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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9日 星期日

零八宪章: 王德邦:北师大八九民主运动部分学生骨干25年来之简况――纪念“六四”25周年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1989年春夏,因纪念胡耀邦猝然离世而爆发的爱国民主运动首先从北京展开。北京师范大学因为其地处北京市区,相对北大、清华、人大等院校到天安门更近的位置特点,成为当年421
北京主要高校学生前往天安门参加追悼会的聚集地。后来也因其地理位置优势而成为整个八九民主运动的重要联络、协调、决策之地。也因为这些原因,北京师范大
学投入八九民主运动的学生骨干较多。二十五年来,参加八九民主运动的北师大学生骨干分散四海,有亡命海外的,有坚守大陆的,在这八九运动二十五周年来临之
际,就坚守在中国大陆的一批当年学生骨干状况作些简介,从中见证中国社会这25年来的沧桑。
八九民主运动至今已经二十五年了。在这对人生可谓漫长的四分之一世纪中,曾经参加民主运动的学生已经都步入中年。作为八九年民主爱国运动的重镇——北京师范大学,一批当年投身民主运动的人士在这二十五年中的苦难,见证着这个社会运行轨迹,浓缩了一个时代的辛酸悲苦。



1989
年春夏,因纪念胡耀邦猝然离世而爆发的民主爱国运动首先从北京展开。北京师范大学因为其地处北京市区,相对北大、清华、人大等院校到天安门更近的位置特点,成为当年421
北京主要高校学生前往天安门参加追悼会的聚集地。后来也因其地理位置优势而成为整个八九民主运动的重要联络、协调、决策之地。也因为这些原因,北京师范大
学投入八九民主运动的学生骨干较多。二十五年来,参加八九民主运动的北师大学生骨干分散四海,有亡命海外的,有坚守大陆的,在这八九运动二十五周年来临之
际,就坚守大陆的一批当年学生骨干状况作些简介,从中见证中国社会这25年来的沧桑。




一、陈天石(1991年前用名:陈章宝)



陈天石,1966522日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地区(现改为玉林市)容县,19859月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后因伤病休学一年,复学后到86级中文系学习。1989年积极投身于反腐败、争民主、要人权的那场民主爱国运动中,担任北师大学生自治会宣传部部长和北京高校自治联合会轮值宣传部长。



6
4日北京发生武装部队入城镇压民主运动的屠杀后,陈天石离开学校南下逃亡,于71日在珠海被抓,先后被关押于珠海看守所、广州黄华看守所,后转押于北京秦城监狱。199064日因伤病被取保候审出来,押回广西容县至1991年元月22日作出免于起诉,同日被北师大宣布勒令退学,之后陈章宝改名为陈天石。



陈天石被解除强制措施后,前往广东打工。历尽艰辛,将自己入狱前及出狱后所借的钱一并还清。1994年回到北京与朋友一块做装饰装修工作。



1995
4
底陈天石欲参加一个朋友的聚会被北京警方抓押。警方在将其身上所有能证明身份的材料搜走销毁后,将其作为盲流先关押于北京昌平收容遣送站,强迫其进行高强
度劳动,后又将其遣送到武汉青山劳改农场强迫劳动半年。在劳改农场期间,陈天石受到常人难以想象的酷刑,那种在狂风暴雨中被驱赶上山割青,挑着沉重的青草
被一路用棍棒殴打奔走到田间的虐待,使他相信管教亲口所说将人打死肥田
非虚言。如果不是偶然机会,使陈天石悄悄向外传递出自己被关押消息,他完全有可能就被折磨死于农场中。好在家中亲人得到消息后,及时赶去救援,才得以保全
性命出来。多年后,每当陈天石回忆起那段岁月,仍心有余悸。因为那种将人完全隔绝于世,在收容所与劳改农场中用代号,或化名标识的人,只能是任人宰割的物
件,死了只是一个符号的消失,几乎与生命无关,这使外界都完全无法查找。这种将人生命任意用符号标识而隔绝于世的行径,的确超乎现代文明社会的想像。




显然陈天石的苦难没有至此为止,就在1995年底,他与天津的张志勇在澳门环岛游的船上纵身赴海,希望泅渡到澳门后,寻求政治避难,以逃脱在大陆受迫害的苦海,结果在澳门避难不成,返回大陆而再次遭到关押,后虽以罚款取代劳教,但在容县遭到长期限制自由。



1996
年底,陈天石再次回到北京,从事一些摆地摊的活计,苦苦挣扎,艰难求生,期间仍然多次受到当局骚扰。2000年,陈天石在倍尝生活艰辛之后,信靠基督,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后来还成为一个教会的带领人。2004年,在六四15周年来临之际,有一天陈天石在租住房前遭到莫名其妙的暴徒袭击,车被砸烂,人差点遭殃。后来,陈天石到了一所民办学校担任后勤管理,白天工作,晚上传道,在北京撑持到2012年。期间,终于在老家容县觅得一愿意嫁他为妻的村姑,建立起一个家庭,并且育下一儿一女。其中儿子生于64日,出生时64两,可谓是神迹。原本陈天石说过要将此子送与在八九六四中丧子的丁子霖老师,以慰她失子之痛,但后来可能牵涉不少麻烦的手续,也就搁置下来了。



六四二十五周年来临前的201310月,陈天石大病一场,险丧性命。现在待业于家,一则调理身体,再则平日作些传教工作,努力推进中国大陆人权改善,关注国是。25年来,陈天石倍尝艰辛,可谓含辛茹苦,亲历过全国十几个监狱生活和收容站、劳改所,真是九死一生,但对于参加八九运动不仅无怨无悔,而且深以为荣。对于八九运动所提反腐败、争民主、要人权之信念,矢志不渝。



二、王京龙



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1962年出生于山东临沂。1989年民主运动期间是高校对话代表团北师大的代表之一。由于其带军籍读研究生,八九民主运动被镇压后,王京龙遭到军队的严酷审查,被拘押一年多。获释后,王京龙被开除军籍、学籍,户口被打回临沂原籍。



王京龙出狱后一直在北京自谋生路,曾到一些民营公司如南德集团等打工。后信靠基督,成为虔诚的基督徒与传道人,现在主要从事基督教理财研究与讲学。



从八九民主运动二十五年来,王京龙先坐牢,后被开除,打回原籍,随后在为生计奔忙中屡屡受到来自有关方面的干扰,被几次禁止出国,被无数次喝茶、传唤,甚至被上门看守。



尽管25年来生活艰辛,但没有阻断王京龙对民瘼国疾的切问,他苦苦追寻着医治中国病症之道。对于参加八九年那场民主运动及其因此带来25年的逼迫,王京龙从无言悔,相反坚信那是人生中的荣光,也坚信八九民主运动的追求是医治中国病症的良方,必将成为这个民族文明富强的希望。



三、彭涛



原北京师范大学88级物理系学生。1970年出生于湖北黄石。八九民主运动期间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内联部部长。八九运动被镇压后,遭到学校长期间审查。1992年大学毕业后学籍户口被放回黄石老家,没有安排工作,彭涛于是南下海南,挤身于闯海大军之中。



彭涛到海南后,经过几次求职,1992年底到了北京长城机电公司海南分公司,也就是1993年轰动全国的沈太福集资案中沈太福在海南的公司。经过努力奋斗,彭涛靠自己的能力很快做到了海南分公司董事长助理。然而,19934月沈太福先被以涉嫌非法集资罪
捕,后被以贪污与受贿判处死刑。北京机电海南公司因此陷入停顿,随即进入一个复杂而漫长的清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彭涛原本可以离开该公司另谋工作,然
而,本着一个做事有始终,遇事不回避的中国传统士大夫处世原则,居然耗时两年多协助清理解决公司遗留问题。直到将北京机电海南公司后遗问题全部处理清楚,
彭涛才返回黄石老家。在海南公司曾居核心职位的彭涛,也曾成为一些投资人或项目承接方巴结的对象,甚至都有被贿赂的机会,对此彭涛在那个金钱至上的闯海时
代,曾私下跟朋友说:我们现在只有坚守道义良心,才对得起历史,对得起那些死去的人。就算这个世界都堕落了,但我们不能堕落!后来在黄石,彭涛经过艰苦创业,自己开了间防盗门窗铺面,承揽业务,以苦苦撑持家庭经济。




彭涛由于八九年参与那场民主运动,落下一身病痛。记得在海南时,他有较严重的胃炎,可能因此使他出现吃饭不知饱病况。这样每天吃饭时,他必须有人在身边提醒不能再吃了时,方能停下,否则就会出现问题。



彭涛虽然身体不好,工作生活极为艰难,但始终保持达观心态。对于曾经参与八九民主运动的同学尽力支持帮助,对于八九民主运动保持着冷静的思考,对运动中产生的各种情况有清醒的反省,对整个运动的诉求保持充分肯定。虽然因为参与那场民主运动,彭涛整个25年来的人生被戴上枷锁,但他无怨无悔。在海南时,他每每与同学谈及八九运动,都不禁满怀深情,每言及那些惨死的学生与市民,就止不住泪湿青衫。



四、张军



江苏人,原北京师范大学86级中文系学生。1989年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秘书长。八九六四后遭到长期审查,被学校勒令退学。后来在北京打工,被以生意纠纷为名判刑入狱五年。2003年出狱后,张军在北京从事摆摊卖书或卖点小商品的活计,以维持生存。



张军患有严重的气管炎,气候变换,或冬天寒冷,他有时说话都很吃力。2003年出狱后,他信奉基督,平日在繁重的劳碌之后,还到教会做些事工。张军沉默寡言,平日里朋友相聚,他总在旁边默默坐听,很少说话。



张军对于参与八九民主运动及其因此带来的苦难从未言悔。如果听到有人对八九运动提出质疑,他再不愿说话也必起而斥之。25年来,不管生活多么艰辛,精神上多么沉重,但张军坚守着八九当年的信念。



五、王德邦(本名王治晶)



1965
10月出生于广西桂林,原北京师范大学85级哲学系学生,八九民主运动期间是高校对话代表团北师大代表之一,运动后期被推选为北师大学生自治会理论宣传部负责人之一。



六四镇压之后,受到审查与社控。1993年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因参与八九民主运动而被当局剥夺上研究生的教育权。后到民营企业打工,受到当局派人监控。1998年因长期压抑郁积于胸而导致肺破裂,险丧性命。2003年信靠基督,成为一名基督徒。2005年后离开企业,从事自由写作,关注中国人权状况,致力于促进公民社会成长。八九运动25年来,多次被传唤,2009年元月与20105月还因参与《零八宪章》联署和人权工作而被抄家两次。20136月,与亲戚们欲在桂林合资盖房,结果被桂林当局以到桂林居住会给政府带来麻烦为由而两次推毁房屋。现居住于桂林下辖的全州县老家。



25
年来一直关注中国社会发展,在活生生的事实前,深刻认识到六四屠杀给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价值理念带来的巨大创伤,深刻感知这片土地因屠杀衍生出的祸患,深刻体会到八九反腐败、争民主、要人权对于这个民族无可跨越的重大而深远意义。



结语



北京师范大学参与八九民主运动者甚众,其中为那场民主运动投诸大量心血,付出艰辛努力,并承受25年来各种逼迫苦难的骨干也很多,如八九后被判刑五年的赵纲,被判刑四年的曾小明,等等,在此就无法一一列表了。从八九民主运动北师大一批骨干学生25
来的经历可以看到:这些人倍受磨难,倍尝艰辛,在生活与精神的双重压力下,身体多有疾病,尽管如此,但这些人坚守着八九反腐败、争民主、要人权的信念,捍
卫着八九为国家尽责、为人民请命的精神,顽强坚守良知道义之原则,在这个全方位整体性社会大溃败的时代,艰苦持守,奋力前行。




2014
515日八九民主运动二十五周年前于全州

零八宪章: 白夏:六四被禁彰显中共深知镇压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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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八宪章: 九零后青年声援被刑拘的浦志强: ▲自由亚洲电台(RFA)5月20日报道:多位90后青年因声援浦志强遭国安施压   图片: 几位九零后青年声援被刑拘的浦志强。 (中国人权)

零八宪章: 痛忆六四:华邮记者目睹成堆尸体

零八宪章: 痛忆六四:华邮记者目睹成堆尸体:


六四发生后,邵德廉也去了天安门广场并在医院看到堆积在那里的尸体。邵德廉说:“我去了一家医院,要求医生让我进去,我知道这里堆了尸体。这个时候,当局
已经开始镇压了并下达了不要让外国人进来的命令,但是这位勇敢的医生说,‘我让他进去。’我进去后看着死尸堆,我意识到,他们的年龄偏大,不可能是学生,
他们都是北京的普通市民。所以我们必须记住,在六四事件的死亡者中,最多的是北京市民、工人,而不是学生。”


来源:美国之音  作者:莉雅   

自由亚洲电台执行编辑兼副台长、前《华盛顿邮报》驻北京首席记者邵德廉
自由亚洲电台执行编辑兼副台长、前《华盛顿邮报》驻北京首席记者邵德廉
— 1989年六四枪响后,当时任美国《华盛顿邮报》驻北京站长的邵德廉
(Dan Southerland)
在医院见到了成堆的平民尸体。他说,死难者更多的是工人和市民。这位资深媒体人日前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莉雅的专访,谈到了这场镇压的残酷以及他身边的中国
民众表现出的爱心与勇气。

*木樨地的枪声*

问:六四事件爆发时,您当时在哪?是怎么得知这个消息的?

邵德廉:“我的一个英国同事从木樨地打电话告诉我,说他们在那里开枪了,他并向我做了描述。我在北京饭店里也租了一间房,在那可以看到天安门广场。”

邵德廉当时手下有好几个记者,在不同的地方收集信息,而他决定坐镇北京饭店,以便于联络。

他说:“我还从我在建国门外大街的记者那里得到消息,说有一名男子被一辆装甲车碾死了。这是我获得的有关这次事件最直接的一个报道,我也知道广场西边也发生了有人被打死的事。”

*邵德廉:手下记者遭到殴打与拘留*


手下有一位叫做乔纳森的记者会说中文,6月3日晚上在天安门广场上一直呆到凌晨1点左右,在装甲车进入广场之前一直在那,但是随后失踪了36个小时。邵德
廉后来才知道,乔纳森遭到便衣警察的殴打后被带到国安局的一个拘留所,不得不在认罪书上签字后被扔到距离北京几英里的一个村子里,一步一步走回北京城。

*绍德廉:在医院看到成堆的尸体*

六四发生后,邵德廉也去了天安门广场并在医院看到堆积在那里的尸体。


德廉:“我去了一家医院,要求医生让我进去,我知道这里堆了尸体。这个时候,当局已经开始镇压了并下达了不要让外国人进来的命令,但是这位勇敢的医生说,
‘我让他进去。’我进去后看着死尸堆,我意识到,他们的年龄偏大,不可能是学生,他们都是北京的普通市民。所以我们必须记住,在六四事件的死亡者中,最多
的是北京市民、工人,而不是学生。”

由于中国当局隐瞒真相,到目前为止,外界仍然不知道六四事件的死难者究竟有多少。

邵德廉:“我当然不知道所有的人数,尽管我有我的估计。我估计至少有七、八百,但也可能超过了1500人。不过让我感到很沮丧的是,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

但他认为,有一天真相会大白于天下。他还相信,那些被调到北京对民众开枪的士兵中,有很多人是不愿意做这件事的,而且他们终究有一天会讲述这个故事。

*外交公寓大院遭机枪扫射 绍德廉险些遭到枪击*

报道过越南战争、老挝与柬埔寨的冲突以及1971年爆发的印巴战争的邵德廉在六四事件中也体验了一些惊险的场面。

邵德廉:“一天早晨,我想是6月7日,我醒来后发现他们在朝我们的大院开枪,建国门外外交公寓大院里不仅有外国记者,还有外交官。”

他后来才搞明白,解放军部队在经过这个外交公寓的时候特意开枪,针对的是住在里面的外国记者和驻华武官,因为他们对这些人利用这个公寓,包括在屋顶、窗户和阳台,观察部队和坦克的动向感到很气愤。

邵德廉:“我当时在利用一名澳大利亚外交官家的公寓阳台,因为这里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建国门外的部队的行动。所以有一天,我在那朝下看的时候,一个拿着扬声器的中国军官说,‘走开,否则我就朝你开枪了’。”

*令人感动的中国保姆*

在这起枪击事件里,让邵德廉特别感动的是一位中国保姆的故事,这位保姆负责照看美国大使馆一位安全官员的两个小孩。

邵德廉:“她一听到楼里有枪声后,她就扑到这两个孩子的身上。每次只要想到这位把保姆把孩子的生命看得比自己的重要,都让我感动不已。”

*小孩眼中的六四*


交公寓遭到枪击的事件加速了外国人的撤离,而在6月6日,邵德廉的妻子欧慕莲与六岁的儿子马修和1岁多的女儿撤到香港。对于马修来说,中国当局对六四的镇
压彻底摧毁了他的世界。他不得不离开他所在的北京国际学校,他的很多同学与朋友也都纷纷离开了中国。在6月4日那天,马修画了一幅蜡笔画来表达他的看法。
他画了一只看起来非常凶恶的暴龙和一只三角恐龙袭击一只小翼龙。暴龙和三角恐龙代表的是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和中国军队,而那只小翼龙代表的是学生。


到香港之后,马修还写了一首歌,表达他对与朋友分离的沮丧。跟在他妈妈身后走在香港的大街上时,他会情不自禁的大声唱起来,其中针对邓小平的那部分歌词
是:你让我的朋友离开了,我不得不说你很自私,因为你在开枪、在杀人……。针对他的朋友的那部分歌词是:当我第一次遇到你的时候,我开怀大笑。当我知道你
已经离开了的时候,我禁不住大哭。

*六四事件改变了对北京人的看法*

六四事件除了影响到孩子的世界外,也影响了这位资深记者和家人对北京人的看法。


德廉:“我妻子对我说,这个城市里没有人有什么道德感。这是在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前。没有人对他人友善,她遇到很多人-那些很不耐烦的营业员、很粗鲁的人、
人们推来挤去等等。天安门事件很伟大的一点是你看到北京人完全不同的一面。突然之间,出租司机免费搭载学生,学生可以免费坐火车到北京来。我所接触的每一
个人都要保护学生,他们排成队,在装甲车前用肉体形成一道人墙。”

*对民主运动的平和印象深刻*

邵德廉认为,这是天安门事件给他留下的最为重要的一个印记。而另一个让他印象深刻的就是当局镇压之前的游行抗议是多么的平和。

邵德廉:“如果你看我妻子拍摄的录像,你会看到和平的抗议。她每天都在外面,我一点都不担心她。即使是在6月3日那一天,我妻子还在外面,带着我女儿,跟那些士兵在一起,观看拦阻军车的妇女对士兵说,不要对学生开枪,不要对人民开枪,你们就是人民。”

*用长远眼光看中国*

他认为,当局目前对纪念六四的人所进行的打压证明他们没有面对历史的信心,而这是非常悲哀的。不过,这位研究中国历史的记者表示,就像很多中国人一样,他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邵德廉有关六四事件的报道在1990年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提名。这位获得过多项新闻奖的美国资深记者驻在亚洲长达18年的时间,被认为是美国最受尊敬的亚洲事务记者之一。从2007年起,他一直担任自由亚洲电台的执行编辑与副台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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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學子學運日記》──一位清華學子經歷、見聞的八九學運的日日夜夜

孔捷生:最后的北京

——孔捷生:最后的北京

  (本文1990年发表于《广场》季刊秋季号)一、枪声仍在响。远或近。天空惨白。北京的夏季仿佛是从那个大凶大煞的日子开始的,苍穹于是一直颜色惨淡,间 或揉进几股浓黑的烟柱,好让那尸布一样的天幕分出层次来。“----不要走近窗户!”每家每户的大人都反复警诫,如同吓唬小孩的鬼怪故事。而恐怖的超神传 说倏地变成了现实。不同军种、兵种的精锐团队在空寂无人的大街上跑过或操过。他们互不相涉,更互无联络。广场已攻陷,反抗已扑灭。他们仿佛只是在竞赛士 气,暴喊着“一 ――二――三――四!”的操令和吼着军歌,对民心似铁的北京人进行精神战。当然,他们毫不犹豫地对任何一个可疑的影像开火,或者干脆无目的地朝天鸣枪,以 强化“六四”数日以来笼罩首都的战时气氛。

门户紧闭,窗帘低垂。每家每户都如此。于是再也看不到钢盔的攒动和刺刀上闪烁不定的金属光泽, 犹如看不见枪膛里精密而狰狞的来复线。事实上,没有人能目睹那撞击、起爆、旋转、迸射的物质运动的瞬间,只有那尖厉而干燥的音频,不时撕裂着人们的耳膜。 这种生疏的音波忽地成了北京人生活的轴心。这就是死亡。它和每个人都那样近。自八国联军兵燹至今,北京城间隔了九十年才得以温习这呛人的硝烟味。光阴荏 苒,北京人已丧失了应付战乱的能力。更何况,历史角色的转换实属匪夷所思,围城一月并发动总攻的不是凶横的外寇,而是中国军队。几多死难者直到他们的肉体 被灼热弹头洞穿的一刹那,仍不敢相信取去他性命的是自己的同胞。

第四天了。我们一家三口困缩在一个房间。临街那个房间已不属于我们,从窗缝强袭进来死的气息,把那个房间掠走了。曾经激沸的热血降到了冰点。

六 月四日血与火之夜,我那股视死如归的勇气已彻底崩溃,仿佛不曾在暗钢色的刺刀前高亢地喊过、豪迈地唱过;不曾在弹雨中挺立过、奔跑过。我只是对着四堵墙壁 发呆,绝望、怯懦,象一只偷生的蝼蚁。我甚至不再屏息潜行到住宅临街的一面,偷偷掀开一角窗帘窥视天安门广场。那里已没什么可看,连升腾数日的浑浊烟柱都 已熄灭,只有直升飞机在列成方阵的坦克群之中频繁起落。曾令我的心志如此昂扬过的地方已化为一块巨大的血痂,色泽渐渐变黑。唯一可做的事是反复调校收音机 的短波频率,捕捉外部世界的每一束电波。“抗议”和“谴责”且不去管它,特别筛选出“哗变”和“起义”之类的只言片语,来膨化自己的幻想,用来填补被炮火 洞穿的思维空洞――每个人的脑际都蓦地有了这样一个弹孔。

神迹并没有降临。我们一家三口,就这样卷缩在兵祸沉重的阴影下。大军破城之日 起,我八岁的儿子已经同全北京城的孩子一样,不再背起书包上学。儿子不曾从这意外的“假期”里得到丝毫快乐。他首先失去了自己的空间 ――临街的房间本是他的领地,却被“戒严”了。从木樨地到复兴门都有朋友打电话来,哭诉那些无坚不摧的虎狼之师,挥军攻城时向街道两旁的居民乱枪滥射。现 代科技的成果是墙壳越来越薄而子弹穿透力愈来愈强,不少人竟是在寝室里领受无妄之灾。特别是木樨地,那一带的人家当晚彻夜蹲在地板上不敢直腰,子弹嗤嗤斜 穿上来击中天花板,灰沙四溅,粉尘弥漫,如同战争影片用滥了的噱头。

就这样过了四天。儿子不知做什么好。他从直觉里知道不可以去碰那部买 了不久的电子游戏机,便把所有藏书都搬出来,从《西游记》到《安徒生童话》,没一册能翻倒廿页以上。弥散于大气中的惊悸与死亡气息,和神话世界根本不能相 容。然而,他才八岁,完全无法理解窗外发生的一切。看见儿子百无聊赖而又不敢多言的样子,当妈妈的哭了。这几天来,妻子动不动就淌眼泪。

对 窗外的一切,我们大人又能理解多少?妻子仅下过一次楼,拐进楼后面的胡同。那里贴着墙根瑟缩蠕动着一条人龙,是抢购食品的居民。店铺拉上铁闸做生意,不再 有进门选购的权利,只能把种类名称报上――如果店里还有货的话。连库房里年深月久的、罐壳已见锈斑的罐头都抢购一空。酷似一部灾难片的细节,陪衬角色就是 惊惶的老百姓。自然,有交头接耳、有呜咽抽泣和高声的咒骂――只是在胡同里。近在咫尺的大街则是另一番景象。路面残留着被坦克冲决的路障,大小车辆焦黑的 尸骸、砖石、碎瓶子、血渍、委弃的旗帜……没有行人,只见高度戒备的军队在巡逻。商店重门深锁,叩门光顾的只有怵目惊心的弹孔。

尚未陷落 的是胡同。那里是战时消息的交流中心;是掩护学生撤走的秘密通道;是不畏死的抵抗者的游击走廊。在六月六日,我曾目击一群士兵鸣枪狂追几个平民,从前门追 至供电局,逃跑者拐入我这幢大楼后面,隐没进胡同里。士兵冲至,才拐弯便犹豫止步。眼前和他们对峙的一边是迷墙一般的高层公寓,另一边是错落的四合院和幽 深的胡同,每扇门户都紧闭着,门后面是石头一样的沉默。士兵们商量几句什么,威胁性地放两枪,退走了。显然,这些千里勤王的官兵从未进过北京,他们只是在 《解放军画报》上认识首都的。六月四日之前几次失败的行动,失散掉队的官兵都找不到自己的驻地,他们甚至没有北京市区的地图。

戒严部队指挥部或是无意让各路人马配合协调行动,竟没有派出公安干警、武警、卫戍区的人手给远道开拔而来野战军指引路径,而更愿意让他们各自为战。说到祭出和老百姓有“鱼水之情”的军队传统,请北京“老乡”当向导,那是想也不要想!

