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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31日 星期五

六四临近被上岗人数不断增加


王超华:永怀二十三年前的天安门精神

08charter (零八宪章) - 10 分鐘前
今天中国的众多困境,很多可以溯源到六四镇压。 一九八九年,震撼全球的天安门爱国民主运动在六月三日夜间遭到正规军坦克机枪的血腥镇压。许多人因此失去生命、受伤致残,许多人就此改变命运。但更重要的是,“天安门大屠杀”(Tiananmen Massacre)已成为世界政治词典中“耻辱”的代名词。中共统治集团中,几乎所有当事人对此都有默认,也都因此而不愿以个人名义公开承担直接责任。这恰恰衬托出,天安门抗争的实质,是共和国公民群体共同发声,要求执掌权力者认明,公民群体才是国家权力最根本的正当性来源。今天中国的众多困境,很多可以溯源到六四镇压。六四记忆,是保护人类道义和民族精神不能回避的责任,也是认识历史和现状的最佳鉴镜之一。 高涨的自豪与勇气 八九年中国民众抗议运动,在暴力镇压面前表现出惊人的勇气和热情。素不相识的人们在长街上同仇敌忾,即使手无寸铁,也不惧于面对枪口痛斥法西斯。危机时刻,相互扶助,不留姓名。只身阻挡坦克车队的形象,传遍世界,是那时人们正义精神的缩影。大街小巷,无数类似的身影,令当政者不敢信任北京人,不敢信任北京警察,也不敢完全信任他们自己的部队。这本应是民族历史上最值得自豪的一页。 同样值得自豪但较少为人提及的,还有长期大规模示威中,坚守“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立场。这个在最后两星期里出现的口号,与其说引导了运动,不如说是表达了一直充溢在运动中的基本精神。从... 更多 »

朱承志被软禁殴打 六四临近被上岗人数不断增加

08charter (零八宪章) - 10 分鐘前
六四周年前夕,中国各地紧张气氛不断升级。湖南维权人士朱承志在南宁遭警方殴打,并被强制遣返和软禁。往年很少在六四期间被上岗的北京作家王力雄、唯色夫妇,星期三也被警方上岗。 下周二便是六四事件二十四周年,中国各地维权和异见人士都纷纷被警方上岗,有的遭强制旅游或软禁。 湖南维权人士朱承志5月26日在推特中表示自己遭到南宁警方的殴打,并上传多张受伤的照片,其后便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周四传出消息,他25日在南宁时突然遭到警察查房,随即便遭到了殴打。他在推特中描述细节称“国保冲上床铺,恶狠狠的把我摔过来,我的头重重的碰到墙壁上;又恶狠狠的把我摔到床边,骑到我的身上掐住我的脖子,有人马上把我的双手拧到背后,国保头子恶狠狠的给我扣上手铐”。 此次邵阳警方将朱承志送去云南期间路过南宁。朱承志的妻子周三晚间接到邵阳公安的通知,称28日丈夫又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等六月初敏感时期过了就会放回家。 本台记者周四多次致电朱承志,但电话一直关机。维权律师刘晓原表示:本来说他是要送去云南的,但是他在南宁被打了之后可能考虑到他年龄大了,害怕他出事就又把他带回邵阳了。所谓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估计又和前几次一样是在哪个宾馆里限制他的自由。现在六四马上来了,李旺阳逝世也马上一周年了。估计过几天他就会出来,和前几次一样吧。前几次都是一遇到敏感时期他就被关在宾馆,等到敏感时期过了就又被放出来了。在特定时期不允许... 更多 »

天安门母亲:“希望”已渐渐消失,“绝望”正渐渐逼近——纪念“六四”惨案二十四周年

08charter (零八宪章) - 10 分鐘前
今年2月28日天安门母亲致函两代会,题目是:“这是一个希望,但愿它不再成为一次绝望”。这表达了“六四”难属的一个良好祈愿。写这句话到现在仅仅过去三个月,但“希望”已渐渐消失,“绝望”正渐渐逼近。 中国社会如今弥漫着一种普遍的绝望感。有论者指出:这个社会已经没有一种信任了,谁是我们信赖的?领导人,我们不相信,领导人说的话我们不大相信。行业协会,我们不相信。报纸,我们也不相信。网络,说什么的都有,我们也不知道信谁的。知识分子,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国家已经变成了一种普遍的信任丧失状态。“一个国家走到今天这一步,如果让自己的国民都有这样一种绝望感,实在是太可怕了”(贺卫方教授语)。 事实表明,在已经过去的将近四分之一世纪里,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从来都不是真正的政治改革家,江泽民不是,胡锦涛不是,今天刚上台的习近平也不是。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像走马灯似的,越走越远,越走越离谱,一种弥漫着的绝望感正从四面八方向国人袭来。从习近平先生在中共十八大后所表述的“两个不能否定”,我们看不到他对前三十年毛式共产主义原罪有过任何一点反思与忏悔,我们也看不到他对后三十年邓式“跛脚改革”有过任何一点批评和问责,我们看到的恰恰是他大踏步地退回到毛式正统。他将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中最不得人心、最需要否定的东西糅合起来,要国人奉为圭臬,视若根本。这使得原先对他抱有政治改革期待的人们,顿时陷... 更多 »

女权工作者叶海燕被拘留引发民间强烈抗议(图)

维权网 (维权网) - 13 分鐘前
(维权网信息员郑毅报道)5月31日,广西玉林警方向媒体通报:玉林市博白县警方5月30日查处一起故意伤害案,持刀故意伤害3 名妇女的叶海燕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此消息立刻成为国内媒体的热点,各大网站也纷纷报道或转载了这一消息。 据了解,女权工作者叶海燕等人于本月27日,在海南万宁市第二小学门口,举牌抗议该校校长和一名政府公职人员开房侵害6名未成年女生。抗议的牌子上写着:“ 校长,开房找我,放过小学生”,并将照片发布到网络上,叶海燕等人的举动引起民间的广泛呼应。 然而,5月30号,当叶海燕刚刚回到广西玉林市博白县租住的房屋之时,租住房子的房东因受到官方压力要求她搬走。当日中午,叶海燕通过微博称,有11 人冲进她的房间殴打她,希望大家帮忙报警。 随后,叶海燕在11人(9女2男)冲进她租住的房子殴打她而自卫之时,被警方强行带走。31日,传出叶海燕被行政拘留。 各界得知叶海燕竟然被警方以故意伤害他人为由行政拘留后,声援、抗议者众。 艾未未工作室人员刘艳萍@duyanpili 在推特上说:陈云飞和叶海燕的遭遇如此相像,先是让房东来赶人,后找男女地痞来围攻殴打,如果不还手,就像陈云飞一样受伤住院,报警无人理睬;如果你还手了,警方会飞速赶来,把 “受伤”的施暴者送往医院“治疗”,然后以“故意伤害罪”将你拘留。 知名学者艾晓明@xiaocao07 发布手持一把剪刀,裸露上身,胸... 更多 »

海南文昌异议作家郑酋午家人被威胁

(维权网信息员陈华报道)本网信息员获悉,由于“六四”将至,海南文昌的作家郑酋午受到当地国保要求其回家,因没有找到工作,郑先生暂时未回,结果被警方威胁要查办他妻子经营问题。 郑酋午于1983年因为反革命组织罪、反革命宣传罪被判入狱13年,1996年出狱后颠沛流离,后总算在广东深圳安顿下来,在深圳清华实验学校教语文。2010年被国保赶出深圳后,一直处于失业状态,两年多来主要靠妻子开小店为生。今年五月初郑酋午外出到广州等地找工作,由于8964临近,海南文昌国保要求郑先生回去,但是由于还没有找到工作,所以没有回去,文昌国保符涛就叫当地派出所传唤郑先生的妻子,吓唬说要以非法经营罪办她,郑先生的妻子很害怕。 有朋友闻讯气愤地说:无良国保的无耻行径已经远远超出了其职责范围,望公民们能关注郑先生一家并谴责国保的无耻!文昌国保的电话是13807616608。

深圳民主人士余刚因写纪念”六四横幅,被警方传唤

(维权网信息员林飞报道) 2013年5月30日中午12点多,深圳民主人士余刚,被警方前往带走传唤,警方当时没有出示警官证和传唤证。余刚被带到派出所,连续传唤了7个多小时,于晚上8点左右,被释放回家,但还是被严密监控在自己的住所。 据余刚说:到了派出所他才知道,传唤他是因为在前几天,他印制了一面“纪念六四大陆代表团”的横幅,并打算去香港展示,以声援香港纪念六四活动,结果当时被海关挡回,并没收了横幅。 余刚说:5月29日他回家时,又发现门锁被破坏。这是这一个月来他的家门锁第三次被破坏,而且他报警后没有任何处理,他向小区管理处投诉,管理处说是警察所为,他们无法制止。 余刚因提倡街头民主运动,长期受当局迫害,今年迫害一次次加剧,5月23日被莫名其妙的殴打,警察就在身边也不制止,27日网线又被看守他的国保剪断,27日、28日连日被软件在家,这一切余刚认为均与“六四”有关。

