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頁

2013年7月14日 星期日

李先念密謀打倒趙紫陽


事件》特約記者 陳亦凡
 

縱觀李先念一生,有一個耐人尋味的事實:建國後他連續五屆擔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黨內為數不的在數次政治風浪中一直保持位的領導人之一;經歷了第一、二、代領導人交替與變更,是中共高層為數不多的“三朝元老”之一,也是中海的“不倒翁”。


李先念留給外界的印象是謹慎、小心,不鋒芒畢露。他說過一句話:可以說過而極之的話,不可做過而極之的事。他長期在計劃經濟年代主持經濟工作,具有計劃經濟保守思想,對改革開放,是極左式的人物。在六四事件中,支持武力鎮壓。


李共有四個子,三女一男。長女李勁是和前妻尚小平所生。1949年,李先念和林佳楣結婚,又生育了三個孩子,分別是二女兒李紫陽、兒子李平和小女兒李小林。李有一個非常出名的女婿,他就是李小林的丈夫、有軍中文學家之稱的國防大學政委劉亞洲上將。


  據說,李先念生前對自己的孩子有著明確的交代,那就是不允許經商賺錢。所以,盡管李家列入八大元老家族之列,但尚未有李家子女經商的傳聞。大女兒李紫陽是醫生出,兒子李平從軍,小女兒李小林則從事對外工作。



  三朝元老李先念。

李先念密謀打倒趙紫陽


作為極左式人物李先念極力對改革開放,因不便公開反對鄧小平,因此李先念把攻擊目標指向改革派人物趙紫陽。趙紫陽在《改革歷程》一書回憶李先念對他的反對,不僅觀點上的分歧,而且現出的是一種仇恨。


趙紫陽在《改革歷程》中指出:“李先念在掀起倒趙風當中是非常賣力、非常積極的,扮演了一個組織者的角色。他既站在前台,又是後台。”


李鵬的《六四日記》證實了趙紫陽的上述判斷。李鵬198958日日記:“我和丁關根談話,他對鄧小平的想法比較瞭解。丁關根對我說,去年(1988年)在人民會堂舉行全國工會代表大會時,李先念找鄧小平,談了趙紫陽的一些問題。小平當時已看清楚,趙是搞自由化的人,遲早非下台不可,但由於影響太大,一時又找不到合適的人選,所以下不了這個決心。”


李鵬又透露了李先念有計劃有組織地陰謀打倒趙紫陽,並尋找代替趙的合適的人選的政變計劃的決策過程。“關根同志講的這一重大人事決策過程,陳雲和先念也對我講過類似情況。陳雲和先念連續幾年冬季在上海休息,經過長期考察,他們先後向小平推薦江澤民總書記。陳雲和李先念還先後對我說過,國務院任務十分繁重,你已經開始熟悉這一工作,比較之下,由你繼續擔任總理更合適一些。”


  “連續幾年”,即至少在1989年前的198819871986年或更早,李先念就同陳雲、李鵬策劃過打倒現任總書記趙紫陽的宮廷政變,並提出江澤民繼任總書記、李鵬任總理的政變後新班底的建議,提供鄧小平最後決策。鄧小平為了維持自己的改革形象,一直支持趙紫陽的經濟改革,針對李先念的打倒趙紫陽的計劃,強調“格局不變”,直到1989517日鄧小平做出了戒嚴決定,批評了反對戒嚴、提出辭職的趙紫陽,但是沒有說格局要變,要趙下台,反而散會前講了最後一句話:“總書記還是你,趙紫陽!”李鵬透露,“到了519日鄧小平和陳雲、李先念、彭真等幾位老同志一起商量,才下了最後決心,讓趙紫陽下台,並建議江澤民任總書記。”這樣,李先念的政變計劃完全實現。(事件》第18)

2013年7月11日 星期四

盘点:酿成六四悲剧的6大罪人/润涛阎


  (一) 李先念
    华国锋逮捕四人帮之前与之商量的第一人便是李先念。是华国锋找到李先念,让他问问叶剑英是否会支持他逮捕四人帮。这才有叶剑英与华国锋私下里谈话并布置逮捕四人帮的具体措施。当然,华国锋在此之前先跟汪东兴密谈过。没有汪东兴的热情,华国锋也就不会再找李先念然后通过李先念联系上正在休假的叶剑英。李先念是个不倒翁,在官场上有不少人脉,所以,他认为他是扳倒四人帮的大功臣之一,而且他比叶剑英更早知道华国锋要粉碎四人帮。在李先念眼里,没有粉碎四人帮,就没有邓小平复出。
   
