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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19日 星期日

社會主義者 blog: 中國:1989群眾民主運動的教訓

社會主義者 blog: 中國:1989群眾民主運動的教訓: 《震撼世界的七週——1989天安門事件》中文繁體版新前言
《震撼世界的七週——1989天安門事件》中文繁體版新前言



抵抗 社會主義行動(工國委CWI香港)

在2009年「六四」20週年之際,這本關於1989年6月4日北京所發生的血腥大屠殺的小冊子首次出版了簡體中文版。在此後的幾星期內,該書就遭到了中國當局的禁止,但仍然得以通過互聯網等方式秘密地散發了數千份。現在,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在香港及中國的支持者組織的社會主義行動首次推出繁體中文版,以便能使香港市民和海外華人社區可以更廣泛接觸到這一資料。

無論名不副實妄稱「共產主義」的黨國多麼努力地嘗試抹滅「六四」的痕跡,但「六四的幽靈」卻仍然四處遊蕩。儘管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互聯網警察管制體系,並對報導相關事件 的媒體徹底予以取締,但是新的一代青年仍在努力尋求真相。當局一直企圖利用令人印象深刻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經濟增長數字、世界紀錄的建設熱潮和中國不可阻擋的崛起等資訊來埋葬1989年的記憶。

打壓——恐懼阿拉伯「流感」


由於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現在中國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車市場、最大的住房市場、最大的電信市場和最多互聯網用戶市場(4.79億人),中國當局似乎不 應該擔心另一個「六四」週年。但是,事實顯然並非如此,藝術家艾未未和其他一些最備受關注的維權律師受到非法而殘酷的綁架,清楚顯示中國目前正在對眾多異 議人士實施嚴厲的壓制。對於這光天化日的公然綁架,所謂的「民主」西方政府卻只有很微弱的抗議,而在軟弱無力地談論「人權」之前很久,他們已經與中國專制 當局有著諸多商業聯繫。

人權律師們「被失蹤」而又間歇性地得到釋放,但當他們出奇地再次露面時,已經不能再暢所欲言。這是另一種形式的有系統的恐嚇,當局希望以此來扼制和控制異議的聲音。同樣,記者和博客寫手受到選擇性的恐嚇。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自1989年6月大規模無選擇的屠殺以 來確實實現了「某種發展」。一個更複雜的也更險惡的警察國家已經出現,它裝備著由美國和其他所謂「民主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所發展出來的的最新高科技設 備;而那些國家同時在經濟利益上與中國當局有著緊密的而又千絲萬縷的聯繫。

2011年的鎮壓被國際特赦稱為「寒蟬效應」,這是自1989 年以來最嚴重的打壓,並帶來諸多直接後果。但是,這遠不是一種實力的標誌,而只是表明了專制當局的不安感。從2008年奧運會和西藏動亂以來鎮壓日益增 加,在今年甚至變得更加明顯,因為當局擔心「阿拉伯流感」——發生試圖仿效阿拉伯世界革命的抗議活動。革命的衝擊至少橫掃北非和中東15個國家,二個獨裁 者被推翻,並威脅到更多的獨裁者,對世界政治產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西班牙和美國威斯康辛州發生的群眾抗議運動在很大程度上特別受到了埃及和突尼斯群眾鬥 爭的嚴重影響。

中國的改變即將到來了嗎?

中共政權並非狂妄自大到一個地步,因蒙蔽於 其顯著的經濟成就而無視警告信號。美國支持的獨裁者穆巴拉克總統深受群眾痛限,其統治下也實現連續數年強勁的GDP增長,每年經濟增長率達到百分之七左 右。但這沒有使埃及人民愛戴穆巴拉克軍事警察控制下的政權。國家經濟增長的成果一直以來為一小撮資產階級精英及政府的高級軍政官員所「騎劫」——政府官僚 們正式控制埃及全國幾乎一半的經濟。絕大多數的埃及人仍深陷在貧困之中,需要為爭取生存而鬥爭以反對腐敗、通貨膨脹以及年輕人和大學畢業生嚴重缺乏就業。

不 管經濟成就的光澤有多麼閃亮,中國所面臨的問題並沒有什麼不同,而且當局也深知這一點。中國的貧富差距比埃及、突尼斯和幾乎所有其他中東目前正在發生人民 起義的國家都嚴重;用中國政府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嚴重威脅到社會穩定」。中國13.7億人中的半數生活在農村地區,但他們只擁有全國財富的12%。世界 銀行說,大約有5億中國人每天的生活費不到2美元。而在社會的另一端,有極少數人正不斷變得非常富有。中國去年消費了全世界27.5%的奢侈品,總額達到 100億美元。2010年豪華車的銷售增長了6倍。

在這種情況下,出現類似中東的社會爆炸性事件的風險,並將之與1989年發生的事件相比較,不是什麼遠離現實的幻想。在「經濟奇蹟」的表面之下,經濟矛盾正日益積累,這也預示了一個可能的災難性變化。

越 來越多的資本主義經濟評論家們警告說,中國經濟擴張由如類固醇興奮劑一般的信貸驅動,是難以為繼的。騎士資本集團戰略研究部門負責人馬克.拉帕羅 (Mark Lapolla)曾經在2007年預測到美國金融市場的崩潰,他指出,中國經濟的態勢與1929年大蕭條開始之前的美國經濟異乎尋常的相似。他列舉了幾個 關鍵的相似之處,包括嚴重的貧富差距,快速的工業化和勞動力轉移,經濟和金融數據的不透明和誤導性,新興階層大規模累結的債務槓桿,住宅房地產和固定資產 /基礎設施都存在嚴重泡沫。

「從本質上講,由於當局本身急切希望利用經濟快速增長以安撫群眾,所以中國出現強烈的通脹,並因此造成廣泛的 社會動盪而威脅到它自身。但如果它扼制投機和限制信貸,同樣會出現通貨緊縮崩潰的風險,這也將威脅社會和諧。其結果是中國不再能控制自己的命運,而自由市 場會。」[《商業旁觀者》引述馬克-拉帕羅(Mark Lapolla),2011年5月24日]

1989年的教訓

既 然坊間(尤其是在海外地區)存在豐富的記敘和分析1989年群眾民主運動的材料,為什麼這本由我們社會主義者撰寫的小冊子仍然如此重要呢?首先,它包含了 非常寶貴的來自史提芬.祖利(Stephen Jolly)的第一手目擊資料。史提芬.祖利在運動的高潮階段曾經身處北京,親身經歷了6月3日到4日的恐怖鎮壓,並曾經代表工人國際委員會(CWI)與 中國的青年和工人進行討論。其次,因為這是少數從社會主義的觀點分析1989年運動的作品,既反對史達林主義/毛主義也反對資本主義,並強調了工人階級在 這一動盪的革命中往往被低估的作用。而工人階級的力量被諸多關於1989年運動的歷史記敘所斷然否認或忽視, 1989年當時中國正站在革命的大門邊緣,與今天在埃及、突尼斯和整個中東所發生的事件具有諸多類似之處。

社會主義者並不否認學生的作 用,在許多情況下他們確實表現出英雄主義和勇氣。但是,我們要強調任何政治運動不能僅基於學生。1989年中國的實際情況也並非如此,而許多評論家和歷史 學家得出了錯誤的結論。社會主義者需要指出 ,儘管1989年許多學生領袖對此持懷疑的態度,但是工人階級是每一個現代社會實現革命性變化的主要力量。這來源於工人階級的經濟角色和其日常經驗,這些 塑造了其政治觀點並使之準備領導為實現社會主義社會而進行的鬥爭。

中國的工人,特別是北京的工人階級,在1989年5月末和六月初戒嚴的 關鍵時刻,成為了這場運動的無名英雄。據估計,超過五十萬或更多的北京工廠工人、學生、家庭主婦、辦公室工人、公務員和其他民眾夜複一夜地進行動員,形成 強大的'「人牆」,擋住了坦克和全副武裝的士兵向青年所佔領的天安門廣場的進發。

在這個鬥爭最後的關鍵階段,鄧小平專制當局無情地用部隊 鎮壓了群眾抗議,但也遇到了諸如大規模的領導層分裂和背叛的問題,當時中國出現了權力分散失衡的局面。工人們開始組織自己的獨立工會,並開始討論籌劃進行 總罷工。在首都北京,部分青年開始討論需要武裝自己以捍衛鬥爭反對反動力量。並且,他們嘗試將軍隊贏得到人民一邊,還取得了部分進展——當時雲集北京市內 的20萬軍隊事實上只有少數的部隊真正用於包圍天安門廣場就表明了這一點。

正如我們的小冊子所解釋的,和當時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在其分析中指出的,這些事件的悲劇是在於當時群眾性反對史達林運動中不存在以實現真正民主社會主義為目標的政黨和綱領,只有它們才可能指明一條前進的道路。

在決定命運的最後的日子到來時,學生領袖的政治局限性則表現得越來越明顯。運動突破了學生領袖曾設想的僅僅是「抗議」運動的局限,並對執政黨和國家官僚集團構成了革命威脅。但這場革命缺乏革命綱領、政黨和一個具有清晰意識的領導層,因此其遭到挫敗並帶來了悲劇性的後果。

