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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30日 星期日

六四亲历 共军被吃药 退伍兵掩护万人撤退最近时40米


——六月血——谁来保佑我!


作者:南雁


李鹏介入《李鹏「六四」日记》在港出版受阻(图)2
退伍兵亲历六四 越战都没这么惨 掩护万人撤退最时就是40米,子弹打的满地面冒火星,像过年放鞭炮,
(网络图片/看中国配图)
假如历史事件都能顺理成章,历史绝对不像今天这样,绝不像今天这样杂乱无章。但愿世界大部分人干脆忘掉那一天,忘掉那天发生的事,忘掉鲜血,忘掉悲伤,忘掉痛苦。活着!怪谁?怪所有的人,还是怪我们所处的时代。
1989年6月3日晚上,北京倾刻间就变成巴黎的街垒。
大难将至的感觉,在人一生经历中绝不多见。
天没黑我就躺下了,我告诉妻子说:我今天晚上不出去。我辗转反侧睡不着,干脆爬起来,骑上自行车穿呼家楼、三里屯、农展馆、东直门,每一个十字路口都上万人攅动,不详的预感将显现。人人都六神无主,噪动不安,他们在街上窜来窜去,说不清是人在跟时间赛跑,还是时间在跟人赛跑,再迟钝的人也觉出风云际会,雷霆将至,人变得越来越紧张不安,危险飘浮在空气中,连鼻子都闻出了火药味。
谣言不胫而走,因为人们相信它或许是真的。人人都在马路上打探消息,马路消息比什么都来的快,口传心授――最古老的交流方式超过现代声光电。人人在争论,喧闹的人群即创造出一种统一的节奏,这节奏带着一种说不出的狂热,人人都疯了!本能竟像会场的鼓掌,列队朝着一个即定的方向,一个悲惨的目标冲去。关键是谁也无法选择,也不能控制,一群籍籍无名、平常被人想不起名子的人,在危难时挺身而出或被卷入旋涡。毫不怀疑他们中有精英,有痞子,也有人渣,但因为共和国的大事使他们人格得到了升华,像火山喷发那样,他们被抛向天空,灾难又把他们重重的摔在地下。
20点12分:东直门路口
公共汽车司机用电车和大通道车挡住了几辆军车和指挥车,人群全都爬军用卡车,爬上了引擎盖上喊叫争执著,军车看牌照是野战军的V14—1356,一个上校军官在向群众解释著,他请群众放心,绝对不会镇压群众,部队没发子弹,他把56冲锋枪拉开,枪膛是空的,弹匣也是空的。他的表演像蹩脚演员不自然。
21点50分天安门广场
绕城一周,最后又从小道插进天安门广场。贴在广场边边上,把自行车架好,我找个安全点地界,座在红白相间的隔离桩上,万一出现情况好溜,点上一只烟喷云吐雾。看看表21:50,地点离国旗100米。此时我冷静的出奇,仿佛等候着有什么重大的事件发生。纪念碑高音喇叭嘈嘈声,不时有讲演的喧闹声,有口号声,还有鼓掌声。
23点50分高音喇叭声很急:
“我是军博的一名文职,军博以西噎打起来了!军博以西噎打起来了!他们在开枪!他们在开枪!我确认在我离开时,已有5人被打死!有人说是橡皮子弹,有人说是实弹,我相信他们会包围广场。”广播未完,人们就全站起来了,依稀听见西边像过年时放鞭炮声,声音时紧时松,声音连成了片,看西方有些泛红,很可能还有火光,动静不小哟。我从15岁就当兵,我确认是枪声。广播又响起,号召人们去木樨地救援。忽忽拉拉站起一批人就奔木樨地,一大批自行车流直奔响枪的地方。
0点15分:装甲车
突然,传来重型马达的轰鸣声,一大汉举著望远镜四处寻找,两辆装甲车飞速而来,从南边插过来,分别从人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通过天安门时速不低于60多迈,车号是337-339,真来了,时间是0:15。我嘴上不由自主咕噜一句:“63装甲运兵车。”那手持望远镜大汉手也搭拉下来:“你再说一遍。”我张口就来:“63式履带装甲运兵车,自重12.8吨,乘员13人。你还需要啥?”大汉睁大眼把我打量个遍。看啥?我心说我15岁就是侦察兵。这时疯狂的装甲车会车拐弯都不减速,驾驶员开疯了。等到人们反应过来,装甲车也跑远了。愤怒的人群蜂涌而至,有人喊出:拉路障!几千人顿时响应,一声声号子过后,仅仅几十秒,道边隔离桩全横在长安街上。
西边枪声更紧密了,我起身向远处眺望。
23点20分:木樨地
最伟大的军事行动也不能超越其政治目的,单单看到冒烟的枪口是不够,必须找到它背后的东西。对于国家重大事件快速解决,就等于什么也没解决。
我弟小波他们在木樨地,从一开枪就在,他们从木樨地一直退到天安门,他比我勇敢。
装甲车、坦克集群噎冲过了木樨地大桥,小波和英则伟俩医科毕业生爬在复兴医院前的草地上:“真打啊!打越战也没这样的。”能听出班用机枪、冲锋枪的散布射,79阻击步枪的点射。当枪声渐稀后,装甲车、坦克车一马平川开过来,谁栏得住啊!愤怒人群手无寸铁,只好骂开了:“操你妈,法西斯!”枪械、装甲车、坦克是不怕吐沫星子的。有些人去扒地下的花砖,把花砖再摔碎砸过去,虽然无济于事。
1点06分:西单路口
我抄起自行车迅速奔向西单,行至西单路口,听到枪声连成一片,不时夹杂着阻击枪的点射和坦克高射枪打平射很沈闷的散步射。1点06分枪响起的同时一辆辆汽车被点燃了,西单路口燃起一道火障,火光中钢盔的反光很抢眼,五个、十个、十五个,越来越多,沿长安街左右两侧,成两列纵队半蹲半猫腰前行。我心头一沈:坏菜了,突击兵!
随即59冲锋枪作动筒火光四闪,我处地型位置好,看见冲锋枪作动筒打出扇面火光,枪口火光比这要小。我当即也半蹲著,他们运动我运动,他们停止我停下。我们学的是一个教程,停下就是瞄准射击。我向后观察:还有几个人在掩护人群撤退,一看就是退伍兵,在最后边压阵,十几人要掩护上万人的撤退,对上万人和十几个退伍兵来说,此时正是他们一生中最大的冒险。离突击兵最近时就是40米,子弹打的满地面冒火星,像过年放鞭炮,我听不到枪声,只看见火花四溅,我得踩着火星跑才不会受伤,因为火星就是前一弹著点,两颗子弹不会落在同一地方,这是常识。
我跑着跑着,不时地回头看看后边的大兵有多远,80米、100米了,身边开始有人倒下,有人像被割的草软软的塌了,有人硬硬捕地发出很响动静,有人像纸片一样飞出去,千姿百态。突然,我面前像爆开一朵红菊花,跑在我前头是一个穿白衬衣的人,红色就在白衣上开放,我们跑一条轴线,伸手可及他的肩膀。他还在跑,我拍拍他肩膀:“哥们,你中弹了,背后。”他伸手触及背后,一看一手血,忽的倒地,还末触地面,我的一条胳膊就夹住了他,另一个人胳膊也伸过来,同时把他捞起来。平常想练练这份功夫都不容易,这叫寸。终于脱离了危险区,把他送到民航售票大楼工地的胡同口,自发救援的人,打接力把伤员转移走,效率很高。一个女孩大叫:“妈哟!”捂着手冲进胡同,我一看她手指打断了,随手扯下一条男人围在脖子的毛巾,给她捆住动脉。这当口,一伙子冲过人们的阻栏,手抓两块板砖:“他们枪杀平民,我跟他们拼了!”我纵身一捕,将他强按到在草地上,他嘴上黏着白沫喘粗气,我也喘著粗气,等他冷静了,我小声说:“他们有枪!”
我躲在胡同里喘一口气,人们全龟缩在胡同里。奇怪,又听见枪声了,紧张时听不到枪声,全是视觉感受。点射穿过街道是回声,还有脱音,散步射打在地面上是啪啪声,打在土地上啾啾声。老兵知道回声是子弹离的远,“啪啪、啾啾”子弹是离的近,得当心了,这也是常识。
01点45分:吸烟老人
大兵们开过来了,看到胡同的人群,他们把枪栓弄得山响,继续挺进。我醒悟到还得换安全地界,民航售票大楼是工地比较安全,有大铁门,是铁皮的,也可一档穿透力,于是,我翻过大铁门,从铁门缝隙观察,突击兵过后就是装甲车队,黑影瞳瞳的墨绿色装甲车133、135、144,首尾相顾。装甲兵过后是军用车卡,指挥车、通讯车,游动步兵分队,连绵不绝。这会儿枪声停了,人群又从胡同冒出来,工地的墙头翻出来,人群并不比打枪时少。两女孩不听人劝告,一直尾随着大兵走到街口,她们还穿着拖鞋,我忍不住大声吼:“不要命了,还穿拖鞋,要跑都跑不了!”女孩子平静地说:“那你哪?”人类的大无畏精神来源于女性,正是女人使男人更勇敢。
一个老人就座在马路牙上,手拿烟斗吸烟,从他座的姿势来看好久没动,续烟也续好几锅了,当兵也觉得怪了,围拢他转几圈,就见烟火一红一灭的,眼光迷茫,目空一切,当兵的觉得:这老头怪兮兮的,他不怕死吗?不怕死就能永远不死,神了!在这大屠城时节,他是练的那份功啊,他想些什么?烟火一红一灭。惦记自家孙子,还是八只鸽子一只猫。当兵的放了他一马。
03点05分:白衣少女
2点10分我赶到了金水桥,是沿护城河沿绕东华门,穿午门进天安门城洞的。尾随着我的还有几个不怕死的人。一路不多话,大家都想:广场肯定完了!又想知道广场的切实情况,进广场肯定全包了饺子。我寻思著:当兵的起码不会向毛主席像开枪,我认定天安门城洞里最安全。站在金水桥隔着长安街看天安门广场很遥远(整个句式像最最蹩脚诗)。此时此刻,安全最重要。不时传来口号声,还女孩尖叫声。广场华灯灭了,纪念碑只三四个灯亮着,能见度很低,还弥漫着硝烟。
我弟小波跟同学一路退至天安门广场,我在外边时,他刚好在里边。关键时刻到了﹕1:30,广场高音喇叭传来:“有武器的同学,请你们放下武器!有武器的同学,请你们放下武器!”广场上稀稀拉拉的枪声全停下来了,人们渐渐的冷静下来。
喇叭里传来一个低沈的声音:“我是侯德建,我们噎流了很多血,我们不能再流了。同学们,市民们,全体公民们,我敢说,就现在我们噎取得这场运动的胜利,不是今天,我们早已取得很大的胜利!我相信――在场的人都是英雄,都是民族精英,我们不怕死!但我们要死得有价值。我是侯德建,我们四人刚刚到指挥部谈过,我们噎答应尽量说服和必需说服同学离开广场,他们接到了死命令,5:30,必需清场。这一点上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国际歌从广场中心的纪念碑升起,人们的声音嘶哑、咽哽、悲壮,人们唱国际歌唱了很多次,从来没像这一次投入那么深厚的感情,这是第一次,兴许也是最后一次。大军压城,兵临天安门,面对坦克、装甲车,面对手59冲锋枪的全副武装的军警。第一次对国际歌理解得如此之深,女孩子的高音清晰可辩。
远处有军人过来,我想上前看看是武警还是老野(野战军),我有心看看他们的领花和肩章,是武警,手里还拿根棍棒,这我就放心了。武警驱赶人群,把人往城门洞赶,城门洞像一条直直隧道,要是开枪就全没命了,幸好他们手里只有棒子。一大批军警压过来,群众就退下,军警一停,群众再回来,反反复复像拉锯。又一批军警从东华门后头包抄,没退路了,人真成了老鼠,人群只好争相逃命,我拎着自行车就跑,得抬高后轮,因没开锁,跑远了再开锁,飞身上车,一路狂奔出午门口,前边故宫两侧门同时开进几辆吉普,我一看是武警的车,别叫他们堵住,得快跑啊,急不择路从故宫侧门斜坡上冲下来,我方松了口气。沿护城河急行,旁边一白衣女子骑车跟着我问:“能出去吗?”我说:“跟我试试吧!”一路骑行,她在说著今晚她挨了三棍子。
我们在逃命,大难不死遇到第一个人,把我当成救命稻草,我一直不吭气。一直骑到东华门,我们终于脱险了。我说:“现在可以停下来。”东华门一群一群的人向我们打听天安门广场里面的情况,我们只坚持到三点多,很难说清里边情况。人人在叹息,国家完了,共和国完了!我知道我们该分手了,我们一起逃命,却不知对方名字。我想鼓起勇气想问问她的名字,凑上去却变了:“早点回家!”她说:“好!”比我的声音还小,只记得她音色挺好,言谈之间有着一种超乎少女的成熟。我旋转身分手后,心里似乎有些空落落的。面临危局一旦脱险,强大的压力就会释放,这是人的生理需要,机器叫过载保护。无论行公益,作恶事,唱国歌,哼小调的,是精英,是草民,是猛男,是少女。随后都将面临高压政治,让我们屈从、隐忍、龟缩、偷生。不问为什么,不知所以然,无视正义,无视法律,一切向钱。
6点12分:血色黎明
4点我回到家打了一通电话,也接了几个电话。知道双方家里的情况。我跟妻子告诉了天安门的情况,妻子眼含着泪水。老岳父说:“我70多岁了,听一夜枪声,等著俩孩子回家,5点多还没影儿。”不行,我还得走一趟台基厂,我妻子的姐姐、姐夫全没回来。
走建国门、长安街,到王府井,我本可以向南拐进台基厂,可南池子传来枪声,6点12分,我本能地寻着枪声就来到南池子,南池子口上,人群缩在里面喊口号,军队一字排开封住路口,后排的大兵座地休息,前排大兵有些异样,撸胳膊卷袖,胳膊上扎条白毛巾,单手拎着冲锋枪,不符合军事条例规范,不时向南池子方向射击,里边喊几句口号打几枪。几个当兵的神情显然恍忽,就那野劲,还是吃药啦,真疯了!打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像打鸟一样。一个尉级军官拿54手枪,左手扣右手为依托,对南池子躲在垃圾筒后一个个平民开枪,喊几句口号打几枪,直到一个个平民中弹。一响一个平民倒地,伤员有的比军官年轻,有的比他大不多少,一会倒下一片,年青人杀年青人是不是很过瘾。我头一次看到杀人像打鸟一样。我离著30多米,清楚看弹匣打空了还楼几下板机,手枪弹仓打空,枪膛卡在后头处开机状态,他又连搂几下枪机,这太有失常理。一个老人骑自行车说要上班,边说边掏工作证,还没等他掏出,当胸一枪撩倒,连车带人就这么给撩了。这家伙真疯了,军官啊,军官,你也有老人,有父母,你现在要活着,你就不怕50年后下地狱,北京人诅咒你,全世界人都诅咒你。
北京街头创造了举世无双伤员抢救,民众很英勇,随即就被人们拖进胡同里,效益速度之高,超过国际红十字。我再不能这样看下去了,就这样假装冷静抱着双肘,若有所思的看下去。
骑行在正义路的林荫道上,被人称之正义那个东西,你在哪?你原本就是一场梦。我们流血,我们哭泣,我们忍受,你都看见了没有。你回答啊!你不回答,你就不存在!勇气打掉了,尊严消失了,思想麻木了,只剩下一条弯弯的脊梁和跪着的膝盖。当世界上一样东西消失,我们就要创造她。
6月4日早晨,天阴的特别利害,黑黑的云,血色天安门,我有幸欣赏这夜半血色黎明。
7点到8点,在老岳父家等了一个小时,我妻子的姐姐、姐夫终于到家了,姐姐的裤角被子弹穿了一个洞,谢天谢地没出大事。我还得去三里河我母亲家。这样,我沿长安街奔木樨地,看看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长安街沿线,六部口、西单路口上都有汽车在燃烧,冒着滚滚浓烟。到处是碾碎的自行车零件,左一堆,右一摊,剩下的就是很厚一层碎砖,可见昨晚上抵档坦克有多激烈。自行车在艰苦的蛇行,走到老商业部时,坦克迎面开来,行人纷纷躲避,我继续直行。车长从车顶钻出半个身子,手持手枪左手扣右手托著,总处于临战状态,比我还紧张。
一夜间北京变成了战场,百年罕见。人是什么?人是动物,动物的本能就既嗜血又爱钱。思想是什么,是痛苦的积淀,一半是痛苦,一半是血液。
9点01分:木樨地
木樨地公共汽车站站牌子被12.7厘米机枪洞穿,西北角少女的不锈钢雕基座上留下三个12,7厘米高机的枪眼,弹洞钻得都挺深,是坦克高射击机枪打平射造成的。地铁站的大玻璃窗被打碎,有几扇像开放的菊花,有几扇是洞穿留下园园的弹孔。人行道的隔离杆油漆被子弹打掉了,露出新茬。行道树的树皮上有弹痕,有几个孩子爬上树,去抠钻进去的子弹。槐树枝叉被子弹打折还连着,风吹过后晃晃悠悠,旁边居民楼的窗户玻璃被打稀烂,木樨地22楼晾的一件衣服,穿了8、9个洞。地上横七竖八散布单只的各样的鞋,一只高跟鞋壳里灌满了血。绿树篱的灌水槽里有一大滩血浆,还没有完全凝固,显然有人选错了掩体,他不是单兵,他是老百姓,绿树篱能档视线,不能档子弹,人体被洞穿之后,12,7厘米子弹还不解气,又打在国家计算机中心墙上。要知道这子弹的威力有多大,你伸手指比一下,像手指般粗。
拐到中科院慢行道上,七七八八的血流子,像墩布拖的一样,弯弯曲曲的长及百米,肯定是凌晨抢救伤员留下血痕,不规则血痕可以想见伤员挣扎的痛苦状。中科院门口的水泥地上,一大滩一大滩的血痕,足有四、五块之多。估计出血量有上千CC之多,经过几小时氧化都开始发稠了,还没有完全凝固。看来这里是伤员集中地,战地医院,可更像屠宰场。人们在科学院门口受伤,在此做最后的挣扎,爱神缪斯她帮不了她的子民,当然也帮不了她自已。谁来保佑我们!
流血最多的地方,反抗也越强烈。木樨地人行道的花砖扒的也最多,人们用手指抠出来摔碎,把它当成对抗野战军那些装甲车、坦克车的唯一武器。士兵们都丢弃装备和手中的武器四散。坦克的机枪被人卸下,被挂在红绿灯灯杆上。孩子们只是比平时更忙合,他们从河里捞出枪枝和班用机枪的子弹链,从火里抢出退了火的冲锋枪,孩子们腰里捌著64自动手枪,只是塑胶手柄烧坏了,向人们臭显呗!
30多辆63装甲车,59坦克车和40多辆军车被档在木樨地,沿长安街排了足有2公里长的各种军车陆续被点燃,浓烟翻腾著升空达二、三百米高,将近一个轻装快返师的军车都报销了,整条街都在燃烧,长安街在燃烧。车里弹药被高温点燃砰砰的爆响。
成人们则阴著脸,沉默若有所思。一个老工人对一群放下武器的大兵们责问:“你们有父母吗,你们有兄弟姐妹吗,有没有?你们就这么冲着人脑袋开枪,我操你妈,操你妈!你懂吗?你们的枪是干什么用的,睁开眼,这儿不是越南,动脑子想一想,北京怎能这么多反革命,父母要是看你们打天安门,哭不哭?你们说不打天安门?怎么十字路口四处都是枪眼啊——”战士们低着头不说话,岁数都像老工人的儿子一般大。
14点多,阴沈的天空阵阵闷雷从天空滚过,雨终于下来了,落在树枝上,落在树叶上,再掉在草地上,大滴大滴的雨水落在大片大片的血迹上。深色的血迹噎氧化,几乎变成棕黑色。一经雨水泡湿了,融化了,泛起一层酱色的泡沫,急雨又把它冲散了,我骑自行车尽量规避这血色泡沫,她落地不到十个小时,还俱有灵性就这样四散奔逃了。
15点天怒人怨的雨水继续下,落在燃烧的坦克上,落在怒火中烧的人脸上,今天无人带雨具,任凭雨水打湿全身。雨水把马路冲溜光,迎宾路变得水色凄迷。没有人,有人也像个魂儿,弯腰躬背悄无声,马路上没有汽车,连自行车都很少很少,按一下车铃,吓自已一大跳。这就是4:30的寂静钓鱼台。恐怕,中国近百年历史不曾有过这么寂静的白天。
几千年来,对付同样的问题,采用同样的手段,其相似程度让人惊讶。历史证明这是个错误,不管什么错误,错误本应当避免的。人们沉默的捌过脸用眼泪、用雨水温润自已的心灵。他们似乎睡着了,不用去叫醒他,也不要希望他觉悟,更不能使他产生怀疑,听天由命是危险的,但大彻大悟更危险,谁也不能强迫人民,伟大的人民在退缩时,把一切都忘掉!包括今天。
谁来保佑我们?谁!
坦克车来了