四十年前往事已矣,当日北京万人空巷,箪食壶浆,夹道欢迎人民解放军和平入城的历史佳话,竟被四十年后的一夜枪炮击得粉碎。人民创造的历史和帝王创造的历史是如此不能相容。人民毕竟被击溃了,最后的“战壕”――经纬纵横的大小胡同,终究会被橐橐靴声踏平的。

二、电话铃又响。

这 些天来,它响个不停,半夜里也得爬起来接电话。国难当前,昼夜的概念已失去意义。北京城交通断绝,邮电停顿,加急电报一夜之间激增数万份而无人派送。传媒 只剩下广播电台和电视,电波和荧屏翻来复去都是《中国共产党告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书》,还有戒严部队指挥部的第X号紧急通告。唯一的人际信息传递渠道就是 电话。连日来哪怕彼此不太熟悉的人都互通电话,打听不同城区的战况。这回来电的是《人民文学》的主编刘心武。他告诉我,他妻子刚看见同住一幢大楼的丛维 熙、邓友梅、张锲提着行李钻进了作家协会的轿车,奔机场方向去了。妻子也劝他暂时离开北京避一避。刘心武说他晓得那三位同行是去深圳“创作之家”避风头, 他也想去南方小住,却不欲与那三位“扎堆”,以免日后大家牵扯出说不清的麻烦。他问:如我也想离京,可否给他在那边作些接待安排?我告他:已有两位朋友来 电话相约南下。真到了那边,接待之类是小事,问题是怎样才能离开这座凶城?刘心武沉默一阵,说:“我试试看,也许有办法弄两张机票。”电话挂断。我妻子知 道刘心武太太的态度,也劝我先返广东。

北京眼下兵连祸结,再演变下去谁也估不透还有什么事发生。妻子让我等局势稳定了再回来。我无言以 对。要是能走,北京城不知多少人逃难去了。北京往南的铁路交通已连日断绝;北行火车据悉只到通县。全国最大的铁路交通枢纽――北京站,已彻底瘫痪。至于飞 机场,那边的情势我完全不知,从刘心武住的安定门去机场,或尚可通行,而从我这里前往,则要提着脑袋上路,行经前门、崇文门、建国门等几个血泊未干的杀戮 战场。如今在那些地段子弹就是王法。我从电话里得知,建国门已由坦克列阵,立体交叉桥上上下下重兵布防,处于战时状态,炮口所指,已不是胆敢作飞蛾扑火的 悍民,显然是严防更大的事变。远的不说,从我这幢公寓楼向东,不能走出三百米以外。那里,攻陷广场的部队把原先民众设置的路障加固,架设多挺机关枪,摆开 了镇守天安门广场的第一道“擅越者死”的屏障。在戒备森严的工事后面,曾经喧响过地动山摇的呐喊,旌旗蔽日,蔚为壮观,令气象萧森的紫禁城九重龙凤阙黯然 失色。转眼翻覆,狂飙般挥舞的手臂和仆倒的身影,已化为浮雕,凝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被烟火熏黑的汉白玉基座上。而偌大一个广场,已变成全世界最大的战时兵 营。番号庞杂、兵种各异的三十万大军虎踞京师,时局严峻而又扑朔迷离。其时我和许多人一样,隐约觉得满城硝烟之中掩盖着种种可能的变局――那意味着一场兵 燹,于这个创伤累累的民族来说,绝非幸事。若然当局就此一战胜定,其后的手段自是不言而喻。

五十日震惊朝野的全民运动,清浊立判,对那些 铁了心下杀手的政治老人来说,“党”和“政”已不足倚,唯有“军”可以拱卫这座危城,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北京最权威的声音将是枪栓的铮响。预料之中的大搜 捕、大清洗已迫在眉睫。我并没有将所有凶兆都告诉已被惊悸和愁苦所压倒的妻子。屠城次日,我前后致电两位可断定有大麻烦的朋友,其家人简短答曰:“不 在。”然后挂断。我再打过去,一开口先报姓名,对方才吐出富于暗示性的一句:“他离开北京了。”这是警讯。

我能不能离开北京?之后又何去何从?我一夜无眠。

三、 而这一夜里,北京的情势似有了许多变化。各城区枪声大多归于沉寂,只有城南上半夜传来两起自动火器短促的射击声,并曾有一两声爆炸。城南一带,民风剽悍, 尚未完全停止以卵击石的抵抗。倒是杀戮最惨重的西长安街一路象坟场一样死寂。那些为着一个光荣梦想而捐躯的英烈,只成了周而复始的历史演义的几行注脚。而 这部发皴的黄卷,已被续写了无数情节近似的章回。下半夜,所有声响都在浓稠的夜色中沉淀下去。我晓得,这一充满生死歌哭的篇章已经完结。其后,有一种纷沓 的动响从夜幕中传来,低沉、有力,象冰川徐缓而沉重的移动,象洪水漫过布满卵石的河床。我蓦地挣脱困顿,下床蹑足摸向窗前。我想,这片城区每一个心胆俱裂 的战败者都会被这阵沉闷的声波所惊动,和我一样,偷偷掀开窗帘窥测。这绝对是战争状态下才得一见的景象――见首不见尾的大部队在夜色掩护下悄悄移动,密麻 麻的钢盔组成方队,攒动着刺刀的丛林,每隔一定行距就颤巍巍地招展出肩背式报话机纤细的三菱形天线。没有口令,甚至没有半声咳嗽,军容肃整,紧张而肃然地 行进。长街两侧涌动着滚滚铁流,左出右进,广场守军鱼贯撤出,新开抵的集团军旋即接防。似乎只有装甲部队没挪窝。若然那群钢铁巨兽咆哮起来,满北京城的百 姓一定以为战事重燃。对当局来说,没有比这群庞然大物沉重地镇住共和国的心脏更具象征意义的了。

毋庸置疑,外间电讯关于“变局”的喧嚣聒 噪纯属子虚乌有。那些凶猛强悍的攻城主力撤走了,代之以已在郊区屯兵多日而又不大清楚城里出了什么大事的外围部队。我伏在窗前半个钟头,看来这浩浩荡荡的 大换防要持续到拂晓。我曾想象会突发一些小骚乱,在黑暗中醒着的高楼和平房,会飞出瓶子或半截砖头,挟着炽烈的仇恨和无谓的盲动,呼啸坠落寒光闪烁的钢盔 之上,于是暗夜里将突发暴喝和一轮乱枪……然而,重压在栉次鳞比的楼宇之上的只是一团死气,什么也没发生。血气最盛的北京人也被杀怕了。姑勿论会种植下天 大的祸根和死结,毕竟,吾国历朝历代的镇山宝总不会失传,那就是立竿见影的霹雳手段――杀!就这样,一个新纪元尚未开始就结束了。四十年来,那些纂修党 史、军史的御用专家们总在忙碌,不懈地对史料实行增补、篡改、消灭。只有这一段落,他们始终是无法回避而又理屈词穷的。最佳的办法是令老百姓对这五十日刻 骨铭心的经历彻底遗忘。如果可以乞灵于超自然的力量,他们甚至会祭出某种神乎其技的无上心法,让十一亿人民一夜失忆,统统少活五十日!类似的工作已经开 始。

四、天明,枪声已渺的北京城有了一些新气象。接防广场的新军组成小分队,背挎钢枪,枪口朝下,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军歌,沿长 街出动拆除路障。有的军官出面向附近的供电局、房管局等单位交涉,借用扫帚和手推车,用作清理打扫路面。被横过来阻挡军车的交通隔离带一一归位,只有那些 被坦克辗过的扭曲铁栏和残碎水泥墩被扔进垃圾堆。官兵们干得很起劲,汗水蘸透了草绿色的军衣。先两日委弃于路心的褪色旗帜,不知何时已被人悄悄拾走,大概 是当作历史文物收藏吧;路边还有一两根红布条,也不晓得官兵们认不认得它的来头,总之扫帚到处,归于尘土;倒有一册薄薄的什么书,是学生撤退时遗落的,被 “六四”下午的骤雨打湿,而后又干透变黄。一士兵拾起翻翻,交给挎手枪的军官……这打扫战场的过程,有如一出无情节的默剧,而观众则站满公寓大楼的走廊或 临街房间,凭窗俯瞰,不再躲躲闪闪,却默不作声。双方的肢体语言各自表达着什么。

这种无声的对峙直到中午,民众开始软化,先是供电局出来 了廿多人帮助清理路障,其后我和许多被困了数日的居民也涌到街上,围拢着这帮官兵打探情况。人们自然认出这批军人并非当日攻城主力,却也不敢施展动之以 情,晓之以理的攻心战,但一口恶气无论如何咽不下去,于是劈头一句都是这般问:“你们是二十七军的吗?”当时,京城盛传沿公主坟、军事博物馆、木樨地、西 单、六部口强行推进的西路军是二十七集团军,那一路狂攻滥杀,长街伏尸累累,令人发指。这血海深仇是永难开解的。对此一问。兵们都迅速回答:“不是。” “那你们是哪个军区的呢?”民众追问。兵们不答。他们都很年轻,也腼腆。倒是那军官抢过去答:“我们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这军官显然是军校栽培出来的, 见得场面。大兵们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越来越多的居民大有把他们隔离开来盘问之势。“你们以前进过北京?”民众问一士兵。“没有。”士兵口音浓重,模样也很 敦厚。“你们进来之前知道北京的情况?”民众愈加大胆。士兵很窘迫,嘴唇一动,不知说什么好。另一拨居民更具挑衅性,某中年妇女问一位壮实的机枪手:“你 们是人民子弟兵,怎能向人民开枪呢?”机枪手脸色陡变,不答腔,提着武器穿出人群,赶紧向分队靠拢。倒是那位军官仍在人丛中侃侃而谈。市民虽觉得这支新军 对自己并无多少敌意,面对当官的却不敢放肆,只转弯抹角找话说,没搬出叮叮当当的唇枪舌剑。军官不知怎的生出诸多感触,说道:“象今天这样,我们军人就宽 心了。我们最怕老百姓不理解,骂我们……”军官眼圈也红了。

毫无疑问,他们当属戒严初期几度入城未遂的部队之一。那阵北京人众志成城,以 血肉之躯力挡数十万雄师。茫然不知所措的官兵在郊县风餐露宿,到处挨骂,郊县农民甚至以铁耙封锁公路,扎穿军车轮胎。部队士气沮丧抑郁,不知此来为何。除 了“四.二六社论”反复洗脑,连电视及诸种报纸都禁看(当时中央电视台及几家大报都明显倾向民运)。面对四面敌意,他们觉得除了抽象的“上级”,谁也不需 要他们来北京现世。日子一拖再拖,军心几近崩溃。或许,这就是他们未被选中出任攻城主力部队的原因。眼前这位军官样子诚恳,感情丰富,更有文化。他除去戒 严部队指挥部发下来的关于“反革命暴徒”袭击解放军的通报外.是否晓得“六四”挥师疾进的先头部队有过什么作为?以他在军校修得的学识是否清楚在充满暴力 和血泪的中国历史上,用正规军乃至坦克和自行火炮来扑灭学生运动,也是开天辟地的头一回?以他对世界军事史的素养,是否记得起哪个国家的教科书把武装部队 射杀手无寸铁的平民的战例堂而皇之地记载进去?我不敢断言他没有闪过诸如此类的念头;正如我不相信这些敦厚朴实的农村兵和精干强悍的军校生是杀人狂。事实 上,当日的逃兵和集体怠战的部队之多,是极为直观的例子――他们毕竟是人民的子弟。

不用过多久,全北京都将晓得军事法庭开始秘密审判一批 批违抗命令的指战员,上至集团军军长下至普通军官,都受到极严厉的处置。与此同时,世界现代军事史的一项创举在北京诞生――一个国家的武装部队向平民开 战,并战而胜之,因此得到隆重的授勋。这场闪电战的结局近于完美,一方是上百万的城市居民,一方是以寡敌众的精兵劲旅。他们导演了一场壮烈的陆空立体战争 (假若北京不是内陆城市,并肩出动的还将会有海军)。这场“圣战”,这些故事,在这座城市将会世代相传,永远牢记。

五、下午,刘心武来电 话。我以为他只是打听广场动态,实想不到他这么快就能弄到飞往南方的机票。乱世危城,这简直是奇迹。票是次日下午的,但刘告诉我,司机拒绝开车到这边来接 我,因这一段路途关隘重重,从城东到前门,几乎要“检阅”尽各大军区、各兵种的战时防区。司机对建国门尤其恐惧,那里的大兵凶横跋扈,连日在外交公寓一带 乱枪扫射,曾将埃及使馆武官的家射得落花流水(讯息来自外电),或许这有助于向中东国家推销国产军火吧;再加上方励之夫妇潜入美国使馆避难,导致使馆区兵 力激增,便衣成群,截查所有车辆,形迹可疑者可立毙于枪下。

我彷徨无计,怎样才能在戒严之中赶赴距离遥远的首都机场呢?我也得知刘再复、 王安忆二位本要到新加坡访问,是六月五日的国际航班,结果满城烽火,机场变得可望不可即,现时这两位竟不知去向。“我在安定门等你,你自己想办法过来 吧。”刘心武挂断电话。小乱入城,大乱下乡。这是饱经离乱的中国人以血泪凝成的生存要诀。走终须是要走的,“儒以文乱法”,中国知识分子数千年来的宿命就 是――如果不“和中央保持一致”,即为异端,即为乱臣贼子,必须无情地加以镇压、整肃、扑灭。此番又将如何?那只永不言倦的铁腕,将以雷霆万钧的态势来完 成我们那份惶惑的想象。

妻子自然十分耽心我前去安定门的凶险,但两害相权取其轻,还是早走早着。她给我画了一张详细的路线图,如何尽可能 从胡同绕行,避开重兵扼防的主要路口,还嘱咐我好多注意事项。总之,只要我平安,在快要到来的暑假,她将携孩子到南方与我团聚。北京这场兵燹,她的心也凉 了,让我回去联系有关方面,以后举家南迁,远离京师,远离这政治风暴的中心,到山重水复的南方去过下半世太平日子去……说着说着,她的泪水夺眶而出。妻子 生于斯,长于斯,终于梦碎,内心何等悲凉!没什么可收拾的,何况我不可能拎着一个在哨兵眼中至为可疑的行李袋去履险。须知此行原是逃难而非度假。只是我结 婚十年,总象候鸟一样南来北往,但每年夏秋都在北京这个家中写作,竟已淡忘了南方夏季的湿热滋味,然而和眼前的瓦砾焦土、硝烟血痕相比,遥迢的家乡简直是 避秦桃源。

妻子略略知道我这次来京之前在南方民运风潮中的作为,便一再问我回去将会有什么麻烦。我安慰道:时代到底不一样了,这十年的沧 桑巨变,有时反是身在首都不易感知到的。过去大江南北铁板一块,天子一声号令,举国地动山摇;而今各省有了些实权,甚至有若干自家的政令,懂得如何虚应故 事去和中央集权周旋。尤其粤省,如今一派和平安逸,若为发财故,搏杀者便如过江之鲫;若在驱策人们去“批判斗争”,实在缺乏原动力,连街边摆摊卖彩票的档 主都晓得那是一出演滥了的宫闱剧。话说得如此斩钉截铁,也是安抚自己,是否如此,我心里也没底。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有躲不过的祸,我宁在岭南领受 那份麻烦,而对北京的刺刀枪托避之则吉。

六、这天是公元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晚上七时正,全世界的卫星通讯网都同步转播了邓小平亮相并发 表讲话的电视新闻。这就是著名的“六.九”讲话。这位国际共产主义的巨擘自从和另一位风云人物戈尔巴乔夫会见之后,就象隐形一般遁入历史帷幕后面,以致举 世震惊的“六四”真相有了许多离奇的版本。

此刻,一切都尘埃落定。亿万中国人很久都没看到过这么齐全的党政军头头脑脑济济一堂、集体出镜 了。那些年迈得只剩一口气的几朝元老也被搬出来,正襟危坐,肃然注视着居中这位曾与之出生入死、荣辱与共的老战友。此公身经几许风雨,命途多舛,仍不堕其 铁石一般的意志,实为红色政权的中流砥柱。他们之间无论有几多恩怨嫌隙,终须和这位强人共进退,勉力分担这份其重无比的千秋功罪。于是全世界都屏息听取这 位东方强人的现身说法。这是一种典型价值体系的箴言,是一种独特思维方式最清楚不过的诠释――邓小平掷地有声地给这起划时代大事件“定性”,指出这是两个 不同主义你死我活的严重斗争。简明,精辟,不尚繁琐论证。世人再一次被明白无误地告知:在中国,异质的信仰不可能有生存空间。所有理想的冲突,必须用流血 来解决。这个有数千年文明的帝国,正统扑杀异端是一条铁律,也是家常便饭,并非今人首创,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接下来,邓小平提议党政军头脑们集体起立, 为冲突中死去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公安干警默哀一分钟。前述的价值体系,这一下子得到了更形象的表述。因为,这个庄重仪式之后,邓小平竟没有对死伤百倍 于军人的学生和平民有任何表示。他们死了是白死。这段重要新闻播完,那遥远外部世界震悚之余,定然一片哗然。

但此际我则枯坐良久,无言无 容。幻灭二字,若不仅从词义上去理解它,而从内心深处真正体验到它,那种万念俱灰的感受竟是不可言状的。我身为“六四”屠杀事件的见证人,迄今血脉贲张, 那惨烈的景象永世不忘。但我自问是个理性健全的知识分子,历史观和价值观不至于被一夜枪声彻底摧毁。我没有能力对邓小平作“春秋”式的定论,他无疑是中国 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不管历史对他如何判定,他首先是一个政权的化身,他是他所献身信奉的那个主义的坚定战士。他不能逾越自己。他让我透过纷乱的历史表象 看到了事物的本质。正是这种冷酷而无可变更的本质,令我感到彻骨的恐惧和幻灭。读过乔治-奥尼尔的《一九八四》吗?读过卡夫卡的《审判》吗?读过萨特的 《脏手》吗?此刻,我才算是读懂了。

是夜,北京枪声不兴。七、六月十日。连日来笼罩着京城的似雾非雾的灰白薄霭一扫而光,天空出奇的晴 朗,阳光甚至有着金黄澄澈的色泽。它令我觉得怪兀别扭,然而,它或许就是好兆头――这一刻,我就要离家远行。吻别妻儿,那双脚却迟迟迈不出门槛。我怅惘地 顾盼这这个住了十年的家,至为强烈的离愁别绪袭进心头,仿佛是一种朦胧而的预感……前路茫茫,归期茫茫。这种预感是如此不祥,我不得不强行压抑着这意念, 终于走出家门。

妻子形容憔悴,为我只身前往安定门而忧心忡忡,更为我才返京未久就匆匆南下而伤感。八岁的儿子尚未识得表达离情,反而对即 将到来的暑假充满憧憬,熬过这数日无比沉闷的时光,他渴望自由和欢乐,他晓得暑假将南下和父亲会合,于是童稚的心里涌动着好多美丽的幻想。……我推着单车 踏上弹痕累累的前门大街,回望这幢灰色的公寓大楼,回望高处贴在窗户上的两张脸庞,那不祥的意念再度掠过心头。这个家,我何时才能回来?如果我真的预知自 己踏上的是一条不归路,此时我又能有什么别的选择?戒严巡逻队过来了。我挥去杂念,低头踏着“顺民”的步点,推车前行。这三百米不能骑车,前头就是第一道 关隘,也是大军突进广场的第一个血战之地。众多年轻的嗓子曾在这里豪唱《国际歌》与《义勇军进行曲》,众多陌生而坚强的臂膀挽成血肉长城,深信充溢天地间 的浩然正气可以阻挡枪弹和坦克的履带,这一切都成了噩梦。

战场打扫过了。前门路口拓清之后,不知从哪个方向开过来好几辆野战炊事车,停在 美资肯塔基炸鸡店门前。这间全球性的集团式快餐店,在北京拥有的这爿店铺是其骄傲,一改它在美国本土路边小店的形象,它坐落天安门广场南边路口,与前门、 正阳门相对,盘踞着其它外资店铺艳羡不已的好风水。如今,这一脉风水已被破坏殆尽。当晚,西南、正南两路陆军与空军部队掩杀而至,都在这兵家必争的要冲之 地发生战斗,第一个被射杀的就是肯塔基炸鸡店的雇员。自那一夜至今,该店关门落锁,空无一人。倒是门前几辆炊事车蒸汽缭绕,啃了几日榨菜和压缩饼干的军人 一批又一批前来轮候吃热腾腾的鸡蛋挂面。那些兵们摘下钢盔一屁股坐上去,都好奇地隔着落地玻璃窥看老美炸鸡店的气派,继而去想象它的滋味。

人 行道侧下水道口的封盖上,残留着上一拨官兵泼下的面汤,很多象蛔虫一样软耷耷而且发胀的白面条横七竖八地粘在那里。这在早年的人民解放军,是不可想象的, 连一小团玉米面窝窝头渣儿也不许糟蹋。而今,枪也开了,人也杀了,再奢谈早年形象已没什么意义。我小心翼翼地在这些兵们面前经过,路人也不止我一个,这座 城市死去数日,今天上班的人明显多起来。戒严的防线昨日已后撤到正阳门两侧路口,前门东西大街已放行。我注意到炸鸡店停车场的岗亭围拢着几个路人,探头探 脑往里看。我当然知道里面有何景观。那晚,岗亭里两条人命就在我十步之外丧送于乱枪之下。既是擦身而过,我亦稍停步探看。那铝合金岗亭有一串弹洞,窗玻璃 更呲着一个触目惊心的巨孔。亭里尸身已经挪走,一瞥之间,我的胃部不由猛地痉挛―― 大滩血泊已变黑,更显出那坨白花花的糊状脑浆之可怖;亭里还遗下死者值更执勤的红袖标,躺在血泊之中。六七米外正好有两个背靠背挎着冲锋枪的哨兵,他们竟 不干涉途人围观这极为刺激的杀人现场。也许这血案和他们这一彪人马无涉,事不关己;也许此景可收心理恫吓之效,无妨展览;更大可能是上级并没指示他们该如 何去做。他们的上级此时忙得不可开交,这类细微末节,自是无暇理会。

再往前,就是历史事件的中心了。那里呈现着战时状态难得一见得图景。 它是一种象征,是一种胜利者的姿态,它昭告过往的北京市民:你们已一输到底,再无翻本的机会了。列成方阵的巨型坦克群之间游走着闲散的士兵,粗大的炮管全 都晾满行军被,潮滋滋的草绿色被褥在盛阳之下暴晒,坦克手三三两两坐在炮塔上,饶有兴致地眺望着天安门广场四周气势雄浑的建筑群。这里城廓连云,大道朝 天,和他们那沟壑纵横、沙尘滚滚的训练基地是多么不一样啊。这群钢铁雄狮在宏伟帝都的中轴线上振鬃嘶吼,重重叠叠的皇城宫阙亦为之抖索,那种征服感是何等 豪迈!五十年代初,他们长驱直入南韩的汉城。六十年代初,他们击溃麦克马洪线南北的印度军队。七十年代末,他们一举攻陷越南的谅山。八十年代末,他们以雷 霆万钧之势拿下了自己的首都。步履重滞的路人踏上这条中轴线,都丧魂落魄地向广场行注目礼。这就是刚刚向全世界献演过一出英雄史诗的地方吗?这就是一个共 和国搏动的心脏吗?这些草芥小民一生之中,假如有一两回从无尽的庸碌灰暗里喷涌出炽热夺目的崇高感、壮烈感,并真切体味到“国家主人”的瞬间感觉,那正是 在这里――天安门广场。它是人民的图腾。它是历史的祭坛。它其实从建成之日起就忠实于这两种功能,如同广场铺设的方砖一样精确和勤勉。莫非它早已缜密地计 算过,它既能支撑起学生的连营帐篷,也能承受得起成群重型坦克的辗压?

