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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4日 星期一

以功利眼光看,“六四”大屠殺也愚不可及

《新史記》蘆笛
我早在舊作中就指出過,這血腥理論在道義上的是非姑不論,即以功利眼光視之,“六四”大屠殺也是愚不可及。

首先,宣佈戒嚴並調兵進城根本就沒有必要。鄧小平要收拾趙紫陽,效法毛澤東“因勢利導”,借力打力即可。他只須公開表態,支持學生提出的“反官倒”,歡迎並鼓勵他們揭發黨內的貪腐,然後由紀委宣布趙紫陽涉嫌包庇家屬搞官倒,實行“雙規”,再來一個陳希同式的“審判”,即可一勞永逸地搞臭老趙。只要他同時嚴格約束黨內保守派,不許他們再去刺激學生,則學潮遲早要平息下來。等到事態冷卻後,再在學校裡加強“愛國主義教育”,把學生領袖和外國人接觸、進餐的秘密錄像拋出來,打成間諜,關進大牢就完了。到時候牆倒眾人推,學生們只會忙著洗清自己,哪還敢再生事?有什麽必要動用野戰軍大規模攻入城中、一路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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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凌晨,穿迷彩軍服的軍人衝上人民英雄紀念碑驅趕學生。

其次,屠殺根本就沒有達到“維穩”的效果,反倒使得政府徹底失去民心,黨內四分五裂,危機不是解決而是深化了。如果當時有外敵入侵,則人民一定會群起響應,中共立刻垮台。這人為激化的致命危機完全是靠和平的國際環境,慢慢拖過去的。

大屠殺更引來了保守派復辟蠢動。“六四”後,《人民日報海外版》讀來如同“文革”出版物。此後國家長期陷入“鳥籠經濟”的困境中,達到了國內外還債高峰,老鄧的個人威望也並未得到恢復。江澤民、李鵬根本不把他放在眼裡,公開在報上發表《問一聲是姓社還是姓資》,就連經濟改革都面臨流產之虞。這才逼得他效法毛澤東“以農村包圍城市,以諸侯壓制北京”,發表南巡講話,威脅“誰不改革誰下台”,把朱鎔基推上去作總理,把李鵬踢到人大去,這才總算勉強保住了經濟改革。再加上恰在此時發生的東南亞經濟危機,致使港澳台資本紛紛轉移到大陸,才幫助中國度過了難關。如果老鄧1992年前就死了,則今日中國肯定還在那困境中。

所以,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傅高義代中共鼓吹的“屠民治國論”都根本不成立。

為何鼓吹“屠民治國論”?

我多次在舊作中表達過自己的感受,那就是西方對中國的態度與對前蘇聯很不一樣,採取了明顯的雙重標準,對毛澤東的態度比對希特勒、斯大林等人寬容多了。

作為大獨裁者,毛澤東無論是擁有的權力還是執政的年月(執政27年),都並不遜於斯大林(作為最高領袖執政29年),比希特勒則遠遠過之(執政12年),然而他的政績與兩人相比則判若雲泥。

希特勒廢除了不平等的凡爾賽和約,把德國從大蕭條中拯救出來,收復了失地,統一了歐洲的德語民族,洗雪了德國在一戰後蒙受的羞辱,恢復了德國的強國地位與尊嚴,在二戰中只用了五週時間便全面擊敗英法聯軍,命令法國政府代表在一戰德國戰敗後簽訂停戰協定的同一地點(貢比涅森林中的福煦車廂內)簽訂停戰協定,此後又令德軍在巴黎舉行盛大入城式。德軍按照一戰後法軍舉行的勝利閱兵式的路線進入巴黎,炫耀了德軍盛大的軍威,使法國蒙受了空前的羞辱。

斯大林則如丘吉爾所說,對內把俄國從一個“僅有犁杖”的農業國變成了數一數二的工業強國,對外則成了全世界的共產黨教皇,不但結束了蘇聯在國際上的空前孤立,而且在歷史上第一次把東歐諸國以及龐大的中國納入帝國勢力範圍,使得他直接和間接統治的人民數量佔了世界總人口的三分之一。