這 不僅僅意味著鎮壓帶來的慘重傷害與損失(這在中國仍然是「國家機密」)﹐而且是因為鎮壓的勝利使得鄧小平一派的政治力量能夠在沒有反對的情況下,壓倒一切 地推行其親資本主義的「改革」——掠奪國有資產。這使「太子黨」得以暴富,在使他們自己轉變成為資本主義工業和金融巨頭的同時,仍然保持一個專制國家體 制。這個過程在1980年代還只是處於初期,而這也成為了觸發1989年運動的原因之一。與今天太子黨們強大的力量相比,當時的太子党們仍然只是新手而 已,他們在北京所發生的群眾性示威中已經遭到了普遍性的攻擊與指責。

隨著對運動的血腥鎮壓,群眾運動的幽靈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遭到了驅除。 在1990到1991年間官僚國家機器暫時中斷資本主義復辟的過程,在恢復元氣後得以繼續推動。當時北京當局重新加強了其內部統治和在國際上重新定位自 己,他們吸取了俄羅斯和東歐其他史達林官僚主義計劃經濟體崩潰的教訓。

隨著史達林主義政權的崩潰,資產階級發動輿論宣稱「社會主義已經失 敗」,令全世界工人階級的組織和鬥爭力量迷失方向、陷入困境,中共政權從此政治混淆獲益非淺。正如這本小冊子所解釋的,這些獨裁專制政權從來就不是社會主 義,雖然他們建基於國有經濟之上,而不是資本主義經濟體。這是一個關鍵性的區別,使得這些社會具有比任何資本主義經濟體進行更均衡、迅速和平等的方式進行 發展的潛力;但這只有在廢除官僚控制和設置真正的民主規劃和管理的社會主義制度條件下才可能實現。然而不幸的是,這並沒有發生,反而是徒勞無功的官僚體制 的運作則得到了延續並耗盡了計劃經濟的所有活力,從而使這些社會陷入到經濟衰退與危機之中。

香港未敢忘記


1989 年的運動包含著對於今天反對獨裁專制鬥爭的重要教訓。這適用於中國、香港及全世界。近年來香港一年一度的6月4日燭光晚會已經起到了不同的作用,隨著參與 者數量的增長,意味著其得到新一代的補充。2009年20週年之際人數激增,估計有20萬人到場;而2010年甚至可能超過這一數字。當年大約有三分之一 的參與者是1989年以後出生的青少年。此外,重要的是有成千上萬的內地群眾跨過邊境參與紀念活動。在密集的人群中,香港的一家報紙甚至採訪到一位來自廣 東省的休班警員。他表示說,他參加這一紀念活動並不孤單,其他同事也決定參加。

Demonstration in Hong Kong, May 29, 2011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1989 mass democracy movement
2011年5月29日香港紀念1989年群眾民主運動的遊行


近 年來創記錄的參與人數具有重大政治意義。儘管多年來,一些香港的泛民主派嘗試使這項活動去政治化,試圖使之與1989年革命傳統和繼續鬥爭的需要實現脫 鉤。而這正好與 2010年以來香港泛民主運動的分裂相契合,有部分公開妥協的一翼泛民主派試圖與專制當局實現媾和,而另外一些力量則正確地拒絕這一路線。

毫 無疑問,2010年之所以出現大規模群眾參與紀念活動的原因之一,就是「五區公投」所引發的一系列事件,以及腐朽的政改方案得以通過,延續港英時代非選舉 產生官僚集團統治。5月16日出現了50萬張反對政府的選票,雖然曾蔭權政府將之貶為「低投票率」,但這標誌著年輕一代的激進化,此後有成千上萬的青年湧 入維多利亞公園以紀念「六四」。

資本主義和民主

這本小冊子的一個中心目標就是揭穿資本主義支持中國和香港民主的神話。正如文森特-科洛所解釋:「 今天,中國有著更多的資本主義,但與1989年相比則民主少了很多。」[本書《天安門和工人階級》一章節]

與 得出這一論點的2009年相比,今天這一點變得更為清楚。現在中國正在進入了一個新的國家鎮壓的「黑暗時代」。一系列事件也證實了如美國、英國和其他歐盟 國家等諸多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國家所秉持的反民主立場。埃及、也門和整個阿拉伯世界發生的革命所針對的令人仇恨的專制政權,它們幾乎都得到了美國外交政策的 支持、武裝和保護。

埃及獨裁者穆巴拉克屠殺了800多名抗議者——在他的統治在二月解體之前,他試圖製造一個自己的「天安門事件」。然而就在他被推翻的幾天前,穆巴拉克被英 國前首相托尼-布萊爾用最光彩辭藻稱為「一支非常勇敢和代表善的力量」。埃及的軍隊是穆巴拉克的權力基礎,並繼續威脅群眾的革命。 穆巴拉克政權每年從華盛頓收到13億美元的援助,是美國在世界範圍內第二大受援國。同樣地,兇殘的也門總統阿裡-阿卜杜拉-薩利赫(Ali Abdullah Saleh)為了粉碎革命已造成數百名群眾的死亡,而其中關鍵的事實也是越來越令人尷尬,因為也門當局是美帝國主義的盟友。

這些事實清楚地顯示諸如「人權」之類抽象的概念是無法與資本主義領導人們重視石油、經濟實力和軍事影響力之類有形資產相競爭的。當涉及到保護其權力和經濟利益之時,所謂「民主的」美國和專制的中國有著類似的行事方式。

美國的虛偽

這沒有什麼新鮮的。由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所撰寫的新書《關於中國》引起了憤怒的評論,《星期日泰晤士報》因之無視侵犯人權和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而稱之 為所謂的「令人心寒的騎士」。基辛格在結束政治生涯後通過安排美國的公司領導與中國政府官員之間的會面而建立起利潤豐厚的業務,他不過僅僅是一個誠實的美 國資本主義制度的代表——也許是因為他不再需要尋求任何公職。

在1989年大屠殺後,儘管老布希政府和其他西方政府對在北京大屠殺中的 死 難者撒了幾滴用來公開展示的鱷魚的眼淚,美國很快就表明它願意與鄧小平和大屠殺後的政府進行繼續合作。詹姆斯-曼恩(James Mann)在他的優秀著作《中國幻想—— 為什麼資本主義不會給中國帶來民主》解釋說:

「雖然老布希曾公開宣佈凍結美國和中國官員高層接 觸,但他在1989年7月和五個月後兩次偷偷派遣 [國家安全顧問布倫特(Brent)]斯諾庫勞菲特(Snowcroft)前往北京與鄧小平會談。當訪問遭到外界批評後,布希解釋說,他並不想孤立中國。 他想要實現一個與中國「全面接觸的政策」。這一詞匯的選擇令人吃驚,因為列根政府曾在幾年前使用「長期建設性接觸」以描述其處理與南非種族隔離政府的政 策。

這顯示了所謂的「民主」資本主義強國及其外交政策的虛偽性,無論是在中東還是面對中國都是如此。即使1989年大屠殺後,歐盟對中 國 實行的武器禁運在實踐中也可以廣泛規避,而且可能很快也要進行重新審查。因為中國政府大量購買處於危機中的歐洲國家西班牙、希臘、葡萄牙和愛爾蘭等國的主 權債務,這進一步提升了歐洲資本家希望解除武器禁運並增強其貿易盈利的願望。

支持鬥爭,支持社會主義!

我們之所以重新發行這本小冊子是希望將1989年真正的教訓與新一代左翼青年、工人和民主活動分子聯繫起來。這些一直被官方的審查制度所掩蓋,同時那些 「溫和派」泛民主力量也一直排斥或忽視工人階級的作用,並拒絕將1989年運動視為革命鬥爭。他們通過這樣做而錯誤地轉述了這些史詩般的事件。

在 以上的章節中,我們試圖總結運動的主要經驗教訓,不僅是歷史的回顧,而且是作為今後中國和世界各地即將發生的社會和政治爆炸的指導。在本書《震驚世界的七 週》2009年第一次發佈的時候,有數千份電子版本秘密地散發到中國大陸。我們從大陸讀者處收到了許多積極的回覆。其中有一條簡短的回復給與我們以極大的 鼓舞:「1989年時,我是天安門廣場上的一個絕食者。今天,我已經40歲了。我支持你們!」

New pamphlet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of Tiananmen 1989 by supporters of the CWI in China and Hong Kong
工國委(CWI)在香港和中國的支持者所發行的新的中文繁體版本的關於1989天安門事件的手冊


《震 撼世界的七週——1989天安門》有簡體中文、繁體中文和英文版出售。可EMAIL聯絡cwi.china@ gmail.com或從我們網上PAYPAL功能訂購(可點擊本網頁右側的“捐款“欄)直接訂購。本書售價為港幣110元/10歐元(含郵資寄往世界任何 地方)。請註明您的郵寄地址和所需要的語言版本。


如果你希望討論更多本書所闡述的思想或了解更多關於中國、香港和國際上所發生​​的社會主義鬥爭,請聯絡社會主義行動(工國委CWI在香港的支持者):

socialist.hk@ 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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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小雅:導讀──八九-六四事件的多角透視

