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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3日 星期四

"六四运动"在中国大学生中现状及影响

欧阳
2008年617

      今年是一九八九年"六四民主运动"十九周年。每年到这个时候,都有一些纪念的活动。这些纪念活动一般都是由海外的民运团体以及香港的支联会组织来举办。反观"六四民主运动"的主战场-------中国大陆却是鲜有这方面的活动。当然,这中间的缘由是不言而知的,因为大陆当局现在给"六四民主运动"定的是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波"这样一个调。在这一个调子下面要来谈论六四事件、以实际的行动来纪念六四事件那都是很难做到的。
既不能谈论又不能用实际行动来纪念六四事件,那么六四事件在中国大陆目前大学生中的现状影响到底如何呢?下面以自己所体会并观察到的一些东西来谈谈这个问题。
如果你在六月四日这一天,你走在校园里随便向身边的一个同学问:
      "请问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嘛?"
他会一脸迷茫的看着你反问到:
       "今天是什么日子?"
如果你告诉他说:
       "今天是六四天安门事件十九周年年纪念日"
那他会更加茫然不知所知的。
上面的这些对话都是那天我亲身体验并做的实验调查。问了近五十个人,结果只有五个说是听说过六四事件这么个事,但你问他具体是什么事情。一个说是不太清 楚。还有两个时说好像与大学生"游行造反"有关吧。只有两个同学勉强的知道上些事件的经过。但你问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几乎一至说那时的大学生太偏激了, 不应该这样做去上街游行并与政府做对。
这就是六月四日那天我的亲身体会。特别是对其中有两个同学说那是当年大学要搞"游行造反"这个说法。当时给我的触动是很大,特别是听到"游行造反"这样一 个词语组合的时候。我也茫然不知所知了。"游行"到底是不是"造反"呢?造反与游行是什么关系呢?我回去想了很久,也没有想太明白。如果哪天想的差不多 了,我会写一篇有关这方面的文章的。
因为我有很多同学现在都是在校生,那天我也特意问了在其它省份大学的情况,结果都是一样。在这一天,大学校园里没有任何与平时有异样的情况。吃饭的吃饭,读书的读书,恋爱的恋爱,逛街的逛街-------六四?那是什么东西。。。。。。
六四?那是什么东西。。。。。
谁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在现在的大学校园里这就是现状。现状如此,但造成现状的原因是什么呢?在这里我不做任何深层次的探讨,只要生活在大陆的人都可以 切身体会到这种境遇的原因。现在的大学生,他们关心的都只是自己毕业后怎么办。这是一个很简单也是很复杂的问题。简单在毕业后大家都找工作,复杂在毕业后 大家怎么找到工作。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所以大学四年的教育都是围绕这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来开展的。不管是拿奖学金也好,还是在学校好好表现入党也好 都是如此。那么大学生们是不是对政治漠不关心呢?可以很干脆的回答是关心的。但现在大学生关心的政治是党的政治,而非国家的政治。在这个前提下所关心的所 以政治那就很不一样了,一切以党的中心为基准,一切对政治事件的解释就都以党的宣传为基本。而现在的党又不是以前的共产党了,他也学会了因时因势而转变。 

由以前的单纯的在中国大陆只提共产党为中心的宣传主体开始转变到党与国家、民族的结合。但这个国家是由党创造出来的"党国",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概念, 而一个伪国家概念。民族亦如此,是一个由党创造出来的"党民族"。这可以从最近的"反家乐福事件"、"反藏独事件"、以及目前的"地震精神"中很好的体现 出来。在这些事件中所爆发出来的所谓国家主义、 民族主义就是"党国"、"党民族"的最好体现。而如今,我们,现在的大学生们所关心的政治也就是这样政治。至如八九六四那一代所提倡的民主、自由的政治,离我们这一代是越来越远了。
从上面的现状可以看出来"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影响在现在大学生中以我自身的体会来看,那是微乎其微。至于其它人的其它体会,如果有看到此文的朋友,你们也可以把自己的体会写下来。并期待大家就这个问题一起探讨,我的邮箱是:fgong1986@gmail.com     

2015年11月12日 星期四

「中國的良心」劉賓雁





出生 1925年2月17日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吉林省長春
逝世 2005年12月5日 美國新澤西州普林斯頓
國籍  中國
政黨 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
配偶 朱洪
親屬 劉大洪
劉小雁


劉賓雁(1925年2月17日-2005年12月5日),吉林長春人,中華人民共和國作家記者持不同政見者。曾任《人民日報》記者、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主席是巴金)和獨立中文筆會第一任會長。

目錄

  • 1 簡歷
  • 2 家庭
  • 3 文化交流
  • 4 獲獎情況
  • 5 評價
  • 6 著作列表
    • 6.1 紀念書籍
  • 7 參考文獻
  • 8 外部連結
  • 9 參見

簡歷

劉賓雁出生於中國長春,在哈爾濱長大。1942年初中畢業。1943年起就投身抗日救亡活動,並在同年參加中國共產黨地下工作,在194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5年劉在天津耀華中學任教,1946年至1950年從事青年組織工作。1951年至1957年在《中國青年報》擔任記者,發表文學作品,成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1956年4月,劉賓雁在當月《人民文學》雜誌發表小說《在橋樑工地上》;6月和9月,發表《本報內部消息》及其續篇,批判了中共官僚主義體制和壓制新聞自由的審查制度,引起全國關注。1957年5月13日,他在《中國青年報》發表文章《上海在沉思中》,批評中共上海市委壓制言論自由,影響廣泛。劉賓雁被毛澤東指責為「企圖製造混亂」,被打成右派。1957年7月19日,《中國青年報》舉行批判劉賓雁之「座談會」。1958年至1962年,劉賓雁被遣送農村勞動改造。1963年至1966年,劉賓雁返回《中國青年報》當雜工。1966年3月,劉賓雁被「摘帽」;但1966年6月初,又被指「反黨」,並再度被下放農村勞動改造至1977年。
1978年至1979年,劉回京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譯文》編輯。在1979年獲得平反,同年九月發表報告文學《人 妖之間》揭露中共建國以來地方官員最大貪污案,在民間引起更大反響。在1979年至1987年期間,他擔任《人民日報》高級記者,發表大量揭露社會問題的 報導和報告文學作品,如《第二種忠誠》等。1985年在中國作家協會第四屆大會上當選為副主席。劉賓雁的作品在1980年代的中國有很大的影響,並使他得 到了「中國的良心」的稱號。
1987年,劉賓雁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被中共以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為由再次開除黨籍和公職。鄧小平在《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1]中提到劉賓雁說:
對於那些明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的,這次就要處理。可能會引起波浪,那也不可怕。對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處理要堅決,他們狂妄到極點,想改變共產黨,他們有什麼資格當共產黨員?
1988年春,劉賓雁在美國講學。1989年六四事件後,劉賓雁因公開反對中國人民解放軍武力鎮壓六四事件,被開除出中國作家協會,亦被中國政府禁止返回中國。
2005年2月底,為慶祝劉賓雁80歲生日,海內外一批作家合作出版散文集《不死的流亡者》,劉賓雁親自出席簽名會,另外由旅美雕塑家譚寧製作劉賓雁半身像。2005年2月23日,在普林斯頓大學揭幕[2],劉亦有到場主持儀式。
劉賓雁於2002年患直腸癌,其後擴散到肺部肝區,2005年12月5日,當地時間凌晨零時25分左右,劉賓雁因直腸癌美國新澤西州普林斯頓新布朗斯維克(New Brunswick)之羅伯特·伍德·約翰遜醫院(Roberto Wood Johnson Hospital)去世,終年80歲;告別式於12月10日在普林斯頓凱恩博殯儀館舉行。劉賓雁遺言:「自由民主不能解決中國的所有問題。」
2010年12月23日,劉賓雁骨灰返回中國大陸,安葬於北京市天山陵園

家庭

劉與妻子朱洪於1951年結婚,育有一子(劉大洪,現居上海)一女(劉小雁,現居北京),此外還有兩個孫兒(其一為劉鼕鼕)。

文化交流

劉賓雁多次在國外參加文化交流:
  • 1982年參加美國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
  • 1988年春在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講學。
  • 1988—1989年在美國哈佛大學擔任尼曼(NIEMAN)新聞研究員。
  • 1989—1990年在哈佛三一學院擔任訪問學者。
  • 1989年秋在德國柏林DAAD基金會訪問作家,並訪問東德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等前東歐國家,研究蘇聯東歐民主運動發展經驗。
  • 1990年在美國華盛頓伍德羅·威爾遜中心擔任訪問學者。
  • 1991—1992年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擔任訪問學者、「中國學社」理事。
  • 1992—1996年在美國普林斯頓擔任「中國學社」執委會委員。
  • 1999年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亞太中心擔任訪問學者,同年擔任「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評論員。
  • 1992—1999年期間,劉賓雁創辦《中國焦點》(CHINA FOCUS)英文月刊並任主編,報導中國社會動態,1993—1996年又創辦中文月刊《大路》向中國大陸傳播新思想及國際民主化動態,但刊物進入中國大陸十分有限。
  • 2001年被選為獨立中文筆會首任會長。

獲獎情況

評價

劉賓雁被外界(主要是西方)認為是一個改革者和腐敗觀察家。劉在去世前經常在香港媒體上發布批評中國腐敗的文章,並同時擔任美國出資建立的自由亞洲電台的特約評論員和獨立中文筆會主席。他曾被美國《時代》周刊譽為中國英雄。[來源請求]

著作列表

  • 《第二種忠誠》
  • 《人妖之間》

紀念書籍

  • 黃河清、一平、北明:《劉賓雁紀念文集》,明鏡出版社,2006年12月初版。 ISBN 1-932138-48-x

參考文獻

  1. ^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2. ^ 大紀元時報》:為「中國的良心」劉賓雁塑像。

外部連結

參見

  • 中華人民共和國持不同政見者列表

大陸丙寅學運

八六學潮台灣史學界又稱其為丙寅學運。主要指中國大陸各地高校學生自1986年12月上旬至1987年初接連發起的「民主」學潮。起因是位於安徽省合肥市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學生因不滿合肥市西市區人大代表選舉問題,抗議中共不遵守「新選舉法」、違法干涉基層「市垃圾會」民主選舉,聯合安徽大學等高校4000餘名學生走上街頭發起「要求進行民主選舉」的遊行,由此引發全國範圍的第一次學潮。隨後湖北上海江蘇浙江黑龍江北京等省市高校的數萬名學生上街遊行,學潮在上海達到高潮。最後經地方政府和學校當局的疏導和阻止,並以北京的「元旦風波」被平息標誌著學潮的結束,前後共持續了27天。[1][2]此次學潮被平息之後不久,「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正式開始,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因受到黨內保守派的施壓而被迫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主動請辭。

目錄

背景

1979年3月30日,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小平在「中共中央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提出必須堅持的「四項基本原則」,即: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1982年將此條修改為「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3]1982年,全國人大將「四項基本原則」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4]
到了20世紀80年代,隨著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政策的深入,西方主流文明思想開始在各地高校學生中傳播開來,其中對學生影響較深的有薩特所強調的「自由、尊嚴與作自己命運的主人」等觀點。部分大學生產生了獨立思考的想法,並對黨的「四項基本原則」開始漸漸失去信心。
1986年6月10日,時任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在與趙紫陽余秋里萬里等人開會時談到有關「政治改革」的話題。鄧小平說:「1980年就提出政治體制改革,但沒有具體化,現在應該提到日程上來。」「你這邊往下放權,他那邊往上收權,必然會阻礙政治體制改革,拖經濟發展的後腿。」[5][6]國內有關政治體制改革的討論開始達到熱潮,黨內外各方學者紛紛建言獻策。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所所長蘇紹智稱:「政改要順利進行,首先要保證言論自由、出版、新聞自由」。
時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方勵之認 為:「實行人民監督是政改成敗的關鍵環節,人民代表至少應擁有質詢權和彈劾權」。時任上海市社會科學院經濟史研究室主任丁日初說:「民主就是主權在民、人 民有權」。同年6月28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做出指示,要求中央書記處「制定一個計劃」,用一年的時間研究政治體制改革,然後做出行動綱 領。9月中旬,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宣布成立「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並下設政治體制改革辦公室,鮑彤被任命為政改辦主任。[7]11月,共青團安徽省委機關報《安徽青年報》與安徽省青年聯合會在合肥召開改革研討會;11月30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萬里與合肥市當地12所高等院校校長召開有關「民主辦學」的探討會。