我移目向苍天,正阳门彩绘描金的飞檐傲然翘向阳光,上面浮凸的飘逸 行龙仿佛不曾被硝烟熏过,只有惊恐的燕群象黑色箭杆一样在箭楼上飞出飞入。放眼望,皇城隐隐,宫阙重叠,天安门、端门、午门……都在赤日下裸呈着血样的颜 色。数千年来,帝国天朝都认定这种色泽是皇权与威严的象征,午门之外,多少颗贮藏着异端的头颅在刀斧手脚下咕嘟嘟滚动,狂喷出来的鲜血只能让史家的春秋之 笔变得更加生动。这个帝国令世人景仰和迷醉的悠久文明史,本来就充满了血腥味。然而,这一代从血污的襁褓和暴力的摇篮里长大的中国人,仍然未能接受眼前这 反差巨大的变化。他们呆立于哨兵的视界和子弹的射程之内,眺望人事皆非的广场,尽可能抹去脸上的表情,但还是有许多人眼眶里噙满了泪水。

我 站立了十分钟,此际的感觉却比六月三日至四日无眠的昼夜还要漫长。我觉得自己正在与一个时代诀别。这个时代只有十年,在时间之河里它是那么倏忽短暂,而就 这辈人而言却足以培育出叛逆思想的胚胎;这个时代的变迁在人类进步史上本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而在东方专制主义的国度来论却又是非凡的、充满想象力 的;它从千年魔瓶里刚刚释放出一个民族的精魂,转眼又被加盖密封,埋葬在刻满古老碑文的陵墓之下。而这个时代的起源正出自天安门广场。同样在苦寒的春天, 这里曾是黑衣和素花的海洋,那是另一次百万哀兵的和平大起义,结局是鲜血溅满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汉白玉基座。广场总是在制造着英雄和烈士。一个英雄太多的 民族,其命运必然是可哀的。

我甚至无端念及一则轶事――残酷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人民初尝久乱之后的安宁,有一位著名 的城建专家在《光明日报》撰文提议:如今不再是“阶级斗争”年代,不再有英明领袖检阅百万“革命群众”的场面,广场的政治功能已弱化,鉴于这一片城区绿地 偏少,不如将广场翻种绿树,变为一个花木掩映的人民公园。不消说,这种腐儒式的专家论调,既不能得到最高统治者的首肯,亦决不可能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同。今 日蓦然回首,那位学者的立论岂非确有先见之明?又经这一遭创巨痛深的历史事变,广场的绿化梦更无从谈起。岁月悠悠,统治者和老百姓都把广场视为超乎宗教的 禁地或圣地。它是永恒的。广场,这是你的宿命。

我离开了它。我如果晓得此去就不再回头,心底感触更将如何?十年来,它只是我住宅窗外的一 幅开阔图景,而这一刻,它成了浮雕,永存于我头颅内凹凸不平的脑质层里。八、前门东大街。过了北京市公安局,我开始骑行,单车象载不动那纷纭意绪而哐啷作 响。长街两侧紧闭的店铺次第退后……途经两家银行,更是铁闸把门,似乎有不少人是奔着它出门的,到银行门口焦躁地张望一阵,又掉头返回。挤提存款,乃乱世 必然伴生之事。尽管沿街了无生气,但我的直观印象是――六四当日并无大部队从前门东大街杀过来。

我选择这条路线而避开长安东大街,显然是 明智的。但这一来,我就不可避免要行经崇文门,这个向来令人头疼的交通瓶颈,如今意味着恶战、暴戾和军民之间的深仇大恨。尽管我从电话里听到不下三四种版 本的转述,当崇文门呈现眼前,我才晓得自己的想象力是那样贫乏――这里不比广场、前门,崇文门的路障虽是草草清理过了,却只是勉强打通了道路。那些烧得焦 黑、呲着扭曲框架和铁壳的大小车辆被推到路旁,还有一辆倾覆的甬道式大型无轨电车无法拖动,堵塞着半条马路。满地是碎砖和闪闪发亮的玻璃碴,尚有未拾净的 黄澄澄弹壳……这里的步哨不及前门多,气焰却凶横暴戾,食指锁定在枪扳机上,盔沿下双目精芒闪动,扫描着每一个路人,不时发出几声呼喝。我向路南花市大街 方向投去惊心的一瞥。那座造型笨重的行人天桥就在眼前,上面除了挺着刺刀的岗哨,不再有市民过往。

当日在此惨酷的一战,成了官方指证“反 革命暴乱”最有力的说辞。我无意细述事件的过程,所谓“历史事实”,在它刚发生不久,就已各执一词,真伪莫辨;及至时过境迁,就更说不清楚了。我倒愿意引 述官方控词的梗概 ――当日,大队军车满载全副武装的士兵由南向往北,朝广场方向猛扑,突进至崇文门这交通瓶颈,已是路障重重,民众严阵以待,砖石与瓶子劈头盖脸飞来。指挥 官眼见无法前进,下令所有军车掉头另觅通途,仅一辆拖卡的军车因体积笨重而掉不过头来,转眼后继部队已移师他往,撇下这一小队官兵受到民众的包围进逼,他 们弃车之后被困于行人天桥上,由士兵持枪把守两边梯口。民众呐喊不止,却不敢硬冲;其后,有三位白发老妇挺身而出,颤巍巍地走上面天桥,跪倒在士兵脚下, 哭泣恳求当兵的勿以枪口对准学生和百姓――到此为止,本是八九民运中感天动地的一幕――那士兵犹豫不决,这时有人发喊:这当兵的手里欠下几条人命!无论孰 真孰假,在群情鼎沸之下都极具刺激性,于是有几条身形暴起,和当兵的扭打成一团。指挥官见势急令全队冲下天桥,夺路奔入胡同遁去。不幸这名士兵已无法走 脱,先被打晕,又被扔下天桥,最后被倒吊于桥底,给浇上汽油,点了天灯!这毛骨悚然而又极为煽情的血腥故事,被迅速通报全军,其后又印发照片、登报纸、上 电视,成了激发戒严部队士气和仇恨的活教材。

我最初听到的并不是这个官方说法,但无论何种版本,我都为之深感震骇。这民族的潜意识中的嗜 血和暴力倾向竟是如此可怕,争端一起即血溅五步,惯于用生死来判胜败,用斧钺来辨正邪。如此国民性,欲向现代文明和理性归化,真是荆棘满途。我曾大觉困 惑,这个国族的传统形象倒是沉静内敛、十分儒雅的,那些绵永而湮邈的历史,在外人看来,简直是个瑰丽的东方神话。至少,构成中华文化主流的儒释道三家,均 无暴力取向,如果说“国教”儒家学说有相当的排他性,亦不外是唯尚正统、贬抑异端,确无鼓吹暴力的教条。思前想后,只能归咎于手执王杖的权势者,那些君临 一切的真龙天子,那些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人民救星”。诸如“点天灯”这种狂暴的杀人术,本来就是王者首创,车裂、鼎烹、宫刑、瓮焙、绑缚法场的游街示 众、刀斧手在观者如堵之下夸张的表演、割下首级高悬城门昭告子民……所有这些野蛮暴行都假王道、纲常、社稷、稳定之名公然施行,从而激发和确立了“以暴易 暴”的模式,嗜血和暴力冲动成了草泽民间的潜在规则。事实上,新中国建政数十年来,一直沿袭许多先朝的律例,诸如处决“阶级敌人”的群众公审大会,押赴刑 场时的挂牌游街,更不用说推陈出新的斗争会,精神虐待和自虐式的互相揭发和自我交待……等等。我为那名士兵的悲惨下场深感悲哀,他是狂暴情绪藉以宣泄的一 个不幸对象。但是,这些“暴民”难道是从地底阴沟钻出来的吗?在这个血腥的六月之前,他们到底是一群安分守己的升斗小民,还是如官方所说,是一些对社会主 义制度怀有深仇大恨的敌对分子?

如果历史需要证词,我会毫不犹豫地以亲历者的身份,证实六月三日至四日,我所目击的好几个重要现场,绝无 所谓“反革命暴乱”的半点迹象。即使是我目不能及的崇文门,也难以让我相信整个进军过程中一弹未发,简直就象开赴天安门广场参加阅兵式似的。这一点,崇文 门一带的市民当然有不同说法,否则无法置信一两个煽动者能令群情耸动,霎时释放出以暴易暴的潜意识。然而,这些实际上都不重要,真正的原则性问题,是中南 海一撮政治老人早已立心镇压,“一步也不能退”,“斩草除根,除恶务尽”这就是他们的铁腕语言。可怜那些学子与平民,竟不晓得他们从一开始就触犯了天条, 而去幻想他们响遏行云的呼号和森林一般挥舞的手臂能正天听、挽狂澜。这个政权是暴力革命的产物,最终也要用暴力来捍卫它。想变天吗?无妨一试,但他们当年 流了那么多血,你们就要还这么多血来。这绝不是戏言,而是见诸《人民日报》的大块文章和政要的公开讲话。这叫打开天窗说亮话。什么民族的福祉、社稷的安泰 之类都被简化为――到底是你还是我来坐江山!这正是现代中国的困局。执政者已断然排除了和平变易的可能,而暴力革命既非苍生之福,又会堕入强权阴谋和政治 仇恨的历史因循之中。说到底,千年来每一次改朝换代,终不离天崩地裂、血流成河的模式。如果说这是一次创世纪的伟大尝试,其结局竟也并无例外。

九、 我离开了煞气重重的崇文门,折向北行。一路仍是劫后景象,又发现南北走向的好些路段沥青层大面积龟裂损毁,当为重型战车轰隆辗压所致。就在某个路口,我意 外看到了已绝迹多时的白制服交通警察。以下这些细节,或许有助窥探屠城黑日之军与警的微妙关系――路心的交通岗亭已被战车撞翻,交通警背着手站在路边,无 所事事。马路已无正常交通,民用车辆极为罕见,却不时有拉着“为民送粮”横幅的军车在未及清理的障碍物之间绕行。显见得在居民的抢购风之下,首都存粮已见 危机。再者,廿万入城大军的给养消耗也颇惊人。

交通警神情沮丧地目送着军车,那些车牌标志和识别号码是他闻所未闻的。有路人向他搭腔,交 警回应以满口京腔,于是一下子围拢了好些平民问这问那,我正好听到两句对答。市民不知问的什么,警察嘴角向远去的军车一撇:“他们连我们也打!”市民又 问:“这些大兵在北京还呆多久?”交警以尖刻的京腔答道:“您问我,我问谁去呀!”可以想见,戒严部队的总攻时刻、行动路线以及“强制措施”的具体所指, 首都交警大队全都蒙在鼓里。

我记得第一支从西南路冲击广场的军队前锋杀至,在靠近前门的“东方明珠大酒楼”路口值勤的交通警还在岗上,当 其时那位警察也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战斗一起就溜之乎也。平心而论,凡长驻北京的卫戍区官兵、武装警察、刑事警察、交通警察、户籍警察甚至包括国家安 全部的秘密警察,内心大都同情民运,只不过交通警察仅系准军事组织,与公务员近同,政治纪律不那么严密,故能斗胆讲几句大实话。甚至于军队,这一路我也得 睹奇景。

又经过某重要路段,这里有多辆军车残骸,其中一部履带式军车烧毁得那样彻底,以我对兵器的无知,竟认不出它原先是装甲车还是一种 军事指挥车,总之烧成一堆废铁,右边一大截履带脱落,象一条僵死的巨蟒瘫在路心。一切都显示当时战况之惨烈。此处现驻扎着大队士兵。我初时骤见路边绿地竟 然坐满了穿草绿军服的大兵,吓得几乎掉头而去,却又恐显得形迹可疑,唯有硬着头皮向前骑行。

殊想不到这里的气氛要比前门、崇文门轻松百 倍。兵们摘下钢盔,敞着风纪扣,在草地上矮树下或坐或卧,象郊游野餐似的。只有当官的仍戎装肃整,挎着手枪四处游动。他们对路心的劫后景象熟视无睹,事不 关己。附近是新一代的高层住宅楼群。那些不识天下凶吉大事的孩童憋闷多日,择这好天气下楼撒欢来了。士兵们很喜欢逗孩子玩,百无禁忌的小童钻入士兵丛中, 连跑带跳。兵们乐不可支,或搂抱,或将孩子举放于军车上。孩子们的父母先是戒备而后也趋前拉话。我见状也下车缓行,听见许多对答。市民的问话大抵千篇一 律,士兵答:他们是沈阳军区开来的,六月五日才进城,一直停留在这里。有的兵为了回应尖锐质询,拉开枪膛给市民展示里头并无子弹,又说他们这一路根本没有 配发弹药;有的兵被问道,路心被毁的军车是哪一部分的?兵漠然回答:“不知道。”当官的根本无意监听部下的对答,至于市民更大胆的话语,当官的都装听不 见。

可惜我无法多作逗留,目标是安定门――首都机场――广州。每一阶段都吉凶未卜,唯有谨慎从事,少去招惹,以免无事生非。依照妻子的路 线图,我绕开重兵把守躲、杀气腾腾的建国门立体交叉桥,也避开大片使馆区,但散布好几处的外交公寓总不能完全绕过,也就看到了一些戏剧性画面。这里多了些 小轿车,均系外交官的黑色专用牌照。这些轿车都装扮得象庆典花车,除了车头两面国旗招展,车后天线杆也绑上更大幅的国旗,车身则贴满五颜六色的外国国徽, 隔一两条街也识别得出这是外国使馆的专车。我想,这是派驻那些政变频仍、内战不息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官习惯沿用的应变措施,却在北京派上用场了。一幢外 交公寓前,接送侨民撤退的大巴士正在装运大小行李,连等候上车的外国孩童都手持一面小国旗。即使未曾亲睹六四惨况的人,只要看到这些场景,便可相信这个国 家的确发生了一场战争――一场专制对民主、野蛮对理性的战争。

十、终于到达安定门约定地点。刘心武已在等候,他待在车里没动,只用失神的目光打个招呼。我认得《人民文学》的车,司机却是新面孔,既不是以前给王蒙开车的老杨司机,也不是那位曾给“借”出去拍过两部武打片的地趟拳全国武术冠军。 

我把单车放到地铁站出口处。相信妻子要过好多天以后才敢到这边来取――如果它还在的话。钻进车里,刘心武简短说几句有关机票和航班的事,便归于沉默。司机亦无言。这张生面孔令我颇不安,更不敢多话。再等一会。《人民文学》的王清风来了,我稍觉宽心,是他送我们去机场。

车 子发动,起行,一路窗外大同小异的战乱景象,四人都各怀心事,默不作声。直驶离城区,开上通往首都机场的公路,王清风才给我介绍,这位年轻司机也是刚 “借”来的。大陆单位的司机时常被借来借去,不足为怪。介绍毕,王清风也不再多言。刘心武更是一路沉默。通往机场的道路并无军队踪迹,更无截查哨卡,这倒 是怪事。

内乱一起,占领电视台、电台、电讯电话局、报社、机场都是通例,亦系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范例和光荣传统…..机场指挥塔从平坦的柏油路尽头迅速崛起,第二个目的地就要到了,而此际稍稍松弛的心弦又再抽紧,包括司机在内,一车人都颇觉不安,实不知此刻首都机场成了什么样子。

拐 入停车场,又看到多辆撤侨巴士。前些天尽管各国驰电紧急撤出侨民、专家、留学生,却无法抵达机场,有先见之明的英美等国,在五月份戒严令生效时已包租下靠 近机场的假日酒店,临时安置侨民,一有风吹草动便直奔国际机场。那些动作稍慢的则要滞留到这时才得以返国。望去国际航线候机厅门口净是箱笼行李、男女老 幼;国内航线大厅之混乱更难以想象。

然而,我们之忧虑倒不在于此,机场如无戒严部队把守,想必是另一系统的人马把关,重点甄别和防范 “XX分子”出走。我们都不清楚自己是什么“分子”,总之,所谓空弦落雁,铁腕强权之下“知识分子”永远是惊弓之鸟。王清风早年也是行伍出身,很精明强 干。他让我们安坐勿动,证件交他去办理登机手续。王才进去一会就转回,一切办妥。他说国内航线反而很冷清,多数国内搭客都困身城内,无法前来。

听 机场工作人员说,昨天飞广州的航班才六个乘客。看情形,大厅里也并无异常情况。我们其实到得太早,这种时局势必要加大时间提前量。接下来,只剩下沉闷的等 待。我自是无话可说,只听见刘向王交待若干编务,其中提到已征集多时的《人民文学》创刊三十周年的纪念册。其实,在纪念册上赋诗题词的群贤,如今其中不少 人的命运已难预料……

十一、终于起行。我和刘步入大厅,果然不见了太平时的熙熙攘攘,但旅客还是有一些,想是今日城内气氛已略见松弛之故 吧。我注意到各航线办理机票登记之处,都是清一色民航职员,并无加派身份神秘的人手;进而又留意到,一些样子太过年轻、神情却憔悴不堪的乘客,他们是临时 前来购票的。机场的惯例都不向外售票,只能在城内民航售票处预购,只有个别常年出差而又门槛很精的人才晓得如果某班航机有空位,机场间或也发售即时机票, 但仍须出示个人证件以外的单位证明。而我看到现时这些临时购票者似无此类单位证明,口头向民航职员询问交涉,然后一亮窝在手心的证件――我相信那是学生 证,机场职员一改平素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面孔,慨然允诺,并即刻着手办理,收款、开票――就这么简单快捷。这些细节,我想刘心武也注意到了,但我们没有交 流感想,只低头走自己的路。

唯一出现的武警制服,是进入候机休息厅的检查关卡,此处向来就有的,一切运转依旧,也许只是我的心理感觉,那几位男女武警对学生模样的乘客的检查放行,似乎比旁人还快捷利索(后来我得知,机场很快就被严密控制,此前的松缓再不复见)。

由此可见,从中央到北京市委到戒严部队指挥部的决策和指挥还是相当紊乱,他们被这个结局的后果弄得手忙脚乱,对事变应对的急轻缓重一时失去了判断力。当然还要加上相关机构的办事人员对学生的同情。

进 入候机厅,我认出走在我们前面的是羽毛球世界冠军韩爱萍,另一位长相俊秀的女子也是羽毛球世界名将(我一下想不起她的名字),两人都是湖北人,在低声说着 家乡话。她俩都没随身携带球拍,不象是外出参赛。莫非她们也被连天烽火吓怕了,返武汉避难的?两人注意到我的视线,即刻收起悄悄话。其实我听不懂湖北话, 不知道她们说些什么。这倒提醒我的警觉,不能与同伴咬耳朵,以免无端招人注目。

不过,此后这一路,刘根本无意和我说什么,而且周围诸人亦 系如此。又是等候,查验登机卡,上机。我和刘的座位隔着通道,紧挨着我的是一位戴眼镜、长相稚嫩的青年,他好象特别珍视自己的小手提包,先往座位下塞,不 成功,便询问我上方行李架的盖子怎样打开。我协助他完成这项看上去很郑重的任务,他坐下卡嚓尝试一番,同样不成功,不得不又问我安全带怎么系,我示范指 点,然后大家再无对话。毫无疑问,他是学生。直觉告诉我,他岂止没坐过飞机,而且根本没到过南方。我不由为他的命运担忧……昨日空荡荡的机场才隔一天,我 们这班飞机已基本客满,相信未来几日更会掀起南下的狂潮。我应该庆幸自己得以在屠城六日之后逃离这座凶城,然而却无半分宽慰之感。飞机轰然发动,我的心室 蓦然一阵剧痛!跑道在巨大的机翼下飞快后掠,消失。厚重辽广的华北大平原在眼底舒缓展开,间或有麦田波动不已的浓绿色块点缀其间,终是遮不住万里苍黄。这 大平原土质疏松,缺水,热风不时裹挟起骇人的触天尘柱,宛如一个焦渴的民族伸向天空的愤怒手臂。大野尽头,隆起峥嵘的燕山山脉,它望去并非泥土砂石堆积而 成的,仿佛从地心到表层都是板块巨大的岩石,它不需要蓊郁林木的装点,犷悍豪迈地裸着嶙峋岩层,它是中华先祖的脊骨。经过好几个朝代的荣枯盛衰,这条地脉 也许已王气凋零,但我们先人传下来的一股天地英雄气,依然在后裔子民的经络里奔涌。它是豪杰的母体,是烈士的陵墓,是史诗的源泉。飞机继续迎着阳光爬 升……偌大的北京城呈现眼底,空中俯瞰,已看不到战乱的疮痍,气象依旧,俨然一座雄伟壮观的帝都,静穆于暴戾的兵气和阴沉的人祸之中。曾在大街通衢澎湃涌 动的人海旗林已风流云散,一个光荣的百年梦想再度被覆盖于劫灰底下。这座见惯了世情翻覆、山河兴废的古城只是沉默着。好多世纪以来,频仍的灾变、兵燹、饥 馑、疠疫,乃至山崩地裂都不曾撼动它的根基。它简直是灾难的渊薮,是历史的缩影;然而,它又是一个国族的象征。它真切体现了中国人忍受苦难的举世无匹的耐 力,在风云变幻之中固守着内在的生命律。它的沉毅和伟大,远过于那些显赫一时的至尊权贵,和那些此起彼伏的灾变动乱。直到它无力呵护自己这些命运愁苦的子 民,才松开它的巨手――去吧,孩子。于是,号角惊天,革命象狂飙一般席卷中华大地,历史又冒着弹雨和血光行进……这是民族的悲歌。北京渐渐缩小,凝聚成一 片血痂样的暗影。这时,我望见了蜿蜒的万里长城和波光微渺的大运河――我终于流泪了。这就是我所见到的最后的北京。

――1990年夏追记于旧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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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屠城亲历记(ZT)

六四屠城亲历记(ZT)

作者:林彬

「六四」虽然过去十年了,我作为「六四」事件的见证人之一,当时的情景现在想起来仍然是历历在目,惊心动魄。在这里,我愿把我当时看到的和听到的比较独特的情况告诉世人。作为这一历史事件史料的补充,使人们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

木樨地是「六四」血案一个热点

一 般人认为,「六四」 时惊心动魄的事件主要发生在天安门广场,这不完全符合当时的情况。当时在京的外国记者主要集中在北京饭店,因此他们对天安门广场及周围发生的情况了解的比 较多,报道的也多。实际上天安门广场西边约三四公里处的木樨地是发生了许多惊天动地事情的热点地区,如向天安门广场挺进的第一梯队的军队是在木樨地首先向 人民群众开枪的,木樨地是群众伤亡比较集中的地区之一;中央军委派要员乘直升机亲临部队上空命令部队向人民群众开枪是发生在木樨地;第二梯队中的一支部队 是在木樨地发生哗变,对抗中央军委的命令;在木樨地被烧毁的军车最多,军队损失最大;军队向木樨地的部长楼开枪造成人员伤亡而导致老干部们的强烈反响;军 队从六月四日到六日派装甲车在木樨地不断向路边群众及建筑开枪造成群众伤亡,以至在铁道部值班的铁路总调度在办公室被枪击身亡而震动中央;军队在木樨地导 演了一场愚弄群众的丑剧并编制出第一部群众拥护军队「平暴」的电视新闻等等。我当时住在木樨地,亲眼目睹了上述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暴风雨即将来临

部 队在六月三日凌晨采取轻装突袭天安门广场的行动失败后,整个北京笼罩在十分紧张的气氛中。三日中午部队在六部口一带第一次对群众施放了催泪瓦斯。三日下 午我下班回到家里,电视已开始反复播送北京戒严指挥部的通告,禁止群众晚上上街,要求大家呆在家里。我们都感到军队要采取强硬手段解决天安门广场的问题, 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吃完晚饭,我怀着十分好奇的心情来到木樨地的复外大街上,想看看大街上有没有人,人们是否都呆在家里。出乎意料之 外的是约八条车道宽的大街上挤满了人,到 处在议论头天晚上和当天白天发生的事情,根本没把戒严指挥部的命令放在眼里。许多人对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的命运非常掂念,担心会像一九七六年的﹁四五﹂事 件那样,遭到武力镇压。有些人开始把间隔汽车道和自行车道的水泥墩横到路中间,有些人把停在路边的以及停在附近汽车总站的三二○路汽车和一一四无轨电车也 推过来横在路上,以图阻挡军车。为了能看得更清楚,我登上路边一栋高层住宅,站在十层的窗户前往下看,整个情景尽收眼底。宽约二三十米的公路上,视线所及 全是人,看来这些人准备像「五二○」实施戒严那天一样,用身躯把军队挡在城外。更令人吃惊的是路边堆满了成百上千的自行车,表明许多人是骑车从其它地区赶 来看热闹的,因为他们知道复兴门外的复兴路一带是军事机关的集中地,驻满了来京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而复外大街又是由城市西郊通向天安门广场的必经要道。 看着这成千上万的人(我估计这时约有百万人呆在北京的主要街道上),我想他们一定和我一样,从小从教科书上学到的是只有国民党和日本军队会向手无寸铁的人 民开枪,人民解放军绝不会向人民开枪,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种天真的想法将使他们付出血的代价,一个震惊世界的惨案将在他们当中发生。