张伟国:六四是悬在有良知人们心头的一桩公案冤案

08charter (零八宪章) - 25 分鐘前
随着“六四”24周年的临近,各类纪念和要求平反六四的行动渐趋增加,而美国白宫的请愿网站最近也出现了一些有关六四的请愿书。其中一条英语请愿书5月26日由署名纽约B.T.的人发起,内容说世界永远不会忘记和平示威者遭武装部队屠杀。要求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六四24周年之际,“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释放所有天安门民运人士,以及结束对这些人和活动人士的迫害。”而白宫网站5月7日由署名T.H.发起的另一条中英文请愿书,题为“毋忘八九六四”已获得2900多支持签名。如何看近日出现在白宫网站的六四请愿?是否会影响即将举行的“习奥”会?我们请居住在美国的香港动向杂志主编张伟国先生谈谈他的分析。 提起白宫网站签名,人们对不久前因清华大学学生朱令中毒案十万人签名白宫网站还记忆犹新,而对于平反“六四”,历年来呼声始终不断,此次临近周年之际,相关诉求出现在白宫网站上,您怎么看? 我相信这个事情等于是一桩公案、一桩冤案,悬在所有有良知的人心内,不管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或者以前是中国人现在是美国人,很多人都需要在这个时候来检验一下。 在“六四”24周年到来之际,白宫网站出现这些呼吁请愿,当然也有它特殊的意义,因为习近平就在六四24周年不久马上要到美国访问,与奥巴马会面,我相信这个呼吁信会给奥巴马一个强烈的提示,至于奥巴马是不是会在与习近平见面时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我相信奥巴马对美国民意... 更多 »

天安門母親丁子霖:愛國口號愚蠢 支聯會應反思

圖:wikipedia
圖:wikipedia
支聯會將今年六四晚會紀念口號定為「愛國愛民,香港精神」,惹起激烈爭議,有人呼籲港人杯葛六四晚會,也有人進一步提出從今以後要完全切割,香港不要再理會八九六四和中國民運。天安門母親發起人丁子霖接受港台訪問時表示,直指支聯會的口號愚蠢,應該好好反思,但她呼籲港人不要因此缺席六四晚會。
八九年民運,天安門的學生也提出過愛國這個口號,丁子霖指二十四年過去,政權已逐漸把愛國扭曲成愛黨,「我不了解支聯會出於什麼考慮,提出這個口號,這麼愚蠢!」丁又說,支聯會應該好好反思一下,丈夫蔣培坤也為此感到很生氣,「他說,怎麼講起『愛國』這個詞,真是莫名其妙,你讓人家抓住了把柄。我不懂那些抓住了把柄,是別有用心,還是善意的提醒。」
呼籲出席六四晚會
不過,丁子霖覺得,有人藉此呼籲其他人士不參加六四晚會,是完全錯誤的。她批評激進本土派是「小島寡民」的心態:
「(激進本土派提出)大陸的民主,香港不要管。我們畢竟是一國,都是同胞……民主的這個東西,全球都一體化,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能跟大陸分開的嗎?分不開的,如果(香港)要跟大陸切割,那一天,共產黨的槍,共產黨的子彈,也會射到香港。」
丁子霖指出參加六四燭光晚會,與支持支聯會的口號是兩回事,不能混淆,她多次呼籲港人出席六四晚會,「思念二十四年前,罹難的那些同胞。而且,由此來推動大陸的民主,那怕現在不能立竿見影。」
李卓人:放低分歧 出席六四晚會
李卓人接受港台訪問,希望各方放低對愛國愛民的這個口號分歧,出席六四晚會。他解釋,八九民運出發點是「愛國民主」的運動,提出「愛國愛民」,是希望令六四回到基本點,因為認愛國本身應該「愛民主,愛自由」而非愛黨,希望能奪回愛國話語權,他承認用詞敏感,引發今日的爭議,是始料不及。

1989年6月3日夜間:鄧小平李鵬真的開殺戒了!

杜斌 輯錄


  明鏡新聞網編者按:北京攝影師、作家、獨立紀錄片製作人杜斌,主編了《天安門屠殺》一書,於“六四”24周年前夕,在明鏡出版社出版。該書搜集、整理了“六四”事件參與者、目擊者等各方回憶,按時間順序編排。杜斌說:天安門屠殺的核心事實,是中國共產黨在天安門一帶以坦克車和機關槍,屠殺赤手空拳和平請願的青年學生和普通老百姓,這是全世界的人當時在電視上親眼目睹的慘劇,“中國共產黨政權犯了殘害人類的滔天罪行”。
  該書部分內容已經在《大事件》21期選載。以下內容也選自該書。


http://city.mirrorbooks.com/news/attachments/2013/05/17/18_20130517044626105MJ.thumb.jpg

  21時
  
  在天安門廣場,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總指揮柴玲,在廣播中帶領廣場上的全體同學宣誓:“為了十一億人民不在白色恐怖中喪生,我宣誓:要用年輕的生命誓死保衛天安門,保衛共和國。頭可斷,血可流,人民廣場不可丟。我們願用年輕生命戰鬥到只有一個人。”

  與此同時,每個衝到廣場來報訊的人,都帶來了不安的消息。
  “各路軍隊正在突破重圍,向廣場方向集結,暴力事件已經發生。”副總指揮、柴玲的丈夫封從德寫道,“有同學穿著滿是血跡的背心跑到指揮部來,柴玲一見,眼淚便止不住了——政府真的開殺戒了。”(《六四日記》,封從德著,香港晨鐘書局,2009年版)

  在木樨地,聚集在此的數萬市民和部分學生,一直在議論軍隊的動態。各自在想如何才能阻截軍隊進城的方法。據來自國家安全部的內部報告稱:
  有人說:“雖然軍隊進城是阻擋不住的,但來自西邊的軍隊肯定會從木墀地橋通過。”
  有人大聲地說:“我們要阻擋軍隊,決不能讓他們按時到達天安門。”
  又有人說:“軍隊是人民的軍隊,他們不可能真刀真槍來鎮壓的。我們要千方百計阻止軍隊進駐天安門廣場。”

  突然,有人大喊:“大家快來推車啊!”
  在互相激勵下,三輛無軌電車被人們推到木墀地橋上橫著,用以阻擋軍隊的到來。車胎沒有放氣。
  這時,有20幾名頭上纏著紅布條的大學生從天安門過來,他們聲稱軍隊向天安門突進必然要經過這裡,他們要前來發動市民阻截,人們對他們報以掌聲。

  這時,又有人大喊:“大家來砸水泥塊吧!”
  於是,人們又自告奮勇地將鋪在人行道上的水泥磚砸成碎塊。頃刻間,街道兩旁已堆起不少水泥塊。還有人騎三輪車從遠處運來了磚頭、石塊,還有兩卡車從別處運來的碎磚頭等。
  整個活動既無組織,也沒有指揮者。(張良:《中國“六四”真相》,明鏡出版社,2001年版)


  21時40分

  屠殺參與者、戒嚴部隊官兵劉子明等203人,後來寫道:
  1989年6月3日,21時40分,戒嚴部隊指揮部下達的“不惜一切代價,完成天安門的清場任務,抵達預定的地域……”

  同時,將學生和市民的百萬人參與的民主愛國運動,說成是“反革命暴亂”。並傳達上級批示精神:“堅定鎮壓反革命暴亂,可以開槍自衛。”
  結果,我們戰士見人就打。

  軍隊內部評估:死傷者在3000人以上。不少學生和市民是被坦克直接壓死的。(《原八九戒嚴部隊部份官兵致江澤民公開信》,原戒嚴部隊官兵劉子明等203人,網路電子版,1998年3月)

  軍隊開槍殺人

  屠殺見證人、北京一家軍隊醫院研究生院文職女軍人星光,曾和研究生院100多名同學到天安門廣場遊行,聲援其他高校的學生們。
  6月3日晚,北京市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發出《緊急通告》。“憑著北京人多年培養出的政治嗅覺,很多人預感著晚上要出事。吃完晚飯後,我在宿舍裡再也呆不住了。”星光寫道,“腦海裡翻來覆去只有一個念頭,如果今天部隊會強制進城清場,如果今天會有流血衝突,我這個學醫的就應當在那最前線救死扶傷。”

