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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28日 星期六

血与火的洗礼——我在1989年

血与火的洗礼——我在1989年
刘贤斌 (四川)


我要感谢八九年的民主运动,因为是她让我那正直、善良和勇敢的天性没有泯灭。


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我认为这句话不无道理。一个人的性格一旦确定,那么在面对一件事情时,他就会与其他人有不同的选择,而这种不同的选择决定了他与别人不同的命运。二十年前,我还是一个充满青春活力、有着光明前程的大学生,谁也没有想到,二十年后,我却成为了一个饱经坎坷但仍奋斗不止的民运人士。我的父母都是正直、善良的普通人,我的身上流淌着他们的血液,我从小就决定为国家和人民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如果生在一个政治清明的时代,我也许会做官或者成为一个学者,然而一九八九年的民主运动改变了我的命运。由于受到“自由化”运动的影响,我在1988年就对这个政权失去了信心,当“八九”民运兴起的时候,我就迅速地卷了进去。但直到“六四”枪声响起的时候,我才彻底认清了这个政权的本质,从此就义无返顾地走上了反抗专制、追求自由和民主的道路。
 
只是我没有想到这条道路是如此的漫长,直到今天,我们还要为之付出艰苦的努力。二十年来,我两次被捕入狱,坐牢时间接近十二年,并无数次受到当局的打压和折磨,但是一想到二十年前那血淋淋的一幕,一想到二十年前那么多无辜的年轻的生命倒在了血泊之中,我就一再咬紧牙关坚持了下来。二十年来,我从来没有为自己的选择后悔过,我甚至要感谢八九年的民主运动,因为是她让我那正直、善良和勇敢的天性没有泯灭,是她让我明白了自由民主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是她让我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从而总算做了一个真正的人。
 
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八九”、“六四”可能是相当陌生的字眼,但对于我们这些经历了那场伟大运动的人来说,那五十多天的日日夜夜却一直铭刻在我们的脑海里……
  


1968年10月2日,也就是“文化大革命”闹得最厉害的时候,我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我的父亲是个普通工人,母亲是个普通农民。在母亲严格的管教下,我从小就是一个受父母、老师喜欢的乖孩子。读小学的五年,我一直担任班长,那些小学同学到现在还称我为“老班长”。读中学的时候我也一直担任班干部,甚至在高中毕业的时候还获得过市级“优秀学生干部”的称号。可以这么说,在青少年时期,我是一个典型的“共产主义接班人”。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我这个“共产主义接班人”最后竟然变成了共产主义的掘墓人。记得在1991年6月,我因积极参与“八九”民运而被关押在秦城监狱时,提审我的警察看见我特别顽固、无可救药,就呵斥我“忘恩负义”。我真的忘恩负义了吗?没有!从中学到大学,从1989年到现在,我在骨子里仍然是一个中国人,我的胸膛里跳动的仍然是一颗滚烫的中国心。早在上初中的时候,我的一个地理老师就经常给我们讲中国的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就是在这个时候,也就是在我14岁时,我就决定将此生奉献给这个国家和民族,我立志要像拿破伦那样来改变我的祖国的命运。所以说,我最早的信仰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自由民主主义,而是民族主义。因为这个缘故,我在初中毕业时没有去报考师校,而选择了读高中,而且考上了遂宁最好的高中——遂宁中学。又因为这个缘故,1987年我考上了一所专门培养国家干部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我的这种人生志向,同学们都很清楚,因此在高中毕业的聚会上,许多同学都祝福我将来能够成为中国的拿破伦。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的同班同学欧阳懿——一个喜欢诗歌和文学、秉持良知且追求真理的人——慢慢成为了我的知心朋友。二十多年来,我们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鼓励,最后一起成为了坚定的民主斗士。
  
对于一个像我这样来自农村的学生,大学无疑是知识的海洋。进入大学后,我感觉到了知识的极度匮乏和饥渴。听说当时的人大图书馆藏书几十万册,但我几乎都没看过。于是除了上课之外,我将自己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看书上面,甚至由于有些课程——诸如《政治经济学》、《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太过枯燥乏味,我还经常逃课到图书馆去看自己喜欢的书。由于具有民族主义的思想,一开始我主要是看一些历史、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书籍,后来就爱看一些世界经济方面的杂志。我逐渐了解到,中国的实力并不像中共所吹嘘的那样强大,在中共统治的几十年里,中国社会在各个方面并没有取得多大的进步,于是我开始对中共所编造的一系列谎言产生了怀疑。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大概就是指这种情况吧。刚上大学的时候,我还像许多同学那样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也就是说我曾经也向中共组织主动靠拢过,但仅仅过了大半年,我就彻底打消了入党的念头,我认为这样的组织不值得我效忠。
 
1988年暑假回遂宁时,欧阳懿给我推荐了一本《山坳上的中国》,这书给我强烈的震撼。我没想到在中共的领导下中国与世界的差距竟然如此严重。我彻底打消了对中共的一切幻想,陷入了焦虑和痛苦之中,我不知道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怎样才能实现我的强国之梦。回到学校后,我在人大遇到了一个朋友,经过一番交谈,我发现我们的思想竟然惊人的相似。不久,这个朋友就提出应当组织一个政党去取代中共的统治。这真是一个大胆的想法,我非常吃惊。在后来的几天里,我一直处在极度兴奋之中。不过后来我们还是没有组建政党,只是经常聚在一起讨论一下关于民族主义方面的问题。在这期间我写了一本《魂系中华》的集子,都是关于民族主义方面的文章。
 
那个时候,“自由化”的春风刮得正猛。
 
1987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因支持学潮和“自由化”运动而下台,而接替他的赵紫阳很快也对“自由化”运动采取了支持态度。因此在当时的高校里,“自由化”气氛相当活跃,许多老师在课堂上都有意无意地向学生进行自由民主方面的启蒙,同时一些知名知识分子也经常到各高校主持讲座,向学生们宣讲自由民主的基本理念。同学们对这种讲座非常欢迎,记得1988年4月1日有人贴出海报说方励之当天晚上要到人大来举行一场讲座,于是还在上午的时候大教室里的位子就被占完了,我也好不容易占了一个位子,后来才知道这天是愚人节,我们几百人都受到了捉弄。1988年底,“新权威主义”非常流行,于是有心人在人大组织了一场“新权威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辩论,由“新权威主义”的代表人物吴稼祥、黎鸣等几人同“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许良英等几人进行辩论。这场辩论的场面非常火暴,八百人的大教室被挤得水泄不通,最后双方好象打了个平手。
 
与此同时,各种“自由化”书籍在高校也非常流行,特别是金观涛、刘青锋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特别受欢迎。当时我母亲每月给我寄一百元生活费,我总会从中挤出一些钱用来买书,主要就是买《走向未来丛书》。后来苏晓康、谢选骏、远志明等人制作的电视片《河殇》,也引起了广大学生的关注和热议。此外,由戈扬主编的《新观察》和由钦本立主编的《世界经济导报》也很受学生们欢迎。
 
这股“自由化”的春风吹醒了我们这些年轻学生的头脑,她直接孕育和导致了“八九”民运的到来。虽然当时民族主义还在我的头脑中作梗,但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和多党制等基本概念也已深入我心,只不过我对这些观念的理解还相当模糊和肤浅,更谈不上是信仰。
 
1987年10月,中国足球队击败日本队挺进了奥运会决赛圈,北大的学生组织了一次庆祝游行,当他们经过人大并动员人大学生参与时,人大的学生表现出了出奇的冷漠,于是北大的学生就说人大是“第二党校”,对此我感到特别耻辱,我非常后悔报考了人大。我经常在想,如果我当初报考北大的话,我可能早就信仰了自由民主理念,我可能会参加王丹等人在北大举办的“民主沙龙”并成为王丹的第一批战友。
 
1989年的寒假,我回家过春节,组织了一次高中同班同学的聚会,大概有十个人参加,其中自然少不了欧阳。聚会中我向他们畅谈了自己的一些感受和思想,没想到我的谈话得到了大家的积极响应。他们纷纷发表对中国时局的看法,并谈到了《河殇》、《世界经济导报》和“新权威主义”,一看就知道他们深受“自由化”运动的影响。遂宁中学高87级文科班很不简单,全班有四十多人考上大学,其中有一半人考上重点大学,全国的名牌大学几乎都有我的同学就读。虽然他们在全国各地读书,但我感到他们的思想认识一点也不逊于我这个在北京读书的人,甚至有几个同学已基本上接受了自由民主理念,而当时的我却正对自由民主理念和民族主义思想纠缠不清呢。
 
在这次聚会上,正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的罗宗杰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1989年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中国可能会发生学潮。对此我们都深有同感,于是我们相约,学潮发生后,我们应当有所作为,但又不能太激进,不能去冒头。我们认为,即将发生的学潮可能会与1987年的学潮一样遭到失败,因此就不必去作无谓的牺牲。
 
由于我们志趣相投,于是有人就建议我们应当像刘关张“桃园三结义”那样结拜兄弟,大家纷纷表示赞同。于是当天晚上我们就举行仪式结拜了兄弟,孔杰排行老大,欧阳排行第二,我排行第六,罗宗杰排行第七,杨劲松排行第八,马烈排行第十。没想到在以后的二十年里,由于我从事民主运动而长期受到当局的打压折磨,好几个兄弟都因此而受到了牵连。1991年我被当局抓捕后,马烈的父亲马述亮因被当成我们这帮兄弟的“黑后台”而被关押了半个月,马烈被关押了一天,欧阳被关押了三个月,其他几个兄弟的毕业分配都受到了影响。1995年我因与王丹关系密切而受到追捕,孔杰被关押了一个星期,杨劲松被关押了半个月。让我骄傲的是,这些磨难一点也没有影响到我们兄弟的关系,我们之间的感情反而变得更加真诚和亲密,尤其是欧阳懿在经过无数磨难之后与我一样成为了一个坚强的民运人士,这让遂宁的国保大失所望。其他几个兄弟虽然没有像我和欧阳一样走在中国民运的第一线,但他们却一直对中国民运抱着深深的同情。2002年,罗宗杰所在单位的领导想劝罗宗杰入党,但前提条件是要向当局认错,并断绝与我们的往来,罗宗杰对此予以严词拒绝。2008年1月,罗宗杰病逝了,当时我正因98年组党的事情而在监狱里服刑。噩耗传来后,我为他偷偷地大哭了一场。出狱之后兄弟们告诉我,在罗宗杰病重时,他们共筹集了几万元钱来医治他,在他去世后又隆重地安葬了他。有友如此,夫复何求!
 