邓小平得权后,重用的是赵紫阳。而赵紫阳有一个错觉:他认为邓小平等同于毛泽东一样一言九鼎的绝对权威。而在李先念看来,那是个领导集体,邓小平要与大家商量着来才行。而赵紫阳只买邓小平的账,这就使得李先念对赵紫阳不满,总想找机会废了他。对此,赵紫阳一清二楚。赵紫阳在临死前都对李先念公开毫不客气地要干掉他而耿耿于怀,甚至他不理解李先念为何如此疯狂。对此,邓小平非常清楚,但他不能指点赵紫阳,毕竟他需要赵紫阳对他忠诚。可在赵紫阳眼里,李先念是个毫无骨头的墙头草,论能力与权威根本就不是邓小平一个级别的。赵紫阳便猜测李先念在毛泽东时代手握经济大权,是搞计划经济的元老,必然不支持赵紫阳的市场经济,才跟他过不去。以润涛阎之见,赵紫阳看错了,误判了李先念。事实上,李先念根本就无所谓什么经济政策,他是一个混子政客,只要他自己有权有利益,什么政策他都无所谓。所以,他不是因为想当什么计划经济的祖师爷而反对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导致跟赵紫阳过不去。这个墙头草政客对国家利益从不关心,否则,他当年就会站在同是计划经济追随者张春桥一边了,他就不会跟随华国锋干掉计划经济的理论家张春桥了。
    李先念想用谁来换掉赵紫阳呢?
    在中央里所谓的“第三梯队”里没有一个是李先念的嫡系,对李先念毕恭毕敬照顾有加的是远在上海的江泽民。后来得知,李先念有一个情妇二奶,他把她放在了上海。据最近报道,她还给李先念生了个孩子。李先念在武汉还有一个二奶,终生不嫁,也给李先念生了一个孩子,孩子就姓李。上海有李先念情人的事让江泽民知道了,江泽民便对此女照顾得很好。李先念常常往上海跑,江泽民就不放过这个机会巴结他。倒不是江泽民不想巴结邓小平,而是邓小平基本上不去上海,他就没机会。常去上海的还有陈云。要说李先念去上海是因为解决一个器官的话,陈云则有候鸟特性。冬天一到,陈云就到上海越冬。
    明摆着,如果赵紫阳被搞下台而让江泽民取而代之,对李先念来说那就是巨大胜利,他就成了江泽民的太上皇。
    (二) 陈云
    如果说李先念认为帮助华国锋粉碎四人帮有功,陈云则认为陈云则对干掉华国锋功劳巨大。因为第一个当众而且是在华国锋在场的情况下公然提出要华国锋下台的便是陈云。承诺要辅佐华国锋的叶剑英提出条件,如果搬倒华国锋,那就得让胡耀邦接班才行。赶上胡耀邦也是邓小平在“三项指示为纲”被整肃时的同伙,邓小平也认同了叶剑英的条件,陈云也就无可奈何了。但陈云对胡耀邦尤其是赵紫阳不满,原因很简单:胡耀邦和赵紫阳都只认邓小平,以邓小平马首是瞻。陈云的资历使得他不能接受这样的待遇。早在中共六大五中全会上陈云升为政治局委员了,1956年升为中央副主席。此时的“五组”便有他一组。排在他前边的只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四人。那时候邓小平要向他汇报工作的。文革前,五组后面又加了两个人才成了“毛刘周朱陈林邓”的排位,邓小平的排位还在林彪后面呢。
    陈云的经历使得他可以在邓小平手下憋屈着,但不可以被儿皇帝忽略。从胡耀邦到赵紫阳的倒台,都与李先念和陈云二人有关。
    如果我们正视历史,我们就不得不承认,陈云从来都没有在任何场合承认过邓小平是第二代核心,一句都没有提到过这一点。邓小平自己给自己定位为第二代领导核心,从未得到过陈云的认可。邓小平坚持这样的潜规则:我私下里尊重你陈云,但名义上不能有两个核心。你得给我面子,双方不能摊牌。陈云之所以忍受这窝囊气,就是因为他在毛泽东死前没有与毛泽东硬顶的经历,而邓小平公开拒绝毛泽东让他写文革定性文章。毛泽东死前邓小平曾经有手握党政军大权的经历,而陈云从未插手过军队。没有枪杆子,陈云靠吃老本是压不住邓小平的。
    压不住邓小平,可他压得住邓小平的儿皇帝。这就造成了“谁当邓小平的儿皇帝谁倒霉”的局面。要像尊重邓小平一样尊重陈云吧,那就被邓小平看成是吃里扒外,不忠诚;只尊重邓小平吧,那就要遭到陈云势力的打压。邓小平为了拢住这个摊子,就不得不丢车保帅。
    相比之下,远在上海的江泽民就没有这个顾虑了。凡是有机会去上海的高层领导,都是江泽民的爷。不论哪个爷来了,就对爷毕恭毕敬,反正邓小平也看不到。
    这样,在陈云眼里,江泽民就是尊重他的孝子。如果他取代赵紫阳,便是自己的儿皇帝。
    然而,不论是李先念还是陈云,都只能对赵紫阳的位子虎视眈眈,找不到机会干掉他而让上海的江泽民取而代之。这是非常麻烦的事,需要耐心等待时机。没有机会,那就想方设法创造机会。
    机会来了!
    胡耀邦死了,有的学生就跑到新华门叫唤几声。这可给李先念、陈云二人带来了机遇。他们知道有个傻大姐领养的傻子可以利用,加上赵紫阳根本就看不上这个傻总理。我们就看到了学生们刚要收工,紧接着政府就出手刺激学生的场面。要把事搞大,才能让赵紫阳无法处理,才能把赵紫阳换掉。
    事实上,李鹏并不是陈云、李先念的嫡系。他只是因为恨赵紫阳而被利用了。能利用李鹏的是王震。王震的资历与智商根本就不是陈云、李先念的对手,通过操纵王震间接操纵李鹏是非常简单的事。何况王震本人也对胡耀邦、赵紫阳地位比他还高而耿耿于怀很久了呢。
    (三) 薄一波
    薄一波本来是邓小平的嫡系,可此人极端自私,甚至恩将仇报。在六四前的八老会议上决定谁是总书记人选的时候,邓小平提出的人选是小木匠。薄一波只考虑自己,儿子薄熙来还是娃娃,没有资格趁机接班,就不举手赞同邓小平的建议。由于李先念和陈云早就商量好了,共同提江泽民,这样,江泽民有两票而小木匠只有一票,邓小平找不到八老里任何一个人跟随他,只好认输。但从此邓小平再也没召开过八老会议,再也不跟他们坐在一起了。