  星光拿上她的白大褂,騎著自行車悄悄地遛出了醫院。但她在街上“看不出什麼特殊的跡象”。而在天安門廣場,民主大學開幕典禮剛結束。“我笑笑對自己說,但願我是多慮了。”她寫道,“九點多鐘,我騎車離開了廣場,沿著西長安街回醫院。”

  星光快到民族文化宮時,長安街已被人群和路障堵住。人群紛紛說:戒嚴軍隊已開槍殺人,很快軍隊就要殺過來了。(《我所經歷的“六四”:紀念為中國民主運動獻身的勇士們》,星光文,華夏文摘第436期,2005年6月4日)


  21時55分

  武警北京總隊5支隊8中隊,接到的任務是護送北京軍區前進指揮部的首長安全到達軍事博物館,時間期限在22時之前。

  他們剛出軍區大門,四輛車隊中的一輛車出現了故障。“兵貴神速,軍區首長立刻命令我們把這輛車推到路邊,部隊繼續前進。這樣一來,我們50個人組成的防暴隊,就剩下了27個人……”這個中隊後來稱,“大家把腰帶緊了又緊,鞋帶結了死扣,每人脖子上紮了白毛巾,做好了殊死搏鬥的準備。”

  一路上,攔阻的市民和學生並不多。他們採取“先關燈緩行而後突然開燈加速”的辦法,一連闖過十幾個路口。 
  21時55分,這個中隊行至五棵松十字路口。此時,“情況就大不一樣了”。
  在這裡,整個路口被幾十輛燒毀的軍車和公共汽車堵死;車輛周圍人山人海,只見車輛的一邊是解放軍戰士,正用力推車,而另一邊則是暴徒死死將車頂住。周圍有上萬人跟著起哄。

  這時,我們被迫停車。我們的車剛一停下,立即被人群團團圍住。
  失去了理智的人們,在暴徒的煽動下,有的用石塊猛砸車窗玻璃和車燈,有的用鐵棍亂捅油箱和發動機,還有的暴徒企圖給輪胎放氣。頓時,我們兩輛車的車窗和擋風玻璃全部被砸碎,司機王勇剛的左臉受傷,防暴隊員鹹國坤也被砸得滿臉流血。
  怎麼辦?還有5分鐘的期限。
  按軍令,22時,集團軍的上萬名官兵,要準時在軍事博物館以東路段完成集結編隊。
  這是27名武警官兵正在思考的問題。

  顯然,這也是被這些武警護送的副軍長張美遠少將正在思考的問題。他等這一刻,早已等得久了:用血來染紅自己的頂戴花翎。(“開進中的防暴隊”,李林,《戒嚴一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

  22時

  在五棵松十字路口旁的中國人民解放軍301醫院,外科醫生蔣彥永,將在急診室見證天安門最早的屠殺。
  後來,他在致中共人大和政協會議的公開信中,懇請中共為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正名:

  6月3日晚上,聽到反復不斷的廣播,讓人民不要上街。
  約十點鐘,我在宿舍裡聽到北面有連續的槍聲。

  數分鐘後,我的呼叫器響了。是急診室呼我,我趕緊奔到那裡。使我難以想像的是,躺在急診室地上和診斷床上的,已有7名臉上和身上到處是血的青年,其中兩名經心電圖檢查證實已死亡。

  當時,我的腦中嗡的一聲,差一點暈了過去。我當外科醫生已30多年,到鐵道兵修成昆鐵路的醫療隊參加搶救工作時,也曾遇到過成批的傷患,但那都是因施工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意外事故所造成的。

  而眼前,在堂堂的中國首都北京,在我面前躺著的,卻是被中國人民子弟兵用人民給予的武器殘殺了的自己的人民。

  我還來不及思考。在一陣密集的槍聲過後,又有不少被打傷的青年,由周圍的老百姓用木板或平板三輪送進了急診室。我一面檢查傷者,一面請有關人員通知各位外科醫生和護士奔向手術室。

  我們院共有18間手術室,都被用來展開搶救,我在急診室做分傷和緊急處理。從十點多開始到半夜12點,在這兩個小時中,我們醫院的急診室就接收了89位被子彈打傷的,其中有7位因搶救無效而死亡。

  大夫們在醫院的18間手術室中,分三批做了大半夜手術,將有可能救的人都救了過來。

  有幾個死者,使我終身難忘。

  一個20多歲的男青年,他的父母是我們醫院對面七機部的離休幹部,有四、五個兒子。當他們聽到廣播不讓上街後,就告知孩子不准離家,全家都坐下來打麻將。

  到快十點了,老兩口困了就準備睡了。外面槍一響,這位青年(他是最小的,當天領了結婚證書)和他的未婚妻就跑上了街。

  他們快跑到五棵松十字路口時,有密集的槍彈向他們掃射過來。那位女同志就回頭跑了,並喊她的男友趕快返回。她跑了不多遠,發現她的男友沒有跟過來。於是,她就折回去。

  不久,她就看到她的男友躺倒在路旁的血泊中。她喊他,他不理,拉他也不動。周圍的群眾立馬上前,有三、五人托著他,送到我們的急診室。護士給他測血壓,測不到;做心電圖,是直線。

  我檢查這位傷患,只在他左手臂內側發現一個彈孔,但沒有發現出去的彈孔。
  他的女友求我們給他搶救。我們實在沒有辦法,因為心電圖直線說明心臟已停止跳動,估計是子彈射入了心臟。這位女孩哭瘋了,但她馬上跑回去,把男友的母親請來。
  母親到後,趴在她兒子的身上左右翻檢,只見到一個槍眼。隨後,她跪倒在我的腳前,雙手拉著我的腿,哭著求我救救她的兒子。我當時也淚流滿面,無言以答。
  我蹲在這位傷透了心的母親的身旁,如實地告訴她,他的心臟已被打碎,已無可能救活。這位母親稍稍安靜一些後,就哭著大罵:“我很小就參軍,入黨,跟著共產黨打日本,打蔣介石。現在我們解放軍卻把我最心愛的兒子打死了,我一定要去找他們算帳。”
  後來,她兒子的屍體被放在我們醫院停屍房的地上,所有的死者均放在那裡,由解放軍看守著。死者都被誣稱為“暴徒”,屍體是不准領走的。

  第二天,這位死者的家屬要來領走屍體,未成。但他們是一位高級將領的親戚,所以過不久就領走了。
  另一位死者,是一個身體非常強壯的摩托車運動員。他當天下午在豐台練車。晚上回到五棵松路口,還沒有下車就被子彈射傷。

  當時,有幾位老百姓把他放在一輛平板車上,拉到我們的急診室。我檢查他時,他的血壓還正常,在他的左腹股溝處有一很大的彈孔,大量的血不斷湧出。這個部位無法上止血帶,用手和敷料也壓不住出血。

  我們儘快給他輸血,但血的供應已十分困難。由於出血量太大,他的血壓很快就掉下去了,接著出現嚴重的休克,呼吸也越來越困難。

  我眼睜睜地看著他張大著嘴,掙紮著呼吸,最後完全停止了呼吸。作為一個外科醫生,眼看著病人在你面前,卻因這種條件而無法挽救他的生命,我是一輩子也無法忘卻的。

  約在12點時,送來了一位少校軍官(這是當晚我們救治的唯一的軍人)他的左上臂中部有子彈貫通傷,X片顯示肱骨粉碎性骨折,周圍軟組織中有大量金屬碎片(我意識到這是一種鉛制的開花彈)。

  這位軍官告訴我們,他當天進城到親戚家造訪,晚上回來到軍事博物館(他的工作單位)門口馬路邊上,被過路的部隊用連發掃射的子彈擊傷。他的右邊是一位老人,左邊是一個小孩。這一老一少,均被子彈擊中,當場死亡。

  他算是幸運的,只傷了一隻胳膊。送他來的是一位參加過越南戰爭的退伍軍人。他當時就對在場的很多傷患和工作人員講:我們解放軍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支左工作,曾使自己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受到很大傷害。這次部隊用機槍、坦克殺害自己的老百姓,更是天理難容。往後部隊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再也不可能還有威信了。

  午夜後,部隊已通過301門口,就不再有傷患送到我們醫院來了。

  這時,我就去手術室查看手術進行的情況。見有的人肝臟被打碎,肝內留有很多碎彈片。對此,我們拍了照、錄了像。其它一些手術中,醫生們還發現傷患腸道內有大量碎的彈片,這和一般的子彈是明顯不同的——是用一種國際公法禁止使用的所謂“開花彈”打傷的。(《致人大、政協兩會及中共領導人的公開信》,蔣彥永,網路電子版,2004年3月18日)