历史将会记得,在“八九”民运来临的前夜,在四川遂宁这个小城市里,有一批年轻的学生为了民族的未来而走到了一起。
                        

 
1989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胡耀邦突然去世。胡耀邦是中共党内少有的有良心的领导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组织开展了平反全国冤假错案的工作,大批“右派”分子和历史“反革命”被摘掉了帽子,八十年代他又一直对“自由化”运动和学潮采取宽容的态度,后来终于因“纵容和包庇”1987年的学潮而下台,所以他一直深受广大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的爱戴。我是在4月15日下午听说这个消息的,我立即意识到这将是点燃1989年学潮的导火索。我把我的这个看法告诉了同宿舍的其他同学,他们都不相信。但在我的鼓动之下,我们在当天晚上还是写了一个很大的“奠”字贴在了宿舍的窗户上,以寄托我们对这位有良心的中共领导人的哀思。
  
我的预感很快就得到了验证,第二天早上我就看见人大校园里到处都贴满了悼念胡耀邦的对联、标语和大字报,还有人在我们居住的“学九楼”和人大研究生居住的“学八楼”对面的红砖墙上写了几个大字:“人大民主墙”。这让我想起了十年前的“西单民主墙”运动。我立即意识到一场大规模的学潮已经开始了。我马上就到北大去看了一下,因为我知道北大一直就是中国政治运动的晴雨表。北大的大字报主要集中在“三角地”,大字报的数量比人大的还多,其水平也比人大的高。虽然我没有去其他学校,但我知道这些学校的情形与人大、北大肯定都差不多。这一切都是自发的,完全体现了当时的人心所向,1989年注定要发生学潮,胡耀邦之死只不过将发生的时间提前了。
  
从北大回来后,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马上就在宿舍里写了两篇大字报。一篇是《胡公托梦记》,我借胡公托梦的形式说明了胡公的遗愿是要在中国实现自由和民主;一篇是《反思中共历史》,我非常尖刻地说中共是“一代奸党”,并套用金观涛的理论论证了“中共是一个即将溃败的组织”。这两篇大字报都采用了匿名,并在4月16日和17日晚上贴到了人大的民主墙上。第二篇大字报在墙上保存了很久,观看的人很多,还有不少人在上面留言,对我的观点表示赞成,类似于现在网上的跟贴。但是在“八九”之后,北京的李海却说我的这篇大字报缺少策略,给中共留下了把柄。现在回想起来确实如此,后来我就是因为这篇大字报而获刑二年半,当时我真是初生牛犊不畏虎啊。
  
4月16日,人大的学生成立了悼念胡耀邦的“治丧委员会”,并建立了悼念胡耀邦的灵堂。我到灵堂去的时候,里面已经放满了花圈和松柏枝,陆陆续续有学生进去在胡耀邦像前进行哀悼。
  
4月18日早上,我听说北大的王丹在17日晚上曾带领一批北大的学生呼吁人大学生一起到天安门广场去,但人大学生应者寥寥。我们“学九楼”在人大的后门,许多消息都不能在第一时间知道,这严重制约了我在“八九”民运中的行动。如果我当时碰见王丹他们来呼吁,我肯定会跟随他们前往广场。类似的情况在“八九”民运中我遇到了好几回,有好几件事情我都没能迅速作出反应。如果我住在人大的前门附近,我可能在“八九”民运中会卷得更深。
  
直到当天下午吃完晚饭后,我听说有人正在组织人大学生前往广场,我才约了两个同班同学一同前去报到。队伍集结完毕之后,我们就将一个大花圈绑在两辆自行车上面,然后一同骑车前往广场。到广场的时候已经晚上7点,我看见广场上已有上万人,大家都聚集在纪念碑的北侧,而纪念碑上面已放上了胡耀邦的遗像和许多花圈。这个时候我的心情格外激动,因为这毕竟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这样大规模的公共政治活动。我头脑中不断出现“五四”运动和“四五”运动的历史画面,我感到我们现在也正在书写新的历史。
  
当我们人大的队伍进入人群时,所有的人都对我们报以热烈的掌声,并自动地让出一条通道,以便让我们把花圈送到纪念碑上。我一直走在队伍的前列,与几个人一起抬着花圈,最后在大家的推动下我爬上了纪念碑,把人大的花圈放到了纪念碑上。人们看见人大的花圈也上了纪念碑,于是人群中又爆发出一片热烈的掌声。这个时候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我看见许多人在发表演讲,还有人时不时地喊几句“打倒官倒”这样的口号。不久,我又看见一位个子瘦弱的学生拿着一个喇叭大声念读一份文件,好象是要求当局为1987年的学潮和自由化运动平反。有人告诉我说这个人就是王丹,当时我对他好佩服,一是佩服他的勇气,二是佩服他能够写出这样的纲领性文件。在整个“八九”民运中,我只见过王丹这么一次。没想到直到四年多以后,我第一次坐牢出来才在他家里又见到了他,并从此成为了关系密切的战友。
  
大概晚上11点钟的时候,广场上的人又开始举行环广场游行。游行一圈之后,有人提出到新华门去请愿,于是我们又到了新华门。新华门是国务院办公所在地,数千人在新华门前坐了下来,门口的武警战士紧张地排成了人墙,但我们并没有往里挤,只是时不时地齐声高喊:“李鹏出来!李鹏出来!”有人说,如果是周总理,他一定会出来接见学生,但李鹏一直没有出来。后来在“八九”民运整个过程中,李鹏一直都表现得很强硬,并在镇压“八九”民运中立下了头功。人民不会忘记他的所作所为,历史终究有一天要对他进行公正的审判。
  
大概凌晨3点钟左右,人大校方调来了几辆大客车,并呼吁人大的学生回校。有些学生就坐车回去了,但我和大部分学生还是留在新华门前继续示威。凌晨5点左右,北京市公安局的大队人马来到了新华门,他们先用高音喇叭对我们进行劝说,劝说无效之后就对我们进行驱散。溃散之后,我一时找不到自己的自行车,于是只好乘地铁回校。
  
4月19日我休息了一天,后来听说当天晚上又有更多的学生来到新华门前示威,并与警方发生了流血冲突,人们称之为“新华门血案”。4月20日我到各高校转了一圈,明显感觉到大字报的内容这时已发生了变化,悼念性的文章减少了,反腐败和宣传自由民主的文章多了起来。从这个时候开始,这次学潮的性质已由偶发的悼念性活动逐渐变成了一场追求自由民主的政治运动。
  
4月20日下午,我离开北京到了天津南开大学。当时南开大学的学生也在自发地举行悼念活动,校园里也贴满了大字报。为了激发南开大学学生的斗志,我以“悼胡社”的名义写了一份通讯,详细介绍了近几天北京发生的情况。写好之后我将之贴在了南开大学的一个食堂外面,吸引了许多学生观看。可能受此影响,很快就有许多天津的学生赶到北京声援。后来我想,如果在整个“八九”民运中我们都能把北京的消息及时告知全国各地,也许“八九”民运的声势将变得更加浩大,全国的民运就会更加协调和统一。一旦全国民运形成遍地开花的形势,中共当局对付起来就会非常困难。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帝国的瓦解有两种自下而上的方式,一是民众的普遍反抗,二是各地方对中央的脱离。法国大革命表现为第一种形式,辛亥革命表现为第二种形式,苏联的瓦解则表现为两种形式的混合。但是在“八九”民运中,民众并没有广泛参与,各地方的民主运动也没有形成规模和力量,整个运动都是北京的学生在主演,这就决定了“八九”民运最后必然失败的命运。
  
我在天津只呆了两天,因为4月22日要举行胡耀邦的追悼会,因此我在4月21日下午就赶回了北京。4月21日北京市政府宣布:在4月22日举行胡耀邦的追悼会时,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要实行交通管制,其目的当然是为了阻止学生的大规模行动。但这个时候学生的情绪正在高涨,针对当局的交通管制措施学生们想到了一个高明的办法,那就是提前进入广场。因此在4月21日傍晚,各个学校的“治丧委员会”就将各个学校的学生组织起来,在北师大集合宣誓后一起前往广场。由于刚从天津回来,我就没有参加这个活动,第二天上午我才赶往广场。
  
我到广场的时候,长安街和广场周围已经实行交通管制,但当局可能担心与学生发生冲突,因此我们凭学生证也能从广场南面进去。进入广场之后我立即找到了人大的队伍,很快也与大家一起整整齐齐地坐在人民大会堂前。这时我才注意到几乎北京各个高校的学生都来了,估计当时广场上有十几万学生。为了防止学生冲击人民大会堂,当局调集了大批的武警和警察守在大会堂前,不久他们也坐了下来,与学生队伍形成对峙。上午10点,追悼会正式开始,由赵紫阳主持,杨尚昆致悼词。但在追悼会结束后,广场上的学生并没有退场离开,不久我就看见三名学生走出人群,在人民大会堂前的台阶下跪了下来,好象是在向当局请愿。这个举动后来受到了许多人的批评,说公民不应该像臣民那样向当权者下跪。但我当时却没有这么高的认识,我觉得这个举动并没有什么不妥。而且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这个举动也暗含高明,因为这种软弱卑微的举动恰好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出了这个政权的冷酷强硬本质。这是一种政治上的急智,是从事政治运动的人所不可缺少的一个基本素质。若干年后,我才知道其中的一个下跪者居然是我的四川遂宁老乡,他叫周勇军,当时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后来还担任了“高自联”的第一任主席。
  
直到下午1点,当局也没有接受学生的请愿,于是我们就感到非常气愤。经过各个学校学生代表的紧急商量,大家一致决定从即日起开始罢课。于是我们马上就开始进行环绕广场的游行,接着就向各自的学校游行回去。在游行途中,虽然我们情绪激动,但也始终不失理智。我们一边高喊“人民日报,胡说八道!光明日报,没有光明!中央电台,颠倒黑白!”、“打倒官倒!铲除腐败!”、“罢课!罢课!”等口号,一边在游行队伍的两边用手拉起了人墙,以免社会上的其他人员进入。
  
应当说,当时的学生包括学生领袖都非常天真纯洁,他们只想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根本就没有长远的政治目标,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因此他们一直都不愿受到社会上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的利用和操纵。然而中共统治者却不理会这一点,只要一场运动威胁到了它的统治,甚至只是扫了它的颜面,它就会毫不留情地予以镇压。当时的学生不明白这点也就罢了,然而直到今天,我仍看到不少追求自由民主的朋友还对中共的本质缺少最起码的认识,还将中国民主事业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中共身上,我真为他们感到悲哀。我认为,任何一个专制统治者都不可能主动进行政治变革,它之所以有时候也会让步,乃是因为内外的强大压力,如果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不够强大,它一定会通过各种花招来应付和糊弄人民,实在不行的话,它就会诉诸暴力。我还认为,民主运动从来都是一种民众运动,她不可能也不应当是少数人玩的游戏,因此民主运动本身就离不开民众的广泛参与。“八九”民运为了保证学生运动的纯洁性而始终将人民排除在运动之外,就注定了这场运动走不了多远。
  
大概下午5点左右,我们回到了学校,然而我们却并没有回去休息,而是在校园里继续进行游行,并高喊着“罢课!罢课!”的口号。这样,虽然对胡耀邦的悼念活动到此结束了,但一场声势浩大的爱国民主运动才刚刚开始,而这正是我所期望的。

  

  
4月22日下午的游行结束之后,随着学生情绪的高涨,各高校的一些学生领袖在当天晚上就聚集在一起,决定成立一个非官方的独立的学生组织来领导运动的持续进行,经过商讨,他们决定将这个组织取名为“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北高联”或“高自联”。第二天即4月23日,各个学校又组织成立了“学生自治联合会”,作为“高自联”的下属机构。“高自联”的成立对“八九”民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此北京各高校的行动就有了统一的领导和协调。
  