這是一本從多角度透視“八九-六四”事件的文集。在紐約紀念“六四”十五周年研討會的基礎上,由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資助和主持出版。
本文集收錄的24篇文章,體現了海內外(主要為華人)學者在過去的十五年間對“八九-六四”事件的思考與研究成果;在選稿上緊扣“八九-六四”事件研究中的重大問題,力求體現這項研究的客觀、理性與多元特點。
為便於讀者的閱讀和理解,在此,我們先將發生在十五年前的“八九-六四”事件作一概述。然後對收錄的文章加以介紹。凡熟知當年歷史的讀者,可以跳過“概述”,直接閱讀本文的第二部分:“‘八九-六四’事件的多角透視”。
概 述
八九民運是1989年4月15日至6月4日爆發於中國北京、波及全國,在中國史無前例,對世界共產主義陣營產生震撼性影響的民主運動。它以中共中央前總書記胡耀邦的逝世為肇端,由大專院校青年學生為前鋒,以宣導改革、追求政治民主化的中青年知識份子為後盾,獲得了社會各界的廣泛支持與參與。由於執政黨內部對這場運動的估價、期待的分歧,以及在運動中爆發出來的各種政治勢力及其訴求的缺乏整合,造成了運動中民眾與政府的持續對峙。更由於執政黨最終對運動採取了暴力鎮壓,導致了這場運動血腥的結局。
一、事件脈絡
八九民運大體經歷了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1989年4月15日-4月22日,稱為“悼念時期”。這一階段的主題是悼念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去世。這一階段的主要訴求是:緬懷胡耀邦功績,讚譽胡耀邦作風,指責中共對胡耀邦的處分,為胡耀邦爭取“馬克思主義者”的名分,期待中共改正錯誤,打擊貪污腐敗、裙帶風,進一步擴大開放,加速改革步伐。主要事件有:4月15日胡耀邦逝世;4月20日淩晨“新華門事件”;4月22日人民大會堂請願事件。這一階段運動的主要特徵是:學運走出校門,產生了對運動的集中訴求;知識份子表示了公開的態度;有民間活動家開始插手學運;政府對學運取觀望態度。
第二階段:4月22日-5月12日,稱為“對話時期”。這一階段的主題是學生、新聞界與政府對話。這一階段的主要訴求是:要求擴大民主,實現新聞自由,承認學生自治組織的合法性;提高知識份子待遇,為遭受不公正處理的 “自由化”分子平反;推翻 “四二六”社論對學運的“動亂”定性。主要事件有:4月24日《世界經濟導報》事件;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社論;4月27日全市學生抗議示威大遊行;5月4日趙紫陽發表“亞行”講話。這一階段運動的主要特徵是:學生開展校園民主建設,組織起跨院校組織——北高聯和對話團;“四二七”大遊行基本宣洩了由“四二六”社論造成的不滿;新聞界捲入運動並與高層互動;民間活動家組織擬定對策並介入運動;趙紫陽試圖扭轉“四二六”社論造成的局面;懷柔政策初見成效。
第三階段:5月13日-5月19日,稱為“絕食時期”。這一階段的主題是聲援絕食學生。主要訴求是:絕食學生要求党和國家領導人與學生對話並電視直播,要政府保證對運動參加者不進行“秋後算帳”;抗議政府對絕食學生置之不理;要求改正改革帶來的社會不公,肅清貪污腐敗。主要事件有:5月13日絕食學生佔領天安門廣場;5月14日知識界人士參與政府與學生之間的斡旋;5月16日趙紫陽會見戈巴契夫;5月17日全市市民大遊行;5月19日政府宣佈戒嚴。這一階段運動的主要特徵是:學生的絕食行動把社會各界動員到運動中來,趙紫陽拒絕與鄧小平合作,各地學生大舉進京,民運規模急劇擴大,波及全國。民間活動家組織聯絡各界人士籌組“聯席會議”。
第四階段:5月20日-6月3日,稱為“戒嚴時期”。民運的主題是要求政府撤銷戒嚴令,呼籲召開人大特別會議,阻止戒嚴部隊進城。這一階段運動的主要特徵是:北京市民自發興起“反戒嚴運動”使戒嚴部隊首次進京受挫;知識界人士走向前臺;海外支援抵達廣場;“聯席會議”試圖駕馭學運失敗;政府為最後“清場”作政治、軍事、輿論準備。
從1989年4月 15 日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逝世起,至1989年6月4日政府出動軍隊大規模鎮壓止,這場運動總共持續了50天時間。根據國家教委統計,在這短短的時間內,中國大陸有八十多個大中城市作出了反應,聲波遠及青海、新疆、西藏、廣西等少數民族地區; 在這些城市中,有五百餘所大專院校的師生投入了運動,至少有153萬人次參加了遊行。 這些抗議與表達活動集中了無數豐富的內容,創造了中國民運史上許多個“第一”。它們有:對亡者的悼念活動、簽名呼籲、遊行請願、絕食、自由結社與辦報活動,還有史無前例的反戒嚴運動。在這場運動中,社會各界提出了上千種要求和口號,並賦予了新時代的理念。捲入這場運動的社會階層也空前的廣泛,他們有學生、市民、農民工、作家、知識界著名人士、記者、國家幹部及少數現役軍人 和工人、員警……,以至於政府非出動十余萬軍隊 才能平息事件,而又不得不長久地為這種措施付出代價。
從歷史上看,一個國家的民眾,在這樣短的時間內,能夠實現如此廣泛的動員,除國家遭受外敵入侵的情況,是很難予以想像的。在中國近現代史中,只有1911年的辛亥革命,1919年的“五四運動”和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可以與之相比。所以,“八九民運”,就內容和規模來說,都是中國民眾運動史上史無前例的事件;“六四”鎮壓,也是中國政府行為史上空前絕後的事件。
二、宏觀歷史中的“八九”定位
從宏觀歷史的層面上看,八九事件是在門戶開放背景下,中國社會政治轉型過程中,由於社會政治文化與政治法律制度不相適應而發生的一次碰撞。在世界歷史上,類似的例子有許多。比如:
1、殖民地時代,遍及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原住民的傳統文化精神,與殖民者帶來的政治法律制度的衝突;
2、建國時期的美國,開拓者的文化精神與宗主國大英帝國的法律制度的衝突;
3、內戰時期的美國,北方工業地區的制度要求與南方的種植園文化的衝突;
4、二戰後,蘇聯帝國強加在原東歐各國身上的政權形式,與它本身政治文化的衝突;
5、50年代至70年代末期,巴列維政權下的伊朗,其政治制度與本民族的宗教文化精神的衝突;
6、20世紀下半期的蘇聯,西方文化與傳統宗教相結合的社會文化,與蘇共統治的衝突;……等等。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凡是政治文化與法律制度不和諧、不適應的地方,必定會發生尋求“和諧”與“適應”的運動。如果這種不和諧是系統性的,革命或戰爭就不可避免。二百年來的世界歷史告訴我們,要麼是先進的社會政治制度改造了不順服的文化精神,要麼是頑強的文化精神瓦解了政治制度。就像“鞋子”與“腳趾”的關係——要麼是生長的腳趾戳破鞋子的禁錮,要麼是頑強的鞋子扭曲了腳趾的骨骼。它們之間既存在尖銳矛盾又能共存共容、克服摩擦,實現和平轉化的特例似乎只有一個,那就是接受了“麥氏憲法” 而又頑強地保留了本民族文化精神的日本。不過,它的歷史前提是原子彈的征服。
用這樣一種社會歷史觀去關照1989年的事件,我們會發現,比起上述任何一個國家曾經發生過的動盪,中國的事件並不十分特別。
三、八九民運的定義
從中國社會自身的歷史發展過程來看,所謂“八九民運”,實質上是中國走向現代化進程中,由於執政黨實施的自上而下改革,在目標、戰略和利益分配等方面與社會各階層期望產生分歧,而造成的一場由青年學生為先鋒、以自由派青年知識份子為後盾,有社會各界參加的全民性、非常規的意見表達運動。
所謂“六四鎮壓”,實質上是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用傳統的專制手段,對付公眾意見、扼殺開放時代初步發育的民間社會政治要求的血腥措施。
“八九民運”的發生,改變了自“林彪事件”後武裝力量在中國政治生活中所處的“隱蔽幕後”的狀態;“八九民運”的失敗,奠定了前共產制度向資本主義轉化的所謂“中國模式”的基礎。
但是,“八九民運”並非外界強加給“十年改革”的事物。它既決定于毛時代專制集權體制的宿疾,也是十年改革路線、模式、目標本身,在後毛澤東時代條件下演化的必然結果。從這個意義上說,“八九民運”本身是中國、也是“十年改革”繞不過去的一個“結”;而“十年改革”僅僅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變遷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此,當“六四“槍聲鎮壓了“八九民運”,中國市民和學生付出鮮血代價的時刻,也是蘇式共產主義大廈轟然倒塌之時。正因為如此,我們說“八九民運”是有意義的。它的意義不在於一時一地的得失,而在於這所得所失中揭示的問題,正是我們民族前進中無法回避的矛盾,更是世界共產主義制度無法回避的問題。
對於“八九-六四”事件的多角透視
本文集對收入的24篇文章,分別以“綜論”、“專題”、“爭鳴”三個欄目陳之。其中綜論8篇,主要是從宏觀上論述“八九-六四”事件的性質、意義、原因和結果;專題9篇,主要是對事件的背景、起因、後果及狀態的具體分析和描述;爭鳴7篇,則收錄了十五年來關於“八九-六四”事件反思中最典型的爭論文字。
一、八九民運的歷史背景
作為“綜論”的第一篇,中國科學院科學史研究員、著名愛因斯坦研究專家許良英先生,以中共早期學生運動的參加者、八十年代思想啟蒙運動和“獨立知識份子群體”的主要宣導者的身份,對《八九民運與中國民主化進程》這一題目作了宏觀的概述。他認為,八九民運的歷史背景,是經歷了文革浩劫後,人們從現代迷信中覺醒過來,衝破自我封閉的牢籠,順應當今世界的現實和人類現代文明的歷史潮流。在這一背景下,人們認識到政府提倡的經濟體制改革,必須有相應的政治體制改革與之配套,必須保障公民的言論、出版、結社的自由。1988年,伴隨經濟轉型過程的“雙軌制”所出現的“官倒”、貪污、揮霍浪費等腐敗現象愈演愈烈;以及堅持改革開放的胡耀邦總書記的突然去世,是這場運動的直接導火索。
本書論述這一主題的多篇文章,基本認同許先生的這一觀點,並從各個不同的側面有更加細化的論述。如,嚴家祺先生的《八九民運的世界歷史地位》、蘇紹智先生的《六四與大陸政治改革》等。