2013年5月30日 星期四

第一本大陆人编著的“六四”真相图书在香港出版


第一本大陆人编著的“六四”真相图书在香港出版
前纽约时报签约摄影师杜斌,不久前以记录片《小鬼头上的女人》,揭露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酷刑而震惊海内外。六四前夕,他的新书《天安门屠杀》再次在香港出版,记录了1989年六四前夕至凌晨中共血腥屠城的罪恶。
德国之声5月28日报导称:第一本由中国内地人编著的“六四”真相图书《天安门屠杀》在香港出版。编著者杜斌希望,在中国普通人的视野中,1989年6月4日不是历史的空白。
杜斌在接受德国之声的采访时表示:这一天被中共从历史中去掉了,成为历史的空白。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我特别想知道这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填补历史的空白,就是要从这一天开始。
当德国之声询问:你是身处中国内地第一个编辑出版“六四”真相的人,你如何考虑你的个人安全问题?
杜斌回答:生活在中国大陆,每天都处在不安全之中,不管你说不说真相。担心有什么用?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我编这本书,既帮助了公众去了解真相,也帮助中共自己去面对真相。我们的国家需要这样一本书。

紫阳智囊陈一谘出版六四回忆录 万里暗示他逃离中国


赵紫阳智囊陈一谘出版六四回忆录 万里暗示他逃离中国
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了“六四”后旅美学者陈一谘的回忆录。陈一谘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和中文系,是原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智囊。
据德国之声中文网报导,2013年5月24日,在“六四事件”24周年纪念日前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最新出版旅居美国的异议人士陈一谘撰写的《陈一谘回忆录》。该书回顾从陈一谘出生的上世纪40年代到1989年“天安门事件”近五十年的经历,本书所披露的史实,打破了官方诸多禁忌,披露了一系列重大历史秘辛。
此文披露:1989年6月4日凌晨3时,陈一谘起草了辞职和退党声明,指责中共既得利益者发动了清算革命的军事政变,中共公开以人民为敌,屠杀手无寸铁、和平请愿的民众,已堕落为法西斯式的政党。
该书还披露中共元老之一的万里托人带给陈一谘口信“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陈一谘心领神会,于6月5日逃至海南,再经由法国后辗转逃亡美国。

四分钟的天安门屠杀记忆 图


作者:杜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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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斌编的《天安门屠杀》一书中的一段

数百至数千不等的市民和学生,已遭到了屠杀。
大搜查、大逮捕、大清洗和私刑处决,已全面下手了。
在天安门城楼东侧,长安街。
6月5日11:58,排成纵队的18辆坦克,向东驶。
一个身着白色衬衣、深蓝长裤的年轻人来了。孤单的他,挡住行驶中的第一辆坦克。
在震耳欲聋的坦克轰鸣声中,他对坦克驾驶员说了什么,没有人知道。
在百米远的北京饭店,依托房间的阳台,捕捉天安门广场动态新闻的一些境外的职业摄影师和电视摄像师,把他们镜头的焦点对准了他——世界近代史上最著名的影像之一——坦克人——从此诞生了。
没多久,烙印着他拦阻坦克的影像的胶片,从严密的封锁下传播到全球。他掳获了无数人的心灵。他成为一个个体生命向暴虐政权咆哮以及全球反抗压迫的象征。
美国《骑士报》记者路易斯∙M∙西蒙斯(Lewis M.Simons)写道:在极度残酷的四分钟时间里,这个勇气盖世的人挡住了一队坦克。他让坦克里面的士兵认识到,杀死一个单枪匹马的人要比杀死成百上千的人难无数倍。
周一(6月5日)中午11时58分,18辆坦克隆隆驶离天安门广场。此前的那个夜晚,它们曾碾过相互拉在一起的学生,景象恐怖得令人难以置信。
领头的坦克靠近了广场东侧与长安街相交的马路,坦克上漆着暗褐的伪装色和人民解放军的金边红星军徽。
一个身着棕色裤子和白色衬衫的人从那个角落漫不经心地走进马路,走向那条画在街道中心的黄线,那里就在坦克前进的路线上。
这个人叉开双脚跨在在线,屹立不动。
领头的坦克慢了下来,停住了。跟在后面的坦克也停了下来。巨大的坦克引擎咆哮不止,燃烧柴油的浓厚灰烟污染了空气。
领头的坦克转向自己的右边。
这个人转向自己的左边。坦克转向自己的左边。这个人转向自己的右边。
就这样,街头出现了一段诡异至极、不可思议的舞蹈,一个人与一只机械巨怪跳起了死亡之舞。
坦克停在了原地,活像是一个出了故障的机器人。这个人爬上了坦克正面的巨大平台,爬上了坦克的炮塔。他站在那里享受这一光荣的时刻。他是坦克的征服者。
站在路边观看的男男女女吃惊得说不出话来。接下来,他们爆发出欢呼和掌声。
准备停当之后,这个人跳下坦克,站在坦克的左边。
坦克开始转向,他再次闪到了它的前面。
这一次,情形似乎不再有任何疑问:坦克驾驶员将会用致命的履带将他碾碎。
还好,其它一些人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他们冲上前去,拖着他们的同志走进了侧面的街道。
中午12时02分,坦克继续前行。之前的4分钟时间里,凭借不屈的灵魂,一个人战胜了中国统治者的战争机器。
但中国的统治者认为,坦克放生他,是基于仁慈。党的喉舌中央电视台说:“如果我们的铁骑继续前进,这个螳臂挡车的歹徒,难道能够阻挡得了吗?”
但是,不能阻挡的,是他激励了全世界:任何残暴的国家机器,都不能撼动人类追求自由和尊严的勇气。
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没有人看过他的面孔。他留给世界的只是他的背影。这背影将铭刻在一代人甚至数代人的记忆中。
后来,他生死难定。
据传讯息有三:一是,这名年轻人被便衣士兵保护性架走,他逃脱后,又去拦截坦克,遭到碾毙;二是,他被混迹在人群中的便衣警察逮捕,后被中共下令秘密处决;三是,同情他的人将他带走,他很快隐匿在人群中不见了。他对自己的所为保持了沉默。
他永远消失了。
但他将永远折磨着关心他的下落的人们。
美国《时代》杂志,将他称为“无名的反抗者”,荣膺为二十世纪伟人之一。作家比科•伊艾(Pico Lyer)在文中写道: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除了近邻之外,没有人读过他写的文字,也没有人听过他说话。即便是在他现身世界各地的电视屏幕一小时之后,仍然没有人知道他经历了什么事情。
但是,1989年6月5日站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这个人,挡在一队坦克前方的这个人,或许给全世界留下比孙中山还要生动、还要深刻的印象。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他这个自我超越的完满时刻,看到他的人比看到过温斯顿•丘吉尔、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詹姆斯•乔伊斯的人加起来还要多。
不分语言,不分年纪,任何人都可以即刻领会他这个仅有时刻的意义。即便是不能阅读的亿万民众,以及那些从未听说过毛泽东的人,也可以立刻理解这个“坦克人”的所作所为。一个不起眼的小个子,穿着便裤和白衬衫,手里拿的似乎只是他购物的成果,就这么站在一辆步步逼近的坦克跟前,坦克后面还跟着总数17辆的一长串坦克。坦克转向右边,他转向左边去挡住坦克。坦克转向左边,他又转向右边。接下来,这个无名的旁观者爬上那部战争机器,对驾驶员说了些什么,在我们看来仿佛是:“你们为什么要来这里?就因为你们的到来,我的城市陷入了混乱。”
一个孤立无援的平凡百姓勇敢地面对战争机器,面对武力,面对以逾10亿人口冠绝全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施加的全部重压,与此同时,所有那些势焰遮天的国家领袖仍然和往常一样,躲在人民大会堂的深处。
偶然的情形之下,历史会出其不意地把自己伪装成寓言,而中国这个极度泯灭个性的国家,经常在大规模制造醒目象征符号的活动中居于领先世界的地位。此时此刻,这个公然对抗坦克的人挺立在长安街上,挺立在离紫禁城的天安门只有一分钟路程的地方。
这个行将结束的世纪的下半叶已经被一个势不可挡、无法控制的想法所笼罩:在这个奥本海默之后的核子时代,单一个体的情绪乃至狂想都可以在一瞬之间毁灭大半个世界。然而,这个人站在坦克跟前的影像却展示了前述黑暗现实的另外一面:在这个联系越来越紧密的世界里,一个普通人的行动也可以在一瞬之间照亮整个世界。
从此,他成为世界知名的匿名男子。
他在自然界消失了。但他在人类历史中永远留下了。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05期2013年5月17日—5月30日)