經過

1986年11月初,時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方勵之和時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人民日報》記者劉賓雁上海交通大學同濟大學向學生作演講。[8]
1986年11月30日~12月3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部分學生在校園內貼出大、小字報鼓動師生抵制不久後的安徽省合肥市西市區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選舉,自薦參加合肥市西市區人大代表競選。[9]
1986年12月4日晚,方勵之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內競選合肥市西市區人大代表的演講會上說:「我認為民主不是從上到下給予的,是靠自己爭取到的。」「民主只有靠大家的覺悟爭取到才是可靠的,否則得到了會被收回去的」。[9]
1986年12月5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學生因不滿合肥市西市區人大代表選舉問題,聯合安徽大學等高校4000餘名學生走上街頭遊行,強調人們有權利提名自己的候選人,並在政治上擁有自身的發言權。學生還引用了1979年7月1日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關於修正〈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若干規定的決議》裡「省、直轄市、設區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由下一級的人民代表大會經過民主協商,無記名投票選舉;縣、不設區的市、市轄區、人民公社、鎮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由選民經過民主協商,無記名投票直接選舉。」的條文。[10]此次遊行標誌著「八六學潮」的正式開始。同日,中共上海市委在部分高校負責人會議上要求「改進學校工作,澄清模糊觀念,不讓學生上當」。[8]
1986年12月7日,上海同濟大學出現第一張介紹合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12·5」遊行情況的小字報,接著,上海交通大學、復旦大學校園內也相繼出現內容相似的小字報。共青團上海市委在聞訊後立即展開了調查,並將情況上報。[8]
1986年12月9日,由於政府方面封鎖消息,也不對學生的主張予以回應,合肥市的高等院校發生學潮。包括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合肥工業大學、安徽大學、安徽農學院安徽中醫學院安徽教育學院等大中專院校5000多名學生,陸續上街遊行,抗議合肥市人大未按法定程序組織進行選舉工作。學生在遊行中高呼「爭取民主自由」、「打倒獨裁」、「不自由毋寧死」等口號。[11][12]在時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管惟炎、時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方勵之和時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化學系主任、六屆全國人大代表溫元凱與等人公開支持學潮的情況下,引起了包括武漢大學在內的武漢市高校的共鳴。12月9日,武漢市兩所大學約兩千五百名學生走上街頭示威,指責政府方面干預基層人大代表的選舉。
1986年12月10日,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84級學生貼出抵制校內體育活動的「倡議書」,有些班級貼出聲援大字報,從「要民主」轉向「要人權」。各校還貼出其它一些標語。[8]
1986年12月18日,上海同濟大學1000多名學生以「民主、自由、人權」為口號舉行街頭遊行,部分學生更是自12月18日起連續5天上街遊行。當晚,共青團上海市委邀請時任上海市市長江澤民到上海交通大學直接與學生對話。[8]
1986年12月19日,上海財經大學校園裡出現了六張「要人權、要自由」的大字報。[13]當天下午,同濟大學聯合復旦大學、上海財經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等幾所高校共約五千名學生,上街高舉「爭民主」、「爭自由」的標語遊行,並在人民廣場集會,希望面見時任上海市市長江澤民。[8]當晚6點,上海財經大學派出一輛大客車去人民廣場接學生,但未接到(事後知道學生已移到外灘)。[13]傍晚7點多鐘,部分參加遊行的學生涌到上海市人民政府門口,造成外灘一帶交通阻塞。晚上8點,時任上海市副市長葉公琦與部分學生代表進行對話。深夜,時任上海市市長江澤民趕到市政府大樓,勸在場學生返校。這時,同濟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又有800餘名學生趕來。人群中出現少數人毆打民警、砸毀市府辦公室玻璃等現象,共青團上海市委派出36名機關幹部協助市政府做學生「思想工作」。[8]
1986年12月20日,凌晨,上海市公安局採取行動,強行驅散近千名靜坐示威的學生,用汽車把學生分別送回學校。[8]由 於強行驅散的手段引起示威學生的不滿,隨後約有六、七萬名學生與上海市民集結在人民廣場,向市政府方面提出四點要求:1、要求民主;2、要求新聞自 由;3、承認民主運動合法;4、保證學生人身安全。到早晨6時左右,上海財經大學仍有學生在外灘參加集會。下午5時以後,上海財經大學約有兩百名學生在外 灘、人民廣場等地集會、遊行、演說。當晚,時任上海財經大學副校長陳和本帶領系總支書記、班主任等去人民廣場和外灘做學生工作,並派車押送學生。[13]同日,廣州中山大學400名學生髮起聲援合肥中國科大的遊行活動,聚集到廣州市人民政府門前示威,向政府代表提出多項訴求:1、要求實行競選制度;2、(學生)指責人大是「鳥籠」,要求三權分立;3、反對搞「第三梯隊」;4、要求新聞、出版自由;5、改善校園生活環境。
1986年12月21日,早上,上海財經大學國定路校區貼出了一張學生大字報,要大家「九點在校門口集中去遊行」。早上9時50分,上海財經大學約 有二十名學生離校前往,部分校、系領導在學生隊伍中邊走邊做工作,部分學生在中途返回學校。下午4時後,上海財經大學派車接回在外灘、人民廣場的學生。[13]同日,新華社報導稱「上海遊行大學生打傷31名民警,民警無一還手」,同濟大學學生發出大量油印傳單,抗議上海市人民政府發言人和新聞媒體掩蓋事實真相、歪曲事實欺騙群眾。
1986年12月22日,上海財經大學約有二十名學生打著校旗同上海外國語學院學生一起在上海市百一店附近遊行。校園內又貼出了約三十張大、小字報,標語。[13]同日,江蘇省南京市的四所大學學生聚集在江蘇省人大常委會門前,高喊「還我民主與自由」。
1986年12月23日,在北京,清華大學近千名學生聯合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的學生走上北京市街頭聲援合肥及上海的遊行。在安徽合肥,包括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安徽工學院、合肥聯合大學在內共1000多名學生,打著「聲援上海學生」、「抗議暴行」等標語上街遊行,到合肥市人民政府廣場靜坐,並向市政府秘書長提出了10點要求,即《中國科大師生關於民主化進程的宣言》。此次學潮也陸續波及阜陽徽州安慶蕪湖銅陵等安徽省地市的大專、中專學生。[14]在上海,上海市人民政府發表「發言人答記者問」,表示「理解學生們關心改革的熱情,但不贊成上街遊行的方式」。
同日,在民盟中央委員、上海財經大學顧問李鴻壽教授的倡議下,上海財經大學三十五名教授聯名書寫了《告同學書》。當晚,《告同學書》在學校里廣播。第二天,《文匯報》第二版作了轉載。[13]而在政府方面,中國官方媒體打破沉默《人民日報》發表題為《珍惜和發展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的社論,稱「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成敗的關鍵,也是堅持改革、開放最重要的保證」[1]「民主不能離開四項基本原則,政治體制改革只能在黨的領導下進行,旗幟鮮明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1986年12月24日,時任上海財經大學副校長陳和本、團委書記劉永章及宣傳部幹部與三位學生代表進行了對話。[13]
1986年12月25日,上海財經大學國定路校區出現了幾張大字報和標語。[13]
1986年12月26日,北京市人大常委會通過《北京市關於遊行示威的若干暫行規定》,對北京地區的遊行示威活動作了具體規定和限制。[1]
1986年12月27日,上海市的學潮開始平息。
1987年1月1日,清晨,當時的北京市海淀廣播站開始廣播「北京市關於遊行示威的《十條》(即《北京市關於遊行示威的若干暫行規定》)」,廣播宣布未經批准的遊行是非法遊行,參加非法遊行者將被依法懲辦。當時許多高校幹部在各高校學生宿舍門口觀察學生出入情況,但仍然有包括北京大學在內的部分各高校學生前往天安門廣場東長安街集會遊行。傍晚,參與遊行的學生被抓的消息傳到北大校園。據估計,遊行學生中有83人被捕,其中北大學生有35人。北大學生立即在校內集會遊行,即為「元旦風波」。遊行學生向政府方面提出了包括釋放全部被捕學生,公正報導學潮等4條要求。隨後約5000餘名學生遊行前往天安門廣場公安部。最終政府方面於1月2日凌晨釋放了全部被捕學生。[15]至此,北京的「元旦風波」被平息,標誌著前後歷時27天的「八六學潮」結束。
在「八六學潮」中,示威學生紛紛以「不自由毋寧死」、「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的口號來表達不滿。學潮由合肥爆發,得到北京、天津哈爾濱大連蘭州鄭州西安成都衡陽揚州杭州、南京、上海、昆明、廣州、深圳長沙湘潭重慶、武漢等20城市150所高校學生的串聯響應。部分學生也藉由示威活動反映對學校教育教學方式、校園環境和學生待遇的不滿。

學潮的結果和後續影響

「八六學潮」中「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權,反官僚,反腐敗」的口號聲,震驚中南海。黨內保守派高層將學潮的爆發,歸咎於持「資產階級自由化」觀點的知識分子煽動,以及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縱容。[16][17]
1986年12月30日上午,時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鄧小平就學潮問題同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啟立李鵬何東昌等 人談話時指出:「學生鬧事,大事出不了,但從問題的性質來看,是一個很重大的事件。」「凡是鬧得起來的地方,都是因為那裡的領導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 這也不是一個兩個地方的問題,也不是一年兩年的問題,是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的結果。要旗幟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否則 就是放任了資產階級自由化。」「我們講民主,不能搬用資產階級的民主,不能搞三權鼎立那一套」。「我們執行對外開放政策,學習外國的技術,利用外資,是為了搞好社會主義建設,而不能離開社會主義道路。」[18][1]同日,中共安徽省委召開常委會,學習中央領導人關於學潮問題的講話精神,提出「解決學潮問題」的6條意見。[14]
隨著「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正式開始,國內媒體紛紛載文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言論,其中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的言論受到重點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被視為「八六學潮」的主要思想根源。[19]
1987年1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元旦獻詞《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搞好改革、開放的根本保證》,社論稱「要使經濟持續穩定地發展,把經濟體制改革繼續推向前進,搞好改革開放,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19]
1987年1月2日,在鄧小平就學潮問題發表談話3天以後,胡耀邦寫了一封信給鄧小平,「承認錯誤,作了自我批評」,還表示了這樣一個意思:自己不適宜再擔任總書記,願意主動辭去總書記職務。[20]
1987年1月6日,針對1986年10月始在北京、合肥、上海等地相繼發生學潮,出現學生遊行示威的情況,中共中央決定將《鄧小平同志關於當前學生鬧事問題的講話要點》傳達到全黨和全國人民。[19]
1987年1月10日~15日,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在黨中央一級召集了黨的生活會。會上胡耀邦向中央政治局提出辭去中央總書記職務的要求。[19]
1987年1月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改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領導班子。時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管惟炎和副校長方勵之同時遭到撤職,管惟炎和方勵之調中國科學院有關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同日,中共中國科學院黨組決定:免去管惟炎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黨委副書記和研究生院院長職務,管惟炎調北京物理所任研究員,方勵之調北京天文台任研究員。[21][22][23][19]
1987年1月13日,國務院發出通知,決定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出版總署(2013年3月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後改組為「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該署負責全國新聞、出版事業的管理工作。同日,中共中央紀委發 出《關於共產黨員必須嚴格遵守黨章》的通知。要求共產黨員必須自覺地遵守黨章,嚴格執行黨的紀律,在思想上政治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堅定不移地貫徹 執行黨中央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決議。堅決同一切違背黨章的錯誤言行進行鬥爭,是各級黨的組織和每個黨員義不容辭的職責。不管是誰,如果違犯黨的政治 紀律,違背四項基本原則,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就要受到黨的紀律處分。對於少數不顧黨組織一再警告,恣意妄為的,嚴重危害黨的人,要堅決清除出黨,以保持 黨的純潔性。同日,時任《上海文學》編輯部副主任、中國作家協會第四屆理事、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第五屆理事的王若望中共上海市紀委開除黨籍。[19]
1987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又決定將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十二屆六中全會上關於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的講話傳達到全黨。[19]
1987年1月1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因為「主張思想解放」等「重大政治問題上的失誤」而辭去總書記的職務。[19][24][25]。該職務由趙紫陽代理。
1987年1月17日,中共安徽省紀委宣布開除原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方勵之的黨籍。
1987年1月23日,時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人民日報》記者劉賓雁被中共《人民日報》機關紀律檢查委員會開除黨籍。[19]
1987年1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當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若干問題的通知》,要求各級黨組織必須充分認識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鬥爭的「重要性和長期性」。但與中共歷次黨內政治鬥爭所不同的是,中共規定這場鬥爭「嚴格限於黨內」,而且主要在政治思想領域內進行,不搞政治運動
1987年3月9日~14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召開全國宣傳部長會議,貫徹1987年以來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有關文件精神,討論和研究當前宣傳理論工作和報刊的整頓問題。時任中共中央代理總書記趙紫陽在會上發表講話。[19]
1987年5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宣傳、理論、新聞、黨校幹部會議」,時任中共中央代理總書記趙紫陽發表講話。趙紫陽在講話中宣布「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泛濫的情況已經扭轉,大氣候變化了,局勢已經控制了」,[26]並批評了黨內保守派企圖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擴大化」的論調,稱「所謂打破四號文件『框框』的論調,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言論」「這種論調,同我們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宗旨沒有共同之點」。這次講話標誌著由「八六學潮」所引發的一系列政治風波的結束、以及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結束,表明中共十三大將把政治改革計劃列入會議內容。前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成員吳偉評論趙紫陽的講話稱:「這是一篇精彩的講話,它在理論上、實踐上給了左派們想用反『自由化』阻擋改革開放的企圖以致命一擊,後來被人們稱為趙紫陽『5.13講話』。」[27]

參考文獻

  1. ^ 1.0 1.1 1.2 1.3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86年.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2013年10月29日 (簡體中文).
  2. ^ 一、群体性事件的状况. 人民網教育頻道. 2009年3月9日 (簡體中文).

2015年10月26日 星期一

不做“科巴乔夫”就做“齐奥赛斯库”?


由“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所发起的人权圣火传递活动,在9月10日传到 了罗马尼亚蒂米甚瓦拉的的“天安门广场”。18年前,这是罗马尼亚人民为了争取自由、反抗独裁、进行抗争,流血牺牲的一个地方,也就是在这个地方推翻了齐 奥赛斯库罗共的独裁政权,把齐奥赛斯库绳之以法。(图:唐人电视台)