2013年6月23日 星期日

《陈希同亲述》出版插曲 中共国安曾派4路人马阻止发行


被视为陈希同回忆录的新书《陈希同亲述》,于6月1日在香港正式出版。(摄影:余钢/大纪元)

“六四”事件中时任中共北京市长的陈希同在今年“六四”24周年前夕病亡。美国之音报导披露,去年6月1日《陈希同亲述》在香港出版之前,中共曾派出四队人马阻击,意欲阻止该书的出版。
                                           陈希同做的最后一件不顾中共大局的事情(视频) 
【中国新闻真相_《陈希同亲述》出版】
http://www.ntdtv.com/xtr/gb/2013/06/10/a912117.html


“六四”事件中时任中共北京市长的陈希同在今年“六四”24周年前夕病亡。美国之音报导披露,去年6月1日《陈希同亲述》在香港出版之前,中共曾派出四队人马阻击,意欲阻止该书的出版。

美国之音援《陈希同亲述——众口铄金难铄真》作者姚监复的话说,去年5月31日,中共国保部门和公安部门一天出动四路人马,阻止该书的发行。但是晚了。6月1日,香港和全世界都知道了,各大通讯社发表了最主要的内容。

第一路是人马是找陈希同,让陈希同承认没有授权给姚监复出版这本书。

第二路人马是直接找姚监复本人。他们派出连机关的领导大概5、6个领导找他谈话,要求他发一个E-mail给鲍朴,封存这本书。

第三路人马是鲍彤家。中共当局让鲍彤必须给他儿子鲍朴打电话,要鲍朴封存这本书。鲍彤的电话是不准给外国打的,是来的公安部门的人用手机跟鲍朴联系。鲍朴打电话回来。鲍朴的回答就是,“晚了,我26号、27号已经把书发给零售点了,不可能全收回来”。

第四路就是中共当局直接派人到香港,要求鲍朴全部封存或者买回来。鲍朴说,没办法,已经到零售点;但是他自己手上仓库里还有1000本,这1000本他们拿走。

陈希同不愿背着“六四屠夫”恶名

2013年6月2日,身负“六四屠夫”恶名的陈希同在北京去世,中共当局隐瞒3天后,中共喉舌《新华社》确认了陈希同去世的消息,罕见的以“病亡”称谓对外公布,紧接着就是对他于1998年7月31日被北京市高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6年的简介。

在早前出版的《陈希同亲述众口铄金难铄真》一书中,陈希同表示自己在“六.四”时不过是一个傀儡,没有能力左右邓小平的决定。他还否认曾向邓当面汇报,否认向上签发一些报告。

对于自己被任命为戒严指挥部正指挥一事,陈希同称自己是在看到《李鹏日记》一书后才知晓的,事实却并非如此。他认为自己在“六.四”事件中承担了过多责任,因为他既不曾担任北京戒严指挥部正指挥,也未曾向邓夸大学生运动的威胁。

此前陈希同一直被认为是当时的北京戒严指挥部正指挥,对大屠杀负有重要责任。陈希同以上的言论明显有替自己开脱之意。

也有分析认为,陈希同自身不愿意背着“六四屠夫”的罪责,触犯中共大忌,死后被中共用“病亡”通报在情理之中。

陈希同与江泽民权力斗争中落败

该书还称,陈希同自己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是江泽民对他的政治迫害。该书还透露,陈希同问前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你对江泽民怎么看?李锡铭的回答是:江泽民是个政治投机份子,李鹏是个大混蛋。”

陈希同“六.四”期间任北京市长,后升中共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

据《江泽民其人》一书说,陈希同当年曾经举报江泽民,但是薄一波最终将举报内容交给江泽民,使得江怀恨在心,最终被江打败。

之后,陈希同被控自1991年7月至1994年11月,在对外交往中接受贵重礼物,价值55.5万余元。1998年被以贪污罪、疏忽职守罪判监16年。

2003年底,陈希同因为患膀胱癌保外就医。出狱后,陈写了五万字的申诉书,指控江泽民对他的政治迫害,称自己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并举报江泽民父子的经济犯罪问题。

【大纪元2013年06月23日讯】 

《天安門屠殺》“告訴他,已經殺人了,全世界都知道了!”

