯而自责(我深刻理解中国当代英雄王维林只身阻挡坦克群那种震撼世界的英勇行动和崇高人格,这是中国人民最伟大的人格化身,它将激励当代中国人民奋不顾身地与专制和邪恶战斗、争取每个公民的人权、自由和尊严)。

一九八九年四月,当我在研究所(在东长安街建国门)得知胡耀邦辞世后北京知识界发起政治倡议、大学生到天安门举行政治抗议时,我立刻走出书斋。我始终认为,要求政治民主、思想自由和人的尊严是当代中国人民应当首先从事的最高贵、最激动人心的事业,这是使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的第一事业;与此相比,任何学术研究、企业事业、“经济改革”、“体制改革”等等,都是苍白的、苟且的、虚假的、自欺欺人的。当一份由北京知识界人士发起的联署提出一系列政治改革的倡议书摆在我的研究室书桌上时,我立刻签名。那是心灵的鲜花郁郁葱葱的春天,那是当代中国最可爱的时刻,我每日必去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否则心灵一刻也不能安宁。我要做当代历史的见证人,用镜头记录当代历史最伟大的时刻。

五月十九日夜北京当局在一个秘密据点宣布戒严,全城立刻愤怒而沸腾。数百万市民和大学生立即行动,在北京街头和通向城内的各个街口要道实施警戒和封锁,阻挡满载士兵的军车和装甲车进城,所有地铁进出口都被市民堵死。北京城日夜处于风声鹤唳中,各种政治传闻、军事异动消息不断飞来。一场大规模屠城的血雨腥风日夜迫近,压抑在热切渴望民主自由的北京人民心头。

英雄的北京人民和大学生成功地阻挡了从四面开来的几十万全副武装的野战军、装甲车队、坦克车队,将他们的先头部队团团围困,使之不能进城执行戒严命令。即使化整为零、身穿便衣的士兵在深夜偷偷进城,也被高度警惕的北京人民立即发现。北京市民和大学生对受骗调来执行戒严命令的战士和军官们晓以事实、动以情感的真诚友好态度,感化了这些年轻军人,使他们知道这一事实:人民要求民主、反对腐败,北京秩序良好、没有动乱,何须野战军荷枪实弹、进城戒严?宣布戒严两周,军队迟迟不能进城。专制屠夫们的政变阴谋和镇压计划濒临流产。中国的命运在这光明与黑暗对峙关头,显示出人民胜利的极大希望和曙光。

六月三日夜晚,局面突变,屠夫困兽终于下手,对手无寸铁的北京民众和大学生大举屠杀。

这天夜晚,我在天安门广场。广场大概有二十多万人。广场中央和纪念碑一带,由大学生占据,广场四周灯光幽暗,人影穿梭不断,传说军队今晚要动手。这样的消息每晚都有,随着时间的推迟,这种消息愈来愈增真切性。大约夜晚十点钟,广场大学生的高音喇叭悲愤地紧急宣告:军队在木樨地(复兴门外大街)开枪,多人当场死亡,军人使用的不是橡皮子弹,而是真枪实弹,是有爆炸性的子母弹!

这是撕裂人心的消息。整个广场立刻动荡起来。人们立即开始抵抗行动,移动交通隔离栅栏,寻找各种砖石棍棒用以自卫。有的人立即赶去木樨地,支援第一线抗争。

大约十点二十分,广场喇叭宣告:受伤者的血衣已到广场。喇叭里传出木樨地的密集枪声。

我坐在天安门前的地下通道口台阶边,与身边的一位北师大地理系的女学生谈论这场民主运动,她同情民主运动,惊恐于当局竟如此残忍对待人民。

子夜零点一分,不知从哪里突然钻出两辆坦克装甲车,以最大速度围绕着广场四周疯狂驰骋三圈。在手无寸铁的人民面前,它们驰骋得那么无耻。这显然是在呼应以人民的鲜血开路的西路军向天安门进军。

广场上的紧张度顷刻又升了一级。人们纷纷移动水泥铁栅路障,把砖石抛向飞驰中的坦克装甲车。我要去找锁在隔离栅栏上的自行车,匆匆离开时,我告诉那位女学生:如果军队开到,注意不要受伤,如果来不及走开,可以到这地下通道躲避枪弹。

几天后,我非常挂念她的安全,不知她是否死难于广场,我为自己这番话而深感自责:一、当时对人的邪恶性估计得还不够彻底,以为军队不会对躲避在地下通道的民众开枪;二、后来听到消息说,军队对躲在天安门前地下通道的民众开枪扫射,全部打死。

如果这位女学生真的死在地下通道里,我深感罪责。我不止一次在心中祈祷她安全无事,使我能减轻心灵的负担。现在,她在哪里呢?

北京大屠杀,发生在六月三日夜晚。当夜,我称之为中国六三大屠杀。枪声一响、鲜血流淌,直觉立刻告诉我两点:一、一切罪恶者必下地狱、永受劫难;这个集团枪毙了自己,把自己押上末日审判台。二、这场大屠杀是当代中国的最大悲剧和耻辱,它会立刻震动全世界人的心灵。

六月四日凌晨零点三十五分左右,在军车驰骋、砖石横飞、人群混乱、灯光昏蒙中,我从广场经过正阳门西侧来到前门箭楼,在密集人流中走向前门大街。在前门西大街和正阳门西侧的开阔地,人影纷乱,有如旋风,飞砖走石,冰雹般砸向几辆躲躲闪闪的吉普车,民众大概是在追打政府特务或军事别动队。

天上出现几颗闪亮的火花,噼噼啪啪。民众惨遭屠杀,谁在放花?忽然身边有人拉住我的胳膊,抬头一看:面前十米,一字横列、排满前门大街的密集军队头戴钢盔、手端冲锋枪、枪口直指胸前。这支军队从永定门开来,由南向北,推向天安门广场。

前门大街已被封锁,我被人流推挤着,转入西河沿街。有人告诉我,夜空火花不是焰火,是军事信号弹。

这一夜,北京无眠。全世界震惊地聚焦:北京在流血、中国在死亡、人民在悲愤中绝望。

这是中国当代史最血腥、最黑暗的一页,这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最耻辱、最悲哀的一页,这是人类文明史最野蛮、最沉痛的一页。

枪声彻夜不绝于耳,是连续的机枪扫射声。那枪声来自长安街,来自天安门,来自罪恶的心。

那是地狱,那是炼尸炉,魔鬼在疯狂肆虐,把它们的卑鄙、野蛮和罪孽发挥到绝顶。

我发誓:永远不再去天安门广场,除非它回到人民手里,罪人及其罪行受到审判。

三小时后,天色初亮,是六四清晨,日色昏蒙中,我骑着自行车,沿宣武门大街去西长安街。

街上冷清,不见人影。在宣内大街东侧西安福胡同附近的马路边,我看到白花花一堆人脑浆和一滩鲜血,还有一片片殷红而浓稠的鲜血凝结在柏油路边和人行道上。此处离西单路口和西长安街大约一百五十米,不是军队所经之路。军队在木樨地开枪、沿着复兴门大街、西长安街向东去天安门广场集结,却开枪残杀南面远离长安街口一百五十米处的民众。政府官方发言人说,军队杀死的是暴徒。

西长安街,许多瓦砾,一片残破,路障石墩,散落街心,被军队坦克撞毁的公共汽车横七竖八,烧毁的汽车和军车在缕缕冒烟,柏油路面已被烧化,似乎一场残酷战争刚刚结束。往日繁华热闹的长安街,今晨只有零星几人。这是一座死亡之城。

在西长安街电报大楼对面的首都电影院前,我看见一辆被烧得只剩骨架的公共汽车,窗棱上吊着一个全身赤裸的男子,一根绳索勒在脖上,头上扣着一顶军帽,尸体烧得光溜溜,旁边贴着几个大字:“他有六条人命!”这几个字是从报纸上剪下来拼贴的。旁边一个人告诉我,死者是个小排长,夜里进军天安门,他用手枪射杀六位民众,子弹射光,他被愤怒的民众俘获、打死、烧尸、吊在这里示众。

当天下午听到报导,这具尸体被愤怒的民众剖腹开膛、肠流满地。据说,在复兴门桥、阜成门桥、崇文门桥也吊着几具军人的尸体。

九十年来,到底是什么人、哪类政治势力在煽动仇恨、鼓吹专政、享受特权、使中国人民彼此仇恨、相互残杀、双方皆沦为奴隶却不自知?这难道不是一个需要人们深思和警醒的问题么?到底是什么人、哪类势力在鼓吹“支部建在连上”、“党指挥枪”、军队忠于党、忠于寡头而反对军队国家化、反对军队属于中国人民?到底是什么人、哪类势力调动军队、调动军警保卫专制和特权、镇压和屠杀人民而不是保护人民?

在残破的西长安街,我看到人行道上一滩滩鲜血。那是几小时前活泼、热情的生命的最后痕迹,是死去的生命在向苍天诉说难以言传的心灵悲愤。

在通向中南海的六部口,几辆坦克拱卫在街口,卑怯的炮口指向人民。

在西长安街路北人行道上,我看到一个直径大约一米的圆形地沟铁盖,上面有浓浓厚厚一大滩鲜血,几乎把整个铁盖淹没,铁盖上凸起的字纹全部被鲜血浸染,浓稠的鲜血流溢到路面上。一个人能有多少血?这位勇士可能噎愤怒离开这个罪恶人世而永远不朽了。

再向东走,就是天安门,路面已被军队封锁,一排坦克横列长安街,炮口朝西,保卫着一个罪恶累累的政权,保卫着一伙卑鄙、自私、野蛮的势力。赤手空拳的和平民众把他们吓得灵魂出窍。

在前门西大街、和平门一带,我看到撤离广场的大学生,一队队,三三两两,极度疲惫、极度悲愤,彼此搀扶着,拉着手,男男女女,满脸泪痕,痛哭失声,罗丹雕塑《加莱义民》(The Burghers of Calais) 立刻从我的脑海里浮出。

我没在六部口停留,我厌恶那个坦克把门的衙门口。我没看到随后在这里很快发生的又一个惨案,但是很快就获悉这一消息:疯狂的坦克竟然冲向撤离广场的大学生队伍,当场碾死碾伤多人。人体被碾成肉饼,自行车被压成平面。

翻开世界现代史册,你找得着比中国的这伙政治势力更邪恶的么?你找得着世界上哪个政权以如此卑鄙野蛮邪恶的手段对待本国人民却自诩“伟大光荣正确”?你找得着世界上哪伙势力西服领带和中式衣装两套行头轮流上场表演阴阳两副嘴脸?在中国土地上,到底是什么势力好话说尽、坏事做绝?

今日没有阳光,太阳沉沦了;中国被一伙政治和军事匪帮绑架,一夜之间,北京成了恶魔得意、恶棍肆虐的大屠场。

清晨的木樨地,留着夜来的遍地伤痕、一街残破,直如炮火硝烟后的战场。我走进路南的复兴医院,这里离木樨地桥两百米,在这个路口死难的民众被送进这家医院。太平间已满,自行车棚成了临时停尸场,地上横七竖八,摆满死者遗体,都是年轻男子,遗体没有任何遮盖。

与自行车棚相连,是两个大房间,水泥地上一具具被枪杀者的遗体,没有任何遮盖,满地横七竖八,几乎无法插足。显然,伤亡者太多,医院狼狈不堪,太平间已满,匆忙抬到这里。一股浓浓的医用药水和防腐剂气味扑鼻而来,使眼睛难以睁开。许多遗体上身赤裸、双足赤裸,有的脚上挂着拖鞋,有的衣衫破碎、带有斑斑血迹。  

在满地死难者遗体群中寻找空隙,我努力轻灵却艰难地慢慢移动脚步。经历了一夜梦魇现实,他们已沉入人生大梦。英雄们,安息吧。

我注视着每一位死难者的面容,努力从中读出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历史,想像着几小时前这些青春灿烂的活泼生命如何英勇地投身祖国的民主自由事业,如何呐喊着抗议残暴者和一群畜生的野蛮枪弹;想像着二十多年前“文革”灾难中这些可爱的小生命呱呱坠地,不幸来到这片草稗横生、痛苦频仍的苦难土地,给祖父母带来欢乐,给父母带来安慰,给家庭带来希望,给中国带来勇气;想像着他们二十多年来的成长和艰辛,一个多月来的憧憬和热情;想像着他们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如何地悲愤或宁静;想像着此时他们的父母兄弟、家庭妻女、亲朋好友的焦虑和悲痛。

我的勇敢的弟兄,我的不幸的北京,我的苦难的民族,我的悲哀的中国,我们可怜的人类!

上苍,你若听到我的心灵之音,那就让这些英雄死而复生,中国的未来多么需要他们支撑!

房里房外的死难者遗体,大概有数百具,都是青年男性。

在房里的满地遗体中,有一位青年,大约二十七八岁,身材高大,健壮如牛,上身赤裸,前胸左侧有一颗子弹孔,弹孔已被浓血凝固而封住。弹孔周围的鲜血,显然已被擦淨。

房里的水泥地上,在男性死难者群中,我看到唯一的一具女性遗体。她的年龄大约在四十八至五十八岁之间,身材细致匀称,细腻鸭蛋脸型,面容非常清秀,衣服非常整洁,上衣是平纹棉布,浅蓝底色衬着细细的白色小花,透出宁静素雅。她的苍白的脸侧向一边,临近坚硬的水泥地面。

她多么像三四十年代宁静如画的江南水乡教师,大都市的奢华和时髦她一尘不染,整洁的黑发挽在脑后。这位清秀的女性怎么死的?身边一位知情者低声对我耳语:“她是在十四层楼上被(街上军人的枪弹)打死的。”

后来听很多知情者说,住在长安街两侧高楼里的(其南侧是当时著名的几座高干楼或高知楼),不少人家遭到街上军队的疯狂射击,特别是军队发现有人在楼上观看、房里有灯光,他们立刻举枪扫射,有的人被打死在阳台上,有的人在室内被流弹拐弯射杀。还有人说,住在这里的一个态度一向极左的老文人,他的女婿就是在家里被流弹打死的,他从此沉默,不再犯左病了。

来木樨地复兴医院探视这些死难者,居然也需要勇气,要冒生命危险。死亡者和死亡数字属于国家机密,不许外人进院。医院大门的看守显然站在人民一边,允许最早来的一些人进去作北京大屠杀受难者的见证人。走出临时太平间,忽然人们惊恐地往医院里跑,说戒严大兵来了。难道他们要把亲眼目睹这些死难者惨状的人们也统统枪杀么?

我全然失去阳光的感觉、气温的感觉、生命的感觉,心中只有一股强烈、莫名的元气在推动着我满城奔跑:我要做历史的见证人,我有责任知道真实的惨状。

我匆匆来到民族文化宫后面、位于二龙路和大木仓胡同的邮电医院,这里离复兴门内大街大约五百米。这是几小时前附近沿街被枪杀的死难者的又一个收留处。医院无法进去,胡同寂静无人。等来一个人,他指着一面有窗的高墙对我说:这里面有很多遗体,夜里被打死的。我把自行车当作梯子,双手扒住窗沿,引体向上,透过小窗,一副悲惨情景就在眼下:

这是一个不大的普通房间,显然太平间已满,这是临时停尸房:地上双行排满遗体,遗体一律覆盖白布,白布上面血迹斑斑;中间一具遗体上蒙盖的白布,在胸部和腹部位置,已被殷红的血大面积浸透,浓稠血迹大约有直径两尺,尸布上摆放着死者的红色学生证。

可爱的孩子们,鲜花刚刚盛开,就被罪恶的子弹夺去生命。

此刻,那些大大小小刽子手、民族败类、社会蛀虫、政治渣滓却在弹冠相庆、升官进阶。

中华民族在这一夜间再次被这伙历经“文革”滔天大罪、死而不僵的罪恶势力欺骗、凌辱、残害,中国人民的热情、青春和生命在最有希望的历史一刻,再次被邪恶、罪孽和地狱吞噬。

中国五千年历史的迟滞和苦难,凝聚在这一夜间。中国当代政治的野蛮和黑暗,在这一夜间得到答案。

横扫中国大地的一切邪恶,擒拿全部罪恶势力,拨开云雾重见蓝天,让中华民族的正直、勇气、热情和生命重现辉煌,这是中国当代英雄们的历史职责。这不仅是为安慰七十年来死难的英灵,而且是为当代的公民、未来的孩子能够生活在健康、自由和尊严中。

这些血的记忆,不是为了眼泪,而是为了勇气;不是为了私恨,而是为了公仇;不是为了谈资,而是为了公正。

2012年5月31日于多伦多

2012年5月30日 星期三

当局严控六四人士 海外筹款捐助难属(图)

中国的1989年六四镇压23周年临近,一位六四死难者的母亲唐德英遭到成都当局严密监控。此外,由海外华人捐助成立的《六四抗暴者子女成长基金》负责人表示,今年向9位六四受难者的子女提供约一万美元资助。

随着六四第二十三个纪念日的临近,当局也逐步增强了打压的手段及力度,多地异议人士都先后接获当局的警告,也有多人被上岗,出行等都受到严格限制。

据六四天网周二晚间的消息,在六四事件中失去孩子的天安门母唐德英近日已被当局上岗,成都当局已派出数名维稳人员对她进行严密的监控,唐德英表示今年的维稳强度比往年有所增加,今年5月20日被警察关押在铁笼中,并不断对其使用语言上的侮辱。

唐德英周三向本台表示:昨天七八个人来我家,我完全走不出去,他们就怕我去举报他们。

记者:是不是因为六四快到了?
唐德英:是,我要跟温家宝胡锦涛讲这件事,请他们帮我们解决这件事,这里的腐败相当猖狂。

已年近八旬的唐德英是成都人,她的儿子周国聪在六四期间于成都天府广场参与示威活动遭当局用乱枪扫射致死,周国聪当时年仅15岁,这二十多年来她曾多次为儿子讨要公道,2006年当局为解决此事以补助贫困为名给了她七万元欲了结此事,让唐德英十分不满,之后她向地方法院申请国家赔偿至今都没有得到回应。

今年六四临近有关敏感人士被当局严加看守,六四天网负责人黄琦告诉本台记者:因为大家都知道,今年国内民众抗争呈现喷发的状态,当局对于敏感人物采取监控力度要大很多,每当六四临近各界人士都会前往难属家中探望,当局加强监控力度主要目的不仅仅是防止唐德英去上访,主要还是担心很多人前往她家中探望她。

独立笔会成员作家野夫日前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谁也别想用胶布封住‘六四’伤痕”,他说“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巨大伤痕,把这个伤痕先用胶布贴上,不许任何人看见这个伤痕,也不让大家提,那么这个伤痕到底里面发炎到什么样的程度?是会自然痊愈?历史仿佛就不存在这样一场灾难、这样一个伤口?还是继续发炎最后溃烂到伤痕里的骨髓甚至危及生命,这是他们眼前不想管的事情。”

六四至今已二十三年,不少难属都已进入老年,不少生命也会望着遥遥无期的平反日而逝去。由海外人士孙立勇发起,致力于缓解六四难属遗属的生活困境的一项基金《六四抗暴者子女成长基金》日前也已经陆续寄出,该项基金主要用于所有因“六四”事件而被以各种罪名判刑入狱且至今仍生活在中国大陆的民众以及所有抗暴者子女学习开销。此次共寄出一万美金。

在美国的活动人士吴仁华告诉本台记者:我们是公开的接受申请,然后公布得奖人的资料,主要介绍他们父母的资料,对他们子女我们会予以保护,不公布他们的名字和学校,因为我们是私人的资助,筹款非常的困难,从 2010年开始现在是三年,我们颁发的总金额是在一万美元左右。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

从台湾二二八事件看六四问题的出路

 