【纪元9月13日讯】(唐人电视台报导)联结收看
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热点互动》,我是主持人林晓旭。由“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所发起的人权圣火传递活动,在9月10日传到了罗马尼亚
圣火的传递仪式在罗马尼亚西部中的蒂米甚瓦拉(Timisoara)拉举行,蒂米甚瓦拉是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个地方。在1989年,齐奥赛斯库政权在当地镇压了喊出“要自由、要面包”的民众,不久齐奥赛斯库就被愤怒的民众推翻,齐奥赛斯库夫妇也被枪毙。
那么今天在中国大陆上,中共对法轮功以及很多弱势群体的迫害,还在残酷的进行着。谁会成为中国的齐奥赛斯库呢?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请本台特约评论员庞钟先生跟我们一起来做个点评,庞钟先生是前凤凰卫视的总监。庞先生,欢迎再度来到节目中。
庞钟:谢谢主持人。
主持人:庞先生,刚才我提到了一点,齐奥赛斯库当年政权对民众的暴政,您能不能再谈一谈这次人权圣火在蒂米甚瓦拉这地方举行的特别意义?
庞 钟:9月10日晚上7点15分开始,由希腊传来的人权圣火到达罗马尼亚西的提米苏瓦拉市,由市长亲自参与的活动,在著名的所谓的罗马尼亚的“天安门广场” 上举行。参加的人除了市长跟政府要员以外,还有著名的大学教授,2000年奥运的体操金牌、银牌的得主,还有400米接力的、100米短跑的冠军,还有其 他的一些运动员。
主持人:所以体育界是很多。
庞钟:对。另外,这个地方非常有特点,刚才讲到蒂米甚瓦拉的“天安门广场”,这 个地方是18年前,罗马尼亚人民为了争取自由、反抗独裁、进行抗争,而且流血牺牲的一个地方。也就是在这个地方推翻了齐奥赛斯库罗共的独裁政权,把齐奥赛 斯库绳之以法,并且进行枪决,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
主持人:当时的这个历史事件我觉得非常有戏剧性,就是短短几天发生那么大的变化,很多人根本想像不到罗马尼亚这个共产政权会这么快垮台,它的时间是非常短的。
庞钟:1989年12月17日,也就是中国的六四事件过去半年多的时间。就在罗马尼亚的“天安门广场”上有一个聚会,当时有1万多人参加。
他们当时提出来的口号就是“反对独裁、争取自由”、“打倒齐奥赛斯库”,这时齐奥赛斯库就下令进行开枪,当时死了24人,而且当时就用车把他们拖到郊外,进行了处理。
到了12月20日,愤怒的群众再次进行集会,这时参加游行聚会的达到5万人;齐奥赛斯库继续下令派遣部队跟保安警察对他们进行更大规模的镇压跟迫害,当时死的至少有4,500人。
主持人:这是“血洗”了。
庞钟:对,“血洗”了。接着在21日,齐奥赛斯库为了显示他政权的稳固,特意在市中心也就是“天安门广场”这边召开了10万人的大会,他就在大会进行有关的演讲。
就 在他演讲过程中,突然在一个地方的角落就有人高喊口号:“打倒齐奥赛斯库”!齐奥赛斯库当时正在演讲,右手还在挥的时候,一下子电视转播就停住了,因为那 个反抗的声音出来了,他也愣住了。接着,群众中马上有好多人进行响应,队伍马上就乱了。在这个情况下,齐奥赛斯库又马上下命令,说要对他们进行开枪。
主持人:他仍然很嚣张,还要进行镇压。
庞钟:对,当时的国防部长他良心没有灭,对他的部队讲不能向人民群众开枪;但是齐奥赛斯库通过行政命令,跟当时的市长下命令说可以开枪。
主持人:齐奥赛斯库作出命令?
庞钟:对。所以当时的部队,就是安全警察先动手,跟保安部队先进去开枪。这时下令不要开枪的这个国防部长,后来就让齐奥赛斯库给秘密的杀害了。
军心震撼啊!部队情绪马上就上来了,当时国防部的第一副部长接到这个命令以后,他没有按照齐奥赛斯库的指令去包围民众,而是悄悄地撤离了。
这给齐奥赛斯库一个致命的打击,就在这时,人越聚越多,有上百万的民众包围他的党中央大厦,这时就跟他的保安部队开始交火。这时部队的一部份官兵就反戈了,就参与到民众这方来,跟保安部队进行交火。
主持人:一旦他控制不了军队,民众的力量就提前出来。
庞钟:对啊,他一直监视到了12月22日,他一看实在不行了,就坐直升飞机逃跑了,但是三天以后25日,在一个军事设施之内被人发现了,把他们夫妇就交给了军方。
所以在25日当天,就进行了审判大会,并且马上执行枪决,就在枪决的前夕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局面。齐奥赛斯库的夫人当时是罗共当时的第二把手,就说你们怎么能向我们两个人开枪呢?我是你们的母亲啊,我也曾经关爱过你们。
但是在当时的一个执行枪决的士兵说:“不是!你不是我们的母亲,你是杀害我们母亲的凶手!”所以当时的这个场面可想而知。
主持人:罗马尼亚的人民是非常的义正词严。
所以从这个事情也可以看到,你看像齐奥赛斯库这样的铁腕人物,那么嚣张,那么铁腕的独裁,但是就在短短的几天之内,他被枪决。他的罗共的独裁政权倾刻之间就倾塌了,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人们真正觉醒的时候的力量有多大。
主持人:那庞先生你刚才提到了这个齐奥赛斯库整个政局这样一个戏剧性的结局,让人联想到民间的这种积怨积到一种程度的时候,这个冲击力会有多大。而联想到现在很多人都把中国形容成一个火山,中共坐在火山口上,那么多民怨在这里,那最引人注目的现在是对法轮功的迫害。
那我看到上周末的一个最引人关注的消息就是,欧盟的副主席Mr. Edward McMillan-Scott,他在香港他的演讲,他提到中共居然现在仍然关押了将近25万的法轮功学员,那这个事情你觉得是不是你看了以后也是非常震惊。
庞钟:对!那刚才讲到的这个关于25万的这个数据,实际他是跟中国的维权律师高智晟在通话以后,高智晟给他证实说目前大陆的监狱里还关了25万以上的法轮功学员,其中包括受活体摘除了的器官的法轮功学员。
所 以在里面这个数字是相当惊人的,同时就在香港的记者会上,爱德华还提出来另外几个方面的问题。比如第一方面他就是说直接站出来呼吁,要拒绝灭绝人性的奥 运,就像目前像中国这样,一方面残害,残酷的镇压国内百姓剥夺国内百姓的人权的这样的情况下举行的奥运是灭绝人性的奥运,挞伐这种奥运。
主持人:而且他用词就是说用种族灭绝的这样一个奥运,对不对,事实上你在中国一方面在进行灭绝种族这样的一个罪行,迫害法轮功还有很多团体,同时又在举办奥运,所以他这个定义是非常强。
庞 钟:而且他里面记者就讲到了,为什么说他灭绝人性呢?说他刚才讲到了对法轮功的迫害之外,现在目前他说,到至今为止,在中国中共的执政期间,至少7千万以 上的中国老百姓,被无辜的杀害,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是非常惊人的,在世界上,两次世界大战,包括纳粹,都远远不能跟它相比的。
主持人:我记得在DC建立起来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也就讲到,全球一亿人受害,那么中国民众就占了70%左右,这个非常可怕的事。
庞钟:对!所以根据这几个方面的情况呢,这个爱德华明确的跟美国总统布什呼吁,他说你布什不能答应2008年去中国大陆看这个奥运。
主持人:为什么?
庞钟:他为什么呢?
主持人:对啊,只不过我去看体育比赛啊!
庞钟:他说美国总统里根曾经在汉城1988年汉城奥运会前夕跟汉城的领导讲,他说:“如果你们不进行改革的话,我们美国将会抵制你的这个奥运!”
那么像现在目前中国大陆残酷的是到了人权践踏的情况下,那么这个爱德华说:“你作为一个美国的总统,怎么样能够无视中国的大陆中共对人民这样的践踏?对人权的践踏?所以你必须要站出来为人民说话!”
同时他又呼吁欧盟说应该就此事,来关注欧盟那么多人权组织跟各方面人士提出来的关于停止中共在中国对法轮功及其人民的迫害。所以他建议,欧盟也要就这个事情,就是欧盟参加奥运会的事情要进行辩论。
主持人:我也看到报导说,现在奥委会的副主席,甚至公开要求这些人权团体不要再提这些抵制奥运的事情。他是希望这个奥运会能够在北京正常进行,那你怎么看待他这种观念,他觉得不要把奥运政治化,等等?
庞钟:实际上的这种看法是违背奥运会的基本原则的,因为奥运本身就要讲人权、讲和平、讲和谐、反对这方面的暴力的,所以就是讲良知、讲道德。
那么你作为一个在北京在残酷的迫害人民这么一个集权的政权下面,它又同时举行为了全世界的和平来进行和平竞争的这么一个全世界的奥运大赛。如果在这样的话,确实是非常不合适的,也同时跟奥运宗旨是不相符的,所以他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不合时宜的。
主持人:庞先生你刚才提到的,对中共的暴政,你觉得将来有没有可能有这么一天,中国也出现像齐奥赛斯库被枪毙一样的这些中共祸害百姓的这些党魁,也被枪毙?
庞钟:那要讲到现在,要进行审判跟处决的当代的齐奥赛斯库的话,那首当其冲的现在就是江泽民了,那当然也不排除追随他的这些所有的追随者,被起诉的这些人。
主持人:那因为时间关系,这一集我们就谈到这,我们下一次再进一步来谈一谈, 谢谢庞先生。
庞钟:好,谢谢。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热点互动》节目,我们下一次就同样的话题再做进一步的探讨。

斯洛伐克民众:希望中国人民通过自由之门


共产受难者纪念碑自由之门,纪念共产暴政下追求自由而惨遭射杀的人们。白色的石 墙上弹痕累累,门中的铁网十分坚厚,似乎不可摧毁,但是一个角被撕开了,象征着通往自由之门的路虽然艰辛,但是仍存在希望。人权圣火在自由之门被传递给全 球传递的下一站瑞士(摄影:安然/大纪元)

【大纪元9月15日讯】(大纪元记者安然报导) 2007年9月14日,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提斯拉瓦近郊,莫拉瓦河岸边的一座壮丽的前年古堡—达汶古堡见证了历史的一幕。曾经在共产暴政下惨遭蹂躏,终获自由的斯洛伐克人民站在自由之门,点燃奥运人权圣火,支持仍然在共产暴政下受迫害的中国人民获得自由,企盼中国人民能走过自由之门,来到自由的这一边。
一千多年来,达汶堡雄踞在200米多高的峭壁上,见证了莫拉瓦河两岸的历史变迁。在近代,如同另一个前共产国家东德的柏林 墙地带一样,这里曾经有许多斯洛伐克人为投奔自由,试图泅水到河对岸的奥地利,而遭到捷共当局射杀。当斯洛伐克结束共产政权后,布拉提斯拉瓦市政府在莫拉 瓦河岸边,建立了共产极权死难者纪念碑,又称自由之门。
60年前,共产铁幕将一水之隔的土地分割为两个世界,在莫拉瓦河的一边沦为共产极 权的捷克斯洛伐克,在河的那一边是民主自由的奥地利。两个世界的强烈对比,使斯洛伐克人民由衷向往河的那一边。许多向往自由的人大胆偷偷越过边境,泅水到 对岸。为防止人民投奔奥地利,捷共在河岸上竖起电网,架起机关枪,对潜越边境的人格杀勿论。毋自由,宁愿死,尽管存活下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许多追求精神 自由的斯洛伐克人还是勇敢的选择了自由。这条通往自由的路是一条艰辛的路,40年间,几百个生命在这里惨遭射杀。
9月14日,由“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调查团”发起的人权圣火传递到布拉提斯拉瓦,得到各界热烈支持,为仍在经受共产暴政蹂躏的中国人民点燃的人权圣火。圣火在中心广场点燃,经过10公里的传递路跑,下午1点抵达自由之门。在这里,火炬被传递给全球传递的下一站瑞士。
来 自布拉提斯拉瓦的萨尔迪科娃女士主持了自由之门的圣火传递仪式。她告诉记者: “人权圣火在斯洛伐克传递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斯洛伐克人民在共产党的统治下生活了40年,我们深切了解共产政权是什么样子,斯洛伐克人民不想再要共产主义 了。今天我们已获得自由,但我们还想帮助其他的人没有自由的人得到自由。今天,在自由之门举行人权圣火传递,我们希望能帮助中国人民,支持中国人民从共产 暴政桎枯下解脱出来,最终也能通过自由之门,到达门的这一边。”

鲁德成:“共产独裁是迫害的根源”

 柏林墙边采访天安门三义士之一鲁德成
纪元6月25日讯】(大纪元记者文靖柏林报导)“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柏林墙倒塌的时候,我们三个人已经在监狱里了,一个同情我们的监狱警察把柏林墙倒塌的消息悄悄告诉了我们,这让我们更坚定地认为共产党有朝一日必定会倒台。”鲁德成站在柏林北火车站附近的一段被保留下来的柏林墙前回忆十八年前发生的事情时说道。
参加过和关注过八九年四月到六月的民运学潮的人们不会忘记那一年的五月二十三日,来自湖南浏阳的鲁德成、 余志坚和喻东岳在天安门广场向毛泽东画像投掷颜料、鸡蛋,还在天安门城楼挂上了“五千年专制从此告一段落,个人崇拜从此可以休矣”的标语。六月三日至四日 夜间中共开枪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和民众后,这三个年轻人被以“反革命破坏罪”分别判刑16年、20年和无期徒刑。虽然中共高层有人极力主张要处死他们三 个,但是因为国际媒体的普遍关注,他们逃过了被判死刑的命运,而能够成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
八九年十一月,中国的学潮被中共血腥镇压下去后五个月,德国的柏林墙被东德民众推倒,奏响了东欧各国共产党倒台的前奏。在之后的几年里,东欧各国的共产党纷纷土崩瓦解。一度庞大的“共产主义”阵营仅仅留下了中国和三个小国家越南,古巴和北朝鲜支撑门面。
正 因为柏林墙的特殊意义,参观柏林墙是鲁德成十几年的心愿,直到2006年4月他在多方努力下从泰国辗转来到加拿大,双脚踏上了一片自由的土地之后,这个心 愿才有了实现的可能。今年6月1日到6日他受邀在意大利出席一系列的人权活动,之后他终于能北上德国,走近柏林墙,了解一部和它的建造相关联的暴政史和抗 争共产专制的血泪史。
当年和监狱里的鲁德成有万里之遥的柏林墙,今天就耸立在他的面前,它并不是人们想像中的那样只有一堵墙,而是十几道防 线组成的一个宽阔的无人地带,有三道墙,最高的那道也是临近西柏林的那道,有3,6米高,钢筋混凝土砌成。剩下的两道墙在靠近东柏林这一边,它们中间是铁 丝网,了望塔,路灯地带,持枪巡逻的士兵,还有一个地面上布满尖锐突起物的地带。
从1961年建墙到1989年拆墙,192个德国人在东西柏林边界失去了生命,有的被东德士兵开枪打死,有的在从位于边界处的楼上跳到西德境内的时候发生意外,甚至一位在边境上义务协助东德人穿过边境的西德人也被东德的士兵开枪射杀。
熟 悉历史的中国人都知道,被中共推崇备至的1927年“秋收起义”就发生在鲁德成的家乡湖南浏阳,出身于所谓的“革命老区”这个事实和鲁德成的思想发展有很 大关系,他说:“我们浏阳那里的人都知道,那个什么‘秋收起义’就是一群无业游民,游手好闲的地痞搞的。根本就不像中共后来歌颂的那么伟大。所以当后来各 次政治运动来的时候,我们这里很多人对这些搞运动的中共头目可以说是知根知底,没什么人跟着他们跑。”
也许那些只有“革命老区”人才知道的 内幕,“老区”人更能看透专制的本质。在八九年学运中鲁德成和他的同伴们就打出了“五千年专制从此告一段落,个人崇拜从此可以休矣”条幅,表达了对毛泽东 彻底否定的思想,同时也抨击了执行毛泽东专制主义政策的共产党。而当时的学生,包括很多市民,甚至是专家学者,并没有把八九年的学潮提升到反对专制的高 度,而是寄希望于共产党体制内的改革。
现在,鲁德成辗转逃到了加拿大。但是,他的妻子和儿子仍然被北京政府扣押为人质,禁止他们移民海外。 当年和他一起涂抹毛泽东像的同龄人余志坚,于二OO一年获释。他失去了教师的工作,只靠打零工维生。而喻东岳,在狱中不堪殴打和折磨被逼疯了。铁棍打碎了 他的颅骨,现在他是一名精神病人,他的父母终于把儿子盼回来了,却天天面对着另外一种煎熬,以前颇有才华的儿子现在浑身伤痕,生活不能自理,变成了一个事 事都要靠别人的人。
鲁德成的父亲当年是从电视里得知儿子被判刑的,这十八年来的个中滋味恐怕没有第二个人能够体会。“以前我一直觉得父亲对 我们三个小孩冷漠无情,但是当他八九年从电视上看到我因为往天安门上的毛泽东画像上投掷颜料而被判刑的时候,他一下子瘫倒在了地上。他以为我这个儿子从此 失去了。”鲁德成说:“一九九八年我获得假释的时候,我父亲亲自到监狱里接我出来。以前我特别想和父亲一起出去,或者一起做什么事情,但是他从来都是拒 绝,但是我出来以后,他却经常主动提出和我一起上街,见到熟人,那种失而复得的喜悦之情更是溢于言表:‘这是我儿子鲁德成!’”
谈到他们三个人被判刑,鲁德成认为共产专制独裁是中国人民被迫害的根源,他说:“其实我们的行为在一个民主社会微不足道,就因为它发生在共产专制独裁的统治下,我们三个人,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才会被迫害。直到今天为止,中国人还是没有自由。”