杜斌 輯錄


   編者按:北京攝影師、作家、獨立紀錄片製作人杜斌,主編了《天安門屠殺》一書,於“六四”24周年前夕,在明鏡出版社出版。該書搜集、整理了 “六四”事件參與者、目擊者等各方回憶,按時間順序編排。杜斌說:天安門屠殺的核心事實,是中國共產黨在天安門一帶以坦克車和機關槍,屠殺赤手空拳和平請 願的青年學生和普通老百姓,這是全世界的人當時在電視上親眼目睹的慘劇,“中國共產黨政權犯了殘害人類的滔天罪行”。
該書部分內容已經在《大事件》21期選載。以下內容也選自該書。


http://m1.aboluowang.com/news/data/uploadfile/201109/20110928094753986.jpg

  1989年6月3日23時50分

  在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北京各處關於市民和學生傷亡的消息不斷傳來。總指揮柴玲寫道:
  一個工人闖進了帳篷裡,拿著一支槍指著我。

  “柴玲,”他喊道,“我的那麼多的工友都為了保護你們學生死了。如果你從天安門廣場撤退,我就拿槍崩了你。如果你不讓學生們武裝起來加入戰鬥,我也會開槍崩了你。”

  還沒等我讓他安靜下來,另一個學生進來了。這個人手裡拿著一把刀,他也用刀指著我。“柴玲,這麼多學生被殺害了……如果你不讓學生們撤退的話,我會捅死你。”

  ……我已經受夠了這樣的暴力欺辱。我站起來,把身體對著刀刃,說:“我不會下令撤退的,因為這不是我一個人就能做的決定。你要捅就捅吧!”

  這讓他很驚詫,他停了一秒鐘,注視著我的眼睛。然後,他的臉上浮現出了一個詭異的笑,然後他就逃走了。

  在遠處,我聽到砰砰的步槍聲和斷斷續續的、一陣陣的、不連貫的機關槍的掃射聲。想到我們現在在戰場的中間,就讓我感到不可思議。

  然而,作為保衛天安門廣場總部的指揮,我必須提醒學生們:我們的運動是非暴力的。

  我(在廣播喇叭裡)說:“我們不能,我們一定不能,使用暴力或者動用武器。如果你非要動武的話,請離開天安門廣場。”

  封(從德,柴玲的丈夫,保衛天安門廣場副總指揮)回來報告說: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台階上,已經建立了第二個指揮中心。

  他說:我們必須放棄現有的總部,轉移到紀念碑那裡去。(“在戰場的中間”,《柴玲回憶:一心一意向自由》,柴玲,香港田園書屋,2011年版)

  屠殺見證人、北京大學學生麻子(筆名),21歲,自稱“一個在長安街上經歷過六四之夜的人”。他認為必須記錄下親歷的事情,否則留在腦海裡的“永遠只是那些由黑暗、火光、奔跑的人群、槍聲、叫駡斥責聲、士兵與軍官們兇狠的面孔、黑洞洞的槍口、極度的憤怒與極度的恐懼等等等等組成的一個個片斷了”。

  6月3日晚,他、同學老九和老萬,騎自行車趕往天安門廣場。他記錄下自己的經歷和感受:
  一路騎到甘家口,遠遠看到馬路中間站著很多人,把汽車道和自行車道都堵住了。

  騎到近前,我們被一對年輕夫婦攔了下來。他們看樣子像是附近部委裡的機關幹部。他們抓住我們的車把急切地說:“你們不能再往前了,前面已經開槍了,已經死了很多人了。”

  我這才看明白,原來街上站著的大概都是附近的居民。他們看到往南向木墟地方向去的人,特別是學生模樣的人就攔下來,告知前面已經開槍了,是真槍真彈,讓來人不要再去送死了。……

  我跟那對年輕夫婦說:“我們必須要去,我們還有同學在那邊。”

  僵持了好一會兒,他們看實在拗不過我們,就說:“你們實在要去,就把這個帶上,也許能防防身。”說著,遞過來一本《中國青年》雜誌。我莫名其妙地接過來,發覺沉甸甸的,打開一看,裡面夾著兩把菜刀。

  我覺得有點好笑,但又非常感動。我把菜刀夾在自行車的後座上,向他們道了謝,就又往前行了。道別的時候,我看到他們的眼淚已經快下來了。

  再往前,槍聲就更加清晰和密集了。

  騎到玉淵潭附近,就不能騎了。這次不是因為馬路上站滿了人,而是汽車道上空空蕩蕩,沒人敢走。偶爾會有人拉著平板三輪車疾跑而過,車上躺著死、傷者。也看到一輛救護車飛馳過去;而自行車道上蹲滿了人,也讓人不敢再往前騎了。自行車道上的景象很奇怪,人人都蹲在那裡,把自行車放在身前,好像自行車可以當個掩體似的。

  從玉淵潭到木墟地橋的這一段自行車道上,就這樣一路蹲了一長溜的人。開始我們三個人還一起往前移動了一段。後來,老九學著別人的樣,把自行車橫在身前,往那裡一蹲,說什麼也不走了。

  到後來,我和老萬也失散了。這時,我覺得自行車反而是個累贅。就把車放到玉淵潭公園牆外的一個車架上。我把那本夾著菜刀的雜誌放在車旁邊,而沒有帶在身上。因為我不認為真的有事時它們會起什麼作用,而我倒覺得它們是件很好的紀念品(後來,我母親用它們作了種花的鏟子)。

  這時候,大概木墟地橋這一段路已經被戒嚴部隊打通了,槍聲漸漸稀疏遠去了。橋上在一輛接一輛地過軍車,那種勢不可擋的陣勢的確讓人覺得恐怖。……

  我一直摸到了橋欄下面的河堤上。這裡已經蹲了有五、六個人。有人在從堤頂上的人行道上把方磚揭下來砸碎,再把碎磚塊遞給下面的人。下面的人,就用這些碎磚塊砸向那些從橋上駛過的軍車。其實,這麼扔磚塊對那些軍車和軍車裡的人沒有任何威脅。

  因為我們不敢直起身子站得很高地扔,大部分磚塊根本投不到軍車那裡。即使有個別砸到了軍車上,也就是隱隱約約聽個響。但這也就是我們這些手無寸鐵的老百姓除了叫駡以外表達憤怒的唯一方式了。

  我一邊扔磚頭一邊在想,要是現在哪輛軍車停下,士兵端著槍殺過來,我們這幾個人唯一的逃命方式,大概就是跳到河裡去了。

  蹲在我旁邊的是一個中年漢子,一聽他說話,就知道是個老北京。他投了一塊磚頭後在那兒嘟囔:“這會兒學生都跑哪去了?”

  我一聽馬上回了他一句:“我就是北大的。”

  蹲在他另一側的一個小夥子,也跟了一句:“這兒還一個師大的呢。”
  他一聽好像立刻來勁兒了,跟我們聊起來:“我跟你說,真是太慘了。我這麼會兒已經抬了倆下去了。看我身上這血。有一個就在我旁邊,一槍打在肚子上。”

  過了一會兒,這撥軍車大概要過完了。我們從橋下遠遠望過去,只見最後兩輛卡車在木墟地路口當街停了下來。最後一輛車上的士兵跳下車來,大概有一個班。我們以為士兵要來搜剿“暴徒”了,頓時緊張起來。

  只見那個班的士兵先是列隊,然後,就跑到前面那輛車那裡爬了上去。前面的車就開走了,留了一輛空的軍車停在路口。過了一陣子,周圍的老百姓看看前面的軍車已經走遠,後面也還沒有新的軍車上來,就漸漸圍攏過去,有人爬上卡車,把裡面的東西扔出來,也就是一些軍用垮包和水壺。

  我撿了一個垮包,裡面只有一個磕得坑坑窪窪的舊飯盒。

  這時候,有人提議把軍車燒了。很快火就點起來了,而且很快就蔓延開來。不一會兒整個車子就燒了起來。

  我到這時才開始猜測,這輛車是故意留在這裡的,目的就是讓人把它燒掉。我記得當時看了一下表,時間是12點左右。

  這時候,槍聲又漸漸近了。大概是下一撥部隊到了。

  人們四散逃開,找掩體藏身。我記得,我是藏在路口東北角的一根電線杆後面,旁邊是個垃圾桶。可是,大家卻看到有一個人盤腿坐到了馬路中間。所有看到他的人,都拼命衝他喊,讓他趕緊離開那裡。可是,他像是沒聽到似的,像個菩薩樣地坐著。

  映著軍車燃燒的火光,伴著旁人的喊叫聲和漸近的槍聲。那個人就那樣坐在那裡。那個景象深深地印在我腦海裡。而我甚至忘記了他後來是怎樣離開那裡的,是被人硬拖走的還是自己離開的。

  等這撥軍車又過去,人們重新聚集到街上。

  這時,我意外地與老萬重逢了。我們就一起開始隨著人流沿著長安街向東走。我們一開始的目的地就是廣場。而人們似乎也都在擔心廣場的形勢。

  兩個五十多歲的大嬸,見到我們就急步走過來,抓住我們的胳膊說道:“學生,現在可怎麼辦哪?你們說現在可怎麼辦哪?”

  學生是這場運動的發起者,而且是行動上的組織者。因而作為一個整體,似乎學生有了某種地位。可是,現在面對著這兩位大嬸的問題,我這個學生該怎樣回答呢?我又能說出什麼呢?我只覺得窘迫與慚愧。

  可是,又有誰能回答這個問題呢?(“自行車盾牌”,《關於六四之夜的回憶》,麻子,博訊,2003年6月1日)

  在朝陽區金台西路2號《人民日報》編輯部。《人民日報》海外版編輯子夜(筆名)寫道:

  電話鈴聲一直不斷,都是北京和外地讀者詢問軍隊情況的,說美國之音已經報導開槍鎮壓。總編室在沒有掌握確切情況以前,一般不輕易回答。

  將近12時,終於,我們的一個記者打電話回來報告。他此刻正在木樨地附近,親眼看到軍隊先是朝空中鳴槍,接下去便對路人平射了。記者帶著泣聲說,木樨地傷亡嚴重。

  這時,另一部電話響起,海外版一個記者打電話來,與他同行的三個記者,其中一個女的,在電話大樓附近被衝散,下落不明。

  (《人民日報》主持編務的負責人、副總編輯)陸超琪馬上讓接電話者告訴:凡是能見的本報記者,請立即撤離現場,千萬不要發生任何意外。  

  電話鈴聲繼續不斷,其中一個從香港打來的,詢問北京發生的事情。接電話者正猶豫如何作答。一位編輯主任怒不可遏地喊道:“告訴他,已經殺人了,全世界都知道了!”