被收入“綜論”的第二篇文章——《天安門悲劇》,選譯自已故的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鄒讜先生的同名著作。 該書作於1991年,有部分章節譯文曾在坊間流傳,並在很大程度上為影響很大的卡瑪的電視專題片《天安門》提供了思想資源,決定了此前十五年對民運批評的基調。此次經趙鼎新先生之推介與組織編譯所刊的這部分內容,意在為讀者提供一個全面瞭解鄒文原意的機會。在論述八九民運的歷史背景時,該文言簡意賅地指出:
“導致這場運動的先決因素包括:共產黨的文化和意識形態霸權的衰落,政治控制的放鬆,公共空間的開放,許多自由思潮小團體的湧現,知識份子階層對民主自由口號的普遍接受,以及對共產黨的信心的喪失。”
他認為,激進的學生最終選擇了與黨內改革派不合作的態度,也可看作是極權政治體制解體過程中,所造成的政治文化的一部分。
原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所長蘇紹智則從制度的層面,展示了這一背景的細部特徵。他指出:經濟改革和市場經濟的發展,直接導致了“計畫體制的解體,中央政府的權力被大幅度地削弱”。與此相應,毛時代那種共產黨國家常見的全面政治控制也不得不有所放鬆;作為主要政治控制手段的階級鬥爭和相應的馬列主義階級鬥爭學說等意識形態也被擱置。換言之,“鄧小平推行的改革開放政策,打破了極權主義全面控制的堅冰”。
具體到社會方面,它帶來了如下的變化:
其一,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社會主義的信心危機以及中共對意識形態控制力的衰弱。即所謂“三信危機”。再聯繫到中共建國以來的歷次運動的浩劫,改革開放又使人們打開了眼界,致廣大群眾深感在經濟上,在民主、法治、人權上都大大落後于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
其二,新的公共空間和新的政治行動者的出現。它們包括八十年代中比較著名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政治學所、文學所、國務院體改所,以及一批民間研究機構、獨立經濟實體,還有一批帶有民間色彩的社團和報紙。依託這些團體,中國逐漸形成了一個“包括體制內和體制外的,包括老、中、青各年齡層”的,“獨立思考而不依附於中共作政治傳聲筒的知識份子”群體。而他們對社會的影響正日益擴大。
其三,黨內不同派別的出現。在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後,改革派與保守派不但公開出現,而且有時鬥爭得相當激烈。鄧小平則在兩派間玩弄平衡術。
但是,由於四項基本原則的約束,政治改革滯後,致原先專制特權、一言堂、權力過分集中等弊病依然如故。這些弊病與經濟體制出現的市場化相結合,形成權力的資本化,致貪污腐化盛行。特別是1988年“闖價格關”失敗,使通貨膨脹日益嚴重,社會貧富懸殊,引起群眾強烈不滿。在這種情況下,以胡耀邦逝世為契機,爆發了由學生為先導的群眾運動。又由於中共當局的官僚主義或是保守派有意刺激群眾,一場意見表達運動升級為“爭民主、自由、人權,反官倒、反特權的政治運動”。
當然,從不同的立場出發,對這類總結還有相當不同的看法。本書“爭鳴”中收入的《何新對1989年動亂的看法》,就是一篇典型的文字。
二、八九民運的性質與意義
本書“專題”中收錄的吳庸先生的《腐敗與六四》、吳稼祥先生的《六四“權力大玩家”》兩文,分別展開了片面經濟改革路線帶來的腐敗現象和高層權力鬥爭的具體圖景。通過他們的論述,讀者得以看到:從毛式“極權”政治體系的坍塌,到現代民主政治秩序建立之前,為各種權力野心留下了政治角逐空間;從“計劃經濟體制”(包含與之相應的法制秩序)的解體,到現代市場經濟秩序建立之前,給經濟腐敗闢出了廣闊的餘地。正如一個事物的兩面,“政治民主化”問題的提出,以及相關輿論造成的社會壓力,使得原先把“權力場”視為禁臠的上層集團失去了劃地分羹的部分特權,於是他們轉而經商。而當政者為了取得政治上的進展,鞏固已經取得的權力,需要對那些“失地者”網開一面——在“贖買政策”的默許和“腐敗難免論”的縱容下,使他們成為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團”。這個既得利益集團的“發財效應”鼓勵了更多的人投入商海而不是角逐政壇,反過來構成了對這種改革路數的堅強支撐!同樣,對外開放與對西方世界的“和平”姿態引出了“百萬大裁軍”,而“大裁軍”帶出了“軍倒” ;每一次“整黨”和“精簡機構”都帶出一大批“官倒”公司和腐敗分子。由此,我們可以得知,所謂八十年代的政治進步,實際上是在改革缺乏必要的“總體戰略”,也是執政者頑固拒絕政治民主化,在經濟市場化面前遊移不定的結果。而這,也正是八九全民抗議運動的近因。
與吳庸先生帶來的是具體的數字、吳稼祥先生訴說的“宮闈秘史”不同,朱曉陽、陳佩華的《葬禮的象徵與權威的暗流》以個案剖析的形式,揭示了存在於中國社會下層市民的不滿及其來由。更重要的是,文章指出了群眾不滿的直觀的、標準參照系統,是毛澤東時代經濟上的“均貧”與政治上的“無產階級專政”模式。它形象地揭示了存在于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權威與反權威”的矛盾共存現象,及其互相轉化的條件。它意味著,在人們借用現代政治文明口號反抗現實的同時,人們的思想資源——至少有一部分——還是來自舊的武庫。正是這種現象的存在,使一些人把這場運動中民眾的“反腐敗”要求視同“反改革”傾向,如本書“爭鳴”欄目收入的華生先生的《策略性的失誤還是戰略性失誤?》和保密先生的《民主——中國的夢》。他們把民眾運動表現的平均主義意識、群眾專政、文革的“大民主”和街頭政治與“暴民文化”加以聯想。擔憂這種運動的成功是否會導致新的暴政。
許良英先生則極不同意在理論上有所謂“大民主”的存在。他認為:民主沒有“大”、“小”之分,只有“有”、“無”之分。文革時期的所謂民主,“完全是假民主,實質是反民主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黎安友的文字似乎也支援這一判斷,他認為:如果“民主至少是說:公開競選有權作出政治決定的職位,並通過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結社來保障這種公開競選。如果不計近年來的臺灣,即使按這個最低標準,中國也從來沒有實行過民主。”不過,依他的標準,八九民運至多只能稱為一次民眾的“民主實驗”。
蘇紹智先生則認為,八九運動可以看作是一種“公民不服從運動”。他指出:“這種運動的典型是印度的甘地領導的非暴力和不合作,但甘地面對的雖是英帝國主義者,卻是具有民主法治傳統的國家,不但未被武裝鎮壓,而且幾經協商和鬥爭取得最後的勝利。”
三、八九-六四事件的後果
但是,無論如何,八九民運在客觀上改變了中國改革的進程。華生先生對此作出了沉痛的描述:中國大陸自1979年改革以來持續十年的經濟自由化和思想解放運動被打斷了;黨內保守派雖然已經無力扭轉市場化改革的大潮流,但是市場化改革的勢頭顯然被遏止住了,經濟改革的核心部分即所有制改革再次成了禁區;八九運動謀求的政治改革基本上“全軍覆沒”;十年改革中辛苦積累起來的民主派和自由派的基地(包括他們控制和影響的研究所和報刊)損失貽盡;八十年代後期普遍的言論自由和廣泛發展的結社結會不復存在;意識形態領域左翼激進主義全面回潮;封閉、僵化的教育再次統治學校和輿論宣傳。他斷言:“這種隔絕、僵化的意識形態控制對民族智力的浪費和損害,仍會在今後很長的一段時期內表現出來。”
在華生“灑向民運都是怨”的地方,王鵬令先生則看到了“中國模式”的確立。在《八九民運與“中國模式”》一文中他提出:八九民運的結局,作為一種“對立的力量相互‘博弈’的結果,它不可能是由民間一方的性質所決定的”。他認為,以往民間對此的反思基本上是在“毫無保留地肯定當時知識界主流改革觀的前提下,沿著‘策略’和‘道義’兩個維度展開的”。他把這種反思結構稱作“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範式。但人們忽略了,自由知識份子的改革觀以及他們的實踐,從來都沒有成為中國改革的主導,它在歷史上僅僅是作為一種對“主流改革觀”——即“鄧記”“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 ——的“修正力量”而存在的;並且也是這種改革的派生物。因而,八九民運的結果,不過是將70年代末開始醞釀,到中共“十三大”初具規模,直至“十四大”才基本確立的“中國模式”的“祭旗禮”。其標誌,就是目前奉行的“威權政治”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這個被擺放在祭臺上的“犧牲”,“則不只有數百無辜者的鮮血和頭顱,也不限於以趙紫陽為代表的黨內開明改革派的政治生命,在更為廣泛的意義上,還包括80年代中期以後在中國知識界狂飆突起的、以方勵之先生為代表和以《河殤》為象徵的西化思潮及其政治夢想。”
四、八九民運失敗的原因與經驗教訓
為了修正以往的反思集中于“道義”和“策略”兩個層面的傾向,深入探討八九-六四事件參與各方在“觀念-規則-制度”認同方面的矛盾和危機,是本書對八九民運進行反思的一大特色。
本書“綜論”中收入的鄒讜先生的《天安門悲劇》、黎安友先生的《中國民主制的實驗和失敗》、趙鼎新先生的《國家合法性、國家行為和“八九”學運的發展》, 以及在“爭鳴”中收入的封從德先生的《八九民運組織結構的反思》、陳小雅女士的《規則認同的危機——八九政治的困境》,分別從事件的歷史背景、發展進程中具體操作規範和文化特點等不同角度,切入了上述主題。