杜斌《天安門屠殺》四分鐘的天安門屠殺記憶

【《中國人權雙周刊》編者按︰這是杜斌編的《天安門屠殺》一書中的一段文字,我們節選出來在這里發布,以紀念“六四”24周年,並向所有的死難者表示哀悼!】

數百至數千不等的市民和學生,已遭到了屠殺。

大搜查、大逮捕、大清洗和私刑處決,已全面下手了。

在天安門城樓東側,長安街。

6月5日11︰58,排成縱隊的18輛坦克,向東駛。

一個身著白色襯衣、深藍長褲的年輕人來了。孤單的他,擋住行駛中的第一輛坦克。

在震耳欲聾的坦克轟鳴聲中,他對坦克駕駛員說了什麼,沒有人知道。

在百米遠的北京飯店,依托房間的陽台,捕捉天安門廣場動態新聞的一些境外的職業攝影師和電視攝像師,把他們鏡頭的焦點對準了他 世界近代史上最著名的影像之一 坦克人 從此誕生了。

沒多久,烙印著他攔阻坦克的影像的膠片,從嚴密的封鎖下傳播到全球。他擄獲了無數人的心靈。他成為一個個體生命向暴虐政權咆哮以及全球反抗壓迫的象征。

美國《騎士報》記者路易斯-M-西蒙斯(Lewis M.Simons)寫道︰在極度殘酷的四分鐘時間里,這個勇氣蓋世的人擋住了一隊坦克。他讓坦克里面的士兵認識到,殺死一個單槍匹馬的人要比殺死成百上千的人難無數倍。

周一(6月5日)中午11時58分,18輛坦克隆隆駛離天安門廣場。此前的那個夜晚,它們曾碾過相互拉在一起的學生,景象恐怖得令人難以置信。

領頭的坦克靠近了廣場東側與長安街相交的馬路,坦克上漆著暗褐的偽裝色和人民解放軍的金邊紅星軍徽。

一個身著棕色褲子和白色襯衫的人從那個角落漫不經心地走進馬路,走向那條畫在街道中心的黃線,那里就在坦克前進的路線上。

這個人叉開雙腳跨在在線,屹立不動。

領頭的坦克慢了下來,停住了。跟在後面的坦克也停了下來。巨大的坦克引擎咆哮不止,燃燒柴油的濃厚灰煙污染了空氣。

領頭的坦克轉向自己的右邊。

這個人轉向自己的左邊。坦克轉向自己的左邊。這個人轉向自己的右邊。

就這樣,街頭出現了一段詭異至極、不可思議的舞蹈,一個人與一只機械巨怪跳起了死亡之舞。

坦克停在了原地,活像是一個出了故障的機器人。這個人爬上了坦克正面的巨大平台,爬上了坦克的炮塔。他站在那里享受這一光榮的時刻。他是坦克的征服者。

站在路邊觀看的男男女女吃驚得說不出話來。接下來,他們爆發出歡呼和掌聲。

準備停當之後,這個人跳下坦克,站在坦克的左邊。

坦克開始轉向,他再次閃到了它的前面。

這一次,情形似乎不再有任何疑問︰坦克駕駛員將會用致命的履帶將他碾碎。

還好,其它一些人無法接受這樣的結果,他們沖上前去,拖著他們的同志走進了側面的街道。

中午12時02分,坦克繼續前行。之前的4分鐘時間里,憑借不屈的靈魂,一個人戰勝了中國統治者的戰爭機器。

但中國的統治者認為,坦克放生他,是基于仁慈。黨的喉舌中央電視台說︰“如果我們的鐵騎繼續前進,這個螳臂擋車的歹徒,難道能夠阻擋得了嗎?”

但是,不能阻擋的,是他激勵了全世界︰任何殘暴的國家機器,都不能撼動人類追求自由和尊嚴的勇氣。

沒有人知道他的名字。沒有人看過他的面孔。他留給世界的只是他的背影。這背影將銘刻在一代人甚至數代人的記憶中。

後來,他生死難定。

據傳訊息有三︰一是,這名年輕人被便衣士兵保護性架走,他逃脫後,又去攔截坦克,遭到碾斃;二是,他被混跡在人群中的便衣警察逮捕,後被中共下令秘密處決;三是,同情他的人將他帶走,他很快隱匿在人群中不見了。他對自己的所為保持了沉默。

他永遠消失了。

但他將永遠折磨著關心他的下落的人們。

美國《時代》雜志,將他稱為“無名的反抗者”,榮膺為二十世紀偉人之一。作家比科?伊艾(Pico Lyer)在文中寫道︰幾乎沒有人知道他的名字。除了近鄰之外,沒有人讀過他寫的文字,也沒有人听過他說話。即便是在他現身世界各地的電視屏幕一小時之後,仍然沒有人知道他經歷了什麼事情。

但是,1989年6月5日站在天安門廣場附近的這個人,擋在一隊坦克前方的這個人,或許給全世界留下比孫中山還要生動、還要深刻的印象。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在他這個自我超越的完滿時刻,看到他的人比看到過溫斯頓?丘吉爾、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和詹姆斯?喬伊斯的人加起來還要多。

不分語言,不分年紀,任何人都可以即刻領會他這個僅有時刻的意義。即便是不能閱讀的億萬民眾,以及那些從未听說過毛澤東的人,也可以立刻理解這個“坦克人”的所作所為。一個不起眼的小個子,穿著便褲和白襯衫,手里拿的似乎只是他購物的成果,就這麼站在一輛步步逼近的坦克跟前,坦克後面還跟著總數17輛的一長串坦克。坦克轉向右邊,他轉向左邊去擋住坦克。坦克轉向左邊,他又轉向右邊。接下來,這個無名的旁觀者爬上那部戰爭機器,對駕駛員說了些什麼,在我們看來仿佛是︰“你們為什麼要來這里?就因為你們的到來,我的城市陷入了混亂。”

一個孤立無援的平凡百姓勇敢地面對戰爭機器,面對武力,面對以逾10億人口冠絕全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施加的全部重壓,與此同時,所有那些勢焰遮天的國家領袖仍然和往常一樣,躲在人民大會堂的深處。

偶然的情形之下,歷史會出其不意地把自己偽裝成寓言,而中國這個極度泯滅個性的國家,經常在大規模制造醒目象征符號的活動中居于領先世界的地位。此時此刻,這個公然對抗坦克的人挺立在長安街上,挺立在離紫禁城的天安門只有一分鐘路程的地方。

這個行將結束的世紀的下半葉已經被一個勢不可擋、無法控制的想法所籠罩︰在這個奧本海默之後的核子時代,單一個體的情緒乃至狂想都可以在一瞬之間毀滅大半個世界。然而,這個人站在坦克跟前的影像卻展示了前述黑暗現實的另外一面︰在這個聯系越來越緊密的世界里,一個普通人的行動也可以在一瞬之間照亮整個世界。

從此,他成為世界知名的匿名男子。

他在自然界消失了。但他在人類歷史中永遠留下了。 

--原載︰《中國人權雙周刊》,2013-05-30
http://shuangzhoukan.hrichina.org/article/7558

2013年5月29日 星期三

【石濤評論】 採訪錄:杜斌談《天安門屠殺》


2013-05-29 14:08:08 分享到:    


