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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4日 星期日

六月三日晚 天安门广场的最后一幕(组图)


1989年<a href=http://www.secretchina.com/news/gb/tag/六四 alt= '六四' target='_blank'>六四</a>前,北京大学生打出横幅悼念胡耀邦,期盼中国实现民主。(图片来源:64memo.com)
1989年六四前,北京大学生打出横幅,赴天安门广场悼念胡耀邦,期盼中国实现民主。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中午,北京大学廿九号楼,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最后一次会议,与会者有王军涛、王丹、老木、甘阳、刘苏里、杨涛等人。
当日,北京城的气氛已非常紧张,许多知识界知名人士已纷纷离开京城避风。

下午三时四十分许,我们抵达天安门广场,随即接管纪念碑底座最高层的纠察任务。此前,这一带的纠察线已经松驰得近乎消失,只有寥寥无几的市民纠察队员三三两两地散布着。
我们的宗旨是和平、理性和非暴力
尽管局势已经急剧恶化,但我们与所有参加民主运动的学生和市民一样,赤手空拳,没有任何防卫武器,因而我们的宗旨始终是和平、理性和非暴力。在这个时候,我们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依然丝毫没有以暴易暴的准备。
晚六时许,一群愤怒的学生和市民送来一名化装进入天安门广场的军人。此时化装进入广场的军人和警察为数众多,任务是侦探广场上动态,尤其是侦探学生指挥部的动态,并趁机制造混乱,以便于血腥镇压。这名军人由于沿途一再受到学生和市民的谴责,已经惊恐得失去常态。我们急忙将他保护在纪念碑底座最高层西南角的帐篷里,并请来照料四名绝食知识分子的医生,帮助我们稳定他的情绪。我们在对他进行一番有关八九民运的真相和宗旨的宣传后,委托医生伺机用救护车将他安全送离天安门广场。
晚六时三十分,戒严部队指挥部通过中央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发出第一项紧急通告,该通告使用了“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字眼,显露出血腥镇压的苗头。但是,广场上的学生和市民并未引起应有的警觉,一切仍按既定的计划照常进行。
晚七时,广场学生指挥部在纪念碑南侧召开有关学生和市民被军人和武警所伤情况的新闻发布会。学生领袖柴玲、李录、封从德、吾尔开希主持出席了这次新闻发布会。
北京测绘出版社职员郑鲁滨的控诉发言令人印象深刻。郑鲁滨身为中共党员,六月三日下午三时十五分在人民大会堂南侧看见一群军人用武装带猛抽学生和市民,便冲上去抢救一位被军人击倒在地的老人,因此,也遭到军人的毒打,头部被军人用钢盔击破,血流如注,白衬衣几乎全被鲜血染成了红色。
晚九时五十分许,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联合发出了第二项紧急通告,要求北京市民呆在家中,不要上街,不要到天安门广场,以保证生命安全。
第二项紧急通告已经明白无误地发出了血腥镇压讯号,任何只要稍具政治敏感的人,都应该能从中嗅到火药味。但由于自从五月十九日北京城实行戒严以来,天安门广场上一直回荡着“狼来了!狼来了!”的呼唤,而狼却始终没有出现。因而广场上的大多数人并未对此项通知引起应有的警觉。
纵观天安门广场,依然人山人海,四十年来深受中共当局压抑的群众象往常一样,尚在欢庆着盛大的节日。
晚十时,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按原计划在“民主女神”塑像下举行开学典礼仪式,宣告正式成立,著名政治学者严家祺、作家赵瑜等人出席并致词。
晚十时十六分,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联合发出了措词更为严厉的第三项紧急通告,声称“解放军部队一定要按计划执行戒严任务,任何人不得阻挡。如遇阻挡,戒严部队将采取多种自卫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
晚11时许 罪恶的枪声终于响了
1989年六四屠杀后的情景。
1989年六四屠杀后的北京。
罪恶的枪声终于回响了,时间是晚十一时许。当第一阵枪声从西长安街方向传入广场时,人们无不受到强烈的震撼。
紧接着,从北京城不同方向陆续响起枪声,而且越来越密集。眺望西长安街方向,熊熊火光冲天而起,染红了那一片夜空。
枪声揭开了中共当局蓄谋已久的血腥镇压的序幕,而民主大学的开学典礼仪式则在枪声中匆匆落幕。
此后,一些人陆续来到广场学生指挥部报告军队在各处用真枪实弹屠杀和平学生和市民的情况。来者几乎全都满身血迹,或是自身受伤,或是救护他人所致。
直到此时,广场上的人们才如梦初醒,中共当局不仅对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市民使用催泪弹、电警棍,而且使用真枪实弹、装甲车和坦克。所谓的人民子弟兵开始血腥屠杀人民!