  於是,從這時起,凡來電話詢問,一律如實證實。外人也許不知,這種作法是人民日報歷史上第一次。(“告訴他,已經殺人了”,《人民日報:38小時的掙紮》,子夜,《世界周刊》,1993年5月28日- 6月3日)

    杜斌《天安門屠殺》一書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天安門屠殺》(電子版)  專頁

(台幣定價。電子版接受台幣、美金、人民幣付款。)

2013年6月19日 星期三

德国之声:60年前东德人民起义遭苏军镇压


1953年6月17日,民主德国数十万人走街头,要求实施自由选举以及统一两德。但这场抗议运动遭到苏联坦克的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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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th June 1953: Soviet tanks move through a street in East Berlin in an attempt to disperse thousands of workers supporting the strike at the Stalinallee construction project. Around 260 demonstrators, 116 police, and 18 Soviet soldiers were killed in the conflict. (Photo by Keystone/Getty Images)

历史

60年前东德人民起义遭苏军镇压



(德国之声中文网)1953年6月17日,东柏林初夏的日子里,阳光灿烂,气温达摄氏22度。人们的情绪很乐观。他们感到,提出的要求受到了重视,终于可以自己决定历史发展的走向了。早晨7点时分,柏林-弗里德里希斯海因区(Berlin-Friedrichshain)的施特拉劳尔广场(Stralauer Platz)已聚集了大约10000人。当年16岁的格罗瑙(Klaus Gronau)也在其中。
Klaus Gronau. Er ist Zeitzeuge des Volksaufstands der DDR vom 17. Juni 1953
Wo: Vor der Ausstellung 17. Juni 1953 der Bundesstiftung zur Aufarbeitung der SED-Diktatur in Berlin, vor dem heutigen Bundesfinanzministerium, das 1953 das Haus der Ministerien war. 
Copyright: DW / Sarah Hofmann
 参加抗议的格罗瑙(Klaus Gronau)
格罗瑙刚刚开始了食品销售的学徒课程。他对政治并不感兴趣,但他知道,希望生活在一个民主制度中,可以自由选举,也能够在柏林苏占区和西方盟国占领区之间自由行动,当然他最希望的是两德统一。其次,做些冒险。今天回想起来,格罗瑙说,在那个6月17日的清晨,他一点也没有感到害怕。他预感到将要发生什么大事,而他将是亲临者。
人们期待的很多
1953年6月17日东德发生的人民反抗运动已被载入史册。那天,局势突然恶化。此前的数天里,人们已经开始罢工和抗议,并不仅限于首都柏林,抗议活动已蔓延全东德。表面上人们呼吁政府收回工资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工人工时的决定,而事实上,人们期待的更多。
Aufstand 17. Juni, Leipzig Volksaufstand in der DDR am 17. Juni 1953. - Demonstration in Leipzig: Demonstran- ten vor dem Justizgebaeude diskutieren mit Volkspolizisten. - Foto.  莱比锡的抗议(1953.06.17)
二战结束8年后,东德的基本食品的供应已无法得到保证。1953年年初,数百座农户、饮食店以及旅馆被没收了资产。教会人员受到歧视,数百余人遭到逮捕。一名面包师被判3年半有期徒刑,只因为他往家里拿了10块饼干。这并不是例外,而是东德当年的日常情景。现在,仿佛突然间出现了全面转变。
1953年3月5日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去世。新苏联领导层指示东德收回之前作出的决定。人们难道不应该高兴吗?恰恰相反,政治的为所欲为让人感到特别愤怒。让他们愤怒的还有,提高工人工时的决定没有被收回。
"我们示威抗议"
1953年6月16日,格罗瑙在从职业学校回家的路上,看到一群建筑工人正在斯大林大街用铁锤砸向汽车并大声呼喊:"我们示威抗议!"格罗瑙对这一幕今天仍记忆犹新:终于出事了!他说,"于是我同建筑工人一道沿着斯大林大街向前走去。"
Das Archivbild vom 17.06.1953 zeigt Ost-Berliner, die mit wehenden Fahnen vom Ost-Sektor aus durch das Brandenburger Tor marschieren (Archivfoto). Über den Ausgang der Bundestagswahl am 6. September 1953 muss sich Bundeskanzler Adenauer keine Sorgen machen: Der Wahlkampf 1953 wird überschattet vom Aufstand in der DDR am 17. Juni, die Wähler im Westen glauben nicht mehr an die Versprechen der SED und der Sowjetunion zur Wiedervereinigung - und mit der Angst vor der kommunistischen Bedrohung wächst die Zustimmung für Adenauers Politik in der Westbindung. (nur s/w) (zur Serie Bundestagswahl historisch - Teil 2: 1953 vom 25.07.2005) +++(c) dpa - Bildfunk+++ 柏林勃兰登堡门(1953.06.17)
很快他们的队伍便壮大到1000人以上。那时,柏林墙还没有修建,16岁的格罗瑙同其他青年人一道扯下德国执政党社会统一党的竞选宣传画,警察赶来,他们便向西部跑去,之后,他们又跑回到斯大林大街。这时,斯大林大街已人潮如涌,抗议的队伍向政府部委走去。人们高呼口号:"我们不要人民军,我们要黄油。不管用啊,长小胡子的,必须走开。"格罗瑙笑着说,他们指的是瓦尔特·乌尔布里希特(Walter Ulbricht)。当时他是社会统一党的总书记。
东德老百姓收听美国电台广播
收回提高工时的标准变成了政治诉求。当东德有关部委正式宣布收回这一决定时,人们仍没有平静下来,因为这早已不是他们追求的目标。示威者希望政府换届、自由选举并统一德国。
"明早7点在斯特劳斯贝格广场集合",一名工人用高音喇叭宣布这一消息,格罗瑙的父母也从家里的收音机里听到这一消息。柏林东部大约80%的居民都收听美国电台的RIAS广播(Rundfunk Im Amerikanischen Sektor),该台也报道了东柏林发生的事件。做父母的都担心孩子的安全,但对格罗瑙而言,他第二天一定会前往指定广场,他渴望参与。
Hardy Firl. Er ist Zeitzeuge des Volksaufstands vom 17. Juni 1953
Wo: Im ehemaligen DDR-Gefängnis in der Keibelstraße in Berlin. Hardy Firl war nach den Ereignissen des 17. Juni 1953 in der DDR für drei Jahre in Haft, allerdings NICHT in der Keibelstr.
Copyright: DW / Sarah Hofmann
 菲尔(Hardy Firl)参加示威被判3年监禁
现年已76岁的格罗瑙回忆当年时说,1953年6月17日早晨,斯特劳斯贝格广场上黑压压挤满了人,中午时,到斯大林大街示威的人高达150万,菲尔(Hardy Firl)也是他们当中的一员。21岁的菲尔举着"自由选举"的横幅,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他今天说,"宪法里写着,公民有言论自由,有罢工自由。但现实却不是这样。"
戒严,坦克,士兵
当日中午,数百辆苏联坦克出动,随后占领了多处战略要地。连接西柏林的通道被关闭。从13点开始,东柏林实施全部戒严并启用了战时法。开始时,士兵只放空枪,但后来,枪口也对准了示威者,多人受伤并出现首批死亡者。西方盟军按兵不动,他们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那一天,柏林共有14人死亡。格罗瑙回忆说,早晨他曾同一位穿黄色棉衣的建筑工人并排走在斯大林大街游行,但后来却看见倒在地上,已经死亡。"这时我害怕了,赶紧跑回家。"
菲尔未能跑出人群,"警察从四面八方而来,车辆已经停好。我们都必须上车被带走。"他们被带到一个专门刚建起来的临时看守所,勒令面壁站着,他们背后是荷枪实弹的苏联士兵。他们没有真的开枪,而是虚晃了一下。
东德历史上最大的逮捕潮
从21点开始实施宵禁,之后,柏林大街上空无一人。工人的反抗起义被镇压了。6月17日当天以及在接下来的数周里,柏林同其他地区共有约15万人遭到逮捕,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不久后又得到释放。但菲尔被判3年徒刑。
现年81岁的菲尔说,"我青春年华的美好岁月中,他们夺走了3年。"东德时期,菲尔不能谈论这件事。东德的历史书中没有有关1953年6月17日工人起义的记载,有关这一天书里记载着西方煽动的"法西斯政变"。菲尔肯定地说,"假如俄国人没有干预的话,我们那时就实现统一了。"
** ARCHIV ** Demonstranten werfen Steine auf einen russischen T-34 Panzer in der Leipziger Strasse in Ost-Berlin am 17. Juni 1953. Mit Blick auf den 51. Jahrestag des Volksaufstandes vom 17. Juni 1953 in der DDR hat Sachsen-Anhalts Justizminister Curt Becker Entschaedigungsregelungen fuer die Hinterbliebenen der Todesopfer angeregt. Diese Angehoerigen erhalten im Gegensatz zu den Hinterbliebenen der Maueropfer keinerlei finanzielle Unterstuetzung, wie der CDU-Politiker am Mittwoch, 16. Juni 2004, in Magdeburg sagte. (AP Photo/Archiv) ** NUR S/W ** ** FILE ** Photo taken June 17, 1953, showing Germans throwing rocks against Soviet T-34 tanks at the Leipziger Strasse in East-Berlin during the workers uprising, which sees its 51st anniversary on Thursday, June 17. 2004. (AP Photo) **B/W ONLY **
 苏军坦克开进东柏林市中心(1953.06.17)
在西德,6月17日自此成了国庆节。这一天的国际意义并不深远。而对东欧国家如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以及其他后来也发生人民起义的国家,柏林工人起义像是预示了不祥的前景。苏联以此显示,他们不仅时刻作好了保卫统治地域的准备,他们同时也具备这样的能力,必要时,动用坦克。
格罗瑙在19日又恢复原来的生活去上学。但在整个食品出售的学徒期间,他都不许直接同顾客见面,而只能在仓库里工作,这是上面的命令。1957年,也就是建柏林墙的4年前,格罗瑙的父母带着他们的两个儿子逃到西柏林。
作者:Sarah Judith Hofmann, 编译:李鱼
责编:张筠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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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德“六·一七”事件始末