台湾二二八事件在很多地方与六四事件非常相似,各自都是专制政权动用军队镇压和平抗议的最重大、最难以遗忘、最具标志性的罪行,各自也都是民众和当权者头上长期的历史死结,而为解决此死结的努力,成为促成两岸各自政治民主化的重要通道。在台湾,这个死结已经被和平解决;在中国大陆,这个死结还紧紧地拴住每个人的心灵,毫无松动的迹象。台湾解决二二八事件的方式及历程,对六四事件的解决出路,提供了众多弥足珍贵的启示和警醒。我们试图通过台湾二二八事件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的和平解决路径,探讨六四事件和平解决与中国民主化的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解决六四事件的出路。
二二八事件是台湾于1947年2月底发生的大规模民众反抗国民党政府事件,以及其后3月至5月间国民政府派遣军队镇压屠杀台湾人民,及清乡捕杀台籍菁英事件。整个事件概要可以以1995年树立在台北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的纪念碑碑文为准:
“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投降,消息传来,万民欢腾,庆幸脱离不公不义之殖民统治。讵料台湾行政长官陈仪,肩负接收治台重任,却不谙民情,施政偏颇,歧视台民,加以官纪败坏,产销失调,物价飞涨,失业严重,民众不满情绪濒于沸点。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专卖局人员于台北市延平北路查缉私烟,打伤女贩,误杀路人,激起民愤。次日,台北群众游行示威,前往长官公署请求惩凶,不意竟遭枪击,死伤数人,由是点燃全面抗争怒火。为解决争端与消除积怨,各地士绅组成事件处理委员会,居中协调,并提出政治改革要求。
不料陈仪颟顸刚愎,一面协商,一面以士绅为奸匪叛徒,迳向南京请兵。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闻报,即派兵来台。三月八日,二十一师在师长刘雨卿指挥下登陆基隆,十日,全台戒严。警备总司令部参谋总长柯远芬、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及宪兵团长张慕陶等人,在镇压清乡时,株连无辜,数月之间,死伤、失踪者数以万计,其中以基隆、台北、嘉义、高雄最为惨重,事称二二八事件。
斯后近半世纪,台湾长期戒严,朝野噤若寒蝉,莫敢触及此一禁忌。然冤屈郁积,终须宣泄,省籍猜忌与统独争议,尤属隐忧。一九八七年解严后,各界深感沉疴不治,安和难产,乃有二二八事件之调查研究,国家元首之致歉,受难者与其家属之补偿,以及纪念碑之建立,疗愈社会巨创,有赖全民共尽心力。
勒石镌文,旨在告慰亡者之天灵,平抚受难者及其家属悲愤之情,并警示国人,引为殷鉴。自今而后,无分你我,凝为一体,互助以爱,相待以诚,化仇恨于无形,肇和平于永远。天佑宝岛,万古长青。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谨立”。
从以上概要中我们看到二二八与六四虽然事件地点爆发原因不同,当事者一个是国民党,一个是共产党,但在全副武装的军队镇压和平抗议的民众这一点上是完全相似的。二二八也象六四一样,成为朝野长期的政治禁忌、成为民主化道路上的死结。但与六四不同,台湾在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努力,到1995年2月28日二二八事件48周年当日,中华民国李登辉总统为国民政府在二二八事件中的暴行,向全国人民道歉;当日行政院纪念活动也于二二八和平公园举行,这最终标志着二二八事件的和平解决。二二八和平解决模式固然是解决六四问题需要效法的最好模式,但之所以有如此模式,跟台湾的整个民主化运动是分不开的。二二八和平解决的大体历程是这样的:
1950年代台湾人在海外即有二二八纪念活动,但在岛内,整个戒严时期(即1987年前),二二八事件的受难者或受难家属,身受白色恐怖的威吓,大多数都将冤屈深埋心底,不敢公开谈论,更遑论平反二二八。
1960年代雷震等自由知识分子发起《自由中国》运动,影响甚巨;1971年台湾各界的保钓运动在爱国主义旗帜下的开始冲击戒严体制;1977年桃园县长选举与中坜事件成为台湾民主化历程中重要事件;1979美丽岛事件成为影响最深的台湾民主运动。与此同时,在台湾民主化运动中最具有先知角色的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在1970年代极端黑暗中发表了《对国是的声明与建议》(1971年)、《我们的呼吁》(1975年)和《人权宣言》(1977年)等三篇正义宣言。随着1970年代自由运动的冲击和1980年代的自由化与本土化,台湾民间渴望平反二二八的声音逐渐出现。当时的台湾自由民主人士,虽然其中许多人并未亲历二二八,但都逐渐意识到二二八事件是台湾人心中最大的苦难,于是二二八平反运动,便成为台湾民主化运动中的核心诉求和议题;
1980年代,党外实力逐渐整合,最终在1985年组成“党外后援会”,开始具备政党的雏形。1986年三月,台湾人权促进会以“省籍与人权”为题,举行座谈会,纪念二二八事件。同年9月,民主进步党成立,在其行动纲领第五十一条,便规定了:“公布二二八事件真相,并定该日为‘和平日’,以期化除省籍歧见。”台湾人权促进会和民进党的作为,为日后的二二八平反运动埋下了伏笔;
1987年2月4日,由由陈永兴、郑南榕等人联合海内外台湾人各界团体联合组成的“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正式成立;
1987年由总统蒋经国宣布同年7月15日起解除戒严;1988年1月13日李登辉继任中华民国总统,于同年2月举行第一次总统记者会,并提出他对二二八事件看法;
1988年8月19日全台湾首座228纪念碑,由民间兴建于嘉义市。由市府提供土地、民间人士捐款设计建筑完成,碑文中呼吁:“政府公布事实真相、平反冤屈、安慰受难者家属、兴建纪念碑、制定二二八为和平纪念日”;
1989年2月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发布《二二八公义和平日牧函》(见附1),在其中“吁请政府订定二月二十八日为国定假日,设立二二八和平公园,并给予受害者及家属适当的补偿”,1989年6月发布《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对北京天安门事件的声明》(见附2),一方面呼吁“中国政府应立即停止罔顾生命和人权的杀戮行为,中止一切后续的搜捕行动,并给予死伤者最优厚的赔偿”;另一方面也呼吁台湾“执政当局更应为二二八事件向台湾人民道歉,并给予死难家属应得的抚慰,以期建立民主、自由,充满公义与和平的新社会”;
1990年5月20日:李登辉就任第八任总统,指示总统府资政邱创焕组成二二八事件专案小组,撰写“专案报告”,提出适当对策建议,供政府权责部门参酌。同年11月29日,行政院成立“行政院二二八事件专案小组”;
1995年2月28日“二二八纪念碑”峻工落成,于台北二二八和平公园揭幕。李登辉总统为国民政府1947年的暴行,向全国人民道歉。同日,行政院纪念活动上午十时于二二八和平公园举行。“枪与玫瑰”纪念晚会于台北二二八和平公园召开,受难者家属代表致词;
1995年3月23日立法院通过《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见附3)。4月7日总统令公布《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10月7日《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生效施行。
1996年,担任台北市长的陈水扁宣布订定台北市的二二八事件纪念日,并率先订定2月28日为台北市的假日。1997年起的2月28日和平纪念日改成国定假日。
至此,二二八事件算是在历史上基本解决了。基本解决的标志大致是:真相公布、责任人的惩处(蒋介石已老死、直接责任人台湾行政长官陈仪早在1950年6月以通共罪名在台湾被处死)、政府代表人的道歉、补偿法令的实施、设立纪念碑、公园、国定假日等等。
从二二八事件和平解决的历程中,我们首先看到:二二八事件的解决与台湾的民主化是互为前提的。在整个戒严时期,毫无解决二二八的希望;但在1986年民进党的成立和1987年的解严后,二二八的解决就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没有多党为标志的民主化,就不会有二二八被平反的直接后果;没有台湾的解严,也就不会有二二八事件的和平解决,也就没有政府对二二八的道歉、受难者及其亲属巨创的治愈。总之,二二八事件的解决,不会先于台湾的民主化。这一点对中国六四事件的解决也很有启发,我们同样也可以说,中国不实现民主化,六四问题的解决,也不会有突破性进展;要想使六四问题和平解决,唯一的出路就是使中国民主化。
通过台湾民主化历程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台湾民主化前并没有提前、单独地解决二二八事件。同样,在目前中国体制下,单独、提前解决六四问题也毫无可能性。因为二二八与六四一样,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而是一个整体性全局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二二八牵涉到的是台湾整个戒严体制和国民党党国的整体利益。有人认为,二二八牵涉的就是蒋介石、陈仪等少数人,等他们死了问题就解决了,但实际上责任者很早就死了,而且陈仪是被蒋介石有意从大陆抓回台湾,在台湾人前枪毙的,按理陈仪通共是在浙江,但蒋介石对台湾内心有亏,以杀陈仪的方式抚慰台湾人心。即使这样,二二八问题也没有因责任人的肉体死亡而解决。
同样,针对六四事件,很多人认为现在主要责任者邓小平已经老死了,李鹏在世时间也不多了,主要责任人肉体的死亡,会带来六四事件的平反,也有人天真地认为,可以在不实现中国民主化的情况下提前解决六四问题,如在近期内先把六四赔偿、流亡人士回国等问题先解决,至于中国是否民主化,无碍六四问题的单独解决。这种思维近年来也在部分受迫害宗教团体问题、台湾、香港、西藏、新疆、内蒙、上访户等问题中出现,他们似乎认为中共可以单独地与他们谈判,单独地解决他们问题,平反昭雪、让其自由与独立等等,但实际上我们从二二八事件和平解决的历程中看到,二二八问题并没有独立于、提前于台湾的民主化,没有被国民党政府在解严前就给予赔偿和平反,二二八问题的解决,是在台湾民主化取得实质胜利后才有根本性突破的。
究其原因,六四和二二八一样,它们的根本原因不是独裁者的某些人的某些特殊原因,而完全是由整个体制整个集团造成的,要想平反,撼动的是整个体制和整个集团。独裁者心中明白,在这些关键性的历史事件上,一旦有实质性的哪怕一步妥协,就意味着对旧有体制和党国利益的彻底否定。就是说即使当年参与屠杀的一代责任人都死亡了,独裁者集团还是不愿意认错和妥协,除非独裁已经改变成民主制。
自1989年六四事件后,中共当局对六四受难者及亲属至今毫无道歉毫无赔偿,唯一的一例例外是2006年,四川成都六四死者周国聪的父母获当局以困难补助的名义赔偿七万元人民币,但在2011年6月,死难者母亲唐德英向四川高级人民法院提交了有关其儿子死于六四事件一事的国家赔偿申诉书,当局拖了四个多月后向她明确拒绝申诉,称不会对其儿子周国聪死于六四事件一事进行任何国家赔偿。可见,中共当局虽会出于维稳的目的,以金钱保证某个六四受难者一时不再索赔,但叫当局真正悔改道歉并进行国家赔偿名义的赔偿,目前是不可能的。
无独有偶,根据2011年天安门母亲发布的《不容亵渎“六四”亡灵、不容损害“六四”难属的人格尊严—“六四”惨案二十二周年祭》一文指出:“今年2月下旬‘两代会’召开的前夕,竟然由北京市某区公安部门出面找到居住在该区的‘天安门母亲’群体中的某户难属,进行所谓的私下沟通,交换意见。紧接着4月初他们又找该户难属谈了一次。来人不谈‘公布真相’、不谈‘司法追究’,不谈就每一位死者做出‘个案交代’,只单单提出给多少钱的问题,而且强调这只对个人不对群体”。天安门母亲们痛斥当局以金钱收买的可耻行径,继续坚持于1995年提出的“真相、赔偿和问责”三项要求。此事也从反面说明了,在中国整体民主化之前,六四事件被中共当局提前、单独获得“真相、赔偿和问责”及和平解决似乎没有可能性。
二二八事件和平解决与台湾民主化互为前提的紧密关系,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民主化这个全局性问题的重要性。海内外六四群体,包括天安门母亲运动、海外流亡学生学者团体,都应该把六四问题之解决,放在中国民主化这个总体目标下,放弃中共当局会单独、提前解决六四问题的幻想,切实与其他海内外各个时代、各个特色、各个族群和宗教信仰的团体联合起来,共同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这也真正是解决六四问题的必由之路。
从台湾二二八事件和平解决的历程中我们看到,民主化进程中各种力量要联合起来。在台湾,二二八受难者及其亲属、体制内外自由知识分子、基督教会、保钓团体、台独团体、组党分子甚至国民党内开明人士、环保主义者、原住民等,都基本上团结了起来,共同致力于台湾民主化的大目标下,如此才有效地推进了民主化进程。而一旦民主化目标实现,诸种力量的各自目标,也都会在民主框架中解决。同理,在中国海内外,六四群体要联合其他群体共同推进民主化进程,不要切断自己与其他群体的联系,更不要排斥其他类型的抗议中共团体。
目前的国内民主运动中,六四群体已经不是主体,主体是众多新兴的维权人士、宗教信仰团体、网络异议人士,而在海外,六四群体依然是海外民运的主体,他们大多是学生、学者出身,文化层次较高、在欧美社会中如鱼得水,相形之下,西单墙群体和1989后流亡到海外的维权人士不少还在为生计奔忙。无论海内外,六四群体都要懂得唯有中国民主化才是解决自己问题的唯一出路,所以尽可能地联手反对中共的诸种势力,如家庭教会、法轮功、西藏、新疆、内蒙、维权人士甚至上访户,共同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以期最终解决六四问题。
其次,从二二八事件和平解决的历程中还可以看到,正如二二八事件本身成为民主化运动的催化剂和主要标志一样,六四事件也一直并且必将是中国民主化运动的主要标志和最关键催化剂。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政治事件能比六四更加敏感,当局对六四的任何细微的新评价和新举措,都可能成为中国政治变动的先兆和信号,当然也没有一个日子象六四一样在一年中引起中共全面地、整体的高度恐惧和防范,与六四相比,新疆的七五,西藏的三一四只是局部性的;除了六四,也没有一个日子,能使全中国的各阶层、体制内外、各地方的正义人士团结起来共同纪念之;除了六四,也还没有一个事件能把海外反对专制群体全部联接起来,无论是台湾、香港,无论是达赖喇嘛、热比娅,无论是法轮功、地下教会,无论是西单墙、中国民主党等等,在纪念六四、要求当局解决六四问题上不仅没有异议而且都非常积极。六四事件,早已成为整合种种反中共专制群体的旗帜,成为最具纪念意义的标志性事件。
而对六四事件和平解决的持续诉求,本身成为中国民主化运动中最重要的构成部分。正如六四天网行动、天安门母亲运动已经成为中国民主运动史上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一样,六四诉求,是迫使当局妥协、悔改和改革的最重要动力,虽然23年来六四诉求几乎没有得到当局任何正面的回应,但却给专制体制不断以重创,给当年的犯罪者不断以良心的拷问,在正义和良知的威慑下,这个不义的体制已经摇摇欲坠。不仅如此,持续的六四诉求,也使年轻一代通过历史真相认识到专制的残暴、民主中国之必要,六四诉求正激发一代80后、90后年轻人积极投入中国民主化进程中。
总之,六四事件是中国民主化进程中最具有全局性和象征性的问题,它的解决自然而然导致整个中国的民主化。而解决六四问题,却是与中国民主化互为前提、互相关联的。台湾的二二八事件和平解决历程和模式启示我们:解决六四问题的唯一出路,就是促成和实现中国的民主化;在中国民主化之后,六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至于如何促成中国的民主化?中国民主化模式将与台湾民主化模式有什么异同?并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内。但无论何种模式促成中国的民主化,六四诉求肯定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而民主化后首先要解决的,当然就是六四事件问题。
继承六四英烈遗志、联手促成民主中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工作。在六四23周年之际,我们需要的不是李白“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的超脱和惆怅,我们需要的是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信心、公义和大爱。一切正如天安门母亲运动中的杰出代表丁子霖教授在今年的母亲节所写的:“在当今中国极权政体之下,天安门母亲已成为罕见的群体,她奇迹般地屹立在中华大地上。只要母爱存在,天安门母亲就存在;只要天安门母亲存在,她所秉持的‘真相、赔偿、问责’的理念、诉求就依然存在,不会改变。我常常告诫自己:应该学得理性些,不要再悲伤,不要再流泪,应该知道感恩。感谢上苍赋予了我们这份大爱,给我们以力量,让我们去完成儿女们未竞之遗愿。所以我不会停息,直至生命终结”。
附录1:二二八公义和平日牧函
1989年
基于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仰告白:「我们相信,教会是上帝子民的团契,蒙召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且根植于本地,认同所有的住民,通过爱与受苦,而成为盼望的记号。」因之,我们十分关切社会之公义与和平。
我们以万分悲痛的心情回溯一九四七年在台湾发生的二二八事件,当时成千上万的台湾社会菁英与无辜者被杀害,成为台湾历史上泯灭人性的一个重大事件,以致造成台湾住民长久以来对政治的恐惧和省籍之冲突。如今为了促进社会的公义与和平,我们切盼每位基督徒于二月二十八日当天中午,为纪念二二八事件之惨桉禁食祈祷,并为开拓台湾未来光明的前途而举办的二二八公义和平日之各项纪念活动奉献。
为使所有台湾住民和睦相处,我们吁请政府订定二月二十八日为国定假日,设立二二八和平公园,并给予受害者及家属适当的补偿,更期盼政府为表达与民和解的诚意,严禁对政治异议者施以暴力,同时儘速释放因政治桉件繫狱的政治犯,使台湾成为公义与和平的乐土。
「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诚实从地而生,公义从天而现」(诗篇八五:10~11)
台湾基督长老教会
总会议长杨启寿
总干事高俊明
主曆一九八九年二月一
附录2: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对北京天安门事件的声明
1989年
民主、自由乃是全人类所嚮往的生活方式,更是当今专制国家之人民深切期待的政治理想。基于在耶稣基督裡的人权关怀,我们坚定支持各国人民为争民主、自由所做的奋斗。
当前中国学生与知识份子,因着渴望民主、自由所採取的示威抗议行动,本会寄予最深切的关怀与支持。对于中国政府自六月四日以来,在北京天安门以武力镇压学运、滥杀、滥捕无辜民众的暴虐行为,感到悲痛愤慨并予以最严厉的谴责。
我们唤起所属各教会为死伤的中国人民迫切祈祷及追念。我们要与全世界教会共同呼吁,坚决反对任何政权以暴力镇压人民。中国政府应立即停止罔顾生命和人权的杀戮行为,中止一切后续的搜捕行动,并给予死伤者最优厚的赔偿。
我们同时更要呼吁台湾人民和执政当局,应从当前中国局势中觉醒并把握契机。对内,彻底落实主权在民、全面改造国会、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释放全部政治犯;对外,积极拓展独立自主的外交、建立完整的国际人格,以摆脱被中国併吞的阴影。执政当局更应为二二八事件向台湾人民道歉,并给予死难家属应得的抚慰,以期建立民主、自由,充满公义与和平的新社会。
圣经:「天赋的人权被蹂躏,主必关怀!」(耶利米哀歌三:五)
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
议长孙武夫(出国中)
副议长池汉銮(代行)
总干事杨启寿
主后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二日
附录3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
中华民国98年7月1日公布总统华总一义字第09800160081号令修正公布第3、8条条文;并增订第3-1、3-2条条文
第一条
为处理二二八事件(以下简称本事件)补偿事宜,并使国民了解事件真相,抚平历史伤痛,促进族群融和,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受难者,系指人民因本事件生命、身体、自由或财产遭受公务员或公权力侵害者。
受难者应于本条例施行之日起二年内,依本条例规定申请给付补偿金。
受难者曾依司法程序或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之行政命令获取补偿、抚恤或救济者,不得申请登记。
第三条
行政院为处理受难者之认定及申请补偿事宜,得设“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以下简称纪念基金会),由学者专家、社会公正人士、政府及受难者家属代表组成之。
受难者家属代表不得少于纪念基金会委员总额之四分之一。
第四条
政府应于纪念碑建成届纪念日时,举行落成仪式,敦请总统或请相关首长发表重要谈话。
定每年二月二十八日为“和平纪念日”,为国定纪念日,不放假。
本事件之纪念活动,由纪念基金会筹办之。
第五条
纪念基金会应依调查结果,对受死刑或有期徒刑以上刑或拘役处分之宣告并执行者,或未宣告而执行者,呈请总统大赦或特赦。
第六条
受难者及受难者家属名誉受损者,得申请回复之;其户籍失实者,得申请更正之。
第七条
受难者之补偿金额,以基数计算,每一基数为新台币拾万元,但最高不得超过六十个基数。
前项补偿金数额由纪念基金会依受难者之受难程度,订定标准。
补偿金之申请、认定程序及发放事宜,由纪念基金委员会定之。
第八条
补偿范围如左:
一、死亡或失踪。
二、伤残者。
三、遭受羁押或徒刑之执行者。
四、财物损失者。
五、健康名誉受损者。
六、其余未规定事项授权纪念基金会订定之。
第九条
纪念基金会应独立超然行使职权,不受任何干预,对事件调查事实及相关资料,认定事件受难人,并公布受难人名单,受理补偿金请求及支付。
受难人家属亦得检附具体资料或相关证人,以书面向纪念基金会申请调查,据以认定为受难人。
前项情形纪念基金会应于收受后三个月内处理完毕。
第十条
纪念基金会为调查受难人受难情形,得调阅政府机关或民间团体所收藏之文件及档案,各级政府机关或民间团体不得拒绝。其有故意违犯者,该单位主管及承办人员应依刑法第一百六十五条科以刑责。
前项所称档案系指有关二二八资料,档案上不必然有二二八字样。
第十一条
纪念基金会之基金为左列各款之用途:
一、给付补偿金。
二、举办二二八事件纪念活动。
三、举办协助国人了解二二八事件真相之文宣活动。
四、二二八事件之教材或著作之补助。
五、二二八事件有关调查、考证活动之补助。
六、其他有助平反受难者名誉,促进台湾社会和平之用途。
第十二条
基金会之基金来源如左:
一、政府循预算程序捐赠。
二、国内外公司、团体或个人之捐赠。
三、基金孳息及运用收益之收入。
四、其他收入。
经费如有不足,由政府循预算程序捐赠。
依本条例规定支付之补偿金,免纳所得税。
第十三条
本条例所称受难者家属,系指已死亡或失踪之受难者,其依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条规定顺序之法定继承人。
第十四条
经纪念基金会调查认定,合乎本条例补偿对象者,于认定核发之日起二个月内一次发给。自通知领取之日起逾五年未领取者,其补偿金归属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
第十五条
请领本条例所定补偿金之权利,不得扣押、让与或供担保。
第十六条
本条例自公布日起六个月施行。
孟渊沛,《纵览中国》

明鏡歷史網: 从台湾二二八事件看六四问题的出路

2012年5月29日 星期二

不能再让六四受难家族独自抗争

唐柏桥:Share on facebookShare on twitterShare on plurkShare on funp

2012年5月28日 星期一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讯】“六四事件 ”遇难者轧爱国73岁的父亲轧伟林因长期压抑、悲痛,上周五(5月25日)在六四23周年前夕自缢身亡。抗议中共当局至今没有给“六四事件”一个合理的处理。轧伟林妻子张振霞向媒体表示,轧伟林在遗书中表明“以死抗争”。六四民运领袖人物唐柏桥认为: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和耻辱。

唐柏桥:【录音】 ‘到现在为止,中共没有释放任何善意;是非常悲哀的事情,当然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也是非常耻辱的事情。因为23年了,就是这么一些孤苦伶仃的母亲们在为人权抗争’。

目前最少还有5名当年参与争取民主运动的人士,仍然在狱中服刑,不见天日。这5人包括75岁的姜亚群、45岁的苗德顺和47岁的杨璞,还有43岁的常景强和48岁的李玉君。
唐柏桥认为,只有民众觉醒,结束中共暴政,六四问题才能解决:【录音】‘要求中共给“六.四”平反, 要求中共发善心,这种善良的愿望,我想,大家应该有个清醒的认识吧,再这样下去,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根本的办法就是大家都站起来,结束这个暴政’

“六四”天安门母亲张先玲(王楠的母亲 )批评中共的冷酷:“他以死抗争,自缢身亡了。对于我们来说也是非常的震动,也是很哀痛的。六四了嘛,作为一个母亲,我随时就会想到我的孩子,我当然心情是不会好的;昨天一夜没有睡着,都在想这个事情,政府怎么这样的冷血。”
唐柏桥:【录音】在中国绝大多数人,都是在过去的23年,对这个问题表示沉默;所以,这位“天安门”受难者的父亲之所以自杀,我想有多方面的因素。第一方面,对中共的猥亵表示一种强烈的抗议,这个暴政是吧。在另一方面,我感觉他有一种绝望了,对这个民族的这种失去了适合维护正义的这种勇气吧。 如果政府不仁,但整个社会还有良知的话,我想这个事情不会拖到23年,今天解决不了。这是中国13亿人民要面对的一个问题,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不能再这样,让这些勇士们,让这些有良知的人,以自杀来抗拒,然后以杀贪官,最后也被中共的法律所打压这样一个方式,连续的反复循环下去,形成这种恶性循环:就是正义得不到伸张而邪恶当道。这种形势我觉得不能再维持下去。

【希望之声美国记者站竹青采访报道】

2012年5月26日 星期六

明鏡新聞網: 刘水:六四事件与知识分子

 

刘水:六四事件与知识分子

一九八○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各种专业人士粉墨登场,一九八九年六四镇压之后,知识分子随之分化。其中一些坚定的八九一代,被冠以持不同政见者(或异议人士)。这起镇压事件集结起不同年龄和职业的知识人,而更多的八○年代活跃人士,则被体制利益收买.异议人士以入狱、流亡构成群体背景,后者固化依附在体制而噤声。
六四事件成为大陆知识分子分化的节点,在於他们遭受体制严厉清洗,与以前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所不同的是,肉体并未被消灭,流亡海外成为共同选择,这也因此严重削弱了他们对大陆的影响力。包括最为年轻的学运领袖,他们亟待完成知识和历练的储备。
六四之后,流亡空档和政治恐惧,造成大陆知识界在一九九○年代整体沉默,同时为那些拥抱体制的知识分子提供了话语权。市场经济使得社会走向多元,尽管政治禁锢从未松弛。所以,一些经济学家成为知识分子代言人,他们对经济社会发言,进而达到对整个社会的发言。
二○○○年之后,互联网的兴起与普及,为知识分子完成自我救赎,提供了便利,并且打通国界封锁.流亡海外并且坚守正义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基本完成西方价值观的实地学习和观察,新颖的思想观念源源不断经由互联网传播进来。同时,西方政治、文化、社会和经济着作被大量译介而入。最为重要的是,因为市场经济和人口流动,让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再次分化,一些人依靠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声望,不依靠体制能够生存,成为民间代言人。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在消失多年后,再次出现.
回顾整个二○○○年代,互联网助长的仅是个人化表达的井喷,还未自觉到知识分子本位思考和社会角色定位。在一个自由开放的民主社会,知识分子业余性和边缘化,方为本真状态.然而,在中国大陆却恰恰相反。他们依据知识和智力双重优势,俨然成为社会正义代言人。弊端在於,网络窜红非常容易,由於个人阅历和知识结构缺陷,往往变得自负天真、自我膨胀,无能看清专制制度真相,反而沦为“小骂帮大忙”角色。而自我教育也来自互联网,博客与微博出现,将网络封锁与反封锁,删帖与再贴演绎到极致,但毕竟不是力量对等的博弈。现实中国与网络中国,几乎是两种面目。
萨伊德在其着作《知识分子论》,敏锐地描述出知识分子业余性,知识分子是指那些批判社会和政府的群体,跟他们的职业和教育程度无关,这就扩展了参与批判者的范畴和专业度,最大限度地对公权力和社会丑恶现象作出监督。
六四事件制造了一批异议知识分子,以作家、诗人、学者、律师和记者构成,散居海内外。但这个群体因网络封杀,他们的名字较难进入大陆网络视界。他们经过牢狱和流亡锻造及痛苦思考积淀,兼具普世价值和经验优势、公民意识和社会担当,以及谦卑理性等人格魅力。知识分子等於异议人士。如果说当下中国大陆还有知识分子,那就是这批鲜为人知的异议人士。
作者: 刘水,《动向》

明鏡新聞網: 刘水:六四事件与知识分子

《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 - 资料下载

 

《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

作者:吴仁华

文档格式:.pdf  文档大小:11.83MB

上传日期:2/11/2012

  下载次数:2060

迅雷专用链  快车专用链  旋风专用链

浏览软件下载
pdf文件浏览器:Foxit Reader
pdg文件浏览器:BXViewer
7zip、zip、rar解压软件:好压
虚拟光驱软件:VCdControlTool
swf文件浏览器:QQ影音

文档介绍

六四血腥镇压事件已经过去十八年了。但由于种种原因,许多事实真相至今仍然不明不白或争议不断。对于一起曾经震惊世界和改变了世界格局的重大历史事件而言,这是很不应该,也是令人颇为痛心的事情。

捷克流亡诗人米兰·昆德拉曾经说过:“人与强权的斗争,即记忆与遗忘的斗争。”在一九六八年捷克“布拉格之春”血腥镇压事件之后,捷克统治者所做的全部工作,就是要人民忘记这件事,而捷克独立知识分子所做的全部工作,就是要人民不要忘记这件事。

六四血腥镇压事件之后的情形也是这样。中共当局一再开动各种宣传机器,极力掩盖与回避六四血腥镇压的事实真相。而海内外的许多有志之士,却一直致力于“毋忘六四”的工作,尽管也有些人在配合杀人者,呼吁人们忘记这件事,忘记这一天。

本人作为六四血腥镇压事件的亲身经历者之一,尤其是作为一名在北京大学接受过专业训练的中国古典文献学者,有义务和责任为该事件留下一份可靠而完整的历史记录。为此,在一九九零年三月初一个寒冷的深夜,本人冒死游过海湾,爬过密布中共军警的小岛,爬过齐腰深的漫长海涂,遍体鳞伤地来到自由的彼岸。尽管自由是血淋淋的,但本人依然由衷地感到庆幸,因为终于获得了自由发言的权利和机会,以履行自己作为历史见证人和古典文献学者的神圣职责。

长期以来,本人念兹在兹,始终没有放弃努力。直至今日,终于完成了本书的定稿工作,并将出版发行,了却了多年来的一桩心愿。本人曾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就读七年,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学位,深受中国考据学传统的影响,崇尚实证;后来分在法律专门院校----中国政法大学任教,深知法律的尊严。在此,我谨以人格和良知起誓,本书所记叙的一三,都是历史的真实,绝无丝毫的虚妄,无论何时何地,我都愿意并完全能够承担一切责任。