午夜十二时,广场学生广播台播出了第一名学生死亡于西长安街军事博物馆前的噩耗。这是八九民运爆发以来第一次公布学生死亡的消息,引起了在场学生的强烈反响,悲愤情绪迅速弥漫。一位男生在广场中唱起了萧邦的《哀歌》:“沉沉浓雾,慢慢地升起,迷住我双眼和茫茫大地;有一支哀歌,在心中响起,我欲唱又止,把悲痛藏起……”如诉如泣的歌声回荡在广场的上空,数以千计的学生肃然端坐,唯有一行行泪水流淌着。
六月四日凌晨零时三十分许,广场中传出吾尔开希哭诉一位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女生被射杀的经过,这名女生当晚随他一起从北师大校园出发。吾尔开希由于过度激愤,声音时断时续,终致完全消失。只听得广播中传来一阵忙乱的声音,有人焦急地呼叫着救护车。吾尔开希晕过去了。
广场学生指挥部在十二时过后作出了一项新的决定,副总指挥李录通过广播号召广场上的学生有秩序地向纪念碑集结,团结一致,准备以非暴力的方式进行最后的抗争。
集结到纪念碑一带的学生约近万人。纪念碑北侧的人数最多,约有五、六千人,南侧次之,约一、二千人,东西两侧人数不多,各有数百人。此外,在广场四周边沿地带,尚分布着数以万计的学生和市民,约在七、八万之众。在帐篷内,也还有数目不详的学生睡觉休息。
北京市民控诉共军杀人暴行
在血腥镇压开始后,我亲自接待了几位来自屠杀现场的报讯者。
一位河北的十一岁的小男孩,来自虎坊桥一带,哭诉他在京当民工的哥哥被军人射杀。可怜的小男孩惊恐已极,怎么也说不清在京的住处。我强忍泪水,安排人员护送他离开广场。
一位北京大学好友来自西单路口,愤愤指控军人杀人兽行。在西单路口,有一群约百名学生,打着两面旗帜,一面是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的正规校旗,一面是临时自制的白底黑字的南京中医学院的旗帜。这群学生手挽手、肩并肩,对着杀气腾腾的军队迎面而去,反复齐声呼喊着一句口号:“为了可爱的祖国,我们已做好牺牲的准备!”劝阻军队向天安门广场进发。军人先是朝天放了一排子弹,时隔不到一分钟,即端枪向这群学生扫射。在密集的枪声中这群学生先后纷纷倒下。景状之惨烈,令两旁目睹者无不悲愤万分,不顾安危地怒斥军人:“畜牲!畜牲!”
一位北京市民来自五棵松一带,他叙述说,当军队坦克向天安门广场进发时,数以万计的人试图阻挡,但坦克毫不减速,冲向人墙。一名群众躲闪不及被冲倒,他的弟弟正欲上前枪救,后继的坦克依然全速前进,连续过了四十余辆坦克,地上只留下一片肉浆,惨不忍睹。(事后查明,这名死难者是航空航天部的干部。)
从屠杀现场不断传回的消息,对坚守在广场上的学生和市民造成强烈的刺激。一部分人忍受不了愤怒,准备奋起反抗,以暴易暴。他们四处寻找一切可以用作自卫武器的东西,包括石块,汽水瓶子和从帐篷上拆除下来的棍棒。人们陆续离开广场,冲向枪声最激烈的西长安街。
在六四屠杀事件中,部分北京市民和学生以暴易暴的行动,是无需否认的曾经发生过的事实。不过,就时间而言,军队血腥屠杀于前,学生和市民的反抗于后;就因果关系而言,军队的血腥屠杀是因,学生和市民的反抗是果。
六月四日凌晨零点十五分,一辆装甲车沿长安街从天安门城楼前由西往东急驶而过。数以万计的民众试图筑成人墙加以阻挡,但装甲车毫不减速。紧接着,又有一辆装甲车从同一线路快速驶过。愤怒的民众纷纷捡起石块投向装甲车,并有不少人挥舞着棍棒冲向装甲车,毫无惧色地抽打装甲车。对于装甲车这类钢铁怪物来说,这些举动近乎唐吉诃德斗风车,然而,这时并没有丝毫的喜剧色彩,只有撼动人心的悲壮。
这是当晚最初发生在广场视野之内的军方行动。