2015年10月2日 星期五

零八宪章: 程骞:民国律师与社会变革

零八宪章: 程骞:民国律师与社会变革

 在民国扣人心弦的历史变局之中,律师群体是一股强劲的浪潮。要读懂民国,不能不读懂律师。“国士衰时见”,这是章士钊律师在民国乱世中写下的诗句。这也是民国历史上那些为法治、为正义、为人权、为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而殚精竭虑、劳劳奔走的律师的写照。

人民日报记者吴学灿因病在美国逝世

media 吴学灿生前资料照片 中文网络照片
1989年六四期间以人民日报号外版形式印制赵紫阳5点声明而遭到中国官方整肃通缉的前人民日报记者吴学灿因病在美国逝世,遗体火化仪式10月1日举行。
据网络引述明镜消息报导,吴学灿太太杨素梅告诉明镜新闻网,在经历4个月加10天的临终关怀后,吴学灿安详离去。在此期间,他仍然与前来探望的朋友们探讨中国民主和美国问题。
遵照吴学灿意愿,将不会举行任何形式的追悼纪念活动,一切从简,骨灰撒向大海。美国东部时间10月1日上午十点遗体火化。
1889年六四事件期间,吴学灿与《人民日报》时任记者张抒、宋斌等人一起将“赵紫阳的五点声明”印成人民日报号外,先被公安部全国通缉,后被以 “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外有期徒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在秦城监狱关押期间,因2年半时间都被单独监禁,长时间失眠,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体重曾掉到 35公斤。
2013年7月下旬,吴学灿被诊断罹患肺癌晚期,今年以来病情明显恶化。杨素梅对明镜新闻网说,先生从来不吸烟不喝酒,吴学灿得肺癌是因为监狱生活对他的身体摧残太厉害。
从监狱出来后,吴学灿在朋友开的公司里短暂工作,因为经常被当局骚扰,转为自由职业者。在此期间,吴学灿参加过1995年2月由刘晓波执笔的《反腐 败建议书》签名,当时参与这份建议书签名的还有同为《人民日报》同事的王若水先生;同年,吴学灿还是刘晓波、陈小平共同起草的“六四”六周年呼吁书《汲取 血的教训推进民主进程》的签名人之一。

2015年8月9日 星期日

零八宪章: 王德邦:北师大八九民主运动部分学生骨干25年来之简况――纪念“六四”25周年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1989年春夏,因纪念胡耀邦猝然离世而爆发的爱国民主运动首先从北京展开。北京师范大学因为其地处北京市区,相对北大、清华、人大等院校到天安门更近的位置特点,成为当年421
北京主要高校学生前往天安门参加追悼会的聚集地。后来也因其地理位置优势而成为整个八九民主运动的重要联络、协调、决策之地。也因为这些原因,北京师范大
学投入八九民主运动的学生骨干较多。二十五年来,参加八九民主运动的北师大学生骨干分散四海,有亡命海外的,有坚守大陆的,在这八九运动二十五周年来临之
际,就坚守在中国大陆的一批当年学生骨干状况作些简介,从中见证中国社会这25年来的沧桑。
八九民主运动至今已经二十五年了。在这对人生可谓漫长的四分之一世纪中,曾经参加民主运动的学生已经都步入中年。作为八九年民主爱国运动的重镇——北京师范大学,一批当年投身民主运动的人士在这二十五年中的苦难,见证着这个社会运行轨迹,浓缩了一个时代的辛酸悲苦。



1989
年春夏,因纪念胡耀邦猝然离世而爆发的民主爱国运动首先从北京展开。北京师范大学因为其地处北京市区,相对北大、清华、人大等院校到天安门更近的位置特点,成为当年421
北京主要高校学生前往天安门参加追悼会的聚集地。后来也因其地理位置优势而成为整个八九民主运动的重要联络、协调、决策之地。也因为这些原因,北京师范大
学投入八九民主运动的学生骨干较多。二十五年来,参加八九民主运动的北师大学生骨干分散四海,有亡命海外的,有坚守大陆的,在这八九运动二十五周年来临之
际,就坚守大陆的一批当年学生骨干状况作些简介,从中见证中国社会这25年来的沧桑。




一、陈天石(1991年前用名:陈章宝)



陈天石,1966522日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地区(现改为玉林市)容县,19859月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后因伤病休学一年,复学后到86级中文系学习。1989年积极投身于反腐败、争民主、要人权的那场民主爱国运动中,担任北师大学生自治会宣传部部长和北京高校自治联合会轮值宣传部长。



6
4日北京发生武装部队入城镇压民主运动的屠杀后,陈天石离开学校南下逃亡,于71日在珠海被抓,先后被关押于珠海看守所、广州黄华看守所,后转押于北京秦城监狱。199064日因伤病被取保候审出来,押回广西容县至1991年元月22日作出免于起诉,同日被北师大宣布勒令退学,之后陈章宝改名为陈天石。



陈天石被解除强制措施后,前往广东打工。历尽艰辛,将自己入狱前及出狱后所借的钱一并还清。1994年回到北京与朋友一块做装饰装修工作。



1995
4
底陈天石欲参加一个朋友的聚会被北京警方抓押。警方在将其身上所有能证明身份的材料搜走销毁后,将其作为盲流先关押于北京昌平收容遣送站,强迫其进行高强
度劳动,后又将其遣送到武汉青山劳改农场强迫劳动半年。在劳改农场期间,陈天石受到常人难以想象的酷刑,那种在狂风暴雨中被驱赶上山割青,挑着沉重的青草
被一路用棍棒殴打奔走到田间的虐待,使他相信管教亲口所说将人打死肥田
非虚言。如果不是偶然机会,使陈天石悄悄向外传递出自己被关押消息,他完全有可能就被折磨死于农场中。好在家中亲人得到消息后,及时赶去救援,才得以保全
性命出来。多年后,每当陈天石回忆起那段岁月,仍心有余悸。因为那种将人完全隔绝于世,在收容所与劳改农场中用代号,或化名标识的人,只能是任人宰割的物
件,死了只是一个符号的消失,几乎与生命无关,这使外界都完全无法查找。这种将人生命任意用符号标识而隔绝于世的行径,的确超乎现代文明社会的想像。




显然陈天石的苦难没有至此为止,就在1995年底,他与天津的张志勇在澳门环岛游的船上纵身赴海,希望泅渡到澳门后,寻求政治避难,以逃脱在大陆受迫害的苦海,结果在澳门避难不成,返回大陆而再次遭到关押,后虽以罚款取代劳教,但在容县遭到长期限制自由。



1996
年底,陈天石再次回到北京,从事一些摆地摊的活计,苦苦挣扎,艰难求生,期间仍然多次受到当局骚扰。2000年,陈天石在倍尝生活艰辛之后,信靠基督,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后来还成为一个教会的带领人。2004年,在六四15周年来临之际,有一天陈天石在租住房前遭到莫名其妙的暴徒袭击,车被砸烂,人差点遭殃。后来,陈天石到了一所民办学校担任后勤管理,白天工作,晚上传道,在北京撑持到2012年。期间,终于在老家容县觅得一愿意嫁他为妻的村姑,建立起一个家庭,并且育下一儿一女。其中儿子生于64日,出生时64两,可谓是神迹。原本陈天石说过要将此子送与在八九六四中丧子的丁子霖老师,以慰她失子之痛,但后来可能牵涉不少麻烦的手续,也就搁置下来了。



六四二十五周年来临前的201310月,陈天石大病一场,险丧性命。现在待业于家,一则调理身体,再则平日作些传教工作,努力推进中国大陆人权改善,关注国是。25年来,陈天石倍尝艰辛,可谓含辛茹苦,亲历过全国十几个监狱生活和收容站、劳改所,真是九死一生,但对于参加八九运动不仅无怨无悔,而且深以为荣。对于八九运动所提反腐败、争民主、要人权之信念,矢志不渝。



二、王京龙



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1962年出生于山东临沂。1989年民主运动期间是高校对话代表团北师大的代表之一。由于其带军籍读研究生,八九民主运动被镇压后,王京龙遭到军队的严酷审查,被拘押一年多。获释后,王京龙被开除军籍、学籍,户口被打回临沂原籍。



王京龙出狱后一直在北京自谋生路,曾到一些民营公司如南德集团等打工。后信靠基督,成为虔诚的基督徒与传道人,现在主要从事基督教理财研究与讲学。



从八九民主运动二十五年来,王京龙先坐牢,后被开除,打回原籍,随后在为生计奔忙中屡屡受到来自有关方面的干扰,被几次禁止出国,被无数次喝茶、传唤,甚至被上门看守。



尽管25年来生活艰辛,但没有阻断王京龙对民瘼国疾的切问,他苦苦追寻着医治中国病症之道。对于参加八九年那场民主运动及其因此带来25年的逼迫,王京龙从无言悔,相反坚信那是人生中的荣光,也坚信八九民主运动的追求是医治中国病症的良方,必将成为这个民族文明富强的希望。



三、彭涛



原北京师范大学88级物理系学生。1970年出生于湖北黄石。八九民主运动期间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内联部部长。八九运动被镇压后,遭到学校长期间审查。1992年大学毕业后学籍户口被放回黄石老家,没有安排工作,彭涛于是南下海南,挤身于闯海大军之中。



彭涛到海南后,经过几次求职,1992年底到了北京长城机电公司海南分公司,也就是1993年轰动全国的沈太福集资案中沈太福在海南的公司。经过努力奋斗,彭涛靠自己的能力很快做到了海南分公司董事长助理。然而,19934月沈太福先被以涉嫌非法集资罪
捕,后被以贪污与受贿判处死刑。北京机电海南公司因此陷入停顿,随即进入一个复杂而漫长的清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彭涛原本可以离开该公司另谋工作,然
而,本着一个做事有始终,遇事不回避的中国传统士大夫处世原则,居然耗时两年多协助清理解决公司遗留问题。直到将北京机电海南公司后遗问题全部处理清楚,
彭涛才返回黄石老家。在海南公司曾居核心职位的彭涛,也曾成为一些投资人或项目承接方巴结的对象,甚至都有被贿赂的机会,对此彭涛在那个金钱至上的闯海时
代,曾私下跟朋友说:我们现在只有坚守道义良心,才对得起历史,对得起那些死去的人。就算这个世界都堕落了,但我们不能堕落!后来在黄石,彭涛经过艰苦创业,自己开了间防盗门窗铺面,承揽业务,以苦苦撑持家庭经济。




彭涛由于八九年参与那场民主运动,落下一身病痛。记得在海南时,他有较严重的胃炎,可能因此使他出现吃饭不知饱病况。这样每天吃饭时,他必须有人在身边提醒不能再吃了时,方能停下,否则就会出现问题。



彭涛虽然身体不好,工作生活极为艰难,但始终保持达观心态。对于曾经参与八九民主运动的同学尽力支持帮助,对于八九民主运动保持着冷静的思考,对运动中产生的各种情况有清醒的反省,对整个运动的诉求保持充分肯定。虽然因为参与那场民主运动,彭涛整个25年来的人生被戴上枷锁,但他无怨无悔。在海南时,他每每与同学谈及八九运动,都不禁满怀深情,每言及那些惨死的学生与市民,就止不住泪湿青衫。



四、张军



江苏人,原北京师范大学86级中文系学生。1989年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秘书长。八九六四后遭到长期审查,被学校勒令退学。后来在北京打工,被以生意纠纷为名判刑入狱五年。2003年出狱后,张军在北京从事摆摊卖书或卖点小商品的活计,以维持生存。



张军患有严重的气管炎,气候变换,或冬天寒冷,他有时说话都很吃力。2003年出狱后,他信奉基督,平日在繁重的劳碌之后,还到教会做些事工。张军沉默寡言,平日里朋友相聚,他总在旁边默默坐听,很少说话。



张军对于参与八九民主运动及其因此带来的苦难从未言悔。如果听到有人对八九运动提出质疑,他再不愿说话也必起而斥之。25年来,不管生活多么艰辛,精神上多么沉重,但张军坚守着八九当年的信念。



五、王德邦(本名王治晶)



1965
10月出生于广西桂林,原北京师范大学85级哲学系学生,八九民主运动期间是高校对话代表团北师大代表之一,运动后期被推选为北师大学生自治会理论宣传部负责人之一。



六四镇压之后,受到审查与社控。1993年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因参与八九民主运动而被当局剥夺上研究生的教育权。后到民营企业打工,受到当局派人监控。1998年因长期压抑郁积于胸而导致肺破裂,险丧性命。2003年信靠基督,成为一名基督徒。2005年后离开企业,从事自由写作,关注中国人权状况,致力于促进公民社会成长。八九运动25年来,多次被传唤,2009年元月与20105月还因参与《零八宪章》联署和人权工作而被抄家两次。20136月,与亲戚们欲在桂林合资盖房,结果被桂林当局以到桂林居住会给政府带来麻烦为由而两次推毁房屋。现居住于桂林下辖的全州县老家。



25
年来一直关注中国社会发展,在活生生的事实前,深刻认识到六四屠杀给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价值理念带来的巨大创伤,深刻感知这片土地因屠杀衍生出的祸患,深刻体会到八九反腐败、争民主、要人权对于这个民族无可跨越的重大而深远意义。



结语



北京师范大学参与八九民主运动者甚众,其中为那场民主运动投诸大量心血,付出艰辛努力,并承受25年来各种逼迫苦难的骨干也很多,如八九后被判刑五年的赵纲,被判刑四年的曾小明,等等,在此就无法一一列表了。从八九民主运动北师大一批骨干学生25
来的经历可以看到:这些人倍受磨难,倍尝艰辛,在生活与精神的双重压力下,身体多有疾病,尽管如此,但这些人坚守着八九反腐败、争民主、要人权的信念,捍
卫着八九为国家尽责、为人民请命的精神,顽强坚守良知道义之原则,在这个全方位整体性社会大溃败的时代,艰苦持守,奋力前行。




2014
515日八九民主运动二十五周年前于全州

零八宪章: 白夏:六四被禁彰显中共深知镇压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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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八宪章: 九零后青年声援被刑拘的浦志强: ▲自由亚洲电台(RFA)5月20日报道:多位90后青年因声援浦志强遭国安施压   图片: 几位九零后青年声援被刑拘的浦志强。 (中国人权)

零八宪章: 痛忆六四:华邮记者目睹成堆尸体

零八宪章: 痛忆六四:华邮记者目睹成堆尸体:


六四发生后,邵德廉也去了天安门广场并在医院看到堆积在那里的尸体。邵德廉说:“我去了一家医院,要求医生让我进去,我知道这里堆了尸体。这个时候,当局
已经开始镇压了并下达了不要让外国人进来的命令,但是这位勇敢的医生说,‘我让他进去。’我进去后看着死尸堆,我意识到,他们的年龄偏大,不可能是学生,
他们都是北京的普通市民。所以我们必须记住,在六四事件的死亡者中,最多的是北京市民、工人,而不是学生。”


来源:美国之音  作者:莉雅   

自由亚洲电台执行编辑兼副台长、前《华盛顿邮报》驻北京首席记者邵德廉
自由亚洲电台执行编辑兼副台长、前《华盛顿邮报》驻北京首席记者邵德廉
— 1989年六四枪响后,当时任美国《华盛顿邮报》驻北京站长的邵德廉
(Dan Southerland)
在医院见到了成堆的平民尸体。他说,死难者更多的是工人和市民。这位资深媒体人日前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莉雅的专访,谈到了这场镇压的残酷以及他身边的中国
民众表现出的爱心与勇气。

*木樨地的枪声*

问:六四事件爆发时,您当时在哪?是怎么得知这个消息的?