石濤:杜斌先生,您好!
杜斌:石濤先生,您好!
石濤:歡迎您來到這個節目。
杜斌:謝謝!
石濤:因為我知道您其實有很多的觀眾,你最近連續在一兩年拿出的作品對很多朋友影響非常大,最關鍵的就是讓所有人看到真實的一面。而我的節目當中有很多年輕的朋友,八零後、九零後。昨天聽到封從德先生介紹了一個故事,我聽了之後非常感慨,兩個八零後的留學生有一次演講會指責他,說學生為什麼殺害解放軍?這是當時封從德先生遇到的問題。後來他就講,那你看一看《六四檔案》吧!封從德先生在做這個《六四檔案》,看過一個星期之後,這兩個學生給他寫了一個簡訊,表示歉意。
我的問題就是說,八零後的、九零後的這一批人,中共在有關洗腦和新聞封鎖這方面被很多人認為是很成功,我也知道您在六四前拿出一本書,這本書我大概從法廣的介紹和德國之聲的介紹中略有了解,那您能不能親自透過我們這個平台,向所有的朋友,特別是年輕的朋友介紹一下您這本書?
杜斌:好的。其實最初我並沒有對六四有什麼深刻的印象,也僅僅就是在我十八九歲的時候,也就是非常小的一個印象,就是知道北京有學生上街了,具體都幹了什麼?是不清楚的。因為我當時在鄉鎮上,消息是非常閉塞的。等到了後來,我到了北京來以後,偶爾也會有些朋友會提起一兩句,唉,說北京當時還死了一些人。但是具體是什麼樣的,我是不清楚。
等到了大約在二零零四年,我就通過一個朋友找到了無界瀏覽,這無界瀏覽當時我記得很清楚,應該是4.2的那個版本,現在都到了13了,那會兒我是如獲至寶,它打開了我的另外的一雙眼睛,讓我能看到一個真實的中國。
石濤:也就是說您在那個時候,聽到六四的時候幾乎那個年齡段跟當時六四的學生的年齡段實際是一樣的。
杜斌先生:呃,我比他們小,我至少比他們小三到五歲的樣子。
石濤:嗯,明白。
杜斌:因為我當時很淘氣,很頑皮,不愛上學,所以留了好幾次級,這是秘密,留了好幾次。就是說當時有了這個翻牆軟體以後,我就很自由的去,當時的網路封鎖還沒有現在這麼高級,就是自由的去瀏覽一些我想知道的信息。
我應該是在六四檔案,或者是在其它的網站上看見了在北京的大街上有人,但是只能說他是個人,因為你見到的只是一堆肉,就是有肉躺在街上,我看了圖說就是被坦克車或裝甲車碾碎的人的身體,所以我極度震驚,這件事情比馬三家女子勞教所的事情還要震驚,因為那是一個人,怎麼就像一堆肉醬了一樣。我是非常震驚的,他跟那個牙刷刷陰道是一樣讓我震驚,這是讓我都覺得不能接受。因為這是一個人啊,這不是你從肉鋪里買的一塊豬肉,剁剁剁成這樣子,那是一個人呀,活生生的人呀。
尤其是還看到了那個開花彈,我猜測就是那個開花彈打到頭部以後,它直接把臉給掀開了,能看見的就是頭顱,那個臉這一部分直接就沒有了,就只能看到裡面的腦漿,裡面的東西,我沒有覺得噁心,我只是覺得很震驚,我覺得這是人嗎?這是一個人嗎?是吧?人的頭蓋骨裡面的東西為什麼都能讓人看見呢?因為頭蓋骨裡面的東西是不能打開隨便給你看的,為什麼就被打開了呢?我對這些東西都是非常震驚的。
我也想搞清楚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的夜裡,就是從軍隊開槍的時候起,到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學生被驅逐出天安門廣場以後,這期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一直這是我的一個非常大的疑問,所以我當時就是發現了這個親歷者或者目擊者的文字信息以後,我就真的如獲至寶,因為他們寫的太感人了。
雖然有的人他們並不是作家,他們的文筆也很稚嫩,但是那種對國家的關懷,對人的那種愛還是能夠看得出來的。尤其是他們親眼目擊到他旁邊的一個抗議的人就死在他的懷裡,或者死在他的面前,或者遠遠的看見一個人死掉了,他們通過他們自己的那種文筆當然不是專業作家寫的,但是我還是非常感動。我就一直在收集這方面的信息,我就想知道那一夜到底發生了什麼?
到了後來,應該是在我寫《北京的鬼》這本書的時候,這本書是什麼時候寫的我已經忘記了具體時間了,因為手中的東西太多了。結果寫《北京的鬼》這本書的時候,我一直在想,《北京的鬼》那裡面不能少了六四的人。所以我就在想,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我沒有機會去參加,我能做什麼呢?
如果是以目擊的方式,我不在;如果是寫其它的文字的話,我不敢寫,因為這是一場重大的事件,我不可以輕易的下筆去寫,我擔心我寫不好會褻瀆這些為這個國家的民主自由慷慨赴死的人,我覺得對不起他們;還有我覺得可能也對不起那些參與這個事件的人,所以我從來就不敢輕易的去下手去寫。這對中國人來說是一個不可以輕易碰觸的事件,不能輕易碰觸的意思就是說,比方說你不能帶著一種輕鬆,或者玩笑的心情去寫關於六四的事情,這是對中國人來說,我這裡只能說是個重大的事件,因為我找不到別的語言去解釋這個。
我就在《北京的鬼》那本書裡面寫了關於叫鍋蓋頭的詩吧,有人說是詩,但是我覺得那不是詩,最初就是那個坦克車、裝甲車碾碎的人的身體,有一個人的頭顱被開花彈擊中了以後,臉被掀開,臉是不知去向了,只是留下一個空洞的有點黑的一個頭顱,就是只剩下一半的一個頭顱。
通過這個我就想了,我要寫的話,我一定要用我的視角去寫,也算是我做為中國人盡我的一點心意,向死難者致敬。就是想怎麼用最少的語言,把那種血腥的東西用不帶血腥的字寫出來,最後我就想到了用這個死者的口吻去寫,就是說假設我就是這麼個死者,頭蓋骨被掀開,不見臉了,就是只剩下頭蓋骨了,臉已經不知去向了。我就以這個方式去寫了,然後就是要穿插進去那個被坦克車或裝甲車碾碎的這個人,就是把他作為一個死者的口吻去講。
這個內容我用了一天時間就寫出來了,我還是非常驚訝的,可能也是因為看的這些信息很多,感觸也很多,所以寫了之後,我很滿意,我覺得至少可以表達我的一種心情。
石濤:應該說所有東西都在您心裡。
杜斌:是的是的。就是說這個東西寫完了以後,我也就暫時的放下了。等到二零一二年的時候,應該是我編輯完了《毛主席的煉獄》以後,發生了艾未未失蹤的事件,發生了這個事情以後,本來我當時編輯完了《毛主席的煉獄》以後我就想編輯《天安門屠殺》這本書。
艾未未的事情發生以後,在艾未未身上發生的一些事情我還是特別感動的,我當時就覺得應該為艾未未做點事情,後來就用了大約不到半年的時間寫了《艾神》這本書,就是向艾未未這種精神致敬。寫完了以後,我就覺得寫的太累了,但是其實我從來沒跟艾未未先生提起過我寫這本書的這種心情,但是我希望能在這兒說幾句關於這本書。
就是後來我把書送給了艾未未先生,我都沒有要求跟他見面,我知道他很忙,我只是見到了他的一個助手,我告訴他,我說:艾老師很忙,我不打擾他,我說這本書就是我一點心意。給了之後,到現在這個事情都過去有一年了,我都沒有和艾未未先生見面,其實在這兒我想跟他說一句,就是說,我盡了力了,包括吃奶的力都使上了,就寫成這個樣子。
後來寫完了這個以後,我覺得應該做天安門這件事情,天安門這件事情其實準備的工作做了很久,應該是用了有半年的時間編輯出來了。我每校對一次都要用一筒的衛生紙。說實話,我覺得流淚是不可恥的,因為裡面感人的細節特別多,我覺得一個中國人看了這些東西如果無動於衷的話,那他就不是一個人,不是一個中國人。唉,不好意思了。
石濤:謝謝,謝謝。
杜斌:主要是為什麼說我會落淚呢?可能是艾未未做的一些事情打動了我。當然了一九八九年六四參與者,一些人留下的文字也是讓我非常感動,我編輯一本書或者寫一本書,我從來沒有象編輯《天安門屠殺》那麼感動,從來沒有,我覺得那件事情太重要了,留下這些目擊者和見證者,這些珍貴的文字,把它編輯成一本書,這本書就會脫離我。
他現在就已經不屬於我的了,他自己有自己的生命力,他自己就是一個生命,他其實已經具備了一種非同尋常的力量,他自己在講述他自己的故事,這本書非常重要,因為這個內容不是我寫的,我敢說非常重要,對整個中國,整個天安門事件都是一個重大的事件,因為這本書匯聚了我所能搜集到的二十四年來,目擊者、見證者以及所有能找到的,我都已經看了一下。
石濤:您引述的資料大概有多少?
杜斌:我覺得一兩百萬字是不成問題的。我是黑白晝夜的看,我覺得編輯這本書把我累壞了,但是還是比較開心,開心的就是說這本書終於如願出版,出版以後就跟我沒有關係了。
石濤:這本書的名字您能跟朋友們說一下嗎?最終的名字。
杜斌:其實最早我是想寫一本小說,我的朋友就告訴我,說中國有很多有意思的東西,你的文筆又好,你應該去寫小說,因為寫小說有更多的讀者,又可以賺很多錢,你現在做這個也賺不到錢。我說中國就是一個新聞的聚寶盆,有很多的新聞可以做,也會發生很多故事,生活在這個國家裡有很多故事都不是作家坐在房間能夠想出來的,發生的一些事情就是你坐在房間里想破你的腦殼你也想不出來他有如此戲劇性和荒誕性。我說我也可以嘗試一下去寫小說。
我本來這本書的名字叫《五月三十五日》,就是寫一本小說,但是我在重新去查閱這些資料的時候,我覺得我不能寫小說,因為要寫成小說的話,就是一個虛構的,虛構的你再怎麼去美化,也沒有那種真實的力量,真實的力量不需要太精美的言語,只需要你把你看見的東西表達清楚,他就具有一種力量了。所以最後我就選擇要編輯一本目擊者、見證者的書。