军队开始强行推进

晚 六点左右,数架军用直升机沿着长安街从东向西飞来,在木樨地低空盘旋了几圈后向西飞去。我分析上面坐着军队的高级将领,他们在观察形势,分析动向,向中 央汇报。直升机的到来使气氛顿然紧张起来,山雨欲来风满楼,人们意识到部队要行动了。这时,上百辆摩托车从天安门方向开过来,几乎每辆车后面都坐着一个年 青的女孩子,手持一面彩旗,他们高呼着口号,呼啸而过。这是一支被称为「飞虎队」的摩托车队,在当时起到联络和鼓舞士气的作用。据说是由一批个体户和干部 子弟组成的,因为在当时只有这些人具有购车能力。「六四」 后他们成为公安部门的重点打击对象。摩托车的到来使群众立刻兴奋起来,人们闪开路让他们通过,许多人向他们挥手致意。大约在八点钟,有人开着摩托车从西过 来,大声喊道﹁部队已过了公主坟,那儿的群众正在奋力阻挡,快去支持!」许多人骑上自行车向西赶去,有数百人将五六辆无轨电车推到木樨地桥上,把桥上的快 车道完全堵住,这时木樨地已处在十分紧张的气氛中。九点多钟,我站在高楼上,已能听到西边远处人群的吶喊声像海潮似地一波接一波地传来。天已非常暗,虽然 路灯亮着,但仍看不清远处的情况,只能凭声音感到部队已挺进到离木樨地不远的地方。这时已不断有受伤的群众被人送往木樨地的复兴医院。我一看有人受伤,立 刻跑下楼去,迎面碰上一个头部受伤的小伙子,一面用手捂着淌血的头跑向复兴医院,一边大声地骂着:「真他妈地动手了,法西斯!」我非常想知道军队和群众到 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冲突,我不顾一切向西走去,穿过木樨地桥上的人行道,来到了桥西。

血肉长城与军队对峙

眼前的情景使我 震惊,成千上万的人簇拥在几十米宽的马路上,形成了厚达二三百米的人墙,与距桥还有三百米左右的部队对峙着,你根本无法挤过去。这人群一会 儿向前涌一下,一会儿向后退一下,迸发出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我向左拐,插到马路南侧中联部的北墙边,沿墙向西穿过人群来到北京铁路局门口,站到了已经挺进 到北京铁路局门口部队的右侧,目睹着部队向前推进。站在部队最前列的是防暴队,大约有近百人,他们一手持齐胸高的盾牌,一手持大棒,缓缓向前推进,后面紧 跟着的是坦克,再往后是满载士兵的卡车、装甲车。在场的群众分成两部分,围观者站在马路两边,虽然他们之中也有人喊口号,但尽量避免与军队冲突;阻挡军队 的则站在路当中,与军队对峙着,站在最前列的是学生,其中不少是女学生,他们手挽手组成人墙,与军队约有三十米的距离。看得出来,那天部队一出动就采取了 由防暴部队强行开路的方式,与企图阻挡军队的人们直接发生冲撞,这样人们再想采取五月二十日戒严时那种靠近军车以至横卧在车前用身躯阻挡军队的意图根本无 法实现。但即使这样,学生们仍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们知道军队只是执行命令,与军队发生冲突只会激化矛盾,并给当权者提供镇压的把柄。他们仍然存在着幻 想,想以和平宣传的方式去感化军队,影响军队,最终阻挡住军队。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部队根本不为任何宣传、吶喊甚至哭泣所动,不顾一切地向前推进着。后 来我听一个在总政工作的朋友讲,军委下了死令,第一梯队的部队必须在凌晨四点天亮以前占领广场并将广场清理完毕,因为北京饭店聚集了大批外国记者,一旦天 亮,天安门广场的一切情景都会被拍摄下来。

这时我看到在被防暴部队冲撞所激怒的群众中,有人从学生背后扔石头向部队还击,但在钢盔和盾 牌的保护下,防暴部队根本受不到任何伤害。但当防暴部队拣起石 头回击时,情况就不一样了,人墙后面黑压压的全是人,后面的人根本看不见前面发生的情况,因此石头扔过来时,十有八九落在后面的人身上,这就是为什么不时 有人头部被砸伤的原因。学生们想制止这种暴力行动,他们向后面的群众大声地喊着什么,但无济于事,混乱的局面使他们显得那么单薄无力,他们无法阻挡住军队 的前进,也无法制止某些人扔石头,他们夹在暴力之中,像怒海波涛中的孤舟。我十分佩服学生们的勇敢精神和冷静的头脑,同时为他们所处的无奈困境而难过,我 实在看不下去了,又回到了高层住宅楼上。

人群与坦克较力

大约在晚十点左右,部队推进到木樨地桥西头,但被横在桥中的车 辆挡住。部分学生和群众已通过桥上的人行道撤到桥东头,和木樨地的群众汇合起来。双方被二三 层车辆隔开,形成了一种僵峙局面。这时防暴部队失去了作用,他们不敢在没有坦克、军车跟进的情况下通过桥上的人行道继续前进。过了一会儿,防暴部队退到坦 克后面,一辆坦克开足了马力向桥中的车辆撞去,企图撞开车辆。数千人在几个站在高处的年青人的指挥下,在坦克即将撞到车辆的剎那,喊着「一、二、三」的号 子也同时潮水般地冲向车辆。由车辆组成的车墙在双方巨大力量的合击下,发出轰然的巨响,但仍然仡立在桥中,坦克的撞击被抵消了,人们发出了胜利的欢呼声。 接着是双方一次又一次的重复较量,每一次都是以坦克的巨大马达声开始,以双方同时涌向车墙的壮观景象而达到高潮,最后在坦克的后退和人们胜利的欢呼声中结 束。这不仅是人民群众用身躯同现代重型武器的力量较量,也是人们对当局采取军事手段对付学生而产生不满的一种发泄。我被这壮观的景象所激动,深刻体会到什 么是人民的力量。部队在多次撞击失败后,开始向群众发射催泪瓦斯弹。炸弹越过车墙落在人群中爆炸,随着催泪烟雾的弥漫,人们全都躲开了,这时坦克乘机开足 马力向车墙撞去,一声巨响,两辆无轨电车被撞得倾斜,车墙中间出现了一个约两米宽的口子。当坦克车往后退并准备再一次向前撞击时,上千学生和群众冲了过 去,硬是把倾斜的车辆又推了回去,封住了缺口,并用身躯顶住车辆,挡住了坦克的再一次冲击。于是双方的较量进入更紧张、更激烈的阶段,上千人随着催泪弹的 爆炸而散开,又随着烟雾的消失而汇聚,与坦克进行着搏斗,这惊心动魄的场面是在任何电影中见不到的,也是世界政治斗争史上所罕见的。

军队悍然开枪

突 然坦克发动机的马达声停了,这种突如其来的寂静还没使人反应过来,清脆的枪声划破了夜空。这时只见桥头的群众四散奔逃,仅仅十几秒钟,桥头及附近的马路 上已经看不见人了,人们全都躲进了公路两边的树丛中和建筑物后。近百名头带钢盔手持冲锋枪的军人从桥上人行道上走了过来,在桥头散开形成一个半圆形,并不 时地向前方盲目地射击着。接着上来两辆坦克,一字排开,同时撞击车墙,大约撞了三五下,就将车辆完全撞开,为部队前进打开了信道。也就在这时,桥上的无轨 电车不知什么原因着起火来,但因其已被坦克推到桥边上,对过桥的部队构不成威胁。这时大约是晚上十点四十分。

这支由三十八军为主组成的 西路第一梯队开始过桥,杀气腾腾地向城区推进。走在前面的是手持冲锋枪的士兵,他们边走边向前方及两侧开枪,为部队前进扫除障 碍。紧随其后的是由坦克、满载士兵的装甲车和卡车组成的浩浩荡荡的大军,车队两傍每隔几十米便有二三十名手持冲锋枪的步行士兵护行着,他们也不时地向两边 开着枪。每辆装甲车、坦克上方都有士兵探出半截身子,手持冲锋枪或机关枪不停地左顾右盼,偶尔地向可疑目标射击。枪声就像除夕之夜的鞭炮声那样密集,响彻 天空。这时没有任何人敢再在公路上阻挡军车,也许路边的群众已经有人中了枪弹,知道部队开了杀戒,他们只是躲在路边暗处高喊着「法西斯!法西斯!」但我们 这些在观望的人还蒙在鼓里,认为部队是在打橡皮子弹或一种没有弹头的演习弹(我在部队当兵时士兵们称之为空爆壳)来吓唬群众。这时有子弹打在路边的石阶 上,蹦出了火花,两个年青人为此发生了争论,一个说:「是橡皮子弹!」另一个反驳道:「橡皮子弹打在地上怎么会有火花,是真子弹!」我当时还插话说:「我 认为不会是真子弹,公路上一个人也没有,他们没必要真开枪,他们只需要打打演习弹吓唬吓唬就行了。」正因为在楼上观望的人太多和我一样想法,不相信部队会 开真枪,因此并没因为枪声大作而躲进屋里,特别是部长楼朝北的几十个公用大阳台,密密麻麻地站着几百人,因都穿著浅色上衣,在背后室内灯光的衬托下显得格 外注目。

部长楼遭殃

枪声越密集,楼下成千上万的群众反映越强烈,「打倒法西斯」的口号此伏彼起。那儿有口号,士兵就向 那儿射击。有几个士兵甚至离开公路向复兴医院前的一群喊 口号的年青人追了过去,边追边开枪,一直追到医院里,场面十分恐怖。突然,在我们所在的楼上有人高呼口号,只见士兵们立刻抬起枪口,向楼上扫射过来,首先 是无轨电车用的电缆被打断,闪出火花,接着子弹打在头上的水泥墙上,爆出火花并掉下水泥块,这时我们才大梦初醒,知道部队动了真枪,吓得全都蹲了下来。当 我再一次抬起身子向外看时,一个更为恐怖的场面出现在我眼前,士兵们正向部长楼扫射,阳台上数百人惊恐万状地跑回屋内,各家的灯就像听到了空袭警报似的, 一下子全关上了。整个木樨地陷入极度恐惧之中。据后来住在二十二号楼的朋友讲,住二十二、二十四号部长楼的数百老干部对部队向部长楼开枪十分不满,住在这 里的部分人大常委还对被枪击的情况作了调查统计,仅二十二号楼就有二十八户家里的窗户被子弹打破。有些人把打进屋里的子弹头作为证据交给了人大常委。

军人烧车,制造「暴乱」假象

部 队的任务是向天安门进军,有人喊口号并不影响部队的推进,更不存在威胁战士生命的问题,为什么要开枪?何况喊口号的人躲在暗处人群中,盲目向居民楼的方 向开枪,将会有多少无辜受到伤害,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这一切似乎没有人考虑。北京的群众只是从电视里看到在国外有的国家如以色列向投石头的巴勒斯坦人 民开枪,就已经十分残酷了,但还没看到向喊口号的群众开枪的国家,更没想到发生在中国。当时我的感觉是士兵们似乎得到某种命令,凡是没按戒严指挥部要求呆 在家里的,打死的都算暴徒,即使有人在家里被打死,最多也是个误伤致死,部队不承担任何责任。大约在十二点左右,部队已通过了一半,一辆军用吉普车突然在 二十五号楼和部长楼即二十二号之间停下,跳下三个干部,躲在车的一侧,不知什么原因,向二十五号楼疯狂射击。据我所知坐这种车的人至少是营团级干部,难道 他们也不懂得这种向居民楼开枪的严重后果吗!一些战士不但开枪,而且还烧车。一辆曾被当作路障的三二○路的公共汽车被坦克撞坏后停在二十号楼前路边上,当 部队快要过完时,几个步行经过该车的战士顺手将车点燃,以图造成发生暴乱的证据。事后一位住在木樨地二十号楼并亲眼目睹战士烧车的军队干部在和我谈起此事 时还非常气愤地说:「太不象话了,这不是在搞国会纵火案吗!」

大军过后,平民死伤枕藉

大约在凌晨一点多钟,浩浩荡荡的 部队全部通过了木樨地,密集的枪声转移到东边市区。到这时为止我仍然不知道楼下群众中有多大伤亡,因为在马路上看不到一具 尸体,而群众躲在路边绿化区的树丛里,那儿没有灯光,从楼上什么也看不到。但当部队通过后人们又涌到公路上时,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约有上千人抬着尸 体、扶着伤员从四面八方奔向复兴医院,这些伤亡者有的是用平板三轮车拉着,有的是几个人抬着,有的是用自行车驮着,有的是靠人扶着。这些在木樨地伤亡的群 众没有一个是阻挡军队时被击中的,也没有一个是像邓小平讲的是在战士生命遭到危害时不得已被迫还击造成的,他们都是躲在路边的无辜受害者。看到这种情景, 我跑下楼奔向复兴医院,想进去看看,但到了医院门口我却望而止步,到处是伤员,到处是血,到处是被愤怒、恐惧扭曲的面孔,到处是喊声、哭声和伤员痛苦的叫 声。这情景让我浑身发抖,心里充满悲愤。我实在看不下去,转身往回走,这时几个护送伤员的中年人从医院出来,对我讲,医院里全是伤员和尸体,急诊室里的血 能没脚脖子,那情景太惨了,你没进去看也好。

白衣天使震怒

回到公路上,那儿又是另一番情景:许多人在拣子弹壳,其中有 些是孩子。也许他们觉得很好奇,想带回去作个纪念。还有一些人把被坦克撞到路边的汽车、水泥墩 子又推到马路中间,再度筑起路障。不过这时人少多了,也许许多人被这屠杀的情景所震住,再也不敢有所行动;也许有些人在目睹了这一切后身心都十分疲劳,回 家休息了,但留下来的显然是一批不怕死的人。其中,又以一位复兴医院的女医务人员最为突出,她因被医院里的惨象所激怒,身着医院的白工作服跑到马路上,指 挥着数十人把那辆被军队烧坏的汽车又推到路中央。大概是轮胎烧坏的原因,车很难推动,她大声喊着:「一、二、三,一、二、三」,声音响彻夜空。

我 感到十分疲劳,心里也乱到极点,一夜之间人民军队在我心中的美好形象全打碎了,对共产党也失望到极点。我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到家里,才知家里的人一直为我 提心吊胆,看到我回来,才放下心来。木樨地所发生的一切他们都知道了,大家想说什么,可什么也说不出来。这一夜我始终无法入睡,除了开枪、死人的情景不断 在脑海中浮现外,就是担心天安门广场上学生的命运。

共产党让北京人尝尝子弹滋味

第二天早上六点,我拿着照相机想到复兴 医院拍几张相片,经过二十二号楼和二十四号楼之间时,看到有人正在介绍昨夜部长楼里有人被打死的情况。原来昨夜部队 向部长楼开枪时,有两个人在楼上被打死,多人被打伤。死者一个是住在二十四号楼八层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关山复的女婿,他当时去厨房喝水,把灯打开, 背对窗户倒水时被子弹击中头部身亡。关山复作为司法部门的最高负责人之一,十分有经验,他在确定女婿身亡后,并没把尸体立即送往医院,而是保护好现场,并 通知了有关部门,以证明其女婿是在家中被杀。后来听说,他第一个是给当时和他住同一楼的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家打电话,但家中无人接电话,原来李锡铭事先知 道部队要开枪后,全家躲到了安全的地方。另一个死者是住在二十二号楼十三层的中联部八十多岁的老副部长李初梨的保姆,当时李老想看看部队怎样挺进北京城, 让在他家照顾了他二十多年的六十五岁保姆陪他到阳台上去,李老坐着,保姆站在他身边,被子弹击中腹部流血过多身亡。有人还讲,在部长楼对面路北的一排居民 楼里死的人更多,其中一位妇女是国家计委的一个司机的夫人,在家中刚洗完澡从卫生间里出来,被从窗户外打进的子弹击中。有一个人插话说,北京人一辈子也没 见过这种场面,日本人进北京时只是在芦沟桥打了一仗,城里人没听见枪声;四九年北京又是和平解放,北京人也没见过开枪。这一下可好,共产党让北京的老百姓 长了见识,你们到复兴医院看看,停尸间的尸体都摆满了,许多尸体不得不摆在外面的自行车棚里。听到这种情况,我立即向医院走去。

医生护士一边抢救一边哭

医 院门口贴着两个通告,一个显然是昨天晚上抢救伤员时贴上的,大意是凡是脑部受伤的一律不接受,因本院没有脑外科大夫,请将伤员送到附近的铁路医院或海军 总医院。另一个则像是早上贴出来的,上有死亡者的姓名、性别,因医院无处停放尸体,天气又热,尸体无法保存,医院将在几天后将尸体送去火化,希望家属单位 尽快来认领。在死者名单上,许多人只有性别,没有姓名,看出来这些人送来时已经死亡,而送他们来的人又不认识他们。我数了数,名单上一共有四十三个死者, 其中女性约占四分之一。一个年青人看我有照相机,知道我想拍照,告诉我医院不让进,因为上级有令,任何人不得进入医院采访,但自行车棚因在医院外,医院管 不了,那儿有许多尸体。我来到自行车棚前,门口有人守着,只让认尸体的人进,但可以从门外看到里面的情景。地上摆着十几具尸体,全用白布单罩着,有几个寻 找失踪亲人的人正在查看尸体。一个医生看见我在照相,走了过来,她不想阻止我,也不想了解我是干什么的。她看出我是同情死者的,想把憋了一夜的想法和我谈 谈。她详细讲了头天晚上抢救的情景。她说,医院并不知道部队会采取这样的行动,因此和往常一样,各科只有一个医生值班,整个医院没有多少医生护士。当伤员 像潮水般地被送进来时,医院完全束手无策。一夜之间有三百八十多个重伤员被送了进来,比当时的医生护士多十几倍,所有的手术台包括产房的接生台都用来抢救 伤员,所有的手术包全用完,没有办法,只能简单地消消毒再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血浆,医院的血浆全部用完,给血库打电话要血浆,血库的回答是送血浆的车过 不来,到处是部队,见到在路上跑的车就开枪。所有的医生护士都是一边抢救一边哭,当他们看到许多年青人送来时还是活着,仅仅因为没有血浆而最后死在手术台 上时,他们的心都碎了。她讲她从医这么多年,从来没见到这么惨的情景,整个晚上,眼泪都哭干了。据她所知,送到复兴医院的伤员只是从木樨地桥以东到礼士路 这大约一公里范围里的伤员,木樨地桥以西的被送到铁路医院,礼士路以东复兴门立交桥一带的伤员被送到儿童医院,再往东的送到邮电医院,天安门一带的送往协 和医院、北京医院、北大医院,全市有四十多所医院被送进伤亡者。

天安门广场伤亡真相

后来我又接触到其它医院的医务工作 者,了解到更多的情况。儿童医院的一位参与抢救的护士长告诉我说,那天晚上她正在值班,部队开枪时她还出来看了看,当时 部队正从复兴门立交桥上通过,群众都躲到立交桥下的西二环路上。部队一边向东推进,一边从立交桥上向二环路上的群众开枪,医院很快就被送来的伤员塞满了, 急诊室的血也是没了脚脖子。儿童医院的病床和手术台尺寸都比较小,但当时也只能在这个条件下进行抢救。开始他们还对送来的伤员逐一进行登记,以便以后向本 人或所在单位收取费用,但到了十二点时,电台播出了中央告全国人民书,指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他们立即意识到这个定性将使所有的受伤者有受到迫害的可能 性,马上决定将名单撕掉,保护伤员。儿童医院主要抢救的是从礼士路到复兴门立交桥这一段的受伤者,仅仅三四百米的范围,送来的伤员达二三百人,死亡者达二 十多人。北大医院的一位五十多岁的医生对我说,部队开枪后在天安门广场上抢救伤员的急救车和医务人员最多的是北大医院和协和医院的,一是从学生绝食时起他 们就在天安门广场设立了医疗站,一直没撤;二是这两个医院离天安门广场较近。开始抢救时,急救车连伤员带尸体一起运走,后来因为伤员太多,便决定凡是已经 死亡的,一律不再搬上急救车。她讲天安门金水桥前、天安门广场上旗杆一带和历史博物馆前都有他们无法带走的尸体。讲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只能骗当时不在场 的中国老百姓和外国人。后来部队陆续到达,将天安门广场封锁起来,将急救车拦住,不许将伤员送出。当时气氛十分紧张,医生们向部队反复宣传、交涉,作为红 十字组织的人员,他们有责任抢救任何伤员。而战士却说这些受伤者都是暴徒,不能带走,有的甚至企图向插着红十字旗的急救车开枪。眼看就要发生血案,一位随 军女医生跑来,厉声制止住战士,她高喊着:「不能向红十字人员开枪!就是在战场上红十字人员抢救敌人伤员,也不准开枪。你们可以检查车,只要里面是伤员, 就应当放他们过去。」这才解救了他们。这位老医生讲,她从医这么多年,从来没想到救死扶伤的医务人员在执行任务时会遇到这种待遇。有些军人素质太差,连起 码的常识都不懂。四点前退缩到烈士碑周围的学生全都撤走了,而却有二三十个医务人员及急救车里的一些伤员被扣在天安门广场,也许他们看到的太多,知道了一 些上面不想让人民知道的情况。他们一度被集中在历史博物馆前,直到七点才被允许离开。她还告诉我,据她后来从有关人士那儿了解到,在所有参加抢救的医院 中,协和医院的尸体最多,达一百多具,主要都是从天安门广场到王府井这不到一公里范围里被打死的。我又从其它方面得知,部队在天安门广场地区盲目开枪,除 了造成围观的群众大量伤亡外,还使一些夹在人群中执行任务的医务人员、安全部门和部队的便衣人员被误伤至死,引起有关方面的强烈反应。这在陈希同后来的一 次讲话中得到证实,他对因执行任务而被误伤至死的人员表示哀悼,并对其家属表示慰问。

凶手埋尸灭迹

另一位朋友告诉我的 情况不但说明部队在天安门广场打死了人,而且埋尸灭证。他说部队控制天安门广场后,首先是处理尸体。他们担心尸体如送往医院或火葬场, 外界盛传天安门广场打死了人将得到证实,于是决定就地埋葬。这个鲜为人知的情况使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知道。他认识当时中国政坛上的大红人丁关根的小姨子, 其儿子也就是丁的外甥,是个高中生,六月四日凌晨听到部队开枪后跑到天安门广场,结果再也没回来。以后几天家长、亲属跑遍了全市参与抢救的四十多所医院, 检查了所有的尸体、伤员,都没发现其儿子的踪迹,于是向北京公安局报了失踪案。因是大人物的亲属失踪,北京市十分重视。十几天后公安局通知家长到一所医院 认尸,这才找到了失踪的儿子。原来尸体是从天安门广场西侧人大会堂对面的二十八中门前的花坛中挖出来的。邓小平六月九日对参与北京平暴的军队师以上干部讲 话后,北京的混乱局面得到了控制,二十八中的教职员工和学生又能回到位于天安门区域的学校上课。不久学生们发现学校门前的花坛里散发出一股臭味,往下一挖 发现了许多尸体,学校立即向公安局报了案。公安局发现尸体中有一具穿著军裤,首先怀疑是失踪的军人,将这具尸体送到某医院停尸间并通知戒严指挥部让各部队 来认领,结果不是军人。这时公安局想起丁的外甥也是穿著军裤失踪的,便通知其父母来认尸。我的朋友讲正因为诸多特殊因素,这个埋尸事件才被外人所知,如果 该尸体不是穿军裤,或不是大人物的亲属失踪,公安局早就把这具尸体与其它被挖出来的尸体一齐秘密火化了。至于部队在天安门广场一带到底私下处理了多少尸 体,也许只能在「六四」平反后才能真相大白。