这天晚上7点左右,人大的“学生自治联合会”也在“八百人”大教室成立了,但直到晚上8点我才获知这一消息。当我来到了 “八百人”大教室时,我看见里面已经挤得水泄不通,连教室窗户上都坐着人。好不容易挤到里面时,竞选却已经结束了。如果早来一个小时,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由于情绪激动而登台参加竞选,但由于我早就预感这场运动不可能取得成功,因此我多半不会去参加竞选。“六四”之后,我无数次为自己当初的这种态度感到深深的愧疚与后悔,我一方面希望把运动搞大,一方面却又不想承担责任,这是一种政治上的投机主义,我要对我的这种自私的行为进行强烈的谴责。正是因为像我这样的人太多了,“八九”民运最后才遭受了失败的命运。后来我深刻地吸取了这个教训,在“八九”之后的历次抗争活动中,我再也没有退缩和犹豫过。我认为,虽然我们的个人努力在运动的洪流中显得微不足道,但也许在某个时候它却会成为压垮专制强权的最后一根稻草。
  
人大的“学生自治联合会” 最后由七个人组成了,七人当中有两人是我所在的劳动人事学院的学生,一个是88级的马少华,一个是86级的邱军。其中马少华后来与我的关系非常亲密,我们一起在九十年代为中国民运做了一些事情。“自治会”成立后,当时就有人说,这些“自治会”的人没有什么能力,许多有水平的人根本就没有跳出来。他们说的也许是事实,但他们不知道,在反抗专制统治的斗争中,勇气比能力和水平更重要。早在二千多年前,有人就问过孔子:“三思而行怎么样?”孔子说:“再思可矣。”也就是说,凡事考虑多了就有私心,这是政治投机分子的一个主要行为特征。“八九”民运的最后失败再次证明,普遍的投机主义对运动的伤害是多么严重。所以直到今天,我还要对王丹、马少华们当时的英勇表现表示最崇高的敬意,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经过“八九”民运以及后来无数次政治抗争活动的考验后,已逐渐成长为中国民主运动的中坚力量。
  
“高自联”和各个学校的“自治会”成立后,校内民主运动马上就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各个学校的“自治会”通过募集资金办起了广播站,组织了纠察队,并制作了大量的旗帜和标语,从而将“八九”民运推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
  
从4月24日起,北京各高校都开始罢课了,这是“高自联”成立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情。那天早上,我很早就来到了教学楼下,看见“自治会”的人正在劝阻有些想上课的同学,同学们基本上都能予以理解,于是我们学校就顺利实现了罢课。与此同时,各个学校的“自治会”又组织队伍到其他学校进行串联游行,4月24日北京外语学院等学校的学生就到人大进行了游行。经过精心准备,4月25日,我们人大的数千名学生也在“自治会”的有序组织下到青年政治学院、首都师大、中央民族学院等学校进行了游行,一场自发的学潮终于逐渐演变成了一场有组织的民主运动。
  
然而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在广大学生对民主运动的热情日益高涨的时候,“高自联”应当迅速扩大组织,应当制定、公布自己的行动纲领,并让那些赞成这些纲领的学生加入“高自联”,使“高自联”成为一个像1980年波兰“团结工会”那样一个强大的反对派组织。这样当局镇压这个运动时就会有所忌惮,而且即使镇压了,以后也会有很多人自觉地继续从事民主运动。“六四”之后,“高自联”的学生领袖都受到了通缉、抓捕或被迫流亡,那些在运动中表现积极但却没有加入“高自联”的大部分学生很快就屈服于当局的高压淫威之下,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很快就土崩瓦解了。更要命的是,“六四”之后的二十年来,当初那些积极参加运动的人不知都跑到哪里去了,能够矢志不渝、坚持抗争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这使得中国民主运动的力量直到今天还非常弱小。所以说,在“八九”民运那么好的条件下,中国民运没有借势形成一个强大的反对派组织,实在是一个严重的失误。
  
4月23日,赵紫阳出访朝鲜。由于学生运动的规模和力量越来越强大,中共高层的顽固派对此极为恐惧,于是他们就利用赵紫阳出访之机开始密谋镇压运动,他们决定像1987年那样将运动扼杀于摇篮之中。4月25日晚上邓小平发表了一个讲话,他将北京的学潮定性为“动乱”。4月26日,《人民日报》又根据邓小平的讲话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那个时候,学校的气氛非常紧张,许多人都在观望“高自联”的态度,而更多的人却对“4·26”社论感到义愤。本来在“4·26”社论发表之前,“北高联”就已经决定组织北京各高校在4月27日进行一次统一大游行,然而在顽固势力磨刀霍霍的嚣张气焰下,年轻的大学生们能经受得起这次考验吗?值得骄傲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广大学生没有被吓倒,各个学校反而在加紧准备即将来临的大游行。
  
实践证明,在每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如果双方势均力敌,那么胜负的关键往往取决于在危急的关头你是否能顶住对方的压力。俗话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在政治斗争的关键时刻,勇气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胆小者将被吓死,勇敢者将笑到最后。政治斗争本来就是一种胶着的斗争,你退他就进,你进他就退,如果不是为了大局和长期的战略性考虑,你根本就不能选择软弱和退让,一旦你选择了软弱和退让,那么形势就会急转直下并一泻千里,就像甲午战争中的中国军队一样。幸运的是,在1989年的4月底,我们没有选择软弱和退让,于是我们就在4月27日与专制力量的一次决定性战役中取得了胜利。
  
当然,中共里面的顽固派也不是吃素的,他们一定会采取种种手段来破坏我们的预定计划。果然,4月27日早上我们刚起床,就听说北大已经被大批警察包围了。于是校园里议论纷纷,有主张继续游行的,有主张暂停的,但大多数人还是在等待“北高联”的明确指示。然而“北高联”这个时候也显得有些犹豫不决,一会儿说取消游行,一会儿又说按原计划继续游行。于是人大“自治会”只好自己拿主意,经过短暂研究后终于决定继续游行。开始只有几百人,都是像我这样的积极分子,于是我们就在校园里游行了一圈以壮大我们的力量。直到人数达到两千左右时我们才走出校门,朝北大挺进,准备先去把北大的队伍救出来。但是当我们走到中关村的时候,我们却碰上了北大的游行队伍,原来他们已经成功突围,不知道他们是自己冲出来的还是其他学校的学生救出来的。于是我们人大的队伍立即掉头,朝天安门广场挺进。在之后的游行过程中,我们人大的队伍始终走在最前面,“人大研究生院”的大旗在前面显得格外耀眼。这让人大的学生感到特别扬眉吐气,我们终于在这天以出色的表现彻底摔掉了“第二党校”的恶名。
  
当游行到北京理工大学附近时,我们却遇到了警察人墙的拦截。我们冲了几次都冲不开,后来一些市民就在警察人墙的的背后与我们配合着冲击,我们才终于突破拦截。北京市民这天表现得相当好,他们不仅与我们一起冲击警察人墙,而且在沿途不断地给我们送水、送雪糕,这让我们非常感动。随着北京理工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外语学院等学校的队伍的加入,我们这支游行队伍的阵容就越来越壮大,围观的市民也越来越多,许多市民在窗户上向我们挥手致意。在紫竹园和西直门附近,我们又先后遇到两道警察人墙,由于有了经验,我们很快就冲破了他们的拦截。有人算过,这天我们一共突破了八道警察人墙,最后在长安街上时,警察人墙已经不起任何作用,轻轻一冲就自动溃散了。在游行之中,我们一会儿喊口号,一会儿唱《国际歌》,情绪一直都非常激昂。到长安街之后,几乎是北京所有高校的队伍都汇入了进来,不少市民也加入其中,几十米宽的长安街上全是游行的人们,前后竟有数公里之长,场面颇为壮观。我一直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头,直到今天我还为自己参加过这次伟大的游行而深感自豪。
  
由于在几次突破警察人墙的拦截过程中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下午4点左右我们才到达天安门广场。到达广场后不久,当局就调来了几十辆军车,车上全是全副武装的士兵,企图对我们进行镇压。但这些军车马上就淹没在人海之中,许多学生爬上了军车,向这些士兵进行演讲和宣传,高喊着“人民军队爱人民”的口号。不久,这些军车就灰溜溜地开走了,人群中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至此,“4·27”大游行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当我们离开广场时,路边的市民向我们热烈鼓掌,甚至那些警察也向我们打出“v”型手势,庆祝我们取得了胜利。在广场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又沿着二环路继续游行,直到晚上十二点才回到学校。

2013年12月14日 星期六

民主德國人民議院 關於六四的兩份聲明

北京    申 雪

  一九八九年六四大屠殺激起了國際社會的强烈反應,中共政權空前孤立。即使在前「社會主義陣營」,也祇有朝鮮的金日成和古巴的卡斯特羅跳出來支持中共的法西斯暴行。在社會主義陣營的「老大哥」蘇聯,葉利欽要求蘇聯政府召回駐中國大使。法國國民議會議長法比尤斯的話集中代表了西方民主國家的義憤,法比尤斯說:「中國政府的行為是對整個人類尊嚴的冒犯」。

  可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八日,從歐洲傳來了一個令人厭惡的聲音,民主德國人民議院公開發表聲明,對中國政府的行為表示「支持和理解」;由於它是以國家政權的最高形式──人民議院的名義發表的聲明,所以十分引人注目。人民議院的聲明說:「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友好的兄弟國家,兩國在十月都將各自迎來建國40週年的大典,人民議院的議員認為:在目前情况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黨和政府希望通過政治手段解決問題的意圖受到違憲勢力的阻礙,因此人民政權被迫使用武裝力量維持社會秩序和公共安全,造成了人員傷亡,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人民議院將北京事件看成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政,反對任何形式的外國干預。民主德國人民議院的代表堅信:中國政府和人民會共同努力澄清事實,繼續走在40年前自由選定的社會主義道路上」。

  民主德國人民議院的這份聲明,顛倒黑白,助紂為虐,宣示了中德兩國關係史上最可耻的一頁。這份聲明,在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刻,深深地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當時,中共開動所有宣傳機器,一遍一遍地不厭其煩地播放這份聲明,以為其法西斯暴行尋找合法性依據。

  民主德國在八十年代末已經發生了巨大的社會變化,人民不滿的情緒日益高漲,很多民主運動的組織如雨後春筍,民主運動轟轟烈烈,早就成為政府的一塊心病。北京發生的血腥事件,使東德官方和民間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一九五三年的六.一七事件,當時在民主德國由工潮演變成全民抗爭,人民的民主訴求遭到了蘇聯坦克的殘酷鎮壓,有125人被打死,2300多人被捕入獄,18人被處決。獲得諾貝爾獎的德語作家貢特.格拉斯在《我的世界》裏記錄了這一天並指出有數目不詳的蘇聯士兵因拒絕向民眾射擊而被槍決。東德國家領導人依然籠罩在過去的陰影中,他們想以支持中國政府鎮壓的方式向本國民眾發出一個明確的警告。當時的黨領導人埃貢.克倫茨在六四過後立即飛往北京,和中國尋求在外交政策上的共同立場。

  民主德國的聲明發表後,在東德引起了許多知識份子和學者的强烈不滿,他們大部份人對於德國統一社會黨的立場表示吃驚和震驚。位於德國東柏林的洪堡大學歷史系教授海德里希.奧古斯特.溫格勒回憶說:「這是民主德國政府發給其民眾的一個信號,支持中國的鎮壓是為了威嚇本國人民。但是這在統一社會黨內部引起了很大的疑惑和失落。我記得我當時在萊比錫講座的時候,和東德的歷史學家們談起人民議院的決定,徵求他們的看法,他們要麼沈默,要麼藉口還沒有讀不予答復。這表明有許多人並不支持國家的決定,甚至有許多統一社會黨的黨員都沒有緊跟黨的路線」。

