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89年第一次中國行

 蘇正平： 我的89年第一次中國行

新頭殼網站報導了香港資深媒體人廖建明新近出版的「我的首次中國行(My First Trip To China)」(http://newtalk.tw/news/2013/01/08/32668.html)。這本書串集了30位現代知名記者、學者、官員、商界人士以及海外華人第一次到中國旅行的體驗。

今 天到中國的旅行者已如過江之鯽，沒有太多稀奇，甚至不會帶來感動。可是改革開放以前的中國，既神秘，又難至。少數獲得邀請或取得旅行許可的西方人士，第一 次到中國，總是戒慎恐懼，好像面對生命大事。特別是記者、學者等知識菁英，去之前都充分準備，旅行途中仔細觀察，再回到西方世界，則是諸多感觸。

我也有自己的第一次中國行。但當時事出突然，我停留不到48小時，算是大事件裡的一個小過程。這一趟去中國，事前幾無準備，停留期間枯守旅館，然後迅速離開中國，似乎沒有留下什麼印象。

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後，徐璐和黃德北在北京採訪。黃德北因為和事件後在逃的學生領袖王丹見面，在7月3日被捕，徐璐則被國安局約談。

當時我在自立報系政治經濟研究室任職，他們兩 人都是研究室成員。出事後，報社立刻展開救援行動，可是遠水救不了近火，連通訊都有顧忌。剛好在美國訪問的社長吳豐山和總編輯李永得，敲鑼打鼓向國際媒體 控訴中國的惡行，並且申請要進中國，都被拒絕了。於是發行人吳樹民另外指派我，靜悄悄地從東京設法進去，

我在7月10日上午離開台北，迅速在東京取得許可，轉搭西北航空的班機進北京。整部波音747的飛機空蕩蕩，沒坐幾個人，六四後一個月了，飛機主要還是在接運要逃離北京的外國居留者。

晚上八點左右，我抵達王府飯店。徐璐和黃德北原本住在和平賓館，因為經歷兩次半夜的臨檢騷擾以及後來黃德北在街上被架走，徐璐和一些同業搬到王府飯店，以為這間飯店有外資，比較安全。不過，後來我聽說王府飯店的中方老闆是國安局，不由得苦笑了。

中國本來就不是個透明的法治國家，六四後更是 風聲鶴唳，黃德北這個時候被逮，大家都感到事態嚴重，不曉得什麼時候會放人。我是因為同事出事無論如何必須趕到北京，其實也不知道如何處理起，總是做了在 北京長期抗戰的心理準備。卻沒有料到，一抵達飯店，就聽到台灣方面傳來中共即將放人的消息。我一方面鬆了一口氣，但似乎也有一絲失望，總之，是一種荒謬、 無力的感覺。

第二天，徐璐在一群台灣記者陪同下，被傳喚到北京市國安局接受「限期出境令」，而黃德北則在此時被遣送到香港。7月12日早上，我陪同徐璐離開北京飛香港和黃德北會合。

我的第一次中國行就這樣草草結束，下一次再到中國，已經是2012年。

我們繼續與你同行───致王丹公開信

【我們繼續與你同行───致王丹公開信】

王丹：

我們是一批與你在中國憲政民主運動發展的各個階段開始與你合作的朋友，今天，我們在此想告訴你：當你面臨著許多非議、心境艱難之際，我們決定繼續與你同行！

1 我們決定與你同行，不是無原則的個人情感，而是因為我們與你一路走來，比別人更了解你，更有發言權。我們認為，你自投身政治以來，一直是推動中國民主運動和政治進步，相信你會繼續走下去。根據中國目前情勢，我們認為，中國民主運動中，你過去承擔過、現在仍然承擔著、並且會繼續承擔著重要的角色。在民主運動中，我們不是沒有經驗的新兵；我們慎重作出上述決定，我們對我們的政治判斷和抉擇負責！

2我們決定與你同行，不是無視對你的批評，也不是認為你是聖人和完人。但在仔細閱讀對你非議後，作為曾經的共事者和當事人，我們清楚，這裏有重大誤解，也有看法不同。我們會在不同場合向誤解者澄清誤解，與不同看法者討論不同看法。但最重要的是，作為中國民主運動的過來人，我們深知，中國民主運動是一批有人性弱點和種種缺陷的人推動的，是一批在運動中逐漸改善自己的人去發動，推進和最後完成的大業。雖然，你不是完人，也有缺陷和過失，但我們都看到和感受到你確實在民主運動中努力改善自己並確實走向成熟。因此，我們做出選擇。

3 我們與你同行，是相信你能正確對待不同意見。因為我們深知人性有缺陷，才需要制度；同樣，我們認為，在制度尚未建立的運動中，需要社會輿論的監督。我們理解你面對無意的誤解和故意的抹黑，你感到氣憤和難過。但是，這是我從事民主運動必須要有對待不同意見的雅量和度量。面對誤解、非議和抹黑，我們應當通過做得更好證實自己，消除疑慮，由此讓世人增進對中國民主運動人士和民主運動的信任和信心。

王軍濤，胡平，蘇曉康，李恒青，張伯笠，余杰，項小吉，金岩，王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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