本书的写作严格遵循中国古典文献学的传统和规范,主要记录本人的亲身经历,但由于个人的亲身经历总是有限的,不足以反映一个曾经引起世界瞩目的重大历史事件,因此本书中引用了一些身份可靠的当事人的回忆和其它相关的数据,凡是引用的部分都一一注明了出处。本书主要记录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广场武力清场行动的整个过程,时间从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中午开始,到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上午十点钟结束。这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一份记录,也可以说是唯一一份记录。

本书初稿完成于一九九零年五月,字数约五万字。从一九九零年六月至今,香港《当代》杂志、美国《北京之春》月刊、美国《世界日报》主办的《世界周刊》、加拿大明镜出版社出版的《欲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一书,先后摘录发表了本书稿一万余字的内容,题为《天安门广场清场纪实》或《天安门事件的最后一幕》。这也是目前海外各中文网站有关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广场武力清场事件完整记录的唯一一篇文章。本书目前的字数近三十万字,内容更为丰富详实,份量远远超过上述的这一篇文章。

本书不仅完整地记录了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广场武力清场行动的整个过程,而且对一些重要的事件和人物作了具体而秕出的描述,例如:刘晓波、侯德健、周舵、高新“绝食四君子”于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与解放军戒严部队的接触谈判情况;柴玲、李录、封从德等保卫天安门广场学生指挥部的学生领袖从拒绝撤离天安门广场到决定撤离天安门广场的过程;六部口坦克追逐碾压学生撤离队伍事件;学生领袖郭海峰“企图烧毁天安门城楼”一案的真相;医务人员在枪林弹雨中舍生忘死抢救受伤者、记者冒着生命危险记录历史真相的英勇事迹;积极抗命的解放军陆军第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和消极抗命的解放军陆军第39集团军步兵第116师师长许峰的故事;立功受奖、升官晋级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官兵;等等。

本书也着重阐明了一些长期存在争议或读者感兴趣、有疑问的问题,例如:1)天安门广场有没有死人。本来解放军戒严部队在天安门广场以外杀人和在天安门广场杀人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毋需特别予以讨论或说明,但由于在这个问题刊长期争论不休,许多读者也心存疑问,因此本书具体叙述了北京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戴金帄和中国人民大学双学士学生程仁兴等人在天安门广场遇难的情况。

2)天安门广场清场过程中坦克、装甲车是否曾经碾压帐篷,以及帐篷中当时是否有学生。

3)解放军戒严部队和公安部门销尸灭迹,导致许多遇难者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4)各个解放军戒严部队的进军路线、承担的任务和表现,具体记录了各个解放军戒严部队在镇压过程中的情况,明确指出陆军第38集团军在镇压过程中杀人最多、最为卖力,其次是空降兵第15军。

5)解放军戒严部队向天安门广场的进军命令和开枪命令下达的情况。本书在围绕天安门广场武力清场这个主题的同时,对复兴门、木樨地、西单路口、天安门城楼附近等解放军戒严部队开枪杀人的主要地点所发生的情况,也有大量的叙述,期望读者因此能够对整个六四血腥镇压事件有一个较为完整的了解。本书还用相当多的篇幅叙述了北京各界民众为了保卫天安门广场,为了保护坚守在天安门广场和平情愿的学生,奋不顾身地用血肉之躯阻挡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戒严部队的英勇事迹。为此,北京各界民众付出了惨重的付价,正如本人在书中所指出的:“我由衷地敬佩北京的工人弟兄们,他们虽然文化素质不是很高,也不善于辞令,但是,他们却在关键时刻表现出惊人的英勇无甼精神。实际上,在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中,最具有道德勇气,牺牲最惨重的不是学生,更不是知识界人士,而是北京市的工人弟兄和市民。为了保卫天安门广场,保护天安门广场刊和帄请愿的学生,他们一直在用血肉之躯阻挡着武装到牙齿的解放军戒严部队,浴血奋战,奋不顾身。他们绝大多数人手无寸铁,少数人手中仅有的‘武器’,也无非只是些砖头、石块和棍棒而已,与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所拥有的冲锋枪、机枪以至于装甲车、坦克相比,显得多么地微不足道!”时至今日,本人仍然认为,北京各界民众视死如归、舍身取义的精神,是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留给历史和后人最宝贵的遗产之一。

在完成本书写作之际,本人特别要感谢的是不久前被中共当局以莫须有的间谍罪名判刑五年而入狱的香港资深记者程翔先生。一九九零年三月初,在本人流亡香港之时,得到程翔先生和他的同事刘锐绍先生的热情鼓励和支持,写出了关于天安门广场武力清场事件、字数约五万字的文章,并在他主办的香港《当代》杂志刊首次发表。后来,定居洛杉矶的华侨韩妈妈主动建议,并捐助了两千美元的印刷费,由《当代》杂志将这篇文章印成方便于送入中国大陆的小册子。

最后,谨将本书献给所有的六四血腥镇压事件的牺牲者、受难者和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的参与者,却时也献给我的八十高龄的母亲。当年为了六四事件死难者,为了被捕入狱的好友同道,为了向国际社会说明真相、呼吁营救,我舍弃了个人的大好前程,在一个只有摄氏七度的风雨之夜,九死一生地游过海湾,抵达自由的彼岸。对此,我永不言悔。但是,我始终舍弃不了亲情,对守寡多年辛苦抚养五个子女成人的母亲的愧疚之情日益深重。我知道,当年自己不告而别、远走异国他乡之举,对母亲的打击和伤害有多么地大。十七年了,我不仅不能对母亲侍奉尽孝,甚至连见上一面都难以做到。我苦难深重的母亲啊,您能原谅我这个不孝的儿子吗?

吴仁华

二零零七年二月一日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下午

《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 - 资料下载 - 茉莉花云资料库

黄河清:六四军人列传



Thank You for Donating to CND
Receive A Special Gift Back - Click for Details!

九曲澄曰:
1989年春夏之交在北京发生的“6·4”镇压屠杀学生和平民的决策者是邓小平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执行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
1989年5月17日晚,在邓小平北京寓所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5名常委对北京是否戒严投票表决,李鹏、姚依林赞成,赵紫阳反对,乔石、胡启立弃权。5月18日,军委副主席杨尚昆主持中央军委会议,中共总书记、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遭排除;会议讨论决定了戒严部队的组成。戒严部队指挥部由军委副主席刘华清、总参谋长迟浩田、北京军区司令周衣兵组成,刘华清任总指挥。
戒严部队由解放军以下部队组成:陆军第38集团军、24集团军、27集团军、28集团军、63集团军、65集团军(隶属北京军区),空军第15空降军(隶属广州军区),第23集团军、39集团军、40集团军、64集团军(隶属沈阳军区),第20集团军、26集团军、54集团军、67集团军(隶属济南军区),第12集团军(隶属南京军区),北京军区炮兵第14师,北京卫戍区警备部队,武警北京市总队,天津警备区坦克师。总计20至25万人。除第54集团军外,其余部队都在6月3日21时开始陆续接到开枪镇压的命令。

戒严部队从总指挥、军长到士兵,在这一场旷古未闻的军人“征伐”平民的战争中,表现不一,遭际有异。有心怀悲悯,不愿屠民而抗命者;有以服从为天职,坚决执行命令者;有以坦克碾人为乐残民以逞全无心肝者;有被愤怒的市民痛殴致死者……。
兹择其著者略记,所据系中共公开报道、讲话和出版的书籍以及海外公开出版物和网络。不一一注明出处。已昭示天下者怵目惊心,然只是极有限的一部分。历史将记住这些人和事,善人、恶人,好事、坏事。历史绝不会背着“六四”走过去。“六四”解放军镇压屠杀平民百姓和学生的真相完全彻底大白于天下,有赖档案解密,有待当事者、知情者吐实。
限于条件和水平,多有错失遗漏,谨致歉;不过以聊胜于无自勉,期有心人知情者指正补充完善。】
————————————————————————————————————
·上将刘华清、上将迟浩田、少将张工(“平暴”指挥者)
·上校罗刚(指挥坦克碾死11人者)
·大校佟大刚、大校谢双喜、军士赵斌(在长安街疑轧死、伤多人后受学生保护免死者)
·上尉李勃(开332号装甲车第一个杀进天安门广场者)
·中校军官(近距离用手枪对准学生连射3枪者)
·少将张美远(率38集团军率先杀进天安门广场者)
·少将左印生(率15空降军从南面率先杀进天安门广场者)
·少校赵勇明(率侦察队捣毁广场高自联指挥部者)
·18名军人的死亡
·中将徐勤先(抗命不从者)
·大校许峰(躲藏变相抗命者)
·少将何燕然、少将张明春(变相抗命者)
·第28集团军官兵抗命
·少将傅秉耀(请士兵将枪口抬高者)
·少将吴家民(请士兵将枪口抬高者)
·上士齐金贵(“6·4”后投寄抗议信遭判2年)
·士兵汪全胜(遭民众殴打致疯者)
·穿便衣的戒严部队小兵(受广场特别纠察队负责人保护者)
·第39集团军116师高炮团1营2连“抓暴徒”
·第39集团军116师高炮团6连某排排长“崔博士”
·佚名战士(用高射机枪打跑传达军委首长命令的直升飞机者)
·第12集团军一名战士的信(配备130发子弹)
·中尉李晓明(讲述亲身参与“平暴”经历者)
·张爱萍、萧克、杨得志、李聚奎、叶飞、陈再道、宋时轮7上将与罗点点(联名上书者)
·刘华清
刘华清,湖北大悟人,1916年生;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戒严部队总指挥。1989年6月4日中午12时半左右,一架军用直升机飞到木樨地28军受阻部队上空,用高音喇叭反复播讲:“军委首长有令,军队不能受阻,受阻坚决还击!”“坚决还击”一般被解读为“开枪”。这架直升机是戒严部队总指挥刘华清派来的。“6·4”后,刘华清升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迟浩田
迟浩田,山东招远人,1929年生,中央军委委员,1989年北京戒严部队指挥部三巨头之一。“6·4”后升任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1996年迟浩田以国防部长身份访问美国,在美国国防大学讲演结束时,该校学生就1989年“6·4”屠杀学生和市民一事提出质询,迟浩田回答说:“我当时作为解放军总参谋长,我在这里可以负责的、认真的回答朋友们。天安门广场上没有死一个人,出问题就出在东西方向和南面方向,有一点问题,就是有点推推撞撞。”迟浩田在《战争离我们不远,它是中华世纪的产婆》的内部讲话公然宣称对美国“清场”时,要将在美国的几百万华人也一起“清”掉。理由是这些人受资产阶级自由化影响太深,如果留下他们,今后还要搞运动改造……。迟嘲讽反对中国人杀中国人的人“太迂腐,太不讲实际了。中国人不杀中国人,我们怎么能解放全中国。”
·张工
张工,山西原平人,1935年生;时任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戒严部队发言人。张工在戒严部队镇压屠杀平民学生的全过程中不断对外发言:解放军战士如何遭到暴徒殴辱毒打杀戮、如何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如何忍无可忍奋起还击,如何没有杀死一个平民学生云云。张工是解放军内的“袁木”。“6·4”镇压屠杀翌年7月,张工军衔由少将晋升为中将,擢任北京军区政委,1998年晋升为上将。
【九曲澄曰:“6·4”开枪命令究竟谁下,至今无人承认。公开的说法扑朔迷离。中共文职以至军人上下,从元凶邓小平,巨恶李鹏,帮办杨尚昆、姚依林、陈希同,坐镇刘华清、迟浩田、周衣兵、张工诸人,皆系古语所云“无胆匪类”者也。】
·罗刚(指挥3辆坦克在六部口追逐碾压11人死亡者)
罗刚,陆军第38集团军坦克第6师上校团长。1989年6月4日清晨,罗指挥三辆坦克在北京六部口追逐碾压学生至11人当场死亡或成肉酱,伤者众,未能统计;现查明姓名单位者死5伤9。部分死难者是被这三辆坦克挤死的。他们在坦克到达前已经紧急躲避,有的已经越过绿色尖头铁栅栏,有的虽然来不及或无力越过绿色尖头铁栅栏,也已经紧贴在绿色尖头铁栅栏旁,腾出了路面;可是,其中一辆坦克并不照直前行,而是故意掉头挤倒路边的绿色尖头铁栅栏,冲上人行道,把这些学生活活挤死在绿色尖头铁栅栏处,然后又猛地掉转头,甩倒几名学生。罗刚事后著文“红墙外的较量”,宣扬自己在六部口指挥坦克镇压“暴徒”的功劳。该文收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的《戒严一日》书中。
·佟大刚、谢双喜、赵斌和003号装甲车(在长安街疑轧死、伤多人后受学生保护免死)
佟大刚,38集团军112师大校副师长,46岁;
谢双喜,北京军区装甲兵部大校副部长,48岁;
赵斌,003号装甲车专业军士驾驶员。
6月4日凌晨1时许,003号装甲车在长安街上横冲直撞耀武扬威疑轧死伤多人后,开到了天安门城楼东侧观礼台附近卡住了,只能在原地转动,无法行进。愤怒的民众一拥而上,先是用棍棒撬铁盖,继而用棉被蒙铁盖烧。大火烧了十余分钟,佟大刚、谢双喜在装甲车里忍受不了高温,先爬出来逃命,接着驾驶员赵斌也爬了出来。愤怒的民众围住佟、谢、赵殴打出气。有人劝阻无效。十余名学生迅速挤了上去,挽手成一个包围圈,将3位军人围在中间,还有学生紧紧抱住已被打得头破血流的军人保护,苦苦劝说在场的民众冷静:不要伤害军人,他们只是奉命行事。好几位学生被愤怒的民众误伤而血流满面。佟、谢、赵3军人在学生的保护下被送到了广场北京红十字会临时急救站,得以保全性命、治疗殴伤。
6月28日,《人民日报》刊登“‘共和国卫士’精神永放光彩”文章,其中有对佟大刚、谢双喜和003号装甲车的描述:
“某师副师长佟大刚大校和某部装甲兵副部长谢双喜大校,乘坐首长车队向天安门广场开进,因后面车辆受阻,他们单车英勇前进,先期抵达广场,对暴乱分子起了震撼作用。在掉转车头准备接应后续部队时,装甲车突然熄火,暴徒蜂拥而上,有的砸车,有的点火,这两位领导干部先后下车,宣传群众,揭露暴徒,惨遭毒打,身负重伤。”
佟大刚自己撰文“浴血金水桥”(文载《戒严一日》书,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1989年11月),其中引用003号装甲车驾驶员赵斌的回忆文字曰:
“突然正前方二百米处从路旁窜出两个人,拖起一个隔离墩直朝我车跑来,我先是一怔,怎么办?躲,对方也会左右移动,随车而变化。倒不如……我加大油门,方向丝毫不变,径向前冲。每隔十余米路上就有一处路障。我开动脑筋,正确分析,果断处置,能撞则撞,能轧则轧。说心里话还是躲得多。因为每撞一个障碍物,象岗亭、油桶什么的心里就一阵难受,为国家的财产而可惜。”
“六四”后,佟大刚升任北京军区副总参谋长,授少将衔。
·李勃(开332号装甲车第一个杀进天安门广场者)
李勃,38集团军112师技术部修理科上尉助理工程师,北京人,1961年生,1976年入伍。6月4日凌晨率322号装甲车第一个挺进天安门广场。
1989年7月27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其“共和国卫士”称号。
·中校军官(用手枪对准学生连射3枪)
6月4日凌晨2时许,戒严部队一中校军官在天安门城楼东侧观礼台前率队开枪打死了许多人。天安门学生纠察队长张健(北京体育学校学生)目睹同学中弹倒下,情绪异常激动,撩起体恤衫,露出胸膛,对着距离约10米的这个中校军官高喊:“我们都是学生,我们没有武器……我就是你现在看到的纠察队员的头,要杀就先杀死我!”中校军官闻声举起手枪,连开3枪,两枪击中张健。张健未死未倒,强撑着盯着中校军官近半分钟,再喊:“你再开一枪,你再来!你没有将我打倒,你再来!”
·张美远(率38集团军率先杀进天安门广场者)
张美远,38集团军少将副军长。在军长徐勤先抗命后,张美远受命率军进京“平暴”。38集团军军史记载:“面对暴徒的打、砸、抢、烧、杀,指战员们英勇无畏,以步代车,人护车行,突破了12个路口,排除了暴徒设置的由燃烧的汽车、电车组成的7道火障,克服了7公里长的密集路障,历经4个小时的艰难奋进,于6月4日1时30分到达金水桥一线,作为成建制的集团军,第一个开进天安门广场。……集团军1万零8百名官兵、45辆装甲车在清场前开进到天安门广场的行动,沉重地打击了暴乱分子的嚣张气焰,摧垮了他们的西部防线,震慑了盘踞在广场的顽固之徒,为取得平息这场反革命暴乱的决定性胜利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张美远在“六四”后升任军长,授中将衔。第38军大批官兵立功:8人“共和国卫士”、4人“卫国勇士”、27人一等功、131人二等功、1311人三等功。
·左印生(率15空降军从南面率先杀进天安门广场)
左印生,15空降军副军长。几乎与38军同时,15空降军经由永定门、宣武门、珠市口、前门从南面杀进了天安门广场。15空降军属于解放军中最精锐的部队,武器装备最先进。在向天安门挺进的过程中,一直以班为单位,形成一个方阵,人手持枪,高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口号,杀气腾腾,开枪挺进,沿途打死打伤许多民众。从珠市口到前门这一民居密集、地形复杂、民众拦阻最顽强的地段,15空降军毫不留情、凶悍异常地以密集的枪弹开路,仅仅15分钟就杀到了前门,先头部队于6月4日凌晨1时25分挺进天安门广场东南部。15空降军杀进天安门广场后,继续开枪杀人。已查实者,北农大园艺系研究生戴金平就是被15空降军枪杀在广场东南部毛主席纪念堂附近。
15空降军副军长左印生、副政委田瑞昌、43旅旅长李家洪、43旅旅政委赵金奎、44旅旅长武运平、44旅旅政治部主任樊友义,在“六四”后皆得升迁。
15空降军和38集团军是“六四”镇压屠杀学生市民最凶狠的虎狼之师。
·赵勇明(率侦察队捣毁广场高自联指挥部者)
赵勇明,27集团军司令部侦察处少校参谋,江苏南通人,1957年生,1976年入伍。奉命率领侦察分队捣毁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的高自联指挥部。
1989年7月27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其“共和国卫士”称号。
·18名军人的死亡。
【九曲澄曰:18名在“6·4平暴”中死亡的军人,有15人被国务院、中共中央军委授予“共和国卫士”称号。中共在北京开表彰大会,请来了他们的父母妻子家属,邓小平、杨尚昆、李鹏、刘华清、迟浩田诸政要接见慰勉有加。中共下令中央各部门、国务院政府各部门、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大张旗鼓地劳军慰问。刘国庚、崔国政、李国瑞3位“共和国卫士”的画像和雷锋、赖宁等英雄人物一起,张贴在全国各中小学教室里。未几,各学校受令撤下画像,不再张贴。他们的“平暴”英雄事迹也不见再行提起,宣传部门、媒体奉令不再宣传、举办纪念活动。
15名“共和国卫士”的死亡全部在6月4日凌晨后,也就是说是在6月3日21时戒严部队开枪镇压屠杀了大批学生市民后。18名军人死亡者的原因无论是愤怒群众的报复性毒打,还是自伤或意外,他们都是被利用者,是中共“6·4”镇压屠杀祭坛上的牺牲。愿他们的亡灵安息。】
·39集团军116师某部战士某
该名战士在由山海关向北京进军“平暴”途中,给连长买汽水,被自己的军车撞死。“6·4”后,该战士被授予“烈士”称号。
·39集团军116师高炮团1营2连战士某
该名战士于6月7日随部队从天安门广场撤离后,驻在朝阳区一所小学校内,一名士兵在驻房内擦枪走火,将他打死。团里报告上级说是被“暴徒”打黑枪打死的。该战士被授予“烈士”称号。
·陈XX(第一位“共和国卫士”)
陈XX,某军宣传干事,5月22日乘坐军车撤退,拦阻的群众欢呼时陈干事挥手致意。因军车突然发动,陈干事被摔下车致死。当时各报都做了如实的简短报道。两天后中央军委突然授予陈XX以“共和国卫士”称号。陈XX成了1989年“6·4平暴”第一位“共和国卫士”。军报改口报道他是被群众拥挤的人流挤到车轮下致死。当时引起学生方面强烈抗议。
【九曲澄曰:老谋者深算早筹,未雨前绸缪已备。娃娃们天真可爱,众黑手自诩应愧。】
·刘国庚
刘国庚,63集团军通信团4连1排军少尉排长,山东莱阳人,1964年生,1983年入伍,1987年毕业于重庆通信学院。6月4日凌晨5时许,刘在长安街电报大楼对面,被群众打死,肠子被划出,尸体遭焚烧。
民间说法:刘国庚用手枪打死4人后被市民围住打死,尸体被焚烧。
1989年6月30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其“共和国卫士”称号。
·崔国政
崔国政,39集团军116师347团炮兵营榴炮2连6班下士战士,1968年生,,1987年入伍。官方报道,崔于6月4日凌晨4时40分牺牲于北京崇文门天桥。崔始被群众围住毒打,其中“暴徒”赵耀堂“掏出一把长约l5公分的水果刀上前乱刺”,“赵身边一个穿皮夹克、身高1﹒80米左右、操北京口音、约20岁男青年,……赵与那名暴徒一起往崔国政身上倒汽油。……赵用火柴点着了崔国政的裤子。约10分钟后,因绳子烧断,崔国政掉在挢下,昏死过去。
民间说法:崔国政与同伙在崇文门天桥上利用有利地形打死打伤多名群众,后被愤怒的市民抓住处死,尸体被焚烧并悬挂于天桥上,其同伙逃脱。
1989年6月30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其“共和国卫士”称号。
·李国瑞
李国瑞,武警北京总队2支队1中队通信班上等兵,内蒙古赤峰人,1969年生,1987年入伍。6月4日凌晨在阜成门一带掉队,5时许,被群众打死在阜成门立交桥上。
1989年7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鹏、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其“共和国卫士”称号。
·王其富、李强、杜怀庆、李栋国、王小兵、徐如军
王其富,38军炮兵旅5营营部无线班下士班长,安徽嘉山人,1968年出生,1986年入伍;
李强,38集团军炮兵旅5营2连1班上等兵,西安人,1969年生,1987年入伍;
杜怀庆,38集团军炮兵旅5营2连3班下士战士,河北清河人,1967年出生,1985年入伍;
李栋国,38集团军炮兵旅5营2连4班下士副班长,安徽嘉山人,1968年生,1986年入伍;
王小兵,38集团军炮兵旅5营2连4班上等兵,西安人,1968年生,1987年入伍;
徐如军,38集团军炮兵旅5营3连有线班下士班长,安徽嘉山人,1967年生,1986年入伍。
王其富等6人,都随部队参加北京“平暴”。6月4日凌晨1时许,他们乘坐的军车在西长安街翠微路口转弯时因车速过快翻车导致油箱爆炸,“我们10名战士全被车上的防爆器材砸在车里。车厢前头的5名战友都被死死地砸在车底挤在一起。一点也不能动。”6人身亡。后来军人收尸时用铁锹铲他们的尸体,引发围观群众强烈指责收尸不人道。
1989年6月30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予王其富等6人“共和国卫士”称号。称他们:6月3日晚9时,上级命令炮兵旅迅速派出人员去运送防暴器材,王其富等10名战士乘坐一辆军车前往天安门执行任务,车行至翠微路口时被“暴徒”拦截,遭投掷石头、燃烧瓶、火把,油箱爆炸,其中6名战士壮烈牺牲。云。
·马国选
马国选,54集团军162师炮兵团6连代理排长,河南人,1967年生,1985年入伍。6月4日凌晨1时许,马重伤于菜市口附近,送往武警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1989年6月30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其“共和国卫士”称号。
·王锦伟
王锦伟,54集团军某团后勤处战勤中尉参谋,河南太康人,1963年出生。6月4日凌晨王被冷枪打死在南新华街一带。
1989年6月30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其“共和国卫士”称号。
·刘艳坡
刘艳坡,武警北京总队1支队1中队列兵,河北襄城人,1971年生,1989年入伍。6月4日凌晨2时许被群众打死在北京人民医院门口。
1989年7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鹏、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其“共和国卫士”称号。
·于荣禄
于荣禄,39集团军政治部少校宣传干事,1967年生,1989年6月4日凌晨牺牲于赴广场采访途中。
1989年7月27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其“共和国卫士”称号。
民间说法:于荣禄违反部队规定,自行脫下军装,换上便衣前往天安门广场拍摄战友“平暴”照片,遭戒严部队误以为学生平民拍照而射杀。
·臧立杰
臧立杰,39集团军115师某团7连2班战士,黑龙江嫩江人,1969年生,1987年入伍。6月7日10时许与同伴乘军车路过建国门时被外交公寓里精确的远距射击击中面部身亡,大批军队随即包围并扫射外交公寓。翌日,各国大批外交人员和家属离京返国。于建国门外大街附近死亡。
1989年7月27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其“共和国卫士”称号。
·王景生
王景生,39集团军某团1营1连3排排长,河南南阳人,1966年出生,1984年入伍,1988年毕业于石家庄陆军学院,1989年7月4日因劳累过度病故
1990年2月11日,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签署命令,授其“共和国卫士”称号。
·徐勤先
徐勤先,中共第一王牌军38集团军中将军长。1989年驻军保定,学潮期间,受命率军进京“平暴”。徐勤先因病住院抗命,“这个兵我不能带”,拒绝在调兵令上签字。六四后,徐勤先被判处5年徒刑。在军事法庭上,徐说:“人民军队从来没有镇压人民的历史,我绝对不能玷污这个历史。”“不是人民的罪人,就是人民的功臣!”现居北京。有说刑期非5年,获释后患病,现已亡故。
·许峰
许峰,第39集团军116师师长。1989年北京学潮期间,奉命进军北京城区“平暴”。许峰消极抗命,拖延行进。许峰曾化装进城到天安门广场察看情况,回来后对部下说:“现在收不到上级指示,你们也不用找我了。”116师除1个团外,其余各团6月5日才到达天安门广场,还是在其它部队的押解下。
·何燕然、张明春
何燕然、张明春,第28集团军军长、政委。1989年北京学潮期间何、张奉命率军进城“平暴”。何、张消极抗命,拖延行进。6月4日清晨部队尚在西长安街木樨地,遭民众拦阻,不强行挺进而顺势停滞不前。28军在六四屠戮中普遍抗命,比较温和,同何燕然军长、张明春政委的态度有关。
·第28军官兵抗命
1989年6月4日上午,奉命进北京城镇压学潮的28军在西长安街木樨地一带受到民众阻拦。该部队官兵不相信6月3日晚上和6月4日凌晨发生屠杀,强调“人民军队绝不会向人民群众开枪”。一些年轻人跑到附近的复兴医院,高喊着:“要血衣,要血衣,28军官兵不相信军队会向群众开枪。”这些人很快从复兴医院拿到很多血衣给28军的官兵送去。血的事实立即震撼了28军官兵,军心涣散,许多战士气愤地撕掉领章,扯下帽徽,有的甚至把枪枝扔到了护城河里。靠近木樨地立交桥约有七、八十辆车的军人全都下了车,弃车而不顾。
·傅秉耀
傅秉耀,第39集团军军长。1989年北京学潮期间傅奉命率军进城“平暴”。傅接到可以采取一切措施的命令,并得知其他部队已经开枪后,在战前动员大会上说:我这个老兵也是第一次遇到今天这种情况,我请求大家把枪口抬高一点。
·吴家民
吴家民,陆军第40集团军军长,据该军118师一名战士说,吴家民在向部队下达挺进北京城的命令时,亲自训话:“我活了50多岁,第一次指挥这样的军事行动。军令如山,不过,弟兄们,我求求你们,进城的时候,,无论遇到什么情况,请把你们的枪口抬高一寸。”
就已经知道的军人挺进北京杀人情况,至今未有第40集团军开枪杀人的具体案例。
·齐金贵
齐金贵,解放军驻云南部队某坦克团上士播音员,“6·4”后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普通一兵”的名义,书写了十多封抗议信,寄给各级政府机关。遭军事法庭判处两年监禁,关押在云南省第二监狱。流亡法国的诗人艾鸽最近著文披露这一史实,艾鸽说:齐金贵对他说过“我也是军人,如果派我去执行戒严,我死也不会对着自己的兄弟姐妹开枪。”
·汪全胜
汪全胜,第38集团军某部战士,祖籍湖北,1969年生于长沙,独子,有4位姐姐。1989年汪参加北京“平暴”战斗,遭愤怒群众殴打致脑震荡,获中央军委授予“”称号,参加“平暴英雄事迹报告团”;汪父母受到省军区首长接见,4个姐姐由临时工转正。汪自己因脑震荡后遗症时发,经常神志不清,胡言乱语;谈过几个对象,都没成。现在是彻底疯了。2008年有海外原邻居友人返国欲探望汪,遭有关部门阻止。
·穿便衣的戒严部队小兵
戒严部队和公安、国安系统在镇压屠杀前,派出了大量的化装便衣特务混入学生和市民中。6月3日晚6时许,一名穿便衣的军人被送到了广场纪念碑特别纠察队处。这名军人由于沿途受到愤怒的学生和市民的严厉谴责,惊恐万状,雙目失神,脸色惨白,语无伦次,失去常态,但是全身上下全好无损,没有任何伤痕。特别纠察队负责人、人民大学教师吴仁华将这名军人安置保护在最高层西南角的一个帐篷里,与愤怒的学生和市民隔离,并请来了医生帮他稳定情绪。从便衣的口袋里找到了士兵证件,便衣便无从再否认了。在对他讲述了一番真相和道理后,吴仁华委托医生伺机用救护车将这名便衣特务安全地送出了广场。
·第39集团军116师高炮团1营2连“抓暴徒”
“6·4”之后,2连驻守在北京市朝阳区一所小学,就在朝阳区“抓暴徒”和“围堵通缉犯”。一位街头摆摊卖冷饮的老太太,骂他们是“法西斯部队”,即被当作“暴徒”抓了起来。2连因此多增一份功劳。
·第39集团军116师高炮团6连某排排长“崔博士”
“崔博士”系军校出身的下级军官,对六四“平暴”不满,在部队中讲了一些批评政府的话,并在6月中旬开小差回了辽宁海城。六四后遭处理回家。
·佚名战士
佚名战士。1989年6月4日中午12点半左右,一架军用直升机飞到木樨地28军受阻部队上空,用高音喇叭反复播讲:“军委首长有令,军队不能受阻,受阻坚决还击!”时,这位佚名战士开着装甲车,用车上的高射机枪向播讲命令的军用直升机扫射,将其打跑了。
·第12军战士的一封信
“6·4”时一位高中学生在近十年后,披露当时戒严部队第12军一位战士的信。摘录如下:
SM:
我们前往北京时乘的飞机是中国民航和中国联航,到京后就住在南苑机场。因为我们是第二梯队、后备军,主要任务是控制整个戒严部队的,哪里需要人时就上哪里。当时参加戒严的部队也不是很稳定。他们好多在我们没到时,只有干部有子弹,正、副班长有5发子弹,其他人根本就没有发子弹。我们到后他们每人发10发子弹,而我们每人却发了130发子弹,并有命令是在执行任务中可以开枪扫除一切有碍于我们完成任务的人。当然大家的心情也很复杂,只是紧张而不是害怕。对我们来说并不怕,不象其他部队没有命令不准开枪射击,我们接到的命令是可以开枪射击任何你所看不顺眼的人。当时若我们12军上了,肯定会血洗北京城。这是没说的,因我们是中央军委的铁拳,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根本不会让我们上去。
南苑机场是整个戒严部队的大本营。最早到京的是38军,最晚到的是我们军,6月4日到的。本来5月20日我们军就到了,但因保密不严,整个驻X部队的营房都被X市的高等院校(连中专也在内)的学生所围,所有通往铁路和机场的交通要道都被学生所阻。
我们是7月18号乘火车离开北京的。有好几个将官来给我们送行,并和我们车箱的官兵一一握手。当时也不知是什么心情。其中有一个是中央军委的,也不知是什么来头,因除到我们客车车厢来外,闷罐车厢都没去。铁路沿途整个都被武装力量所封锁,安全措施是国家元首级。
好了,我只能给你谈这些。本来不该谈的,希望你看后把它烧掉。我毕竟还是名军人,应该遵守国家机密,为了你我却违反了这铁的纪律,希望你好自为之!
XR(1989)7、31
这位当年的中学生还附了如下一段话:
他的这封信我一直保留着。除此而外,我还有一只他送给我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手表
——戒严手表。表盘上没有商标,在12点刻度下是一个头戴钢盔的士兵头像,6点刻度上方有一行字:献给敬爱的首都卫士。下面写着:北京市手表厂。这只机械手表装在红色的长方形塑料盒内,盒盖上印有“赠首都戒严部队中共北京市委员会北京市人民政府”字样。
他在信中虽然说过“血洗北京城”的话,但是他后来对我说,他们刚到京就被告知“首都发生了反革命暴乱”、“有的士兵被活活打死”,因此情绪有些激愤。我理解他,因为当时连我也相信政府的宣传,何况他还在更封闭的军营中。只是在多年后我们才了解了事实的真相。
·李晓明
李晓明,22岁,解放军第39集团军116师高炮团1营2连雷达站中尉站长,1989年随军参加北京戒严部队“平暴”。2001年李居澳大利亚,在墨尔本某大学就读。李晓明接受澳大利亚吕易采访时说:
我们116师高炮团当时驻军在辽宁省海城县。5月20日上午10时,高炮团召开了动员大会,传达了上级文件,大意是全国各大城市的大学生们正在罢课、示威、游行,派我们去沈阳执行维护治安的任务。每人发了冲锋枪,军官还配有手枪。我们乘军车向沈阳进发。当队伍行进到沈阳附近时,上级又命令改去北戴河。到了山海关附近,上面又说改去北京。……
6月3日下午,……我们突然接到立即向北京城进发的命令。并说上级要求,要不惜一切手段执行戒严命令,并准时于6月4日到达天安门广场。这时,上级没有再说我们是“人民子弟兵,不能向人民开枪”之类的话。部队官兵也都感到气氛紧张,情态严重。部队进军途中,遇到群众堵路,整个军队行进缓慢。最后,我们军队后退,群众还报以热烈的掌声。我们又按照预案行走另一路线。师长(许峰)同一些参谋穿便装先头察看形势。这时便有消息悄悄在部队传开,说是有的部队已开枪杀人。我们师长也许听到、看到更多。他回来后便一头钻进师通信车内,告诉大家说收不到上级指示。
我们营长头脑简单,说:师里怎么会收不到上级指示,我们营通信员的电台都收到了军委直呼:“116师,你们在哪里,请回答!”……6月5日清晨6时许,第38集团军作战处处长前来我团,他站在一辆军车上,两名士兵将机关枪架在驾驶室上。由他在前面开路,我们车队仿佛被押进城。一路上,我们看见许多烧毁的军车、民用车、公交车和路障等。街上行人几乎不见,但不时从街旁楼内传出喊声:“法西斯、刽子手!”我们的战士有的便向楼内开枪扫射。到广场后,我们部队被安排到军事博物馆前厅驻下。我同6连1名排长一起去广场想看个究竟。只见纪念碑四周全是垃圾,狼藉一片。纪念碑北侧的大理石台阶和柱子已被坦克车撞坏,履带印在广场的大理石面上清晰可见。我们在垃圾堆里随意翻了一下,发现一条裤子和一件棉袄上面,都有弹洞和斑斑血迹。也不知这些衣服的主人是伤是死。我们的战士去打扫广场,回来后也告诉我说他们在垃圾下面也看到很多滩血。……有开枪就难免有人被打死打伤。但我们部队射杀,打伤了多少人我们没有统计,也不好统计。整个戒严部队打死、打伤多少人恐怕也难统计。
前面提到,6月5日清晨,我们部队在38军作战处长押进城途中,就有战士向街道两旁楼内喊话的人开枪射击。6月5日10时左右,我团1连由天安门广场去新华社接应被围困在那里的6连时,也是一路开枪将他们接回来的。一个士兵就亲口告诉我,他就向路上的群众打了一梭子(约有20多发子弹)。所以说死伤一些人是肯定不可避免的。再就是6月7日,广场上的部队开始向各自的防地出发。我们师由广场向朝阳区方向开进。前面由装甲车开路,每辆军车上都架着机关枪,每个官兵的枪内装满了子弹。当车队行进到复兴门立交桥附近,从对面的一个国际饭店(我不知道这家饭店的名字,它的后面是外交公寓)楼上传来几声枪声。我们的整个车队便停下来,冲锋枪、机关枪一起向楼上开火,如同暴雨一般。有无死伤,我不清楚。只听说第二天便有大批驻在公寓和驻京的外交人员就匆匆离京回国了。……我没有看到或看到开枪杀人的明确文件或口头命令。但是“不惜一切手段执行戒严命令,准时到达天安门广场”这些文字,和政府让官兵荷枪实弹,炮兵、装甲兵、坦克兵一起上等行为,显然是让部队开枪镇压学生运动的。这是不言而喻、每一个官兵都心知肚明的。……
7月4日,“6·4”之后整整一个月,上面正式传达了开枪的明确命令:在协助警察抓“暴徒”和围堵“通缉犯”的过程中,如群众在一百米左右,向天空开枪;在五十米左右,向地下开枪;如再接近我们,就可以直接向身体开枪。
……我们军长傅秉耀因执行戒严令不得力而被贬新疆军区,名为平调,实为暗降。据说,38军军长因拒不执行戒严令而被军事法庭判刑。……对中央为维护其专制统治而不惜血腥杀人的野蛮、惨暴行径,我也十分愤怒。虽然我未开一枪,但看到天安门广场的滩滩血迹,想到那些为全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与幸福而英勇牺牲的青年学生和无辜平民,内疚、惭愧、负罪之感常常萦绕我的心头。记得当年的6月8日,我和营部车辆管理员一同坐公共汽车到邮局想往家发封平安电报。公共汽车上的乘客都以仇恨或恐惧的眼光看着我们。到了邮局,当我们向工作人员说明想发电报时,他们又同样以冷冷的眼光藐了我们一眼,说机器坏了,不能拍,拒绝了我们。
·张爱萍七上将上书与罗点点
1989年5月21日,张爱萍、萧克、杨得志、李聚奎、叶飞、陈再道、宋时轮七位上将军联名上书,呼吁军队不能镇压民众。其书曰:
首都戒严部队指挥部并转中央军委:
鉴于当前事态极其严重,我们以老军人的名义,向你们提出如下要求:
人民军队是属于人民的军队,不能同人民对立,更不能杀死人民,绝对不能向人民开枪,绝对不能制造流血事件。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发展,军队不要进城。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签名)
这封联名信送到新华社,被扣不发。次日,北京百万民众游行,七上将联名信被印成传单散发,内容变为上书中央军委、反对戒严、反对李鹏、罢免邓小平军委主席职务。七上将无人出来否认,皆保持了沉默。
七上将上书是罗点点穿针引线促成的。罗点点是大将罗瑞卿女儿,时在海军总医院任门诊部主任,反对动用军队镇压平民,故运用自己的人脉关系,联络当时在世的十几位上将军,得到这七位上将军的积极反响。为此,罗点点事后被捕,囚禁一年。其母四处奔走求告,始获释。
2007年6月4日-2009、5月初稿于马德里
□ 新世纪
相关链接:
CND89六·四纪念馆
http://museums.cnd.org/China89/
My China News Digest