    薄一波明白,小木匠与他薄一波毫无瓜葛,让他当政对自己的儿子没有什么可利用的地方。如果他跟随邓小平的建议,那就是两票对两票,江泽民未必能胜出,还要看八老中其他人偏向哪方了。薄一波等人的自私和心怀鬼胎或看热闹心理,导致了江泽民胜出的结局。对江泽民来说薄一波等人便是有恩了。由于赵紫阳对薄一波并非像奴才一样毕恭毕敬,赵紫阳又要搞什么政治体制改革,加上赵紫阳在台上对薄熙来的未来没什么益处,薄一波也就赞同趁机拿下赵紫阳了。
    (四)陈希同
    陈希同不是邓小平的人,他是彭真的嫡系。当年陈希同刚大学毕业就进入了彭真的北京市委,不久就当上了副市长刘仁的秘书,便跟彭真朝夕相处了。后来彭真把他提拔到北京市市长。
    彭真手下有两个人选可以当总书记。一个是乔石,一个是陈希同。陈希同担心地位在他之上的乔石会在赵紫阳和胡启立被罢黜后当上总书记,因为陈希同左瞅右看都找不到比乔石与自己更有机会当总书记的人选,便疯狂想搏出位。他清楚,赵紫阳不论采取什么措施,是同情学生还是镇压学生,都要为这么大的学生运动负责,当替罪羊。在邓小平那里便是“丢车保帅”也不得不把赵紫阳扔出去。陈希同认为一生中的机会就这一次了,一定要抓住。这是他看到学运一开始闹起来时就立刻走到强势镇压一边的原因。可他没想到,在后来的八老开会选定接班人时,彭真没有举荐他。
    陈希同总是以为他给江泽民做了嫁衣,自己还得了骂名,便寻机在邓小平死前搬倒江泽民。他找了好几个省委书记,联名给邓小平写信告江泽民的黑状。习仲勋是反对邓小平再换掉总书记的。邓小平就跟薄一波商量此事。薄一波也认为没有能力再搞掉总书记了。眼看江泽民坐稳了,薄一波便出卖了陈希同而巴结江泽民,为了他儿子的仕途,把陈希同写给邓小平的信交给了江泽民。江泽民才把陈希同搞进监狱。陈希同说他是最冤枉的冤案,是江泽民给他栽赃。可如果你陈希同当年不给学生栽赃是“反革命暴乱”,江泽民敢给你栽赃吗?赵紫阳成了公开的“分裂党”,江泽民也不敢公开判他16年。江泽民敢栽赃收拾陈希同,就因为陈希同民心丧尽。
    (五)邓小平为何大开杀戒?
    开八老会议时的王震,平时是邓小平的狗腿子,可这次早就被陈云李先念给忽悠了,他竟然举荐李鹏当总书记。剩下的八老眼巴巴看着邓小平举荐的李瑞环敌不过有两票的江泽民。令邓小平只有杀人一途了。如果不开杀戒,在八老中说话已经没有一言九鼎之力的邓小平就只能听任人家的宰割了。被逼下台是接着就要发生的事。
    如果彭真、邓颖超、杨尚昆、薄一波这些平时对邓小平表面上毕恭毕敬的人都挺邓小平让小木匠当总书记,那邓小平就没必要动用军队大开杀戒了。因为陈云李先念联合起来也没用了,八老里大都以邓小平马首是瞻,加上总书记也是邓小平指定的,邓小平就没有被清算的担忧了。在政治绞肉机里混出来的邓小平非常清楚,政治是何等可怕,一旦失势,便遭到落井下石。何况此时民意也不在邓小平一边了。而用军队动武,便可继续牢牢掌握住枪杆子,就不担心自己遭到政治清算,也掣肘下一个不属于自己阵营的接班人。
    如果邓小平看上的李瑞环当选了,而且陈云李先念二人在邓小平面前强势心理被八老里的他人压住,陈云李先念就被边缘化,邓小平就可先宣布李木匠来京处理学潮。学生们如果给小木匠一个良性互动的机会而撤出广场,屠杀便可避免。而且,失势的陈云李先念等人也没动力继续刺激学生了。要知道,学生们的极端行为每次都是被中央的“黑手”刺激出来的。没有这样的刺激了,而是新领导人的和缓语气,尤其是小木匠在天津没有跟学生过不去的经历也会让学生们对他放心。不论邓小平举荐李瑞环是否是要让他干十年,还是过渡性人物,邓小平此做法都是在试探他在八老心中的地位。陈云李先念他们都知道,如果在与邓小平的较量中惨败(如果邓颖超薄一波王震彭真宋任穷都支持邓小平),那才是对他们最有力的打击。
    可见,邓小平此时不仅仅失去了学生市民的民心,也失去了八老的党心。他不甘心被陈云李先念等八老抛出来与赵紫阳一起遭清算,可此时给他留下唯一的路便是杀人。
    (六)赵紫阳
    赵紫阳才是邓小平最喜欢也是最信赖的政治盟友。这与邓小平一生的经历有关。邓小平只读过中学,所谓的留法勤工俭学,他就是开了个豆腐坊卖豆腐,顺便跟着周恩来搞革命运动。邓小平是实用主义者,他认同毛泽东的“绿林大学”理论。在毛泽东打右派时,他是具体的执行者。他宁肯要木匠当总书记也看不上读书人江泽民,不是因为江泽民读书太多了,而是因为江泽民的从从政经历方面看没有李瑞环灵活。赵紫阳是邓小平早就看中了的人才。
    八九学潮一开始,便是对着邓小平与赵紫阳二人的。如果学生们不是对着邓小平与赵紫阳二人,刺激学生们的“黑手”是插不进去的。
    赵紫阳一开始也在观望,他不知道邓小平是否要采取哪些措施。在赵紫阳看来,显然有如下选项供邓小平选用:
    1. 不开杀戒,丢车保帅。把赵紫阳抛出来顶缸。这里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赵紫阳要闯物价关,导致通货膨胀,市民不满。另一个是,当时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与“康华”、赵紫阳的儿子赵大军倒彩电发财。把赵紫阳扔出去,邓小平未必能得到市民与学生的原谅,但可能会得到陈云、李先念等八老的赞同。(危险:邓小平如果真的这么做了,那需要有先决条件:八老中除了陈云与李先念外都站在邓小平一边。否则,赵紫阳被邓小平扔出来后下一步就轮到邓小平本人了。)