毛澤東則在當政後無論在外交內政上都絕對服從斯大林指揮,完全徹底地為蘇聯的國家利益服務,因而斷送了民國政府自建立以來一直在進行的外交努力獲得的成果,使得中國在廢除了一切不平等條約後再度與蘇聯簽訂不平等條約,主動建議以條約方式肯定外蒙獨立,使中國“三北”直接成了蘇聯的勢力範圍,禁止第三國入境,而蘇聯的“合資公司”卻在當地擁有壟斷性的礦產開發權;蘇聯政府更在東北擁有軍事基地、戰略鐵路;蘇聯專家還擁有治外法權;更嚴重的是,中國實行“一邊倒”並介入韓戰,與文明世界為敵,把自己毫無必要地捆在蘇聯的戰車上,招致國際上的空前孤立,被關在聯合國門外幾達30年,因此喪失了二戰獲得的大國強國地位,淪落到連印度都不如(這是中共資深外交家何方的客觀評價)。在內政上,毛澤東不但屠殺了大量“地富反壞”,整肅了百萬“右派”,更在斯大林死後標新立異,發明了“三面紅旗”,弄出個餓死幾千萬人的大饑荒來,使得國家遭到了比抗戰還慘烈的損失,工農業全面崩潰;在剛剛緩過氣來後又把全國投入空前的動亂。直到他死後大眾才得安寧,國家也才獲得了一線生機,真正應了“慶父不死,魯難未已”的古話。

然而奇怪的是,西方輿論特別是傳記作者們對毛卻網開一面。我看過的希特勒和斯大林傳記的作者,沒誰不對傳主深惡痛絕。在西方,這兩人似乎成了“evil”的同義語,而毛卻完全不是這麼回事。改革開放前西方出的毛傳多有歌功頌德者,改革開放後中國人民遭受過的苦難雖然傳到了西方,但傳記作者諸如索爾茲伯里仍然筆下留情。除了黎安友曾在李志綏回憶錄序言中指出毛的“令人難以思議的愚蠢”外,至今無人指出,毛的最大的問題還不是僅僅是邪惡,更是驚天動地的愚昧。他之所以能給中華民族帶來空前的苦難,正是因為他代表著幾千年痞子反智主義傳統的積澱與結晶。例如蘇聯和中國都發生過大饑荒,但蘇聯發生的飢荒是斯大林冷靜設計的結果,目的是要讓反抗集體化的農民們投降,為此他命令格伯烏搶走農民的種子糧,並在國外大量拋售穀物。而毛雖然也搶走了農民的種子糧,也在國外大量拋售穀物,卻是因為他蠢到相信了一畝地能產幾十萬斤糧,農民的糧食多到吃不完。(《新史記》11期)

“寻找六四军人”轰动网络 当局恐慌攻击发起人


中共对参与六四屠城军队有关资料讳莫如深,唯恐外界解读出有关秘密。以《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和《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两书出名的吴仁华,在2009年六四20周年之际,开始在网上发起“寻找六四军人”行动,公开征集参加六四戒严的军人名单,再引起轰动,获民众热烈响应。引起中共当局的恐慌,动员五毛党攻击吴仁华。
亲历六四事件的中国政法大学前讲师、现流亡美国的吴仁华,20 多年来钻研戒严部队。2012年六四前夕,吴仁华公布收集到的近3,000位“六四军人”名单,不但有参加戒严解放军的姓名、军阶和部队番号,还有部队在六四奉命执行的任务。其中以1989年参与血腥镇压的第67集团军官兵为最多数。吴仁华还公布了参加北京六四戒严军人的《一份论功行赏、升官晋级的名单》。
吴的动作引起中共紧张,特别是军方恐慌,尤其那些至今仍服役的军官,担心被钉在历史耻辱柱。当局动员网络五毛对吴仁华发起攻击,指他煽动仇恨,吴则回应称,他的宗旨不是为煽动仇恨,而是为了保留真相,维护正义。
目前,网上公布的“六四军人”名单,得到网民大量反馈,其中有少部分回贴试图为参加镇压行动的官兵撇清责任,指军人对着学生开枪是“执行命令”,但吴仁华拒绝接这样的说法,理由是当时在解放军枪口下的群众是同胞,不是敌人。
吴仁华说,六四军人觉得那不是光荣的事情,他们心里有愧疚感,因为他们当时在北京镇压的对象不是敌国官兵,他们面对的是自己本国百姓,是手无寸铁的百姓!”
1989年5月18日,针对邓小平“戒严以后北京市区有多少解放军?”的询问,杨尚昆回答说:“解放军和武装警察的全部兵力为18万人。” 但杨尚昆所说的只是中央军委初期计划部署的军队数字,并不包括后来被紧急调集进京的部队,例如于1989年6月4日从江苏省徐州市紧急空运进京 的陆军第12集团军。而且不包括北京卫戍区、武装警察部队北京市总队的部队。
中央军委的调兵命令中提到,执行北京戒严任务的部队有北京军区的北京卫戍区、陆军第24集团军、陆军第27集团军、陆军第28集团军、陆军第38集团军、 陆军第63集团军、陆军第65集团军,沈阳军区的陆军第39集团军、陆军第40集团军,济南军区的陆军第54集团军、陆军第67集团军。◇
“寻找六四军人”轰动网络 当局恐慌攻击发起人 - 大纪元