〝六四〞23周年将近 中共政权风雨飘摇

 

记者唐睿、田净采访报导 从1989年6月4号天安门发生血腥屠杀学生事件到今年已经23年了,海外民运和人权组织纪念〝六四〞的工作已经准备就绪。然而,在大陆〝六四〞却一直是一个禁忌日,被中共当局称作为敏感日。每年到了这个敏感日当局都要加紧维稳,今年更不例外。近日,大陆纷纷传来异议人士被传唤和拘留的消息。分析人士表示,独裁政权已经到了弱不禁风的时刻,现在是最后的猖狂一跳了。

为了纪念〝六四〞23周年,海外许多国家的人权组织和一些协会都在为纪念〝六四〞做准备,抗议中共23年前的〝六四〞大屠杀,导致中国大陆官场当今史无前例的腐败,社会道德沦丧无以复加,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前六四学生领袖王丹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海外民运和人权组织纪念六四23周年的工作已大致就绪。
然而,众所周知,〝六四〞在中国却成为一个敏感日。近日,大陆多名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遭到当局的监控。浙江杭州异议人士吕耿松及陈树庆和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广,分别被公安传唤、警告和软禁。
六四亲历人方正表示,在大陆现在特别是人权状况越来越黑暗,越来越糟糕。
方正:〝从六四到现在马上23周年了,中国的人权状况没有得到丝毫的进步,六四的真相更是在国内讳莫如深,也是大家都不能谈,都更多的被掩盖,没有得到公正的调查的这一天,确实让人很愤慨的。〞
方正指出,这么多年中共所有的注意力就是在维稳,就是在维持它的这个政权。
王丹指出,今年大陆政局变化比往年更加突兀、更充满可能性和想像空间。从王立军事件到薄熙来事件向外界揭露出中共高层激烈内斗脉络,过去共产党集团内部团结稳定的假象,到今年已经控制不住了。
《自由亚洲电台》电台报导,从现在开始,新疆也进入敏感期。乌鲁木齐市民张先生说,当地新建了许多治安岗亭,招聘保安员,防范〝六四〞后的〝七五事件〞三周年及民族冲突事件。
方正:〝这个是一贯的,因为这么多年中共现在的所有的注意力就是在维稳,就是在维持它的这个政权,因为它现在越来越没有什么政权的资本了,权力的基础越来越动摇,越来越不得民心,这个政权目前是,越来越风雨飘摇,所以说它更加的使出它的所有的能力、浑身解数,就是紧紧抓住〝维稳〞两个字,就是维持稳定、也就是维持它的政权,延缓它这个政权,尤其到六四这样的日子。〞
方正表示,其实现在对中共来说,天天都是敏感日,而〝六四〞是一个更加让它头疼、敏感的难过的一个坎,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快到〝六四〞之前,它更加的要多抓些人过这个关,每一年它都这样做。

〝六四〞23周年将近 中共政权风雨飘摇,新闻资讯,大陆,时政, 新唐人電視台

2012年5月25日 星期五

瑞士回忆起天安门事件,北京天安门事件的组织者韩东方述

 

瑞士回忆起天安门事件

1989年6月5日,一张普通的照片却成了“六·四事件”的象征

图片描述: 1989年6月5日,一张普通的照片却成了“六·四事件”的象征 (Reuters)

相关文章

天安门事件整整20年后,当年的组织者韩东方接受瑞士资讯(swissinfo.ch)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各方面都在不断地改善,但是腐败问题仍需要治理。

故事要从瑞士入境签证说起。一个瑞士多次入境签证,正是它导致出生于中国的韩东方自1993年以来禁止进入中国境内。

从往日的国家铁路局电气工人变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定有其原因:韩东方曾是“天安门运动”的领导者之一。1989年他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独立工会,即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
北京的那个春天不仅发动了学生,也有工人。而韩东方作为领导人之一,在天安门广场成为这些人的代表。

反革命

1989年6月3日到4日的那个灾难性的夜晚之后,在运动参与者遭到军事镇压后,韩东方骑上他的摩托车,做好今后一两年四处逃亡和流浪的准备。
10天后,电视及张贴海报开始缉捕韩东方。罪名是“煽动反革命”。他认罪后被关进监狱,度过了22个月。在狱中他遭受了非人的蹂躏和刑讯,并患上了肺结核。看守后来释放了他,因为害怕承担“将他折磨致死”的罪责。
韩东方托人带他到美国进行了治疗。在那里他不得不舍弃一片肺翼重获健康。

韩东方,天安门运动的组织者,“中国劳工通讯”的领袖

韩东方,天安门运动的组织者,“中国劳工通讯”的领袖 ()

重返故乡

“我向我的朋友们承诺过,不会放弃他们。所以我从香港又回到了中国”,46岁的韩东方回忆说。如今他已经成为了基督教的信徒,生活在这个往日的英国殖民地。
“刚回到中国,有位官员就跟我说,我在这里是不受欢迎的,是违法的。我回答到,这么说,我应该呆在中国监狱里啰!他们并不理会我的话。逐我出境的决定是政治命令。那时他们发现了我护照上的瑞士签证-因为之前我去日内瓦参加了一次工会会议。我其实只申请了一次性的,可使馆却批给我一个多次入境签证。就是因为这个签证,他们把我驱逐出境,理由是:我有可能到其他国家去。后来我就定居在香港了。”
从此韩东方开始了维护中国工人权益的工作。他创立了中国劳工通讯,开通了一个名为“自由亚洲”的广播专栏。乐观的他认为,中国还是改变了。
“如果律师和记者们因为他们的观点被捕,一定是他们敢于发表反对言论。他们大胆地为其案件辩护,不惜反对当权者。这是在10年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许多方面都在发生着积极的变化,这要感谢那些勇敢的人们,也要感谢共产党。回顾我们国家的历史:帝王时期的改朝换代总是通过战争,两千年来我们为此牺牲了数亿人。现在该是挣脱历史束缚,重视人民生命的时候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多少年并不很重要,20年、50年甚至100年都没关系,只要能领导中国向积极方向发展。”

1989年5月27日,中国学生领袖王丹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呼吁游行示威

1989年5月27日,中国学生领袖王丹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呼吁游行示威 (Keystone)

放大

对话

瑞士官方也借此展开与中国的对话,讨论人权的问题。
瑞士驻北京大使Blaise Godet认为:“比起前几年,中国方面现在会有很多人愿意讨论这些问题(人权问题)。‘人权’不再是个禁忌的话题”。
这是不是表明,中国逐渐地在接近民主?Blaise Godet回答说:“我们对话的主题是‘人权’,不是‘民主’。中国人民坚信共产党的领导。与其说中国的民主在取得进步,不如说人权问题在改善,而这是个好兆头。”
“民主”这个词,在韩东方的字典里已经不存在了。他关心的是人们的生活问题:工作时间、工资、社会保障等,并在努力改善这些。“这需要时间,几十年的时间,我要为后人打下基础。”
然而中国呈现给世人的“稳定”,却也可能只是假象。其中有很多破坏性因素会动摇这个社会体系,比如“腐败问题”。
韩东方说:“有史以来,政府腐败问题从未像当今这样严重。在我看来,我不相信共产党能够消除腐败现象。如果共产党真正要与贪污腐败作斗争,我将是第一个加入战斗的人。”
瑞士资讯(swissinfo.ch),Alain Arnaud于北京

瑞士回忆起天安门事件,北京天安门事件的组织者韩东方述- swissinfo

RFA隆重推出“1989天安门回忆”

 

23年前的这个春天,北京爆发49年以来最大的民间民主运动,数百万人连

tiananmentankman

续两个月走上街头,反对贪官污吏,要求新闻自由,要求政治体制改革。运动迅速波及全国,据统计,至少有二百多个城市爆发了相应的示威抗议活动。这场声势浩大的民间民主抗议运动,在6月4日遭到政府武装镇压。就在遭到镇压的两个月之后,东德爆发了巨大的民间抗议浪潮,其后不久,东欧和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23年过去,历史证明,中国的八九民主运动是全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体系全面崩溃的导火索。而絕大多數中国人,除了从政府的宣传中看到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的”八九民主运动报告,很难有机会获得来自民间、来自海外、来自世界其他媒体的有关报道。不过近年来网络的发达,使得越来越多的八零后、九零后一代热切希望了解八九六四的真相。

八九年的春天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那场运动是如何发生、发展又如何熄灭的?迄今为止,海外已经有不少八九民运参与者亲自撰写的相关回忆录,但是出于职业需要,以局外人、旁观者的身份,自始至终、直接、密切关注这一运动,写下亲历见闻,正式出版,并产生深远影响的作者,可能只有一位,他就是美国CNN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记者麦克•奇诺伊((Mike Chinoy))。1989年之前,奇诺伊先生是CNN驻北京分社的创始人和前社长,89年之后他移调香港人香港分社社长。他自1970年开始就做有关中国的报道,1989年5月民主运动初期,他就身置中国民主运动各现场,日以继夜地为世界报道中国这一次民主浪潮。

他的回忆具有记者观察的敏锐细致、作家文笔的生动活泼,评论家分析的犀利,甚至预言家的准确。与此同时,作为热爱民主自由普世价值的知识分子,他的回忆字里行间充满他和他的同事们对中国历史命运的真切同情。美国評論界对他的八九回忆给予了高度评价,说他“为世界报道了天安门赋予希望的民主革命,由始至终的为世界展示了那幅革命性、戏剧性、生龙活虎的历史画卷。他的报道……唤醒了世界的良知。”

自由亚洲电台华盛顿手记专题2004年获得麦克·奇诺伊先生的授权,在八九六四15周年期间独家播出过他的回忆。此后数年期间,此节目年年六四前后或某特别时期都会收到听众来信,要求重播这个节目,或要求将此节目音频上网。今年,时置八九六四23周年,世界舆论普遍注意到,前不久薄熙来事件的发生和重庆模式的解体,显示温家宝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开明势力力主启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随之引发舆论界尤其是中国民间为八九民运恢复名誉的猜测和呼声。在这个八九六四周年纪念日里,“华盛顿手记专题——纪念八九六四23周年"专题主持人北明(Bei Ming)重新编辑这个系列节目,从2012年5月第三个周二(22日)开始,再度为大陆听众连续介绍这位美国驻北京著名记者的长篇回忆,并将在每周一集的节目中,回顾或综述一周以来中国和世界各地有关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要闻。

作者:Mike Chinoy (CNN) 北明 (RFA) ,RFA

明鏡新聞網: RFA隆重推出“1989天安门回忆”

2012年5月24日 星期四

曾慧燕:紀念六四死難者-于地

于地 生平 :

于地,Yu Di,男,遇難時32歲,北京太陽能研究所工程師,曾與同事發明電熱膜,獲過獎。1989.6.4.淩晨2時,戒嚴部隊在南池子至歷史博物館一帶與市民對峙,曾四次掃射百姓,于第一批被擊中,子彈從左下肋骨穿入右上肋穿出,傷及肝腎肺等八個臟器,擦傷脊柱,由協和醫院先後作了四次大手術,摘去一腎,搶救20餘天,高燒不退,6月30日死於協和醫院。

曾慧燕:紀念六四死難者--于地

前言

每年六四,我都會至少采寫一篇有關六四的報導, 迄今不覺已堅持22年,這些年來,在我筆下有關六四的文章,已足夠出一本數十萬字的「六四專集」。

我曾要求自己,只要六四一天不平反,我都會繼續寫下去,不為什麼,只是為了自己內心的平靜,為了不能忘卻的紀念,為了將文章當成一束潔白的花朵,敬獻在死難者的靈前。

每當提到六四,我的熱血仍在沸騰。除了上述原因,也許還有胡少江所說的理由:「最大的悲哀莫過於看到如此多的國人,正在努力地試圖忘掉這個日子(六四)。隨著歲月走遠,這種悲哀愈加地壓得我喘不過氣來。無論人們將忘卻的藉口編織得何等的美麗或高尚,我都無法理解,也都不會原諒。」

●報導六四 義不容辭

今年六四,我正在躊躇寫些什麼時,接到現居三藩市灣區周鋒鎖的電話,鋒鎖是六四事件後被北京當局通緝的21名學生領袖之一,他給我提供六四死難者于地遺孀許力平來美的消息,給我電郵相關資料,希望我報導,我自覺義不容辭。

接著,6月3日,與許力平一起從華府前來紐約參加聯合國廣場六四紀念活動的楊建利也在火車上給我來電,希望我能採訪許力平。本來我當時即希望透過手機訪問她,但建利說她正在休息。

於是,我打開鋒鎖接連給我發的數個電郵,包括許力平的簡述、于地遇難前記述天安門學生運動的日記、他受槍傷後的血衣、從他身上取出的子彈、血淋淋的照片、醫院病歷紀錄、診斷紀錄和死亡證明等,還有他生前工作單位「北京市科學技術研院」寫給保險公司的證明信,證明「于地的死亡,不屬於參與動亂和暴亂致傷死亡」」等。

看了于地的資料,一如張伯笠所言:「讀後很沉重。」除了沉重,我還有種錐心之痛,一夜難以入眠。

我想,這些年來,于地年輕的遺孀和當時年僅4歲的稚子是如何熬過來的?他還有年邁的父母和殘疾的妹妹,都要承受失去親人的痛苦,「死者已矣,生者何堪」?我們活著的人應該為六四死難者及其遺屬做些什麼?