    2. 大开杀戒,震慑住国人,包括底层的市民和顶层的八老。如果赵紫阳赞同邓小平开杀戒,那么开杀戒后,赵紫阳就是替罪羊。邓小平会找到另外的人接班,以平息人民内心的愤怒。
    3. 邓小平与赵紫阳坚守同盟。有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是走政治体制改革之路。另一条是用武力干掉中央里的对手。第一条路是走法治的路,赵紫阳认为此路可通。而邓小平认为此路不通。第二条路由于太血腥,只有邓小平跟赵紫阳提出才有可能,而赵紫阳绝对不能跟邓小平提。这条路是这样走:邓小平是军委主席,赵紫阳是军委副主席,另一军委副主席杨尚昆也是邓小平的人,何况杨尚昆在军队里并没有嫡系,只有一个弟弟,也是不敢跟邓小平作对的。邓小平与赵紫阳合作,走当年华国锋粉碎四人帮的路,把李鹏陈希同等几个刺激学生的“黑手”抓捕,他们的后台也就个个自保,毕竟他们军队里没有人。以润涛阎当时的猜测,赵紫阳在等邓小平走这一条路,直到他发现邓小平没有华国锋的气魄才彻底失望。
    邓小平为何没有走华国锋逮捕四人帮的路而把他的对手干掉?
    首先,邓小平到了九二南巡之前不久才认识到他低估了陈云、李先念等人想干掉邓小平与赵紫阳的决心。等江泽民到了中央后总是对陈云李先念俯首帖耳,他才想到当年他们如此刺激学生们与双双举荐江泽民是一个早就预谋好了的阴谋。邓小平九二南巡,是对陈云与李先念的宣战。邓小平是跟刘华清与张震商量好了后才干的。军队在邓小平手里,他才敢如此明目张胆地说出“谁不改革谁下台!”直指江泽民。从此,江泽民对刘华清恨之入骨是有可能的,虽然我不知道内情到底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从此江泽民不敢再与陈云李先念紧密联系了,导致李先念半年后去世,陈云也不怎么出来了,也死在了邓小平前边。邓小平也就有再次发威的能力而隔代指定接班人。
    如果邓小平事前知道了陈云与李先念串通提拔江泽民而私下里劝说他人在八老开会时不支持李瑞环接班,那邓小平就会让历史改写。到九二南巡前夕,他才明白过来,陈云李先念他们把邓小平玩弄了。杀人的罪恶留给了邓小平的历史记录里,而真正接班的则是他们自己的人江泽民。而且邓小平还与他的得力助手赵紫阳分道扬镳了。
    (七)学生们提供机会给陈云李先念等八老整肃邓小平与赵紫阳,道理何在?
    陈云李先念也好,薄一波彭真也罢,甚至包括其他中央高官们,都对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加入康华而发大财、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成百万富翁恨之入骨。你们以“改革派”为名,行搜刮民脂民膏之实,我们的孩子就眼巴巴地看着你们的孩子致富,成何体统??!!!搞不倒邓小平,那就先拿赵紫阳开刀!
    机会不好找,刚好碰上了胡耀邦去世。学生们对邓小平的儿子与赵紫阳的儿子发大财也是怒发冲冠。这才是学运一开始矛头直指邓小平和赵紫阳的原因。邓小平当太上皇干掉了华国锋和胡耀邦,学生们就提出要民主、反独裁;学生们知道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发了大财,就提出“反官倒”。这些口号深深刺痛了邓小平与赵紫阳。赵紫阳后来提出把他儿子交出来接受审查,这就更让邓小平毛骨悚然。赵紫阳的儿子只是倒买卖,而邓朴方的康华案水就深多了。后来人民才得知,邓朴方涉及到的康华案包括了“劳务案”“走私汽车案”“套汇案”“偷税案”等。邓小平知道邓朴方是无法经得住调查的,何况康华还在香港,共产党根本就很难控制得住。
    邓小平的儿子与赵紫阳的儿子太贪婪,不给老爹争气,才是令改革家邓小平与赵紫阳陷入内外困境的根本原因。中国人的攀比文化是根深蒂固的,凭什么我也是八老之一,我的儿子不发财,你的儿子就发大财?羡慕嫉妒恨的力量是无穷的。
    学生们走上街头,刚好给打击改革派的八老们提供了收拾赵紫阳与邓小平的契机。赵紫阳金蝉脱壳,走向了被学生们事后怀念的方向,是难能可贵的。
    最后需要提出一点小插曲:
    据李鹏出版的日记,当年把“戒严部队总指挥”的大权交给的是陈希同。幸亏陈希同死在了李鹏出版日记后,否则,人们是无法知道此内情的。陈希同出书问李鹏:当年你为何不告诉我我是戒严部队总指挥?
    那么,为何陈希同不知道他是戒严部队总指挥?这可是当时最大的权力啊。
    显然,这么大的权力不是李鹏能定的。事实应该是这样的:
    八老开会时决定这个总指挥名义上应该是由北京市市长担当,便让李鹏通知陈希同这一决定。李鹏担心镇压完事后功劳记在陈希同身上,总书记的位子就是陈希同的了。而陈希同是彭真的人,自己等于给陈希同作嫁衣了。所以,李鹏就没通知陈希同,让陈希同别有非分之想。等李鹏快死了,看到后代要遭到报复,便把日记发表。目的就是把当年镇压学生的罪责交给邓小平和其他人,以减轻自己的罪责。这才把陈希同是总指挥的事说出来。陈希同当然不干了!你凭什么当时不告诉我,到今天了才说出这事?
    傻鹏没有那么多心眼,估计是他告诉他老婆说闹了半天总指挥的名义交给陈希同了。他老婆就告诉他别告诉陈希同!李鹏照办了。现在他老婆告诉他,该把这段补在日记里发表。
    所以,李鹏的日记发表的部分都是对他自己有利的,凡是对自己不利的,就不发表。你不能说他发表的日记是假的,但那是摘选出来的。