二十八军抗命哗变

六月四日凌晨七点左右,西路第二梯队的二十八军风尘仆仆 地来到木樨地桥,又被群众重新设立的路障挡住了。虽然三十八军推进时打死打伤那么多人,但还是有许 多不怕死的学生、群众将后到的二十八军围住,向他们痛诉「二十七军」(当时国内外都把三十八军当成二十七军)的暴行。二十八军的战士干部都不相信群众描述 的情景,他们讲军队绝不会向人民群众开枪。于是一些年轻人跑到复兴医院,高喊着:「要血衣,要血衣,二十八军不相信军队会向群众开枪。」这时我正在复兴医 院和那位医生交谈着,看见这些年轻人很快从医院里拿出血衣给二十八军送去。血的事实立即震撼了整个二十八军,导致军心混乱,许多战士气愤地撕掉领章,扯下 帽徽,有的甚至把枪扔到河里。靠近木樨地桥的约有七八十辆车的军人全都下了车,弃车而不顾,整个部队几乎失去控制。约十点左右,有人开始烧军车,军人们不 但不制止,有人还告诉烧车者如何才能将装甲车点燃,一时火光熊熊,浓烟冲天,约有七十四辆军车其中包括三十一辆装甲车、两辆通讯车全部烧毁。中午十二点半 左右,一架直升机飞到木樨地二十八军的上空,用高音喇叭反复传达军委命令:「军委首长有令,军队不能受阻,受阻坚决还击!」这实际上是在公开下达开枪的命 令。一时间整个木樨地地区再度紧张起来。但二十八军始终没有执行军委的命令,相反,有一个战士开着装甲车,用高射机枪向直升机扫射,将直升机打跑。部队不 执行命令反而向军委的飞机开枪,这意味着部队实际上发生了哗变。我立即跑回家对家里人讲,看来中央对部分军队失去控制,弄不好部队之间还要打起来。到了下 午五点,二十八军不但没往前推进一步,反尔全部撤走了(有一部分撤到了军事博物馆)。后来听在军队工作的一位朋友讲,二十八军的团以上的干部全部被逮捕, 关在军队监狱里,包括一些军师级干部不但带上了手铐,而且带着脚镣。除了二十八军外,还有一些部队包括一些属于第一梯队的部队也有抗命的,如从北边方向来 的一支部队在颐和园后的青龙桥被当地的群众拦住,部队也是没有执行开枪的命令即撤走了。六月四日晚上,北京南边传来了隆隆炮声,我们全都跑到南边的阳台 上,什么也看不见,但炮声是确实的。后来传来各种消息,讲在南宛机场有两支部队打起来了,但无法得到证实。当时从国家领导人到老百姓,个个人心惶惶,不知 还要发生什么事情。

「六四」之后继续疯狂滥杀无辜

由于部分部队没有执行军委向围堵的群众开枪的命令,未能接应上已进入 天安门广场的三十八军、二十七军﹝先通过地下信道进入人大会堂待命,等三十八军占领天 安门广场后出来参与清场﹞等部队,使在天安门广场的部队一度成为失去后援的孤军,缺水少粮,并使一些部队之间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六月五日、六日两天,占 据天安门广场的部队每天派坦克、装甲车队从东向西进行示威,经过木樨地一直开到军事博物馆,边行进边向两边开枪。当时传来的消息是坦克主要是向驻守在军事 博物馆的抗命的二十八军示威。但沿途的老百姓却倒了霉,部队的盲目开枪不断造成群众新的伤亡。六日那天我正在复兴医院门口,亲眼目睹坦克车上的一个军人向 一名吓得从路边往对面二十三号楼跑的十三岁的男孩开枪并将他击倒在地。一些成年人向军人打手势,请求军人允许他们过去救这个孩子,但遭到军人的拒绝。面对 着枪口和杀红了眼的士兵,无人敢往前走一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男孩子在地上痛苦地挣扎。直到坦克完全过去后,人们才跑了过去,抱起这个孩子向医院奔 来。同时住在部长楼的一位中年人抱着在屋里被打伤的女儿也向医院跑来,许多关心这两个孩子命运的人也跟着跑了过来。看到天真可爱的孩子被军队无辜射杀,我 极为愤怒,「六四」 都过去两天了,部队还随便开枪杀人,简直无法无天到了极点,难道这就是人民的军队?正好有两个外国记者带着摄影机在木樨地一带采访,也随着人群来到了医 院,在门口被医院工作人员挡住,告之北京市政府有规定,不准记者到医院采访。这时门口已聚集了上百人,人们把无法向军队发泄的愤怒全发泄到这几个医院工作 人员头上,一边高呼着:「让记者进去!让记者进去!」一边从后面推着这两个外国记者硬是挤了进去。看到这种情景,我心中感到十分悲哀,中国人民什么时候才 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面对滥杀无辜的军队,人们愤怒而又无奈,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这些外国记者身上,希望他们能把北京发生的事情展现在全世界面前,让世界 舆论的压力迫使中国政府尽快结束这场屠杀。

杀害铁路总调度,杀害外国人

这支坦克部队过了木樨地桥后,继续向路两边的建 筑物开枪,结果闯了大祸,将在木樨地铁道部办公室坚持上班的铁道部总调度打死,震动了中央高层。当时北京的 情况是部队进城后,因为人们的安全无保证,所有的公共汽车和出租车基本上停驶,大部分单位都不上班,只有铁道部的职工坚持上班。中国的铁路是中央直管系 统,铁道部如果不上班,全国铁道将陷于瘫痪,因此国务院下了命令,铁道部必须上班。铁道部的职工在公共交通不通,部队随意开枪的情况下上班本来就有一定危 险,但没想到在办公室里上班还有杀身大祸,激起全体职工强烈不满。铁道部长李森茂当即给国务院秘书长罗干打了电话,质问:今天都几号了,部队还随意开枪! 罗干立即与杨尚昆通了电话,通报了部队随意开枪打死人的情况,使军委不得不作出决定,将占领天安门广场有功但杀人杀得眼红的部队调出广场,换上其它部队, 以使北京的局势尽快稳定下来。但这支部队并不就此罢休,七日早上从天安门广场撤出途中,又在建国门向外交公寓随便开枪,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六七」事件,一 时造成驻京外国人大逃亡。

欺骗群众,编导「拥军」镜头

部队进城三天了,与北京市民一直处于对抗状态,电视新闻里也没有 任何群众拥护、欢迎的镜头,而这时全国许多城市暴发了反对军队开枪、声援北京学生的游行, 国际上的反应更为强烈。为了扭转这个局面,欺骗舆论,部队选中群众因伤亡大而极为不满并在国内国际有影响的木樨地地区,导演了一场愚弄群众的丑剧。六日下 午,当木樨地的群众正在为上午部队滥杀无辜而极为愤怒时,从西边开过来许多军车、坦克,停在木樨地桥西,其中两辆坦克车和一辆军用汽车驶过木樨地桥,几个 军人走下来,向怀有戒心的路边群众宣传,他们是「三十八军」的,现在来清理路障,把被烧坏的二十八军的车辆拖到军事博物馆,晚上准备打进天安门广场,解决 「二十七军」的问题。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从六月三日晚到六日上午,在木樨地一带开枪的是二十七军的部队,外电也是这么报道的,因此对二十七军恨极了,而三 十八军军长抗命的消息也传遍了北京城,人们对三十八军充满好感。现在一听说「三十八军要来对付二十七军」,无不欢欣鼓舞,人们立即把军人围住,同他们热烈 拥抱、握手。我当时也带着孩子跑了过去,同这些军人握手。有的老人向军人痛诉「二十七军」的暴行,要求「三十八军」一定为死难者报仇。一位住在二十四号部 长楼的年青人将一盘录像带交给一位军人,告诉军人这是他六月三日晚上录下的「二十七军」在木樨地开枪的录像,作为「二十七军」的罪证。一些年青人还爬上坦 克,挥手热烈欢呼。几天了,人们从来没见到这么可亲的军人,大家感到有了希望,许多人主动帮助部队将路障清除掉,为部队进城创造条件,那种热烈的场面真是 叫人感动。这时一位站在后面军车上的手持摄像的军人将这个激动人心的场面拍了下来。这天夜里,几乎所有住在木樨地区的人都十分兴奋,大家都在等待「三十八 军」挺进天安门时刻的到来。但一夜静静地过去了,没有任何动静,到了早上七点左右,有部队从天安门方向撤了出来,但没见有部队从西边进去。一直到晚上七点 电视新闻里播出木樨地的群众热烈欢迎军队进城平暴的新闻后,我们才知道上了当。有的人一边看新闻一边骂:「为了骗取群众的拥护,不惜编造出三十八军要打二 十七军的谎言,没想到政府、军队都已堕落到这个地步!」这是北京的第一条拥军新闻,又是发生在木樨地,在当时确实影响很大。

大屠杀后的大搜捕

部 队控制北京后,立即开始全市大搜捕。当时抓人主要是三个渠道,一是靠举报,戒严指挥部设了专门的举报电话。那时抓人根本不经过司法部门,也不按司法程序 办,凡是被举报的,部队也不作调查,不管三七二十一,抓来先打一顿,有的被活活打死。在这种情况下,抓人处于十分混乱的状况。有人为了报私仇,编造假话将 仇人举报,结果使仇人被打得死去活来。我姐姐的一个邻居,是位妇女,「六四」 期间根本没上街,不知得罪了谁,被人举报了,被部队抓去打得面目全非,后因证据不足放了出来。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们工厂一个车间主任是个铁杆拥军派, 主张对学生采取强硬手段,对车间里参加支持学生的游行的年青工人,不但经常训斥他们,而且扣发他们的奖金并威胁他们说要向部队举报他们。这几个年青人决定 先下手为强,打电话将这个车间主任先举报了,部队立即将他抓走了。厂领导得知后十分吃惊,立即到部队去讲情,说他是全厂表现最好的干部,绝不可能上街向军 队扔石头。但已经晚了,这个干部被部队打成严重内伤,回家后在家休养了很长时间没有上班,情绪极为低落,对部队由拥护变为反感。

伟大的良心──医院里反搜捕的斗争

部 队抓人的另一个渠道是到各医院去抓伤员,他们认为凡是受枪伤的,那天一定在街上阻挡军队,都列为暴徒。但各医院不这么看,他们认为受伤的都是无辜者,于 是许多医院都千方百计地保护伤员,一场惊心动魄的搜捕与反搜捕在各医院展开。我的一位朋友是邮电医院的医生,她生动地向我描述了医院保护伤员的情景。他们 医院住有二十多个重伤员,当部队拿着戒严指挥部的命令来搜查时,医院一方面派人把他们堵在门口,同他们周旋,讲医院只能根据市政府的命令行事,请部队与市 政府联系;一方面立即通知各科病房将伤员尽快转移走。当时的气氛十分紧张,但无论是医生护士,还是病房里的非伤员病人,大家齐心协力,扶的扶,背的背,将 伤员从病房楼后窗运出,送出后门,没有一个人向部队告发。当部队通过电话与市政府联系上并让市政府办公室通知医院让部队进去搜查时,伤员已经全部转移完, 使部队扑了个空。我的朋友告诉我,每当她和其它坚持的同行们聊起此事时,大家都觉得特别痛快。但被送进部队医院抢救的伤员命运就不太好了,许多人被抓走 了。部队抓人的再一个渠道是把所有的冲洗胶卷的店铺、摊位控制住,因为当时照像的人很多,胶卷里的有关镜头成了部队抓人的依据。凡是胶卷中有有关﹁六四﹂ 镜头的,一律没收,来取胶卷的人则被带走审查。在木樨地一个冲洗胶卷的商店门前,我亲眼目睹两个来取胶卷的年青人被部队带走。

孩子心灵的创伤

部 队的血腥暴行在孩子们的心灵上也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我的孩子当时只有十一岁,上小学五年级,她当时和我们一起目睹了解放军射杀无辜的情况。六月六日,她 坚持要去上学,我把她送到学校,但不久就回来了。她说学校停课,老师叮嘱他们一定要远离当兵的,说早上教师上班来学校时,亲眼目睹几个中学生骑车经过持枪 的士兵身傍,因高呼「人民的军队不能对人民开枪」而遭到枪杀。在戒严撤销前每天晚饭后我们在外散步时,只要看到有士兵巡逻过来,她马上拉我躲得远远的,对 解放军充满恐惧。那时我们散步时我经常数公寓楼墙上的弹孔,每当这时,她就悄悄对我讲,别数了,小心有人举报你,把你抓起来。她幼小的心灵始终笼罩在恐怖 中。她到美国后,还曾做过恶梦,一个解放军持枪追她,当她跑到木樨地机械部汽车工业局门前时,士兵开了枪,打中了她的后脚跟,使她从梦中惊醒。

到底是谁下令开枪?

六 四血案不但使人民群众的心上蒙上了阴影,也成为进京执行任务的所有部队的精神负担。「六四」以后,被开枪后果所震撼的中央高层,无人愿承担开枪的责任。 军内流传的消息是,当有人问到主持军委工作的杨尚昆为什么部队会开枪时,杨的答复是他也不知道,他当时正在人大会堂,听到枪响后也感到突然。对开枪持保留 态度的张震曾质问过杨白冰到底是谁下令开的枪,杨的回答是他只是执行命令。张震为此一状告到邓小平那儿,指杨氏兄弟把开枪的责任推给了邓,据讲这也是邓下 决心把杨氏兄弟换马的原因之一。在北京高干子弟中盛传的消息还有徐、聂两位老帅和陈云去世前,都曾要求邓小平讲清楚到底是谁下令开的枪,看来他们都不愿沾 这个「历史功绩」的光。

军队背上的沉重包袱

上面不愿承担责任,并派人到部队调查了解开枪的情况,使执行任务的部队受到 了很大的压力。大批无辜群众的伤亡及国内外的强烈反响使军队视开枪为耻辱,纷纷 像避「瘟疫」一样回避开枪问题。「六四」后北京市政府及中央各部门曾组织群众去慰问在北京担任戒严任务的部队。据参加慰问的人讲,不管是哪个部队,在与慰 问的群众交谈时,都一再声明他们没有向群众开枪。「六四」时受到国内外一致谴责的二十七军,实际上是替三十八军背了黑锅。二十七军回到驻地石家庄后,受到 当地群众极大的压力。军队干部的家属,凡在地方工作的,都受到单位同事指责,他们的子女上学时受到其它学生的围攻,菜店拒绝卖菜给他们,粮店拒绝卖粮给他 们。这种压力使二十七军的全体将士无法忍受,他们强烈要求军首长能出面澄清事实,还他们一个清白。

下边互相推诿,上边不敢负责

在 军内外的强大压力下,二十七军不得不以军党委的名义给河北省委、省政府写了一封信,要求他们转告河北省的父老兄弟姐妹们,二十七军这次去北京执行任务, 没有向首都人民开一枪。省委、省政府将此信转发到各级政府去做群众的工作,才使二十七军的逆境得到改进。这件事充分说明,开枪不光是在首都不得人心,在全 国其它地区也同样是不得人心。一九九一年我到河北出差时,在省机关工作的朋友讲到这件事时,很为石家庄及河北的群众而自豪。二十七军的做法使也驻守在河北 省的三十八军被将了一军,三十八军若不公开表态,等于承认自己开了枪。三十八军一怒之下状告到中央军委,指责二十七军既然是到首都平息暴乱,为什么视开枪 为大逆不道而要去澄清什么事实。这种不请示军委擅自给地方写信的做法不但违背军纪,而且与中央在「六四」问题上不保持一致。三十八军这一状实际上是要求军 委对开枪的问题表态。但没想到军委的表态十分模糊:「开枪不一定不对,不开枪也不一定对,以后这件事不要再提了。」这种不是理直气壮肯定开枪的答复,显然 表明中央军委不愿承担开枪的责任。那么开枪打死无辜群众最多并在「平暴」中立下赫赫战功的三十八军,是否敢承认自己开枪并承担这个历史的责任呢,答案是否 定的。我的一个朋友事后去看望当时以代军长名义率三十八军进京镇压的后任军长张美远时,张的情绪十分不好,讲部队内对中央屡调他们进京对付群众很不满,他 本人也产生了退下来回南方老家的思想。当我的朋友问三十八军到底开枪没开枪时,张一口否认开枪。张讲部队是用石头打退暴徒而挺进到天安门广场的。

可耻的「平暴」业绩

至 于那些当年被授予「共和国卫士」称号和立功授奖的军人们,尽管在一九八九年风光一时,但以后这些功绩却成了巨大的精神负担。一九九○年初,解放军总政治 部向中央打报告,拟在「六四」一周年之际,开展大规模的庆祝活动,深入广泛地宣传「平暴」的伟大历史意义,以教育人民,回击国际上的「反华浪潮」。当报告 送到当时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李瑞环那儿时,被否定了。当时的军委秘书长兼总政主任杨白冰曾质问李瑞环为什么不批准,李讲是邓的意见。从那以后,这个曾被高 度评价为「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挽救了社会主义」的「平暴」业绩,就从中国的宣传舞台上消失了,而在每年两度的「八一」、「春节」拥军优属 活动中,也再没有人提及要去慰问那些在「平暴」中曾被授予「共和国卫士」的军人及家属。许多曾在北京执行过戒严任务的官兵在复员转业前,纷纷要求从档案中 拿掉「平暴的业绩」,担心到了地方工作会受到歧视,更不愿终身及让子孙后代背这历史的黑锅。谁也没有想到,不到一年的时间,曾被大颂特颂的「平暴」业绩竟 成为人们唯恐沾边的秽迹。

原三十八军军长徐先勤因抗命军队武装进京而受到军法处置,在法庭上他拒不认罪,铁铮铮地扔下一句话:「不是历 史的功臣,就是历史的罪人!」据讲这句话在军 中反响很大,对邓小平、杨尚昆有极大的震动。既然没有人愿当「平暴」的功臣,这实际上已把开枪的责任者摆在了历史罪人的位置上。

「六四」结论自有人作!

一 九九八年,我又回到了久别的木樨地。一切都显得那么陌生,又那么熟悉。新建的木樨地立交桥使这条大街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路两边的高层公寓仍然如旧。我漫 步在大街上,极力想在这发生巨大变化的故地找到那历史事件的遗迹。首先极为醒目地出现在我眼前的是木樨地地铁站出口处地铁标志上的弹孔,不知什么原因,在 中国政府极力掩盖事实真相的情况下,这块有弹孔的标志却保留了下来。接着我又在当年和女儿数弹孔的公寓楼墙上,找到了枪弹留下的痕迹。「六四」过后,政府 当局为了掩盖部队向路边居民和居民楼开枪的事实,组织工人将居民楼墙面上的弹孔用水泥抹上,但不料弄巧成拙,因为用的水泥的颜色与墙体的颜色不一样,这种 涂抹反而构成了明显的标志,成了历史事件的铁证。