  民主德國的這一公開聲明同時也在聯邦德國和國際社會引起了强烈的反響,人們在反復琢磨統一社會黨的幕僚們到底想要做甚麼?德國海德堡大學漢學系魯道夫.瓦格納教授回憶道:「當時基本上所有德國的學生、學者和跟中國有關係的人,都認為東德政府的舉動完全不可以同意。當時東德有很多人從西方的電視台看到了北京天安門廣場慘案的全過程,他們知道政府也可能這樣做。所以他們在以後的示威活動中,第一保持安定,以避免武力;第二希望東德政府中有一些人看到天安門大屠殺在世界上引起的强烈反應及其嚴重後果,期望東德政府不用一樣的做法和壓力對付東德的和平示威活動」。

        東德有一批知識份子和人權組織一方面組織人們去東柏林中國使館門前示威遊行,另一方面展開個人攻勢,試圖對東德的內政施加影響。比如當時萊比錫交響樂團國際著名指揮家庫爾特.馬蘇爾看了電視就努力避免在東德發生這樣的衝突。他決定做東德領導人的工作,做自己能作的事。他對昂納克說:「我完全希望你不要做跟中國同樣的事」。受西方文明强大影響的東德斯大林份子,畢竟不同於東方的專制魔王,同時他也瞭解到,東德領導人私下裏認為「中國政府的行為完全像一隻失去了理智的野獸」。

  原民主德國的中國留學生對天安門事件的反應平淡,因為東德國家電視台和中國政府以及中央電視台站在同一立場上,使得他們無法真正瞭解發生了甚麼事情。原聯邦德國波鴻魯爾大學學生會主席錢越軍回憶說:「派到東柏林的留學生極少,並完全在中國使館的控制之下,他們所聽到的全部是中國官方的報道,他們本身不是很清楚北京到底發生了甚麼」。與此相反,在聯邦德國的中國留學生對民主德國政府愚弄輿論、向民眾隱瞞真相的做法十分不滿;特別對民主德國政府全套照搬中央電視台的新聞節目,而且通過人民政權的最高機構向世界公開宣布支持中國政府的做法非常氣憤。

       他們派了三個學生寫了抗議書趕到東柏林,把抗議書遞交給民主德國的內政部和外交部,當時內政部拒絕接受,學生們把抗議信投到內政部的信箱裏;外交部接受了。三人在回西柏林時在東德海關被扣留並被調查,最後還是放回來了。民主德國武裝力量對在中國使館門前進行請願的民主人士沒有採取暴力手段,而僅僅是將請願的人士拘留不到12個小時後釋放,並罰款200到600馬克不等的治安管理處罰金。兩德統一後,這些民主人士和曾從西柏林到東柏林請願的中國留學生曾經到東德調閱當時的檔案,卻沒有在秘密警察的擋案中找到他們的相關資料。

  現德國聯邦議會基層民盟代表原東柏林教區牧師萊納.埃伯曼這樣解釋東德軍警的做法,人民議院雖然通過了支持中國政府的決議,但實際上他們嚇慌了,色厲內荏;政府變得不知所措,更加謹慎。一九八九年已經有了第一批民運組織,但政府十分不願意直接與人民發生衝突,政府也不願意由於行動激怒西德,因為在危機時刻能够提供支援的不是蘇聯盟友而是西德同胞。克倫茨堅持中間路線,還因為害怕使用中國方案發生內亂,同時戈爾巴喬夫也不會允許民主德國使用中國方案,因為這樣會打亂他的設想。所以,統一社會黨的領導層清楚地考慮到如果使用武力會使局勢複雜化,並不一定得到蘇聯的支持。蘇聯的態度使在萊比錫10月9日的遊行沒有受到軍隊的干預。出於這麼複雜的原因,可以說中國夏天發生的事件對東德秋天發生的和平革命起了積極的影響。

  萊納.埃伯曼牧師當時在聖瑪利亞教堂為中國死難學生做紀念彌撒,人們獻上了白花,並且用漢語寫著「我們思念你們,我們與你們同在」。許多東德的普通居民來到教堂,加入悼念的隊伍,他們沒想到共產黨在中國會走到這個地步,愈發意識到社會主義制度已經難以維持,因而積極投入到民主運動當中。以為對民眾的要求讓步就可以保持政權,僅僅是一種幻想,幻想屬於沒落的專制政府,民主德國也不例外。

  一九九零年六月,民主德國第一次通過全民公開選舉產生的人民議院發表了第二份關於六四的聲明:「對一九八九年六月八日的聲明表示公開道歉,人民議院全體成員,對死難者表示深切哀悼」。中國政府對海外的幾乎所有華語電台進行强大干擾,力圖阻斷這條消息的傳播,至使大部份中國人至今不知道民主德國人民議院關於六四的第二份聲明。

第九期首頁

2013年12月11日 星期三

在囚良心判刑罪名及年期時間軸


在囚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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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刑罪名及年期時間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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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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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荔蕻给老朱写了一首诗。
《嶙峋的自由》

山羊胡子撅起
戳穿一个纸做的门神
你的名字叫倔
倔的名字叫不屈
它们揪住你的下巴想让你脱离地面
你死抱住铁窗和窗前的塑像
窗外十万大山

六月的悲愤到十二月的坚忍
脊梁打磨成硬弓
你的阳光挂在高处
像上帝的儿子,带给我们嶙峋的自由
南方的下巴是一幅山水啊
胡子比圣诞老人瘦

从朱承志开始
倔强是草泥马的颜色
从朱承志开始
山羊胡子使天朝的黑夜在惊骇里飘

王登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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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現在》
就是現在,走上街來,唱起自由的歌曲,步伐堅定向前邁!
就是現在,昂起頭來,傲視醜惡與腐敗,把不合理的制度腳下踩!
就是現在,揮起手來,高喊民主自由的口號,要專制者立即下臺!

朱虞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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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時候了》
是時候了
是時候了,中國人!是時候了
廣場是大家的
腳是自己的
是時候用腳去廣場作出選擇;
是時候了,中國人!是時候了
歌曲是大家的
喉是自己的
是時候用喉唱出心底的歌曲;是時候了,中國人!是時候了
中國是大家的
選擇是自己的
是時候用自己選擇未來的中國。


良心犯被判囚的罪名、刑期及預計獲釋日期的時間軸http://www.64wiki.com/info/poc.php 由於資料整理有困難,網站設計有很多缺點和不齊全,請原諒,希望有網絡技術幫忙修正和提供可靠準備的訊息,但願所有良心早日告別冬眠,真正獲得平安及回家與親人團聚。

饒文蔚 http://www.64wiki.com/info/content.php?pid=1434 … 2008年7月被重慶市國安局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罪” 刑事拘留,同年11月18日秘密開庭審理,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及他並未經手且已經要求退回的一筆10萬元款項的“受賄罪”而判處有期徒刑12年。

譚作人 http://www.64wiki.com/info/content.php?pid=354 … 在四川地震事件中,致力調查災區學校豆腐渣工程問題及搜集罹難學生的真實數據,在2009年3月27日被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拘捕,原因是從事紀念“六四”的活動。2010年2月9日被判有期徒刑5年。目前在雅安監獄服刑。

謝福林 http://www.64wiki.com/info/content.php?pid=1563 … 2009年7月22日,被長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以“盜竊”罪名抓捕。2010年3月26日,謝福林及弟弟謝樹林在長沙法院被以“盜竊罪”分別判刑六年。此案件屬於政治案件,很明顯“盜竊罪名”是託辭,行政治迫害是實。

謝長發 http://www.64wiki.com/info/content.php?pid=677 … 1989年六四因曾參與「工自聯」的工作,被判處3年勞動改造。2008年四川地震後,因撰文批評地震豆腐渣校舍被捕。2009年 9月1日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有期徒刑13年,現關押在湖南益陽的南咀監獄,每天要做11到12小時苦工。

肖勇 http://www.64wiki.com/info/content.php?pid=1422 … 2012年7月20日,湖南邵陽當局決定對公民肖勇實施為期一年半的勞動教養,藉口是:一,肖勇在數年前曾買賣賊贓(三年前曾誤購的摩托車,知道後已主動投案並退贓,當地檢察院作出不起訴決定);二,2012年3月在廣州擾亂社會治安秩序。

劉曉波 http://www.64wiki.com/info/content.php?pid=353 … 2008年12月8日,因發起和簽署《零八憲章》,呼籲政治改革,被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拘留。2009年12月25日宣判有期徒刑11年。目前在遼寧省錦州監獄服刑。2010年獲諾貝爾和平獎。其妻劉霞一直被軟禁。

劉賢斌 http://www.64wiki.com/info/content.php?pid=401 … 曾投身八九學潮,六四鎮壓後籌辦地下刊物。1992年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處有期徒刑兩年半。1999年8月,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再次判處他13年徒刑。2010年6月, 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重判10年。

劉福堂 http://www.64wiki.com/info/content.php?pid=1386 … “海南環保鬥士” ,因著書批評破壞生態環境並自費印制廣泛贈閱,2012年7月20日,被海口市公安局以涉嫌非法經營罪刑事拘留。12月18日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緩刑3年,並處罰金1.7萬元。劉福堂在失去自由168天后終於得以回家。

劉本琦 http://www.64wiki.com/info/content.php?pid=1449 … 7月18日被以“涉嫌以造謠、誹謗或者其他方式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刑事拘留,現關押在格爾木市看守所。其妻子劉英被以煽動暴力抗法為由,現時亦被關押在西寧女子勞教所,年幼的兒子暫由外婆看顧。

齊崇懷 http://www.64wiki.com/info/content.php?pid=674 … 2007年他與朋友以匿名在網絡發圖片曝光滕州豪華政府辦公樓引發社會關注。2008年5月13日以涉嫌經濟問題罪,被判囚4年。2011年6月9日,出獄前同案再審,以敲詐勒索和職務侵佔罪,被判有期徒刑12年。上訴被駁回要繼續服刑八年。

董繼勤 http://www.64wiki.com/info/content.php?pid=1426 … 倪玉蘭的丈夫。2012年7月27日, 倪玉蘭一案二審被北京一中法院以“尋釁滋事罪”判處兩年六個月徒刑,其丈夫董繼勤亦被以“尋釁滋事罪”判處兩年有期徒刑。

頓珠旺欽,又譯當知項欠,Dhondup Wangchenhttp://www.64wiki.com/info/content.php?pid=1556 … 西藏人,是紀錄片《不再恐懼》(Leaving fear behind)的拍攝者。2008年3月26日被拘捕,2009年12月28日在青海西寧被以分裂國家罪判有期徒刑6年。

楊天水,原名楊同彥 http://www.64wiki.com/info/content.php?pid=671 … 因參與八九民運被以“反革命罪”判刑10年,出獄之後投身于民主事業,籌組中國民主黨蘇皖黨部,2005年5月,以“顛覆國家政權罪”逮捕。2006年5月判有期徒刑12年。為了抗議當局的枉法判決, 楊天水曾數度在監獄中絕食。

華涌 http://www.64wiki.com/info/content.php?pid=1965 … 今年6月4日在天安門金水河遊人拍照紀念處,割破中指,用血在自己腦門上書寫64兩字,郭珍明為其拍照,迅即被警察帶走,以尋釁滋事罪被通州看守所羈押。7月24日,梁小軍律師獲知, 華涌已被確認勞教一年零三個月。