芝加哥大學社會學教授趙鼎新先生認為,以往人們在解釋“八九”學運的悲劇性結局時,一般會把其歸因於中共黨內的派系鬥爭或歸罪於一小部分激進學生的作為,而他則希望找出其背後的結構性因素。雖然中共高層存在權力鬥爭是不爭的事實,導致其政策反復的關鍵因素卻是早先處理學運策略的不斷失敗。這些策略之所以失敗是因為中國的高層精英和學生以及北京市民對國家合法性產生了相互衝突的理解。在八十年代後期,大部分中共高層仍然忠於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但大部分學生和北京市民對政府的評價,卻是依據其在經濟和道德方面的表現。最後,軍事鎮壓成了中共唯一得以延續其政權的手段。在趙文中,整個“八九” 學運就像是一盤奇怪的棋局,對峙的雙方一方按“國際象棋”的規則出棋,另一方則按“中國象棋”在行走。因此,對方每走一步都會被另一方認為是在犯規。博弈的結果是雙方都越來越不理解對方而且變得越來越惱火,最終只能以掀翻棋盤了事。
鄒讜先生認為,八九民運中民運失敗的原因,是朝野雙方都沒有“雙贏“的思維。他說,改革的成功需要“學生和活動家中的溫和派必須在社會運動中起領導作用”;“學生和改革派必須持續地公開地諮詢對方的意見以協調彼此的基本觀點、總戰略及短期策略。但黨的規則和規範使第二個條件不可能實現。而第一個條件在中國也不存在:
“因為中共從不允許獨立自治的社會組織機構產生,並逐漸發展出一個穩定的領導層,以及一個能適應現實和吸取經驗與歷史教訓的傳統。儘管在某個時刻,學生想借用‘團結’作為他們自治學生組織的名字, 但中國從未有過任何類似于波蘭之團結工會的組織。這樣一個組織具有推進勞工改革的歷史和政治鬥爭的經驗。 同時,中國也沒有可比之于波蘭的天主教會的組織,這樣一個組織擁有長達幾世紀的宗教信仰和世俗智慧。”
而在1989年的中國,可以提供指導的,只有文革中已經一敗塗地活動家及其後繼者的“智慧”和“經驗”。他們中有的人“靠人多勢眾來保護自己”或者“在幕後指導那些比他們年輕的同事”。“有些小團體也許想利用這個機會來表達他們對共產黨的怨恨,並要求進一步開放政治和公共空間。”許多人則似乎“只憑良知倫理生活,完全忽視責任倫理”。
陳小雅在《規則認同的危機》一文中,將以往十五年來人們對民運的批評歸納為五點:1、民運主導勢力將少數人的價值觀、改革觀強加於社會歷史進程; 2、群眾運動受“集體無意識”支配,進行非理性宣洩;3、個人的“風頭意識”和權力欲主宰運動的去向;4、“蒙面勢力”的插手與控制;5、參與者“見好就上,見壞就逃”的投機心理。她認為,種種認識的差別,是由人們的立場、觀察角度和在運動中所處的位勢不同而造成的。
“如果我們站在民主政治的立場去看待這些現象,我們就會發現,我們所批評的許多東西,都是人們的合法權利。對此,一個民主理念的信奉者或民主政治家,應該想到的是如何去滿足人們合理的利益和願望,消除導致苦悶的原因,並建立一種更有代表性的‘多元政治’,與營造一種能夠容納‘多元文化’的制度環境;而不是像‘上帝’、像專制君主,或站在‘精英主義’的立場上去漠視或輕視人的合理欲望與訴求。”
她認為,八九民運的歷史文化特色在於它的“借”字訣。如:借屍還魂、借題發揮、借殼上市、借力打力、借腹懷胎、借刀殺人。——正是這所有的行為,構成了1989文化的一個奇觀,即被稱為“大投機” 的行為方式。而這種集體性的共同選擇,並不是“非理性”的產物,而是一種精密計算——“超理性”的產物。不過,這類從每個人、每個獨立群體出發的計算並沒有建立起一個能夠把其他參與各方的“報價”除盡的“公分母”。這種現象固然是由中國的國情決定的,由民主運動的發展水準和民間社會的自組織程度決定的,但你如果想要擁有民主制度下人們享受的“權利”,就必須承擔相應的“義務”。這意味著,你必須遵守“有借有還”,用餐埋單,行路納稅的規則。如果這些規則尚沒有建立,人們就要從眼前開始,在自己的每一項實踐中,去建立這些規則。就像人們在經濟生活中已經做到的那樣。
作為八九學運領袖的一員,封從德的文章展示的是他對運動組織建設與運作特點的研究心得。他指出,在八九學運中,凡是按照民主程序產生出來,並按照一定規則作業的組織,就具有內部堅強、有威信、運作效率較高,且收放自如的有點;而缺少民意基礎、不按程式操作的“懸空”的組織則缺少權威。這種組織導致運動隨意放大容易,收束退卻則很難。他認為,這不僅是八九民運的經驗與教訓,也是六四後海內外民運組織的經驗與教訓,值得未來民主運動的借鑒。
胡平先生的《八九民運與“新權威主義”》,是本書收錄的唯一一篇,也是至今可見的唯一從理論本身的缺陷,對黨內改革派在八九民運中的失敗原因進行探討的深刻文字。在這篇文章中,他從中共在自上而下的改革中遇到的來自於權力機構本身的阻力,論證了權力的“半導體”性質;進而論證了依靠扼殺民間改革的積極性,而樹立的“新權威”去獨自完成改革的不可能性。在戰略上,這種理論必然置改革派於守舊的“頑固派”與革新的“自由派”的兩面夾攻之中,在權力危機、急需救援的時刻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他認為,蘇聯的戈巴契夫之所以能夠成功地進行改革,並加強了自身的權威,僅僅在於“他從一開始就沒有去壓制民主運動”,這就使得民間力量獲得了一定的發展空間。“由於民間力量與保守勢力形成了互相鬥爭的左右兩翼,那就給戈巴契夫提供了更大的機動餘地。和中國的‘新權威主義’者主張壓抑民主運動以加強黨內改革派權力的構思剛剛相反,在蘇聯,恰好是民主力量的興起,客觀上起到了強化黨內改革派權力的作用。”因此,當1989年5月19日趙紫陽來到廣場,對學生講出“我們來晚了”的時候,他“晚”的已經不是三、五天,對他本人來說,而是錯過了一個時代。
在本書的“爭鳴”欄目中,也收錄了華生先生《策略性的失誤還是戰略性失誤?——八九反思並與胡平先生商榷》一文。他認為,八九民運是自由派人士“謀求現代化的一次最嚴重挫折”。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失敗,導源於人們“對國情認識的偏差”和相應的“方針戰略”認識的錯誤。因而“他們跟著走的潛意識或感覺在很大程度上是誤導性的”。而學生骨幹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的認識和情緒,是反映了當時中國激進思想界總的認識水準和情緒。因此,八九挫折的根本原因是1988至1989年間主導潮流的中國激進思想界本身的盲目,躁動和誤導。而這種導源于20世紀初的源遠流長的激進主義,在中共“左的烏托邦空想”衰落以後,並沒有擺脫理想主義烏托邦追求的困擾。他的觀點,與本書收錄的保密先生的《民主——中國的夢》的看法是一致的。
胡平在《自由民主與共產專制的基本分歧——答華生先生“策略性的失誤還是戰略性失誤”》中,從十一個方面分析和回答了華文所涉及的問題。他認為,華生先生否認八九民運是一場真正的民主運動。理由是其間帶有強烈的反市場化改革的激進主義情緒。但是八九民運的整體訴求是朝野平等對話、開放言論、新聞及結社自由。那無疑屬於自由民主的範疇。如果“言論自由”只允許發表對各種改革措施積極贊同的一致性的正確觀點,這既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他說,在當年波蘭團結工會運動中,也含有對雅魯澤爾斯基政府經濟改革不滿的思潮,但那並不妨礙團結工會運動仍是一場真正的民主運動。
他說,華生認為鄧小平路線“是適合中國情況和符合大多數人利益的”。但退一萬步講,即使是“適合中國情況和符合大多數人利益的”,也不能成為實施“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鐵血措施的根據。“以人民的名義鎮壓、屠殺人民,這正是所謂‘人民民主專政’即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最大特點。”
介於二者的立場之間,鄒讜先生則認為改革派與民主運動有著共存的關係,他指出:
“黨內改革派,知識份子活動家和學生仍可以作出另一種行動。他們本可以……避免與武裝力量直接衝突,同時保存他們的力量來實現長遠的目標。這本是常識。……中國從未有過民主的經歷,也沒有自由主義和民主思想的長期傳統,在過去的四十年裏,更沒有一個可以稱得上是強有力的、活躍的公民社會。在中國能夠建立民主和保障自由和權利的制度之前,它必須建立起有深厚基礎的、強有力的社會組織和機構;他們能夠在社會的各個領域內管理他們自己的事務,界定他們自己的自由和責任範圍,和國家進行持續的對話並建立起制度化的關係。只有在這樣的基礎上,憲法上所保證的自由和權利才能不成為一紙空文。”
他指出,建立這樣的基礎,不僅需要時間,還需要避免“決戰”,需要建立“雙贏”的思維。
五、布魯克的《死亡調查》及其它
本書要特別推薦的另一篇譯文,也來自趙鼎新教授的介紹和組織翻譯。這就是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歷史學教授布魯克的《死亡調查》。該文雖然最終並未給我們提供一個關於1989年六四屠殺的準確死亡人數,但它展示了一種嚴謹細緻的工作態度,與史學家秉持的立場和一般思維方法。于此陳列,可以豐富華語研究界的知識,也彌補我們在八九-六四研究工作之不足。
此外,為了開拓八九-六四研究的眼界,豐富研究的品種,本書於王丹先生眾多的關於八九民運的言論中選擇了他的《八九年的民運文學》,還有鐘銳先生的《北京和上海民運的比較》。他們的初步嘗試,為八九民運的未來研究空間展示了豐富的想像力。筆者曾同美國研究文革的學者宋永毅先生有過有趣的討論,從這裏開始,我們還可以展開與文革文學及其他個案的比較研究,以及很多……
由於時間倉促,水準有限和資訊交流方面的原因,筆者的上述概括未必準確和全面,聊聊數語,旨在引起讀者的興趣,並為歷史研究留下一個索引;在文集中,文章的選取也未必精當,在編輯工作中肯定還存在許多的錯誤、遺漏和疏忽,在懇請讀者諒解之時,也歡迎提出批評和指正。更歡迎更多的朋友和同仁加入到八九-六四研究的隊伍中來。
最後,筆者將借此機會對為本書作序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余英時教授,芝加哥大學趙鼎新教授和各方作者的大力支持配合表示衷心的感謝;同時,對於2004年在紐約召開的“六四十五周年反思研討會”的東道主——紐約皇后區法拉盛中心圖書館李江琳女士,和美國和臺灣民主基金會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謝!對本文集收錄文章作出前期工作的劍橋出版社、牛津出版社、《中國之春》雜誌、《北京之春》雜誌、六四檔案網站、《議報》網上週刊、《民主中國》網刊、《新世紀》網站、《大紀元》網站、《浴火鳳凰》網站表示誠摯的謝意!
2004年9月6日 於北京