站在这历史铁证面前,我思绪万千。中国领导人一再向全世界宣称,中国早已对「六四」事 件作出了历史的结论。但他们不知是忘记了还是故意回避这样的一个事 实,即客观的历史结论从来不是由统治者在当时作出的,而是由后世作出的。仅就本世纪发生的类似事件如匈牙利事件、捷克的布拉格事件、南韩的光州事件和台湾 的「二‧二八」事件来讲,尽管当时的统治者都作了类似现在对「六四」相同的结论,并对武装镇压找到了共同的借口,有的甚至还写进了历史教科书,但是最后都 站不住脚,这是当时的统治者所始料不及的。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我认为这句话同样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上关心中国 的人们对「六四」事件的心声。
前言
發生在20年前的八九民主運動和中國政府下令進行的六四大屠殺,是中國當代史上不容迴避和抹殺不了的重大事件。
六四大屠殺和隨後進行的大抓捕、大清查,製造了數以萬計的六四受害者,他們是:倒在血泊中的六四死難者、身中槍彈的六四傷殘者、六四死難者和重殘者家屬、被判刑或勞教的六四良心犯及受到其它政治迫害的六四人士。
在八九民運和六四屠殺20週年之 際,為了有助於中國民間和國際社會恢復歷史真相、重建歷史記憶、尋求歷史公正,本報告將對六四受害者當年的蒙難和20年來的艱辛歷程給出一個基本的描述, 對造成六四受害者的制度因素進行必要的分析,並對如何改變他們的生存狀況提出相應的建言。
一、六四大屠殺:官方血腥鎮壓八九民主運動
1989年4月15日到6月3日,爆發於首都北京、波及全國所有大中城市的民眾自發的和平抗議和理性施壓運動,是一場規模空前、波瀾壯闊的爭自由、要民主的運動。在這場偉大的運動中,民眾行使自己的言論自由權、出版自由權、結社自由權和集會遊行示威權,提出了重新評價胡耀邦的是非功過、加快政治民主化改革、製訂《新聞法》和《官員財產申報法》、要求軍隊國家化、及反腐敗反官倒等基本訴求。這些基本訴求鮮明地體現了站在歷史的正確方面的中國民眾對自由和尊嚴的渴求,對人類主流文明和普世價值的首肯和認同。
面對波瀾壯闊的八九民主運動,站在歷史的錯誤方面、拒絕政治民主化變革的中國官方,竟冒天下之大不韙,悍然動用全副武裝的軍隊,用坦克和機槍對付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在眾目睽睽之下,一手製造了慘絕人寰的六四大屠殺事件。
在血腥的六三之夜和六四黎明,荷槍實彈的戒嚴部隊在北京的大馬路上和小胡同裡,向學生和民眾開火,將一個個鮮活的生命淹於無盡的血泊之中。
6月3日晚9點多鐘,罪惡的槍聲在復興路永定路口響起,北京農民、年僅22歲的郭某應聲倒地,中彈身亡。10點多鐘,航天部二院工人宋曉明在五棵松路口大腿中彈,送301醫院搶救無效於6月4日凌晨死亡。差不多同一時間,軍事醫學科學院儀器廠技工李振英在301醫院北門口前胸中彈,一小時後死於301醫院。稍後,待業青年軋愛國在公主墳附近頭部中彈,很快死於301醫院。
在軍隊大開殺戒的木樨地,年僅17歲的人大附中高二學生蔣捷連胸部飲彈,喋血長街;電子工業部自動化研究所工程師袁力嚥部中彈,鮮血染透衣褲;中科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助研郝致京左胸中彈,不幸遇難;北京東風電視機廠工人吳向東頸部中彈,不治身亡;北京市五十七中高三學生葉偉航身中三彈,慘遭殺害;軍隊離休幹部杜東旭的妻子馬承芬右下腹中彈,血流如注,氣絕身亡。
在復興門立交橋附近,北京順城根小學三年級學生、9歲的呂鵬胸部中彈,當場死亡。在民族宮附近,清華大學化工系應屆畢業生段昌隆被小口徑手槍近距離射殺﹗在西單,國貿中心外事服務專業學校畢業生張瑾於6月4日凌晨零點10分頭部中彈,命喪黃泉。在六部口,待業青年趙龍左胸連中三槍,倒地身亡。在南長街南口,北京市月壇中學高二學生王楠頭部中彈,因戒嚴部隊不準救護隊搶救而夭亡。
在天安門廣場,中國人民大學雙學位應屆畢業生程仁興於國旗旗桿下腹部中彈,送往醫院未能及時救治而身亡;北京農業大學碩士研究生戴金平在毛澤東紀念堂附近被戒嚴部隊槍殺;天津師範大學中文系87級本科生李浩成在廣場東南角身中兩彈,送同仁醫院搶救無效而亡。
在東長安街公安部前,中國國際貿促會職員楊明湖腹部飲彈,於6月6日亡於同仁醫院。在東長安街正義路口,中國體育報編輯部電腦室職員楊燕聲腹部中彈,送往醫院後不治身亡……
6月3日子夜剛過,北京服裝學院教 師張志強在西單附近右腿中彈,被人送往宣武醫院進行清創手術。之後到1991年,前後共接受了五次手術。張志強說:“至今,我的大腿還帶著鋼板,右腳沒有 知覺,無力,不能蹲,不能跑,不能跳,走路時一不小心就摔倒,給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帶來極大的不便。”6月4日凌晨1點多,北京市城建六公司油工齊志勇在西 絨線胡同被沖鋒槍子彈擊中雙腿,隨後被人相繼送到市第二醫院、市急救中心和宣武醫院,於早晨5點多鐘接受手術,保住了生命。1989年6月13日和7月 16日,齊的左腿進行了兩次高位截肢。從6月3日夜到6月4日,僅在張志強、齊志勇就醫的宣武醫院一家,就收治了273名六四傷殘者。
6月4日早晨6點多,一輛瘋狂的坦克在六部口將北京體育學院應屆畢業生方政的雙腿碾壓,導致他的右大腿上部三分之一處高位截肢,左腿膝下5厘米處截肢。正是這同一輛發瘋的坦克,將北京鋼鐵學院博士生林仁富、北京鋼鐵學院管理系85級本科生田道民、中國青年政治學院86級本科生董曉軍王培文活活碾壓至死;並將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蘇文魁、趙國慶、錢奕新、單連軍碾傷,將北京鋼鐵學院碩士生王寬寶的骨盆碾碎,將北京某民營公司職員劉華的右臂碾碎,將北京某大學的一位女學生的一條大腿碾成粉碎性骨折。
慘無人道的大屠殺並沒有止於6月4日。6月5日凌晨,北京廣播學院新聞採編專業應屆畢業生錢輝在學校門外突遭坦克機槍掃射,身中兩彈,很快死去。6月5日早上6點40分左右,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駐京辦事處工作人員彭軍在朝陽區東大橋附近身中兩彈,送朝陽醫院搶救無效死亡。6月5日上午,北京某廠31歲女職工下夜班,在五棵松附近被裝甲車活活撞死。
6月6日深夜,復興門外大街南禮士路路口,中國建築技術研究中心《村鎮建設》雜誌編輯安基身中兩彈,其中一彈從後背斜穿胸部,於6月7日凌晨4點左右死於兒童醫院;北京第一機床廠工人楊子平胸部中彈,送復興醫院搶救無效死亡;華北物資站職工王爭勝中彈後被送往復興醫院,6月7日晨停止呼吸;楊子平的哥哥楊子明左腿連中兩彈,送復興醫院做第一次手術,同年10月在北大醫院做第二次手術,落下終身殘疾。王爭勝的哥哥王爭強腹部中彈,送復興醫院搶救保住了生命。
時任解放軍總醫院外科主任的蔣彥永醫生在他的“為六四正名”的信中披露,從6月3日夜到6月4日,他所在醫院共收治了89位傷員,其中7人不治身亡。六四死難者趙龍的母親蘇冰嫻在1999年1月19日提交的証詞中說:在人民醫院,門口貼出了140位死者的名單,但沒有趙龍的名字。在天安門母親於2008年2月製作的“六四天安門慘案死難者死亡醫院示意圖”上,她們標出了上述140位死難者中的4位:奚桂如、石巖曹振平蘇欣,其餘136位死難者家屬尚有待尋訪。六四死難者袁力的父母在“回眸六四20週年”一文中說:為了尋找袁力屍體,找遍了北京43家醫院太平間,半個月間親眼所見屍體達450具以上。在八寶山向袁力遺體告別時,見到滿滿一卡車用黑色塑料袋包著的屍體,老遠就臭氣熏天,可見醫院太平間外的屍體又不知有多少﹗1989年6月4日,北京紅十字會經初步統計披露的死者數字,為2600人左右。而六四傷殘者的數字,相信當是這個數字的8至10倍。
1989年6月4日凌晨,北京國際廣播電台播音員李丹用英語向全世界報導了戒嚴部隊屠殺民眾的暴行。她說:
“這裡是北京國際廣播電台。請記住1989年6月3日這一天,在中國的首都北京發生了最駭人聽聞的悲劇。
“成千上萬的群眾,其中大多是無辜的市民,被強行入城的全副武裝的士兵殺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們國際廣播電台的工作人員。
“士兵駕駛著坦克、裝甲車,用機關槍向無數試圖阻攔裝甲車的市民和學生掃射。即使在坦克打開通路後,士兵們仍繼續不分青紅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開槍射擊。目擊者說,有些裝甲車甚至軋死那些面對反抗的群眾而猶豫不前的步兵。
“北京國際廣播電台英語部深深地哀悼在這次悲劇中死難的人們,並且向我們所有的聽眾呼籲:和我們一起來譴責這種無恥地踐踏人權及最野蠻地鎮壓人民的行徑。
“鑒於目前北京這種不尋常的形勢,我們沒有其它新聞可以告訴你們。我們懇請聽眾諒解,並感謝你們在這最沉痛的時刻收聽我們的廣播。”
1989年6月4日上午,當代中國著名的翻譯家楊憲益在接受英國BBC廣播公司記者採訪時說:
“這是中國現代史上最可恥的事﹗這 樣的血腥屠殺過去的任何反動政府都沒有幹過,北洋軍閥、國民黨政府都沒有殺過那麼多手無寸鐵的無辜百姓;甚至連日本侵略者在佔領北京的時候也沒有幹過這種 事﹗很多人都親眼目睹了這場殺戮。見証人看到一個7歲的小女孩在人民大會堂外被槍殺;還看見女學生的眼睛被子彈打穿;有的人被打掉一半臉;學生並非在抵 抗,他們只是手挽著手地企圖擋住軍隊的推進,但是士兵就用機槍胡亂掃射。學生走開的時候,軍隊還從後面追著向他們開槍。
“這些解放軍是鄧小平和楊尚昆的個人軍隊。這些人和人民解放軍沒有什麼關系。這些軍人也是一些無辜的人。責任應由為首的鄧小平、楊尚昆和李鵬來擔負。他們犯下的罪行,將作為中國歷史上最惡劣的犯罪作為,永遠載入中國的史冊。
“他們可以將我也加在殺害者的名單之上,但是他們不能夠殺光我們所有的人﹗他們不可能摧毀整個的國家﹗”
二、六四後的人權災難:大抓捕、大清查
在六四大屠殺之前,當局已經誘捕了鮑彤、曹思源、何維凌等人。
在六四大屠殺數天之後,當局開始在北京和全國範圍內,對八九民運的積極參與者和反對六四鎮壓的民眾實施大抓捕。
到6月10日,北京市公安局已抓獲“反革命暴徒”和“動亂分子”468人。
6月12日,公安部向全國公安系統發出《關於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分子的通告》。同一天,公安部向各省、市、自治區公安廳轉發“北京市公安局搜捕方勵之、李淑嫻通緝令”。
6月13日、14日,公安部分別轉發了“北京市公安局搜捕高自聯在逃分子通緝令”和“北京市公安局搜捕工自聯在逃分子通緝令”。
6月24日,公安部發出搜捕嚴家其、包遵信、陳一諮、萬潤南、蘇曉康、王軍濤、陳子明的通緝令。
截止6月20日,北京市共抓獲“反革命暴徒”和“動亂分子”831名;到6月30日,累計抓獲1103名。
截止6月30日,遼寧省共抓獲“各 類打砸搶動亂分子”338人;陝西省拘捕“非法組織成員”41人,“各類打砸搶動亂分子”203人;上海市拘捕了273名“各類動亂分子”;黑龍江省抓獲 176名;山西省拘捕了218名;內蒙古抓了98名;四川省拘捕了781名;湖南省拘捕了506人;湖北省抓了216名;江蘇省拘了113人;安徽省抓了 38人。
根據6月30日公安部黨組向中共中央提交的報告,在六四事件後全國性的大抓捕中,“共取締各種非法組織515個”:“718名非法組織頭頭到各地公安機關登記或自首”:“拘捕各類非法組織成員及打砸搶燒分子4386名”。
在大抓捕所造成的恐怖氣氛中,當局在北京全市範圍內展開了大清查運動,規定每個人都必須參加“說清楚”會議,還要每個人交一份書面報告,交待自己在50多天裡的所作所為。報告通不過,則會受到相應的處理。
1989年9月7日,中共中央轉發 《中央組織部關於在部分單位進行黨員重新登記工作的意見》,規定重新登記的範圍是:一、中央和省、市、自治區、市轄機關的黨員。二、省、自治區、直轄市認 定的發生動亂的大中城市的機關和大專院校的黨員。三、在發生動亂的大中城市中,由市委認定的有清查、清理任務的單位的黨員。當局通過這場“清黨”運動,搞 黨員人人過關,並對八九民運的積極參與者進行懲處。
三、天安門母親:六四死難者家屬和六四傷殘者
在六四大屠殺中,成百上千手無寸鐵 的學生和市民被全副武裝的軍人所殺害,他們是付出最大犧牲的六四受害者。而血腥的六四屠刀在殘殺和殘害無辜生靈的同時,也將死難者家屬和重殘者家屬瞬間推 入了黑暗和凄苦的無底深淵。20年來,六四死難者家屬和六四重殘者一直處於痛苦和悲憤的煎熬之中;他們中的一部分,慢慢站立起來,互慰互幫互助,逐步走上 了見証屠殺,為死者討還公道、為生者尋求正義的艱難抗爭之路。公元2000年,這一群體被外界命名為“天安門母親”群體。
1、這一群體所經受的慘痛和煎熬
1989年6月5日中午,當丁子霖獲知兒子蔣捷連的死訊時,她悲痛欲絕,無以為生。6月14日,當張先玲終於見到兒子王楠的遺體時,她止不住地哭泣,身心瀕臨崩潰的邊緣。6月5日,周淑莊在郵電醫院太平間見到了兒子段昌隆,她的心一下子冰透了,全身血管好像凝固了,渾身上下麻木了。6月24日袁力遺體告別儀式上,過度悲傷的母親李雪文突發心臟病,頓時昏厥過去。6月4日下午5點多,徐玨在復興醫院發瘋似地撲向兒子吳向東的遺體,大聲喊著:向東﹗你醒醒,媽媽來看你來了﹗6月3日晚,當罪惡的子彈奪去站在身旁的老伴馬承芬的生命時,杜東旭“真如五雷轟頂,痛苦萬分”,“若不是子女和親朋的勸說”,他都不想活下去了。6月7日,當北大化學系88級本科生孫輝的死訊傳到寧夏石嘴山市家中時,母親痛不欲生,頭髮一夜之間全白。6月11日,吳定富和老伴在郵電醫院見到渾身是血、慘不忍睹的兒子吳國鋒遺體時,兩人當場昏了過去﹗7月5日上午,當“最殘酷的現實終於水落石出”,父親郝義傳在復興醫院見到兒子郝致京的遺體時,一直飽受煎熬的他,精神幾乎崩潰﹗母親祝枝弟在7月12日告別儀式上,一見到兒子遺體就瘋狂地撲過去了﹗7月6日,當清華大學無線電電子系碩士生周德平的遺體終於在同仁醫院被找到、身在湖北天門農村的父母和姐姐隨後接到兇訊時,全家人錐心裂骨,哭得死去活來……
北京服裝學院教師張志強的傷殘,不 僅使自己的身心時時遭受痛苦的折磨,也使他的妻子“承受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巨大痛苦”。齊志勇做左腿截肢手術時,醫院要他的母親簽字。他母親哭著說:“我不 簽字,我生他時,好胳膊好腿,我小時候見過小日本、國民黨,也見過八路軍。我兒子讓解放軍開槍打了,要截肢﹗不簽﹗你們打死他吧﹗他犯了什麼罪﹖﹗”在六 四10週年前夕,方政在自己的親筆証詞中寫道:傷癒後,由於久坐輪椅,腰背處有勞損,截肢的大腿神經間歇性抽痛,讓人非常難受。這一切,給我和我家庭的其他成員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傷害和巨大的精神創傷。
六四大屠殺20年來,六四死難者家屬和重殘者家屬一直承受著永遠無法平復的刻骨銘心之痛。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的大四學生陳來順母親張樹森只要提起六四,她的心就揪在了一起。20年來,她“天天想、夜夜思,每天都在心痛,不只是流淚呀﹗我想要我的兒子回家,可我找誰要我的兒子呀﹖﹗”北京郵電學院碩士生李德志的 父親李顯遠“整整二十年沒有睡好一晚上覺,常常夢中驚醒”。他說:“在夢中經常能看見兒子,讓我感到非常自慰,因為這是白天得不到的快樂,所以我希望這個 世界不要有白天,天天是黑夜,這樣我就隨時可以和兒子見面,見面的時間長一些,夢永遠不要醒來。我恨地球的白天轉得太慢,恨夜晚轉得太快。難道真的地球與 我過不去嗎﹖”六四遇難者、人民衛生出版社印刷廠工人杜光學的母親葛桂榮說:“20年前的6月3日是我終生難忘的日子。這一天,我失去了我的兒子。20年來,我沒有停止一天對他的思念;而且隨著時間的延長、年齡的增長,思念之情就越發強烈。”六四遇難者、中國有色金屬進出口公司職員蘇欣的母親高捷不久前寫道:“白髮人送黑髮人,情何以堪﹖我整日以淚洗面,不思茶飯,健康狀況每況癒下。我度過了煉獄般的失去女兒的20年。”六四遇難者、北京半導體材料廠助理工程師羅維的母親邵秋風已年近九十,她寫下的“一個母親永遠的痛──懷念兒子羅維”令人動容,催人淚下。母親泣訴道:“他這一去,給我們留下了無盡的悲哀,留給我們永遠的撕心裂肺般的悲傷。二十年呀﹗羅維的影子永遠伴隨著我。”六四遇難者、清華大學碩士生周德平的 姐姐周小姣在2008年11月30日寫道:“每當放寒暑假看到別人的孩子回家時,我父母思念得想去死。”周小姣說,2007年陰曆七月十二,她父親突然得 了重病再也不能說話,只是流淚和做手勢,把親人和鄉親們的手握得緊緊的。他在病床上苦苦掙扎了28天,死不瞑目地離開了人世。……
2、20年尋求正義的艱難抗爭
六四死難者家屬和六四傷殘者群體, 是因共同的深重苦難和共同的悲慘命運而形成的群體。他們中的一部分,慢慢從痛苦和悲哀中站立起來,從最初的自然聯絡到展開尋訪和進行人道救助,到打破沉默 拒絕謊言說出真相,再到達致基本共識和形成基本訴求,一步一步走上了為死者討還公道、為生者尋求正義的艱難抗爭之路。
1989年8月,北京依然處於戒嚴狀態,當局的大抓捕、大清查行動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中。這個月的月底,丁子霖給王楠父母打去電話,取得聯繫。9月初的一天,王楠父母──王范地、張先玲走進中國人民大學靜園一號樓43號,看望蔣捷連的雙親丁子霖、蔣培坤。這是六四難屬之間第一次相互結識,相互告慰,相互勉勵。
1990年6月4日後的一天,張先玲帶給丁子霖一張小紙條,那是張從萬安公墓王楠的骨灰盒上發現的。紙條上寫著:“我們是同命運的人,在六四中我失去了丈夫,現在我們母子相依為命。我有許許多多的想不通,如願意,請同我聯絡。”很快,丁子霖根據字條上留下的姓名地址 ,給那位遺孀去了信。幾天後,丁子霖收到了回信。再過些時候,六四死難者楊明湖的妻子尤維潔到人民大學和丁子霖、蔣培坤相見了。
1991年清明節前夕,丁子霖、張先玲接受香港《新報》記者張結鳳的採訪。這是六四死難者母親第一次通過境外傳媒公開說出六四大屠殺真相和她們兒子遇難的情況。
1991年5月15日,經慎重考 慮,丁子霖在家中接受了美國廣播公司記者趙愛素的電視錄像採訪。6月3日,丁子霖接受英國《獨立報》記者賀安雷的採訪。6月4日,香港《新報》刊登丁子霖 的《向一切有良知的人呼籲》等文。6月5日,香港《當代》月刊刊出丁、蔣提供的三篇文章並配發相關照片。
丁子霖的“說真話”打破了後極權社 會的潛規則,當局下手懲罰了:1992年1月20日,中國人民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作出決定:暫停丁子霖的碩士生指導教師資格。1992年5月26日,丁所 在單位的黨支部召開大會,給予丁“黨內除名”處分。此後,丁子霖把尋訪和救助六四難屬、六四傷殘者的活動當做了自己的主要社會活動。
1993年6月,聯合國世界人權大會在維也納召開。大會的非政府組織論壇邀請丁子霖出席,但邀請信和機票被中國當局扣壓。6月17日,丁子霖向大會提交了書面發言,公布了第一份共16位死難者的名冊。接著,六四死難者段昌隆的 母親周淑莊接受了《美國之音》的採訪。6月20日,《美國之音》記者孫承和蔣培坤就人權問題進行了討論,並於第二天播出了蔣的見解。7月15日,中國人民 大學哲學系領導就蔣接受境外媒體採訪事找蔣培坤;10月26日,哲學系領導口頭向蔣宣讀了處分決定:一、免去中國人民大學美學研究所所長職務。二、暫停招 收研究生、進修生、訪問學者。
1994年6月1日,香港《九十年 代》雜誌社出版了名為《六四受難者尋訪實錄。名單》的英文小冊子,裡面公布了一份列有96位六四死難者和49位六四傷殘者的名單。8月,日本《文藝春秋》 出版社出版日本版《天安門犧牲者尋訪實錄》;10月,香港《九十年代》雜誌社出版中文版《丁子霖──六四受難者名冊》一書。
1995年5月26日,27位六四難屬首次聯名致函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了三項要求:
一、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組成專門的六四事件調查委員會,對整個事件進行獨立、公正的調查,以昭示事件真相。
二、向全國人民公布調查結果,包括公布六四事件中的死者名單、死者人數。
三、為了對歷史負責,對死者負責,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責成政府有關部門按法定程序向死者親屬作出個案交代。
聯署公開信的27位難屬是:丁子霖、張先玲、李雪文、周淑莊、徐玨、劉梅花、黃金平、馬雪芹、劉秀臣、張樹森、張艷秋、田淑玲、賈福泉、周燕、周淑珍、袁淑敏、朱玉仙、沈桂芳、杜東旭、馮友祥、孟淑珍、郭麗英、陸馬生、尤維潔、韓淑香、尹敏、孟淑英。
1995年8月18日到9月30 日,當局以所謂“監視居住”的名義將丁子霖、蔣培坤秘密關押於無錫市西郊一家“招待所”中,目的是阻止丁子霖返回北京和出席世界婦女大會的外國代表接觸, 及摸清丁子霖接受海外捐款的情況,以便切斷六四人道救助的款源。在此期間,中國人民大學懲罰性地作出讓丁子霖提前4年退休的決定。1996年3月5日,中 國人民大學又作出了讓蔣培坤提前4年退休的決定。
1998年2月2日,56位六四難 屬致函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要求撤銷李鵬的人民代表資格。公開信指出:“1989年6月4日政府對學生、民眾和平示威的血腥鎮壓, 完全違背人民的意願,是對人民的犯罪。因此,凡是對1989年六四流血事件負有重要責任者,均不宜再當選為新一屆人民代表,更不宜在新一屆國家領導機構和 政府中擔任要職。我們認為,現任總理李鵬對六四事件負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責任,我們特敦請第九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撤銷其代表資格。”
1998年9月28日,由蔣培坤執 筆起草的《自由與公民權利宣言》和《社會公正與公民權利宣言》以中、英、法等多種文字發表。丁子霖在《紐約時報》記者問及《自由與公民權利宣言》與捷克的 《七七憲章》有何異同時說:我們在起草過程中詳細研究了《七七憲章》的經驗,可以說出發點是基本相同的,都是為了爭取和維護公民權利,都是一種自由表達活 動。所不同的是,我們的宣言更帶有啟蒙的性質,因為中國缺乏崇尚自由、民主的傳統。
1998年10月8日,北京市國家 安全局凍結旅德中國留學生總數為11620馬克的六四人道捐款。51位六四難屬向當局發出抗議書。抗議書說:“幾年來,世界各地給我們的人道幫助,雖然也 曾受到官方的種種干擾和阻撓,但終究沒有發生過明目張膽劫持款項的事件。這次卻由安全機構白底黑字下令凍結,並且是在中國政府剛剛簽署有關人權公約之後, 這種說一套做一套的惡劣行徑,不僅令人作嘔,也是自取其辱﹗”張先玲、李雪文、蘇冰嫻、周淑莊等八位難屬代表,排除種種障礙,前往國家安全部給時任部長的 許永躍遞交抗議書。
1999年2月18日,大年初三晚 上7點,23位六四難屬在丁子霖家中第一次為六四死難者舉行集體祭奠儀式,美國CNN記者對整個儀式進行了現場拍攝。同日,組成了有20位死難者親屬和傷 殘者參加的六四受難者對話團。4月,自由亞洲電台“目擊者說”欄目製成“六四光碟”,裡面是八位六四難屬的採訪錄音,她們是:王楠的母親張先玲、趙龍的母親蘇冰嫻、葉偉航的母親尹敏、吳國鋒的父母吳定富和宋秀玲、孫輝的父母孫承康和于清、張向紅的哥哥張立明、楊燕聲的遺孀黃金平和王志英的遺孀張艷秋。
1999年5月中旬,108位六四 難屬和傷殘者勇敢行使自己的權利,聯名控告六四元兇之一、時任“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李鵬。5月17日,控告人委托張先玲和蘇冰嫻前往地處北河沿大街的最 高人民檢察院遞起訴狀,要求最高人民檢察院對1989年6月發生在北京的政府命令軍隊大規模屠殺和平示威者及和平居民的嚴重流血事件立案偵查,追究參與這 場屠殺事件最高決策、並對屠殺事件負有主要責任的原國務院總理李鵬的法律責任。為支持上述指控,27位難屬和傷殘者提供了書面証詞及60多幅死難者生前和 遇難照片。
1999年12月,“中國人權”擬發起一個“母親運動”以聲援六四難屬。經與丁子霖商量,決定將“八九天安門民主運動死難者母親”之簡稱“天安門母親”作為上述母親運動之稱謂。
2000年11月14日,於巴西聖保羅召開的世界民主運動第二次代表大會將“民主勇氣獎”授予“中國天安門母親運動”。這是六四難屬和傷殘者群體第一次以“天安門母親”的名義在國際上獲獎。
2001年5月27日,六四難屬和傷殘者群體第一次以“天安門母親”的名義發表《天安門母親的 話》。她們說:“在以往的十二個年頭裡,我們曾經在地獄般的黑暗中呻吟,曾經在幾近枯竭的淚海中掙扎;我們也曾經被恐懼與絕望所壓倒,曾經被流言與冷漠所 吞噬。但是,我們終於站立起來了──在我們兒女倒下的地方。”在這份申明自己的理念和訴求的宣言書上,有112位六四難屬和傷殘者簽了名。
2002年8月,“亞洲反失蹤聯盟”正式吸收“天安門母親”群體為該聯盟成員。
2003年3月3日,115位六四難屬和傷殘者致函“兩會”,要求與會者關注六四失蹤者的命運。
2004年3月28日,當局在北京和無錫兩地分別羈押丁子霖、張先玲和黃金平,一手製造了所謂“文化衫事件”。張先玲和黃金平被“刑事拘留”,丁子霖被“監視居住”。當局的目的是要折騰和抹黑“天安門母親”群體,搞黃她們預定在清明節那天舉行的集體追思祭奠儀式。在國內外輿論的強烈抗議和同聲譴責下,當局於3月31日和4月2日先後釋放了黃金平、張先玲和丁子霖。2004年5月16日下午,約40位天安門母親成員在張先玲家裡舉行了隆重的追思儀式。祭奠靈堂上掛出了天安門母親為紀念六四15週年而提出的口號:說出真相,拒絕遺忘;尋求正義,呼喚良知。這十六個字是她們今後努力的目標,也是向海內外各界人士發出的呼籲。