〔德〕冈特·霍尔茨魏西希

编者按:冈特·霍尔茨魏西希哲学博土是波恩 德意志研究所政治和近代史学科的负责人。本文是 摘译自他所写的《红星下的起义》一书。霍尔茨魏 西希通过介绍东德“六·一七”事件前后的经过, 试图阐明“这场风暴是从莫斯科、德国统一社会党 的统治阶层内部刮起来的”。我们刊登这篇文章主要 是把它作为资料介绍给读者,供读者在研究这次 “事件”时参考。文章的标题是译者加的。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七日东柏林和东德所有工业 中心的工人纷纷起来反对他们的政府。起初,他们 虽然只是对提高生产定额表示不满,但这种行动却 突然与要求民主、人身自由和在整个德国实行自由 选举联系起来了。
事件的历史背景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七日,东德人民之所以起来 反对政府,首先是因为东德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 机。造成这一后果的原因主要是:向苏联偿还大笔 赔款、重工业生产率低、大量的军费开支和农业 歉收。
由于逃亡者日益增多。特别是许多专业人员和 被剥夺了产权的农场主不断流向国外,人民的食品 和消费品供应几乎得不到可靠的保障。德国统一社 会党不顾工人的激烈反对,采用了所谓的企业集体 合同办法,这种措施实际上是在不增加工资的情况 下要求各企业完成高度紧张的经济计划。
东德部长会议根据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 的指示要求到元月三十日,即到德国统一社会党总 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的六十诞辰日,将劳动定额 提高百分之十。然而,这项指标实际上只有通过明 显地减少工资和增加工作量才能得以实现。因此, 当部长会议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宣布这一决定 时,工人们的不满情绪已经达到了顶点。
由于上述情况的出现,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 [德)冈特·霍尔茨魏西希 治局一九五三年六月九日不得不承认:“德国统一社 会党和东德政府过去曾犯了一系列错误,这在一些 规定和条例中都有所反映,例如:重新调整食品定 量供应的规定,接管荒芜了的农业企业的条令,实 行特别征购措施,以及严厉的提高税收的办法等 等;同时,也忽视了个体农民、个体商人、手工业 者和知识分子等这样一些平民阶层的利益,另外, 在实施上述规定和条例的过程中,一些地区、县和 地方政府也曾犯过一些严重的错误,以致于使许多 人逃离共和国。”
德国统一社会党机关报《新德意志报》主编鲁 道夫·赫恩施塔特当时也曾认为,他的报刊应当鼓 励人们对这一决议进一步提出批评。六月十四日, 他允许一篇题为《已经到了把木锤放置一边的时 候》的文章公开发表。文章无情地描述了人们在五 月二十八日举行的东柏林国营住房建筑企业会议上 所表示的极为不满的情绪。很明显,人们在集会期 间发泄的不满情绪与前一天关于斯大林大街的木工 组由于劳动定额部门存在意见分歧而没有接受工作 的消息报道有关。《新德意志报》把这些事件的责任 首先归咎于二位处在所谓较高地位的东柏林党的领 导干部的“独断专行和骄傲自大”,他们不是去研究 工人们提出的改革建议,而是采用长期解雇的办法 来威吓工人。
其次,乌布利希在策略上突然转变。一九五三 年三月五日斯大林逝世后人们看出:在苏联已经出 现了有限度的自由化迹象,斯大林的后继人赫鲁晓 夫、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在贝利亚的支持下开始克 服斯大林主义的弊端和改善苏联人民和其他东方集 团国家人民的生活条件。
当时,苏联的外交政策似乎也处在激剧的变化 之中。英国首相邱吉尔五月十一日在下议院的讲话 触犯了莫斯科的利益,提出要为解决德国问题举行 会谈。
六月初,V.谢苗诺夫作为新任命的苏联驻东 柏林的全权代表上任。在他的推动和苏联领导的吩咐下,德国统一社会党不久就作出了“六·九”决 议,乌布利希的地位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损害。同 时,贝利亚已经与东德国家安全部长威廉.察塞尔 建立了联系,以便撤掉乌布利希的职务和驱逐他的 最亲密的追随者。早在这之前,德国统一社会党中 央政治局内就已经出现了公开的反对派和权力斗 争。乌布利希的一个反对派、老共产党员、德国统 一社会党,主管干部工作的弗朗茨.达勒姆成了第 一个牺牲品。
总之,这些预兆引起了风暴。但是,这股风是 从莫斯科、德国统一社会党内部的统治阶层里吹来 的,它绝不是来自西方。
事件发生的经过
尽管奥托·格罗提渥领导下的东德部长会议六 月十一日表面上同意中央政治局的“新方针”,但工 会机关报《论坛报》六月十六日的一篇文章再次激 起了工人的义愤。该报对所有对定额问题产生“误 解”的人提出了警告,并强调指出:“有关提高定额 的决议是完全正确的”。
当人们看到这篇文章以后,东柏林斯大林大街 第四十区的八十名建筑工人首先自发地举行罢工, 并决定到“部长会议大厦”举行示威游行。他们要 求乌布利希和格罗提渥亲自收回提高定额的决议。 然而乌布利希和格罗提渥根本没有露面,仅派了工 业部长赛尔布曼和当时的国民议会委员哈韦曼教 授出面,而这二个人只是听听示威群众的呼声 而已。
当时,部长会议主席格罗提渥与其他政治局委 员正在威廉·皮克大街德国统一社会党办公大楼举 行政治局会议,他在群众的要求下只好走了出来, 但他面对群众一言不发,出面交涉的又是赛尔布 曼。赛尔布曼起初想叫工人派代表进部内进行谈 判,但工人们既不肯派代表,又不愿与赛尔布曼对 话,也不让赛尔布曼讲话。游行群众高呼:“要么格 罗提渥出面,要么机器明天停转”。接着,游行队伍 向城市中心开去。所到之处,都有人加入这一行 列。示威游行群众与过路行人齐声高呼:参加吧! 不要害怕!我们对这事情厌倦了I明天举行总 罢工!
这时,这场小规模的游行示威队伍不再只是要 求官方收回提高定额的决议,而是反对日常生活的 恶劣境况,并要求党和政府对此负完全责任;同 时,群众要求重新统一祖国和在整个德国实行自由 选举的呼声也越来越大。例如,施特劳斯贝格的建 筑工人罢工委员会匆忙赶制出来的传单就是发出了 这一呼吁。另外,它和东柏林的建筑工人还决 定,联合举行罢工。当时,他们提出了十二条 要求:
一、充分保证罢工发言人的人身安全。
二、实行言论和新闻自由。
三、取消提高的劳动定额。
四、采用适应东德价格的工资标准,降低整个食品和消费品的价格。
五、在整个德国实行自由选举。
六、取消占领区边界。
七、撤走所有的占领部队。
八、取消警察部队。
九、立刻重新实行工人上下班的车票减价百分之七十五的规定。
十、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和被判处三年以上徒刑的人。
十一、遣返所有的战俘。
十二、取消对人民的监视。
鉴于工人越来越强烈的政治要求,德国统一社 会党中央政治局在六月十六日下午决定,废除提高 劳动定额的决议,并承认它是错误的;同时,它向 工人发出号召:“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揭发怀有 敌意的煽动者,即那些企图促使工人阶级队伍意见 分歧和思想混乱的人。”
由于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自相矛盾的言 行,党的领导在工人中已完全失去了信任。因此, 工人们宣布在随后的一天,即在六月十七日,举行 总罢工。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七日早晨,数千人在东柏林 汇成了新的游行队伍。不久,游行队伍与人民警察 发生了冲突。中午,苏联坦克进行了干涉,在宣布 紧急状态之后,苏联坦克和人民警察进行了血腥 镇压。
在东德,当时至少有二百七十个地方发生了类 似在东柏林所发生的事件。群众的怒火主要是指向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和警察局。所以,大部 分警察局都被烈火烧毁了;容纳二千至三千名犯人 的监狱和牢房受到了冲击,政治犯大部分被释放了。
伤亡情况
据东德公安部统计,在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七日 事件中,共有四名人民警察和二名似乎没有参加游 行的居民以及十九名示威游行者身亡,一百九十一 名公安人员和六十一名未参加游行的居民以及一百 二十六名示威游行者受伤。
但据西方估计,这次伤亡的人数远远超过上述 的数字。目击者报道说:人们从这场斗争中可以看 出,不仅双方死亡的人数很多,而且有无数对罢工 表示同情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干部、人民警察和苏 联士兵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据由“和平和自由人民联盟”发行的《六月十 七日——自由的信号》小册子披露,安全部长察塞 尔在给苏联秘密警察的所谓报告中承认,在整个事 件中有二百六十七人被杀害,在戒严令宣布后的几 天里有三十一人被杀害,此外还有八十九名示威游 行者按戒严法被枪决。尽管在起义后的最初几天里 有数千人被捕,但这些人绝大多数没有被判刑,只是 经过长期的审讯先后被释放,当然也只好宣布他们 无罪。
全东德有二百十四个县,苏联占领军在其中的 一百六十七个县内宣布实行戒严,这表明,这次事 件所涉及的范围有多么大。东德部长会议主席格罗 提渥本人也不得不承认,有三十万工人参加了罢 工。据西方可靠的消息报道:判处死刑和被枪杀的 有二十名德国人(其中三名是不知名的人民警察)、 十八名苏联士兵和军官(由苏联军事法院判决)。被 判处徒刑的人共有一千三百八十三人(其中四名被 判处无期徒刑)。
后果
在这次被镇压下去的事件中,真正的获胜者是 一九五三年春就似乎要垮台的瓦尔特.乌布利希, 其次是他的后继人埃里希.昂纳克。昂纳克当时虽 然还有些犹豫不决,但他还是及时地加入了乌布利 希的党派。昂纳克当时是东德青年团(自由德国青 年联盟)的第一书记。
早在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七日之前就出现了这种 传说;考虑到改变德国的政策,新的苏联领导人 (斯大林的后继人)想更换以乌布利希为首的斯大林 主义的德国统一社会党最高领导人。显然,在六月 十七日那一天,政治局还讨论过这一问题,当时的 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副书记李普曼和当时的自由德国 青年联盟的另一位领导人波尔科夫斯基都指出过这 种传说。
在青年团中央理事会大楼讨论关于动员力量, 反对示威游行的问题时,波尔科夫斯基亲眼看到了 昂纳克的表演。他说道:“在昂纳克副手海因茨·李 普曼的房间里,我成了这种沮丧场面的见证人。德 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打来电话说,‘乌布利希办 公室要求我们,如果局势越来越受到威胁时,领导 同志的家庭可撤迁到苏联去,。李普曼拒绝这种做 法,他说,‘在危急的关头,一个同志的责任就是呆 在这里’。昂纳克与他的夫人玛戈特一道走进房间, 正好听到讲话的后一部分,他气愤地教训了他的副 手:‘你要违反党的纪律吗?乌布利希是对的,苏联 朋友提供的保护措施符合他们的经验,如果我们都 牺牲在反革命的屠刀下,谁来建设共产主义呢?’当 昂纳克发现许多干部都在李普曼的收音机旁收听敌 台(RIAs)的消息时,他不由得咆哮起来;‘这是难 以置信的挑衅!你们听它的报道,当心上阶级敌人 的当’。玛戈特大笑地说道:‘但是,埃里希,如果我 们的电台只播放保罗一林克的曲调,那我们怎样才 能获得消息呢?”
苏联好像是被迫承认了乌布利希的强硬的内政 方针。不久,苏联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被免除职 务,并于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被杀害。他的 东德的伙伴和联洛人威廉.察塞尔同样像《新德意 志报》主编鲁道夫·赫恩施塔特一样被免除了职 务,司法部长马克斯。费希纳也被逮捕。
(高德平摘译)

韦唐仕:“六四”会像德国“六一七”起义得到重新评价



图片:德国著名汉学、民国史专家韦唐仕博士(资料图片/天溢摄)

今年六月十七号东柏林工人起义对共产党的五十九周年纪念日。有德国法学专家认为,以后中国人会像德国人纪念六一七那样纪念六四,没有改革能力的政党,必然会沉沦出局。

今年六月十七日是五年发生在东柏林工人起义五十九周年纪念日。这次工人起义是因为涨价和民众生活恶化,是二次战后共产党阵营发生的第一次民众公开反抗。

在这次事件爆发后,五十九年来,从当时西德到今天统一后的德国,每年六月十七日议会和社会各界都会举行各种隆重的纪念活动。

在今年“六一七”五十九周年纪念日前,记者采访了德国法学家,中国近代史专家韦唐仕博士。

关于纪念“六一七”对中国人有哪些意义,韦唐仕博士对记者说:“我认为,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七日的工人起义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遥远的历史了,但是中国人一定会想起一九八九年的六四,这中间当然有着密切的关系。“六一七”反对共产党的起义肯定对于天安门母亲等中国民众有着特殊的意义,它肯定会让人们想到,对于八九“六四”,一定会和“六一七”起义一样会得到重新评价。而对此我也是坚信不疑的。”

关于八九“六四”天安门事件和“六一七”工人起义,韦唐仕博士说,尽管共产党在东欧攫取政权和中国不一样,是苏联带来的,但是从五三年东柏林民众反对共产党的起义开始,五六年匈牙利,六八年捷克,后来的波兰的团结工会等经过三十年不断的斗争到八九年才推翻共产党专制。

在这种意义下,中国八九年发生的事情和所有东欧曾经发生的事情是在同样的一条线上的,是同样性质的。

东柏林工人起义是因为民众生活恶化,不满而爆发的。

对于中国的今天,韦唐仕博士说,尽管中国的经济取得了一些发展,中产阶级财富有所增加,西方对中国的经济也有所依赖,但是中国社会的不满也在加剧,例如九一年到一零、一一年年全国从大约每年一万起骚乱事件增加到超过了十万件动乱事件。

长期以来,这个政党错过了很多机会,当然从根本上这个党从二一年成立那一天开始就宣告了自己的死亡。但是他还是没有死亡。

中国的民众当然从这个党及其东欧那些共产党做过的事情中得到教训,看到未来。现在尽管中国共产党在世界上表现出傲慢,但是另一方面广大民众对于未来确实恐惧的,如果这个制度稳定,就不会有这种恐惧害怕。中国政府今天还是像五三年东德共产党政府一样,使用暴力而不知道羞耻。为此这个政权一旦开始崩溃,这对共产党来说将是残酷的、灾难性的。

韦唐仕博士最后说,五三年后东德发展的历史说明,谁没有变革自己的能力,谁就一定沉沦出局。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道。

自由中國: 菩提树下碧血斑斑:纪念柏林617 流血反抗五十周年

自由中國: 菩提树下碧血斑斑:纪念柏林617 流血反抗五十周年: 2003年6月15日    作者:彭小明 菩提树下     到德国旅游的人们可能都注意到,横贯柏林市中心的一条大街,街名非常飘逸清雅,叫做菩提树下Unter den Linden. 它是穿过勃兰登堡大门,连接东西柏林之间的中心干道。德国分裂时期,柏林墙将它拦腰截断。...