邵德廉:“我的一个英国同事从木樨地打电话告诉我,说他们在那里开枪了,他并向我做了描述。我在北京饭店里也租了一间房,在那可以看到天安门广场。”

邵德廉当时手下有好几个记者,在不同的地方收集信息,而他决定坐镇北京饭店,以便于联络。

他说:“我还从我在建国门外大街的记者那里得到消息,说有一名男子被一辆装甲车碾死了。这是我获得的有关这次事件最直接的一个报道,我也知道广场西边也发生了有人被打死的事。”

*邵德廉:手下记者遭到殴打与拘留*


手下有一位叫做乔纳森的记者会说中文,6月3日晚上在天安门广场上一直呆到凌晨1点左右,在装甲车进入广场之前一直在那,但是随后失踪了36个小时。邵德
廉后来才知道,乔纳森遭到便衣警察的殴打后被带到国安局的一个拘留所,不得不在认罪书上签字后被扔到距离北京几英里的一个村子里,一步一步走回北京城。

*绍德廉:在医院看到成堆的尸体*

六四发生后,邵德廉也去了天安门广场并在医院看到堆积在那里的尸体。


德廉:“我去了一家医院,要求医生让我进去,我知道这里堆了尸体。这个时候,当局已经开始镇压了并下达了不要让外国人进来的命令,但是这位勇敢的医生说,
‘我让他进去。’我进去后看着死尸堆,我意识到,他们的年龄偏大,不可能是学生,他们都是北京的普通市民。所以我们必须记住,在六四事件的死亡者中,最多
的是北京市民、工人,而不是学生。”

由于中国当局隐瞒真相,到目前为止,外界仍然不知道六四事件的死难者究竟有多少。

邵德廉:“我当然不知道所有的人数,尽管我有我的估计。我估计至少有七、八百,但也可能超过了1500人。不过让我感到很沮丧的是,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

但他认为,有一天真相会大白于天下。他还相信,那些被调到北京对民众开枪的士兵中,有很多人是不愿意做这件事的,而且他们终究有一天会讲述这个故事。

*外交公寓大院遭机枪扫射 绍德廉险些遭到枪击*

报道过越南战争、老挝与柬埔寨的冲突以及1971年爆发的印巴战争的邵德廉在六四事件中也体验了一些惊险的场面。

邵德廉:“一天早晨,我想是6月7日,我醒来后发现他们在朝我们的大院开枪,建国门外外交公寓大院里不仅有外国记者,还有外交官。”

他后来才搞明白,解放军部队在经过这个外交公寓的时候特意开枪,针对的是住在里面的外国记者和驻华武官,因为他们对这些人利用这个公寓,包括在屋顶、窗户和阳台,观察部队和坦克的动向感到很气愤。

邵德廉:“我当时在利用一名澳大利亚外交官家的公寓阳台,因为这里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建国门外的部队的行动。所以有一天,我在那朝下看的时候,一个拿着扬声器的中国军官说,‘走开,否则我就朝你开枪了’。”

*令人感动的中国保姆*

在这起枪击事件里,让邵德廉特别感动的是一位中国保姆的故事,这位保姆负责照看美国大使馆一位安全官员的两个小孩。

邵德廉:“她一听到楼里有枪声后,她就扑到这两个孩子的身上。每次只要想到这位把保姆把孩子的生命看得比自己的重要,都让我感动不已。”

*小孩眼中的六四*


交公寓遭到枪击的事件加速了外国人的撤离,而在6月6日,邵德廉的妻子欧慕莲与六岁的儿子马修和1岁多的女儿撤到香港。对于马修来说,中国当局对六四的镇
压彻底摧毁了他的世界。他不得不离开他所在的北京国际学校,他的很多同学与朋友也都纷纷离开了中国。在6月4日那天,马修画了一幅蜡笔画来表达他的看法。
他画了一只看起来非常凶恶的暴龙和一只三角恐龙袭击一只小翼龙。暴龙和三角恐龙代表的是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和中国军队,而那只小翼龙代表的是学生。


到香港之后,马修还写了一首歌,表达他对与朋友分离的沮丧。跟在他妈妈身后走在香港的大街上时,他会情不自禁的大声唱起来,其中针对邓小平的那部分歌词
是:你让我的朋友离开了,我不得不说你很自私,因为你在开枪、在杀人……。针对他的朋友的那部分歌词是:当我第一次遇到你的时候,我开怀大笑。当我知道你
已经离开了的时候,我禁不住大哭。

*六四事件改变了对北京人的看法*

六四事件除了影响到孩子的世界外,也影响了这位资深记者和家人对北京人的看法。


德廉:“我妻子对我说,这个城市里没有人有什么道德感。这是在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前。没有人对他人友善,她遇到很多人-那些很不耐烦的营业员、很粗鲁的人、
人们推来挤去等等。天安门事件很伟大的一点是你看到北京人完全不同的一面。突然之间,出租司机免费搭载学生,学生可以免费坐火车到北京来。我所接触的每一
个人都要保护学生,他们排成队,在装甲车前用肉体形成一道人墙。”

*对民主运动的平和印象深刻*

邵德廉认为,这是天安门事件给他留下的最为重要的一个印记。而另一个让他印象深刻的就是当局镇压之前的游行抗议是多么的平和。

邵德廉:“如果你看我妻子拍摄的录像,你会看到和平的抗议。她每天都在外面,我一点都不担心她。即使是在6月3日那一天,我妻子还在外面,带着我女儿,跟那些士兵在一起,观看拦阻军车的妇女对士兵说,不要对学生开枪,不要对人民开枪,你们就是人民。”

*用长远眼光看中国*

他认为,当局目前对纪念六四的人所进行的打压证明他们没有面对历史的信心,而这是非常悲哀的。不过,这位研究中国历史的记者表示,就像很多中国人一样,他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邵德廉有关六四事件的报道在1990年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提名。这位获得过多项新闻奖的美国资深记者驻在亚洲长达18年的时间,被认为是美国最受尊敬的亚洲事务记者之一。从2007年起,他一直担任自由亚洲电台的执行编辑与副台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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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學子學運日記》──一位清華學子經歷、見聞的八九學運的日日夜夜

孔捷生:最后的北京

——孔捷生:最后的北京

  (本文1990年发表于《广场》季刊秋季号)一、枪声仍在响。远或近。天空惨白。北京的夏季仿佛是从那个大凶大煞的日子开始的,苍穹于是一直颜色惨淡,间 或揉进几股浓黑的烟柱,好让那尸布一样的天幕分出层次来。“----不要走近窗户!”每家每户的大人都反复警诫,如同吓唬小孩的鬼怪故事。而恐怖的超神传 说倏地变成了现实。不同军种、兵种的精锐团队在空寂无人的大街上跑过或操过。他们互不相涉,更互无联络。广场已攻陷,反抗已扑灭。他们仿佛只是在竞赛士 气,暴喊着“一 ――二――三――四!”的操令和吼着军歌,对民心似铁的北京人进行精神战。当然,他们毫不犹豫地对任何一个可疑的影像开火,或者干脆无目的地朝天鸣枪,以 强化“六四”数日以来笼罩首都的战时气氛。

门户紧闭,窗帘低垂。每家每户都如此。于是再也看不到钢盔的攒动和刺刀上闪烁不定的金属光泽, 犹如看不见枪膛里精密而狰狞的来复线。事实上,没有人能目睹那撞击、起爆、旋转、迸射的物质运动的瞬间,只有那尖厉而干燥的音频,不时撕裂着人们的耳膜。 这种生疏的音波忽地成了北京人生活的轴心。这就是死亡。它和每个人都那样近。自八国联军兵燹至今,北京城间隔了九十年才得以温习这呛人的硝烟味。光阴荏 苒,北京人已丧失了应付战乱的能力。更何况,历史角色的转换实属匪夷所思,围城一月并发动总攻的不是凶横的外寇,而是中国军队。几多死难者直到他们的肉体 被灼热弹头洞穿的一刹那,仍不敢相信取去他性命的是自己的同胞。

第四天了。我们一家三口困缩在一个房间。临街那个房间已不属于我们,从窗缝强袭进来死的气息,把那个房间掠走了。曾经激沸的热血降到了冰点。

六 月四日血与火之夜,我那股视死如归的勇气已彻底崩溃,仿佛不曾在暗钢色的刺刀前高亢地喊过、豪迈地唱过;不曾在弹雨中挺立过、奔跑过。我只是对着四堵墙壁 发呆,绝望、怯懦,象一只偷生的蝼蚁。我甚至不再屏息潜行到住宅临街的一面,偷偷掀开一角窗帘窥视天安门广场。那里已没什么可看,连升腾数日的浑浊烟柱都 已熄灭,只有直升飞机在列成方阵的坦克群之中频繁起落。曾令我的心志如此昂扬过的地方已化为一块巨大的血痂,色泽渐渐变黑。唯一可做的事是反复调校收音机 的短波频率,捕捉外部世界的每一束电波。“抗议”和“谴责”且不去管它,特别筛选出“哗变”和“起义”之类的只言片语,来膨化自己的幻想,用来填补被炮火 洞穿的思维空洞――每个人的脑际都蓦地有了这样一个弹孔。

神迹并没有降临。我们一家三口,就这样卷缩在兵祸沉重的阴影下。大军破城之日 起,我八岁的儿子已经同全北京城的孩子一样,不再背起书包上学。儿子不曾从这意外的“假期”里得到丝毫快乐。他首先失去了自己的空间 ――临街的房间本是他的领地,却被“戒严”了。从木樨地到复兴门都有朋友打电话来,哭诉那些无坚不摧的虎狼之师,挥军攻城时向街道两旁的居民乱枪滥射。现 代科技的成果是墙壳越来越薄而子弹穿透力愈来愈强,不少人竟是在寝室里领受无妄之灾。特别是木樨地,那一带的人家当晚彻夜蹲在地板上不敢直腰,子弹嗤嗤斜 穿上来击中天花板,灰沙四溅,粉尘弥漫,如同战争影片用滥了的噱头。

就这样过了四天。儿子不知做什么好。他从直觉里知道不可以去碰那部买 了不久的电子游戏机,便把所有藏书都搬出来,从《西游记》到《安徒生童话》,没一册能翻倒廿页以上。弥散于大气中的惊悸与死亡气息,和神话世界根本不能相 容。然而,他才八岁,完全无法理解窗外发生的一切。看见儿子百无聊赖而又不敢多言的样子,当妈妈的哭了。这几天来,妻子动不动就淌眼泪。

对 窗外的一切,我们大人又能理解多少?妻子仅下过一次楼,拐进楼后面的胡同。那里贴着墙根瑟缩蠕动着一条人龙,是抢购食品的居民。店铺拉上铁闸做生意,不再 有进门选购的权利,只能把种类名称报上――如果店里还有货的话。连库房里年深月久的、罐壳已见锈斑的罐头都抢购一空。酷似一部灾难片的细节,陪衬角色就是 惊惶的老百姓。自然,有交头接耳、有呜咽抽泣和高声的咒骂――只是在胡同里。近在咫尺的大街则是另一番景象。路面残留着被坦克冲决的路障,大小车辆焦黑的 尸骸、砖石、碎瓶子、血渍、委弃的旗帜……没有行人,只见高度戒备的军队在巡逻。商店重门深锁,叩门光顾的只有怵目惊心的弹孔。

尚未陷落 的是胡同。那里是战时消息的交流中心;是掩护学生撤走的秘密通道;是不畏死的抵抗者的游击走廊。在六月六日,我曾目击一群士兵鸣枪狂追几个平民,从前门追 至供电局,逃跑者拐入我这幢大楼后面,隐没进胡同里。士兵冲至,才拐弯便犹豫止步。眼前和他们对峙的一边是迷墙一般的高层公寓,另一边是错落的四合院和幽 深的胡同,每扇门户都紧闭着,门后面是石头一样的沉默。士兵们商量几句什么,威胁性地放两枪,退走了。显然,这些千里勤王的官兵从未进过北京,他们只是在 《解放军画报》上认识首都的。六月四日之前几次失败的行动,失散掉队的官兵都找不到自己的驻地,他们甚至没有北京市区的地图。

戒严部队指挥部或是无意让各路人马配合协调行动,竟没有派出公安干警、武警、卫戍区的人手给远道开拔而来野战军指引路径,而更愿意让他们各自为战。说到祭出和老百姓有“鱼水之情”的军队传统,请北京“老乡”当向导,那是想也不要想!