黃成城 http://www.64wiki.com/info/content.php?pid=1405 … 因於2011年2月20日至3月17日,就網傳的茉莉花集會事件,在網上發了請朋友喝“花茶”的帖子,3月19日被重慶公安局抓捕,非法被勞教兩年。他委託姐姐直接向重慶第一中級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共八次未果,至12月17日始獲撤銷勞教。

陳衛 http://www.64wiki.com/info/content.php?pid=389 … 1989年“六四”民主運動期間是北京理工大學學生領袖,後被關押一年,並被校方勒令退學。1993年組建《中國自由民主黨》被以反革命罪判刑5年。2011年2月被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刑拘,2011年12月23日被判9年。

許萬平 http://www.64wiki.com/info/content.php?pid=657 … 1989年因參與八九民運被判刑8年。1998年10月14日籌建“中國民主黨”,當局以“擾亂社會秩序罪”行政拘留15天,12月14日被判勞教3年。2005年12月23日,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12年。

曹海波 http://www.64wiki.com/info/content.php?pid=1474 … 他建了QQ群,群名叫振華會,2011年10月21日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帶走,2012年5月22日在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2012年11月1日獲得消息已經被判處有期徒刑八年,家人和律師均不知情,沒人到庭旁聽宣判。

梁海怡 http://www.64wiki.com/info/content.php?pid=1420 … 網名「渺小」,2011年因為在網際網路轉載中國茉莉花革命相關信息和參加在該市集會,對著市政府喊話:「你們要覺醒,要還人民以自由,我們要平等。」後被逮捕。她被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刑拘,囚禁在哈爾濱市第二看守所。

陸建華 http://www.64wiki.com/info/content.php?pid=2054 … 2005年4月,因涉及香港記者﹑新加坡《海峽時報》中國首席特派員程翔間諜案, 陸建華突然被北京市國安拘留,2006年12月18日北京第二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 陸建華案,以“涉嫌洩露國家機密”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

郭泉 http://www.64wiki.com/info/content.php?pid=426 … 曾組建中國新民黨,2008年5月,因撰文批評中國政府處理四川地震的方式,被扣留10天後才獲釋。2008年11月,再被政府當局拘留,2009年8月在江蘇省宿遷市中級人民法院庭審。10月16日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10年。

陳克貴 http://www.64wiki.com/info/content.php?pid=1375 … 陳光誠的侄子,陳光誠逃離山東後,鎮黨委副書記兼鎮長張健帶同十多名人員,于4月26日深夜闖入陳光福住所對其家人進行毆打。陳克貴因自衛用刀砍傷張健。其後被以“故意殺人罪”逮捕。後罪名更改為“故意傷害”,判處有期徒刑三年零三個月。

陳西 http://www.64wiki.com/info/content.php?pid=391 … 1989年因積極參與並成立“愛國民主聯合會”被判刑3年。1995年5月因組織“中國民主黨貴州分部”,以“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判刑10年。2011年12月26日又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10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

師濤 http://www.64wiki.com/info/content.php?pid=667 … 因在網路上轉貼的文章被作為國家機密,2005年04月30日以涉嫌非法向外國人提供國家機密罪,被判有期徒刑十年,剝奪政治權利二年。現關押於寧夏監獄。 有認為師濤被重判,是因為師濤過去發表了不少同情六四事件的文章。

馬維權 http://www.64wiki.com/info/content.php?pid=1384 … 中國反腐聯盟創始人,因上訪和成立反腐聯盟群被內蒙古警方勞教兩年。2012年4月27日被內蒙古警方勞教的,家人當時收到了勞教通知書,但因為家人文化程度低不會上網,知道這一事情的人不多。

高智晟 http://www.64wiki.com/info/content.php?pid=625 … 律師,敢為文字獄受害者和法輪功學員辯護。2006年9月21日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拘捕。12月21日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2011年12月16日,緩刑被法院撤銷,將在新疆沙雅監獄服刑3年。

倪玉蘭 http://www.64wiki.com/info/content.php?pid=1424 … 2002年因拍攝北京西城區強拆現場,以「妨害公務罪」判囚一年,其律師資格被吊銷。2008年,因住家面臨強拆,再以同罪判囚2年。2012年再以“尋釁滋事罪”判囚2年6個月。她在獄中曾被虐打致殘。《應急避難場所》訪問她獄中遭遇。

苗德順 http://www.64wiki.com/info/content.php?pid=679 … “六四”後因“放火罪”被判處死刑、緩期2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由於抗拒改造,拒絕參加勞動改造,經常被獄警電擊,最多一次有4個隊長用警棍電他,但從沒聽到他向隊長求過一聲饒。目前在延慶監獄服刑。(還有多少六四死緩犯仍在囚?)

哈達 http://www.64wiki.com/info/content.php?pid=1468 … 因發起成立"蒙古文化救助會", 1996年12月6日以分裂國家,間諜罪名,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四年。 已於2010年12月9日出獄。但至今一家仍被軟禁,妻兒被株連受罪失去自由,與外界通信經常被切斷。

周德才 http://www.64wiki.com/info/content.php?pid=1406 … 於今年2月28日被固始縣國保警察從家中帶走,隨後家中兩次被警察查抄,並於當日被以涉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刑事拘留,至3月10日,固始縣檢察院就對其批准逮捕。6月13日開庭審理,到9月3日判處有期徒刑5年。

周勇軍 http://www.64wiki.com/info/content.php?pid=340 … 六四後被捕,獲釋後於1992年7月逃至香港,1993年流亡美國。1998年12月返回中國後被以偷越國境罪勞教。2008年9月持假護照經澳門抵達香港,被香港警方扣留後移交至深圳警方。2010年1月15日以詐騙罪判處其有期徒刑9年。

金安迪 http://www.64wiki.com/info/content.php?pid=645 … 呂加平的朋友,被以同案犯被判處有期徒刑八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湖南邵陽二戰研究專家呂加平於2011年5月13日被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重判10年,與他同案的陝西西安學者金安迪也被判8年,不服上訴後維持原判。

李鐵 http://www.64wiki.com/info/content.php?pid=395 … 2010年9月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拘押,2012年1月18日被指控 發表《人以尊嚴為天》等13篇文章,達到推翻國家政權、和平演變的目的,還指控他加入中國社會民主黨,與「敵對勢力」的網站聯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十年。

宋澤 http://www.64wiki.com/info/content.php?pid=1412 … 因同情百姓的苦痛,受八九運動的感召,投身公民運動,並成為“公盟”的成員,參與遭黑監獄關押訪民的關注與救治。今年5月初因為探訪黑監獄,幫助訪民,被北京警方以“尋釁滋事罪”刑事拘留,之後轉為監視居住,連律師也不知道他目前的下落。

李必豐 http://www.64wiki.com/info/content.php?pid=398 … 1989年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判刑5年。1998年為《中國人權》調查四川綿陽紡織工人的罷工,以經濟罪名判7年。2011年9月,又再以經濟罪名被拘捕、關押,被指資助廖亦武出逃德國。2012年11月19日被判處有期徒刑12年。

李玉君 http://www.64wiki.com/info/content.php?pid=680 … 1989年六四因“放火罪”被判處死刑、緩期2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在服刑23年後,已於2012年5月初從北京第二監獄出獄,但獲釋後仍要受監控8年。每月要去派出所報到一次,不准擅自離京,不可接受訪問,不能上網發表政治言論等。

呂加平 http://www.64wiki.com/info/content.php?pid=641 … 2011年5月13日,因揭露中共前總書記江澤民的問題,發表13篇揭露中國官場腐敗的文章,被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2011年7月19日送湖南邵陽監獄服刑。

朱虞夫 http://www.64wiki.com/info/content.php?pid=393 … 1999年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有期徒刑七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2007年再以妨害公務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2011年因公開支持中國茉莉花革命又再被捕,被控顛覆國家政權罪。2012年2月10日判處有期徒刑7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

朱承志 http://www.64wiki.com/info/content.php?pid=1326 … 湖南邵陽人。他已年過六旬,長期致力於維權運動,聲援過大大小小的社會事件,如福建三網名及王荔蕻溫榆河法院庭審,同時也聲援過 陳光誠等等。如今他因對湖南民運人士李旺陽莫名死亡事件提出質疑後,被當局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拘捕。

朱宇飆 http://www.64wiki.com/info/content.php?pid=1672 … 廣州法輪功修煉者、律師。多次被非法拘捕及勞教。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七日,本應是兩年冤獄期滿之日,卻被廣東省北江監獄夥同廣州市“六一零辦公室”非法劫持到廣東省法制教育所繼續關押、迫害。家人不獲見面,朱律師一直以絕食抗議,生命垂危。

任自元 http://www.64wiki.com/info/content.php?pid=1493 … 2005年5月因“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被拘留逮捕。2006年3月13日被濟寧中級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判決書稱任自元籌備建立“中國大陸民主陣線”,提出“推翻中共之反動腐朽統治,推翻中共之意識形態和價值取向”。

王炳章 http://www.64wiki.com/info/content.php?pid=664 … 中國民主黨海外聯合總部顧問。2002年7月被被不明身份的人在越南綁架後帶到中國境內被警方拘捕。2003年2月10日以間諜和組織領導恐怖組織罪,被刑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父母在其在囚期間病逝,沒能見最後一面也不能奔喪。

王治文 http://www.64wiki.com/info/content.php?pid=1685 … 1999年4.25和平上訪中會見中國總理並與之交談的幾名法輪功學員之一。同時也是1999年聖誕節期間被判重刑的四人之一,他在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在不公開審判的情況下被判處16年徒刑。目前他被非法關押於天津市茶澱站監獄。

文炎,筆名孫不二 http://www.64wiki.com/info/content.php?pid=691 … 中國泛藍聯盟創始人。2007年5月因涉嫌犯傳授犯罪方法罪被捕。2008年11月因涉嫌犯偷越國境罪被刑事拘留,12月19日被逮捕。最後被武漢司法當局於2009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六年,剝奪政治權利兩年。

孔佑平 http://www.64wiki.com/info/content.php?pid=1615 … 在六四血案中,有多少無辜的青春生命被槍殺,有多少棵閃閃發光的金子般的心從此停止了跳動!是六四的槍聲驚醒了麻木的國人,是六四烈士的鮮血擦亮了國人的眼睛。武裝到牙齒的人民軍隊鎮壓的卻是手無寸鐵的人民!我深信從此國人看透了專制統治的本質

2013年12月10日 星期二

獨立自治工會「團結工聯」: 天安门广场震撼

獨立自治工會「團結工聯」: 天安门广场震撼: 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 下文是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第九章《捍拒历史——波兰危机与中国大屠杀》简体版被删去的部份。原载台湾繁体版第237至247页。 但福山厚颜的宣言却在一个地方很快就被推翻,那就是中国。福山的...