2004年5月30日,天安門母親以中、英兩種文本發表《告海內外同胞書》,呼籲同胞們“一起來推動時代的變革、民族的新生吧﹗不要做怨天尤人的旁觀者,更不要做舊制度的維護者。”
2005年1月17日,天安門母親發表“痛悼趙紫陽先生”一文。文章說:“這十五年來,我們這個六四受難者群體,我們這些從血泊中站立起來的天安門母親,與趙紫陽先生的命運是連在一起的。我們所遭受的苦難,就是他的苦難;而他所遭受的苦難,就是我們的苦難”,“我們這些活著的人唯有在尋求正義的道路上繼續努力,完成他生前未竟之事業,才能告慰趙先生在天之靈。”
2005年5月,丁子霖的《尋訪六四受難者》一書由香港開放雜誌社出版。丁子霖在“卷首語”中說:我決定出這本書,還有一個更主要的想法,那就是:在已經過去的十五年漫長歲月裡,在我們這塊多災多難的土地上,出現了一個被稱之為“天安門母親”的受難者群體,她們改變了中國母親在世人眼中的形象,也改變了“天安門”這個詞語在人們心目中的象徵性涵義。出版這本書,就是想讓人們知道她們是怎樣從血泊和淚水中站起來的,又是怎樣帶著沉重的鐐銬艱難地邁開腳步向著幾乎沒有盡頭的路走去的。
2006年5月30日,天安門母親為紀念六四17週年發表了“我們的信念與主張”一文。文章對天安門母親群 體的形成進行了歷史的回顧,表述了這個群體在十多年的艱苦抗爭中所形成的基本共識,重申了這個群體所堅持的四條原則和主張。文章最後指出:作為十七年前那 場大屠殺的無辜受害者,我們所遭受的苦難已持續了十七年,但我們始終懷有一種誠信和誠意,以一種光明磊落的心胸,把一切都攤到桌面上。我們希望政府方面也 能光明正大,同樣把一切攤到桌面上,不遮遮掩掩,不在桌子底下做手腳,更不要搞過去所慣用的那套區別對待、分化瓦解,我們即使只剩下十個八個,也不會聽憑 事情的單方面了結。
2007年2月24日,天安門母親發表致“兩會”代表的公開信,要求他們敦促中國政府解除六四禁區,公開六四真相。天安門母親在信中呼籲:所有大屠殺的受害者、目擊者說出真相;所有大屠殺的決策者、執行者、知情者公開真相;所有大屠殺的涉案者說清楚犯罪真相。而作為公開真相的第一步,天安門母親要求執政當局解除對宗鳳鳴《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一書和丁子霖《尋訪六四受難者》一書的查禁,允許六四大屠殺的涉案者李鵬出版他寫的《關鍵時刻》(又稱“六四日記”)。
2008年5月,《天安門母親》網站開通。在發刊詞中,天安門母親說:
“今年年初,當難友們就籌建網站一 事作出決議時,大家都異常興奮。在當今的中國大陸,一群在六四大屠殺中失去親人的母親、父親、妻子、丈夫,居然有了一個能夠敞開心扉的地方,一個能夠讓世 人傾聽她們呼聲的地方,一個能夠讓她們的足跡留下印記的地方。這不啻是一個歷史的創舉,也是一份遲到的幸運。
“我們的兒女已經離開我們十九個年頭了,但我們還活著,盡管活得仍然很艱難;只要我們還活著,我們為死者尋求正義、為生者爭取權利的抗爭就不會停止。天安門母親網站的開通,正是這一抗爭的延續。”
2008年12月,丁子霖、蔣培坤、張先玲、徐玨等天安門母親在《零八憲章》上莊嚴地簽下了自己的名字。
2009年3月,為紀念六四事件20週年,天安門母親網 站推出“六四難屬二十年的心路歷程”專題,至今已刊出六四難屬撰寫的15篇文稿。那篇篇文稿“滲透著血淚,那是沾著心口流淌出來的血寫就的。任憑是誰── 只要是人性尚存者,讀來都會唏噓不已。然而,這正是當今中國所面臨的冷酷的現實;也是以往已血鑄而成的歷史。這是誰也迴避不了的。
“今天,揭開這段歷史的傷疤,讓人們去直面這傷疤,是為了讓中華民族的後代不再遭受六四那樣的劫難,也讓為人父母者、為人妻者不再承受生命中無法承受之痛。
“總有一天,我們中國人也將改變至今仍遺留在我們頭腦裡的對生命及人的價值的漠視,也能真正享受到對生命之敬畏與尊重。也只有在這個時候,六四英烈才能含笑於九泉。”
3、天安門母親群體現狀
20年來,以天安門母親為代表的六四死難者和傷殘者群體,從苦難和傷痛中相互撫慰、相互支撐地走了過來;20年來,她們從愚昧、麻木和怨天尤人中逐步覺醒和站立起來;20年來,她們在布滿荊棘和陷阱的路途中忍辱負重、歷盡艱辛地堅毅前行……現在,天安門母親群體已是一個有著自己的尊嚴和訴求的群體,已是一個與歷史同步見証屠殺、尋求正義的群體,已是一個勇於說出真相、大膽行使無權者權力的群體,已是一個摒棄了睚眥相報的敵視與仇恨,摒棄了以暴易暴的極端與偏狹的群體。
現在,天安門母親所堅持的五條訴求是:
(一)六四大屠殺是一場反人類的暴行,決非政府所說的“平息反革命暴亂”。因此,當年在鄧小平主持下對六四事件所作的定性必須徹底推翻,並給予重新評價。
(二)據迄今為止收集到的証據,表 明在那場大屠殺中遇難、失蹤、受傷的學生、市民及其他人員,都是那場慘案的無辜受害者。他們的名譽應受到具有法律效力的維護,死難者、失蹤者親屬及傷殘者 有權就整個流血慘案以及每一個個案向事件責任者提起訴訟;政府當局必須就那次血腥屠殺事件向受害人和受害親屬賠禮道歉,依法給予受害人相應的賠償。
(三)為杜絕六四那樣的大屠殺在中國的大地上重演,應通過公開、公正、合理解決六四問題來化解仇恨,達成朝野之間乃至全民族的和解。
(四)為從根本上改變至今仍遺留在國人頭腦裡的對生命及人的價值的漠視,應在公開、公正、合理解決六四問題過程中,重新審視民族傳統文化,吸納合乎世界潮流的現代文明準則及普世價值,以達成國人精神文化價值之重建。
(五)一個靠謊言和欺騙來維持的制度是應該詛咒的,但要改變這種狀況則需要一種持久的勇氣和理性,要有越來越多的人站出來,敢於“說出真相,拒絕遺忘,尋求正義,呼喚良知”。亟盼國人以解決六四問題為契機,而生活在真實之中。
現在,天安門母親群體正在繼續為維護自身的基本權利而鬥爭。這些基本權利是:
(1)在不受干擾的情況下公開悼念自己的死難親人。
(2)人身自由不受非法限制。
(3)通訊自由不受侵犯,不受非法監控和竊聽。
(4)海內外的人道救助款不受阻截和扣壓;已被凍結的必須悉數發還。
(5)六四傷殘者在就業、公共參與和社會待遇上不受政治歧視。
四、六四良心犯
六四屠殺後的大抓捕及隨之展開的“司法審判”和“勞教處罰”,製造了大量的六四受害者──被判刑、被勞教的成千上萬的六四良心犯。
1、當局大力製造和懲處六四良心犯
1989年6月15日,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判處“在6月6日滬寧鐵路光新路道口嚴重騷亂事件中放火焚燒列車、肆意破壞交通工具和交通設備的罪犯”徐國明、卞漢武和嚴雪榮死刑、立即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這是六四大屠殺之後當局製造的第一批六四良心犯。
6月17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一 審宣判林昭榮、張文奎、陳堅、祖建軍、王漢武、羅紅軍、班會傑、王連禧死刑、立即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罪名是“在反革命暴亂中打砸搶燒”。八名被告向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除王連禧被改判無期徒刑外,其餘上訴被駁回,維持原判。這是六四大屠殺後的第二批六四良心犯。
6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出通知,“要求各級人民法院及時依法審判進行反革命暴亂和製造社會動亂的反革命分子和嚴重刑事犯罪分子。”即要各級法院加快審判節奏,大力製造和懲處六四良心犯。
6月22日,湖南4.22事件參與者被判刑,其中湖南消防器材總廠工人李衛紅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其餘26人被分別判處1至15年有期徒刑。
到6月30日,遼寧省已將103名“打砸搶動亂分子”處以“勞動教養”。
在六四屠殺後的全國性大抓捕中,北京市被抓的“反革命暴徒和動亂分子”最多;之後,被判刑和被勞教的人也最多。北京市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的六四良心犯有10人,他們是:董盛坤、張茂盛、孫宏、郗浩樑、朱更生李玉君、朱文義、苗德順、 姜亞群、王稼祥;被判處無期徒刑的六四良心犯有22人,他們是:余志堅、王連禧、楊璞、孫傳恆、張福坤、高亮、宋凱、王讞、高鴻衛、武春啟、趙鎖然、常景 強、常永傑、張國棟、張寶群、張群、張燕生、王連會、孫彥才、石學之、李志新、馮立生;被判處1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六四良心犯有26人,他們是:喻東岳、 魯德成、李紅旗、張寶生、劉建文、杜建文、趙慶、李延華、蘇剛、彭興國、李長佔、龔傳昌、陳陽、劉旭、劉振庭、劉長青、鄧萬寶、馬連喜、楊玉甫、蔣生、李福全、趙玉水、盧金生、高振河、郝富春、王長洪。
據不完全統計,到1994年春天,北京市各監獄中還在服刑的六四良心犯有314人,已出獄的六四良心犯為298人(詳見附件三)。
在湖南省,岳陽市軸承廠工人胡敏被判無期徒刑,岳陽市3517廠工人郭雲橋被判15年有期徒刑,邵陽人李旺陽、長沙人張京生被判13年,益陽人劉建安被判10年,漵浦人張善光被判7年(詳見附件四)。
在陝西省,時任陝西華岳文藝出版社副總編的李貴仁被判8年,西安冶金建築學院學生馬洪良被判4年,西北大學學生連黨敏被判3年,西北大學哲學系學生薛燄、西安政法大學學生田豐被判2年(詳見附件五)。
在浙江省,馬德良被判13年,張偉平被判9年,毛國良被判7年,仙居縣液壓件廠青年工人楊忠信被判5年,趙萬敏、楊忠信、施明軍、楊澤敏、陳剛被判5年,陳龍德被判3年,王東海、吳高興被判2年(詳見附件五)。
在貴州省,陳勇被判15年,貴州電視台播音員馮剛被判5年,陳西被判3年,杜和平、王順林被判3年,張新佩被判2年(詳見附件五)。
在山東省,青島海洋大學碩士生陳蘭濤、當年21歲已報考北京電影學院的張傑被判18年,青島人陳延忠被判17年,青島郵電局助理工程師張宵旭被判15年,孫維邦、張士斌、張本先、李海雲被判12年,郝勁光被判11年,李楠、王衍輝、竇建剛、孟慶秦、王建、牛勝昌被判10年(詳見附件五)。
在四川省,成都人姜建、冉明被判處無期徒刑,廣安人雷鳳雲被判12年,南江人蒲勇被判10年,達縣師範專科學院教師侯多蜀被判8年,重慶人許萬平被判8年,西南師大物理系學生覃禮尚被判4年,詩人廖亦武被判4年,時任中國農業銀行廣元支行副行長的佘萬寶被判4年(詳見附件五)。
在東三省,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工人唐元雋、冷萬寶、李維、梁立維分別被判20年、8年、5年、5年,瀋陽人魏壽忠被判13年,大連市工人蕭斌、吉林市工人遲壽柱被判10年,遼寧鐵嶺市農民徐佰泉被判8年,丹東市工人田曉明被判7年(詳見附件五)。
…………
1989年12月8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宣判“在北京反革命暴亂中殘殺共和國衛士李國瑞烈士的兇手”孟多、周繼國死刑、立即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關押在秦城監獄的人,自1991年1月起被陸續判刑。北京航空學院學生鄭旭光、北京語言學院學生張前進、北京體育學院學生姚軍嶺、北京經濟學院畢業生戴熾義獲刑2年。北京經貿大學學生孔險峰、北京電影學院進修生馬少方、中國人民大學碩士生李克洲、北京大學碩士生王有才、清華大學學生張銘獲刑3年。北京經濟學院學生翟偉民獲刑3年半。人民日報記者吳學燦、北京大學碩士生郭海峰、北京大學學生王丹獲刑4年。原38軍軍長徐勤先、包遵信獲刑5年。劉剛獲刑6年。北京皮革廠工人王建生、任畹町獲刑7年。鮑彤獲刑7年。王軍濤、陳子明獲刑13年。
2、出獄後不改信念的六四人士
走出監獄、勞教所的六四良心犯,其中一部分始終堅守自己所信奉的價值理念,他們和站立起來的天安門母親一樣,大膽行使自己的基本權利,拒絕謊言,說出真相,呼喚良知,尋求正義,在不斷地沖擊言禁、報禁和黨禁中,在維護自身權益和捍衛他人權益中,在不時遭受當局之打壓和迫害中,艱難抗爭,堅毅前行。
下面列出的,是部分具有一定代表性的這樣的六四人士。
毛國良:浙江安吉人,生於1959 年,大學文化,原安吉四中化學教師,1989年被抓前系浙江教育學院應屆畢業生。從1989年6月2日到12日,毛國良先後撰寫《掀巨浪》、《祭魂曲》、 《孩子,你站起來吧﹗》等詩詞7首,在浙江教育學院和杭州大學張貼,表達了一個教師應有的道德良知和社會正義感,同時編輯、復印有關北京屠城的宣傳材料, 在學生中分發,並張貼到武林門、延安路、解放路、六公園、大會堂等公共場所。6月6日,在浙江教育學院公開張貼《退黨聲明》,表明了自己的覺醒。為此,6 月18日即被杭州市公安局抓捕。開庭那天,在杭州大會堂的法庭上,面對人頭濟濟的聽眾,法官煞有介事地問:“你叫什麼名字﹖”毛國良大義凜然:“我姓愛, 名叫‘愛國罪’﹗”杭州法院以“罪惡重大,應依法嚴懲”為由,判處毛國良有期徒刑7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
在獄中,不管是獄方實行恐怖高壓政 策,還是採取懷柔政策,毛國良都是堅持抗爭的難友的領頭人。從1990年到被釋放的1993年連續四年,每年的六四國殤日,獄中的毛國良都堅持以絕食的方 式哀悼六四死難同胞。1990年底,浙江當局派人到第四監獄找毛國良談話,要其表態認罪,答應給予改判,被毛國良斷然拒絕。1993年9月,毛國良終因浙 江當局的相對寬鬆政策被減刑釋放。
出獄以後,毛國良和陳龍德、王東海、 吳高興等一些難友一起,在極其艱難的生存環境中,為重新評價六四,為推動中國的民主進程而奮鬥不懈。由於在高壓的政治氣候下不願沉默,不願放棄對自由民主 的訴求,曾經八次被浙江各地方當局敲掉打工的飯碗,一直過著顛沛流離、四出謀生的日子。現在,毛國良妻子和女兒在老家安吉縣城,自己則遠在雲南教書打工, 天各一方,有家歸不得,有女見不到。
陳龍德:1990年代中期浙江民運 的主要組織者和決策人。家住杭州市小營巷孝友里9號502室,生於1958年,初中畢業後下過鄉,當過三年兵,原浙江鋁製品廠工人。陳龍德雖然只有初中學 歷,但依靠自學熟悉中國近代史和現代史,尤其熟悉辛亥革命史,具有濃厚的現代政治意識和民主思想。八九民運期間,因書寫和散發傳單而被判刑3年,在第四監 獄服刑期間,與其他難友堅持獄中抗爭,屬於絕食、悼念六四英魂等活動的核心力量。
出獄以後,陳龍德積極聯絡劉念春、張林等外地朋友,發動省內朋友參加保障勞動者權利的活動,以後又與王東海、 王有才、傅國湧等一起組織省內朋友聚會,多次發表聯名信,要求中共當局改變六四定性、實行政治體制改革,成為浙江民主運動的主要組織者和決策人,因而多次 遭到拘押,但始終不屈不撓。1996年,中共當局加強了對異議人士的打擊,在全國萬馬齊喑、明知發起異議活動肯定要坐牢的情況下,陳龍德與王東海一起,於六四7週年前夕毅然發表了包括吳高興、毛國良、葉文相、傅權、趙萬敏在內的7人致全國人大常委會公開信,提出無條件釋放魏京生、陳子明、王丹、劉念春、張林、 胡石根、徐永海等一切在押的政治犯和宗教犯,重新評價六四和八九民運,召開圓桌會議,廣泛開展與社會各界的對話,有秩序有步驟地進行漸進式政治體制改革等 五項建議,被浙江公安當局處以勞動教養3年。勞教期間,陳龍德因不堪獄警唐京寶等人的毒打,從三樓跳窗自殺,折斷了右腿股骨,從此落下終身殘疾,只能拄著 兩根拐杖走路。
陳龍德今年已51歲,但依舊孑然一身,僅靠八十多歲老父母的退休金活著。1999年出獄後,許良英先生曾幾次托人帶錢慰撫,但他剛強自尊,一直不願接受朋友的幫助,更拒絕為他呼援。2005年間,張林楊天水和鄧煥武都曾經先後去看望過他,但給錢全都被謝絕。2008年2月,黃河清、盛雪等海外人士決定對陳龍德實行定期的人道主義援助,也同樣被謝絕了。
王東海:1990年代中期浙江民主運動的標志性人物和領銜人,民主黨成員。杭州人,生於1946年,高中學歷,原杭州市文瀾商場經理。王東海1979年民主牆時期就參加了浙江的民主運動,主編民刊《浙江潮》。八九民運中,王東海在 杭州積極投入;六四屠殺後,他製作了“向我開槍”、“死為鬼雄”的橫幅,舉行講演和遊行,被判刑2年。在第四監獄中,積極參加絕食、營救難友、悼念六四英 靈等活動。出獄以後,與陳龍德等一起發動和組織浙江的異議活動,在各種公開信和呼籲書上領銜簽名,因而多次遭到抓捕關押,成為1990年代中期浙江民主運 動中最著名的異議人士,1995年獲得方冠青基金會人權獎。1996年,因與陳龍德共同發起7人致人大常委會公開信而被處以勞教3年(監外執行)。 1998年7月,又與王友才等發起民主黨的組黨活動。
吳高興:浙江臨海人,生於1947 年,大學文化,原台州供銷學校講師、政治教研室主任。六四慘案發生以後,在當地與其他朋友一起,多次發動學生和工人上街遊行而未果。6月7日,遂與本校另 一名語文教師在校內張貼海報,舉行集會,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說,痛陳六四屠城罪行,並帶領全校師生上街遊行靜坐,終於打破了台州府城可恥的沉默,從而被台州 當局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2年。在獄中,堅定地與其他難友一起展開悼念六四英魂、絕食抗議毆打難友等反迫害爭人權活動。出獄以後,1990年代中期 積極投身浙江民主運動,把王東海、陳龍德、毛國良等難友介紹給前輩許良英先生,赴杭會晤劉念春和張林,拜會前輩林牧先生,支持和參加陳龍德、王東海、 傅國湧等發起的各項簽名活動,並因此經常被關押和抄家,其中最長達一個月。受迫害20年來,拖兒帶女歷經坎坷,踏過黃包車,到民辦中學教過書,當過論文槍 手。最近幾年,以自由寫作為業,立志研究當代中國的民主進程,在《人與人權》等刊物上發表《論解救政治犯和良心犯的策略》、《論中國民主運動從低潮走向高 潮的邏輯機理》、《廣義效用論與當代中國的民主進程》等多篇研究論文。現在已過退休年齡,僅靠微薄的稿費糊口還要經常受到當局的打壓,但仍然不改初衷,為 研究中國民主進程而讀書不止,筆耕不息。
葉文相:浙江蘭溪人,生於1963 年,大專文化,原蘭溪市農業銀行會計。六四慘案發生以後,葉文相與他人通過國際長途電話向《美國之音》宣讀了一份抗議北京屠殺的文章。隨後被捕,被以“反 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3年半。在獄中,葉文相堅持了一個良心犯應有的人格尊嚴,因而遭獄警毆打和侮辱;依靠自己的堅貞不屈和其他難友不屈不撓的絕食抗議, 終於討回了公道。出獄以後,積極參與陳龍德和王東海等發起的各項簽名運動,因而成為當局嚴密監控的對象。現在貴州一家煤礦打工當會計。
趙萬敏:浙江臨海人,生於1967 年,寧波紡織學校畢業,原椒江染織廠技術人員。六四慘案發生以後,趙萬敏抑制不住心中的義憤,在街頭張貼抗議北京屠殺的大字報,被台州當局重判5年。在獄 中,不怕威脅,不為利誘所動,與其他難友一起堅持抗爭,表現了一個良心犯的正直品格。出獄以後,積極參與聚會和各項異議活動,並因而多次被關押。現在杭州 打工。
黃志道:浙江衢州常山人,生於 1965年,八九民運時期為浙江師範大學英語系應屆畢業生,已經考取山東大學歐美文學碩士研究生。六四慘案發生後,因發動抗議活動而被金華當局以“反革命 宣傳煽動罪”判刑2年。在獄中,黃志道因其傑出的翻譯和文學才華深得獄方賞識,但卻並不因此拋棄良知,在難友葉文相遭受獄警毆打等大是大非問題上,態度明 朗,堅定地與其他難友站在一起,堅持絕食抗議。出獄以後,謝絕了母校的工作安排,只身南下深圳,依靠自己的努力創辦了達信雅翻譯公司,現任該公司總經理。
李貴仁:1989年時任陝西華岳文藝出版社副總編,因組織懸掛大幅標語、組織遊行示威和罷工抗議,及給趙紫陽總 書記發了三封電報要求趙見學生,要求罷免李鵬、楊尚昆等,被開除公職,並被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從重判處有期徒刑8年;1994年因 病保外就醫,出獄後以校對文稿為生;後因冠心病、腦梗等病情加重,無法從事校對工作,靠夫人的退休金生活,但他從未改變信念和心志。
付升:西安導航研究所幹部,積極投身八九民運,六四後被勞教2年。解教後繼續從事民運活動,因而長期受當局迫害,經常被警方跟蹤,電話打不通,多次被傳喚或找去“談話”,並曾被抄家、綁架。單位裡的工作被“調整”,兩級工資未漲,。
陳西:男,1954年2月出生,1989年坐牢前在貴陽市金築大學工作,政工幹部。因在八九民運中組織“貴陽沙龍聯誼會”和成立“貴陽愛國民主聯合會”,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3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
1995年5月,因組織中國民主黨 貴州分部,提出要敢為人先、貴州的民主運動要走在全國的前面,並要求重評六四而被捕。1996年3月,被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以“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 判刑10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在貴陽監獄服刑期間,多次被獄方唆使刑事犯毒打昏死,但從未屈服。
2005年5月坐滿10年牢出獄後,繼續從事民主、人權、法治活動,與貴州自由民主異議人士一起舉辦了貴州多屆“公民國際人權研討會”。
廖雙元:男,1953年4月28日 出生,1989年被勞教前在貴陽市軸承廠公安處工作。在八九民運中,廖雙元不僅多次組織召開“貴陽沙龍聯誼會”會務會議,支持、聲援學潮,自己也上街遊 行、沿街散發傳單並演講。1989年5月底,他與夫人吳玉琴、曾寧前往北京聲援學生和市民的抗爭。1989年6月13日被抓,後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 勞教3年,在勞教所內曾被毒打成重傷。
1995年5月,因參與中國民主黨貴州分部的組建而以“反革命罪”再獲刑4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1999年5月出獄後,繼續投身自由民主事業,長年受到當局的打壓和迫害。
張善光:1955年生,湖南省漵浦縣城關鎮人。
1989年春夏之交,張善光高度關 注以北京為中心的學潮與國民請願活動。6月4日前,他多次致電北京高自聯表示聲援。6月3日夜,向中共中央及國務院發出抗議電,強烈譴責政府動用軍隊鎮壓 和平示威的學生,並宣布從即日起不再承認國務院是人民的政府。6月5號,撰寫、打印“血的真像”傳單,內容是控訴鎮壓北京學生和市民,在縣城的學校、街 道、車站四處散發。6月16號被捕。同年9月,湖南省懷化地區中級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處其有期徒刑7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
張善光出獄後,繼續從事人權民主活 動。1998年7月22日,張善光在漵浦被捕。法院秘密開庭,以張善光犯有“為境外非法提供情報罪”判處其有期徒刑10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張善光在赤 山監獄服刑期間,警方曾派人對他說,只要他象徵性地認罪,或象徵性地表示出來後不再從事民運活動,就可以提前兩年讓他回家,但被他斷然拒絕。
2008年7月21日,監獄一大早就派車送他回家,讓驅車前往迎接的長沙朋友撲了個空。張善光剛剛到家時,自由亞洲電台記者電話採訪他,他態度明朗、思維嚴密地一一作答,表明這20年中總共16年半的監獄生涯並沒有摧垮他這條湖南硬漢子。
謝長發:男,1951年10月7日出生,湖南省望城縣坪塘鎮人。下鄉插過隊,後招工進長沙鋼廠。1989年時,其職稱為助理工程師。當年,謝長發在瀏陽搞“社教”(兼任副鄉長),六四屠殺後到幾個學校講演,譴責和抗議當局的暴行,被處勞教3年,實際執行2年。1992年,謝長發組織一讀書社,被禁。1998年春,他和潘明棟試圖借慶祝朱鎔基當選總理的名義發動遊行,被拘留。1998年,謝長發與湖南其他異議人士發起成立“中國民主黨湖南籌委會”,被拘留。此後十年,謝長發一直以中國民主黨黨員的身分從事相關活動。2005年,謝長發撰寫了《中國民主黨宣言》,後又寫了《昭告海外同胞書》、《民主問題問答》、《中國民主黨之歌》等,修改了浙江版本的《中國民主黨黨章》。從2002年開始,謝長發每 年正月初九固定邀集中國民主黨成員或民運人士聚會。他先後到北京、上海、遼寧、吉林、陝西、安徽、江蘇、浙江、福建、貴州、四川、重慶、甘肅等地會見朋 友,並適時對生活困難的中國民主黨成員給予資助。2008年6月26日被長沙市公安局刑事拘留,7月31日檢察院以其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批準逮 捕,11月1日公安局再次偵查終結,移送檢察院。2009年4月28日,長沙中級法院開庭審理謝長發案。
劉賢斌: 生於1968年10月2日,四川遂寧人,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87級學生。1989年4月中旬寫有《胡公托夢記》和《反思中共歷史》兩篇大字報,張貼 在人大“民主牆”上。六四之後,參與了成都6月5日的抗議活動,之後受到北京市公安局和遂寧市公安局的審訊和迫害,並於1991年4月15日被抓捕,關押 在秦城監獄。1992年12月8日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處有期徒刑2年6個月,於1993年10月14日出獄。出獄之後,尋找和 聯繫各地民運人士,推動民運力量的發展。1995年因參與《汲取血的教訓,推進民主與法治進程》公開信的簽名而被抄家及關押數日。1996年組織四川、重 慶的民運人士進行公開抗爭,多次起草公開信呼籲釋放魏京生、王丹劉曉波等 人,並因此多次受到遂寧市公安局的傳喚、抄家、關押。1998年10月與佘萬寶、黃曉敏等人籌組“中國民主黨四川籌委會”,並於10月15日到四川省民政 廳公開申請注冊,同時組建了“中國人權觀察四川分部”。1999年1月先後到湖北、湖南、浙江、山東和北京等地商討民運事宜,後於1月23日在北京被抓, 關押一個月後轉至四川遂寧,又被拘留半個月。1999年7月1日起被遂寧市公安局監視居住,7月7日被刑事拘留,8月6日被遂寧市中級人民法院以“顛覆國 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13年,9月3日轉至四川省大竹縣川東監獄服刑。在服刑期間獲三次減刑,於2008年11月6日出獄。第二次出獄之後,劉賢斌依然不改信念,繼續投身於民運事業。2008年11月20日與陳衛等人一起發表《就鄧永固事件致遂寧市委、市政府公開信》,並於12月上旬簽署《零八憲章》。