2013年7月6日 星期六

六四:一場沒有武裝對手的戰爭


作者: 吳仁華
中共當局為了鎮壓1989年學生運動,軍隊調動和投入的規模,遠遠超過了1962年的中印邊境戰爭,也超過了1979年的中越邊境戰爭,堪與1950年代的韓戰媲美。就軍隊調動和投入的規模而言,這幾乎是一場大規模的戰爭,只是這場戰爭沒有武裝的對手,所謂的對手只是和平請願的學生和民眾,他們絕大多數人手無寸鐵,少數人手中的所謂「武器」,也僅僅只是石頭、磚塊、棍棒而已,根本無法與解放軍戒嚴部隊所擁有的步槍、衝鋒槍、機槍相抗衡,更不要說裝甲車、坦克了。



中共空降兵部隊(網路圖片)

中共當局和鄧小平、楊尚昆等人確實也是完全按照戰爭時期的方式來行事的,從軍隊的調動到進軍路線的安排,從通信聯絡方式,到啟用部隊臨時代號,等等。

六四」血腥鎮壓事件發生之初,人們只注意到陸軍第38集團軍、陸軍第27集團軍等部隊參与了血腥鎮壓行動,後來又發現空降兵第15軍等部隊也參与了。直到發現參与血腥鎮壓行動的部隊竟然包括了14個陸軍集團軍、1個空降兵軍,以及北京軍區炮兵第14師、北京衛戍區警衛第1師和警衛第3師、天津警備區坦克第1師、武裝警察部隊北京市總隊,不能不驚嘆這場鎮壓行動的規模。其實,時至今日人們所看到的還不是全貌,由鄧小平拍板決定、楊尚昆具體執行、中央軍委主導的「六四」血腥鎮壓行動,軍隊調動和投入的內幕尚未完全揭示,筆者雖然多年來一直在搜集資料,但手頭的資料仍然極其有限,目前只能根據現有的資料做一些研究分析。

在中央軍委的主導下,解放軍的三大總部全力投入,基本的分工是,總參謀部負責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事行動,總政治部負責解放軍戒嚴部隊的政治動員和宣傳,總後勤部負責解放軍戒嚴部隊的後勤保障。

在當時解放軍的七個大軍區中,北京軍區、瀋陽軍區、濟南軍區和南京軍區奉命調動野戰軍主力部隊進京,北京軍區幾乎是傾巢而出,屬下的六個陸軍集團軍全部出動。其他三個大軍區(蘭州軍區、武漢軍區、廣州軍區)的部隊雖然沒有進京,但也奉命進入了戰備狀態,隨時準備投入。

當時北京軍區的司令員是周衣冰中將,政治委員是劉振華上將,副司令員是閻同茂中將、李來柱中將、齊連運少將和劉玉堤空軍中將,副政治委員是陳培民中將,參謀長是鄒玉琪少將,副參謀長是黃雲橋少將和沈貽焱少將,政治部主任是張工少將,政治部副主任是劉存康少將和徐壽增少將,軍事檢察院檢察長是李輝少將,後勤部部長是徐效武少將,後勤部政治委員是江修惠少將,後勤部副部長是李文健少將和李中仁少將,後勤部副政治委員是黃繼述少將,後勤第6分部政治委員是閻福祥少將。

當時瀋陽軍區的司令員是劉精鬆中將,政治委員是宋克達中將,副司令員是朱敦法中將、石寶源少將和曹雙明空軍中將,副政治委員是李文卿中將,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是高克中將,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是王清濤少將(兼)和趙萬福少將,參謀長是李海波中將,副參謀長是楊國屏少將和楊永春少將,政治部主任是戴學江少將,政治部副主任是白文仲少將和蔡公傑少將,後勤部部長是王吉人少將,後勤部副部長是蘆光祖少將和唐作厚少將,後勤部參謀長是時根興少將,後勤第4分部政治委員是修希德少將。

當時濟南軍區的司令員是李九龍中將,政治委員是宋清渭中將,副司令員是固輝中將、張志堅少將、馬偉志中將、馬辛春海軍中將和林基貴空軍中將,副政治委員是曹芃生少將,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是徐春陽中將,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是孫凱少將,辦公室主任是郭文玕少將,參謀長是馬偉志中將(兼),副參謀長是楊希振少將和郝保慶少將,政治部主任是姜福堂少將,政治部副主任是蔡仁山少將和袁守芳少將,後勤部部長是張宗林少將,後勤部政治委員是劉國福少將,後勤部副部長是王傳武少將、何其祥少將和王寶書少將,後勤部副政治委員是王成山少將,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是張明山少將,後勤第9分部政治委員是趙孝起少將。

當時南京軍區的司令員是向守志上將,政治委員是傅奎清中將,副司令員是郭濤中將、王成斌中將、聶奎聚海軍中將和姜玉田空軍中將,副政治委員是史玉孝中將,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是張明中將,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是王永明少將(兼),參謀長是劉倫賢少將,副參謀長是鄭炳清少將,政治部主任是于永波中將,政治部副主任是王永明少將和洪家德少將,後勤部部長是王太嵐少將,後勤部政治委員是韋宇少將,後勤部副部長是趙振緒少將和劉禮貴少將。

為了統一指揮奉命進京的解放軍戒嚴部隊,在中央軍委的主導下設立了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由中央軍委委員、中央軍委副秘書長劉華清擔任總指揮,中央軍委委員、解放軍總參謀長遲浩田和北京軍區司令員周衣冰擔任副總指揮。

奉中央軍委之命,北京軍區、濟南軍區、瀋陽軍區和南京軍區各自專門成立了以一位軍區副司令員和一位軍區副政治委員為首組成的戒嚴指揮部(組),隨同執行北京戒嚴任務的部隊進京,實施戰爭時期的所謂「靠前指揮」。目前搜集到的資料顯示,北京軍區戒嚴指揮部(組)由軍區副司令員齊連運少將、軍區副政治委員陳培民中將、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劉存康少將、軍區訓練部王部長等人率領,濟南軍區戒嚴指揮部(組)由軍區副司令員固輝中將等人率領,瀋陽軍區戒嚴指揮部(組)由軍區副司令員朱敦法中將、軍區後勤部副部長蘆光祖少將等人率領,南京軍區戒嚴指揮部(組)由軍區副司令員郭濤中將、軍區副政治委員史玉孝中將等人率領。

進京部隊的軍、師一級,也都按照戰爭時期的規定和慣例,設立了前進指揮部、基本指揮部和後方指揮部。

負責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事行動的解放軍總參謀部,其屬下的各兵種、各部門全力動員。解放軍總參謀部通信兵部會同北京軍區和北京衛戍區的通信部門,負責解放軍戒嚴部隊的通信聯絡工作。李雲生少將時任解放軍總參謀部通信兵部部長。