四十年前往事已矣,当日北京万人空巷,箪食壶浆,夹道欢迎人民解放军和平入城的历史佳话,竟被四十年后的一夜枪炮击得粉碎。人民创造的历史和帝王创造的历史是如此不能相容。人民毕竟被击溃了,最后的“战壕”――经纬纵横的大小胡同,终究会被橐橐靴声踏平的。

二、电话铃又响。

这 些天来,它响个不停,半夜里也得爬起来接电话。国难当前,昼夜的概念已失去意义。北京城交通断绝,邮电停顿,加急电报一夜之间激增数万份而无人派送。传媒 只剩下广播电台和电视,电波和荧屏翻来复去都是《中国共产党告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书》,还有戒严部队指挥部的第X号紧急通告。唯一的人际信息传递渠道就是 电话。连日来哪怕彼此不太熟悉的人都互通电话,打听不同城区的战况。这回来电的是《人民文学》的主编刘心武。他告诉我,他妻子刚看见同住一幢大楼的丛维 熙、邓友梅、张锲提着行李钻进了作家协会的轿车,奔机场方向去了。妻子也劝他暂时离开北京避一避。刘心武说他晓得那三位同行是去深圳“创作之家”避风头, 他也想去南方小住,却不欲与那三位“扎堆”,以免日后大家牵扯出说不清的麻烦。他问:如我也想离京,可否给他在那边作些接待安排?我告他:已有两位朋友来 电话相约南下。真到了那边,接待之类是小事,问题是怎样才能离开这座凶城?刘心武沉默一阵,说:“我试试看,也许有办法弄两张机票。”电话挂断。我妻子知 道刘心武太太的态度,也劝我先返广东。

北京眼下兵连祸结,再演变下去谁也估不透还有什么事发生。妻子让我等局势稳定了再回来。我无言以 对。要是能走,北京城不知多少人逃难去了。北京往南的铁路交通已连日断绝;北行火车据悉只到通县。全国最大的铁路交通枢纽――北京站,已彻底瘫痪。至于飞 机场,那边的情势我完全不知,从刘心武住的安定门去机场,或尚可通行,而从我这里前往,则要提着脑袋上路,行经前门、崇文门、建国门等几个血泊未干的杀戮 战场。如今在那些地段子弹就是王法。我从电话里得知,建国门已由坦克列阵,立体交叉桥上上下下重兵布防,处于战时状态,炮口所指,已不是胆敢作飞蛾扑火的 悍民,显然是严防更大的事变。远的不说,从我这幢公寓楼向东,不能走出三百米以外。那里,攻陷广场的部队把原先民众设置的路障加固,架设多挺机关枪,摆开 了镇守天安门广场的第一道“擅越者死”的屏障。在戒备森严的工事后面,曾经喧响过地动山摇的呐喊,旌旗蔽日,蔚为壮观,令气象萧森的紫禁城九重龙凤阙黯然 失色。转眼翻覆,狂飙般挥舞的手臂和仆倒的身影,已化为浮雕,凝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被烟火熏黑的汉白玉基座上。而偌大一个广场,已变成全世界最大的战时兵 营。番号庞杂、兵种各异的三十万大军虎踞京师,时局严峻而又扑朔迷离。其时我和许多人一样,隐约觉得满城硝烟之中掩盖着种种可能的变局――那意味着一场兵 燹,于这个创伤累累的民族来说,绝非幸事。若然当局就此一战胜定,其后的手段自是不言而喻。

五十日震惊朝野的全民运动,清浊立判,对那些 铁了心下杀手的政治老人来说,“党”和“政”已不足倚,唯有“军”可以拱卫这座危城,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北京最权威的声音将是枪栓的铮响。预料之中的大搜 捕、大清洗已迫在眉睫。我并没有将所有凶兆都告诉已被惊悸和愁苦所压倒的妻子。屠城次日,我前后致电两位可断定有大麻烦的朋友,其家人简短答曰:“不 在。”然后挂断。我再打过去,一开口先报姓名,对方才吐出富于暗示性的一句:“他离开北京了。”这是警讯。

我能不能离开北京?之后又何去何从?我一夜无眠。

三、 而这一夜里,北京的情势似有了许多变化。各城区枪声大多归于沉寂,只有城南上半夜传来两起自动火器短促的射击声,并曾有一两声爆炸。城南一带,民风剽悍, 尚未完全停止以卵击石的抵抗。倒是杀戮最惨重的西长安街一路象坟场一样死寂。那些为着一个光荣梦想而捐躯的英烈,只成了周而复始的历史演义的几行注脚。而 这部发皴的黄卷,已被续写了无数情节近似的章回。下半夜,所有声响都在浓稠的夜色中沉淀下去。我晓得,这一充满生死歌哭的篇章已经完结。其后,有一种纷沓 的动响从夜幕中传来,低沉、有力,象冰川徐缓而沉重的移动,象洪水漫过布满卵石的河床。我蓦地挣脱困顿,下床蹑足摸向窗前。我想,这片城区每一个心胆俱裂 的战败者都会被这阵沉闷的声波所惊动,和我一样,偷偷掀开窗帘窥测。这绝对是战争状态下才得一见的景象――见首不见尾的大部队在夜色掩护下悄悄移动,密麻 麻的钢盔组成方队,攒动着刺刀的丛林,每隔一定行距就颤巍巍地招展出肩背式报话机纤细的三菱形天线。没有口令,甚至没有半声咳嗽,军容肃整,紧张而肃然地 行进。长街两侧涌动着滚滚铁流,左出右进,广场守军鱼贯撤出,新开抵的集团军旋即接防。似乎只有装甲部队没挪窝。若然那群钢铁巨兽咆哮起来,满北京城的百 姓一定以为战事重燃。对当局来说,没有比这群庞然大物沉重地镇住共和国的心脏更具象征意义的了。

毋庸置疑,外间电讯关于“变局”的喧嚣聒 噪纯属子虚乌有。那些凶猛强悍的攻城主力撤走了,代之以已在郊区屯兵多日而又不大清楚城里出了什么大事的外围部队。我伏在窗前半个钟头,看来这浩浩荡荡的 大换防要持续到拂晓。我曾想象会突发一些小骚乱,在黑暗中醒着的高楼和平房,会飞出瓶子或半截砖头,挟着炽烈的仇恨和无谓的盲动,呼啸坠落寒光闪烁的钢盔 之上,于是暗夜里将突发暴喝和一轮乱枪……然而,重压在栉次鳞比的楼宇之上的只是一团死气,什么也没发生。血气最盛的北京人也被杀怕了。姑勿论会种植下天 大的祸根和死结,毕竟,吾国历朝历代的镇山宝总不会失传,那就是立竿见影的霹雳手段――杀!就这样,一个新纪元尚未开始就结束了。四十年来,那些纂修党 史、军史的御用专家们总在忙碌,不懈地对史料实行增补、篡改、消灭。只有这一段落,他们始终是无法回避而又理屈词穷的。最佳的办法是令老百姓对这五十日刻 骨铭心的经历彻底遗忘。如果可以乞灵于超自然的力量,他们甚至会祭出某种神乎其技的无上心法,让十一亿人民一夜失忆,统统少活五十日!类似的工作已经开 始。

四、天明,枪声已渺的北京城有了一些新气象。接防广场的新军组成小分队,背挎钢枪,枪口朝下,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军歌,沿长 街出动拆除路障。有的军官出面向附近的供电局、房管局等单位交涉,借用扫帚和手推车,用作清理打扫路面。被横过来阻挡军车的交通隔离带一一归位,只有那些 被坦克辗过的扭曲铁栏和残碎水泥墩被扔进垃圾堆。官兵们干得很起劲,汗水蘸透了草绿色的军衣。先两日委弃于路心的褪色旗帜,不知何时已被人悄悄拾走,大概 是当作历史文物收藏吧;路边还有一两根红布条,也不晓得官兵们认不认得它的来头,总之扫帚到处,归于尘土;倒有一册薄薄的什么书,是学生撤退时遗落的,被 “六四”下午的骤雨打湿,而后又干透变黄。一士兵拾起翻翻,交给挎手枪的军官……这打扫战场的过程,有如一出无情节的默剧,而观众则站满公寓大楼的走廊或 临街房间,凭窗俯瞰,不再躲躲闪闪,却默不作声。双方的肢体语言各自表达着什么。

这种无声的对峙直到中午,民众开始软化,先是供电局出来 了廿多人帮助清理路障,其后我和许多被困了数日的居民也涌到街上,围拢着这帮官兵打探情况。人们自然认出这批军人并非当日攻城主力,却也不敢施展动之以 情,晓之以理的攻心战,但一口恶气无论如何咽不下去,于是劈头一句都是这般问:“你们是二十七军的吗?”当时,京城盛传沿公主坟、军事博物馆、木樨地、西 单、六部口强行推进的西路军是二十七集团军,那一路狂攻滥杀,长街伏尸累累,令人发指。这血海深仇是永难开解的。对此一问。兵们都迅速回答:“不是。” “那你们是哪个军区的呢?”民众追问。兵们不答。他们都很年轻,也腼腆。倒是那军官抢过去答:“我们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这军官显然是军校栽培出来的, 见得场面。大兵们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越来越多的居民大有把他们隔离开来盘问之势。“你们以前进过北京?”民众问一士兵。“没有。”士兵口音浓重,模样也很 敦厚。“你们进来之前知道北京的情况?”民众愈加大胆。士兵很窘迫,嘴唇一动,不知说什么好。另一拨居民更具挑衅性,某中年妇女问一位壮实的机枪手:“你 们是人民子弟兵,怎能向人民开枪呢?”机枪手脸色陡变,不答腔,提着武器穿出人群,赶紧向分队靠拢。倒是那位军官仍在人丛中侃侃而谈。市民虽觉得这支新军 对自己并无多少敌意,面对当官的却不敢放肆,只转弯抹角找话说,没搬出叮叮当当的唇枪舌剑。军官不知怎的生出诸多感触,说道:“象今天这样,我们军人就宽 心了。我们最怕老百姓不理解,骂我们……”军官眼圈也红了。

毫无疑问,他们当属戒严初期几度入城未遂的部队之一。那阵北京人众志成城,以 血肉之躯力挡数十万雄师。茫然不知所措的官兵在郊县风餐露宿,到处挨骂,郊县农民甚至以铁耙封锁公路,扎穿军车轮胎。部队士气沮丧抑郁,不知此来为何。除 了“四.二六社论”反复洗脑,连电视及诸种报纸都禁看(当时中央电视台及几家大报都明显倾向民运)。面对四面敌意,他们觉得除了抽象的“上级”,谁也不需 要他们来北京现世。日子一拖再拖,军心几近崩溃。或许,这就是他们未被选中出任攻城主力部队的原因。眼前这位军官样子诚恳,感情丰富,更有文化。他除去戒 严部队指挥部发下来的关于“反革命暴徒”袭击解放军的通报外.是否晓得“六四”挥师疾进的先头部队有过什么作为?以他在军校修得的学识是否清楚在充满暴力 和血泪的中国历史上,用正规军乃至坦克和自行火炮来扑灭学生运动,也是开天辟地的头一回?以他对世界军事史的素养,是否记得起哪个国家的教科书把武装部队 射杀手无寸铁的平民的战例堂而皇之地记载进去?我不敢断言他没有闪过诸如此类的念头;正如我不相信这些敦厚朴实的农村兵和精干强悍的军校生是杀人狂。事实 上,当日的逃兵和集体怠战的部队之多,是极为直观的例子――他们毕竟是人民的子弟。

不用过多久,全北京都将晓得军事法庭开始秘密审判一批 批违抗命令的指战员,上至集团军军长下至普通军官,都受到极严厉的处置。与此同时,世界现代军事史的一项创举在北京诞生――一个国家的武装部队向平民开 战,并战而胜之,因此得到隆重的授勋。这场闪电战的结局近于完美,一方是上百万的城市居民,一方是以寡敌众的精兵劲旅。他们导演了一场壮烈的陆空立体战争 (假若北京不是内陆城市,并肩出动的还将会有海军)。这场“圣战”,这些故事,在这座城市将会世代相传,永远牢记。

五、下午,刘心武来电 话。我以为他只是打听广场动态,实想不到他这么快就能弄到飞往南方的机票。乱世危城,这简直是奇迹。票是次日下午的,但刘告诉我,司机拒绝开车到这边来接 我,因这一段路途关隘重重,从城东到前门,几乎要“检阅”尽各大军区、各兵种的战时防区。司机对建国门尤其恐惧,那里的大兵凶横跋扈,连日在外交公寓一带 乱枪扫射,曾将埃及使馆武官的家射得落花流水(讯息来自外电),或许这有助于向中东国家推销国产军火吧;再加上方励之夫妇潜入美国使馆避难,导致使馆区兵 力激增,便衣成群,截查所有车辆,形迹可疑者可立毙于枪下。

我彷徨无计,怎样才能在戒严之中赶赴距离遥远的首都机场呢?我也得知刘再复、 王安忆二位本要到新加坡访问,是六月五日的国际航班,结果满城烽火,机场变得可望不可即,现时这两位竟不知去向。“我在安定门等你,你自己想办法过来 吧。”刘心武挂断电话。小乱入城,大乱下乡。这是饱经离乱的中国人以血泪凝成的生存要诀。走终须是要走的,“儒以文乱法”,中国知识分子数千年来的宿命就 是――如果不“和中央保持一致”,即为异端,即为乱臣贼子,必须无情地加以镇压、整肃、扑灭。此番又将如何?那只永不言倦的铁腕,将以雷霆万钧的态势来完 成我们那份惶惑的想象。

妻子自然十分耽心我前去安定门的凶险,但两害相权取其轻,还是早走早着。她给我画了一张详细的路线图,如何尽可能 从胡同绕行,避开重兵扼防的主要路口,还嘱咐我好多注意事项。总之,只要我平安,在快要到来的暑假,她将携孩子到南方与我团聚。北京这场兵燹,她的心也凉 了,让我回去联系有关方面,以后举家南迁,远离京师,远离这政治风暴的中心,到山重水复的南方去过下半世太平日子去……说着说着,她的泪水夺眶而出。妻子 生于斯,长于斯,终于梦碎,内心何等悲凉!没什么可收拾的,何况我不可能拎着一个在哨兵眼中至为可疑的行李袋去履险。须知此行原是逃难而非度假。只是我结 婚十年,总象候鸟一样南来北往,但每年夏秋都在北京这个家中写作,竟已淡忘了南方夏季的湿热滋味,然而和眼前的瓦砾焦土、硝烟血痕相比,遥迢的家乡简直是 避秦桃源。

妻子略略知道我这次来京之前在南方民运风潮中的作为,便一再问我回去将会有什么麻烦。我安慰道:时代到底不一样了,这十年的沧 桑巨变,有时反是身在首都不易感知到的。过去大江南北铁板一块,天子一声号令,举国地动山摇;而今各省有了些实权,甚至有若干自家的政令,懂得如何虚应故 事去和中央集权周旋。尤其粤省,如今一派和平安逸,若为发财故,搏杀者便如过江之鲫;若在驱策人们去“批判斗争”,实在缺乏原动力,连街边摆摊卖彩票的档 主都晓得那是一出演滥了的宫闱剧。话说得如此斩钉截铁,也是安抚自己,是否如此,我心里也没底。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有躲不过的祸,我宁在岭南领受 那份麻烦,而对北京的刺刀枪托避之则吉。

六、这天是公元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晚上七时正,全世界的卫星通讯网都同步转播了邓小平亮相并发 表讲话的电视新闻。这就是著名的“六.九”讲话。这位国际共产主义的巨擘自从和另一位风云人物戈尔巴乔夫会见之后,就象隐形一般遁入历史帷幕后面,以致举 世震惊的“六四”真相有了许多离奇的版本。