●五臟六腑嚴重受損

于地1957年生於黑龍江省雞西市,1989年「六四」中槍重傷,被送入北京協和醫院搶救,延至6月30日不治,卒年32歲。他生前是北京市科學技術研究院 太陽能研究所助理工程師,1985年畢業於北京廣播電視大學電子專業,1989年4月(臨終前兩個月),曾因陶瓷型電熱膜技術獲北京市科技進步獎。

根據他生前單位向保險公司提供的「關於于地在1989年北京發生的政治風波中受傷死亡的問題」所述如下:

我院所屬北京市太陽能研究所職工于地(男,32歲,中共黨員、助理工程師),于1989年6月4日淩晨,由和平里家中騎自行車進城觀看。2時許,將自行車停靠在南池子菜站後,由北向南步行至南池子路口東北角處被槍彈擊倒,後被過路群眾送往協和醫院。

據醫生介紹,于地腹部和右臂受傷,主要是腹部貫通傷,導致肺、肝、腎、腸等七個主要臟腑器官嚴重受損,經醫院努力救治,因傷部感染,肺、腎功能衰竭,於6月30日去世。

于地於1980年從部隊復員到太陽能所工作,在部隊服役期間曾獲六次嘉獎,並加入黨組織;在太陽能所工作期間,獲二等功一次,工作積極,是獲獎項目電熱膜技術的主要發明人之一。政治表現一貫良好,曾被評為所先進個人和先進黨員。

據東城公安分局調查此事的同志介紹,未發現于地參與動亂、暴亂的問題。

因此,于地的死亡,不屬於參與動亂和暴亂至傷死亡。

望按保險公司規定辦理保險的有關事宜。

北京市科學技術研究院

一九九一年九月五日

于地去了 柱子塌了

許力平是于地的妻子,「六四」後成為「天安門母親」一員,1995受洗為天主教徒。

于地是在1989年6月4日被軍隊槍殺的。許力平回憶,1989年6月3日晚間6時,于地告訴父母下午在西單看到的慘像,激動含淚說:「我從沒見過老人和孩子跑回家拿著棍子出來自衛的!如果今後是這樣的政黨,我會考慮退黨。」

吃過晚飯,他讓妻子為他準備一塊濕毛巾,放在塑膠袋裡,以防軍隊使用瓦斯催淚彈,同時為了預防萬一,他把自己姓名和聯繫電話寫在一張很小的紙條上,裝進兜裡。

6月3日晚8時當局頒佈戒嚴令後,許力平將年幼的兒子鎖在家中,跑出去找于地,先去了歷史博物館北側小樹林尋找,因那裡曾是她與丈夫一起來天安門廣場停放自行車的地方,但她沒找到于地,心中惦著單獨留在家中的幼子,無功而返。

6月4日淩晨三點左右,許力平接到一個年約八、九歲兒童打來的的電話說:「于地受傷了,他說可能不行了,叫你快來。我們在協和醫院…」

許力平和于地弟弟一同趕往北京協和醫院。

她說,于地受傷後自始至終沒掉過淚,還能冷靜的告訴醫生子彈進、出的位置,當時麻醉師驚訝的發現:他已經沒有血壓(大腦應處於深度昏迷狀態),居然還能清醒 的告訴大夫子彈穿透的位置!他槍傷的嚴重程度和零血壓頭腦依舊清醒,打破協和醫院百年史的兩項醫學記錄(外科史最重一例槍傷和麻醉史的紀錄)

于地手術歷時七個半小時,內臟幾乎全部翻出來進行修補,並不斷需要輸血。許力平當時人在手術室側窗看,心如刀絞,眼淚不住的流。在手術過程中,幾次醫生們走 過來安慰坐在地上的她:「你要有準備…要做最壞的準備!」她總是站起來固執的央求醫生:「你們一定要救救他,家裡需要他,他是家裡的柱子!孩子太小,公公 和妹妹是殘疾,婆婆重病……柱子塌了,我們怎麼辦?」

于地痛苦頑強地經歷了四次全麻手術後,終因多功能衰竭,於6月30日上午9時辭世,醫生從他右臂取出子彈頭給許力平留念。

于地死亡後,全家生活陷入地獄。儘管很多親友同情孤兒寡婦,但迫於政治壓力和管制不敢接近許力平母子,而中共動用政府權力對六四難屬進行精神和心理迫害,22年來始終沒有中斷。

1990年6月,朋友們希望許力平換個環境,為她擔保去加拿大工作,在辦理簽證前,她的公 事包在辦公桌上不翼而飛,內有她所有的簽證資料和身分證明檔,還有加拿大使館出入證…。出國之路被堵死,迫使她打消逃離故土的念頭,她被迫從政府公務員辭職,成了無業人員。

為了掩飾內心痛苦,她不間斷工作,只求累得回家就睡,沒有時間去想丈夫,後來導致急性心衰,住了兩個月醫院。

為了不讓孩子中斷幼稚園教育,她儘量節省開支,有二、三個月的青菜是靠在「早市」撿別人扔掉的菜葉度過的。由於積勞成疾和飲食沒有規律,她患上腎結石、膽結石,深夜疼痛難忍暗自掉淚到天亮…

1995年12月,許力平正式受洗成為天主教徒。宗教信仰使她從痛苦中感悟許多真理,她開始接納基督痛苦、死亡與復活的含義,不再糾纏於自己的痛苦中。

●禍不單行 罹患乳癌

2007年7月,兒子大學畢業,正當母子倆以為即將看到曙光在前頭時,她被確診患上乳腺癌(初期),癌症讓她再次感悟生命,兒子被嚇壞了,手術後坐在她床邊不停的吻她的手,不停的掉淚,「這是我看到兒子長大後第一次落淚,我知道他想到了什麼。」

因為信仰,許力平開始學會釋然、理解和以積極的心態生活。她開始在協和醫院為乳腺癌患者做手術前的心理輔導和術後按摩四肢穴位的義工,這是協和醫院病房有史以來第一次出現義工。後來,在乳腺外科成立了專門的義工隊伍。

因為信仰,她開始關注教會和靈性生命的成長。2006年開始與宗教主管部門及四個部委(國家宗教局、社會保障部、勞動部人事部、統戰部)爭議神職人員的國民待遇與社會保障問題,直至2010年初見成效。

因為信仰,她幫助四川(成都教區)重災區的神父們爭取落實修繕教堂經費、定期異地避靜休息等問題,已初見成效。

●20年後 仍受「保護」

身為天主教徒,許力平經常在博客寫些宗教文章,但她的博客地址(http://blog.sina.com.cn/xiaoshudaixiong)是被監視的,文章也經常被無故刪除。

六四22周年,許力平的苦難並未結束。

在八寶山于地骨灰盒停放處,每到六四紀念日,有關方面總是拴一條大狼狗把守,讓她難以接近。她質疑,「20年後,我們依舊被保護」?

2009年「六四」事件20周年。她寫了一封信給中國總理溫家寶,要求給六四死難者伸冤,並在信中闡述自己對六四的三點看法,以及對丈夫天人永隔的懷念。之後她一度被警察「實施全天24小時安全保護」,甚至被警察送到北京市國家安全部屬下的梅苑飯店住「總統套房」。

她一度「很想靜靜的睡去…22年來太打擾、太憂傷、太思念…太痛、累極了」,她需要休息。

2011年2月,她赴美簽證獲准,2月28日在朋友幫助下來到洛杉磯。「這是先生曾經想來看的地方,他的英文很好。我沒有想到,在這裡能遇到這麼多還記得他們、並同情和關愛我們的朋友,有如家人。先生在天有靈定會感到安慰,因著我們對那些不死靈魂深深的敬意和哀痛……

2011年6月4日許力平在紐約聯合國哈瑪紹廣場舉辦「六四」二十二週年紀念活動上講話

附錄

2011年的6月4日是「六四」22週年紀念日,在舊金山中國城國父紀念館舉行的紀念活動中,當年六四學生周鋒鎖向觀眾展示了開花子彈的實例照片;那是從死於天安門事件的于地先生身上取出的子彈。周鋒鎖還向觀眾公佈了一些由于地的夫人許力平提供的證據,包括有醫生簽名的醫院病例、死亡證明等材料(死於天安門事件的于地先生的夫人許力平的描述見附錄。

周鋒鎖說,大家看這顆子彈,它的頭部不是流線形的,而是不規則的,是呈開花形的。「中共的行為是獸行,他們還是人嗎?」

周鋒鎖說,六四是中國人民在沒有組織下、自發的對民主自由渴望的表示。學生們要求的只是希望中共實踐它對於人民的承諾,包括新聞自由和公佈官員的私人財產。可是中共對於這樣和平、理性的要求,採取了鄧小平所謂「殺20萬、保20年」的沒有中國憲法依據的法西斯手段。

周鋒鎖說,今天,卡扎非想用當年中共鄧小平的屠殺手段為自己辯護,遭到了聯合國的否定和制裁;20年前在中國所發生的屠殺,也逃不過兌現的一天!。

當年六四學生周鋒鎖在發言,他向觀眾展示了開花子彈的實例照片。(攝影:馬有志/大紀元)

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10/240/201165204943.htm

[Visit: 219]
Tags : 天安門母親 | 六四亡靈 | 許力平 | | |

相關文章: 共 1 篇

: 曾慧燕:紀念六四死難者--于地

2012年5月19日 星期六

“六四”犯人李玉君23载铁窗生涯提早释放

2012-05-18

因89年“六四事件”被判重刑的北京市民李玉君,服刑23年后,获提早半年释放。同一监狱服刑的囚友指,他应在今年底才刑满,可能获减刑期。(海蓝报道)

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指,现年45岁被判重刑的李玉君,本月初已于北京第二监狱出狱,近日跟几位朋友见面。他仍被剥夺政治权利8年,每个月要到派出所报到一次,不准擅自离开北京,不可接受媒体访问或在网上发表政治言论等。
因六四被判重刑的朱更生表示,他在去年4月出狱,与李玉君同在北京第二监狱服刑,被编在同一个队,对他的情况很清楚,由于他不认罪,应该在今年11月才刑满,现在提早半年出狱。李玉君的思维不正常,说话不流利,他的腿不好,狱中只做轻微劳动。在监狱内,李玉君经常被殴打及排斥,因为他没有什么反抗能力,也不愿意接受一些囚友。另外,朱更生指,他的家人十多年前,已没有到监狱探望他,目前不清楚他出狱后情况。
朱更生表示,1989年6月3日晚上,李玉君在北京朝阳区附近燃烧一辆普通的油罐车,被当局以“緃火罪”判死刑,缓刑两年。其他人焚烧军车,则判“反革命緃火罪”。
他说:他比我还有一些自由,因为他没有参与反革命。他在监狱里,已经适应生活,所以很多年没有干活,也没有减刑。出来的时候,我看了他的判决书,是到12年11月(刑满)。
至于朱更生目前的情况,他表示,获释后仍被剥夺政治权利6年,刚出狱的头几个月,当局经常致电给他,要他到司法所汇报生活状况,他不能离开北京。他们观察数个月后,对他的监控稍为放松。
朱更生又指,由于他没有工作,母亲住院的医药费每月要约二万元,家人没法负担,三个月前已送返家,由他照料,但她的病情反覆,已陷入昏迷状态,不知可以熬多久,目前每天用营养液运持生命,也要数百元,侄儿结婚的费用,也用作母亲的医药费,一家人生活比较困难。
另一名六四犯人董盛坤表示,他与李玉君、朱更生在监狱属同一队,他于06年出狱。现在李玉君获释,唯一未释放的,只剩下苗德顺。苗德顺原本也在北京第二监狱服刑,他不是同一个队。他跟狱方比较对立,被狱方指患有精神病,他曾受电击等刑罚,由于身体患病,其后转至老弱病残的延庆监狱,便没有消息。他是最迟改判有期徒刑的,不清楚什么时候刑满。
他说:他(苗德顺)确实是情绪应该不稳定,因为他判得最重,是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而且在狱,中除了无期改成有期以后,他在第二监狱我了解到,他没有减过刑。但是到了延庆监狱会怎么样,我一些消息都没有。
“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后援会”资料显示,苗德顺因“緃火罪“被判死刑,缓期两年及终生剥夺政治权利。由于他拒絶参加劳动改造,经常被狱警电击,最多一次有4个队长用电棍电他,但他一直没有认罪。

刘云书评:《六四.我的证词》

2012-05-18

下个月四日,是“六.四”廿三周年。有传媒报道当年因六.四入狱的一名牢犯坐了近23年,最近方获释放,但是,他的身心已严重受创。

囚犯在狱中身心受创之说,我相信不少听众都深信不疑,因为内里毕竟人品混杂,更有只眼开只眼闭的狱卒纵容囚犯间施以酷刑。但是,这些酷刑如何?我相信今天介绍的一本书,既揭露监狱里的丑恶,同时间亦唤醒听众,不少狱中囚犯只不过是把当年目睹的事,用文字纪录写了些文章或作诗,就成为阶下囚,失去自由之馀,更在狱中饱受凌辱。
今天介绍的一本书名叫《六四.我的证词》作者是去年几经周折,最后成功抵达德国。这名作者就是一直为社会低下阶层的人士“发声”的廖亦武。
书的一开始,廖亦武找来多名人士给他写序,其中一人是刘晓波给作者的私信,一封写于1999年11月的信。信中,刘晓波说:“耻辱地活著,为了无辜者的血,是我唯一能够找到的理由。六月四日的黎明,是我心中最黑也最红的日子,而六.四之后的所有白天与夜晚,既不是黑也不是红。如困无耻也有颜色,那只有这种无耻色了。”此外,还包括史学家余英时、胡平及西藏问题专家王力雄。单凭看他们的序,你已不难感受文字背后渗透而来的沉重。
王力雄说:“中国监狱的目标似乎就是把人的尊严消灭一净。而一旦人曾经彻底丧失尊严,也就很难再找回尊严。”胡平问:“为什么絶大部份深受非人虐待的受难者都不愿意完整地讲出自己的遭遇?他们不是怕讲出自己受到的肉体折磨,而是怕讲出自己的精神的屈辱。”这又与廖亦武何干?
当然有关,因为廖亦武就是这尊严受创的苦主之一。书里面有8个字很特别,分别是“家常菜类”及“工艺菜类”共45道菜,分别“有贝母肘子”、“熊掌豆腐”、“川味烟薰鸭”、“回民嫁女”及“童子衔花”等。听众听罢可能不太理解意指什么,廖亦武就上述其中一种“菜式”给你解释并道出曾因抵受不了折磨而两度自杀。
“我坐牢的经历跟别人不一样,因为我自杀过2次,就是在里面受了些折磨。一方面觉得这是一种酷刑如把棒子塞进肛门;另一方面就觉得人的尊严已经没有了。”
他说,这些酷刑虐待原来是普遍现象。
“中国的底层监牢基乎都是这样,只能讲有些地方如东北管理监狱的方式可能就有打人等类似事情,四川的(监狱)则可能因为四川人比较幽默一点,但是,这些幽默是比较残忍的。这是中国底层监狱普遍出现的状况。”
他解释,曾在狱中受了苦的人都会回避昔日在狱中的事,因为发生的事都是损害人的尊严。他更说,自己为了在狱中能够生存,忘掉了自己的政治犯身份,索性跟其他刑事犯一样,变得比较恶。
他说,自杀是一刹那间的闪念。有一次双手被反扣多天,吃与如厠都必须全倚靠他人,突然感到自己活得如一条狗,于是,把自己的头撞墙意图自杀。另一次则无端被一名公安扼著喉咙至话也说不出来,并骂他投诉被人打,突然间,廖亦武跳上桌上欲纵身跃下自杀。
不过,当读者一页又一页翻看此书时,不难感受个中的厌恶之馀,但同时间亦感到有点愕然,因为情节细腻,笔者俨如一名旁观者,置身事外,鲜见情绪文字。廖亦武解释这跟他的手稿一次又一次被公安抄走有关。现时的“六四.我的证词”已是第三稿,较第一、二稿时的文字少了数万字,个人的情绪更是省却不少。
不过,一而再,再而三重覆记忆及写下昔日的创痛,他坦言,是难受的,但是,他却在过程中有得著,就是锻鍊到自己的记忆力很好之馀,更可以进行自我“排毒”的治疗,重拾尊严,健康地活下去。
毕竟,与之一起受到磨难的人仍在狱中,故纵使他已回复“自由”身,但仍不时发恶梦看见他们指责自己,指他把他们甩在狱中不顾。于是,他最近又在执笔兼发声,为到狱中一起囚友李必丰作出呼吁。
写作已是廖亦武生命的一部份,更因为写作而成阶下囚,那他为何仍写作?
“这是因为没有选择,而且可能是命中注定。由于,自己已写了那么多年,把自己视作时代的录音机。”
不过,他拒絶形容自己是历史的代言人或纪录者,他只希望自己好似最近在波兰取得文学界中一项最高荣誉的报导文学奖创办人般,为别人发声。
喜欢读古书尤其是司马迁的“史记”的廖亦武旅居德国快将一年,今年更可以首次在自由的国度里悼念“六.四”。不过,他坦言,不会特别为此事在特定的日子悼念,可是,今年刚好会在那天于台湾发报他的一本新书,同样记述天安门大屠杀那天的生者与死者的事,他认为这是一桩令自己感到高兴的事。

2012年5月18日 星期五

六四秘闻:邓小平空运第12集团军进京督战

 六四秘闻:邓小平空运第12集团军进京督战
请看博讯热点:六四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5月18日 转载)

    (动向)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中央军委向南京军区下达紧急调兵命令:第十二集团军火速空运进京执行戒严任务。南京军区紧急调集所有的军用运输机,并大量征用中国民航的大型客机,将第十二集团军部队官兵及其武器装备空运进京。
     第十二集团军下辖步兵第三十四师、步兵第三十六师、步兵第一七九师、坦克第二师、炮兵旅、高射炮兵旅、工兵团、通信团、侦察营等部队,军部驻地在江苏省徐州市。而该集团军进京部队包括步兵第三十六师、步兵第三十四师的步兵第一○一团、集团军直属炮兵旅、高射炮兵旅、坦克第二师的侦察营,以及部分保障部队,总共近万名官兵。其中,步兵第三十六师出动了六千七百二十六名官兵、四百四十七台车辆。
(博讯 boxun.com)
     六月四日清晨,第十二集团军军长郭锡章、军政委温宗仁率领集团军前进指挥部以及先头部队飞抵北京南郊的南苑机场。当天,第十二集团军进京部队的近万名官兵以及武器装备全部空运抵达南苑机场。空运的速度之快,规模之大,在解放军的历史上绝无仅有,可见情况之紧急。
     在第十二集团军紧急空运进京之前,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已有北京军区的二十四、二十七、二十八、三十八、六十三、六十五集团军、炮兵第十四师、天津警备区坦克第一师、北京卫戍区警卫第一师和警卫第三师,济南军区的二十、二十六、五十四、六十七集团军,沈阳军区的三十九、四十、六十四集团军,以及空降兵十五军、武警北京总队,官兵总数逾二十万。在这种情况下,为何还要将第十二集团军紧急空运进京呢?
     原因之一:六月四日清晨,戒严部队虽然占领了天安门广场,但仅仅控制了天安门广场区域,就连附近的东、西长安街都不在控制范围之内,更何况整个北京市区。包括西长安街在内,北京到处聚集着成千上万的愤怒的抗议人潮。来自第二十、二十四、二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六十三、六十五集团军、空降兵第十五军、天津警备区坦克第一师、北京军区炮兵第十四师等部队的逾十万戒严部队官兵拥挤在天安门广场区域,后勤供应紧张。此外,部队的状况也不是很稳定,第二十八集团军等部队没有按照命令抵达预定的戒严执勤地点。因此,中共当政者对控制北京局势并没有信心,觉得有必要继续调动可靠的部队进京〝勤王护驾〞。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曾说过这么一段话:〝六月四日这天早晨,天安门广场如果有一个班出问题,都不得了。但是我们的军队坚决捍卫党,这个班是没有的。〞(见于《深刻理解我军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又快又好地发展》一文,作者:国防大学军队建设研究所所长刘明福,刊载于宜春国防教育网。)
     原因之二:第十二集团军是邓小平的老部队,在国共内战时期隶属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邓小平时任二野政委。第十二集团军是二野的主力部队,在〝挺进大别山〞、〝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中的表现均十分抢眼,深受邓小平信任。该集团军又一直是南京军区的主力部队之一,一向担负着〝解放台湾〞的任务,装备精良,战斗力强,确实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威慑力量。因此,在先后发生第三十八集团军军长徐勤先、第二十八集团军军长何燕然、政委张明春、第三十九集团军步兵第一一六师师长许峰抗命事件后,第十二集团军被紧急空运进京〝勤王护驾〞。
     紧急空运进京的第十二集团军部队一直待在北京南苑机场集结待命,没有开入北京城内执行戒严执勤任务,名义上是担任由中央军委直接掌握指挥的预备队,其实是扮演督战队的角色,主要任务是对各个戒严部队实行监督,起着威慑作用,如果哪一支部队执行戒严任务不力,或出了状况,就随时开上去解决问题。
     由于第十二集团军身负督战队的重任,因此紧急空运进京时携带重装备武器,其中包括四百四十七辆坦克和装甲车。而五月中旬同样也是空运进京的空降兵第十五军、第二十六集团军,只是携带随身的武器装备,也就是轻武器,并不包括坦克和装甲车。这个情况表明,紧急空运进京的第十二集团军是邓小平、杨尚昆所信任的部队,承担的任务的确与众不同。
     一位曾参与北京戒严的第十二集团军军人透露:在第十二集团军部队紧急空运进京之前,许多其他进京的戒严部队只有军官配发足够的子弹,正、副班长每人配发五发子弹,士兵们根本就没有配发子弹。在第十二集团军部队紧急空运抵达北京南苑机场之后,其他戒严部队的士兵才每人配发十发子弹,而第十二集团军部队的士兵却每人配发一百三十发子弹。第十二集团军并接获明确的命令,在执勤过程中可以开枪扫除一切有碍于完成任务的人,不像其他戒严部队没有命令不准开枪。(参见《一封戒严部队士兵的信》,刊载于美国中文网络刊物《华夏文摘》。)
     〝六四〞镇压后北京局势的发展还算是在邓小平、杨尚昆等人的控制之中,作为预备队(督战队)的第十二集团军并没有派上用场,一直在南苑机场集结待命。尽管如此,中央军委还是对第十二集团军完成戒严任务的表现予以好评,该集团军步兵第三十六师直属侦察连于一九八九年六月受到中共中央和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一九八九年七月,北京的局势趋于平稳,第十二集团军接到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所下达的命令:结束预备队(督战队)的任务,撤离北京,返回江苏省部队驻地。七月十五日,步兵第三十六师部队率先乘坐军用火车专列离开北京,返回江苏省驻地。该集团军其余的部队亦于七月十八日乘坐军用火车专列返回江苏省驻地。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4770441