這個名字,後來我一直在考慮用什麼名字,我也曾經看過一些文章,裡面也提到了,有的人就說是那場事件它就不能叫天安門屠殺,因為天安門沒有發生屠殺。但是我認為這就是天安門屠殺,為什麼呢?因為一切的中心都是向天安門廣場開進,天安門廣場就是爭奪的目標。但是起這個名字還有其它的一些,就是別人寫的,專家學者寫的一些文章給了我一些觸動。我覺得叫這麼一個名字可能中共會覺得冒犯他了,因為它一直想努力的迴避開天安門屠殺,天安門廣場發生過屠殺的事情,它一直想迴避。
我覺得編輯的這本書,用這些親歷者、目擊者、以及掌權者留下的這些文字,編輯出來的東西,它就是天安門屠殺,如果它不叫《天安門屠殺》,它就不會有第二個名字了,這就是真正的天安門屠殺,因為我從這些親歷者、目擊者的文字中看見了,當時有軍人從人民大會堂頂上向在天安門廣場上奔跑或者是比較活躍的一些學生開槍,還有就是當時參與清場的這個士兵,他們寫的一些東西。
我通過其它的一些渠道,他們在六四的早晨,在廣場上就親眼見到了血肉模糊的女學生的身體,這是當時我在《紐約時報》工作的時候,我們採訪了這個士兵,就問他,天安門廣場有沒有死人?他想了一下說,有沒有死人我沒看見。後來我知道應該是在二零一二年六月份,我知道他告訴了別人,別人接受了媒體的採訪,就說出來了,就是說他看見了。你就是死了一個人也是屠殺,別的不說,他作為一個清場的人,他肯定說的不會是假話,這種事件他也不會去編造。
石濤:你提到這個我就想起我當時在北京看新聞報道當中,是北京電視台報的,天安門廣場沒放一槍,這是我非常清楚的記得,作為當時的攝影記者和編輯來講,在說天安門廣場沒放一槍時,他把鏡頭轉移到紀念碑的第二層的旁邊的花崗岩的牆壁上,我現在都記得當時的槍孔,被打下來的碎片大概有這麼大一個洞。
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有他的良知了,從他的角度來講,他出於工作他們可以沒辦法,但是他用詞叫天安門廣場沒放一槍,然後迴避去描述當時真實的情況,我相信跟這個士兵的描述有他同樣的道理。那所有想看您這本書的朋友能夠透過什麼樣的渠道可以拿到這本書呢?
杜斌:目前如果說有讀者想看的話,也只能去香港購買,因為我跟這出版社的合約,也不可以把電子版的放到網上供大家共享。
石濤:那另外一個問題,您實際是在六四事件二十四周年之前拿出的,這件事情經過了這麼二十四年,就象很多人說平反六四啊等等,其實今年很特別,平反六四的說法很弱,不象往年,包括習近平上台之後,但是還是在這個體構之下,我不知道您對這個體制,對這種所謂平反六四是不是抱有希望,您個人是怎麼想的?
杜斌:我非常反對用「平反」兩個字,因為這場屠殺借用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說的,這就是一個全世界的人在電視機面前都能看見的一場屠殺,他就是屠殺。如果說屠殺的話,那屠殺者就是屠夫。我就不能接受說,一個屠夫來給被殺的人平反,這怎麼可能呢?
這個屠夫只有認罪,他不可能說:啊,對不起,我把你殺了。殺了又不能馬上又活過來,就是人死了就永遠的都不能再復活了。你說平反,說,對不起,我當年打錯了,或者當年我不小心把你殺死了。怎麼可能呢?他們面臨的結果除了認罪沒有第二條路,我是挺不喜歡用「平反」兩個字的,可能大家覺得用「平反」兩個字能讓政府接受,當然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石濤:在我能理解,實際作為中共本身來講,在這件事情上它只能是伏法,它沒有任何資格去談到平反六四這個問題。
杜斌:是的,就是說我在網上也看到了當年的一些跟六四有關的人,他們在網上對關於六四的一些評價,或者一些看法,我覺得是非常對的,這就是一場反人類的戰爭,你不可能要求劊子手幫你平反,他們沒有資格。
石濤:那您對未來的感觸,您內在的心態是什麼?你覺得有希望還是比較悲觀呢?
杜斌:從目前來看,就是最近這幾天,從這個網路封鎖來看,以及社會上發生的其它的一些事件等等綜合來看,我目前雖然還是有些悲觀,但是,歷史的車輪是滾滾向前的,任何阻擋者都要被碾為碎片,這個「碾為碎片」不是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的夜裡被攆為碎片的那些英雄們。那些所謂的政客他們是不會被人同情的。就是說我對未來當然是充滿希望,因為整個事件都在向前走,任何阻礙或者是拒絕朝前走的人都會被這個時代拋棄。
石濤:其實您這一次引起更多的朋友注意跟您那個電視片可能更有關係,因為在前有電視片,在後有這本書,那你能夠介紹一下當時您在拍《小鬼頭上的女人》的時候,您當時接觸這件事情和聽到這件事情的時候,當時是什麼原因決定您必須拍這個片子?因為在那個片子里觸及到了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江澤民實際是在二十四年來很大的成份是應該由他來負責的,包括我昨天聽到封從德先生就講,江澤民並不是趙紫陽下來之後到北京的,江澤民在五月份就已經在北京了,所以包括在天安門的屠殺,他是直接的參與者,有人故意把它掩蓋下來,也就是說江澤民從天安門屠殺到獲取整個屠殺的利益一直到後來,其實他是最主要的獲利者。
那《小鬼頭上的女人》當中,我看到很多不同的人被您的採訪,其實觸及到另外一個敏感的問題就是法輪功,所以在整個你拍的這個作品當中,您當時為什麼敢這麼去做呢?敢這麼去觸及呢?
杜斌:其實這個問題都是非常簡單,我是一個——人,尤其是涉及到法輪功這一塊,我也曾經多次告訴過我的一些朋友,他們也曾經勸告過我,說你不要碰法輪功,這個誰碰誰死。我就笑了,我說,我不管他們是什麼信仰,她首先她是一個人,其次她是一個女人,再其次我們都是女人生的,我們如果能夠忍受這些事情的話,那你就不是一個人,你就不是一個女人生的人。
其實我做的時候我也是冒著風險的,當然我有我的壓力,但是有一些事情,做了就做了,你不做將來就會後悔。將來假如說我有了孩子之後,我的孩子有一天要問我說,爸爸,在你們那個時代你都幹了什麼?我就可以很驕傲的告訴他,爸爸就做了這些東西,無愧於我自己。我就可以這麼說,所以我決定坦蕩蕩的去做一件事情,沒有什麼隱瞞,我想任何人,任何一個政權我們都毫無懼色,這就是真實的力量,這就是真相的力量。
我做《小鬼頭上的女人》的時候,我的心情有的時候是難過,難過是因為我聽到了她們的遭遇,憤怒在一個女子勞教所,一些女警察她們身為女人竟然直接做一些凌辱女人的事情。就比方說,這個女警察拿著電警棍電擊女人的乳房、電擊生殖器、插進陰道里電擊、往陰道里灌辣椒面,這些都是這些受害者自己說的,我覺得這能是一個人能幹出來的嗎?這是一個女人就干這樣的事情,誰能接受?為什麼中國的知識分子們要集體沉默,這點讓我非常遺憾。
我覺得我能夠做一點事情,我就做一點事情,我僅僅是因為我是一個——人,我就是要做一點人應該做的一點事情,所以就在我的那本《天安門屠殺》的書裡面,我在我的編者的話裡面,最後的兩句話是這樣說的:至愛,至恨,至痛,都要被看見,我們是人。其實我做的所有的東西就是為了說一句話,我們是人不是牲口。
在其他的一些文明國家,當然那些流氓國家咱們就不提它了,那些文明的國家的人們都在創造財富,為人類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而在中國,我們中國人還在去證明,我們不是一個牲口,我們是一個人,多悲哀呀!我覺得這是一個莫大的悲哀。就是說我們還要去努力的證明我們是一個人,我們不是類人猿,我們也不是山頂洞人,我們也不是原始人,我們就是努力的證明我們是一個人,其實艾未未先生他做的一些事情,我之所以贊同,也就是因為他就是要通過他做的一些事情去證明我們是一個人,不是一個牲口,你不能象對待牲口一樣來對待我們人。
石濤:您剛才最一開始提到,有關六四的事情,其實您從另外一個角度講是叫旁觀者?
杜斌:是的。
石濤:因為您並不是在現場,我今天也遇到了一個很大的問題,從去年以來有很多八零後、九零後,就是我剛才提到,他們對這些部分都不知道,從某種角度上說,他們現在的情況可能跟你當時的情況有著類似之處,就是說對事情的真相併不知,而他們經常在我的facebook上問一個問題:濤哥,作為我們,我們應該怎麼做?我們能做什麼?這是他們經常問的,很多年輕的朋友,當知道事情真相之後,他非常想問的一個問題,非常想有一個答案的問題,知道真相之後的年輕人面對這個制度,面對這種社會他能做什麼?
杜斌:我覺得這個問題非常好,其實我想說的就是盡你的力,能發出一點聲音就發出一點聲音,你不說出來那黑暗怎麼能害怕呢?必須把它說出來。我做的東西當局可能也會很不爽,可能他也會惱羞成怒或者如何如何,那都不是我要考慮的,我就是要說,我們是一個人,你不能這樣來對待我們。當然了,你給他講人權之類的他不愛聽,我就告訴他,我們是人,不是個牲口,你不能用這種方式對待我,這句話我重複了幾次了,我覺得並不重複,就只是告訴他我們是人,不是牲口,不能用這種方式來對待我們。
石濤:最後您還有什麼補充的?
杜斌:關於《天安門屠殺》這件事情,我覺得真相要一點點的被釋放,一點點的被人民知道,被公眾知道,這個誰也擋不住,哪怕就是把互聯網都掐斷了,中國從此以後不再用互聯網了,就是把國家象鐵桶一樣的包起來,該知道的人還照樣能知道,不想知道的人永遠都不會知道,所以我還是比較有信心的,這個事情也不在乎有多驚天動地,都一樣是偉大的。
石濤:這就是您剛才所提到的歷史的車輪必然向前的這個概念。謝謝!
杜斌:謝謝。