解放軍總參謀部陸軍航空兵部負責解放軍戒嚴部隊的運輸交通,在北京市區地面交通受到學生和市民阻斷的情況下,動用軍用直升機為解放軍戒嚴部隊運送軍用裝備物資,解決緊急交通問題,空降兵第15軍副軍長左印生等解放軍戒嚴部隊的高級軍官到上級機關接受任務,來回都是乘坐軍用直升機。

解放軍總參謀部測繪總局緊急為解放軍戒嚴部隊提供北京市區軍事地圖。1989年6月1日,測繪總局地圖供應辦公室正在值班的參謀梁策少校接到一個緊急電話:「我是戒嚴部隊前指(前進指揮部),我們奉命即將開進天安門廣場,一天後急需大比例尺北京市區及近郊圖。」按常規作業,這樣一張圖需要2個月時間,而眼下一天之內就要限期交付。測繪總局局長崔世芳少將表示:目前,我們的黨和國家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各個工序的測繪官兵都要聽從指揮,鼎力相助,儘力盡責,一拼到底!副局長孫秀文少將表示:解放軍戒嚴部隊從北京城的各個路口推進的目標是天安門廣場,我們就是不吃飯、不睡覺也要保質保量按時繪製出以天安門廣場為坐標中心的北京市區地圖及近郊地圖。副局長張振乾大校作了具體分工。

在測繪總局緊急工作會議上,與會的測量制印處處長俞兆祥、辦公室主任穆朝義、地圖供應處處長何水強、參謀鄭玉賢、董文俊、王小同、梁策等人紛紛提出見解,一種快速制印的決策終於形成:第一,分割法。把原來的一大幅北京市區圖中的4個平幅圖分割成18塊,可由18人同時分頭繪製。第二,取捨法。把地圖內諸如山區、丘陵等地貌捨去,突出諸如居民地、道路、橋樑等地物,以便於解放軍戒嚴部隊一目了然地從圖上找到快速挺進的路線。第三,減色法。將原有6種顏色的地圖內容合併為4種顏色,可由4色印刷機一次印成,減少一次套印,提高速度一倍。就這樣,6月2日清晨,地圖付印完畢,由第3圖庫助理員韓百民押運到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註釋1】

解放軍總後勤部為了提高後勤保障的效率,打破慣例,越過大軍區一級,直接將軍用物資發放到各進京部隊。

為了加強保密,解放軍戒嚴部隊一律按照戰爭時期的規定,捨棄原來的部隊代號,臨時啟用新的部隊代號。臨時部隊代號的啟用,導致許多在開進中失散的官兵無法找到自己的部隊,因為就連負責通信聯絡的解放軍總參謀部通信台、北京衛戍區通信台的接線員,一時之間都無法弄清楚臨時部隊代號與原來部隊代號的對應關係。

在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展開之前,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特意成立了前進指揮部和清場指揮部。前進指揮部設立在西長安街上的軍事博物館。清場指揮部設立在緊鄰天安門廣場的人民大會堂,由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副總指揮、北京軍區司令員周衣冰、北京軍區政治委員劉振華等人坐鎮指揮。

在北京戒嚴這場超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中,解放軍海陸空三軍唯一沒有參与的就是海軍。海軍並不是無兵可調,除了水面艦艇部隊和航空兵,當時擁有兩個海軍陸戰旅。海軍陸戰旅與空軍的空降兵第15軍一樣,屬於解放軍最精銳的特種部隊,平常輕易不會動用。問題是,既然連空降兵第15軍都已被調動,為什麼仍然不動用海軍陸戰旅?

有人說,海軍不被信任,所以沒有調動海軍部隊進京。曉沖在題為《「五•一九」戒嚴的幾件事》、刊登在香港《解放》月刊1989年10月號的文章中,引用了一位解放軍高級軍官對他親口所講的一段話:「當時海軍上層軍官一致反對戒嚴。而且海軍官兵文化層次高,見多識廣,不會盲從。當時楊尚昆他們認為海軍非常不穩,海軍總部被派去的陸軍看守,故有陸軍接管了海軍之說。」

曉沖的這個說法需要旁證,目前見不到有關海軍將領因為反對北京戒嚴而遭處理的資料。

當時海軍的司令員是張連忠海軍中將,政治委員是李耀文海軍上將,副司令員是李景海軍中將、張序三海軍中將、陳明山海軍中將和邢永寧海軍中將,副政治委員是魏金山海軍中將,司令部參謀長是張序三海軍中將(兼),副參謀長是石天定海軍少將、王祖堯海軍少將和張予三海軍少將,政治部主任是佟國榮海軍中將,政治部副主任是杜果海軍少將、周坤仁海軍少將和郝萬明海軍少將。