菩提树下
    到德国旅游的人们可能都注意到,横贯柏林市中心的一条大街,街名非常飘逸清雅,叫做菩提树下Unter den Linden. 它是穿过勃兰登堡大门,连接东西柏林之间的中心干道。德国分裂时期,柏林墙将它拦腰截断。1953年八月,西德政府决定将该大街西柏林的一半改名为1953年六月十七日大街。一片飘飘欲仙的景象换成了一个充满恐怖和怨恨的忌日。这一天发生的就是德国的“天安门六四屠杀”,为纪念其中的死难人民,联邦德国一直以这一天为德国统一日,直到1991年德国正式统一,才改定现在的十月三日为国庆节(统一日)。优雅的街道也恢复了原名。

民怨沸腾
    原来西方历史界直到八十年代还认为,六一七仅是一场东柏林的工人反抗运动。后来在东西德统一,社会主义统一党(共产党)档案公开以后才发现,这是一场影响深刻广泛的人民运动。在东德四百多个地方,六百多家企业,五十多万民众参与了这次抗争运动。苏联占领军不得不对两百十七个城镇和县级地方中的一百六十七个宣布紧急状态。依靠东德武装驻营的人民警察部队的帮助,苏军血腥扑灭了这场民主运动。工人和市民使用的只有言语和石块,而苏联红军却动用了坦克和机枪。
    这场流血冲突,东德社统党的结论跟中国官方对六四的结论堪称是难兄难弟,被描写为“帝国主义国家长期策动、由一小撮政治经济破坏分子引发的法西斯政变尝试”。但是即使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东德末代统治者昂奈克总书记授意党中央马列研究所编写的《社统党历史纲要》也对他的前任提出了批评:在一九五三年六一七前夕,党和政府关于加速国民经济增长的决议导致了人民生活条件的恶化,事实证明这项决议是错误的;特别是官僚主义地将生产指标至少提高百分之十的措施,引发了群众的误解和不满。
    1949年东德建国以后,东德强力推行苏维埃化。1952年第二届党代会宣布《社会主义建设基本纲领》。农民和手工业者必须加入生产合作社,为限制中产阶层,官方启用经济刑事法规,严厉征税。教会,尤其是福音新教青年会的青年人遭到严厉排挤。党把扩大重工业优先放在满足人民消费需求的前面。食品供应严重困难,工业生产下降,居民的反应是怨声载道和逃亡西德。1952年底和1953年初,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已经积重难返。1952年上半年逃亡西德的人数只有七万两千人,1953年上半年猛增到二十二万五千人。1953年三月五日,原来对东德一言九鼎的太上领导人斯大林驾崩。莫斯科出现了新的集体领导,新的内政外交方针改变了极端强硬的作风。可是以乌布利希为首的东德党中央没有理会所谓东德也将改变方针的说法,反而对已经负担过重的大工业企业工人提出更高要求,人民的生活需求被粗暴地置之不理。1953年五月党以立法方式提高生产指标至少10,3%,而工资竟不予提高。即使有的地方生产指标确有提高的余地,可是职工的收入实在太低了。人们甚至买不起国营食品供应点HO提供的定量黄油和面包。
    这时期莫斯科的新领导人也在调整方针,他们提醒德国的同志,强人已去,不必萧规曹随,宜当改弦易辙。新任驻德国高级特派员谢苗诺夫更加明确地告诫乌布利希,社统党把弦绷得太紧了,必须承认错误以推行“新方针”。在苏联的压力下,1953年六月九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两天后发表公报,向农民、市民和知识分子承认,个体农民、个体商户,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的利益被忽略了,应当允许逃亡的农民返回家园,因基督教信仰被赶出大中学校的青年学生应该恢复权利。但是政治局公报仍对五月底关于生产指标提高的决议始终不置一词一字,而这恰恰是工人阶级早已怨声载道的要害关键。

自作孽不可活
    六月十六日早晨,自由德国工会机关报《论坛报》发表了一名工会干部的文章,竟再次不容否定地确认,党中央仍然坚持至少提高百分之十的生产指标。正是这份工会的机关报以粗暴的措辞令工会失去了它的群众基础,并使早已沸腾的民怨冲决了最后的堤防。柏林市法兰克福林荫道的建筑工人首先放下工作,汇成游行队伍向市内进发,先奔工会中心大厦,然后径往中央政府大厦。一路行进之中,队伍渐渐扩大到数万人。示威者的要求从工资福利开始,逐步增添到要求改组政府,自由选举和德国重新统一。党中央在十六日下午匆忙撤回关于生产指标的决议也已无法改变这时的情势了。
    东德的工会机关报竟然成为爆发事件的导火索,实为历史的强烈讽刺。党中央恨不得把一切权力都把握在手里。可是社会偏偏需要许多舆论和中介,工会本来是民间社团,原可以成为舒缓社会矛盾的阀门;一旦工会成为官府仆从,结果竟反做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蠢奴。社会主义国家继承了现代国家的绝大多数社会机构,议会、政府、公检法,工青妇,然后全部掌握党的手里,自以为得心应手,实际上全都半死不活。一遇风吹草动,

栽赃者才是说谎者
    东德和苏联都尽量想把六一七说成是西方策动的反革命政变。可是事实总是胜于雄辩。西柏林的政治家是从报刊和电台的消息中了解到东部发生的事件的。当时与东部的电话联系早在一年多以前就中断了。在西柏林谁都没有预料到会有这样强烈的火山爆发。而且当时所有重要的西柏林政坛精英都不在市内。例如,西柏林市长罗伊特已前往维也纳参加那边的国际城市节活动,他极想紧急飞返柏林,但美方服务机构实在来不及为他安排飞机。其他如值班副市长施莱勃,柏林市社会民主党主席诺伊曼,副主席布劳恩也都因故出访。其他政坛活跃人物,如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国务部长凯瑟正在波恩制定国家预算,只能在十七日夜间才能飞回柏林。
    当时没有柏林墙,民间还是可以来往。美占区电台RIAS是在下午和晚间才广播罢工工人的重大要求并发表评论的。
    这些要求是:
   - 废止官僚主义提高的生产指标,按原有指标偿清工资
   - 立即降低食品价格
   - 自由匿名选举
   - 不得惩处罢工工人及其代表
    那些“东德全面总罢工”的口号,根据波恩美国高级专员公署的指令电台根本不准提及。因为当时美英法三国占领军当局十分担心,苏联会不会一怒之下挥军占领西柏林的地盘。根据美占区电台主编巴尔先生的介绍,当时美国驻德高级特派员科南曾向跃跃欲试积极介入事变的电台主管发出警告性的质问说:你们是不是想要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东柏林的示威者毕竟喊出了这些口号。抗议行动在次日上午以花束山广场的群众大会的方式继续进行。美占区电台在夜间和十七日早晨播送了西柏林工会主席沙诺夫斯基对工人阶级发出的呼吁书:《苏占区内遍地都是花束山广场》。他指出:“参与越是广泛,运动就会越是声势浩大而又井然有序地为你们带来良性结果而发展。”然而,联邦全德事务部长雅可布凯萨提出的要求则恰恰相反:“谨慎自抑”。他向每一个东柏林人,每一个苏占区居民发出警告,“千万不要因食品匮乏,或因挑拨煽动情不自禁地陷入轻率鲁莽的行为中去。......你们生存状况的根本性改变只能通过德国的重新统一来实现。”
    毕竟柏林美占区电台,东北德电台和南德各州电台都播送了东德发生的戏剧性事变的消息,本来东德除柏林以外,十四个区的居民通过来往接触和电话联络也可以了解到十六日发生的事变。但是不可能象这样通过西部的电台,主要是在东德民众中深受信赖的美占区电台了解得如此全面、迅速和透彻;在共产党领导人的概念中,美占区电台是一座危险的“敌台”;可是这座电台在报道这些消息的时候,堪称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它确实报道了已经蔓延的燎原之火,却也知所节制,并未火上浇油。

纲领明确
    东德许多大城市和工业区聚居点的职工都在十七日早晨加入了罢工行列。示威者撕毁墙上的社统党标语口号,占领党委办公室和市政厅,甚至打开了监狱的牢门。
    罢工工人的福利性和政治性目标在比特费尔德地区由一个跨企业的罢工领导组织概括成为九条:第一,非经民主选举而成立的政府下台;第二,建立一个由进步劳动人民组成的临时新政府;第三,像西部一样,允许所有民主政党合法;第四,在四个月之内,举行自由、保密的直接选举;第五,释放一切政治犯;第六,开放所有(对其他)占领区的边界;第七,社会福利生活供应立即正常化;第八,解散军队,第九,不得镇压罢工工人。这个九条反映了德国劳动人民的政治素养和民主理念,与当局的宣传相反,九条的诉求不仅与法西斯毫不相干,反而带有鲜明的民主社会主义色彩,而且九条坦率言事,没有故意以“爱国”的口号作掩护,更没有在“拥护党领导”的旗幡下哀求和跪求改革的气味。

血溅柏林街头
    对于国际的公众来说,十七日早晨的印象是深刻的。在倾盆大雨中,东德衡尼格斯多夫钢铁公司的工人队伍穿过法占区向东柏林市中心艰难奋进。他们大约在中午时分方才到达,其时苏军已经调来部队和坦克对付工人了。东德警察,还有与军队几乎相同规格的“人民警察”驻营部队,既没有能力,也不愿意来镇压这场起义。跟三十六年以后的邓小平的想法完全一样,苏联领导人面对前任独裁者的暴政,的确想到要实行改革,可是面对人民的民主运动将要威胁他们的权力的时候,他们又选择了无情的暴力。为了搭救乌布利希独裁政权,苏军在中午一点宣布紧急状态,直到七月十一日午夜才取消。在其他许多地方也是靠宣布军管才强令抗议活动停止下来。大量企业的罢工仍然持续,陆续延续到七月中旬。百分之七十七的地方县市实行了军管。
   镇压中究竟有多少死伤,至今仍然莫衷一是。苏军人员实际上也尝试着避免如三年之后发生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大规模喋血扫荡,但是还是出现了枪杀抗议者的血腥场面。一份由苏联高级特派员在十月份发往莫斯科的报告中提供的十七日和之后逮捕的罢工者和示威者人数为七千六百六十三人,东德法院对其中的一千两百四十人判刑,根据苏联的报告,被判刑者中一千零九十人是工人,二十三人来自西柏林,还有一点,绝非无关宏旨,就是其中有一百三十八人是有历史问题的人,他们至二次大战结束时,都是纳粹党分子。
   为了给这次事变涂抹“法西斯政变”的色彩,社统党的宣传部门对于一名被指称为纳粹时期拉文思布吕克集中营前冲锋队指挥官的女犯额娜多伦予以极力的渲染。其实,此犯在1953年五月就已经被判十五年徒刑。碰巧在六月十七日的动乱中,她与其他囚犯曾从一座看守所的大厅中被短暂地释放。数天之后,她立刻被当作这次“政变”中臆想的策动人处以死刑。五十多万人加入的运动,百把个纳粹喽罗算是什么东西。纽伦堡国际大审判中,纳粹主犯皆已惩处;六一七完全与法西斯风马牛不相及。各国共产党人把争取民主的运动故意与政治僵尸相提并论,就是意在把水搅浑,遮掩自己反民主的专制面目而已。根据九十年代后的史学界估算,被捕人数在一万三千到一万五千左右,工人市民死亡六十到八十人,官方死亡十到十五人。苏联军事法庭处决十八人,东德法庭处决两人,判刑一千八百人,苏联军事法庭判刑五百到七百五十人,苏军士兵可能没有人死亡。但是根据明镜周刊介绍,近年传闻东德马格德堡有一处乱坟,是当年拒绝向人民开枪的多名苏联军人被处决后的坟冢。
    与斯大林的严刑峻法相比,“新方针”概念的司法实践毕竟已相对谨慎了。但是跟法治相比还有天壤之别。当时的东德司法部长费希纳的遭遇是耐人寻味的。此公原是社会民主党人,东德建国后,共产党跟东部的社会民主党“合并”,改名为社会主义统一党。他是自愿并入社统党的社会民主党干部之一。此时此刻他坚持东德宪法条文所保障的罢工权利,结果不仅被解除党和国家的一切职务,而且在一九五五年被判处长期徒刑,死于一九五八年。新任司法部长是本雅明,由于他的疯狂追捕,又有数万东德人逃亡到西德。

残喘三十六年
    经过事变,社统党领导人学得乖巧起来。他们并不取消“新方针”。政治局委员都以自我批评的姿态去参加各大企业的职工大会。党的宣传鼓动员都纷纷向群众悔罪。相反,凡是要求党的高层更换人选、改变方针的人,却立刻就失去了官位和影响力,例如新德意志报(党中央机关报)主编赫恩施达特和国家安全部长蔡瑟。苏联在五月份曾经考虑将斯大林分子乌布利希撤换下来,另择亲信取而代之。可是在六月事件中苏联方面看到乌布利希及其党羽在保持东德形势稳定方面作用尚可,于是就让乌布利希继续担任总书记,七年后,国务委员会主席皮克去世,他便同时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直至1973年病故。
    毕竟乌布利希和他的党也接受了六一七的教训。从那以后,东德的工资和价格结构不容任何风吹草动,以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水平。在对待工人的问题上也相当小心谨慎了。与此同时,专门的镇压机关,秘密警察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被建立和扩建起来,以便能把任何新的动乱在萌芽阶段及时发现和镇压下去。这样社统党的统治终于又维持了三十六年(53-89)。这三十六年的东德居然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中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但仍远远低于西德),也成了迄今所了解的“参与告密和互相监视的人民”最多的国家。尽管如此,仍不断有企图越墙逃亡的青年在菩提树下大街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这种统治也仅仅维持了三十六年,1989年十一月,柏林墙还是倒塌了。