李必豐: 四川綿陽人,八九民運中擔任成都青年自治會主席,組織參與成都的抗議遊行活動,後被判處有期徒刑4年,關押於四川省第三監獄。出獄後積極參與民運活動,多 次參加公開簽名活動。1998年,因關注綿陽工人罷工事件,被當局以其它理由抓捕,並被判處有期徒刑8年,關押於雅安監獄。出獄後經商為生,2008年 12月參加了《零八憲章》的簽名。
廖亦武:1958年出生於重慶涪 陵,成都著名詩人和民間藝人。六四事件後,因克制揭露當局暴行的光盤而被判處有期徒刑4年,被關押於四川省第三監獄。出獄後繼續發出不同聲音,多次參與公 開簽名,並主辦了《知識分子》等地下刊物,宣傳自由民主思想。著有《中國底層訪談錄》、《中國冤案錄》、《最後的地主》、《地震瘋人院》等。2008年 12月參加了《零八憲章》的簽名。
許萬平:重慶人,因積極參與八九民運而被當局判處有期徒刑8年,被關押於四川省第三監獄。出獄後積極從事民運活動,1998年被當局勞動教養3年,關押於重慶市西山坪勞教所。2003年,因參與中國民主黨活動又被當局判處有期徒刑12年,現關押於重慶江北監獄。
佘萬寶:四川廣元人,八九民運發生 時擔任廣元農業銀行副行長。因聲援北京學生運動並參與八九民運而被當局判處有期徒刑4年,被關押於四川省第三監獄。出獄後仍積極從事民主運動,多次參與公 開簽名。1998年,參與中國民主黨的組黨活動,是中國民主黨四川籌委會成員之一,並參與中國人權觀察四川分部和中國人權觀察臨時總部的工作,1999年 被當局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12年,現被關押在四川省川東監獄。
姜福禎:山東青島人,1956年4 月25日出生。1989年投身八九民主運動,被當局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重判有期徒刑8年。出獄後,先後以擺書攤、開書店謀生。從1989年開始,在 《民主論壇》、《*》、《北京之春》等網絡刊物上發表文章;在要求釋放王有才、車宏年、牟傳珩、燕鵬等人的公開信上簽名;撰寫文章為任自元呼籲。
1998年9月,姜福禎在要求注冊中國民主黨山東委員會的申請書上簽了名。1999年5月15日,姜福禎和申貴軍、張銘山致函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要求重評六四,釋放一切在押政治犯。
3、出獄後生活困苦的六四人士
走出監獄、勞教所的六四良心犯,其中相當一部分長期陷於生存的困境:他們難以找到合適的工作,享受不到基本的社會保險。他們當中,服完長刑、走出監獄的六四“暴徒”們的生活,尤為困苦。
張茂盛:1968年6月28日出 生,原永定路一家機械公司工人。1989年6月4日晨,在馬甸橋附近參與焚燒了一輛軍車,於6月21日被抓。11月10日,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放火 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關押17年多後,於2006年9月13日獲釋,被剝奪政治權利5年。出獄時已38歲的他,找工作特別困難,靠父母的退休金生 活;當然就更別提享受基本醫療保險了。自己沒有居室,只能和父母擠在一起。
董盛坤:1960年12月16日生人,原北京某印刷廠工人。1989年6月10日被捕,1989年8月4日以“放火罪”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先後在北京市監獄、北京市第二監獄、北京未成年犯管教所服刑。2006年9月5日刑滿獲釋,出獄後還被剝奪政治權利8年。
董盛坤於獄中與妻子離異,孩子由女方撫養。出獄後和母親共同生活,母親是退休工人,每月養老金1300元,患有腦血栓、高血壓等疾病,大部分養老金用於看病。董盛坤出獄後,由於年齡大、技能低,就業艱難,有過幾次就業經歷,但都以失敗告終。
王連禧:1955年9月25日生 人,原北京西城區環衛工人,有一定的智障。1989年6月6日被捕,1989年6月17日一審以“放火罪”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二審被改判為無期徒刑, 並被保外就醫。同年8月被收監服刑,先後在北京市監獄、北京市第二監獄、北京未成年犯管教所服刑。2007年8月1日刑滿釋放,出獄後被剝奪政治權利5 年。
王連禧於獄中時,父母相繼過世,妻 子與他離異;位於松柏胡同3號的原住房拆遷時,由於王連禧還在服刑,拆遷方並未給其安置新房。王連禧出獄後無家可歸,曾寄居在西城區司法所和抄手胡同43 號一間小平房裡,生活十分艱難。自2008年10月10日起,王連禧在西城區平安醫院棲息。
孫宏:1971年1月14日生人, 原北京熒光燈廠工人。1989年6月3日夜目睹屠殺慘狀後,孫宏在其家附近的勁松東口參與攔截戒嚴部隊軍車,於6月11日被抓。1990年6月以“放火 罪”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入獄後,監獄將大多數10年以上長刑的六四人員單獨羈押於北京市第二監獄12中隊,並強制每日幹16小時的活。孫宏為此於 1993年10月以生命相抗爭,被關進了禁閉室。到1995年8月8日,才被改為有期徒刑18年6個月。2007年7月7日獲釋,被剝奪政治權利8年。
進監獄前,孫宏與外祖父住在朝陽區 農光裡起重宿舍2排2號;1996年住房拆遷時,拆遷方以孫宏正在服刑為由,拒不分給住房。孫宏出獄後曾想找回應有住房,可是事隔10年,當時的拆遷公 司、經辦人乃至街道、派出所有關人員都不知去向,為此孫宏找過小區物業管理、朝陽區房管局,但都答復“不知道”。目前,孫宏與父母及妹妹一家6口人,擠在 一處不足40平米的小兩居室內。
由於剛18歲就進了監獄,沒有任何 社會工作經驗和技能,獲釋後找不到工作,沒有經濟來源;而且多年的監獄生活使孫宏身患高血壓、頸椎病、前列腺炎等多種疾病。孫宏的父親患病多年,每月的退 休金大多用在了看病、吃藥上,孫宏的母親也患有腦動脈硬化,妹妹則剛下崗不久。現在孫宏每月領取400元低保費,其餘全靠親屬救濟,生活異常艱難。
孫傳恆:1970年1月7日生人,原北京市地質儀器廠工人。1989年6月4日,與柴軍、張國棟等人在新華門前攔截前往天安門廣場的戒嚴部隊,並與之發生直接沖突。1989年6月7日被抓,1990年8月被以“反革命持械聚眾叛亂罪”判處無期徒刑。
孫傳恆入獄後,面對監獄的種種黑 暗,多次與獄警發生公開沖突並被關進禁閉室。1995年至1998年的4年間,被剝奪了每月與父母的見面探視權,甚至在1997年患腹腔結核病住院期間, 也未曾見上父母一面。在1990至2000年的10年間,孫傳恆除無期徒刑改有期徒刑外,沒有減過一天刑。2006年2月獲釋,被剝奪政治權利5年。
出獄後,孫傳恆不願拖累年近70且身體多病的父母,一人獨自在外闖生活;但是,別人一聽說他剛從監獄出來都不願意用。於是他自己賣冷飲、雨具,但因多種原因均未賺錢。現在孫傳恆借住在北京郊區的親戚家中,節衣縮食,勉強度日。
趙鎖然:1962年4月11日出 生,家住北京市門頭溝區,原首鋼電工。1989年6月4日,他在八角村附近和憤怒的民眾一起砸了一輛裝甲車,後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破壞罪”判 處無期徒刑,2007年2月25日刑滿釋放。趙鎖然在獄中呆了近18年,落下了腰腿疼病,出獄後一直找不到工作,現每月領取低保費390元,主要靠父親的 退休金維持起碼的生活。
李志新:1956年10月14日生 人,家住北京市東城區黃寺附近。1989年6月4日,在學院路上和不少民眾怒燒軍車,被以“放火罪”判處無期徒刑,2008年6月3日出獄。父親1997 年去世時沒讓見面;母親已73歲,有心臟病,每天都要吃藥。在裡邊沒時沒點地幹活,把身體累壞了,關節炎,腰痛,眼睛看東西不清楚。出來歲數大了,找工作 也沒人要,也沒有特長,現在住在家裡。後來問哥哥、姐姐借了點錢,買了一輛電動自行車,通過朋友介紹曾到一家速遞公司送快遞,不久就丟了工作。出來後一直 在申請低保,現在終於得到解決,每月410元。
張燕生:1967年11月9日出 生,1989年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搶劫罪”判處無期徒刑,2003年4月25日獲釋。在看守所裡曾多次遭到無故毒打、體罰和辱罵,獄中勞動加班加點 不讓睡覺,致使身體健康出現很大問題。出獄後長期找不到工作,靠母親退休金維持生活。現在一家公司送貨,有些收入,但公司不為他交“三險”,因此連看病的 錢都沒有,多次和政府官員交涉都沒有結果。
武春啟:1952年5月4日出生。 1988年父母雙親因病去世。1989年6月4日,在永定門附近和民眾一起怒燒軍車,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放火罪”判處無期徒刑。武春啟在看守所和監 獄中備受折磨,導致多種疾病纏身。2008年12月出獄後,無法找到工作,申請低保至今未被批下來。目前靠每月400元的困難補助艱難度日。
邵凌才:山東濟南人,1962年出生。1989年被以“擾亂社會秩序罪”判刑4年。邵凌才原為濟南市機床一廠職工學校教師,判刑後被開除公職。現雙目幾近失明,領有殘疾証,從事按摩理療為生。妻子已內退,兒子在讀大學,全家生活甚為艱難。
4、至今仍在北京地區獄中的六四良心犯
六四事件20週年即將來臨之際,根據我們收集到的資料,在北京的監獄中,仍然關押著八位六四良心犯,他們是:
朱更生:1964 年生人。1989年6月3日深夜,被軍隊屠殺民眾的暴行激起滿腔義憤的他,在勞動人民文化宮前和其他市民一起圍住了一輛裝甲指揮車。他用棉被蓋在指揮車上 點燃,裡面的軍官給熏了出來,一溜煙跑掉了。1989年六四後,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放火罪”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朱更生不服判決,提起上訴。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二審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朱更生在北京市看守所內關押死刑犯的號中,戴上腳鐐、手銬度過了不得安眠的700多天。1991年秋,最高人民法院經死刑復核程序,改判朱更生死刑、緩期二年執行。
1993年,朱更生由死緩改判為無期徒刑。1997年改判為有期徒刑20年。經數次減刑後,尚有餘刑1年多,目前被關押在北京市第二監獄第5分監區。
朱更生年邁的母親住在小西天大女兒家中;朱更生出獄後也將在大姐家棲身。
李玉君:現年40多歲。1989年6月4日在北京市朝陽區紅廟附近和不少市民一起燒軍車,後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放火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1993年,由死緩改判為無期徒刑。1997年,改判為有期徒刑20年。
經減刑後,尚有餘刑3年,目前被關押在北京市第二監獄第5分監區。
常景強:1969年生人。1989 年6月4日,當年20歲的他在北京西直門附近人民醫院門口與武警發生沖突,他用磚頭砸傷一武警,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傷害罪”判處無期徒刑。 1991年被改判為有期徒刑20年。目前常景強被關押在北京市第二監獄第5分監區,今年6月上旬將獲釋。
姜亞群:1936年生人。1989年6月4日,在北京市東城區東四附近參與怒燒軍車,後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放火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1991年被改判為無期徒刑,1993年被改判為有期徒刑20年。
姜亞群無任何親屬,因此從未有人去監獄探視過他。他患有癲癇病,因此不幹活,也因而得不到減刑。目前他被關押在北京市延慶監獄,尚有餘刑4年。
苗德順:1963年生人,家住五路居西郊木材廠宿舍。1989年6月4日,他在五孔橋附近和民眾一起怒燒戒嚴部隊軍車。1989年8月8日,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放火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1992年被改判為無期徒刑。
由於苗德順從不認罪,直到1997年才被改判為有期徒刑20年。苗德順在獄中從不寫思想匯報,不幹活,因此經常被獄警用警棍電擊。
目前苗德順在北京市延慶監獄服刑。由於從未被減過刑,因此尚有餘刑8年。
石學之:1939年出生,北京市昌 平區回龍觀二撥子村人。1989年6月4日,他在學院路北京航空學院東門口一帶,和許多市民一起焚燒軍車,後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放火罪”判處無期徒 刑。1991年夏天,石學之在北京市第二監獄準備出口美國的乳膠手套中塞了不少紙條,上面用中、英文寫了“向美國人民致敬﹗”、“向自由女神致敬﹗”、 “這是勞改產品﹗”、“二監關押了許多六四‘暴徒’﹗”等。後因獄外質檢部門將部分手套退回時,石學之已不在原來車間幹活,導致他寫的紙條被發現。獄方為 此極度惱怒,將石學之關了三個月禁閉;期間經常將他提回第7分監區,並公然違反相關規定,用警棍電擊他的口腔、舌頭、腋下和陰部,以法外懲處肆意加害石學 之。
目前石學之在北京市延慶監獄服刑,尚有餘刑1年多。
楊璞:1960年生人。1989年6月4日,在陶然亭公園附近,他和不少市民一起怒燒軍車,後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放火罪”判處無期徒刑。1994年,由於雙腿患骨結核病,從北京市第二監獄轉往天津茶澱勞改農場病號隊。之後,再轉到北京市延慶監獄。
宋凱:男50歲出頭,“六四”後因 “反革命傷害罪”被判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6月4日在人民醫院門口,張寶生(當年15歲,判刑10)、常景強、宋凱等許多北京市民截獲一輛軍用救 護車,大家從車上把一個當兵(王玉文,當年被授予“共和國衛士”)的拽了下來,遭到眾毆,宋凱將一個水桶扣在王玉文的頭上,理由是怕把當兵的打壞了。宋凱 被捕後在豐盛派出所內被幾十名戒嚴部隊暴打,後腰被打壞了,留下終身殘疾,走路時往前探著走。92年時家裡曾花錢為其保外,但沒能成功。宋凱捕前住在西城 區磚塔胡同,捕後不久離異。宋凱93年底從一監轉到二監,98年轉到延慶監獄。目前宋凱在延慶監獄服刑,餘刑1至2年。
五、受到其它政治迫害的六四人士
中國的六四受害者除了六四死難者、傷殘者、死難者和重殘者家屬、被判刑和勞教的六四良心犯外,還包括許許多多受到其它政治迫害的六四人士,他們被收容審查、監視居住、軟禁在家、開除學籍、黨籍和公職、受到其它黨紀和行政處分、失去原工作崗位及不得不流亡海外等等。
六四大屠殺之後,當局以“收容審 查”的名義抓捕、關押了大量八九民運的積極參與者和反抗六四屠殺暴行的人。當時,北京市各區、縣看守所人滿為患,演員陳佩斯也被關押過,關在“炮局”── 北京市公安局公交分局看守所。在秦城監獄,當局收審了數以百計的知識分子、大學生和工人。其中有:列入全國通緝名單的周鋒鎖、熊焱和熊瑋、北師大講師劉曉波、中國新聞社記者高瑜、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生江棋生、劇作家王培公、北京理工學院大一學生陳衛等。
在廣州,中山大學大氣科學系85級本科生陳衛(女),中山大學哲學系86級本科生於世文被收審長達一年半;華南師範大學碩士生王連平被收審半年;中山醫科大學85級本科生張宇、華南理工大學本科生余厚強也被收審過。
在西安,陝西師範大學歷史系本科生趙常青被收審5個多月;西安交大機械系碩士生梅林被收審11個月;西安交大建築系碩士生林強被收審6個月;《人口報》記者高軍生、西安市第91中學教師鄭保和、陝西省政府經貿委幹部韓銳被收審數月;陝西機械學院機械系學生湯致平被收審半年。
在成都,西南民族大學副教授蕭雪慧被收審近2年,四川社科院汪成忠被收審近2年,四川大學學生王林建、韓燕明、吳衛東被收審1年,遂寧人歐陽懿被收審3個月。
…………
六四後,原公安部群眾出版社社長于浩成被開除黨籍,並被“監視居住”1年半,地點是北京郊區一武警部隊大院。原光明日報記者戴晴被“監視居住”,地點居然是秦城監獄。
原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並被軟禁於富強胡同6號家中。
翻譯家楊憲益被開除黨籍。原全國人 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副主任胡績偉被解除黨內外一切職務。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員許良英被開除黨籍。原深圳大學校長羅征啟被撤銷一切職務,開除黨籍,調華 南師範大學。詩人邵燕祥受到黨內警告處分。原共青團中央常委、中直機關團委書記張祖樺被撤銷職務。北大國際政治系青年教師陳育國失去教職。中國政法大學碩 士生浦志強獲團內警告處分。中央電視台播音員杜憲和薛飛失去原工作崗位。原湖北省十堰市委黨校理論研究室主任陸中明被開除黨籍,留校察看。……
方勵之、嚴家其、陳一諮、萬潤南、蘇曉康、遠志明、吾爾開希王超華、張伯笠、柴玲、封從德、項小吉、鄭義、李錄、劉俊國等一批民運的重要參與者,則被迫流亡海外。
六、一黨專政制度下的政治受害者
2008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宣言》問世60週年前夕,303位中國公民聯署發布了《零八憲章》。《零八憲章》指出:
“國共內戰的結果使中國陷入了現代 極權主義的深淵。1949年建立的‘新中國’,名義上是‘人民共和國’,實質上是‘黨天下’。執政黨壟斷了所有政治、經濟和社會資源,製造了反右、大躍 進、文革、六四、打壓民間宗教活動與維權運動等一系列人權災難,致使數千萬人失去生命,國民和國家都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
的確,六四受害者正是一黨專政制度下的政治受害者。
中國的一黨專政制度,其全稱為共產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專政制度。這個制度有幾個從根本上區別於現代民主制度本質特征,那就是:
1、實施言禁、報禁和黨禁
中國的《刑法》第105條第二款等條款,是專門用來搞以言治罪的,也就是說,是用來實施和維持言禁的;而這個制度不允許同人辦報,是謂報禁;這個制度用《刑法》第105條第一款禁止反對黨的合法存在,乃謂黨禁。
2、實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合一
孟德斯鳩早就指出:握有權力的人都有濫用權力的傾向。為了遏制這一傾向,必須用權力制衡權力,實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而中國的所有權力,都由政治局裡的同一撥人所掌控,是謂三權合一。
3、國家元首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不通過普選產生
在這樣一種制度下,凡是大膽行使言論自由權的人,難免會觸犯言禁;凡是大膽行使出版自由權的人,難免會觸犯報禁;凡是大膽行使結社自由權的人,難免會觸犯黨禁。
在這樣一種制度下,凡是讚成、倡揚三權分立的人,難免為執政者所不容。
在這樣一種制度下,凡是主張全民大選的人,難免為“元首”和“人民代表”所厭惡。
一句話,凡是敢於沖擊言禁、報禁、黨禁,敢於公開呼喚憲政民主的人,都有可能成為這個制度下的政治受害者。
七、六四受害者生存狀況之改變
在六四這個案子沒有翻過來之前,在造成六四慘案的制度沒有改變之前,要改變六四受害者的生存狀態,需要:
1、六四受害者自身權利意識的覺醒和成長
如果我們認為六四屠刀下的死難者約 為2600人是可信的,那麼,迄今為止還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死難者家屬公開發出了伸冤和抗爭的聲音。而數以萬計的六四傷殘者中,也只有為數很少的人站了出 來。六四後被判刑、被勞教的良心犯,一直未能公開進行抗爭的,也大有人在。而六四後受到其它政治迫害的六四人士,保持沉默、忍氣吞聲的當不在少數。
我們認為,改變缺乏尊嚴的生存狀態,首先需要六四受害者自身權利意識的覺醒和成長。有了這一條,就可以逐步做到:
(1)從含冤忍辱中走出來,行使說真話的權利,公開說出受害真相,找回或提升做人的尊嚴。
(2)形成和平理性抗爭、像天安門母親那樣的六四受害者群體。
(3)既維護自身權利,又捍衛他人 權利,關注、幫助其他政治受害者,如1957年反右運動中的五七受害者,六四後因沖擊言禁、報禁、黨禁而遭受政治迫害的公民,及受到各種宗教迫害的群體 等;關注、幫助其他受到制度性侵害的群體,如因暗箱轉制、強制拆遷、強迫“征地”、刑訊逼供、任意羈押而造成的受害者群體。
2、其他民眾對六四受害者的關注、聲援和幫助
這既是寶貴的,也是可行的。例如: 六四死難者的同學、朋友、同事提供或公布死難者線索;六四屠殺的目擊者、六四後參與救治死傷者的醫務人員等,直接或間接地沖擊六四禁區,說出事件真相;給 六四難屬、生活困苦的六四人士提供人道幫助等等。20年來,已有不少人這麼做了。我們希望,會有更多的人這麼去做──2009年5月6日,80多位華人基 督徒發表關於六四20週年的歷史性宣告,就是一個很好的範例。而每年六四之夜,香港維多利亞公園閃爍搖曳的萬千燭光,則是對死者至貞的祭奠和緬懷,也是對 生者至誠的關愛和慰藉。
3、國際社會對六四受害者的關注、聲援和幫助
中國六四受害者是20世紀一場特大人權災難的受害者,國際社會對他們的關注、聲援和幫助,將會有力地鼓舞他們捍衛自己的人權、改變自己的命運。來自國際社會的關心和奧援包括兩部分。一是來自民間,二是來自聯合國人權機構和民主國家政府。
在民間方面,如果能將2009年度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天安門母親”群體,那會是一種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對中國六四受害者的有力聲援。對聯合國人權機構和民主國家政府來說,堅持適時對中國六四受害者的人權狀況公開發出關注的聲音,並與六四受害者建立直接接觸和聯繫的渠道,應當成為可取的選項。
結語
鑒於當局所設置的六四禁區,本報告所匯集的六四受害者資料是遠不完備的。我們希望更多的六四受害者說出真相、見証迫害,希望更多的知曉相關情況的國人拒絕遺忘、重建記憶;在事實和真相的基礎上,才會有公道和正義,六四這個案子才會被翻過來。
六四這個案子不翻過來,九泉之下的六四英靈不答應,其他六四受害者不答應,這個制度下的政治受害者不答應;六四這個案子不翻過來,人類良知、社會公義不答應;六四這個案子不翻過來,列祖列宗、天道天理不答應。
為了使六四那樣的殺戮在中華大地上不再重演,為了使六四那樣的人權災難在中華大地上不再重現,六四這個案子是一定要翻過來的。
1947年台灣二。二八事件的案子 翻過來了;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案子翻過來了;1980年韓國光州事件的案子翻過來了。我們相信,依靠六四受害者和其他政治受害者的努力,依靠一切受到 制度性不公正傷害的民眾的努力,依靠其他有良知、有識見的海內外人士的共同努力,六四這個案子是一定會翻過來的。
參考資料:
丁子霖:《丁子霖──六四受難者名冊》。香港:九十年代雜誌社,1994.
丁子霖、蔣培坤:《生者與死者》。香港:中國人權,2000.
丁子霖:《尋訪六四受難者》。香港:開放雜誌社,2005.
蔣彥永:關於為89年六四學生愛國運動正名的建議,2004.
張良:《中國六四真相》。紐約:明鏡出版社,2000.
陳小雅:《沉重的回首》。香港:開放雜誌社,2004.
雷音:《楊憲益傳》。北京:自費印刷,2004.
王丹王超華、江棋生等:《六四親歷者回憶錄》。紐約:明鏡出版社,2004.
于浩成:《風雨雞鳴》。香港:晨鐘書局,2007.
303位中國公民:零八憲章,2008年12月9日。
天安門母親網站:www.tiananmenmother.org
部分六四人士和六四“暴徒”提供的第一手材料。


人物誌異見人士江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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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鎮壓受害者名錄(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