六四秘闻:邓小平空运第12集团军进京督战

2012年5月15日 星期二

一只蚂蚁改变了谁--再为李必丰而作

廖亦武:一只蚂蚁改变了谁--再为李必丰而作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5月15日 转载)

    廖亦武更多文章请看廖亦武专栏
     转自:中国人权双周刊 (博讯 boxun.com)
    没有想到,为地下诗人李必丰发出的呼吁,在全世界激起这么广范的波澜,在仓促上阵、管道不畅的状况下,短短两三天,签名者就超过一百,作家、诗人、艺术家、记者占百分之七十以上。
    其中,有诺贝尔文学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赫塔∙穆勒和哈金,他们是当代文学的眩目风景——那个李必丰,做梦也没想到,这些“天外来客”,有一天会声援他这样一个三次坐牢还舞文弄墨的倒霉蛋。
    他更没想到,柏林国际文学节,将开通全球网络为他呼吁,德国时间2012年5月3日下午4点,文学节主席乌里先生,将亲自主持“全球声援诗人李必丰”的新闻发布会,一个穷途末路的灰色的“文学耗子”,转眼就将浮现在众多西方媒体上。
    目前,牢里的李必丰一点儿不知情,5月8号的开庭及宣判,机械绞索似的,一环环勒紧他的脖子,他绝望得快不行了,估计冲着墙壁正中的象征运气的蜘蛛,祷告过无数次了,身边的犯人或许嘲笑或许劝告过他——上帝永远不会在共产党牢房内显灵。
    所以,请大家尽快上签名邮箱——libifeng2012@gmail.com——用你们比较遥远的爱,给已经不相信奇迹的李必丰一个震惊;同时也给把他关进监狱,打他、折磨他,以为掐死他就如掐死一只蚊子的国保警察一个震惊。
    再公布一次——libifeng2012@gmail.com。
    我在自由的世界,但是我的心不自由,因为我的出逃,他们迁怒于我的朋友,并且以经济罪名,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牢。还有比这更恶毒的吗?一个国家强暴一个平民,转眼,提起裤子,就把生殖器换成了手枪,并堂而皇之地对世人宣称——这个人是个贼!一个屡教不改的贼!
    即便如此,一个国家强暴一个贼,就应该吗?
    十几天前,我在柏林街头,参加抗议叙利亚暴君阿萨德屠杀平民的作家聚会,那些叙利亚的文学同行,朗读他们在黑暗中的记录——街头正在大规模杀人,他们却躲在门窗后面,手脚哆嗦,却没忘记要写,要用淌血的心,去见证杀戮。
    我的泪水一个劲儿地掉,我连续两天做噩梦,我梦见有人朝我的食物投毒。李必丰的黑影和叙利亚的黑影,交错着袭击我。我的一个朋友来信説——柏林的春天来了,外面阳光那么好,你为什么生活在恐惧中?
    因为有人不自由。
    因为有人因为我而不自由。
    作为一个作家,一个见证者,一个时代的录音机,怎么能够心安理得地享受逃离所带来的自由?
    所以我对自己说——廖亦武,你要摆脱自身的恐惧,就直接对全世界叫喊——请你们关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人,他那么热爱写作,他曾经写了几百万字而没有能力发表一个字;他的手稿和我的一样,被警察搜走;他的生命在无端地耗费;他也曾多次逃离,却运气极差,多次落网——他不是名人,他不是精英,他仅仅是我书中无数小人物中的一个——请你们关注他,关注一只蚂蚁的命运。
    蚂蚁改变了我。
    一只蚂蚁的命运最终将改变一个国家。
    在突尼斯是这样,在中国,最终也会这样。
    流亡的廖亦武,2012年5月2日下午,于柏林
    附录:
    呼吁书
    ——为地下诗人李必丰而作
    廖亦武
    在我去年为出版《我的证词》和《上帝是红色的》,而逃出中国2个月后,四川省射洪县国保以经济罪名,抓捕了我的朋友、中国地下诗人和作家李必丰。
    在非法关押7个多月后,他们又企图以所谓的经济罪名,将他判刑。据说开庭的日子定在5月8号。
    这个所谓的经济罪名,连检察院都觉得“不成立”,所以退回给国保两次。意思是,虽然“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共产党这儿已经算“常识”,但你们所提供的“辞”,也太牵强了。
    直到最近,我才从国内的几个渠道了解到,国保这次抓捕李必丰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怀疑我出逃的经费,是李必丰资助的——这又是莫须有。我要出走的动机和渠道,在国内没任何人知道。甚至亲属。
    李必丰是我坐牢的难友,非常有思想和才华,写过几百万字的诗和小说。他的身世具有传奇色彩,天安门大屠杀之后,他曾偷越国境到缅甸,却不幸被中共支持的缅甸人民军给抓住,送回来,差点被打死,至今他的面孔还是一边大一边小。他的事迹多次出现在本人着作《我的证词》和《子弹鸦片——天安门大屠杀的生死故事》中。
    第一次,他被判刑5年,罪名是反革命宣传煽动;
    第二次,也就是1998年,李必丰替《中国人权》主席刘青调查四川绵阳纺织工人的罢工,导致联合国劳工组织出面调查,让当局恨之入骨——却以经济罪名判了他7年。我还替刘青转了1000美金的律师费,并为他请了律师。
    这次当局以同样的经济罪名,要整治他。如果他又被判刑坐牢,就是第三次了。如果被判十年以上,那么李必丰出狱之后,就是个糟老头子了,这个极有才华的诗人和作家的一生,就被彻底毁掉了。
    我必须为他呼吁。这也是老廖第一次写这种东西。希望我的作家同行们,希望世界各地的人权组织,甚至希望我的东西方读者们,在看了这份《呼吁书》之后,以各种形式去声援他。
    根据柏林国际文学节主席乌里先生的提议,这份《呼吁书》以及李必丰的《监狱-诗歌-日记》,将以中、德、英三种文字,向德国以及全世界的公众和媒体公开。并通过柏林文学节的全球网络徵集声援签名。
    (2012年4月28号下午6点,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穆勒(Herta Mueller)女士来信,愿意成为这份《呼吁书》的第一个签名者。)
    流亡作家 廖亦武(德国)
    2012年4月28日
    呼吁书签名信箱:libifeng2012@gmail.com
    签名名单参见明镜新闻网:http://www.mingjingnews.com/2012/04/blog-post_210.html
    监狱—诗歌—日记
    作者:李必丰
    在这个国家我们只有冬眠
    但冬季过早地来临
    我们的树木开始乾枯
    我们再也没有养份去供奉
    于是我们的黑髮被岁月的雪
    冻得渐渐斑白
    我们的皮肤像龟裂的田野
    冬季来了
    我们都爱冬眠
    心脏累了
    血液累了
    我们在雪底下冬眠
    我们的眼睛是两口枯井
    眼睛这两口枯井
    散乱的目光深处是肥沃的淤泥
    曾有爱情的禾苗被泪水的火焰烧尽
    我们住在悲伤的另一端
    隔着高牆看远处的太阳远处的山
    夜里梦见远处的人
    用思念的网打捞零散的往事
    然后让骨头里长满骨头
    监狱日记
    1998年6月12日,晴,
    蚊子的兵器
    蚊子是谁发明的兵器呢?在这里我受到有生以来最多的蚊子的袭击。无遮拦的手脚,不能设防的空荡荡的大监房,肆意横飞的蚊子把我们搞成抱头鼠窜之徒,但我们无能为力。是蚊子爱咬我们吸我们的血,还是我们愿意让蚊子咬让蚊子吸血或是有另一种力量不让我们反击蚊子呢?一连串的问题,自从有监狱的上古的某一天,就 被囚徒提了出来。谁来回答解决这个问题呢?身陷囹圄的囚徒,只要大脑没问题,谁也知道提这个问题是白痴,因为犯人根本没权利去要求保护自己,就算是一隻小小蚊子,犯人也无可奈何。
    1998年6月15日,雨转晴,
    追忆第一次坐牢
    那个时候每到晚饭后,廖亦武便来邀我散步,我们围着不大的院子,走了一圈又一圈,没有固定主题地畅所欲言,使我们一直谈得很宽鬆。但往往也会遇上令我吃力的时候,因为廖亦武的为人尖酸,与他共事与摆谈,便得时时处处小心。可有一点却是我为人的一个原则:不与那些一定要灌东西给别人的人争论,他说什麽,一概 不发表任何看法与意见。也许廖亦武是天才的缘故,他向我兜售一切,很像英国人当年向中国人卖鸦片一样,出卖者与接受者的交易是不平等的。当然廖与我是朋友,我是不应该如此来评说我们之间的关係,现在想起这些只是为人的某种膨胀欲望所惊奇。我与廖是不可否认的朋友,可为什麽在交流时会出现不平等呢?这很像 关在这个监舍里的十几、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一种渴望性而无法进行性交的现实使大多数人不得不选择手淫。那麽一个被囚禁的天才,当他的思想无处公开时,一有机会,他肯定会一股脑儿倾泄而出,哪管别人接不接受。由此我想起了毛泽东,长征初期与长征中那麽艰苦的生活,他仍然不停地与贺子珍作爱,让贺一连串地怀孩 子打胎。而到了延安之后,他才写出一系列东西。这便是一种欲望的排泄方式,而排泄物件将直接影响排泄。一个犯人,性饥渴的犯人,他选择的物件是意识深处的异性或性器官。一个天才的“精液”是什麽?是思想,是人类集体无意识中的许多异性。也许,我从廖鬍子的精神射精里,被迫捡到许多思想。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2012年5月14日 星期一

從國際宏觀角度看六四事件

 

Macro View of 6.4 Event 從國際宏觀角度看六四事件

回主頁

1989年的東歐巨變與蘇聯解體

羅馬尼亞「大屠殺」傳聞

吉恩夏普與羅伯特赫爾維的非暴力理論

六四後西方對中國的制裁


「東歐巨變」與「蘇聯解體」

1989年2月,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中央對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作了重新評價,定性為“人民起義”;並通過了實施多黨制的決定。

1989年5月,保加利亞的伊斯蘭少數民族大量外逃的。隨後,各地的罷工示威活動頻頻發生,迫使日夫科夫在年底辭去保共總書記的職務,由姆拉德諾夫接任。第二年2月,保共十四大決定改名為保加利亞社會黨。

1989年,捷克發生 “11月事變”,11月7日到28日,爆發了有二百五十萬人參加的遊行示威,要求取消一黨制。12月6日,胡薩克辭去總統職務。12月28日,“布拉格之春”的領導者杜布切克當選聯邦議會主席。第二天,聯邦議會選舉哈威爾為總統。捷共淪為在野黨。

1989年12月,波蘭修改憲法,將國名由波蘭人民共和國改為波蘭共和國,恢復紅底戴王冠的白鷹為國徽。

1989年12月,羅馬尼亞發生蒂米什瓦拉發生的事件,總統被殺,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被改名為羅馬尼亞。

1989年8月,東德許多城市相繼爆發大規模的要求民主改革的大规模示威游行。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1990年10月3日,東西德正式统一。

1989年9月,烏克蘭人民爭取改革運動(簡稱“魯赫”)成立,成員迅速擴大到百萬人。1990年7月16日,烏議會通過《烏克蘭國家主權宣言》。1991年8月24日,烏克蘭政府發表的國家獨立宣言,正式宣佈脫離蘇聯獨立,改國名為烏克蘭。

1991年蘇聯正式解體。除烏克蘭外,各加盟國也紛紛要求獨立,一個超級大國忽然間消失,美蘇數十年冷戰結束,世界上僅剩下美國一個超級大國。

羅馬尼亞「大屠殺」傳聞

1989年12月25日,羅馬尼亞領袖尼古拉·齊奧塞斯庫夫婦被處死。身為總統、國務委員會主席、三軍統帥、羅共中央第一書記的齊奧塞斯庫,從萬眾敬仰的領袖到面對黑洞洞的槍口,僅僅經歷了不到1個月……

導致齊氏下臺的最直接,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1989年12月席捲羅馬尼亞的蒂米什瓦拉 “大屠殺”事件。傳言說,羅馬尼亞保安部隊向齊奧塞斯庫夫人埃列娜呈交了一份秘密報告,這份代號為“E2”的報告統計了蒂米什瓦拉市暴亂中傷亡人數,計有 4632人死亡,1282人受傷,1324人被捕, 1284人被判死刑。這是12月20日設在德國慕尼克的“自由歐洲電臺”得到的消息。緊接著,12月22日法新社又在布達佩斯播發了類似的恐怖數字,“蒂米什瓦拉市5000人被打死”。同一天,幾乎就在齊氏夫婦出逃的同時,羅馬尼亞各新聞媒介都收到一條可怕的電訊:在蒂米什瓦拉市發現一個有4632具屍體的屠殺場。羅馬尼亞電視臺立即播放了大屠殺的現場鏡頭:坦克開炮聲、爆炸聲、呼喊聲,亮光、哭泣、鮮血,還有一具具包裹著白布的屍體。最令人恐怖的是一個據說被剖腹殺死的婦女肚子上還放著一個死嬰。甚至還傳說:外地發現幾個萬人坑,這一切都是齊氏指使保安部隊幹的。

這則可怕的消息和那些恐怖的鏡頭,就像一顆重磅的燃燒彈,把本來就已動盪不安的羅馬尼亞人對齊氏的不滿情緒,一下子燒到白熱化的程度,齊奧塞斯庫瞬間從人民領袖變成了不共戴天的“殺人犯”。這個謠言的傳播,幫助羅馬尼亞新當權者完成了反對齊氏的全民動員。

在這個消息的傳播中,法國、美國、西德等電視臺紛紛轉播這些消息和畫面,希望“讓羅馬尼亞的革命成功”。

事實是,12月15日,蒂米什瓦拉市示威者與警方發生衝突中,共死亡 147人,受傷335人,失蹤25人,與謠傳的死亡 5000人相距甚遠。“大屠殺”的恐怖場面是故意佈置的。那個被偽裝成被剖腹的女人,原死於酒精中毒,肚子上的死嬰,也不是她的,1990年1月26日,羅馬尼亞官方公佈,在整個事件中,全羅馬尼亞總共死亡766人,而羅馬尼亞的新當權者曾一直聲稱:死了6萬人。

1989年的羅馬尼亞大屠殺事件

德紀錄片揭露美國“導演”1989羅馬尼亞政變內幕

http://news.sina.com.cn/w/2004-03-14/15382047012s.shtml

"吉恩夏普"與"羅伯特赫爾維"的非暴力理論

愛因斯坦研究所的網頁中,提供了一些非暴力鬥爭的書藉及刊物。吉恩‧夏普(Gene Sharp)的《從獨裁到民主: 解放運動的概念框架》與羅伯特 L. 赫爾維 (Robert L. Helvey) 的《論戰略性非暴力衝突: 關於基本原則的思考》這兩本書非常詳細地介紹了「非暴力行動的方法」,你們可以看一下這些方法與六四事件有多少巧合之處。

198種非暴力鬥爭的方法 (英文)

http://www.aeinstein.org/organizations/org/198_methods-1.pdf

《論戰略性非暴力衝突: 關於基本原則的思考》(中文)

(「非暴力行動的方法」一章,自第92頁開始)

http://www.aeinstein.org/organizations/org/osnc_traditional_chinese.pdf

愛因斯坦研究所官方網頁 (里面有許多研究非暴力鬥爭方法的書本可以下載)

http://www.aeinstein.org/organizations3c9b.html

“顏色革命”策動者陰謀中國《環球人物》雜誌特約撰稿 王晉燕

http://xztibet.googlepages.com/colourrevolution2

愛因斯坦研究所由吉恩夏普(Gene Sharp)創辦,吉恩夏普專門研究以非暴力手段去推翻一個獨裁政權的理論。非暴力指的是用非打仗,打仗的代價很大,而且未必有勝算,可是非暴力手法呢,對實施者來說即使失敗了,也沒有甚麼影響。美國中情局認為他的理論成本低,效果大,於是跟他一起合作。1989年的東歐巨變及蘇聯解體就是吉普夏恩的傑作。Robert L. Helvey上校本身是推崇暴力手法,後來受到吉普夏恩的影響,開始走向非暴力手段推翻政權的工作。或許因為他的軍人背景,被他所訓練出來的人,所採用暴力手法還是極為殘忍。

從地理位置分析國際形勢

有人說控制了歐亞板塊,就幾乎控制了世界。原本如果歐洲各國聯合起來,應該可以與蘇聯抗衡,沒有想到89至91年間,歐洲各國一個個政治上發生巨變,蘇聯也解體了,偏於一隅,處於美洲的美國積極地活躍在歐亞各國的政治舞台上。

美國為甚麼執著於攻打阿富汗?從阿富汗的地理位置之中或許可見一些端倪。阿富汗西邊與伊拉克成夾擊伊朗,東邊可以遏制中國,北邊可以對俄羅斯造成威脅,南邊則是巴基斯坦。70年代,蘇聯入侵阿富汗,戰爭持續了九年之久,也是因為阿富汗是進入歐亞各國的樞紐。

六四後西方對中國的制裁

「六四事件後西方各國一致對中國進行經濟制裁,且外交上不排除和中國決裂,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復交,聯合國並考慮將中共除名,恢復中華民國代表中國的席位。但持續不到一年,出於自身經濟利益的現實情況,在與中國政府達成妥協的情況下,1990年,部分國家陸續恢復了和中國的接觸和正常經貿關係,1989年以前的進行的軍事合作則被全面中止。」

在國際上,中國本身就很孤立,跟蘇聯也試過絕交二十年。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西方各國對中國除了口頭讉外,還採取了武器禁運以及各種制裁,其中包括:

限制或禁止政府高層接觸、暫停或取消軍事交流、取消或推遲;政府間和通過多邊國際金融機構給中共提供的優惠貸款和停止向中共轉讓高技術,或者停止進一步放寬向中共轉讓技術的限制。除了西方政治的制裁之外,西方民間也因六四事件反應很大,紛紛對從中國銀行在海外的分行中取出存款,外國投資者,和商人裹足不前等等。

在以前鎖國時代,制裁對中國本身並沒有大的影響,可是對於走改革開放,想與世界各國進行貿易的中國來說,可謂開門就遇到大阻力。

對於西方的種種制裁,鄧小平在1991年8月提出:“冷靜觀察,站穩腳跟,沈著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絕不當頭。”

針對西方的制裁,中國政府嘗試逐點瓦解的方法。鄧小平曾提出:“抓兩極,促中央。”的戰略,意思是中國應當通過抓住日本,歐洲從而來促使美國改變對中共的立場。對日本,中國以石油利益對其加以引誘。對歐洲,中國利用中國與英國在香港問題上的共同利益,從英國入手,進而試圖影響整個歐經共同體對中國的立場。對美國及歐洲,中國以貿易利益對歐洲和美國加以引誘,派出大型政府貿易採購團訪問歐洲國家和美國,並喋喋不休地告知與中國進行貿易有多大利益。此外,中國向荷蘭訂購客機…….

中國不斷地研發自製武器,與國際上武器禁運也不無關係。

關於美國不斷地以人權問題對中國的國際事務上進行阻撓,無論是WTO又或申辦奧運,中國的人權問題總會被擺在桌面之上。針對人權問題,中國用保外就醫釋放民運人士的方式,以證明人權已改善。大國博奕,國與國間只有利益,西方國家以人權問題去增強自己的談判籌碼,中國則慢慢開始學習著如何以利益去跟對方談判。這些年不斷地結交拉攏非洲小國,那些小國的票源足夠將2008年奧運申辦權送給了中國北京。

--

朝鮮日報:美國對六四事件的“雙重面孔”被曝光

人前主導對中國制裁,人後派特使請求“諒解

Macro View of 6.4 Event 從國際宏觀角度看六四事件 - sixfourevent

2012年5月9日 星期三

六四「黃雀行動」幕後功臣

◆ 六四當年救出兩百人 陳達鉦「黃雀行動」幕後功臣

朱建陵/台北報導 中國時報 2007.06.04

一九八九年,開槍鎮壓學運之後兩個星期,中共公布了廿一名首要通緝犯名
單,但讓中共難堪的是,列名通緝要犯的廿一名學運領袖,最終居然有十五
個成功逃離中國大陸。協助這些學運領袖脫逃的,是一項後來被稱為「黃雀
行動」的營救計畫,而具有黑道關係的香港商人陳達鉦,則是這項行動的幕
後主要執行者。

據《多維新聞網》報導,上月廿七日陳達鉦悄悄飛到美國,廿九日即在陳一
諮的陪同下,被迎進嚴家其位於紐約布魯克林區的家中。陳一諮是原中共國
務院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嚴家其則是原社科院政治所所長,兩人都是
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的重要智囊,也都在「六四」中扮演重要角色。他們兩
人,都是透過陳達鉦的營救,才得以脫離中國大陸。

港商幕後操盤 具黑道背景

為了歡迎人稱「六哥」的陳達鉦,嚴家其夫人高皋為陳達鉦準備了一桌的佳
餚,拿出了珍藏的XO,而不抽菸的嚴家其則陪著菸癮很大的六哥,抽了他
這輩子的第二十根香菸。

關於自己十八年前的逃亡過程,嚴家其在他《生命樹的分叉》一書中說道,
「我無法從開車的司機、快艇駕駛員那裡了解到什麼情況,一路上,他們完
全不理睬我們,並不關心運送的人是誰。在我逃出中國後,我仍想弄清楚逃
亡過程」。

事實上,當年的營救行動,原來並沒有名字,一直到一九九一年,主事者之
一、香港知名諧星岑建勳在接受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採訪時,才靈
機一動,引用「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來形容一九八九年的那次緊急行動。

大飛快艇 走私船變急救艇

說起這次營救行動,六哥說:「我們從支聯會(香港民主團體)得到了需要
救援人員的名單,聯絡地址和電話,我們的手法就是用快艇把他們帶到香港
。」

據了解,陳達鉦當時得到了一些擁有快艇朋友的支持,這些被稱為「大飛」
的大功率快艇,當年主要用於走私大陸緊缺的商品。除此之外,這些人還熟
悉如何在南中國海上避開警方的搜索。

陳達鉦說,整個救援過程是得道多助,其中涉及他人的方方面面,因時機未
到,不便講出來,他當時負責從支聯會獲取資料,然後分派給底下的小兄弟
。當時,他們的努力,延伸到了全中國大陸,從華南到華中、華北,一直到
西北。據估計,「黃雀行動」共救出約二百名大陸人士,而由陳達鉦直接經
手營救的,就達一三三人。

散盡家財救人 美英法協助

據指出,營救行動從一九八九年六月開始,但該年年底就因為一次行動失敗
,導致陳達鉦兩名小兄弟被捕而停止。為了營救這兩名小兄弟,陳達鉦與中
共高層密會並達成協議,不再從事類似行動,然後兩名小兄弟才獲得釋放。

對於自己的妥協是否招致「投降」的批評,陳達鉦並不在意,因為至少兩名
小兄弟因而獲得釋放。他說:「不救他們出來,我如何在江湖上做老大?」

另據了解,這項「黃雀行動」,至少在民運人士從北京至廣東的路程安排上
,美國中央情報局及英國、法國情報單位,在其間都提供了部分助力。

陳達鉦是由中國大陸至香港的生意人,為了營救中國大陸民運人士,他傾家
蕩產,用了二、三千萬元港幣去救人,這些錢不但用於安置小兄弟,也用於
收買大陸貪官。此外,據其友人陳志雄表示,陳達鉦曾經親自開快艇三十多
個小時到海南島,與當地黑社會人士接觸,並將當地民運人士帶回香港。

◆ 昔民主今維權 爭權益掀風潮

彭志平 中國時報 2007.06.04

夜色從遠遠的天際慢慢地垂落北京城,這是二○○七年六月三日的黃昏,天
安門廣場上一片平靜;十八年前的同一天夜裡,這裡卻是子彈呼嘯聲夾雜著
嘶嚎、血腥。

然而,這一切現在在北京已經是少有人談的歷史事件。世界在變,潮流也在
變;那一年的爭取民主訴求,現在似乎已經變成少數幾個人的事了。但是,
也並不需要悲觀;因為維權的聲浪、行動在全大陸不斷的上演著。維權乍看
之下,似與民主不是同一回事,但維權卻發出了更強烈的訊息,那就是只要
老百姓勇於爭取自己的權益,就永遠會與不合理的體制衝撞。

「那個時候說共產黨腐敗,是犯忌諱的。說打倒共產黨,是反革命的。」親
身經歷過那一場腥風血雨的維權律師浦志強說,當時官倒、腐敗,一般老百
姓卻都只領一百多塊、幾十塊錢人民幣,豬肉漲個幾毛錢大家就受不了了。
大家要求的只是最基本的生活水準,整個大環境讓民眾對共產黨的領導產生
了極大的落差。正好趕上胡耀邦的年代,從文革後,甚至從反右後被壓抑了
幾十年的聲音,在思想開放後完全宣洩。

「與其說是追求民主,倒不如說是用比較激烈的、比較情緒性的方式表達願
望。」浦志強說。

或許浦志強的看法未必受到全面性的認同,畢竟「六四」就是一場民主運動
。當時沒趕上「六四」的維權律師李和平說,「當時大家可能想從最根本的
社會制度上作一個變革,先解決制度問題。而爭取制度變革的以知識分子居
多。」李和平的看法也可解讀為,即便當時不是爭取民主,但絕對是希望制
度變革。如是解讀則和老浦的看法並不相違背。

十八年的時間,讓大陸的政治、經濟、社會出現了巨大的轉變。一九八九年
大陸的國內生產毛額僅近一兆七千億元人民幣,二○○六年卻已達到近二十
一兆元。或許正如馬克思主義所說的,下層結構改變,上層結構也要跟著改
變。儘管貪官抓不完,但現在喊反貪腐喊得最凶的反而是共產黨本身,老百
姓說反貪腐早就不是忌諱;民眾對共產黨也更加「信任」了,「六四以前不
知道共產黨真會殺人,六四以後,大家都知道了。」浦志強說。

可是,不管政治、經濟、社會怎麼變,積壓在社會最底層的不滿情緒,依舊
沒有改變;而且,起身爭取權益的已經不只是知識分子,甚至是「臉朝土地
背朝天」的農民。近年來每年全大陸都還有八萬、九萬多件聚眾抗議事件,
去年的廣東太石村是,今年的廣西博白也是。

「經濟發展到了每一個階層,每一個人都有了自己的利益,但利益受到公權
侵害卻出現得更多。有很多是被迫參與維護自己的權利,另一方面部分人也
敢於站起來維護自己的權利。」李和平說。

「當時包括意識形態等等的禁區很多,沒那麼多律師,法律也並不完備,民
眾與共產黨之間相互認知的底線並不清楚,就很容易碰觸到底線,容易走得
太過。現在大家都清楚底線了,現在的法律已很明確,即使還存在有法不依
的情況,但是要比那時好多了。」

「八九年的時候,民主是具體的訴求;現在的維權,是有限度目標的努力。
」浦志強說,現在必須要做的是「把政治問題法律化,法律問題技術化。」
李和平認為,爭取民主跟維權二者之間並不相衝突,「民主是要求落實憲法
規定的選舉權,維權也是維護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不受侵害。這二者之間的
手段是不一樣的,一個是訴諸於政治,另一個則是在法律的平台上博弈。維
權是成本低、有利於公民意識的訓練。」

浦志強並不悲觀,「台灣的今天應該就是大陸的明天。」
※ 相關報導:
中國政府全面查扣「六四詩集」
六四詩集二十六日發行
中國官方出版物透露六四秘辛與決策過程
在「六四」的禁忌下夢想藍天
從胡錦濤開鍘到廈門示威反PX廠
誰關心緬甸的民主?