六.四」遇難者吳向東的母親徐玨的證詞


作者﹕徐玨
【2012年10月14日訊】「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為了打倒官倒,打倒貪官污吏,爭取民主自由,就是死了,也在所不惜!……。」——吳向東
「六.四」遇難者吳向東。(網絡圖片)
「六.四」遇難者吳向東的母親徐玨的證詞
吳向東,男,出生於1968年8月13日,遇難時21歲;生前為北京東風電視機廠四車間工人﹑北京儀器儀表職工大學企業管理專業三年級學生;89年6月3日晚11時左右於木樨地橋頭附近頸部中彈,4日晨死於復興醫院;骨灰安葬於北京西郊八寶山人民公墓。
89年6月3日晚8時,向東送女友出門一直未歸,約於當日晚21時在長安街復興門橋遭「解放軍」射擊中彈,當時被市民送往復興醫院掄救,約6月4日凌晨與世長辭。

吴向东遗体(网络图片)
6月3日晚,我和向東父親等待兒子久不歸家,來回於長安大街尋找,並在一家商店門口焦急等候。直到4日凌晨5點左右,仍未見兒子歸來。我們夫婦倆決定騎自行車去天安門廣場尋找。在行進路上,見一群淒淒慘慘的學生,有的受傷,有的抬被坦克壓扁的學生,我們心急如焚地只顧騎車向西單方向去,慘狀更是觸目驚心,長安街上到處血跡斑斑,路面被坦克碾壓得印痕纍纍,長安街兩側商店的房牆上被子彈打得千瘡百孔,玻璃櫃窗上到處用鮮血寫「打倒法西斯!」等斗大的字。再往新華門走,正遇上手無寸鐵的北京市民與橫跨在長安街的坦克﹑裝甲車部隊相抗衡的壯烈場面,市民高呼「打倒法西斯!血債定要血來還!」