此刻,一切都尘埃落定。亿万中国人很久都没看到过这么齐全的党政军头头脑脑济济一堂、集体出镜 了。那些年迈得只剩一口气的几朝元老也被搬出来,正襟危坐,肃然注视着居中这位曾与之出生入死、荣辱与共的老战友。此公身经几许风雨,命途多舛,仍不堕其 铁石一般的意志,实为红色政权的中流砥柱。他们之间无论有几多恩怨嫌隙,终须和这位强人共进退,勉力分担这份其重无比的千秋功罪。于是全世界都屏息听取这 位东方强人的现身说法。这是一种典型价值体系的箴言,是一种独特思维方式最清楚不过的诠释――邓小平掷地有声地给这起划时代大事件“定性”,指出这是两个 不同主义你死我活的严重斗争。简明,精辟,不尚繁琐论证。世人再一次被明白无误地告知:在中国,异质的信仰不可能有生存空间。所有理想的冲突,必须用流血 来解决。这个有数千年文明的帝国,正统扑杀异端是一条铁律,也是家常便饭,并非今人首创,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接下来,邓小平提议党政军头脑们集体起立, 为冲突中死去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公安干警默哀一分钟。前述的价值体系,这一下子得到了更形象的表述。因为,这个庄重仪式之后,邓小平竟没有对死伤百倍 于军人的学生和平民有任何表示。他们死了是白死。这段重要新闻播完,那遥远外部世界震悚之余,定然一片哗然。

但此际我则枯坐良久,无言无 容。幻灭二字,若不仅从词义上去理解它,而从内心深处真正体验到它,那种万念俱灰的感受竟是不可言状的。我身为“六四”屠杀事件的见证人,迄今血脉贲张, 那惨烈的景象永世不忘。但我自问是个理性健全的知识分子,历史观和价值观不至于被一夜枪声彻底摧毁。我没有能力对邓小平作“春秋”式的定论,他无疑是中国 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不管历史对他如何判定,他首先是一个政权的化身,他是他所献身信奉的那个主义的坚定战士。他不能逾越自己。他让我透过纷乱的历史表象 看到了事物的本质。正是这种冷酷而无可变更的本质,令我感到彻骨的恐惧和幻灭。读过乔治-奥尼尔的《一九八四》吗?读过卡夫卡的《审判》吗?读过萨特的 《脏手》吗?此刻,我才算是读懂了。

是夜,北京枪声不兴。七、六月十日。连日来笼罩着京城的似雾非雾的灰白薄霭一扫而光,天空出奇的晴 朗,阳光甚至有着金黄澄澈的色泽。它令我觉得怪兀别扭,然而,它或许就是好兆头――这一刻,我就要离家远行。吻别妻儿,那双脚却迟迟迈不出门槛。我怅惘地 顾盼这这个住了十年的家,至为强烈的离愁别绪袭进心头,仿佛是一种朦胧而的预感……前路茫茫,归期茫茫。这种预感是如此不祥,我不得不强行压抑着这意念, 终于走出家门。

妻子形容憔悴,为我只身前往安定门而忧心忡忡,更为我才返京未久就匆匆南下而伤感。八岁的儿子尚未识得表达离情,反而对即 将到来的暑假充满憧憬,熬过这数日无比沉闷的时光,他渴望自由和欢乐,他晓得暑假将南下和父亲会合,于是童稚的心里涌动着好多美丽的幻想。……我推着单车 踏上弹痕累累的前门大街,回望这幢灰色的公寓大楼,回望高处贴在窗户上的两张脸庞,那不祥的意念再度掠过心头。这个家,我何时才能回来?如果我真的预知自 己踏上的是一条不归路,此时我又能有什么别的选择?戒严巡逻队过来了。我挥去杂念,低头踏着“顺民”的步点,推车前行。这三百米不能骑车,前头就是第一道 关隘,也是大军突进广场的第一个血战之地。众多年轻的嗓子曾在这里豪唱《国际歌》与《义勇军进行曲》,众多陌生而坚强的臂膀挽成血肉长城,深信充溢天地间 的浩然正气可以阻挡枪弹和坦克的履带,这一切都成了噩梦。

战场打扫过了。前门路口拓清之后,不知从哪个方向开过来好几辆野战炊事车,停在 美资肯塔基炸鸡店门前。这间全球性的集团式快餐店,在北京拥有的这爿店铺是其骄傲,一改它在美国本土路边小店的形象,它坐落天安门广场南边路口,与前门、 正阳门相对,盘踞着其它外资店铺艳羡不已的好风水。如今,这一脉风水已被破坏殆尽。当晚,西南、正南两路陆军与空军部队掩杀而至,都在这兵家必争的要冲之 地发生战斗,第一个被射杀的就是肯塔基炸鸡店的雇员。自那一夜至今,该店关门落锁,空无一人。倒是门前几辆炊事车蒸汽缭绕,啃了几日榨菜和压缩饼干的军人 一批又一批前来轮候吃热腾腾的鸡蛋挂面。那些兵们摘下钢盔一屁股坐上去,都好奇地隔着落地玻璃窥看老美炸鸡店的气派,继而去想象它的滋味。

人 行道侧下水道口的封盖上,残留着上一拨官兵泼下的面汤,很多象蛔虫一样软耷耷而且发胀的白面条横七竖八地粘在那里。这在早年的人民解放军,是不可想象的, 连一小团玉米面窝窝头渣儿也不许糟蹋。而今,枪也开了,人也杀了,再奢谈早年形象已没什么意义。我小心翼翼地在这些兵们面前经过,路人也不止我一个,这座 城市死去数日,今天上班的人明显多起来。戒严的防线昨日已后撤到正阳门两侧路口,前门东西大街已放行。我注意到炸鸡店停车场的岗亭围拢着几个路人,探头探 脑往里看。我当然知道里面有何景观。那晚,岗亭里两条人命就在我十步之外丧送于乱枪之下。既是擦身而过,我亦稍停步探看。那铝合金岗亭有一串弹洞,窗玻璃 更呲着一个触目惊心的巨孔。亭里尸身已经挪走,一瞥之间,我的胃部不由猛地痉挛―― 大滩血泊已变黑,更显出那坨白花花的糊状脑浆之可怖;亭里还遗下死者值更执勤的红袖标,躺在血泊之中。六七米外正好有两个背靠背挎着冲锋枪的哨兵,他们竟 不干涉途人围观这极为刺激的杀人现场。也许这血案和他们这一彪人马无涉,事不关己;也许此景可收心理恫吓之效,无妨展览;更大可能是上级并没指示他们该如 何去做。他们的上级此时忙得不可开交,这类细微末节,自是无暇理会。

再往前,就是历史事件的中心了。那里呈现着战时状态难得一见得图景。 它是一种象征,是一种胜利者的姿态,它昭告过往的北京市民:你们已一输到底,再无翻本的机会了。列成方阵的巨型坦克群之间游走着闲散的士兵,粗大的炮管全 都晾满行军被,潮滋滋的草绿色被褥在盛阳之下暴晒,坦克手三三两两坐在炮塔上,饶有兴致地眺望着天安门广场四周气势雄浑的建筑群。这里城廓连云,大道朝 天,和他们那沟壑纵横、沙尘滚滚的训练基地是多么不一样啊。这群钢铁雄狮在宏伟帝都的中轴线上振鬃嘶吼,重重叠叠的皇城宫阙亦为之抖索,那种征服感是何等 豪迈!五十年代初,他们长驱直入南韩的汉城。六十年代初,他们击溃麦克马洪线南北的印度军队。七十年代末,他们一举攻陷越南的谅山。八十年代末,他们以雷 霆万钧之势拿下了自己的首都。步履重滞的路人踏上这条中轴线,都丧魂落魄地向广场行注目礼。这就是刚刚向全世界献演过一出英雄史诗的地方吗?这就是一个共 和国搏动的心脏吗?这些草芥小民一生之中,假如有一两回从无尽的庸碌灰暗里喷涌出炽热夺目的崇高感、壮烈感,并真切体味到“国家主人”的瞬间感觉,那正是 在这里――天安门广场。它是人民的图腾。它是历史的祭坛。它其实从建成之日起就忠实于这两种功能,如同广场铺设的方砖一样精确和勤勉。莫非它早已缜密地计 算过,它既能支撑起学生的连营帐篷,也能承受得起成群重型坦克的辗压?

我移目向苍天,正阳门彩绘描金的飞檐傲然翘向阳光,上面浮凸的飘逸 行龙仿佛不曾被硝烟熏过,只有惊恐的燕群象黑色箭杆一样在箭楼上飞出飞入。放眼望,皇城隐隐,宫阙重叠,天安门、端门、午门……都在赤日下裸呈着血样的颜 色。数千年来,帝国天朝都认定这种色泽是皇权与威严的象征,午门之外,多少颗贮藏着异端的头颅在刀斧手脚下咕嘟嘟滚动,狂喷出来的鲜血只能让史家的春秋之 笔变得更加生动。这个帝国令世人景仰和迷醉的悠久文明史,本来就充满了血腥味。然而,这一代从血污的襁褓和暴力的摇篮里长大的中国人,仍然未能接受眼前这 反差巨大的变化。他们呆立于哨兵的视界和子弹的射程之内,眺望人事皆非的广场,尽可能抹去脸上的表情,但还是有许多人眼眶里噙满了泪水。

我 站立了十分钟,此际的感觉却比六月三日至四日无眠的昼夜还要漫长。我觉得自己正在与一个时代诀别。这个时代只有十年,在时间之河里它是那么倏忽短暂,而就 这辈人而言却足以培育出叛逆思想的胚胎;这个时代的变迁在人类进步史上本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而在东方专制主义的国度来论却又是非凡的、充满想象力 的;它从千年魔瓶里刚刚释放出一个民族的精魂,转眼又被加盖密封,埋葬在刻满古老碑文的陵墓之下。而这个时代的起源正出自天安门广场。同样在苦寒的春天, 这里曾是黑衣和素花的海洋,那是另一次百万哀兵的和平大起义,结局是鲜血溅满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汉白玉基座。广场总是在制造着英雄和烈士。一个英雄太多的 民族,其命运必然是可哀的。

我甚至无端念及一则轶事――残酷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人民初尝久乱之后的安宁,有一位著名 的城建专家在《光明日报》撰文提议:如今不再是“阶级斗争”年代,不再有英明领袖检阅百万“革命群众”的场面,广场的政治功能已弱化,鉴于这一片城区绿地 偏少,不如将广场翻种绿树,变为一个花木掩映的人民公园。不消说,这种腐儒式的专家论调,既不能得到最高统治者的首肯,亦决不可能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同。今 日蓦然回首,那位学者的立论岂非确有先见之明?又经这一遭创巨痛深的历史事变,广场的绿化梦更无从谈起。岁月悠悠,统治者和老百姓都把广场视为超乎宗教的 禁地或圣地。它是永恒的。广场,这是你的宿命。

我离开了它。我如果晓得此去就不再回头,心底感触更将如何?十年来,它只是我住宅窗外的一 幅开阔图景,而这一刻,它成了浮雕,永存于我头颅内凹凸不平的脑质层里。八、前门东大街。过了北京市公安局,我开始骑行,单车象载不动那纷纭意绪而哐啷作 响。长街两侧紧闭的店铺次第退后……途经两家银行,更是铁闸把门,似乎有不少人是奔着它出门的,到银行门口焦躁地张望一阵,又掉头返回。挤提存款,乃乱世 必然伴生之事。尽管沿街了无生气,但我的直观印象是――六四当日并无大部队从前门东大街杀过来。

我选择这条路线而避开长安东大街,显然是 明智的。但这一来,我就不可避免要行经崇文门,这个向来令人头疼的交通瓶颈,如今意味着恶战、暴戾和军民之间的深仇大恨。尽管我从电话里听到不下三四种版 本的转述,当崇文门呈现眼前,我才晓得自己的想象力是那样贫乏――这里不比广场、前门,崇文门的路障虽是草草清理过了,却只是勉强打通了道路。那些烧得焦 黑、呲着扭曲框架和铁壳的大小车辆被推到路旁,还有一辆倾覆的甬道式大型无轨电车无法拖动,堵塞着半条马路。满地是碎砖和闪闪发亮的玻璃碴,尚有未拾净的 黄澄澄弹壳……这里的步哨不及前门多,气焰却凶横暴戾,食指锁定在枪扳机上,盔沿下双目精芒闪动,扫描着每一个路人,不时发出几声呼喝。我向路南花市大街 方向投去惊心的一瞥。那座造型笨重的行人天桥就在眼前,上面除了挺着刺刀的岗哨,不再有市民过往。

当日在此惨酷的一战,成了官方指证“反 革命暴乱”最有力的说辞。我无意细述事件的过程,所谓“历史事实”,在它刚发生不久,就已各执一词,真伪莫辨;及至时过境迁,就更说不清楚了。我倒愿意引 述官方控词的梗概 ――当日,大队军车满载全副武装的士兵由南向往北,朝广场方向猛扑,突进至崇文门这交通瓶颈,已是路障重重,民众严阵以待,砖石与瓶子劈头盖脸飞来。指挥 官眼见无法前进,下令所有军车掉头另觅通途,仅一辆拖卡的军车因体积笨重而掉不过头来,转眼后继部队已移师他往,撇下这一小队官兵受到民众的包围进逼,他 们弃车之后被困于行人天桥上,由士兵持枪把守两边梯口。民众呐喊不止,却不敢硬冲;其后,有三位白发老妇挺身而出,颤巍巍地走上面天桥,跪倒在士兵脚下, 哭泣恳求当兵的勿以枪口对准学生和百姓――到此为止,本是八九民运中感天动地的一幕――那士兵犹豫不决,这时有人发喊:这当兵的手里欠下几条人命!无论孰 真孰假,在群情鼎沸之下都极具刺激性,于是有几条身形暴起,和当兵的扭打成一团。指挥官见势急令全队冲下天桥,夺路奔入胡同遁去。不幸这名士兵已无法走 脱,先被打晕,又被扔下天桥,最后被倒吊于桥底,给浇上汽油,点了天灯!这毛骨悚然而又极为煽情的血腥故事,被迅速通报全军,其后又印发照片、登报纸、上 电视,成了激发戒严部队士气和仇恨的活教材。

我最初听到的并不是这个官方说法,但无论何种版本,我都为之深感震骇。这民族的潜意识中的嗜 血和暴力倾向竟是如此可怕,争端一起即血溅五步,惯于用生死来判胜败,用斧钺来辨正邪。如此国民性,欲向现代文明和理性归化,真是荆棘满途。我曾大觉困 惑,这个国族的传统形象倒是沉静内敛、十分儒雅的,那些绵永而湮邈的历史,在外人看来,简直是个瑰丽的东方神话。至少,构成中华文化主流的儒释道三家,均 无暴力取向,如果说“国教”儒家学说有相当的排他性,亦不外是唯尚正统、贬抑异端,确无鼓吹暴力的教条。思前想后,只能归咎于手执王杖的权势者,那些君临 一切的真龙天子,那些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人民救星”。诸如“点天灯”这种狂暴的杀人术,本来就是王者首创,车裂、鼎烹、宫刑、瓮焙、绑缚法场的游街示 众、刀斧手在观者如堵之下夸张的表演、割下首级高悬城门昭告子民……所有这些野蛮暴行都假王道、纲常、社稷、稳定之名公然施行,从而激发和确立了“以暴易 暴”的模式,嗜血和暴力冲动成了草泽民间的潜在规则。事实上,新中国建政数十年来,一直沿袭许多先朝的律例,诸如处决“阶级敌人”的群众公审大会,押赴刑 场时的挂牌游街,更不用说推陈出新的斗争会,精神虐待和自虐式的互相揭发和自我交待……等等。我为那名士兵的悲惨下场深感悲哀,他是狂暴情绪藉以宣泄的一 个不幸对象。但是,这些“暴民”难道是从地底阴沟钻出来的吗?在这个血腥的六月之前,他们到底是一群安分守己的升斗小民,还是如官方所说,是一些对社会主 义制度怀有深仇大恨的敌对分子?