李必丰疑助廖亦武出逃受审

2012-05-08

四川异议人士李必丰,疑被当局认定是资助四川作家廖亦武逃出大陆,关押约8月后被以“涉嫌经济诈骗罪”周二首次开庭,正流亡海外的廖亦武,近日积极为李必丰呼吁,不到10日间已收到逾百各国作家联署支持,促请大陆当局释放李必丰。(文宇晴报道)

四川异议人士李必丰被控“涉嫌经济诈骗罪”,周二在射洪县人民法院一审开庭。李必丰辩护律师马小鹏对本台表示,由于律师方面认为案件应在中级法院审理较适合,于是早上在射洪县法院开审时立即提出“管辖权质疑”,庭审两次休庭后宣布再另行通知再次开庭的日子。马小鹏律师说,不排除李必丰的罪名是当局强加到他身上,但目前律师也会以诈骗罪来作辩护。
他说︰“按照中国法律,一审有可能是判无期或是死刑的案件,应该是由中级法院来审理,而射洪法院是基层法院,所以我们提出了异议。这不排除是资助了谁,但现在是控告他合同诈骗,那我们也要按合同诈骗来交流。”
马小鹏律师又说,李必丰在早上也出席法庭,由于这是他在被关押约8个月后,案件才第一次开庭,他在庭上见到妻子和亲友都表现很激动。
他说︰“上午出了庭,今天是第一次见到家人,他觉得他非常对不起他的夫人,对不起他的家人。因为有些事情他觉得好像是对不起他们。”
因从事民主活动多次被捕入狱,从而与李必丰认识的流亡德国的异议作家廖亦武,上月底以公开信的形式呼吁释放李必丰。
同时廖亦武又发起声援李必丰的行动。德国柏林国际文学节主席于上周三(5月2日),再发出公开信,将廖亦武呼吁书以中、英、德三种文字发给世界各地的作家,请作家对中国政府发声。截止周日(5月6日),已有来自全球多个地区逾百名的作家联署。包括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赫塔.穆勒(Herta Müller)。同时,廖亦武周一更在柏林国际文学节总部召开“全球声援李必丰新闻发布会”,希望各界关注李必丰的案件。
李必丰曾因参与中国民主运动两次被判刑,先后服刑12年。多年来,李必丰一直坚持写作,所涉文体包括诗歌、小说、剧本、政论等,曾有200多万字的手稿被狱警搜缴。
廖亦武在去年7月成功逃出大陆到德国后约2个月,即去年9月,李必丰被当局以经济案件调查为由,叫到警局谈话后把他刑事拘留,罪名是“涉嫌经济犯罪”。廖亦武曾在接受境外媒体时表示,当局对李必丰定罪的真正原因,可能是怀疑他资助自己出逃经费。

2012年5月8日 星期二

黎学文 (北京): 那一年,这些年:与六四有关的故事

 

那一年,这些年:与六四有关的故事

作者:黎学文 (北京)

  那一年,我读小学五年级,十二岁,每天最快乐的事是放学回来打开家里破旧的黑白电视机,听在地区师范学院读大学的二哥眉飞色舞的讲述着北京发生的故事。电视画面上,是飞扬的旗帜,青春的面孔,呼啸的救护车,生动而质感。
  那一年的夏季特别炎热。
  在放学的路上,我和同伴们走在坑坑洼洼的乡村小路上,不再像往日那样打闹嬉戏,我们几个小伙伴开始讨论国家大事,我说:“我们给赵紫阳爷爷写信吧。”伙伴们说:“你写,你作文写得好。”可是该写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懵懵懂懂的觉得我们该做点什么。
  父亲从县城回来,说他骑着自行车在县城的马路上,有人给他撒传单,他没要,骑着自行车很快的离开了。
  父亲是乡村小学校长,过去因为成分不好,一直入不了党,曾经为此大哭。他怕。
  后来,电视机上不再有生动的画面,变成了杀气腾腾的喧嚣。
  七月,异常炎热,已经毕业的二哥一直没有回来。父亲急了,去学校找二哥。
  父亲从长途车上下来,二哥的系主任在车站等他,见面的第一句话是:你儿子住了学习班。父亲听到这句话,当场栽倒在地,口吐白沫。
  系主任抱住父亲,连说:没事,没事。
  父亲回来后告诉家人:二哥在学校里是学生头,领着同学们上街游行了。学校里有五个学生住学习班,二哥是其中之一,他可能拿不到毕业证,没法分配工作。
  我模模糊糊的为二哥骄傲,同时听到父亲的唉声叹气,又分外担心。
  一个月后,二哥回来了,不再像过去那样兴高采烈,而是沉默不语。他每天都在村外的田野里徘徊,眉头紧锁,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父亲每天都逼着二哥去县教委,打听分配工作的事情。二哥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父亲含辛茹苦,就想让孩子们离开农村,有份工作。
  二哥常与父亲争吵。后来二哥终于分配到了工作,到镇上的中学当老师。又后来,他考上研究生、博士,成为名牌大学的老师,副教授。
  后来二哥跟我回忆往事,他说:在当时游行的时候,在经过军分区时,许多同学要冲进去,当学生头的二哥拼命制止了。
  也许是二哥的制止救了他,他分配到了工作。
  后来我偶然碰到二哥的系主任,他对我说:你父亲是个好人,你二哥他们都是热血青年。
  那一年夏季,从此在一个12岁少年的心中扎下了根。
  那一年的记忆,也影响了我后来的人生。
1995年我上大学,碰见一个学弟,谈起六四,他说他家里有很多当时天安门的照片,都是他哥哥在北京拍的,我兴奋异常,让他拿来看看,他从家里拿来,我看到了民主女神高高耸立的照片,看到了万人攒动,头缠白布的悲壮画面,我对学弟说:这些都是宝贝,你好好收藏着。学弟不以为然:你喜欢就送给你。我如获至宝,赶紧收藏。
  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家乡的乡村小学当老师,有次跟同事们闲聊那一年的事,一个女同事看我慷慨激昂,冷言冷语的说:“你说得那么兴奋,你可知道我就是89年上的高三,因为学潮,我们都没有能参加高考,我回家务农,现在成了民办教师。“
  当时我懵了,望着这个女同事,才知道那一年的事改变了她的整个人生。
  也就在那时,我开始整夜整夜听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知道了更多的六四故事。开始读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读刘军宁主编的《公共论丛》,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
1998年,弟弟在镇上开书店,从武汉的书市上买来很多盗版的港台书卖,其中有《六四真相》、《天安门》,王丹、封从德的回忆录。那些书都卖得很火。大部分的买者都是镇上国企的退休工人,他们从不还价。弟弟很大胆,大摇大摆的把那些书摆在书架上卖,后来,一个老师给《湖北日报》读者来信专栏写信告发,说我们家的书店在大量的卖反动书籍。
  文化站的人拿着《湖北日报》把我家书店摆着的这些书全部都收走了。
  不让摆着卖,就偷偷卖。冬天,我和弟弟穿着厚厚的棉衣,把这些盗版书揣在怀里,见到有打听这类书的老工人,就从棉衣里掏出这些书,极力推销。书卖了不少,弟弟赚得喜上眉梢。
  不久,弟弟从武汉回来,很沮丧,说书市被扫黄打非了,这些书都进不到货了
  后来,家里的书店再也没有卖过那些书。
  一次在家里的饭桌上,谈起六四,在地方上当小官的姐夫说:你天天看那些反动书籍,为六四叫屈,你不想想:如果当时不镇压,哪里有这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哪里有我们这一家的小康生活,稳定压倒一切!
  我怒不可遏,离座而去。
1999年的六四那一天,我在家绝食一天,写完《六四十周年有感》一文,完成我精神的成人礼。
2000年,我到杭州,住在浙江大学的学生宿舍考研,在浙大的校园论坛上,看到《天安门》的纪录片,被大量下载,互联网开始强大传播。
  在杭州,我结识了傅国涌,在他简陋的家中,听他讲述他的故事:那一年,他参加学潮,在天安门发表演讲,认识他的妻子,后来他被抓,在火车上,锁链从手到脚,他入狱。他的母亲,一夜白头。他的妻子,北师大的高材生,因为是反革命的家属,得不到学校的提拔。他给我看他坐牢期间,他妻子和孩子去探监的照片,一家三口,笑得灿烂而纯净。
  那是我见到的世间最美丽的照片。
2002年的某天,一个朋友约我去拜访六四学生领袖之一王有才的家,王有才当时因为筹办中国民主党坐牢,他的妻子胡江霞在家,我和朋友在路上不停绕弯,防止被盯梢,辗转到王有才在杭州翠苑小区的家,终于见到胡江霞,相聚畅谈,很愉快。不久,听说王和胡办理了离婚手续,不久,王有才经过中美谈判,被直接遣送美国,后来,胡也去了美国,听说他们复婚。
  在杭州,一个大老板找我借去了王丹的狱中回忆录一书,久久不归还。后来我才知道,在那一年,他是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的主席,那一年的夏季,他的一个脚趾头被打断,他后来下海,成为巨富。
2003年,我和朋友在杭州三联书店开始举办学术沙龙,傅国涌说:那是杭州的民运一代被打压下去后,杭州第一次公开举行的民间公共活动。我们也请了傅国涌去演讲,那是他出狱后第一次在公共场合讲话。
2005年我考到云南昆明去读研究生,某次上课,一位老师突然对着我们十多个同学讲起六四,他说:那一年发生的事情,既有非常纯洁,也有非常肮脏的事情。老师当时在北京读研究生。亲历了那个夏天的事情。我闻之惊讶,老师不仅是教授,而且还是校长,官居正厅,这是我第一听体制内的官员教授在课堂上公开讲六四。
  下课后,我兴奋的跟几个同学讲我起所知道的六四,几个80后的女同学睁大眼睛听我讲述,仿佛在听异国奇闻,她们问一旁一直听我讲的班长老大哥:他讲的是真的吗?班长点着头说:是真的,都是真的,当时我还在天安门,睡了几晚上。班长是68年人,参加过六四。
  那几个女同学仍然不敢相信,感叹道:我们怎么以前一点都不知道啊。
  与我同住一个寝室的美术系研究生老杨,70后,党员,大学教师。有次晚上卧谈,他说起他们村里的一个清华大学的学生,六四时失踪,20年过去了,仍然杳无音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那是他们村里唯一一个名牌大学的学生。“我恨共产党。”老杨说完这件事后恨恨的说。
  我所在的学院一个教授,曾是那一年云南学潮的鼓动者,他跟我讲述他带着学生上街的情景:从学校翻墙出去,上街喊口号,六四屠杀后,他发起了云南的第一次抗议游行。秋后算账,他被停课审查,几大摞材料摆在面前,要求他承认罪行,学生保护了他,都说是学生们自发上街,不是老师鼓动的。他得以保留教职,然而自此以后,他开始不停的与女学生恋爱,一个接着一个,几次离婚,风流玩世,本来早该当系主任的他,一直当不了。有次在饭桌上,他当着学校领导面大骂:中共从89年就该垮台了,早他妈的该死了。
  举座无语。
  学院的老师说:他自六四以后,就变成了另一个人,天天骂共产党,玩女学生。
  我的研究生导师,一位老教授,民主党派,他告诉我,六四后,云南省委组织民主党派座谈,他在会上发言说:关于六四的处理,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政府要那样处理。导师说20年了他一直没有想通。
2009年,我研究生毕业留校,应聘考试排名第一。由于曾经在海外网站发表几篇文章的原因,云南安全局的官员突然来学院对我进行政审,那是我第一次与安全部门的人打交道,内心充满恐惧。
  安全局的一个副处长问我:“你如何看待六四?”我沉默良久,说:“六四不是我们这代人的事情,很复杂。”副处长久久的盯着我,说:“难道你不认为正是党在那一年的果断行为,才有后来的繁荣发展,才有今天的成就?”
  我想起了与姐夫的争论,他们一个逻辑,无人性的逻辑,我沉默着,怕失去大学教职,不敢反驳。
  可是我的政审仍然没有通过,学院最后以我“不热爱祖国不热爱社会主义”为由,在院党委会上否决了对我的录用。
  直到现在,我还在为我当时在面对维稳机器时表现出来的怯懦而忏悔。六四不仅仅是八九一代的事情,也是这个土地上每个人的事情,是暴政下的血,是国家无法愈合的伤口,如何看待六四,不能有模糊的说辞,不能有暧昧的借口,而应该直接了当的对暴行说不,对血写的事实和墨写的谎言说不。对六四的态度,已经成为衡量每一个中国人的道德底线、拷打每个中国人良知和人性的试金石。任何触犯底线的行为和表达,都是违背良知的不义行为。
2009年,我被大学驱逐后赴京漂泊,此后的岁月,认识了很多老师、朋友,我听到了更多与六四有关的故事。
  刚到北京时,我在一家喉舌杂志当记者,一个同事大姐跟我说:九十年代初期,她读大学,一个军人喜欢她,追求她,她不冷不热,有次散步,那个军人问她:你们大学生是不是还恨我们当兵的?大姐不作声,军人接着说:我没有开枪。
  我的另外一个女同事,80后,武汉大学的文学硕士,男朋友是部队的军官,有次听我们闲聊六四,很惊讶,回家询问男朋友,她男朋友告诉她:当时他们军人的枪里都没有装子弹。女同事深夜打电话来跟我争辩:到底死没死人?她到底该相信谁?我反问道:没有装子弹,那些学生和老百姓都是怎么死的?我们争辩了半个小时,她最后也不知道该相信我,还是她男朋友
  她后来和男朋友吹了,不知道是何原因。
  在北京海淀的一家餐厅,我与从香港来京的于硕教授聊天,她谈起她的六四故事:当时她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一名年轻老师,是刘晓波的同乡和朋友。整个夏季,她拿着照相机和录音机,在天安门广场上采访学生、知识分子、市民,她想记录这一切。六三夜晚,她最后一波撤离,刘晓波曾告诉她他的包放在纪念碑的一角,那里面有刘晓波准备赴美的护照和钱物,撤退时,于硕往纪念碑台阶上跑去,准备去取,学生纠察队员死死拉住她,大喊:不要命了!把她按倒在地。她回到学校,把拍的照片给系上的一个领导看,其中有她在中国政法大学门口拍到的被打死的学生照片,学生的脑浆都留在了地上,这个领导当场嚎啕大哭,拿出公章和一摞介绍信,盖了很多空白章,交给于硕说:孩子,你赶紧逃吧。我能帮你的就这些。于硕说:她一生都记着这个领导,在当时,他这样做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的,这些普通人,身上有着最可贵的人性闪光。
  于硕拿着这些介绍信,辗转逃到广东,到了蛇口,准备找袁庚,她在一个岛上躲了半个月,后来成为黄雀行动第一个被救的人,她到了香港,后来去法国,与法国人结婚,后来获得人类学博士,成为大学教授,她现在从事中欧学术交流的工作。
  在北京宋庄小堡村,于建嵘老师的家中,我听他讲述他的故事:六四时,于建嵘在湖南衡阳家乡,在市政府做秘书,于建嵘的一位同学,高干子弟,在天安门举过旗帜,六四后逃回湖南家乡避难,于建嵘给他找了个住处,最后安全部门找到了于建嵘,那位同学没事,但是于建嵘被审查,他一激之下,辞职去海南下海,后来赚了200多万,后来又洗脚上岸,读博士,做学问,后来成为著名学者。六四改变了他的人生。
  在北京一个酒吧,某个深夜,我听艺术家高慧君谈他亲历的六四:6月3日的夜晚,读大学的高慧君和同学们在长安街,子弹呼啸而过,他的一个同学在他面前被从地上弹起来子弹穿胸而过,当场死亡,他立刻匍匐在地,往后爬行几百米才躲过一劫。老高讲得惊心动魄,仿佛一切都发生在眼前,他厚厚的眼镜后面,有晶莹的泪光闪烁。
  某次在西四环的餐厅聚餐,好友温克坚兄向我介绍席中的一个中年人说:他是马少芳。我愕然,问道:你就是六四首批通缉名单中的马少芳?马少芳点点头,说:没想到20多年过去了,你这样的年轻人还记得我。我连忙举杯敬酒,说:有些人和事,是无法忘记的。
  马少芳是我见到的第一位六四学生领袖,他出狱后经商,一直在国内坚持,矢志不移。
  在天津的泰达艺术馆,有次与著名艺术收藏家马惠东先生先生喝酒聊天,酒酣耳热之际,马先生说:80年代后期,他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进入当时的智囊机构体改所。后来被清洗,从体制里逃出,下海经商,六四20多年间他从未去过天安门,每次开车路过,都绕道而行。马先生说:六四的枪声之后,改革就死了。
  著名哲学家黎鸣先生是我的忘年交,白发苍苍的他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成名,是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他告诉我:六四时他在青年政治学院当科研处长,后被撤职,差点被捕,工资被停发,六四后的十多年,他再也未领过共产党一分钱的工资,靠翻译和写书清苦度日。
  在宋庄画家村,某次与著名诗人芒克先生喝酒聊天,他告诉我:89年初他从国外回到北京,参加《今天》10周年庆典,参加和北岛等人呼吁释放魏京生的公开信签名,六四后被带着黑头套从北京劲松的家中押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关押了两天,后被释放,抓他的人对他说:抓他是为了他的安全。芒克后来靠画画维持生计。
  有次在一个茶楼,与一个中年商人聊天,他说他曾在部队服役过20多年,谈起六四,他滔滔不绝,他说:当时他就在天安门的指挥中心值班,中心在地下一层,他负责情报汇总工作,每天从他们中心派出的情报人员几百个,北京的大街小巷都被监控者。他说那阵子,北京市长陈希同几乎每天都到指挥中心来。
  在北京搞出版的余大哥是我同乡,他跟我谈起他的六四,那一年,他在湖北一个偏僻的乡村中学任教,极其苦闷,写了一篇《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油印了10多份给同学朋友,后被告发,他被逮捕,在看守所待了一年,未经审判被释放。他说:中国的看守所是最残酷的地方,他是爬着出看守所的。他出来后才知道疼爱自己的外婆在他被抓的当天,去世了。出来后,老婆和他就离婚了,他开始了四处漂泊。
  旅居欧洲的作家李剑芒有次回京跟我聚谈,他告诉我,六四时,他的同班同学,也是北京电影学院的郝建教授的堂弟郝致京失踪,后来他在医院看到了郝的遗体,是被打死的。李剑芒说:他的父亲之前曾跟他写信,告诉他别当英雄,枪响起来后,就趴在地上,父亲对李剑芒说:孩子,你不知道他们的残忍。
  微博兴起后,我认识了很多知名不知名的网友,其中有位北京姑娘,名叫渴渴,是政府网站的主持人,她跟我说:六四时,她上小学二年级,六月三日那天是她生日,一家人在姥姥家给她过完生日后,从呼家楼走到公主坟,一路上,她看到了燃烧的公交车,路障,扭曲的自行车,夺路的行人,画面恐怖,让她终生难忘。六四的记忆自此挥之不去,她上微博后,不时发布一些六四的图片和史料,微博很快被封,她现在是微博上活跃的转世党之一。
  朋友海涛,作家,北京通州郊区人,他告诉我:六四后,他们附近村里的大妈大爹每天被组织到城里扭秧歌唱颂歌,唱累了想买个冰棍吃,但是城里的小贩不卖给他们,说他们没良心。
……
  与六四有关的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那一年,作家野夫在海南做警察,面对屠杀,他毅然脱去警服,提交辞职信,告别体制,后来他在武汉被告发,后来入狱,后来母亲自沉长江,后来他写出名作《江上的母亲》……
  那一年,朋友杜导斌从家乡县城来到省会武汉参加大游行,后来,他在网络上抨击时政,后来他被捕,后来成为著名的异议人士……
  那一年,许多父母没有找到自己的孩子,许多家庭失去了自己的亲人。那一年,许多精英漂泊海外,许多人客死他乡,终身无法回来,那一年,中国成为一个断裂的世界,一个生死界,一个分水岭,那一年,20世纪的中国其实已经结束了。
2010年的春天的一个下午,我坐地铁穿过北京城,从城东郊区来到城西的木樨地,我坐在木樨地的马路边,想着20多前发生在面前这条大街上的血泪,想着天安门母亲,想着那些永远离去的同胞,很久很久,心很沉,泪欲落,哽咽着,无语到黄昏,那个下午,我默默写下了这首诗:

在木樨地,想一个人
——
致丁子霖母亲

今天,我在木樨地
想着一个人
我不认识他
但我永远记得他
此刻,我想着他
就像想起一个失散多年的兄弟
那是21年前
就在这里,木樨地
一个永远无法忘记的地方
那个残酷的夏季
一颗子弹
穿过了他的身体
他只有十六岁的身体
他发出了最后的呐喊
然后,告别了这个世界
这个罪恶、血腥和充满谎言的世界
他走了
这个十六岁的少年
这个永恒的少年
从此无法长大
而我们,在没有他的世界
一天天变老
一直到现在
这么多年了
仿佛一个世纪
不,是几个世纪
我们眼看着自己的衰老
而无能为力
我们告诉自己:我们活着
我们需要活着
然后,我们想和这个世界慢慢妥协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注定无法和这个世界妥协
不为别的
只是因为这个少年
他永远无法长大
所以我们必须衰老
衰老,其实就是死亡
今天,在木樨地
我想着一个人
我想着他
就像想着一个失散多年的兄弟
一个失散了21年的兄弟
我想着他
这个永远年轻的少年
我想哭,但哭不出来
我知道我们已经没有泪
何止没有泪
我们连血都没有
我们的灵魂早已被掏空
在枪声中,在流弹中
在一切历史的涂改和遮蔽中
我们唯一还能做的
就是来到这里
想着这个少年
象想着一个失散多年的兄弟
一个失散了21年的兄弟
他没有离去
但我们再也无法将他找回

  时间如同杀手,23年弹指一瞬。有无数的国人遗忘了,还有无数的国人在铭记。我是六四后一代,在23周年的这天,我写下这份真诚的记录,如同把我的心捧上一座流血的祭坛。不为别的,只是为了那份还在迟到的正义,我相信:血,不会白流,审判,必然会来到。
2012年6月4日于湘江之畔。

—— 读者推荐
本站刊登日期: Friday, June 08, 2012

黎学文 (北京): 那一年,这些年:与六四有关的故事 - 纵览中国

2012年5月4日 星期五

六四真相:一封没有发出的信件(图)

请看热点:六四

     我们的儿子袁力遇难后,我们作为袁力的父母,一直没有勇气打开过他的遗物。不久前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袁力当年写给“自治高联”(一般称“高自联”或“北高联”——笔者)的一封亲笔信。因为不知寄往何处,也找不到人转交,所以没有发出。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袁力写过这样一封信。 (博讯 boxun.com)
     现在我们记得的是:一九八九年的春天,袁力因忙于工作,又经常出差,所以对那场“反腐败、反官倒,要民主”的学生运动,开始时并未关心,当然也就谈不上介入。五月中旬,北京民众声援学生绝食的游行示威达到了万人空巷的高潮。这时的袁力再也坐不住了,他每晚都去人民大学广播站聆听当天的学运消息,而且开始关心并投入到运动中去。五月二十日晚,正逢赵紫阳被迫辞去总书记之职,袁力碰巧遇上曾参加过绝食的同学李××,两人畅谈良久。当时袁力对运动的发展深感忧虑,他请求李××给天安门广场学运指挥部的领袖们捎一个口信,建议停止绝食,因为群众已经发动起来,再无必要采取伤害自己身体的极端措施,学生应知道保存实力。当时他大概认为,学生运动已到了关键时刻,他有责任提出自己的建议。为了能比较充分地申述自己的理由,他于几天后又给“自治高联”的领袖们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全文如下:

    北京“自治高联”的领袖们:

     首先,请允许我以一个研技(应为科技)工作者的身份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全体投身这场中国现代历史上最伟大的以学生为先导的爱国民主运动的大学生、研究生们致以最最崇高的敬意!