2014年1月18日 星期六

牟傳珩:青島「六四」記憶

在中國大陸,官方一再向人民灌輸、強調的是共產革命的「紅色記憶」,而在這「紅色記憶」中,最血腥、但卻為官方最忌諱的就是「六四記憶」。青島的「六四」記憶,年年都會伴著大海的波濤呐喊!我曾為不能忘懷的「六四記憶」作詩一首:
楓葉
什麼時候
心靈創出了傷口
一個季節綻裂了
鮮血的光芒
刺傷了夜的眼睛
什麼時候
記憶沉重成了夢
長安街上
背不走的思緒
跌成了一丘墳塋
風霜染著的楓葉
是血的舞蹈
而今「六四」第18個紀念日又到來了。每年的這個時候,我總被記憶裹挾著,想寫點什麼。我想追尋,追尋那些零散的思緒,撲捉那些凝血的足跡。我知道多少年輕生命的波紋,早已被坦克的履帶碾斷了。而今,我只能用手中的筆,追尋那段沉重的歷史,那些飄起的絲帶,以及那些血漿濺成的驚嘆號;我只能用記憶的絲線,串起那些發生在青島的「六四」片斷,把那些零散的往事,懸掛在只屬於心靈的牆壁。
1989年春夏之交,由北京大學生悼念胡耀邦誘發的天安門廣場絕食活動,席捲全國,發展成全民要求反對官倒,懲治腐敗,實現民主的「天安門事件」。這是中國當代史上一次波瀾壯闊、史有前例的,不僅得到了在京數百萬人參與,而且得到了全中國億萬人民廣泛聲援的民眾愛國運動。
當時的青島,「六四記憶」首先是在天主教堂三角地冒出了火化——那裏最早發現了北京學生運動的動態與消息,以及聲援性的大字報。當時青島民運圈內朋友莊彥先生(青島29中學英語教師,六四後流亡美國),始終都與那些傳遞消息的人保持聯繫,並在第一時間裏與我溝通。隨後不久,北京學運便在全國蔓延,以青島海洋大學為主力的青島各高校也都紛紛打起標語,走向街頭,遊行示威,聲援北京,集會於市政府門前。由此也卷起了青島市民的廣泛參與。甚至青島文聯都到廣場發表支持學生宣言。
但當時我在青島是公安重點監控對象。為了擺脫他們的監控,親身投入和見證這場全世界為之震驚的全民愛國運動,妻子竟不顧個人安危,常常抱著孩子,以去醫院或散步的假像,躲過警方視線,掩護著我,像做「地工」似的半道改路,轉向市政府廣場,參加集會。但後來的史料證明,青島公安當局還是把鏡頭對準了我。「六四事件」被鎮壓後,青島電視臺新聞播放的集會現場實況,有許多鏡頭是針對著我攝的。甚至連我與非圈內朋友高某與其妹妹偶然相逢握手的過程,都被偷錄下去,其中還有我在市府門前與「六四「後遭迫害的孫維幫交談的特大鏡頭,這為他們後來設計構陷「六四」鎮壓埋下了伏筆,以至於一些朋友看了新聞後,擔心我又會出事,跑到寒舍探望我。記得當時莊彥先生的一位朋友也是個老師,家就住在市府廣場旁的一個小樓上。「六四」期間,莊彥常常帶我到小樓上休息、交談,透過窗戶觀看會場全貌。特別是關注那些散佈在會場各個角落做小動作的特工人員。每晚,我又會與莊彥、孝柏等「不結社」朋友聚在青島市松山路5號五樓老王那裏看電視、聽外電,分析時局。老王這裏也是我們平時常常聚會的地方,大家都各自備些酒菜小吃,沙龍式地討論爭執各種社會問題,且常常徹夜不倦。為此老王的松山路住處,也一直為警方監控,特別是在「六四」期間,這裏受到更加嚴密的監控。我們時不時地發現對面樓上的監控人員。
北京「六四」開槍後,激起了全國更大規模的抗議浪潮。在省城濟南,以山東大學為主的幾千名的大學生抬著花圈上街遊行,帶動了各大學紛紛上街,抗議北京發生的「六四血案」,呼喊著「反對鎮壓」、「反對暴力」、「李鵬放下屠刀」、「血債要用血來還」、「還我同胞」等口號,在市區的一些公共汽車、電車車廂上,都被寫上了此類大字標語。在青島幾千名舉著「海洋大學」旗號的學生和打著「市民聲援團」的民眾上街遊行,他們打著無數臨時趕寫的標語牌、橫幅,上面寫著「李鵬下臺」、「還我戰友」、「以血還血」「聲討劊子手」等口號,隊伍越聚越大,穿越中山路,途經市委、市政府門口,已達幾萬人。我的作家朋友——青島作家協會副主席劉學江,在衣服上書寫譴責屠殺口號,騎單車轉遍青島大街小巷,並與激憤的青島市民,圍堵衝擊關押示威者的青島市台東交警大隊。文聯作家、《海鷗》編輯部小說組編輯李建國則公開貼出退黨宣言,在社會引起震動,後來得到青島文聯主席尤風偉先生保護,才度過鎮壓難關。
青島學生領袖陳蘭濤,與妻子一同,站在青島「六四」愛國運動的最前沿,天天奔波在演講場和遊行隊伍之中,後被判刑18年。張傑、陳延忠、張曉宵、史曉東等與「市民聲援團「聯手組織「三罷」,並到青島最大的企業四方機車車輛廠,對工人進行宣講,試圖組織青島工人大罷工,直到先後被捕。燕鵬當時身為青島印染廠共青團支部書記,竟背著領導,擅自做主,率領青年工人用車間原布在工廠所在的交通要道上拉起橫幅,聲援學生。當時若不是單位保他,恐也在劫難逃。民主牆時期「民主志友學社「最年輕有為的成員張宵旭,不顧個人危險,挺身而出,在政府大樓門前的集會上,振臂高呼,慷慨激昂地發表譴責政府向學生開槍的演講。我發現後,當即將他約出會場,表明不希望他冒頭,因為當局當時正在尋找抹黑學生運動的打擊藉口,說運動背後有民主牆時期「非法組織」的黑手。但時至已晚,張宵旭後被重判15年。令人義憤的是,當時孫維幫並未實質參於運動,但也被荒唐地抓捕判刑12年。可見當局是刻意要把當年已遭鎮壓的民主牆運動與「六四事件」搞到一起。為此,當時的青島市委機關報《青島日報》專題報導,無中生有的說,當年非法組織「民主志友學社」與《海浪花》在廣場相互串聯,秘密活動。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孫維幫被抓捕不久的一天傍晚,孫維幫的妹夫、上海民主牆時期老戰士秦林山(當時正在青島經營酒店)突然找我,將我約到一個小巷說,繼孫維幫後,薑福禎剛剛也被抓了,且在他那裏搜出了你的文章。林山說,這是沖著我來得。他焦急地掏出一疊錢來對我說,「這是路費,快去南方找我的一個朋友」。林山當時的那種急切與真情,至今深深記憶在我的腦海裏,那不僅是一種朋友之誼,更體現了一種同道之義。當時,薑福禎的被捕也令我不解。他也是青島民主牆時期的《海浪花》成員,記得此前不幾天,我還在市府門前的示威活動中與他交談過,但他並未提及直接參與活動,所以我當時對他的出事也摸不清原因(後來才得知,他是因「六四」到海洋大學裏張貼小報被查出來而身陷牢獄的)。儘管我當時也認為自己凶多吉少,但朋友們蒙難,要我選擇避難,並非我的性格。因此我只好婉言謝絕林山,堅持坦然應對一切可能發生的後果。為了那永遠無法忘懷的「六四」記憶,紀念那些死去的英魂,我當時寫下散文詩:
你是一片燦爛的楓葉
你倒下了——合上了一部沉重的書,許久、許久……。
每當夜晚來臨,風雨便打開你的心靈。送你一程,我不該離去,從眸子中盈溢的符號,在凝血的扉頁上,刻不完的逗點一行、一行;方格紙上的鏡頭,記錄著一個歷史的真實。
從這裏呼嘯而去的思緒,又從心藏走向了感覺,走進了古城樓上不滅的燈。
一座、一座展開來去的山梁上,有無數不倒的松柏在沉默。
你的具體,我們記下了。因為,當金風再次吹來的時候,你不是野草,你是我們繼續編輯著的書頁裏一片燦爛的楓葉。
果然,我謝絕林山先生避難建議不久,3個頭頂大蓋帽的人,手持當地派出所的便條「光臨」寒舍,當著我的家屬要調查我與孫維幫、薑福禎、張宵旭都在市府門前有哪些活動。我直言不諱地對他們說:少再搞「階級鬥爭」那一套,老百姓已經厭惡極了。而那位李文才處長卻說:「現在我們就要重提階級鬥爭,從中央到地方都要提」,並氣勢洶洶地威脅我,「隨時都可以法辦你」。據悉,當時我已經上了他們的抓捕名單,但他們卻沒有搜集到任何有關我直接插手「六四」的證據。後來也許他們認為手上已經有了當年《海浪花》與「民主志友學社」的人,完全可以做成「非法組織'民主志友學社'與《海浪花》在廣場相互密謀串聯「的文章,抓不抓我都一樣了。但他們豈不知,「民主志友學社」張宵旭當時根本就不認識孫維幫、薑福禎,「相互密謀串聯」實屬無稽之談。由此可見,「六四」後中國政府抓所謂學生運動幕後「黑手」,純系陷害、栽贓,其目的就是要歪曲以大學生為主體的全國民眾愛國運動的性質。而青島官方在「六四」鎮壓過程中,設計構陷的操作內幕,就是最好的見證。
歷史拒絕遺忘!
轉自《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2014年1月16日 星期四