當時的空軍司令員是王海空軍上將,政治委員是朱光空軍中將。

【註釋1】參見《坐標中心,在天安門廣場》一文,作者:少校參謀梁策,見於《戒嚴一日》一書下集第17頁。

原標題:六四:一場沒有武裝對手的戰爭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周刊》

2013年7月2日 星期二

年年如此, 解放軍佔領天安門廣場 閒人止步



中學生佔領天安門廣場 閒人止步 大學生秘密哀悼

學賴寧活動氣氛嚴肅 解放軍嚴陣以待 八寶山公墓派駐重兵 巡邏隊持槍警戒
特派記者蒲叔華/北平五日電
  中共今天在天安門廣場又上演一幕與一日同樣的節目--由中學生「佔領」廣場,其他「閒人」免進;另外,在城西的八寶山公墓則駐以重兵,維護掃墓人的「安全」。據了解,天安門廣場及八寶山公墓是今大清明節北京重點警衛地區,以防止「不法分子」藉悼念「英雄」,再生事端。
  今天清晨,北京天安門廣場即行封鎖,身負「任務」的中學生於八點左右陸續進場,進行所謂「學賴寧」活動,今天廣場的氣氛顯然比四月一日還要嚴肅,為數近百人的軍隊,整齊地站在學生隊伍旁,紅(學生大多穿著紅色)綠對比,顯得十分強烈。另在數百公尺之外,人民大會堂前的樹蔭下,有數百名解放軍嚴陣以待,令人觸目。廣場上的活動進行到下午五時左右結束,但廣場並未立即開放,據悉,中共對清明節可能發生的悼念活動,非常謹慎,不到最有把握的時刻,絕不開放天安門廣場。(64memo.com´89)
  另外,在北京城西的八寶山公墓,因屬開放性場所,中共無法封閉,因此,採取嚴密防範措施。
  在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的入口處,各式公安、武警的車輛達十餘輛,其中三輛大巴士上,還可看到正在休息的武警;另外的武裝人員,則分散在車輛四週,顯然並不想隱藏「實力」。
  進入公墓到達墓園後方的骨灰堂(中共重要領導人的骨灰均放於此),堂前廣場也停放著十數輛警用車輛,一輛消防用的水箱車內,坐著十數名戴鋼盔的武警。在革命烈士墓園內,中共也派了便衣人員,注視獻花、掃墓的民眾。已故大陸名畫家徐悲鴻的夫人,當時在徐悲鴻墓前,對一群徐悲鴻紀念的工作人員講述徐先生生平,由於圍觀的人越來越多,立即就有便衣拿出對講機,召喚警戒人員注意,幸好徐夫人的講述並不很長,聚集的人群也就散去。 (六四檔案 / 2004)
  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的右後方,是北京最大一片民眾公墓,成千上萬的墳塚,很難找到去年「六四」死難者,但中共也在入口處部署了十餘輛公安警備車。
  除了天安門廣場與八寶山公墓之外,中共今天也派出了大批的「治安巡邏」隊,這些由三輛摩托車(每輛是三人座)及兩輛吉甫車組成的隊伍,士兵頭戴鋼盔、手持衝鋒槍,而其中兩輛吉甫車中的兩名士兵,還持瓦斯彈槍,顯示中共對「清明節」的警戒何等森嚴。
  【本報綜合北平五日外電報導】中共為防止民眾今天在清明節時悼念去年因軍隊鎮壓民運而喪生的人,繼續在北平部署大批公安人員。但一些膽子較大的學生表示,他們舉行了祕密的哀悼儀式。
  許多百姓和學生獲悉去年民運領袖柴玲及其夫婿封從德能逃出中共的天羅地網,都欣喜異常。
  各校園中雖出現很多傳單,呼籲大家佩戴黑紗或白花,以悼念死者,但在中共嚴禁下北平並未出現黑紗或白花。可是北京大學學生說,他們四日晚上在狹小的宿舍內,舉行了祕密的哀悼儀式。
  一名學生說:「我們只在房裡的椅子上放些白色紙花,並默哀片刻。沒有人敢公然戴花或做任何事。」
  北平的八寶山公墓今天也嚴密戒備,僅有親人在最近幾年去世的人獲准上山掃墓。
  一位西方外交官說:「這是一九七六年以來,北京居民首次不得掃墓。」一九七六年清明節時,成千上萬北平居民悼念方才死去三個月的周恩來,而爆發動亂。
  【1990-04-06/聯合報/04版/大陸新聞】

糜崇骠:目击六四屠城:军车过 有人流血躺下

「62年来我就是个奴隶,是个亡国奴!」身为国民党将领之后的糜崇骠,一生饱受政治风波折磨。他亲历北京六四屠城,直到23年后的今天,他首次向外人提起:「我一直不敢说呀!怕会被抓,今天你问我是第一次说。」

  「死前要为国吶喊」

  「(1989年)那时我做水果生意,也就想去看看纪念胡耀邦的,没想到会这样。我到北京是6月1日,然后在3日就感觉不对劲了!」糜崇骠认为,学生当时判断错误,因为他们想不到共产党会比课本上五四时的国民党更残忍。镇压当时,糜崇骠就在天安门附近,目睹军车开过,有人流血受伤躺下:「当时很乱街上人到处跑,我也怕呀,不敢多看就赶紧逃。当年我是一个父亲、一个丈夫,我不敢做些甚么。但现在我没负担了!」

  糜崇骠的父亲是国民党师长糜藕池,1949年投诚,1951年在镇反运动中遭中共枪毙。被打成反革命家属后,糜崇骠仅读到小学一年级,1959年饥荒时,十几岁的他因偷剩饭被送劳改,1960年因二郎山雪崩,他断了左腿回乡。他其后进贵阳公交公司做修车工人,现靠1,000多元人民币煺休工资生活,罹患膀胱癌及糖尿病。

  糜崇骠在家休养开始接触互联网,并学会用「翻墙」软件看海外关于中国的新闻,他将「禁闻」带到广场上与老友分享。

  「这些年来我一直做噩梦。国家已被共产党糟蹋得不成样,我死前也要为国吶喊!」他感慨地说。 

2013年7月1日 星期一

王力雄:神化天安门运动是我们的心魔


信博論壇
神化天安门运动是我们的心魔 ----我为何在《天安门》制作人的呼吁书上签名
作者:王力雄
最近,拍摄了纪录片《天安门》的美国长弓纪录片制作组(下称“长弓”)发出呼吁(见附件),谈及他们正遭受一场可能被耗尽资财而倒闭的诉讼。提起诉讼的是一家有财力的美国公司,公司总裁正是1989年天安门运动的学生领袖柴玲。长弓呼吁书从维护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角度,希望得到签名支持。
我签了名。
我之所以签名,不在于我能断定诉讼的具体是非,我对美国法律不懂,对被立案的商标侵权更是外行。我签名是出于这样一种看法----必须允许对天安门运动的反省。
对《天安门》影片如何评价,可以见仁见智。但是需要看到它是在进行反省,而且是迄今对那场运动的主要反省。我们应该支持这种反省,而不是站到反省的对面。这里所说的“我们”,是指站在天安门运动一方谴责当局镇压的所有人,因此这个“我们”应该既包括柴玲,也包括《天安门》的制作人。
我们对天安门运动的态度,长期局限在两个方面,一是赞美运动,二是谴责当局。赞美和谴责都是应该的,但不能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主要的。专制权力不会因为谴责而改变,这我们早已看到。而停留于赞誉,对我们又有多大意义?那种与不容批评联系在一起的赞誉,只是另一种“伟光正”,同样让人厌恶。对我们而言,更有意义的是对自身的反省,通过反省发现我们的错误,思考如何做得更好。这种反省即使不能改变历史,至少还可能改变未来,而且这可以由我们自己把握。