     “5.20”以来,我已经同你们和北京市的广大市民一起熬过了两个激奋、紧张的不眠之夜,并在星期六和星期一三个白天同支持或反对你们的市民、外地来京人员以及我的同事们,同李××同学以及数位在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上的纠察队同学进行了广泛的交谈,我得出的印象是:

     1、90%以上的人对你们的运动给予了支持和声援,至少是同情,但其中还是很有一些人对你们的具体行动和一些社会效果有各种各样的看法。

     2、还不能低估官方宣传工具的作用。例如,星期天下午开始的张百发等人的“讲话”起了很坏的作用。我们要提高警惕,认真研究对策。

     3、有些学生宣传员和学生广播站发布了一些不够准确的消息和一些过激言论,给群众中的“反对派”提供了口实。

     4、社会秩序(主要是交通秩序)确实出现了很多可以避免的混乱。

     5、学生纠察队连日来过度疲劳,休息和饮食状况太差,卫生状况就更不用说了,天气又这么干热。要考虑发生各种疾病及对身体健康的长期不良影响。

     6、广场上的学生拒绝归还18日由各单位自愿提供的大轿车,已经引起了不良反应。

     为此,我提出以下建议:

     1、立即拆除和撤消所有路障,用“人障”代替路障。因为真的发生“冲突”,路障实际上是不起决定作用的,已经和正在阻挡数万大军的并不是那些路障,而是群众的身躯和人心所向的巨大精神压力。请你们向群众和同学们说明拆除路障的原因和宣传上的意义。

     2、立即通知除公交公司的所有单位,请他们领回其大轿车,并向领车的人员表示歉意和衷心的感谢。而且最好把车上打扫干净。

     3、值此斗争的关键时刻,“自治高联”要加强统一指挥和统一行动,制定统一的宣传内容,还要注意各校各学生领袖之间的团结一致,万事定要以大局为重。

     4、宣传方式要改进,组织广播宣传车进入居民住宅区(但要选择合适的地点,以防止交通阻塞)宣传更多的群众。宣传内容一定要反复研究,要经得起推敲。发布的消息一定要真实、准确和可靠;对于“小道消息”一定要冠以“据传闻”、“据未经证实的消息说”等字眼。要告戒和制止任何发表过激言论和不真实消息的人。

     5、向所有在京已逗留三天以上的外地同学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如果他们能把北京的真实情况带回当地,并以此发动群众,宣传群众,这要比他们在北京进行声援的意义和作用大得多,因为目前的新闻媒介基本上不能完整和真实地报道事实。

     6、鉴于目前形势,完全可以考虑在“戒严”满72小时时,主动宣布撤出天安门广场,但保留继续在广场和校园、公园等公共场所进行小规模的演讲、游行、示威和设立广播车的权利,并宣布继续罢课,号召教师罢教或对学生保持中立;号召市民组织纠察队保护校院和游行、演讲人员的安全;呼吁群众自觉维护真正的社会秩序(而不是“戒严令”宣布的那种秩序)。

     7、迫使当局公开承认“自治高联”的合法性。

     以上拙见,望研究考虑。

     袁力这封当时没有寄出的信件今天能重见天日,对我们父母来说,是最大的安慰。当我们捧读这封信的时候,就像回到了以往的岁月。如往常那样,他恭敬地站在我们面前,说话不多,但思维缜密,立论有理有据。从他的信中,我们看到了他对时局的独到分析,也透视到他对那场爱国民主运动的拳拳之忱。他既有青年人的理想和激情,更不乏成年人的沉着和稳重。而这一切显然是与他走过的人生道路直接相关的。

     袁力出生于1960年7月7日,恰好是抗战国难纪念日。那时正值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一家人每日三餐都得先用秤计量才敢下锅。母亲营养不良,自然影响了袁力婴幼期的发育。上小学时,又适逢“文化大革命”。父亲被关进了“牛棚”,继而又下放湖北安陆五七农场劳动改造。母亲则随着她任职的医院“一锅端”地去了不见青草绿叶的甘肃定西内官营。一家人从此离散各处。袁力随父亲去了湖北农村,每天一大早饿着肚子涉步过河去上学,由于一日三餐不能按时进食,不久得了胃病。半年后,母亲把他接到生活条件更差的定西内官营。到了冬天,由于煤炉烟囱倒灌风,娘儿俩煤气中毒,险些双双丧命。一九七二年春,父亲从“五七农场”分配到山东济宁参加毛纺织厂的新建工程,袁力也就转到济宁上了初中。两年后,母亲从甘肃调来济宁工作,一家三口(袁力的兄姐在别处插队)才有了相对稳定的生活。

     袁力在山东济宁一中学工、学军、学农后高中毕业,经过三个月的刻苦自学,终于考入北京邮电学院春季斑。198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三年。1985年又考上北方交通大学铁道运输自动化与通信专业研究生。两年后离开北方交大,经自我推荐进入机械电子工业部自动化研究所工作,翌年被委派去西德考察。回国后,除继续担任该所自控中心研究工作外,并代表该所参加国家高技术研究“863”发展计划中的以清华大学为首的CIMS项目,曾受到过主题专家组的表彰。1989年春,袁力本已取得留美出国护照,并接到了美国Stevn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研究生部的新生入学通知书和接机表,预定是9月以前赴美。讵料“六四”惨案从天而降,他没能前往美国,却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袁力不是在温室里长大的孩子,他在幼小的时候,就已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尤其是随父母去了大江南北的好几个地方。因此,虽然涉世未深,但对于人生之艰难,世道之险恶,已有了比一般同龄人更多的切身体验。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对当年那场学运能作出如此理性的分析,而且会抱有如此深沉的忧虑了。

     在以后的几天里,袁力密切关注着学运的任何一个动向。当听到柴玲宣布停止绝食的消息后,他深感欣慰,从而对学运表现出了无保留的同情和支持。

     到了六月二日,北京的局势已很紧张。下午,戒严部队在六里桥被人山人海的民众拦截,进城受阻。袁力在办公室里与同事们谈论此事。有人认为戒严部队可能会开枪,而袁力则认为“军队绝不可能向人民开枪”。这时的袁力,虽然对局势的发展并不抱乐观的态度,但他对“军民鱼水情”的神话仍然深信不疑。

     次日下午,袁力去清华大学找一位研究生交换资料,但这位研究生已去了天安门广场,于是袁力立即前往寻找。来到西单附近,正遇学生们截住一辆偷运枪支弹药和钢盔等武器的卡车,有人用枪尖刺刀举起钢盔示众。他认为这是学生们的一次胜利,大快人心。接着,驻扎在人民大会堂里面的解放军企图冲出人群去夺回武器,他和清华大学的同学们一起手挽着手拦住解放军,说服他们退入人民大会堂。直至晚八点半才回家吃饭洗澡。他那时的情绪非常兴奋激动,但他不无忧心地问我们:“如果这次学运失败,那该怎么办?”

     约在晚间十一时半,军事博物馆一带突然枪声大作。袁力好象没有多加思索,就立即骑着自行车出门前往木樨地,在大门口正遇上我们两人从街上打听消息回来。我们当即拉住他的自行车说:“危险,危险!已有人被打死,千万不要前去”。但袁力却说:“你们老年人尚且上街,我一个单身小伙子怕什么?”还说:“我不会靠拢去的”。这时有一位邻居也劝我们说:“年轻人嘛,就让他去看看吧!”于是我们就松了手。袁力随即跨上自行车,用力一蹬,飞快地走了。天啊!岂知这竟是最后的诀别。作为父母,我们一夜未能合眼,我一直站在北窗口张望,焦急地企盼着窗下出现袁力的身影。

     6月4日黎明仍未见袁力回家,我们意识到“出事了”!遂请邻居帮忙找来住得较近的袁力的表姐、表姐夫去木樨地和附近医院寻找。袁力遇难的消息很快就传出去了。在那些日子里,每天都有不少同事、亲友、邻居纷纷前来慰问,许多人分头去城区各医院寻找。

     那天我们家里还来了三位素不相识的青年人,他们向我们讲述了六月三日通宵他们在木樨地桥下和桥西高楼脚手架上亲眼目睹的大屠杀实况:

     六月三日晚约十一时,戒严部队先遣步行方队自西向东行进,一跨过木樨地桥,就一声令下,士兵卧倒,中间一军官取单膝跪姿,举起冲锋枪向马路中间及两侧盲目扫射,多少人应声倒在血泊中,人群四处逃窜。方队过后,不少人用三轮板车或自行车抢运尸体送往附近医院。相隔不到半小时,第一车队自西向东缓缓驶过木樨桥,有人看到贴近军车处,一青年高举右臂,大声喊道:“我是清华研究生……”,话音未落,一声枪响,消失在黑暗之中。这位自称“清华大学研究生”的死难者究竟是谁呢?现在已很难查证了,但事后我们知道,袁力当时也正在木樨地现场,那里是死人最多的地方,而且有不少人死得很壮烈。

     在袁力遇难约半个月之中,家属和亲友到处寻找其尸体。据袁力的姐姐和表姐回忆,她们找遍了北京市四十三家医院。就她们所见,离木樨地最近的复兴医院尸体最多,在自行车棚里堆积如山;而所有这些医院加起来,她们亲眼所见的尸体就不下四百五十具之多。如果计入已经领走的和没有送进医院的,就不知有多少冤魂死在戒严部队的枪弹和坦克之下。

     直至六月十九日,经袁力在北邮的同学们重新去各家医院搜寻,终于在海军总医院太平间里发现了袁力的尸体。据该医院纪录,袁力是在六月三日子夜十一点五十五分被人送入医院的,但送来时已抢救无效,死因是“胸部穿透伤”。因为半个月没人认领,被医院编为2号无名尸,移入了太平间。看管太平间的老者告诉我们:因弹簧厂工人的误认,此前曾把袁力的尸体领走,两天后才又送回。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第一次去海军总医院时竟然没有能够找到。

     六月二十三日我们去海军总医院为袁力净身时,见他双目睁瞪,死不瞑目。我们发现子弹是由咽部射入,背后尾骶骨上方穿出,弹道几乎是直上直下。可以想见,那颗使袁力致命的子弹是从军车上往下射击的,袁力的整条牛仔裤染透了鲜血。我们一直保存着他的血衣。

     第二天,由袁力所在的自动化所派人主持,在八宝山第三告别室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参加者近三百人。那时人们的情绪尚处于恐惧与愤慨的交织之中,一种强烈的正义感驱使人们无所顾忌地聚集到了袁力的遗体跟前。整个仪式虽然简短,但悲壮、肃穆,在场之人,无不动容。由于过度悲伤,袁力母亲突发心脏病,顿时昏厥过去,退场输氧。

     袁力之死,令我们抱恨终生。为了永恒的纪念,也为了留下历史的见证,我们决定为他修墓。为此袁力的母亲拖着病体亲自到郊外去选择墓地,最后在西郊万安公墓内选定了墓址。同时,一些亲友和自动化所的同事们送来了捐款。八月五日,包括亲属、朋友在内的二十多人冒雨举行了骨灰下葬仪式。在袁力的墓碑上,镌刻着由其父亲自撰写的如下碑文:

     恸哭吾儿未及而立之年猝然离世吾家希望之星突告陨落天公如此不公唤走有志青年留下古稀双亲吾儿七七坠地六三升天短暂一生不幸始终全家心碎永失欢笑立碑志哀

     袁力墓在万安公墓内是第一座“六四”死难者之墓。后来,又有好几位死难者的遗骨落葬在这里或摆放在公墓的骨灰堂,多少年来,有不少海外朋友和外国记者来此凭吊、摄影,许多来公墓扫墓的人也常常到袁力墓前驻足观瞻。这一情况大概引起了有关当局的关注,一年多之后,万安公墓大门口竟贴出了“外国记者不得入内”的告示。这不明明想把一个公墓封闭起来嘛!但是,每年的清明和“六四”,不管墓地如何戒备森严,凡安葬在这里的“六四”殉难者的亲属们都要来洒扫、祭奠死去的亲人,年年如此,从不间断。“六四”十周年的时候,难友们汇集到袁力的墓前举行了集体公祭(照片见后)。嗣后每年“六四”都在这里举行公开的祭奠。渐渐地,这里也就成了难友们纪念、缅怀“六四”死难者的场所。而每年这样的时候,这里也就成了“敏感地区”,必定有穿制服和不穿制服的警察在周围巡回监视。

     今年是“六四”惨案十五周年。回忆这十五年来走过的路程,可以让亲人们在九泉之下得到些许慰藉的是,在当年你们倒下的地方,今天已站立起来一个被称为“天安门母亲”的群体,她们再接再厉,十年如一日,为寻求正义、为讨回公道而不息地抗争着。我作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员,至今没有忘记,在1998年11月1日和20日,我和张先玲、周淑庄等难友前往国家安全部递交抗议书的情景。那是由北京市国安局无端地冻结了一笔以“丁子霖”名义存在无锡市中国银行的海外人道捐款引起的。袁力生前知道我一向谨小慎微,但这次儿子的在天之灵却给了我这个母亲莫大的勇气。我想他地下有知,一定会很高兴的。

     如今我们都年事已高,把一些能够想起来的事情写出来,把一些想要说的话说出来,把它们留给后人,留给历史,也算是尽了自己的心愿。

     (执笔者:袁力的父母袁可志、李雪文,2004/3/20)摘自《民主中国》

2012年5月3日 星期四

人民日报透露全党恐惧“四五”、“六四”再现

来源:参与 作者:洪深
(博讯 boxun.com)
    (参与2012年4月3日讯)《人民日报》昨日(2012年4月2日)强调“当前处于出现谣言、杂音、噪音的敏感时期”, 透露中央和全党恐惧“四五”、“六四”再现。
    《人民日报》昨日在四版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引起强烈反响——统一思想凝共识 稳中求进谋发展》文章后,凤凰等各大官网均以《人民日报:当前处于出现谣言、杂音、噪音的敏感时期》为题显要转载。文章说:“ 3月29日、3月31日本报先后在头版刊发评论员文章《集中精力把两会精神贯彻好》、《牢牢把握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后,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各地各部门党委中心组纷纷把文章作为重要学习材料。大家普遍认为,文章摆事实讲道理很有说服力,有助于提振信心、凝聚共识,尤其在当前社会上出现一些谣言、杂音、噪音的敏感时期,文章准确体现中央精神,主动回应社会关切,有利于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发挥了稳定人心、团结鼓劲的积极作用。”
    一些网民分析,表面看来《人民日报》是从积极正面的角度报道全党对人民日报提出“当前处于出现谣言、杂音、噪音的敏感时期”的重视与共鸣,但凤凰等官网却改其题目,突出全党恐惧“当前处于出现谣言、杂音、噪音的敏感时期”,这就说明代表中央的人民日报与各地党政官员,都在感觉类似1976年的天安门“四五运动“和1989年的”六四风波“,又在逼近重演了。
    专家指出,官网敢于将《人民日报》有所遮掩的“当前处于出现谣言、杂音、噪音的敏感时期”直接挑明,表明中共又到了一个四面楚歌的危急关头。清明期间是否会有因祭奠文革死难者和六四殉难者而引发的大波动,六四期间是否会全民要求公决平反六四的逼宫,都存在许多可能性。从历史来看,《人民日报》的批判文章往往是乌鸦嘴,忧什么就真来什么——文革晚期人民日报曾发文章担忧文革会被否定,资本主义将复辟,结果就真有了“十月春雷”!

人民日报透露全党恐惧“四五”、“六四”再现

2012年5月1日 星期二

[人神共憤]了解真正六四事件 #64

 

1989年5月17日
聲援絕食學生

五月十七日•聲援學生行動達到高潮,各界遊行隊伍達到百多萬人,要求鄧小平、李鵬辭職。
1989年5月17日


日落天安門殘陽如血時﹐廣場就成為了人民的海洋。
在京香港學生加入游行隊伍
1989年5月17?日

在北京的香港學生加入游行隊伍。
身殘志不殘 1989年5月17?日

殘疾人聲援學生運動。
工人又來了 1989年5月17?日

工人開始上街支持絕食的學生。
1989年5月17?日

與軍警對峙
警官大學支持學運 1989年5月17?日

警官大學教工聲援團/“民心警心萬眾一心﹐學生先生不死共生”/天津理工學院赴京聲援北京學運
1989年5月18日北京法官聲援學生民主運動。 1989年5月18日

中國法官話:
中國要民主! 中國要法制!

警官支持學生 1989年5月18日

警官大學的軍警也上街支持學生運動。

市民支持絕食學生 1989年5月18日

支持三千絕食學生的市民﹐在天安門前揮大旗
絕食學生與醫務人員 1989年5月18日

大絕食進入第六天﹐三千學生決以死相諫。
1989年5月18日北京工人遊行聲援。 1989年5月18日

聲援絕食 1989年5月18日

趙紫陽和溫家寶到廣場看望絕食學生 1989年5月19日

http://www.64memo.com/pub/uploads/wpId2437.j

趙紫陽和溫家寶到廣場看望絕食學生 1989年5月19日


五月十九日凌晨四時,趙紫陽和溫家寶突然來到廣場,看望公共汽車上的絕食學生。當時趙紫陽已經遭到中共內部整肅。
趙紫陽1989年5月19日到天安門廣場與示威學生會面,是他最後一次在公開場合露面。

李鵬宣佈戒嚴 1989年5月19日

五月十九日晚十時,李鵬宣佈次日戒嚴,楊尚昆講話通報了調兵情況。趙紫陽則稱病請假三天,沒有出席大會。
公共汽車裡的絕食學生 1989年5月19日

住在公共汽車裡面的一般是絕食學生,其他人只能睡在外面。
公車上的絕食學生 1989年5月19日

1989年5月19日學生在廣場絕食請願。“自由人”

準備進城的裝甲車 1989年5月19?日

香港百萬市民聲援北京學運 1989年5月20日

5月20日,港、澳兩地在風雨交加的天氣下發起大遊行,聲援北京學生。
香港百萬市民聲援北京學運 1989年5月20日

香港舉行空前的百萬人大遊行﹐抗議北京實施戒嚴。

http://hk.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7009052800842
北京市民和學生阻攔軍隊入城示意圖 1989年5月20日


反對戒嚴大遊行 / Protest against Martial Law
誓死保衛天安門 1989年5月20日

聽到宣佈戒嚴令,學生們宣誓誓死保衛天安門廣場。
反對戒嚴 1989年5月20日

「全民截兵」 1989年5月20日23時

五月二十日戒嚴後,北京市「全民截兵」。
戒嚴令 1989年5月20?日

戒嚴令宣佈後﹐兵臨城下的天安門廣場熙來攘往﹐民眾並不就範。
清華絕食團 1989年5月20?日

1989年5月21日

北京郊區的一輛公共汽車橫在路上,不讓戒嚴部隊的軍車通過。
二百輛軍車受阻 1989年5月21日

支持民主運動的群眾在豐台地區阻住了約二百輛軍車的推進。


1989年5月21日

北京市民堵截戒嚴部隊
軍隊和老百姓

向北京開進的戒嚴部隊的軍車被老百姓堵在了郊區。
軍人接受食物

軍隊向市區推進時受阻於豐台,學生群眾向被圍的軍人送食物。
1989年5月21日
戒嚴出動直升機


憲法第35-37條 1989年5月22日

第三十五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第三十六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第三十七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

戒嚴第三天 1989年5月22日16時

審判官 3/31/2010 4:30 PM

引用 返回 最頂 最底 解封封鎖

1989年5月22?日
反對戒嚴大遊行(英國/UK)


反對戒嚴大遊行(英國) “聲援學運反對軍管﹗”
法國/France

加拿大/Canada

反對戒嚴大遊行(日本/Japan)

反對戒嚴大遊行(日本) “聲援學運反對軍管﹗” 東京大學
反對戒嚴大遊行(德國/Germany)

反對戒嚴大遊行(德國) “聲援國內學生民主運動”“結束專制” Solidaridät mit unseren Kommilitone...
台灣聲援北京學運 Taiwan
http://www.64memo.com/Album/10/A077a.JPG
北京軍隊入城﹐台灣民眾遊行聲援彼岸學生。

審判官 3/31/2010 4:34 PM

引用 返回 最頂 最底 解封封鎖

毛像被污 1989年5月23日


天安門廣場上的毛澤東像遭三人潑顏料染污。工人趕快將被污的毛澤東像覆蓋起來。從湖南來的三人卻被學生糾察隊送交公安局。這是學運所犯的一大錯誤。

澳門聲援北京學運 1989年5月23?日

澳門市民冒著颱風上街﹐抗議北京當局壓制學運。
1989年5月24日

1989年5月23?日
人民的解放軍,請先了解真相!

在天安門廣場前,學生群眾手拿海報文宣給在一旁巡守的大陸公安閱讀。
學生向軍人宣傳民主的道理

阻攔軍隊入城

部份軍警開始同情學生。一些武警部隊舉起“勝利”手勢聲援學運。
1989年5月24日
「學運之聲」廣播站

設在紀念碑腳下的「學運之聲」廣播站。
1989年5月24?日
記者不顧戒嚴令

大批記者不顧戒嚴令在紀念碑下採訪。
學生向軍人宣傳民主


李鵬 —— “新納粹” 1989年5月25日

5月25日,上海人民廣場.上海同濟大學的“新納粹”畫象。
“ 旗幟鮮明反專制 義無反顧爭民主” 1989年5月25日

5月25日,上海人民廣場,“上海華東師大共產黨員 旗幟鮮明反專制 義無反顧爭民主”橫幅十分醒目。

學生糾察總長張健 1989年5月26?日

學生糾察總長張健來自北京體育學院,這是張健在天安門廣場上帶領糾察隊時的情形。六四凌晨張健在廣場西北角中了三顆子彈,後經搶救死裡逃生,六四後隱姓埋名十二年,輾轉來到法國。目前他身上還有一顆子彈。
廣場音樂會

五月廿五日的晚上天安門廣場示威學生舉行音樂會,以鼓舞鬥志。
廣場音樂會 1989年5月26日

北京前衛音樂會在天安門廣場演唱“樂與怒”﹐以另一種形式“反叛”,以鼓舞鬥志。
1989年5月27日
柴玲、吾爾開希和王丹 1989年5月27日

宣佈三十日撤離。

民主歌聲獻中華






“民主之神” 1989年5月29日

“民主之神”塑像樹立在天安門廣場﹐成為大陸民主運動的象征。
民主之神彫像落成宣言 1989年5月29日


1989年5月30日的天安門廣場
「民主女神」像

「民主女神」像。
石膏像在晨曦中安置完畢,開始進行最後的澆鑄及修飾。到了中午,終於大功告成。揭幕式時,全場學生及群眾歡聲雷動。北京市八大藝術學校的校旗圍繞著「民主之神」迎風招展,石膏像旁聚滿了人群。

由北京中央美術學院製作的“民主女神”塑像,成了八九中國民主運動的象徵

1989年5月30日,民主女神像在天安門廣場上豎立。

香港大遊行 1989年5月30日
[img] br / http://www.64memo.com/Album/12/BJ092-3.jpg[/img]



誰使我們面面相『怪』 1989年6月2日

三名騎自行車的人死於軍人的鐵騎下 1989年6月2日


6月2日,外省軍隊入城 1989年6月2日

屠城前夕(6月2日),外省軍隊入城。(陳清華提供)
阻攔軍隊入城 1989年6月2日

大批軍隊六月二日入城﹐北京市民仍赤手空拳阻截部隊﹐並且向被圍困的軍人送上食品。

警告! ( 六四事件相片可能引起不安 )
1989年6月2日22時
戒嚴第十四天


全民“截”兵
市民們
這裡是軍車終點站
絕不准在此通過﹗﹗﹗

1989年6月3日
「娃娃兵」進城

六月三日,大量「娃娃兵」跑步衝入北京市區 。(美聯社照片)
載滿軍人的軍車 1989年6月3日

長安街上,載滿軍人的軍車正開往天安門。(Truckloads of PLA soldiers driving to TAM on Chang An Boulevard.)
路障 1989年6月3日

[人神共憤]了解真正六四事件 #3 - 簡化高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