「平反」之後 - 從光州事件看八九民運

「平反」之後 - 從光州事件看八九民運

Share on facebookShare on myspaceShare on googleShare on twitter今年除了是六四事件二十四週年紀念外,亦是南韓光州事件三十三週年紀念,但本地媒體並沒有大肆報道後者。此一對南韓民主運動影響深遠的事件,不論是事後死難者家屬及倖存者的抗爭,還是南韓人繼續爭取民主運動的過程,都對香港的民主運動有著重要的啟示作用。
一九七九年,時任南韓總統朴正熙遇刺身亡。在人們期盼著軍人統治會因而落幕的時候,同屬軍方將領的全斗煥接收軍隊,並無視南韓人民對民主化的訴求,反抗軍方統治的運動因而此起彼落,迫使軍方動武鎮壓。一九八零年五月十八日上午,軍方派遣空軍特戰部隊鎮壓抗爭的學生,造成數十人受傷。此後數以十萬計的光州市民上街支援學生,並佔領光州市政府。在持續數日的武力鎮壓之下,軍隊於二十七日控制了光州市,在光州的抗爭運動大致結束。

毋忘運動初衷 續爭民主自由
光州事件及九年後的六四事件,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事件同樣是由學生運動引起,同樣有著追求民主自由的訴求,也同樣是因軍隊鎮壓而落幕,當局亦極力防止人們提起相關事件。不過,光州事件經過了十多年的抗爭而獲得平反,當年被軍隊起訴判刑的金大中,在一九九八年的南韓總統大選中勝出,結束了長達多年的威權統治時代;另一邊廂,六四事件的死難者家屬,至今仍未能為子女討回公道。面對強大的專政機器,「天安門母親」等團體除了每年向大眾哭訴兒女慘死的經過外,似乎別無他法,而八九民運的民主自由之路,至今仍是遙遙無期。
歸根究柢,南韓民眾能夠為光州事件的死難者討回公道和爭取民主化,與他們繼續參與悼念及民主運動不無關係。
光州事件結束後,政府定性之為「金大中等親共主義者主導的內亂陰謀事件」,嚴禁對光州事件的一切報導、討論及發行。雖然政府極力阻止民眾討論及追悼光州事件,死難者家屬和倖存者仍組織了不同團體,如「518光州義舉遺族會」、「518負傷者同志會」等,每年悼念光州事件的死難者,並形成「追究真相」、「懲處元兇」、「向受害者賠償」等共識。
站在抗爭最前線的大學生亦沒有因軍隊鎮壓而噤聲,反而更加積極投身抗爭運動。一九八零年至一九八五年,反政府大學生一共佔領了美國文化中心三次,並縱火抗議美國默許光州屠殺的行為,引起國際社會關注。屠殺開始後,「光州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分派神父到漢城講述光州屠城的經過和到羅馬促請教廷制止南韓政府的屠殺行動,天主教及其他宗教團體亦每年舉辦追悼會,為死難者祈福。
一九八七年,全斗煥政權拒絕修憲,以圖長期執政,加上多起抗爭大學生被當局施以酷刑的消息傳出,使得南韓民眾震怒,引發「六月抗爭」,對政治冷漠的都市中產階級及白領階級也上街支援。當時民眾的主要訴求,並非要求當局調查光州事件的真相,而是要求政府修憲、實行總統直選、推動多黨制、舉行民主選舉、保障新聞及言論自由等。
南韓軍人政權在多方施壓之下,終於推動民主化,並就光州事件逐步展開清算工作。八八年盧泰愚擔任總統後,成立「國會聽證會」調查事件真相。九三年金泳三掌政,正式將光州事件定性為「民主化運動」,並認定事件乃因全斗煥企圖掌權而起。數年後,參與光州事件的軍方高層被起訴,全斗煥因「叛亂、內亂首惡罪」被判死刑,參與屠殺決策的盧泰愚則因「叛亂、內亂主要任務從事罪」而被判監禁二十二年六個月,五月十八日更被定為「國家紀念日」,至此光州事件大致獲得平反。
光州事件獲得平反,除了民眾堅持不懈地悼念死難者,以及民眾毋忘運動初衷,持續抗爭,迫使政府讓步和調查真相之外,南韓反美情緒日漸高漲亦起了關鍵作用。由於光州事件期間,美國以「北韓有可能會趁機以武力挑釁」為由,默許南韓軍方屠城,並派軍艦到南韓近海待命,使南韓民眾對美國守護民主自由的形象幻滅,並開始萌生「除了自己,沒有人能夠守護和發展自己的國家」的念頭。這種從親美到反美的思潮轉變,增強了南韓人的自主意識,對推動民主化有莫大裨益。

平反道遙遠 公義路漫長
光州事件雖然獲得平反,但事件為南韓社會帶來了陣痛,不少民眾仍然將矛頭直指獲得特赦的前總統全斗煥,指他尚未按法院要求償還侵吞的數千億的非法政治資金,又可以時常出外旅遊。
此外,保守派前總統李明博曾在光州事件三十週年紀念會上撤換代表民主運動的歌曲《獻給妳的進行曲》,又在與閣僚參拜墓區時踐踏死難者墓碑基石,引起死難者家屬及輿論的猛烈抨擊。去年,一套以暗殺全斗煥為題材的南韓電影《26年》一度因投資者受政治壓力而叫停並抽調資金,幸得群眾自發注資而得以繼續拍攝,可見南韓人對光州事件仍有不同看法。
港人在光州事件漫長的平反過程當中,除了明白爭取公義之路並不能一蹴而就之外,更不可抱「平反等於結束」的想法看待六四事件。即使六四事件獲得「平反」,向世人揭示真相和爭取民主自由的運動亦不可止息。以爭取民主為核心,方為未來香港民主運動之本。

結語
中共當局至今仍未就六四事件重新展開調查,民運領袖仍流亡在外。即使如此,爭取民主自由和為六四死難者討回公道之路也不能因而停步。在今年本土派與泛民就六四而呈對立之局的時候,香港人應藉此機會為過去多年的民主運動反思,亦要告知世人:二十四年前,北京曾發生武力鎮壓民主運動的事件,而在深圳河南岸蕞爾小城中的人們,至今並沒有忘記。

作者簡介

香港大學學生會社會科學學會政治及公共行政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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