赵紫阳在军事压力下下台

到1月17日,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就已经逝世9年了。作为中共曾经的最高权力拥有者,赵紫阳生命的最后15年却没有自由。尽管赵紫阳被中共免去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但是,9年来,他却被中共党内外和海内外人士以各种方式纪念。
赵紫阳逝世9周年前夕,《唐人》记者采访了赵紫阳的朋友与智囊之一、 原中共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姚监复先生。

今年82岁的姚监复是中国著名公共知识分子,曾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农业生产力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记者:17日是赵紫阳先生的忌日,9年以来民众还在怀念他、纪念他。您认为老百姓最怀念赵紫阳的是什么?

姚监复:我觉得最怀念是他讲的要民主,要给人民民主,要人民能讲话。他最后也提出要支持中国建立一个反对党。如果当共产党执政有问题时候,应该有反对党出来收拾局面。我觉得他最可贵的是这一点。

另外还有一个是,他是舍身取义。不是为自己的官职能不能当总书记作为第一位考虑的,而是不要向老百姓开枪。所以我觉得舍身取义这点很不容易。

还有坚持真理。原来有机会检讨一下,还可能保住官位,他也不检讨。我觉得这一点很不容易。这都值得中国老百姓、知识份子和后代怀念和继承的品质。

记者:那您认为在1989年六四中他反对屠杀这件事,在他一生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

姚监复:我见他的时候(2004年3月的一天),到了11点半,我说:我要向你告别了,你要休息了。我只最后说一句话,就是李锐跟我说过,中共历届总书记都是以违心的检讨下台,但是只有两个人没有做违心的检讨,一个是陈独秀,一个是你赵紫阳。

他把氧气管拔了,站起来,走到我旁边,指着我鼻子说:〝你说的陈独秀?〞我说:〝不是,是李锐说的〞。

他站起来,背过身,高举双手:〝哈哈哈,陈独秀!陈独秀!〞。

因为他希望历史承认他的选择是正确的,而李锐是党史专家,在他生前就下了这样的结论,他是觉得是对他最高兴的一件事,所以他是非常爽朗的、高声的大笑,畅快的大笑。

我就觉得他追求的是这个,老百姓怀念的也是这个,就是敢于在威逼下、在利诱下,还坚持真理。还是要不能开枪,最后自己宁愿承担苦难,家里人也分担一部分不幸。这一点在历代统治者、特别是共产党的领袖里面是少见的。

因为共产党养成了一个规矩,宁可政治路线犯错误,不能组织路线犯错误。陈独秀跟赵紫阳恰好跟这条错误的路线做斗争,树立了一个新的榜样。我觉得共产党人也好,中国人也好,应该学这种坚持真理、舍身取义的这样一种高贵品质。

记者:六四屠杀也是被外界视为中共泯灭人性、用武力维护政权的一个标志性事件。那很多体制内很多人是党性和人性并存,但是在压力面前,很多人都是颤抖着选择了党性。那么,您认为赵紫阳他用行动选择了什么?

姚监复:我说他选择了反对进行反人类罪的罪行,而邓小平他们做的事是对历史、对中国人、对人类犯了反人类罪。而这反人类罪没有追溯年限的,将来一定要受到审判的,受到国际的道德法庭、历史法庭,以至于国际法庭进行审判,应该是审判反人类罪而不是简单的平反。

对赵紫阳可能是你共产党做错了,把他撤职了,你去平反,但是对无辜的死难的民众来说,当时的决策人犯了反人类罪,根据自己的道德观念、自己的意识形态,无辜的用正规军屠杀老百姓,这是反人类罪,是犯罪!

记者:赵紫阳当时是身为中共的总书记,他为什么还能被打倒?而不是他去处罚或决定别人的命运呢?

姚监复:因为中国(共)是军党论,军队起很大的作用。所以邓小平辞掉所有职务,没辞掉军委主席。中国(共)经常是谁掌握军队、军权,就可以用这个军队的权力来控制政治权力。

打倒〝四人帮〞,实际上也是军事政变;胡耀邦下台是军事压力下的宫廷政变。而赵紫阳下台是邓小平军委主席调动了二十万大军包围了北京,几个城市的包围下,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人大代表、人大常委、部委各个方面的人,在军事压力下,不得不屈服于邓小平的军事主席的压力。

所以赵紫阳你虽然是军委第一副主席,你没有实权。在军事压力下,你必然是失败的。他即使要斗争的话,可能是一场流血的,而且是一场必然失败的内战,因此他没有选择这一条道路。

记者:我最后一个问题是:六四现在过去24年多了,赵紫阳也是被软禁15年一直到他逝世,在那之后,中共又对民众犯下了很多包括在维稳中很多很多的罪恶,今年更是对网路加紧打压。您看到的中国是大部分人还期待着中共在体制内进行政治改革,还是已经彻底失望、抛弃幻想了呢?

姚监复:中国历朝历代的改朝换代,都是以老百姓付出极大的牺牲为代价,而改朝换代的。所以我希望今后中国的变化是文化方面、制度方面的根本变化。不是哪一个人又把谁推翻了,上来以后还是暴君。

所以咱们希望这个变化就像苏(联)东(欧)式地,是和平过渡、演变。从上往下的改变和从下往上的改变相结合,不要血腥式的改朝换代。

三国时死的人大概是90%,〝十室九空〞 ;太平天国死的人大概也是上亿人;我们(中共)近100年的革命大概也死了几千万人。

我希望今后中国走上民主化的过程尽可能是渐进式的,而不是激进式的暴力革命。应该学英国式的、美国式的,而不是法国式的、俄国式的、中国式的大革命。

总之,我希望中国会走向民主。

记者:非常感谢您!

姚监复:向观众和主持人表示谢意!祝你们新年好!中国新年好!一切都好!