2013年11月30日 星期六

六四—今天:《告別陽光》再版序


作者:林达




按:不了解六四事件和它的前後氛圍,新一代國民將很難明白,六四事件作為一條界限,劃出了中國的後極權時代。這一逆轉,隱含著對內對外雙重的行為不確定。這是它和國際社會難以互信、關係緊張的根源,也是中國此後始終緊繃著內在張力、在超強壓力下依然難以真正穩定的原因。


動筆之前,我讀了整整二十年前的兩篇序言,那是1992年作者北明的自序和高爾泰先生的初版序言。兩篇序言完整介紹了這本書,也已經非常清晰地為六四事件定位。

那麼,我還需要寫什麼?也許,我應該寫一寫它為什麼需要在二十年以後再版。

就在今年年初,一個剛在美國國際關係專業畢業的中國年輕人,撰文評論近四十年來的中美關係,裏面提到:自1979年中美建交始,兩國關係穩定度過十年「蜜月期」,而此後,也就是1989年,從「對華製裁」開始的一系列事件,美國更改對華政策。文章認為,是美國意在「轉向限制中國發展空間,對中國戰略威懾和遏制」。

我很驚訝,跟這位年輕人說:不僅中美間,1989年,中國與許多國家之間的關係都同時發生了逆轉。轉折來自六四事件。中國政府鎮壓和平示威平民,震驚了世界。這才是對華制裁的由來,而並非美國在1989年突發奇想,要轉向「限制中國發展」。年輕人給我的回答是:六四事件,坦白而言,我沒有研究過,所以沒有資格評論究竟國內發生了什麼。作為個人,這名青年健康、陽光、聰明,主觀上也在力圖為中美互解做努力。但是,對本國重大事件的認知缺失,令其努力結果很可能是南轅北轍。

這是真實故事。算一下年齡,這正是「八九民運」前後出生的那一代,他們今天已是中國舞台上的生力軍。可是,這一代新國民成長中所認知的本國歷史,都支離破碎。不僅阻擋了他們對歷史的了解,也阻擋了他們對自己國家現狀的認識、以及對整個世界格局發展邏輯的理解。

不了解六四事件和它的前後氛圍,新一代國民將很難明白,六四事件作為一條界限,劃出了中國的後極權時代。在此之前,極權制度在文革中把中國推向崩潰邊緣之後,出現過一個迎合世界潮流方向急轉彎,似乎出現曙光,向自己的國民和世界展示,中國可能逐漸走向政府和民間的良性互動,走向內在鬆弛,可以最終採普世價值為自己的價值觀,進入法治社會,也自然成為國際社會中一個負責任有擔當的正面角色。而六四事件以最極端方式,逆轉了這個方向,它把中國推向後極權時代,它隱含著對內對外雙重的行為不確定。這是它和國際社會難以互信、關係緊張的根源,也是中國此後始終緊繃著內在張力、在超強壓力下依然難以真正穩定的原因。

因此,在六四事件發生二十三年以後,向中國年輕一代介紹當年這個歷史逆轉,依然是重要的。

六四事件捲入了各個社會階層,從上層官員、知識精英到非常廣泛的普通民眾。從不同角度由個人的故事來記錄歷史細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這本回憶錄就是一份出色的歷史記錄。

我看到這本書很晚,卻被它深深觸動。因緣際會,作為青年學者的北明,有機會接觸了「八九運動」的不同層面;陰差陽錯,六四事件後她被關押的體驗又經歷了不同的地區和形式:從外省最底層監獄到京城的賓館看押;作者的寫作始於事件剛剛過去的當口,記憶感受鮮活清晰;更重要的是,作者有清醒的歷史感:對每個細節的記錄都力求真實,她不為屈從「政治正確」而粉飾抑或貶損,絲毫沒有取悅讀者的打算;作者不僅不為自己「樹碑立傳」,相反,她把自己作為一個「樣本」,幾近苛刻地回顧和審視整個過程中的自己。她既有女性的細緻觀察和內心體驗,又有獨特的思考和剖析,具備準確判斷的能力。最終,她以極具穿透力的文字,傳達了個人際遇所展開的漫漫歷史場景。

作者在監禁中,已經敏銳地在具體計算和思考,政府為整治幾個學人,納稅人承擔了怎樣龐大的支出。最後,出獄後的作者,路迢迢歷盡艱辛尋夫,但這個國家自有無窮盡的人力物力,對一個弱女子圍追堵截,令她無法脫圍。作者在向大家指出,當下極權的維穩經費,本不是什麼新生事物。

作者細心地記下了在昌平關押期間,在中秋節收到的政府慰問信 ,作者立即意識到,這是一份極為難得的歷史文件。她咀嚼出其間傳達的複雜信息。六四一刀兩切,劃出對立兩邊。站在作者對面審查她的,也是有血有肉的北京人,其中不少人的思想情感,當與作者並無大的差別。可身在體制內的位置,必須「自覺」調整和限定自己。所以,如作者指出,審查者給受審人的這封信裏,大量使用了「八九民運」中青年知識分子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彙,如「理解」、「同情」、「人道主義」和「良知」等等,寫信者同樣是目睹六四同胞鮮血的人。

這一細節,也是延至今日的巨大困擾:以文革前與文革式專制的信息封閉,來塑造「輿論人心一邊倒」的愚昧,已經再不可能。但是在後極權時代,專制對人、對社會的規範仍然十分有效,在北京人最難以壓服的一刻,還是可以瞬間成功壓制其最強烈的情緒和衝動,把人壓回原來的模具之中,更可悲的是,其中一部分,甚至成了這個體制的一部份。作者讓我們看到,國家機器的作用不可輕視,後極權時代的韌性不可低估。

作者經歷的後期囚禁,是在招待所甚至賓館裏。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沒有幾個平民能夠住賓館,所以,就算「部長級待遇」了。可是,不僅沒有自由,而且「進秦城」的威脅始終存在,甚至審查者邊拎著手銬邊發出秦城威脅,要寫材料寫悔過寫檢討寫保證,要方要圓任意,能不能拉開窗簾每天見一眼陽光,取決於看守者的個性,而且關押無期限。讀此書,讀者會強烈感受到,作者是一個特別自尊、對屈辱極為敏感和難以忍受的人,但她毫不掩飾地讓我們看到,體制之強大,可窮盡一切手段,相比之下,個人是如何弱小而無力,維護自尊是多麼艱難。

作者始終有清醒意識:專政機器下,真正求告無門的是底層。那些和大案要案無關的六四被囚者,他們是大學生、普通市民,通常在國際關注視線之外,所以,對他們的處理沒有底線。提到六四事件,我眼前首先浮現的圖景,是當時中央電視台新聞畫面中,那幾個被銬在樹上示眾、已經完全不成人形的普通北京青年市民。我無法想像他們的母親如何面對這樣的圖景。被囚禁的經驗永遠改變了作者,單純的同情心抹去了她和那些普通女囚的界限,她的文字在向讀者強調:當權力無制約,它碾壓的絕非僅僅是挑戰者,哪怕尋常時期,傷害更多發生在對政權最「無害」的民眾身上。作者最後仔細地補充描繪了她在山西太原上馬街監房遇到的一個個普通中國女囚,縱有鐵石心腸,也難以不動容。

行文至此,我突然發現,今日中國的後極權特徵,都已經濃縮在這本《告別陽光》裏,濃縮在作者描述的那場歷史逆轉中。


原载《陽光時務》


再版信息:
書名:《告別陽光——八九囚禁紀實》
再版日期:2012年9月
再版機構:美國“柯捷出版社”
定價:25美元
網上訂購:點擊此處
郵購地址:61-20 G.C.P. #B1204 FOREST HILLS NY 11375 USA

2013年11月26日 星期二

《告别阳光——八九囚禁纪实》第三章 初入牢门

《告别阳光——八九囚禁纪实》第三章 初入牢门 

北明 

囚车载我经过熟悉得令人心痛的街道。在公安局办公楼接受了生平第一次审讯后,我被押到太原市上马街监狱。

“砰”地一声,号子铁门在我背后关上。然后是嘁哩喀喳的上锁声。

一切归于平静。

这就是监狱。

十万八千里,永远不交错的距离一步就跨到了。我实实地站在刚刚为我腾出的一寸空地上,咬紧牙关,不让自己抽缩掉。

要扣押的在监狱接待室再一次被扣押了。裙子的腰带、裤子的皮带、带铁拉链的牛仔裤、玻璃瓶的护肤膏、梳头的铁刷子、有铁钉的拖鞋、带铁勾的胸罩、发夹,还有项链、眉笔、小镜子等等。最后,我被领入里间,一件件地往下脱衣服。

“没藏啥东西哇?”直脱到只剩下胸罩和短内裤,女看守发问道。

我不讲话,我讲不出话来。虽然女狱卒始终未动手,只是命令我把自己身上带的东西一样样掏出来给她看。

“藏了没有?”这会儿她抱着双肘,稍息站着,又问了一遍。

“你要我藏什么?”鞋也脱了,我光脚站在地上,差不多赤条条了。在这种状况下,无论迎头而来的是什么,哪怕是一块海绵,你也必然被打倒,健全的人无法在这种情况下保持尊严。我几乎是在用一生的力量支撑着,抵抗住窘迫和屈辱。

“穿上哇。”

我穿上被践踏的尊严。

走进大墙内的漆黑夜,我被看守命令往右拐,进入一个大铁门。铁门打开了。刚迈进去,却听得一声喝令:

“出去!站在门口!喊报告!”

是铁门边岗楼里那个全副武装的门卫。

真地妈的(对不起!)不想这么做。但没有勇气。从被抓到现在,慌乱尚在心头,屈辱却步步紧逼,录像、搜查、审讯、搜身、脱到几乎一丝不挂。在这一个接一个的强制中,我的勇气差不多耗光了,尊严也几近破碎了。尽管胸中聚起一个又一个木柴捧,但它们都被窘迫浸湿了,燃不起燃不起。

回转身,默默瞄了一眼那专制机器上的镙丝钉,跨出铁门,望着漆黑的夜,我说:报告。

第六监——上马街监狱中唯一的女监——看守办公室里,狱吏再一次令我脱下自己的衣服,她要检查我的胸罩上的勾是否是铁的。

不是铁的,是硬塑料的。但她仍令我拆下来。问她那我怎么办?她说再缝上。我永远不换洗吗?她喝斥道:你以为这是哪?这是监狱!凑合吧你就!

剩给我的唯一反抗方式是请她帮我缝上。

一边在背后给我缝,她一边警告我,不许我散布我的反革命言论!

我竟然有反革命言论!这令我吃惊不已。但她仍声色俱厉地强调,直到我点头答应。然后她把我送到紧挨看守办公室的第一个号子。如唤鸡唤狗般唤道:起来起来!给她腾个地方!唉呀睡得真死哩!中午不睡,晚上死睡,闹甚了这是!起来起来!她手脚并用地弄醒门口地铺上的人,转身往柜子里掖东西一样,往门里掖了掖我,咣当一声闭门、上锁走了。


一进门就是地铺,我已经脱了鞋,一手提鞋,一手提行李,身体紧贴着门。

七八个脑袋从床上地上各个角度支起来,望着我。继尔蠢蠢欲动,要给我腾地方。

这个囚室大约六平米。木板支起的通铺占去三分之二的面积。剩下三分之一地面是地铺。地铺旁剩下一块空地,右边挤着一个硕大无比的马桶,左边,本来可以站下我,但这会儿站着十几只鞋。床底下躺不进去:七、八个人的日用品全部放在床沿下。

紧闭的铁门中央有一小洞。洞外固定着一个能够旋开去的木片。可以想像,那里随时会出现一只溜溜转的眼珠子。

这就是我要在里面活的地方。

“我不睡了。在这坐坐就行了。”指指床沿,我对动起来的人们说。

“不睡不行。”“就是,躺下哇。不然一会骂呀!”很快腾出一个长条空档。

我躺下。一盏光秃秃的灯泡在囚室顶壁中央悬挂着,刺人眼目。

“不关灯吗,”我问。

“天亮了才闭哩。灯绳在窗外。”

天此刻正黑得光明正大。灯绳不由我们掌管。

挺尸一般挺在犯人中间,给头项灯光一览无遗地照着,疲倦在心中很远的地方向这方守望,走不近。

天蒙蒙亮。监狱响彻革命歌曲大齐唱。是有线喇叭。

“起床!起!懒猪!一号的,抓紧时间!”看守扯起嗓门。唏哩哗啦开锁,咣地一声,铁门大开。

放倒排列、让灯光照了一夜的身躯们纷纷竖起来,往上套衣服。动作迅速,神态紧张。一个被称作“秦大姐”的,指挥官一样低沉地发出一声声简短命令,让把被子这样那样叠过来叠过去,叠小叠方叠整齐。地铺上的身子们则东挪西躲,将被子单子褥子枕头统统扔上床,把反面流淌着水珠的大块塑料布卷巴卷巴塞进床下。

有人慌慌张张地冲向厕所,有人提着水桶去水管接水,有人去擦铁窗外开着的两扇玻璃窗。

“今天该谁倒马桶了?”