历史的小结
    世界共产党执政史告诉我们,从十月革命以来,发生过无数次民主抗争运动。1921年苏联克琅施塔得水兵工人起义,是共产党独裁专制下人民第一次反抗暴政的尝试,运动迅速被列宁残酷镇压下去,曾为苏维埃夺取政权立下功劳的克琅施塔得水兵和工人是最早的反抗者。德国六月十七日起义是第二次大规模反抗运动。第三次就是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与此同时还有波兰的波兹南暴动。匈牙利事件直接导致了毛泽东的阳谋即反右运动,也酝酿了所谓“打击裴多菲俱乐部”的文化大革命。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是第四次大规模的自由化运动,第五次是波兰格但斯克团结工会1980年的合法抗争运动,1989年中国的六四天安门惨案则是第六次和平请愿遭到血腥镇压,六四的暴行引发了全世界的声讨,结果导致苏联占领军没敢使用武装力量镇压柏林人民的反抗,柏林墙终于倒塌,苏联东欧发生了连锁反应,苏联集团崩溃。残存的共产党国家政权是中国朝鲜越南和古巴。中国继续逮捕和关押争取民主和人权的人士,2003年越南和古巴又审判大批民主人权反抗斗士,朝鲜的信息更遭严密封锁,劳改营遍布各州,人民因饥荒大量逃亡,逃亡失败被遣返的百姓命运更加悲惨。我们看到,各国反抗的规模越来越大,相隔的岁月也越来越短暂了。



2013年6月18日 星期二

廖亦武:街头勇士李红旗


采访缘起

    
    2005年12月19号下午,我在北京东直门外的红场西餐厅,遇见了黑衣黑裤的李红旗。我递上一张纸条,我说有个朋友介绍我们认识。
    
    “哦”,他点燃一支烟,说“是啊是啊,心里憋闷,想找个人聊聊。”
    
    我们点了两杯劣质咖啡,李红旗咂一口,就彻底放下了。“比中药还难喝”,他嘀咕道。我掏出录音机,说:“可以开始了”。李红旗说:“别、别,脑子还如一团乱麻呢。”我说:“那就等一会儿。”李红旗又说:“别、别,你先讲。”我说:“讲啥?”“讲你的经历呀。”于是我只好三言两语,勾勒自己的六四经历。
    
    耽误了不少时间,西餐厅内渐渐嘈杂。我们挪到外面,北风顿时呼啦啦。缩脖子的同时,李红旗声称自己一点儿不冷,因为体内热血沸腾的缘故。
    
    由于录音机故障,12月21号中午,我和武文建再次拜会了李红旗。他刚刚下班,要钻入大白天也伸手不见五指的睡房换下保安服装。我们尾随他,武文建还斜着膀子开玩笑:“哟,小脸儿这么白,养得不错啊。”李红旗哼哼两声:“养个屁,长期值夜班,熬成这样的。”
    
    睡房内有两张两层的铁架床。“刚好两人一班”,李红旗说,“睡里面的那家伙,与我同岁,河南新乡人,也是1968年生,可六四期间,却是戒严部队的装甲兵。”
    
    武文建说:“是吗?他杀过人没?”
    
    李红旗说:“没。他被群众一煽动,就反戈一击,扔下军车跑掉。所以这么背,跟我这样的暴徒一道混饭吃。”
    
    再次坐定。我们要了二锅头,而不是劣质咖啡。“吃菜吃菜”,武文建咋呼着,时光顿时倒流。善解人意的阳光也透过高楼缝隙,一串串抵达玻璃窗。我再次掏出录音机,翻来覆去检查,然后放在桌面。李红旗清清嗓子,“平生第二次接受采访”,他说;我的脸顿时红成猪肝。
    
正 文

    
    老威:我前一段采访过你,但录音机出了问题,真不好意思。
    
    李红旗:没事儿,都一条道上的。况且武文建也来了,咱高兴呢。
    
    老威:那就从头说起?
    
    李红旗:我是长途公交车售票员,自展览路到门头沟,平常跑一趟,至少耗两三小时。6月3号我上末班车,开始还不知发生了什么,稍后听上上下下的乘客都在聊哪儿起火、哪儿开枪、哪儿被砸啦,还觉得纳闷。可不一会儿,就见着上百辆军车亮着灯,轰隆轰隆过来,满载荷枪实弹的兵。我们车被堵路边,让军车先过,耽搁很久。大伙儿全在骂,可没谁骂出声,这些红了眼的杂碎,真敢朝人堆儿打呀。
    
    老威:整个国家疯掉了。
    
    李红旗:估计北京城的老少爷们儿,都头一遭撞上。所以夜里11点多我收班回公交宿舍,见好多同事聚一块儿,慷慨激昂,说“当年打日本鬼子,共产党也没出动这么多兵马”。
    
    老威:那时候的共产党还是游击队呢。
    
    李红旗:公司打来电话,让郊区呆着的职工暂时不要回城,说市区开枪了,血流成河,万一再出什么事,公司负不起责任。可我们想回家呀,也担心家里有三长两短呀。公司领导迫于无奈,就专门派一辆车来接大伙儿。开始还没啥,越往城头走,气氛越紧张,在苹果园附近,马路两边全是烧毁的装甲车;到西太平庄,满地都是砖头和血迹,更多的坦克和装甲车被烧掉,稀稀拉拉沿途晾着。我们的车东绕西绕,像在战场上躲猫猫,好不容易抵拢我家路口,刚下车,有三个同事又硬拽我去天安门看热闹。我说不行,我怕我弟弟出事儿。同事说,你弟弟肯定不在家,这节骨眼谁能呆家里呀。
    
    老威:你们三个都是公交车售票员?
    
    李红旗:对,年龄也差不多。我们三个骑着自行车,奔到一街口,就看见一帮大学生,打着旗子,边喊口号边哭诉说,当兵的不断开枪,杀红眼啦。此情此景,真是群情激奋,我也受了感染。接着骑车到西四十条,远远望见围了好些人。我们三个从侧面上天桥,挤近一看,原来有三个军人躺在地上,人事不醒,血淋淋的,也不知道是死了还是昏迷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横尸街头。
    
    再接着往前,躺倒的人和燃烧的车越来越密。等我们到了木樨地,突然一声巨响,原来一当兵的,钻出装甲车,朝人堆里扔手榴弹呢。其实是一颗烟幕弹,爆炸之后就嗤嗤冒毒烟。大伙儿气坏了,边揉眼睛,边丢砖头。说时迟,那时快,当兵的趁乱跳出车就跑,大伙儿抡起砖头追。我也夹杂其中。场面太混乱了,眨眼间我和三同事就跑散了。找不见他们,我只好漫无目的地瞎撞。不知不觉来到复兴医院门口,人潮涌进涌出,都说瞧死人去。我也跟着进去了。许多市民就掏出照相机,咔咔嚓嚓,死者身上都盖着白布,白布上面一团团血迹。有胆大的掀开了白布,佩戴着《学生证》、《工作证》、《身份证》、《复员军人证》的尸体就暴露了。枪眼在脑部、胸部、肚子或大腿根,血迹凝固了,面目全非,太恐怖了。有个学生连半边脸都炸飞了。唉!
    
    老威:有多少死尸?
    
    李红旗:仅仅在医院停车场的过道中,就有十多具吧。病房里就更多了,但我想呕吐,就没继续往里扎,而是随人流退出来,木偶一般失魂落魄。不知闲逛了多久,就看见上千市民在围攻当兵的,那些个当兵的也一脸苦相,辩解说鬼晓得怎么回事,部队被封闭集训,既不准看电视,也不准读报纸,紧急出发前才宣布,执行拉练军训云云。说实话,我也觉得当兵的可怜,糊里糊涂就跑来对付老百姓了。这时候,我看见不远处,有几个人拿大铁镐卸一辆装甲车,说是弄个零件回家做纪念。我走过去说,这么血腥的东西,还不如砸了算了。于是接过大铁镐,我就砸掉四个前光镜。接着又把顶盖边的机关枪卸掉。有个人比较好玩,背一军挎包,里面装了不少捡来的烟幕弹,他一拉弦,就丢进装甲车内,顿时就腾腾冒烟。我好奇,也要来一个,一拉弦,一慌神,浑身着火似的,急忙也扔装甲车里了——后来这都成为我的“罪状”,指控我偷机关枪,扔烟幕弹,令几人受伤,几多军用财产损失等等。
    
    老威:然后呢?
    
    李红旗:当时有很多报废的装甲车,里里外外,散落了好多大口径的机关枪子弹。大伙儿都在捡,我也从一个塑料桶里,抓两把揣裤兜,我还顺便捡了一顶钢盔,许多人都捡了崭新的钢盔,还开玩笑说,拿回家烧饭,质量肯定比普通钢精锅好。
    
    正鼓鼓囊囊地往回走呢,又见两个当兵的被老百姓包围,大伙儿义愤填膺,你一言我一语地声讨部队杀人暴行,你猜这俩孙子干吗?居然高举冲锋枪跪在地上!精不精彩?只有红色电影的国民党匪军才缴械投降呢,怎么现实版里的解放军也这样?我觉得挺别扭,就拿钢盔拍拍他们说:向老百姓投降有什么意义?有话坐下好好说。这样他俩才放宽心,扔下枪,跟大伙儿交流起来。
    
    我大约十点半骑车回家,收获不小,有钢盔、子弹、催泪弹。六四过去几天了,我一时兴起,拿出来展示,我爸爸立即说:找死啊,赶快扔垃圾桶!老人家是经历过政治运动,知道秋后算帐的厉害,而我少不更事,照常上班下班,没往心里去。我以为我这类街头乱逛者,要抓也就不过拘留几天,教育一下。
    
    老威:错误估计形势。
    
    李红旗:六四之后一星期,头一批暴徒就毙掉啦。有个王连禧,因为是傻子,才从轻判死缓。还有一毛孩子,因为吃了军车上的饼干,就判成“哄抢军用物资”,真让人心里打鼓。结果到6月13号,我被抓了。
    
    我本来不相信预感,但6月12号晚9点,我归班,黑天飘着细雨点,没人上车了,我就按照老习惯,开始把钞票捏在手里数数,突然,挺奇怪的,一张一块的钞票从我手里嗖的飞走。我在车内找了一圈没发现,只得让司机停车,我下去找。那钞票平摊在离车十米多远的街沿边,我弓腰捡起,浑身起一层鸡皮疙瘩。
    
    老威:嘿嘿,是老天爷在提醒你赶快逃跑?
    
    李红旗:我后来也信,但当时懵懵懂懂。回到宿舍准备躺下,很多同事在围观电视,里面正在通缉在逃的学生领袖。我扫了一眼,内心打鼓,却没敢多想。午夜十二点过,我睡着了,据说还鼾声大作,突然,感觉有刀子在戳我,一睁眼,哎呀,里里外外全是当兵的,有的戴大盖帽,有的戴钢盔,统统荷枪实弹。领头的军官喝问道:你是叫李红旗吗?我残梦未消地点头。喀嚓,手铐直接就来了。我说我还没穿裤子,求你们让我穿了裤子再走。他们狞笑,因为当着宿舍内的各位同事,总得显示一下革命人道主义。可出了公司门,几个警察就迫不及待,噼里啪啦,轮番扇我大嘴巴。我晕头转向,被扔警车里,十几双大头皮鞋齐刷刷踩上来。有声音骂道:你丫挺牛屄嘛,窝藏着枪和子弹,拿出来打呀!
    
    抵拢派出所,还没进屋,又碰一联防队员,戴一红袖套,相当于纳粹冲锋队员,抽了我几皮带,说“你丫还认识我猴子吗?”我点头说认识。他说:“好,咱们一会儿黑地算黑帐。”接着就是关门,接着就是我被当作足球,被许多人猛踹猛踢。我只来得及哎哟两声,肿胀的腮帮子就塞进来两块牙膏皮,还有塑料药瓶,外面再使胶带,鼓鼓囊囊地封住,血水和口水嘀嘀嗒嗒的。我的衣裤全被扒光,不,被硬扯掉了,本能的羞耻感让我遮挡、躲闪,嘴里一再求饶,却发不出声。他们折腾累了,又命令我跪起来,边踢我私处边吼:“我让你烧军车!我让你杀解放军!”我没嘴没声,没法狡辩,只得拼命压低身子,保护两腿间的命根。不料铁棍和枪托跟着上了,才几下,我就被抡昏过去,凉水泼醒来,噩梦继续。
    
    老威:然后呢?
    