天安门运动有没有可以反省之处?从六四后的海外民运可以看得很清楚----当那场运动的各路领袖在自由世界云集,却把民主搞得一团糟,把民运从全球瞩目的巅峰搞到今日众人绕行的泥潭。二十年过去,当年用“年轻”为理由所原谅的,并未随年轻步入中年甚至老年而消失。领袖们如此,怎能让人相信运动本身无需反省?若是运动当年继续下去,后来民运发生的种种,可想也会在运动中显现(其实当时就已存在),并且放大多倍。

不容批评,不自我反省,正是民运的主要特征。柴玲状告长弓只是一例。对天安门运动的神化,让当事人不容他人批评,反过来也让他人可以抹黑当事人(只要发现其不符合神化)。说《天安门》影片破坏了柴玲形象,其实只是破坏了一个被神化的形象,并未破坏她作为普通人的形象。她在影片中有不少光彩照人的画面,称得上 “硝烟中的甜美”。虽然她对记者的哭诉有些做作,但是那么年轻的女孩突然变成全球焦点,不做作才不正常。谁在年轻时会有宠辱不惊的定力?至于她说了不想死,那又算什么,哪个20多岁的孩子想死?众多对柴玲的批评,其实也是出自神化角度----她自己不想死,却“期待的就是流血”,让“广场血流成河”去擦亮中国人眼睛,柴玲的这种说法固然不够高大全,但是若能深入多数政治人物的内心,他们在同样时刻很可能也和柴玲想得一样。只不过那些人老练圆滑,不往外说,而1989年的柴玲比较朴实,不但说了,还对着摄像机。

但是今日有了钱的柴玲,开始着手打击破坏了她神化形象的长弓,这才显示出真正问题。她控告长弓损害名誉未被法院受理,说明损害名誉不成立,只是损害了她想维持的神化----完美、不容置疑、却不真实。不过仅限如此,也算一种可以理解的个人意愿,无可厚非。但是当损害名誉告不成,还要用商标侵权的诉讼耗尽长弓的有限资财使之垮掉,就透露出整人和报复的用意。这不得不让人怀疑,能用金钱扼杀言论自由的人,一旦掌握了权力,会不会用权力去做同样的事?

这的确是一个重大的思考,倘若民主运动的代表人物有可能变得和他们反对的共产党一样,意味着什么?这其中暴露的危险,需要我们更深地追究,民主到底是什么?我们的民主代表者为何会这样?以民主为旗的天安门运动,自身是否找到了民主?而中国到底应该实现什么样的民主,以及怎样获得真正的民主保证?这些问题,都不是简单地用民主两个字就可以回答的。我们必须正视和发现民主光环背后任何可能的不良,潜在的专制,领袖的不端,以及人性的危险。正因为我们对民主寄予厚望,把自己与后代的未来托付给它,也就应该更加尖锐无情、不留情面地对其审视和追究。
但是我们没有做,或是做得很少。

我们的感情陷得太深,或者我们有太多东方式的纠葛。长弓的外国人做了,虽然做得不一定足够,也不一定都合适,可以有不同意,却应该感谢、至少也要尊重他们。他们使我们思考,是在帮助我们。而那些指责影片不该针对柴玲的各种理由,说到底是一种对反省的回避,因为任何人都可以找到不被针对的理由,而没有针对的反省又如何进行?尽管柴玲那时年轻,却是天安门运动的代表形象,被反省涉及乃是其应得其所。享受桂冠的同时也得承受鞭笞,这就是公众人物的命运。而从另一角度,假若柴玲没有目前行为,说影片不该针对她倒也可以同情,然而正是她想搞垮长弓的诉讼,反倒显出了《天安门》以柴玲为剖析对象的预见性和必要性。

把柴玲说成弱者而反对《天安门》的,同时也是不容反省天安门运动的理由。因为天安门运动是弱势方,是无权者的反抗,是被镇压和流血的。但如果我们不是永远期待失败,不妨想想相反的可能,即假若有一天能成功呢?那么当初回避反省会带来什么后果?也许所有缺点在弱者身上都不构成威胁,但是弱者有一天变成了强者,缺点的存在就会立刻成为现实的威胁。在我们以往的历史中,小人物摇身而成暴君的故事难道还少吗?

至于具体的反省内容,当然可以讨论。譬如我就不觉得领袖品德是主要问题,也不认为可以用非理性来责怪群众,更不同意所谓民智未开是失败根源。在我看,真正的根源正是让领袖品德败坏、让群众趋于极端、让民智呈现未开一面的民主模式。责任不能归咎于人民,因为不能要求人民适应民主模式,而只能是民主模式去适应人民。当民主模式不适应人民而失败时,却得出必须等待人民适应了模式再行民主的结论,完全是本末倒置。那些停驻于只能启蒙的感叹,也是这样一种思路。

我所说的反省天安门运动,不是对人对事的责怪和抱怨,重要的是找到能够制约领袖行为、提炼群众理性,又可以让人民智慧生发而非局限放大的民主模式。民主价值是普世的,民主模式却不可能普世,因为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历史与文化,只能用不同模式去适应。若是从这方面反省,主要的责任者便是中国的知识精英。当年那些两手空空搬弄教条,现在仍未找到自己的精英们,无论是鼓吹实行民主的,还是断言没有条件的,二十年来仍在咀嚼他人的冷饭。

正是因为没有对天安门运动深入反省,二十年后的我们仍然在原地打转。即使今天再出现一次那样的运动,谁敢保证我们有能力跳出二十年前的覆辙?放眼环顾,当年绝食的孩子们今何在?办了六四绿卡的十数万俊杰为谁忙?知识分子蝇营狗苟于精英联盟分羹,中国向何处去的百年提问却依然迷茫,而各种危机一天天加深。这令人唏嘘的二十年轨迹,那么多沉沦,那么多背弃,那么多迷惘与无奈,而除了赞美与谴责,又能不能让我们深入自身,面向自己,多一点反省呢?
走出过去,走向未来----我在长弓呼吁书上签名,也是为了表达这样一种希望。
2009-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