“我和胖胖。”

然后,“我”和“胖胖”趿拉着鞋,吃力地抬起那只硕大无朋、其重无比的马桶一弓一弓地向厕所走去。

我竖在大通铺上,腾挪躲闪,望着周围这一切,呆若木鸡。


第三天起,学会了抓紧时间起床,竖起来套好衣服立即去上厕所,而且无论是否必要都尽可能守着不起。直到看守再度扯出嗓子,吼猪入圈般吼出凌厉的动静,才最后一个走出厕所。如果不是这样,我就完了——牢房里的马桶虽可供随时使用,但它过于庞然,近一米高,打开盖,口有脸盆那么大。不踮起脚便挨不着。一旦挨着,放放心心坐上去,人便有漏下去之虞。即使为了不漏下去而保持住“骑马撙裆”的古怪姿势,巴掌大的囚室内众目睽睽,还是注定要丧失排泄功能。所以,无论如何咬牙切齿痛下决心,想尝试一下这种新功夫,仍然是只要一上去就什么都不会了。到了这种时候始体会出,卫生条件尚在其次,安全乃人体代谢机能的第一要素。囚室外的厕所也令人缺少安全惑,也需极大的勇气和毅力:一个从头到尾的长长便池,没有任何间隔。六、七个人须如在商店排队购物那样,挤着排将起来。没有谁能够提前来或推后来,监狱准军事化制度让所有人在共同的时间共同的空间做共同的事。好在虽说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大家此刻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排“到一起来了”,谁也不嫌谁,谁也不怕谁,只要闭目塞听,横下一条心便可。能大模大样放放心心上一次这样的厕所虽算不上幸福,也值得整日企盼。为了这,每天清晨,随着“唏哩哗啦,咣”地一声牢门大开,看守扯嗓子,我便使出当年在新兵连夜间紧急集合时的本领,常常用不了六十秒,就冲出铁门,冲到厕所。只是和抢购东西略有不同,这么抢先,并非为了早来早走,而是为了能多排一会,而且能排在最后一个。身后就是水龙头和墙,比较安全可靠。

上厕所的另一个非凡的好处是活动腿脚筋骨,呼吸新鲜空气。从第一个号子走到厕所,要路经第二个号子,第三个号子,第四个号子,要走二十六步路。来回便是五十二步。进了厕所走几步,就是六十步。来回来去歪走斜线又多几步,厕所门口那个仓棚可挡住办公室门口看守的视线,出了厕所在仓棚下再多走几步,便是七十来步。这是很可观的体力活动,也是很重要的肺部卫生措施。监狱里不放风。一天二十四小时铁门紧闭,犯人沙丁鱼一般挤在囚室里。白天,三分之一的地面空间腾出来了,床上的人却也挪到了地下(白天不许上床)。三分之一的空间横走两步半,竖走四步半。没有一个板凳,要想全坐下,就得亲密无间地排在床沿。床高,坐上去脚不挨地,身子不能转动,受刑一般。囚室里唯一的“宝座”是那马桶。马桶盖盖子,里边盛满污物,想起来恶心,坐上去却很舒服:它靠窗,挨暖气。既可间或小风拂面,清快爽心,又可将腿脚抬起来搁在暖气上,缓解久站后下肢的充血浮肿。门口有一把破苕帚,也是一个常引起争执的好位置:把它平放在从未干过的地上,背靠了墙坐下去,既宽松又舒适,门缝里时而也有微微的新空气进来,很养人。等到几天后,我们号子里增至九个人时,马桶和苕帚就显得更加宝贵了。

有一个终日敞着的铁窗,囚室又不大,空气是够用了。但是人太多,又是骄阳如火的七月天。尤其是那马桶,里边满盛着少时六、七人,多时八、九人一天的污物:粪、尿、溲了的饭菜汤、洗脸水、洗衣水、刷牙水、洗澡水、呕吐(囚室中有一个十八岁的孕妇)痰、经血……。马桶上虽说盖了盖,但少不了谁要倒脏物、排粪便、扔东西。说来也怪,除了老住户“秦大姐”,所有人都不能完全坦然地在马桶上出恭。一天二十四小时,法定的上厕所时间只有两次,除了清晨一次,另一次是下午四时许。越想等到“法定”时间上厕所,越觉得随时可能失禁。这成了一种心理暗示,一种条件反射。结果算下来,每个人一天出恭的次数都比平日里要多。有时有些敏感者简直多得不可思议,这样一来,马桶几乎闲不着。有幸坐在这“宝座”上乘凉的人也坐不稳。一会便给轰下来让位于真正的“马桶皇后”。马桶盖一开,气味便不大好。本来你刚呼出来我就吸进去的混浊空气越发呛人。便人人扒了窗户往外伸鼻子,而每逢这时,就会招来窗外狱卒更其鲜腥恶臭的斥骂。

下午四点那次上厕所说是“法定”的,其实是捎带的,主要目的是要各囚室出来人提开水、接凉水,晾晒或收洗好的衣服。除此之外,能出来的机会便是打饭时。走出囚室三、四米,站在送饭的铁车旁,挨着个让两个黄脸婆给盛好,再走回去。然后又是,咣!铁门紧闭,稀哩哗啦,上锁。

一日三餐。一个大得扣在头上可以当帽子的塑料碗和一个塑料勺子是每个人永远的餐具。饭也基本上一成不变。早餐,一碗稀稀的玉米面糊糊,里边加了少许的盐;午餐,一碗白菜汤,一个黑馒头;晚餐,重复早餐,只是将糊糊中的盐换成了一汤勺那么多的咸菜,外加一个玉米面窝窝头。需要说明的是,在落后的中国广大内陆地区,玉米面远未变成发达的工业国家那样的保健食品,它仍然是饥饿和贫穷的象征。长期如是,星油不见,使人们的胃口变得极大,总是吃不饱,不到开饭,肚子们就咕咕叫成一片。号子外边铁门一响,号子里边就忙着趿鞋、钻到床下取碗。门一开,便拥出来,伸着脖排成队,眼睁睁看着饭从锅舀到勺,从勺舀到碗,然后目光就像给碗里的东西拽住似的,盯住碗,疾步进屋,蹲下,吃。一时间,团团坨坨弓满了专心致志往嘴里扒饭的人脊。这一刻,是全号子、全监狱一天当中最安静的时刻。既便发生地震,那些粘在碗缘的脸似乎也不会转动一下。

农村,猪圈里的猪,在槽边吃食时也不过如此。

有一只猪坐在马桶上,将双腿高高抬起,翘在暖气片上,以便自己的同伴有足够的地方弓起背脊专注地吃。这只猪吃不下,居高临下望了弓起的背梁,听了唏溜唏溜的声音,每每心中地震不已。这只猪知道,它和面前同伴们的区别仅仅在于,它是一只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可悲形象的、亳无食欲的猪而已。

这只猪便是我。

唯有一件事令我对自己的低级动物身份发生怀疑——举凡关进这里的,每日要为自己的一日三餐上交一元人民币和一斤粮票。出“圈”时结算。斤两、分亳不得有欠。不久后,当我走出监狱,狱方向我摊开双手,念出一串数字时,我惊讶地睁大了双眼,万分感叹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使经济观念如此深入人心。

在太原上马街监狱不长的日子里,我始终无胃口进食,却不断以耳当口,品味了不少上等佳肴。这种用来听的佳肴每天都有,不是由嘴吃进去,而是由嘴说出来。女犯们每每将自己的拿手好菜一道一道复习了来,精神会餐。饥饿如此强化了人的味觉。有一次,一个囚友剔牙时不小心吐出了牙缝中的一粒姜,顿时后悔万分。以至全号子的人知道她失声尖叫的原因后,都为之扼腕叹息,只差全体去地上寻找了。那一次,引发了长达三小时的精神会餐,全是鸡鸭鱼肉,山珍海味。

一个星期二十一顿饭中只有一顿略有改变,即星期日午餐。白菜汤变成了半碗炒白菜,菜中有少许肥肉片。人们从星期五就开始盼望这顿午餐了。由于长时间的素食和缺油,所有的胃肠都不能适应这突如其来的油腻,所有人餐后都腹泄不止。不是当日下午,便是三更半夜或次日清晨。高大的马桶虽然加剧了排泄的尴尬,不能抵挡望眼欲穿的企盼和如狼似虎般吞咽带来的快感。


说到这里的医疗卫生条件,实在有赖于各人肌体的免疫系统。每日下午四时的一桶开水是号子所有人全天的饮用水。没有保温瓶,没有浴室。闷热难当、汗水淋漓的囚室里,要喝水,要洗身,全在下午四时许。这样一来,囚室两步宽五步长的地面便“湿”可鉴人。据说有医疗室,但不知是什么样的高级处所,不知病到哪种程度才有资格就诊。所以,如果你不想死,最好别生病,要生,也桃着生。比方,皮肤上可以生点癣,头可以有些疼(最好不是器质性的,也不是功能性的)。除此以外,你保证健康的唯一办法是乞求自己健康。因为无论你生什么病,这里永远只有一种药:止痛片。还有一种药:癣药膏。可是,药膏又不能用来吃,以兼治其他。你不到奄奄一息,别想走出牢房。你也不用呻吟,那没用。顶多窗台上又多扔几片止痛片给你。


这里没有报纸可看,对于正在受审的人来说当然也不许会见亲属、朋友,不许通信、不许稍口信、不许带东西。但是像一日三餐一样,每日有三个节目可供欣赏,全是用来听的:第一个节目是监狱的无线电喇叭里传出来的革命歌曲大齐唱。“咱们工人有力量”、“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还有关于“平息反革命暴乱取得了伟大胜利”的烂调。中国本来鲜有国内新闻,那些日子里就更没有。唯一的“新闻”便是对“反革命集团”和“反革命动乱、暴乱”的清算。好在这个节目不长,清晨起床后一半个小时就过去了。第二个节目跟在第一个节目之后,更加单调且有震耳欲聋之势。那便是厨房传来的剁食声:咚咚咚……!听到这动静,你便可以想像农民在自家院子里剁猪食。那是一把极大极钝的刀,一个极大极脏的案板,一堆从市场上弄来的廉价的圆白菜。菜不用洗,也无须摘捡,直接住案板上一放,刀便上去七剁八剁,剁开为止。这是一天当中囚犯们唯一的那顿菜,清水煮白菜。好在这节目也不长,而且一天也只一次。