赵紫阳,1919年10月17日出生在河南,1980年到1987年担任中共国务院总理,1987年到1989年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赵紫阳因同情学生和反对武力镇压,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被软禁15年直到逝世。赵紫阳2005年1月17日逝世后,被外界视为中国现代民主运动的〝标志性人物〞和中共历史上〝少有的、特立独行的〞人物。

2014年1月10日 星期五

從國際宏觀角度看六四事件

注:此文是中共五毛視角,僅供參考

Macro View of 6.4 Event


「東歐巨變」與「蘇聯解體」
19892月,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中央對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作了重新評價,定性為人民起義;並通過了實施多黨制的決定。

19895月,保加利亞的伊斯蘭少數民族大量外逃的。隨後,各地的罷工示威活動頻頻發生,迫使日夫科夫在年底辭去保共總書記的職務,由姆拉德諾夫接任。第二年2月,保共十四大決定改名為保加利亞社會黨。

1989年,捷克發生 “11月事變117日到28日,爆發了有二百五十萬人參加的遊行示威,要求取消一黨制。126日,胡薩克辭去總統職務。1228日,布拉格之春的領導者杜布切克當選聯邦議會主席。第二天,聯邦議會選舉哈威爾為總統。捷共淪為在野黨。

198912月,波蘭修改憲法,將國名由波蘭人民共和國改為波蘭共和國,恢復紅底戴王冠的白鷹為國徽。

198912月,羅馬尼亞發生蒂米什瓦拉發生的事件,總統被殺,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被改名為羅馬尼亞。

19898月,東德許多城市相繼爆發大規模的要求民主改革的大规模示威游行。1989119日,柏林墙倒塌。1990103日,東西德正式统一。

19899月,烏克蘭人民爭取改革運動(簡稱魯赫)成立,成員迅速擴大到百萬人。1990716日,烏議會通過《烏克蘭國家主權宣言》。1991824日,烏克蘭政府發表的國家獨立宣言,正式宣佈脫離蘇聯獨立,改國名為烏克蘭。

1991年蘇聯正式解體。除烏克蘭外,各加盟國也紛紛要求獨立,一個超級大國忽然間消失,美蘇數十年冷戰結束,世界上僅剩下美國一個超級大國。
  

19891225日,羅馬尼亞領袖尼古拉·齊奧塞斯庫夫婦被處死。身為總統、國務委員會主席、三軍統帥、羅共中央第一書記的齊奧塞斯庫,從萬眾敬仰的領袖到面對黑洞洞的槍口,僅僅經歷了不到1個月……

導致齊氏下臺的最直接,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198912月席捲羅馬尼亞的蒂米什瓦拉 大屠殺事件。傳言說,羅馬尼亞保安部隊向齊奧塞斯庫夫人埃列娜呈交了一份秘密報告,這份代號為“E2”的報告統計了蒂米什瓦拉市暴亂中傷亡人數,計有 4632人死亡,1282人受傷,1324人被捕, 1284人被判死刑。這是1220日設在德國慕尼克的自由歐洲電臺得到的消息。緊接著,1222日法新社又在布達佩斯播發了類似的恐怖數字,蒂米什瓦拉市5000人被打死。同一天,幾乎就在齊氏夫婦出逃的同時,羅馬尼亞各新聞媒介都收到一條可怕的電訊:在蒂米什瓦拉市發現一個有4632具屍體的屠殺場。羅馬尼亞電視臺立即播放了大屠殺的現場鏡頭:坦克開炮聲、爆炸聲、呼喊聲,亮光、哭泣、鮮血,還有一具具包裹著白布的屍體。最令人恐怖的是一個據說被剖腹殺死的婦女肚子上還放著一個死嬰。甚至還傳說:外地發現幾個萬人坑,這一切都是齊氏指使保安部隊幹的。

這則可怕的消息和那些恐怖的鏡頭,就像一顆重磅的燃燒彈,把本來就已動盪不安的羅馬尼亞人對齊氏的不滿情緒,一下子燒到白熱化的程度,齊奧塞斯庫瞬間從人民領袖變成了不共戴天的殺人犯。這個謠言的傳播,幫助羅馬尼亞新當權者完成了反對齊氏的全民動員。

在這個消息的傳播中,法國、美國、西德等電視臺紛紛轉播這些消息和畫面,希望讓羅馬尼亞的革命成功

事實是,1215日,蒂米什瓦拉市示威者與警方發生衝突中,共死亡 147人,受傷335人,失蹤25人,與謠傳的死亡 5000人相距甚遠。大屠殺的恐怖場面是故意佈置的。那個被偽裝成被剖腹的女人,原死於酒精中毒,肚子上的死嬰,也不是她的1990126日,羅馬尼亞官方公佈,在整個事件中,全羅馬尼亞總共死亡766人,而羅馬尼亞的新當權者曾一直聲稱:死了6萬人。

愛因斯坦研究所的網頁中,提供了一些非暴力鬥爭的書藉及刊物。吉恩夏普(Gene Sharp)的《從獨裁到民主解放運動的概念框架》與羅伯特 L. 赫爾維 (Robert L. Helvey) 的《論戰略性非暴力衝突: 關於基本原則的思考》這兩本書非常詳細地介紹了「非暴力行動的方法」,你們可以看一下這些方法與六四事件有多少巧合之處。

198種非暴力鬥爭的方法 (英文)

《論戰略性非暴力衝突: 關於基本原則的思考》(中文)
(「非暴力行動的方法」一章,自第92頁開始)

愛因斯坦研究所官方網頁 (里面有許多研究非暴力鬥爭方法的書本可以下載)

Gene Sharp, The Methods of Nonviolent Action, Boston 1973 
 顏色革命策動者陰謀中國《環球人物》雜誌特約撰稿 王晉燕

愛因斯坦研究所由吉恩夏普(Gene Sharp)創辦,吉恩夏普專門研究以非暴力手段去推翻一個獨裁政權的理論。非暴力指的是用非打仗,打仗的代價很大,而且未必有勝算,可是非暴力手法呢,對實施者來說即使失敗了,也沒有甚麼影響。美國中情局認為他的理論成本低,效果大,於是跟他一起合作。1989年的東歐巨變及蘇聯解體就是吉普夏恩的傑作。Robert L. Helvey上校本身是推崇暴力手法,後來受到吉普夏恩的影響,開始走向非暴力手段推翻政權的工作。或許因為他的軍人背景,被他所訓練出來的人,所採用暴力手法還是極為殘忍。

從地理位置分析國際形勢
有人說控制了歐亞板塊,就幾乎控制了世界。原本如果歐洲各國聯合起來,應該可以與蘇聯抗衡,沒有想到89至91年間,歐洲各國一個個政治上發生巨變,蘇聯也解體了,偏於一隅,處於美洲的美國積極地活躍在歐亞各國的政治舞台上。 
美國為甚麼執著於攻打阿富汗?從阿富汗的地理位置之中或許可見一些端倪。阿富汗西邊與伊拉克成夾擊伊朗,東邊可以遏制中國,北邊可以對俄羅斯造成威脅,南邊則是巴基斯坦。70年代,蘇聯入侵阿富汗,戰爭持續了九年之久,也是因為阿富汗是進入歐亞各國的樞紐。

  
  

「六四事件後西方各國一致對中國進行經濟制裁,且外交上不排除和中國決裂,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復交,聯合國並考慮將中共除名,恢復中華民國代表中國的席位。但持續不到一年,出於自身經濟利益的現實情況,在與中國政府達成妥協的情況下,1990年,部分國家陸續恢復了和中國的接觸和正常經貿關係,1989年以前的進行的軍事合作則被全面中止。」
 
在國際上,中國本身就很孤立,跟蘇聯也試過絕交二十年。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西方各國對中國除了口頭讉外,還採取了武器禁運以及各種制裁,其中包括:
限制或禁止政府高層接觸、暫停或取消軍事交流、取消或推遲;政府間和通過多邊國際金融機構給中共提供的優惠貸款和停止向中共轉讓高技術,或者停止進一步放寬向中共轉讓技術的限制。除了西方政治的制裁之外,西方民間也因六四事件反應很大,紛紛對從中國銀行在海外的分行中取出存款,外國投資者,和商人裹足不前等等。

在以前鎖國時代,制裁對中國本身並沒有大的影響,可是對於走改革開放,想與世界各國進行貿易的中國來說,可謂開門就遇到大阻力。

對於西方的種種制裁,鄧小平在19918月提出:冷靜觀察,站穩腳跟,沈著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絕不當頭。

針對西方的制裁,中國政府嘗試逐點瓦解的方法。鄧小平曾提出:抓兩極,促中央。的戰略,意思是中國應當通過抓住日本,歐洲從而來促使美國改變對中共的立場。對日本,中國以石油利益對其加以引誘。對歐洲,中國利用中國與英國在香港問題上的共同利益,從英國入手,進而試圖影響整個歐經共同體對中國的立場。對美國及歐洲,中國以貿易利益對歐洲和美國加以引誘,派出大型政府貿易採購團訪問歐洲國家和美國,並喋喋不休地告知與中國進行貿易有多大利益。此外,中國向荷蘭訂購客機…….

中國不斷地研發自製武器,與國際上武器禁運也不無關係。

關於美國不斷地以人權問題對中國的國際事務上進行阻撓,無論是WTO又或申辦奧運,中國的人權問題總會被擺在桌面之上。針對人權問題,中國用保外就醫釋放民運人士的方式,以證明人權已改善。大國博奕,國與國間只有利益,西方國家以人權問題去增強自己的談判籌碼,中國則慢慢開始學習著如何以利益去跟對方談判。這些年不斷地結交拉攏非洲小國,那些小國的票源足夠將2008年奧運申辦權送給了中國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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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前主導對中國制裁,人後派特使請求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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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哉,壯哉 ─ 蘇聯、南斯拉夫、還有利比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