    李红旗:失去知觉了。我被送复兴医院抢救,浑身没好肉,脑袋变形,像个厉鬼,瘦子被打成胖子,似乎比原先的那个李红旗膨胀两三倍。右耳膜穿孔了,耳鸣好几年,几乎聋掉。哦,他们还扯开胶带,逼我吃明晃晃的烟头,如今十九年恍眼而过,老威你看,我嘴角的疤痕还没褪去。
    
    老威:然后呢?
    
    李红旗:他们说我私藏手枪,要我缴枪;我说我真的没枪,只有两颗子弹、一颗烟幕弹。他们不信,说“你不缴枪,就见不着明天的太阳了”。也许我命不该绝,隔壁的另一小小暴徒(看样子只有十五六岁)救了我,他被揍懵了,竟然如被惊吓的鸟儿,从审讯室呼啦窜了出去。那个派出所是四合院,这皮包骨头的小孩就绕着院子兜圈儿。所有当兵的都扑出去抓他,但他像根泥鳅,一时半会儿又抓不住。有个武警排长连连怒吼,端起枪,要崩了他,被派出所长阻拦,说口供还没有呢,又说死在院子里不吉利。如此这般,最后大伙儿喘得不行,就懒得追,随他跑去。待他累迷糊,瘫软在地,再揪起来继续整。
    
    老威:你这边的注意力被分散。
    
    李红旗:下半夜,警车又乌啦啦出动,四处抓暴徒,我被铐在四合院的篮球架子下,那个难受劲儿,想死又没门儿。
    
    老威:唉。
    
    李红旗:凌晨四点多,来了个领导同志,把我们四个垮掉的暴徒,挨个儿审问。第一个,跑圈儿的小孩,他已经如断翅的鸟儿,趴着不动了,可手脚还被铐在桌子腿下。领导蹲在那儿问:“你干了什么?”小孩梦呓道:“烧车。”“哦,告诉我你是怎么烧的?”“打火机点燃一块布,往车下面一扔。”“不错啊。胆子不小啊。”领导还笑眯眯的,旁边就有腿飞起来,小孩被踢得口鼻喷血。领导没看见,领导还在关心小孩的伤势:“哎呀,瞧你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咋回事儿?摔的吗?”小孩说:“你们打的。”领导没听见:“大声些嘛,孩子,摔的吗?”小孩重复道:“你们打的。”接着被一拳击昏过去。领导叹口气,转到第二根桌子腿,以同样的问题,审第二个被铐那儿的暴徒。那家伙牛高马大,可太笨了,回答居然和前面小孩差不多,下场当然也差不多,被拳脚给击昏过去。第三个是机灵鬼,见势不妙,立马说:“我没挨打,人民解放军是仁义之师,不会那么残暴。”领导说:“是吗?那你的伤怎么回事儿?”“自个儿磕的!自个儿磕的!”“哦,磕成这样。”“对对,天太黑,伸手不见五指,我掉坑里了。”
    
    老威:匪夷所思的谎话。
    
    李红旗:可这家伙免揍了!我照着他的路子说,只挨了一嘴巴,算基本免揍。这就是过堂了。接着我们靠着四根桌子腿,迷糊一会儿。接着天亮了,联防队又过来,解开铐子,扒光衣裤,要补课。老天有眼,我的幸运之神降临了!吱呀一声,本辖区片警推门进来,阻拦说:“嗨,我认识这小子,留他一条贱命吧。”随后,又来一居委会老太太,给我们每人一块烧饼。我的嘴肿成了螃蟹,根本塞不下,只得揣着烧饼,去了海淀分局拘留所。一个号子才九平方米,却关押了近二十名暴徒,挤得像一锅烂饺子。跟着我们被送往中转站,还是天天挨揍;还好,不是朝死里揍。人真贱啊,嘴巴稍微消肿,就想吃,还想抽烟。那些警察,故意在过道扔几个烟屁股,犯人忍不住弓腰捡,他就从暗地闪出来,命令你把烟屁股交出来,还命令你把烟屁股塞嘴里,嚼烂,盯着你吞下肚。有个半大孩子,被逼着吞了一捧,足足几十个烟屁股,醉得摇摇晃晃的,想吐却吐不出来。
    
    老威:牢里伙食咋样?
    
    李红旗:两个小窝头,一碗热腾腾的涮锅水,天天不变,雷打不动。只有一次,破天荒吃羊肉。几十天不闻荤腥,大伙儿的胃里都长出了铁钩,可肉一进嘴,那个臭哦。原来是警察吃剩下的,搁了几天,苍蝇都产卵了,还舍不得扔,就拿给众犯改善伙食。
    
    老威:够缺德。
    
    李红旗:警察知道吃了要出问题,就提前给大伙儿发放大量的止泻药。肚里没油啊,再臭也狼吞虎咽啊。可那天,饭后没一会儿,大伙儿的内脏就开始翻江倒海,接着抢占厕所,不,抢占马桶。解开裤带,坐上去,唏哩哗啦。前面的还没完,后面的就急不可待,捂着肚子,哎哟哎哟直叫唤,恨不能把前面的拽下来。有好几个人,等不及,直接拉裤裆里了。那个折腾呀,整个号子弥漫着稀屎味儿。于是警察加倍发放止泻药,大伙儿更是大把大把朝嘴里填。
    
    老威:药也有毒哦。
    
    李红旗:顾不得了。好汉架不住几泡稀。况且监狱有规定,谁要拉稀,就连饿两天,省下的饭食大伙儿均分。这不更难受么?
    
    老威:拉稀还扣饭,这日子没法过了。
    
    李红旗:死不了。政府知道,越贱的老百姓,越死不了。即使你死了,又怎么样?还不是如一泡稀屎,被铲出去。那个又热又饿又拉的夏天呀,号子小,王八多,皮肤粘着皮肤,臭屁连着臭屁,一人得病,转眼间全体得病。比如疥疮,先是一人挠痒,转眼间全体挠得热火朝天,皮屑横飞。虫子也蠢蠢欲动,于是半夜三更,大伙儿都坐起来忙碌。就这样漫无止境地煎熬,终于有一天,《起诉书》下来了,一个半月之后,《判决书》也下来了。
    
    老威:哪个法院?
    
    李红旗:海淀区法院。延期宣判那天可热闹,十几个暴徒被弄进一小房间,法官大人不想浪费口舌,每人从法警手里领一张单,谁谁多少刑期,你望望就明白了。然后挨个问——上诉吗——好啊,我上——上你妈个屄!一边去。接着问下一个——那你呢,上诉吗——我不上——行啊,你可以走了。
    
    老威:这么随便?
    
    李红旗:轮到我,就不随便了。法警冷笑说:待会儿给你开小灶。虽然我浑身筛糠,极不情愿,还是被单独带到一会议室。法官和书记员都“恭候多时”,《判决书》又臭又长,我站在那儿,脑袋嗡嗡响,直到“二十年”的字眼蹦出来,脑袋才不响了,而是轰隆一下,归于沉寂。法警推了我几下,让我在文件上签字,我接过笔,走神啦,连自己名字也记不住啦。二十年,他妈的凭什么?二十年,他妈的完了。我想哭,还哭不出来。法官绕过桌子,站我跟前,鼓励说:“压力别太大,或许熬不了这么久。你还年轻,可以利用服刑时间,学点技术嘛。”我不吭声,他又递给我一根烟。靠,二十年就换一根烟。
    
    老威:什么罪名?
    
    李红旗:反革命流氓罪8年,抢劫罪10年,抢夺枪支弹药罪3年。数罪并罚,共21年,合并执行20年。
    
    老威:有什么依据?你没请律师吗?
    
    李红旗:那种杀人如麻的大形势,没律师敢替暴徒说话。没准律师也受株连。
    
    老威:对对。想当年,我的辩护律师还帮政府说话呢。
    
    李红旗:我也不敢上诉,生怕罪加一等,脑袋飞掉。回到看守所,心灰意冷。几个狱霸,为讨好政府,还逼我背《监规》,我顿时火冒三丈,就和他们开打,结果惊动警方,给我上脚镣手铐。几天后转北京第一监狱,就直接关小号反省。唉,小号跟狗洞似的,长三米宽两米,我钻进去,直接上床,但不准睡,必须时时刻刻背《监规》,直到滚瓜烂熟。夏天过去,秋天来临,我从门缝瞅外面,满世界枯枝败叶。犯人们在操场集合,齐唱“星星围绕着你,月亮陪伴着你”之类。
    
    老威:够凄凉的。
    
    李红旗:六四暴徒们在一监呆了一年多,干些杂活儿,然后集体转移,去了二监。造医疗用的乳胶手套,我负责切除毛边。大伙儿跟机器人一样,十几个小时重复一两个动作。比如检验手套是否漏气,先用嘴往里吹,再用手捏,然后装箱。一箱手套一千双,如果其中有三双漏气,就得返工,并且挨揍;而完不成定额,警察就用高压电棒捅你,用细麻绳捆你。
    
    老威:你怕吗?
    
    李红旗:我的手脚最麻利,干活儿难不倒我,但许多人的手指因此变形,留下永远的残疾。有两个狱友,动作慢,实在受不了,就磕破体温计,吞里面的水银,结果被送医院洗胃,没死成。
    
    老威:我坐牢时,私处被电棒烙过,听说你也有同等遭遇?
    
    李红旗:被电过好多回了。那种感觉,就像几万根钢针在扎。有一次,队长小黑刘足足电了我半个小时,我高一声低一声地惨嚎,跟挨宰的狼似的。小黑刘气坏了,拿电棒捅我的嘴巴,我不顾死活咬住,咔咔咔,门牙差点被拔下来。随后,我的口腔内外都起大燎泡,饿得要死,却吞不下东西。
    
    老威:我起鸡皮疙瘩了。
    
    李红旗:小黑刘还嫌不过瘾,又叫来三个犯人帮凶,将我按趴在地,再搁一把老椅子,小黑刘坐上去压阵,这样,我就夹在椅子腿当中,动弹不得。我的裤子被扒下,露出屁股蛋,小黑刘双手握电棒,直竖着,专门捅我的屁眼儿。真他妈变态啊,我的屁眼儿就那么对他的胃口吗?我不由自主地乱蹦,可除了脖子还能转,浑身每个部位,就像拧了螺丝钉一般。我的屎尿都喷出来了,小黑刘连连骂“晦气”,又让我仰面,专门电我的鸡巴。那个难受劲儿啊,如刀子猛戳,几个混蛋兴奋得很,还叽哩哇啦唱歌呢。
    
    老威:这对性功能有影响吗?
    
    李红旗:这个问题,太屈辱了,我不想说。
    
    老威:熬这么些年,不容易。
    
    李红旗:开头还充满希望,以为六四能翻案。可后来,没任何希望了。
    
    老威:唉唉。
    
    李红旗:别叹气啦。我讲个狱中笑话吧。暴徒孙承刚、李福泉、罗锅子是同案犯,他们曾合力推翻一辆军车。那罗锅子,先在旁边看,后来受群情激愤的感染,就去助一臂之力,这样就成“同案犯”了。三人入狱,必须背《监规》,可三人都摇头,说不认识字。于是犯人头儿指点着,教导他们说:这是一,就是一二三四的一,认识不?老孙和老李都回答不认识。犯人头儿说:从现在开始,你们就认识了,这叫一。接着问罗锅子:你呢?罗锅子说:我就更不认识了,我是文盲。犯人头儿气昏了,当即叫骂起来:什么狗娘养的同案犯,居然都不认识一!于是唤来十来个人,围住他们,一顿暴打,大棒子、皮管子、军用腰带,甚至搓衣板,都派上用场。三人被逼到墙角,对抗了一阵,就全趴下了。
    
    老威:嘿嘿,这算笑话呀?
    
    李红旗:也算吧。
    
    老威:看你的状态,还不错。
    
    李红旗:在歌舞厅当保安,每个月有工资,就可以啦。记得去年刚出狱,不敢过马路,怕被车撞死。现在好歹适应了,能继续在世间混了。更重要的,是我们这批人还活着。像猪狗一般活着,也叫活着;和猪狗不同的是,我们有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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