最令人恶心的是第三个节目。这节目不分昼夜阴晴,随时开始:狱卒的咒骂之声。我所住的女六监共有三、四个女狱卒,她们训骂起来全部没有距离感:无论被骂者近在咫尺还是远在天边,一律扯着嗓子尽力将骂声弄得极大极高极吵。这样一来,无论她们骂谁、骂哪一个号子,所有囚犯都不得不洗耳恭听,你又不知她骂哪一个,骂什么事,所以无意中非竖直了耳朵仔细分辨不可。骂得也很有水平,很出新。如果被骂者胆敢表示不满,拳脚相加外,骂的内容便更加具体而生动。常常是成串的不忍卒听的言词突然从看守办公室爆出,一路肮脏恶臭无比地穿越所有号子,直抵最尽头的厕所便池。刹那间,对面房沿上的麻雀惊咋着飞起,几个号子鸦雀无声。六监的看守偏偏有两个是年轻的女孩子,长得眉清目秀,漂漂亮亮。要不是有一次扒在铁窗亲眼所见,我真难以想像那些粗俗下流的语言是出自那样妩媚的面孔。

号子的墙上贴着监规,其中最后一两条是关于看守不准任意打骂,侮辱犯人的。但那没用,如果你不想使看守对你张嘴喷粪,你就得谨遵监规及监规以外的一些土规则,包括不许大声说话、小声唱歌,不许跳舞和扒窗户往外看,还要学会各种各样的快速行动:快速起床、快速打饭、快速接凉水、决速上厕所、倒马桶、擦玻璃、洗漱、晾收衣服、上床或倒地睡觉并快速睡着,说话声大了快速停止,打架吵嘴了快速息怒等等。有时这也不一定可以保全一个人的尊严。我就亲眼看到那个搜我身的姓郝的狱卒借故将一个拘留十五天的人罚站,并在面含微笑循循善诱时,突如其来大打出手,猛掴那个犯人的脸。而那个犯人在被罚站前,只不过是在郝巡视时,腰挺得不直;在挨打前,只不过像郝诉说自己感冒了,头痛咳嗽。被打以后,她仍然直直地站着,敢怒不敢言。全号子的人都直直地站着,敢怒不敢言。

我就是在这件事之后,踱到那“监规”面前仔细查看的。而犯人们则大不以为然地笑我这一举动,说我不愧是个书呆子。


最初的监狱生活于我有如地狱。衰局已定,前程莫测,虽已身在万丈深渊,却仍是一步一个陷阱。突然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一切,一呼一吸一举手一投足都在茫然失措间。绷紧了神经对付频繁的审讯。审讯的分分秒秒都使我感到自己好像一个真正的罪犯。回到牢房,更要支撑着四肢,抵御彻骨的哀愁、惶惑与自卑对我的无情修剪。

日子改变了时速,要人一步一捱地打发。走完上午,下午就好走些。下午内容多,吃午饭,是一件事,睡午觉,又是一件。到了下午四点,打来了开水冷水,擦澡洗衣服,磨磨蹭蹭就到了晚饭。晚饭后,看守不再禁止上床呆着,号子里人们早早就歪在床上、地下,说些淡话或闲愁。天黑了,掌灯了,睡觉了,一天就过去了。

没有书的日子,即便在地狱的惊恐中也仍是寂寞。便常枯坐在深寂中将目光投到窗外,读那外面的东西。

外面,东西不多,连带沉沉如盖的天空一起,统统被铁窗割成了条状:云朵、警戒了望塔、对面平房顶。只有十几米远处的两样东西没有被切割变形:左边一个,高高细细、不戴帽子不冒烟的,是烟囱;右边一个,墩墩实实戴了帽子常冒烟的,也是烟囱。左边一个斯斯文文,气质高贵单纯。分明弱不禁风,偏赤条将自己裸在天地中,静静张着口将宇宙精华一古脑吸入。右边一个苍苍烈烈,沉雄高古。分明饱经沧桑,偏破帽掩容,沉住气将大地之能量喷向天宇。这两个,前者要溶入大千,后者要影响世界;前者遗世独立,地老天荒;后者呼风唤而,日月同辉。这两个不是烟囱,是人,先后在我生命中刻下印痕的人。

我更情不自已,细细阅读的是右边那个。那个平日里谦和温厚,大智若愚,偶尔浓烟滚滚,烈焰熊熊。他富于激情,充满责任感,是条好汉。他是我的现实。这现实并不如往事那般超然美丽几乎将我溶化,却绵密博大,点点滴滴充满我身我心。自从和他相遇,我不再是自己的奴隶。我将必要的丧失垒筑成生命完善的阶梯。抓牢了自己存在的阿基米德点,从从容容,潇潇洒洒,坦坦荡荡,安安详详。每天每天,我都在前所未有的大哀愁中清扫出一块干净的心的角落,以便翻来覆去阅读他。他在流亡,我在监狱。一旦他知道了我的消息,肯定更加义无反顾,宁肯掘地藏身,不愿去国。每每读出这样的消息来,忧喜参半,越发不忍转目。右边那烟囱被我想像成我的先生郑义,成了日日必读,用以支撑自己的一部功课。


沥沥小雨,将漫天霏霏愁绪撒入人间。这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

监狱的喇叭出人意料地传出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听众朋友,您好。又到了我——陆霞,为您主持听众点播的时间了……。”

陆霞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我们俩住对面床。在那个音乐轰炸的教学楼里,我们共度四年时光。她谨小慎微,四年大学生活循规蹈矩,在我们那疯疯颠颠的艺术系,本本份份地经营五条线上的声响,埋头作曲专业。临到分配,人心散了,她却大爆冷门:爱上了我们班人人非议的一个花花公子。

没多久,分配离校的同学还没走光,陆霞又“飞也似地”失恋了。此前她一反常态地昂首阔步、笑语开朗,此后又一反常态地变回细声哀气、谨小慎微。这样的巨变、速变,着实让我们领教了什么是“爱情的力量”。分配后的陆霞并未从我的视野里消失。她脸上再次漾出笑意,是她终于从学非所用的单位调到山西省电台文艺部之后。当时,我也为自己不得其门而入的美学理论专业发愁。曾有同学建议我去替换陆霞的位置,说她工作的成绩不很理想,声音不明亮等等,说文艺部主任已表示乐意接收我了。我犹豫着没去。做电台节目主持人,那不是我喜欢的专业,再说,那是刚活过来的陆霞。后来有一次,偶然听到陆霞的主持,声音极为柔和、亲切,婉婉委委如与人对话一般。正是最标准的播音效果。换了我,未必就好。再者,我不知道自己能否能如陆霞般遵从人们习惯的传统,弄得不好,别出心裁,定不长久。

此刻,陆霞正用她娓娓动听的话语给听众介绍、播放流行歌曲。我将头靠在监牢门框上静静听着。这是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场面:我曾经是这位主持小姐的同学吗?我曾目睹她身上的巨大变化吗,我差一点取代她的位置出现在我头顶那个喇叭里吗?

流行歌曲过后,是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交响曲》。这是几乎所有学院派音乐专业学生的特性:无论流行音乐如何席卷大地,在听过唱过之后,我们总会找回到纯音乐中梳理疲惫的审美知觉。但此刻我已无法安详地听下去了。那曾经来自地平线深处的、号角般辉煌的旋律,此刻在我心中正演成一种巨大的苍凉。

外面的世界与我不再相关。无论听与不听,陆霞们都将继续亲切下去,流行歌曲将继续流行。

新世界交响和它的追寻将属于不同的人们。


(第四章“女囚们”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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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June 24,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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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25日 星期一

在囚人士:楊天水談江蘇的民運

89.64南京高自联信息发布平台: 89.64南京高自联关注之 在囚人士:楊天水談江蘇的民運: 談談江蘇的民運 楊天水 2004年2月1日    提要:  ﹒ §§一、所謂的“文化革命”即“十年內亂”前的民運 ﹒ §§二、7、80年代的民運 ﹒ §§三、90年代以來的民運 ﹒ §§四、江蘇民運的的經驗教訓 ...

提要: 
§§一、所謂的“文化革命”即“十年內亂”前的民運
§§二、7、80年代的民運
§§三、90年代以來的民運
§§四、江蘇民運的的經驗教訓


  • 談談江蘇的民運


    附徐水良按語


    楊天水(中華淚)
      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是世界民主運動的部分,而江蘇的民主運動又是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的部分。其間存在著密切相關的血肉關係。簡單地回顧一下江蘇的民運,對於澄清是非和總結經驗,應該是大有好處的。  【南京及整個江蘇,是“4.5”運動發源地,又是86學運、89民運規模很大的地方。本文作者中華淚從自己比較熟悉角度介紹了江蘇民運。其中一些細節的出入,部分以按語做了說明,部分沒有改動。──徐水良按;2004.2.27】

朱利全(Li Quan,Zhu) 南京高自聯

朱利全(Li Quan,Zhu),中國八九民運人士。
朱利全1965年出生於四川三台縣。在四川三台完成小學和中學教育。
1983年考入南京大學哲學系。1985年開始在南京大學法律系攻讀第二學位。
1987年免試攻讀南京大學哲學系碩士學位。
經歷南京學潮
1984年參與了南京大學「5.28」遊行示威活動。
1986年參與了86學運
1988年與劉格等在南京大學創建民主論壇學社,為89學運做了理論和組織準備。
1988年12月參與了南京高校學生反非洲留學生遊行示威抗議活動。
1989年參與了「南京高自聯」的創立並擔任常委,曾當選為南京高自聯主席
89學運中寫了《南京五四宣言》,參與了南京的絕食
經歷上海89學潮
5.20結束絕食後到上海串聯,參與了「上海高自聯」組織的5.28遊行,與上海高自聯討論修改憲法,工人罷工和創立「全國統一高自聯」等事項。
經歷北京89學潮
1989年5月29日朱利全和劉格一起從上海到了北京天安門廣場,目的也是和北京高自聯討論修改憲法,工人罷工和創立「全國統一高自聯」等事項。
朱利全和劉格以南高聯特派員身份參與了有柴玲等主持召開的「北高聯」、廣場總指揮部、「外高聯」三方聯席會議,
在聯席會議上朱利全主張廣場學生主動撤退以保住目前的民主勝利成果,柴玲怒斥朱利全為李鵬派來的。朱利全這一主動撤退的主張被回絕。
在北京期間在北京大學校園裡與王有才有過一次匆匆見面。在天安門廣場紀念碑上面和南京大學的校友李祿見過面。
1989年6月11日失去自由,被南京市公安局拘留。1991年2月被解除收容審查。
2006年遭遇重大車禍等。

2008年簽署《西藏12條》。

2008年簽署《08憲章》。

參考文獻[編輯]

  • 訴訟紀實 - 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 Democracy - Guo Luoji
  • 郭羅基作品選編:《共產黨違法案紀實》抗議書
  • 民主通訊20050430a
  • 中國部分知識分子關於處理西藏局勢的十二點意見| 香港獨立媒體
  • 零八憲章》第十五批簽名人正式名單(536人http://www.2008xianzhang.info/Lists/list--1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