1989年六四廣場開槍,凌晨四時,士兵自人民大會堂衝出,槍口指向人民英雄紀念碑下的學生,一邊開火一邊推進。照片中其中一軍人槍口可見火光。(網路圖片)
可悲啊!是誰挑起中華大地堂堂首都三十里長安街頭的血流事件﹖我們拖着顫動的雙腿繞道宣武門直奔前門,一路上房牆上子彈孔密集。到了前門,「解放軍」早已把天安門圍得水洩不通,路人告訴我們快到各個醫院去找吧!廣場早沒有學生了。此時已是4日中午,我們在回轉的路上,見早晨放在街上的軍車現在正冒熊熊大火。
我們去了人民醫院﹑兒童醫院﹑阜外醫院,每個醫院門口都貼死傷者名單,都是密密麻麻一片,各約400百多人,大家都簇擁尋找自己親人的名字。我們翻了許久,未見兒子向東的名字,又進到醫院內從無名死體中一個個去辯認。可憐哪!都是一具具血肉摸糊,睜大大眼睛的年青人,但仍未見到兒子。
在眾多市民的建議下,輾轉來到復興醫院。這時已是下午5點多,我們見復興醫院的自行車棚外排長長隊伍的市民正在圍觀死難遺體。我們看到了一份名單,排在第一個的就是「吳向東」。我還以為是受傷的名單,詢問旁人住在哪個病床﹖這時一個青年人跑過來說:「這50多個名單都是放在車棚裡的死人。」我頓時頭腦裡一聲「轟」響,倒下不省人事了。等我醒來時,發現自己躺在醫院一張長凳上,我是被外面一陣亂槍震撼窗玻璃的巨響驚醒的,後來知道這是戒嚴部隊和市民搶奪死難者屍體的抗爭戰。我立即站起來,奔向我兒子的屍體,醫生們扶我,囑咐我說:「您看一眼就回家去,晚上『解放軍』仍然會來搶屍體的,他們要來毀滅罪證!」當我向兒子屍體那邊走去,見周圍密集地擺一具具淒慘悲壯,憤恨不屈的英烈們的遺體。我一見兒子的屍體,發瘋地撲向他,大聲喊……「向東!你醒醒,媽媽來看你了!」我要擁抱我那屈死的兒子,我要親吻我英俊的﹑視死如歸的兒子;他臉色蒼白,雙眼未閉。但還沒有等我撲倒在兒子身上,幾個壯實的年輕大夫就把我架了起來。我嚎哭,掙扎要掙脫他們把我往外攙扶的雙手。
我看完兒子屍體從醫院出來,來到大街上,眾多市民都上前安慰我,有一個小伙子對我說:「你兒子是好樣的,我們都是你的兒子!血債定要血來還!」一輛出租車免費把我們送回了家。7日,在30萬戒嚴部隊警戒北京城的夜晚,在眾多單位﹑朋友們的幫助下,我們冒生命危險把向東遺體悄悄地送到東郊火化埸急速火化。當時在吉普車內,我看見我的兒子連血跡也未擦掉,在換衣服時,見到槍口是從左邊鎖骨之上脖子射進,從後邊近脊椎處穿出,子彈進口為1~2厘米,射出口為2~3厘米,傷口四周被灼燒成一個圓洞。
我的兒子離他父母匆匆走了!不!他沒有死,他將永遠活在我們心中,他那21歲短暫的生命,將永遠是光輝燦爛的一生!我兒子曾在5月的天安門廣場寫過一份遺書,遺書中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為了打倒官倒,打倒貪官污吏,爭取民主自由,就是死了,也在所不惜!……。」他以自己的生命實現了生前的諾言。
九月底,我們在八寶山人民公墓買到一方墓地,入葬那天,他弟弟吳衛東騎一輛黃色自行車,車後安放胞兄「吳向東」的骨灰盒,就算是「靈車」。我身穿白衣騎車緊跟衛東衛護向東的「靈車」。一路上,長安街兩旁一隊隊頭戴鋼盔﹑手持衝鋒鎗的戒嚴部隊士兵槍口對向大街,街上不時馳過全付武裝﹑裝有機槍的軍車。我們是在這白色恐怖下安葬兒子的。我們為兒子立了一塊墓碑,碑上刻紅﹑黑二種體字,紅的寫「吳向東之墓,生於1968年8月13日,死於1989年6月4日。」黑的寫「立碑人:父吳學漢,母徐玨」。
但是,誰又能想到,1995年11月,兒子向東墓碑上的立碑人「父吳學漢」四個黑色字體竟然改寫成了紅色字體。父親也跟隨兒子向東走了。這位生性善良﹑憨厚﹑正直的壯年漢子終因悲傷抑鬱過度而得了絕症,抱恨而去了。生前他為了討回公道,多次求告無門。
幾年後,我們一起加入了「六四」遇難家屬群體,從此他獲得了力量,同其他難屬一起從事難屬的救助活動,一起為討回公道奔走呼號。但是,我們也因此長期遭受「安全部門」的跟蹤﹑監視。蒼天哪!你的天理何在﹖難道能讓視生命為草芥﹑視法律為兒戲﹑任意踐踏人類生命尊嚴的劊子手李鵬永遠逍遙法外!我們,一群「六‧四」難屬,向中國最高權力機構已申訴了五個年頭,可那些所謂的「委員長和委員們」,對我們的要求始終置之不理。現在我們醒悟了,站起來了。真理屬於全人類,全世界。我們要走向世界,懇請﹑呼籲聯合國和世界人權組織為我們死去親人討回公道,用國際法懲辦殺害無辜人民的罪魁禍首李鵬!讓真理的光輝照亮全世界各個角落!
徐玨1999.1.21(來源:中國人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