如果历史需要证词,我会毫不犹豫地以亲历者的身份,证实六月三日至四日,我所目击的好几个重要现场,绝无 所谓“反革命暴乱”的半点迹象。即使是我目不能及的崇文门,也难以让我相信整个进军过程中一弹未发,简直就象开赴天安门广场参加阅兵式似的。这一点,崇文 门一带的市民当然有不同说法,否则无法置信一两个煽动者能令群情耸动,霎时释放出以暴易暴的潜意识。然而,这些实际上都不重要,真正的原则性问题,是中南 海一撮政治老人早已立心镇压,“一步也不能退”,“斩草除根,除恶务尽”这就是他们的铁腕语言。可怜那些学子与平民,竟不晓得他们从一开始就触犯了天条, 而去幻想他们响遏行云的呼号和森林一般挥舞的手臂能正天听、挽狂澜。这个政权是暴力革命的产物,最终也要用暴力来捍卫它。想变天吗?无妨一试,但他们当年 流了那么多血,你们就要还这么多血来。这绝不是戏言,而是见诸《人民日报》的大块文章和政要的公开讲话。这叫打开天窗说亮话。什么民族的福祉、社稷的安泰 之类都被简化为――到底是你还是我来坐江山!这正是现代中国的困局。执政者已断然排除了和平变易的可能,而暴力革命既非苍生之福,又会堕入强权阴谋和政治 仇恨的历史因循之中。说到底,千年来每一次改朝换代,终不离天崩地裂、血流成河的模式。如果说这是一次创世纪的伟大尝试,其结局竟也并无例外。

九、 我离开了煞气重重的崇文门,折向北行。一路仍是劫后景象,又发现南北走向的好些路段沥青层大面积龟裂损毁,当为重型战车轰隆辗压所致。就在某个路口,我意 外看到了已绝迹多时的白制服交通警察。以下这些细节,或许有助窥探屠城黑日之军与警的微妙关系――路心的交通岗亭已被战车撞翻,交通警背着手站在路边,无 所事事。马路已无正常交通,民用车辆极为罕见,却不时有拉着“为民送粮”横幅的军车在未及清理的障碍物之间绕行。显见得在居民的抢购风之下,首都存粮已见 危机。再者,廿万入城大军的给养消耗也颇惊人。

交通警神情沮丧地目送着军车,那些车牌标志和识别号码是他闻所未闻的。有路人向他搭腔,交 警回应以满口京腔,于是一下子围拢了好些平民问这问那,我正好听到两句对答。市民不知问的什么,警察嘴角向远去的军车一撇:“他们连我们也打!”市民又 问:“这些大兵在北京还呆多久?”交警以尖刻的京腔答道:“您问我,我问谁去呀!”可以想见,戒严部队的总攻时刻、行动路线以及“强制措施”的具体所指, 首都交警大队全都蒙在鼓里。

我记得第一支从西南路冲击广场的军队前锋杀至,在靠近前门的“东方明珠大酒楼”路口值勤的交通警还在岗上,当 其时那位警察也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战斗一起就溜之乎也。平心而论,凡长驻北京的卫戍区官兵、武装警察、刑事警察、交通警察、户籍警察甚至包括国家安 全部的秘密警察,内心大都同情民运,只不过交通警察仅系准军事组织,与公务员近同,政治纪律不那么严密,故能斗胆讲几句大实话。甚至于军队,这一路我也得 睹奇景。

又经过某重要路段,这里有多辆军车残骸,其中一部履带式军车烧毁得那样彻底,以我对兵器的无知,竟认不出它原先是装甲车还是一种 军事指挥车,总之烧成一堆废铁,右边一大截履带脱落,象一条僵死的巨蟒瘫在路心。一切都显示当时战况之惨烈。此处现驻扎着大队士兵。我初时骤见路边绿地竟 然坐满了穿草绿军服的大兵,吓得几乎掉头而去,却又恐显得形迹可疑,唯有硬着头皮向前骑行。

殊想不到这里的气氛要比前门、崇文门轻松百 倍。兵们摘下钢盔,敞着风纪扣,在草地上矮树下或坐或卧,象郊游野餐似的。只有当官的仍戎装肃整,挎着手枪四处游动。他们对路心的劫后景象熟视无睹,事不 关己。附近是新一代的高层住宅楼群。那些不识天下凶吉大事的孩童憋闷多日,择这好天气下楼撒欢来了。士兵们很喜欢逗孩子玩,百无禁忌的小童钻入士兵丛中, 连跑带跳。兵们乐不可支,或搂抱,或将孩子举放于军车上。孩子们的父母先是戒备而后也趋前拉话。我见状也下车缓行,听见许多对答。市民的问话大抵千篇一 律,士兵答:他们是沈阳军区开来的,六月五日才进城,一直停留在这里。有的兵为了回应尖锐质询,拉开枪膛给市民展示里头并无子弹,又说他们这一路根本没有 配发弹药;有的兵被问道,路心被毁的军车是哪一部分的?兵漠然回答:“不知道。”当官的根本无意监听部下的对答,至于市民更大胆的话语,当官的都装听不 见。

可惜我无法多作逗留,目标是安定门――首都机场――广州。每一阶段都吉凶未卜,唯有谨慎从事,少去招惹,以免无事生非。依照妻子的路 线图,我绕开重兵把守躲、杀气腾腾的建国门立体交叉桥,也避开大片使馆区,但散布好几处的外交公寓总不能完全绕过,也就看到了一些戏剧性画面。这里多了些 小轿车,均系外交官的黑色专用牌照。这些轿车都装扮得象庆典花车,除了车头两面国旗招展,车后天线杆也绑上更大幅的国旗,车身则贴满五颜六色的外国国徽, 隔一两条街也识别得出这是外国使馆的专车。我想,这是派驻那些政变频仍、内战不息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官习惯沿用的应变措施,却在北京派上用场了。一幢外 交公寓前,接送侨民撤退的大巴士正在装运大小行李,连等候上车的外国孩童都手持一面小国旗。即使未曾亲睹六四惨况的人,只要看到这些场景,便可相信这个国 家的确发生了一场战争――一场专制对民主、野蛮对理性的战争。

十、终于到达安定门约定地点。刘心武已在等候,他待在车里没动,只用失神的目光打个招呼。我认得《人民文学》的车,司机却是新面孔,既不是以前给王蒙开车的老杨司机,也不是那位曾给“借”出去拍过两部武打片的地趟拳全国武术冠军。 

我把单车放到地铁站出口处。相信妻子要过好多天以后才敢到这边来取――如果它还在的话。钻进车里,刘心武简短说几句有关机票和航班的事,便归于沉默。司机亦无言。这张生面孔令我颇不安,更不敢多话。再等一会。《人民文学》的王清风来了,我稍觉宽心,是他送我们去机场。

车 子发动,起行,一路窗外大同小异的战乱景象,四人都各怀心事,默不作声。直驶离城区,开上通往首都机场的公路,王清风才给我介绍,这位年轻司机也是刚 “借”来的。大陆单位的司机时常被借来借去,不足为怪。介绍毕,王清风也不再多言。刘心武更是一路沉默。通往机场的道路并无军队踪迹,更无截查哨卡,这倒 是怪事。

内乱一起,占领电视台、电台、电讯电话局、报社、机场都是通例,亦系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范例和光荣传统…..机场指挥塔从平坦的柏油路尽头迅速崛起,第二个目的地就要到了,而此际稍稍松弛的心弦又再抽紧,包括司机在内,一车人都颇觉不安,实不知此刻首都机场成了什么样子。

拐 入停车场,又看到多辆撤侨巴士。前些天尽管各国驰电紧急撤出侨民、专家、留学生,却无法抵达机场,有先见之明的英美等国,在五月份戒严令生效时已包租下靠 近机场的假日酒店,临时安置侨民,一有风吹草动便直奔国际机场。那些动作稍慢的则要滞留到这时才得以返国。望去国际航线候机厅门口净是箱笼行李、男女老 幼;国内航线大厅之混乱更难以想象。

然而,我们之忧虑倒不在于此,机场如无戒严部队把守,想必是另一系统的人马把关,重点甄别和防范 “XX分子”出走。我们都不清楚自己是什么“分子”,总之,所谓空弦落雁,铁腕强权之下“知识分子”永远是惊弓之鸟。王清风早年也是行伍出身,很精明强 干。他让我们安坐勿动,证件交他去办理登机手续。王才进去一会就转回,一切办妥。他说国内航线反而很冷清,多数国内搭客都困身城内,无法前来。

听 机场工作人员说,昨天飞广州的航班才六个乘客。看情形,大厅里也并无异常情况。我们其实到得太早,这种时局势必要加大时间提前量。接下来,只剩下沉闷的等 待。我自是无话可说,只听见刘向王交待若干编务,其中提到已征集多时的《人民文学》创刊三十周年的纪念册。其实,在纪念册上赋诗题词的群贤,如今其中不少 人的命运已难预料……

十一、终于起行。我和刘步入大厅,果然不见了太平时的熙熙攘攘,但旅客还是有一些,想是今日城内气氛已略见松弛之故 吧。我注意到各航线办理机票登记之处,都是清一色民航职员,并无加派身份神秘的人手;进而又留意到,一些样子太过年轻、神情却憔悴不堪的乘客,他们是临时 前来购票的。机场的惯例都不向外售票,只能在城内民航售票处预购,只有个别常年出差而又门槛很精的人才晓得如果某班航机有空位,机场间或也发售即时机票, 但仍须出示个人证件以外的单位证明。而我看到现时这些临时购票者似无此类单位证明,口头向民航职员询问交涉,然后一亮窝在手心的证件――我相信那是学生 证,机场职员一改平素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面孔,慨然允诺,并即刻着手办理,收款、开票――就这么简单快捷。这些细节,我想刘心武也注意到了,但我们没有交 流感想,只低头走自己的路。

唯一出现的武警制服,是进入候机休息厅的检查关卡,此处向来就有的,一切运转依旧,也许只是我的心理感觉,那几位男女武警对学生模样的乘客的检查放行,似乎比旁人还快捷利索(后来我得知,机场很快就被严密控制,此前的松缓再不复见)。

由此可见,从中央到北京市委到戒严部队指挥部的决策和指挥还是相当紊乱,他们被这个结局的后果弄得手忙脚乱,对事变应对的急轻缓重一时失去了判断力。当然还要加上相关机构的办事人员对学生的同情。

进 入候机厅,我认出走在我们前面的是羽毛球世界冠军韩爱萍,另一位长相俊秀的女子也是羽毛球世界名将(我一下想不起她的名字),两人都是湖北人,在低声说着 家乡话。她俩都没随身携带球拍,不象是外出参赛。莫非她们也被连天烽火吓怕了,返武汉避难的?两人注意到我的视线,即刻收起悄悄话。其实我听不懂湖北话, 不知道她们说些什么。这倒提醒我的警觉,不能与同伴咬耳朵,以免无端招人注目。

不过,此后这一路,刘根本无意和我说什么,而且周围诸人亦 系如此。又是等候,查验登机卡,上机。我和刘的座位隔着通道,紧挨着我的是一位戴眼镜、长相稚嫩的青年,他好象特别珍视自己的小手提包,先往座位下塞,不 成功,便询问我上方行李架的盖子怎样打开。我协助他完成这项看上去很郑重的任务,他坐下卡嚓尝试一番,同样不成功,不得不又问我安全带怎么系,我示范指 点,然后大家再无对话。毫无疑问,他是学生。直觉告诉我,他岂止没坐过飞机,而且根本没到过南方。我不由为他的命运担忧……昨日空荡荡的机场才隔一天,我 们这班飞机已基本客满,相信未来几日更会掀起南下的狂潮。我应该庆幸自己得以在屠城六日之后逃离这座凶城,然而却无半分宽慰之感。飞机轰然发动,我的心室 蓦然一阵剧痛!跑道在巨大的机翼下飞快后掠,消失。厚重辽广的华北大平原在眼底舒缓展开,间或有麦田波动不已的浓绿色块点缀其间,终是遮不住万里苍黄。这 大平原土质疏松,缺水,热风不时裹挟起骇人的触天尘柱,宛如一个焦渴的民族伸向天空的愤怒手臂。大野尽头,隆起峥嵘的燕山山脉,它望去并非泥土砂石堆积而 成的,仿佛从地心到表层都是板块巨大的岩石,它不需要蓊郁林木的装点,犷悍豪迈地裸着嶙峋岩层,它是中华先祖的脊骨。经过好几个朝代的荣枯盛衰,这条地脉 也许已王气凋零,但我们先人传下来的一股天地英雄气,依然在后裔子民的经络里奔涌。它是豪杰的母体,是烈士的陵墓,是史诗的源泉。飞机继续迎着阳光爬 升……偌大的北京城呈现眼底,空中俯瞰,已看不到战乱的疮痍,气象依旧,俨然一座雄伟壮观的帝都,静穆于暴戾的兵气和阴沉的人祸之中。曾在大街通衢澎湃涌 动的人海旗林已风流云散,一个光荣的百年梦想再度被覆盖于劫灰底下。这座见惯了世情翻覆、山河兴废的古城只是沉默着。好多世纪以来,频仍的灾变、兵燹、饥 馑、疠疫,乃至山崩地裂都不曾撼动它的根基。它简直是灾难的渊薮,是历史的缩影;然而,它又是一个国族的象征。它真切体现了中国人忍受苦难的举世无匹的耐 力,在风云变幻之中固守着内在的生命律。它的沉毅和伟大,远过于那些显赫一时的至尊权贵,和那些此起彼伏的灾变动乱。直到它无力呵护自己这些命运愁苦的子 民,才松开它的巨手――去吧,孩子。于是,号角惊天,革命象狂飙一般席卷中华大地,历史又冒着弹雨和血光行进……这是民族的悲歌。北京渐渐缩小,凝聚成一 片血痂样的暗影。这时,我望见了蜿蜒的万里长城和波光微渺的大运河――我终于流泪了。这就是我所见到的最后的北京。

――1990年夏追记于旧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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