零点三十分,又有两辆装甲车从天安门广场南面的前门方向分别进入天安门广场东西两侧大道,风驰电掣,横冲直撞,围绕着广场转了好几圈,向学生炫耀武力。其中一辆在辗过交通隔离墩和广场外沿的铁栅栏、企图进入广场东北端时发生了故障,骤然停车不动。愤怒的民众蜂拥而上,先是用棍棒撬砸,继而用棉被铺盖上去烧烤。大火腾空而起,三名军人忍不住高温钻出了装甲车,顿时遭到民众围殴。在场学生竭力保护,将他们送到位于中国历史博物馆急救站。一位学生被群众误伤,头破血流。
眼看着熊熊火焰迅速吞噬着装甲车,我不知道应该为此感到高兴还是惋惜,唯有广场失守在即的感觉越来越清晰。
零点五十分许,无数颗照明弹和信号弹从四面八方飞向天安门广场上空,偌大的广场顿时被照耀得如同白昼,俨然成为决战在即的战场。
学生教师坚持非暴力抗争

随着枪声的临近,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宗旨面临空前的考验和挑战。越来越多的学生要求拿起一切可能的武器进行殊死的抗争,尤其是那些来自屠杀现场的学生和市民,情绪极为激烈,理智已被极度的悲愤所取代。他们破口大骂依然秩序井然地静坐在纪念碑底座一带的学生:“你们难道坐在这里等死吗?你们难道还对那群野兽抱有幻想吗?都到了什么时候了,还不上去拚了!为了保护你们牺牲了多少人,你们知道吗?”甚至有人挥舞棍棒威吓学生。的确,为了保卫天安门广场,为了保护天安门广场上和平请愿的学生,北京市民的牺牲已经足够惨重。这些斥责的话语强烈刺痛着在场每一位人的心,冲动的情绪像旋风般传来。
一名浑身是血的北京大学学生疯了似地冲上纪念碑底座,不断大声地呼喊着:“给我机枪!快给我机枪!我要去杀尽那群畜牲!我要为死难同学复仇……”他根本无法如愿,那些早些时候被学生和市民所搜捡到的军人故意遗弃的无法使用的枪支,早已由广场学生指挥部有组织地送交给公安部门。他只有失望地抱头痛哭,神情令人心酸。
在广场学生指挥部里,以柴玲为首的学生领袖们经受着巨大的压力和考验。一批批学生和市民冲进来,要求学生领袖们正视军队开枪屠杀和学生市民伤亡的现实,放弃不抵抗的宗旨,号召并带领大家进行暴力抗争。在持续的刺激下,不断哭泣的柴玲曾一度冲动得难以自制,一把夺过广播员的话筒,对广场上的学生大声疾呼:“无耻的政府已经大开杀戒,同学们,我的同学们,你们一切有能力抵抗的人,拿起任何可以作抵抗的东西,到广场边缘去,准备自卫、准备反抗!”
柴玲的举动当即遭到在场青年教师的劝止。此时此刻,这些学生领袖的一举一动,都将关系到广场上数以千计的年轻生命的安危,责任重大,远远超出了他们这般年龄所能承受的限度。
柴玲终于冷静下来了,在最后关口,她和李禄等广场学生指挥部的成员们,这些历来被认定为激进派的学生代表人物,决定继续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宗旨,呼吁学生放下手中的任何可被视为武器的东西。
学生领袖和各高校在场的青年教师纷纷下到学生队伍中间,反复宣讲:我们的宗旨始终是和平、理性和非暴力,我们曾为此作出过许多努力,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继续坚持这个宗旨。让我们以和平来迎接暴力,让我们以平静来迎接死亡,让我们以理性来迎接愚昧。
我带领纠察队员在纪念碑底座一带将一些石块、汽水瓶子和棍棒等不是武器的武器收集到一起,集中管理,以防止个别人在激愤之余有违和平请愿的宗旨。纪念碑一带的学生手中已经没有任何可以称作武器的东西,哪怕是一块石头或一个汽水瓶子,军队所面对的是一群赤手空拳的和平请愿者。
四周的枪声越响越近,牺牲的气氛笼罩了整个广场和每一个人的心灵。在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柴玲的带领下,全体人员起立,庄严地宣誓:“我宣誓,为了推进祖国的民主化进程,为了祖国的真正的繁荣昌盛,为了伟大的祖国不为一小撮阴谋家颠覆,为了十一亿人民不在白色恐怖下丧生,我要用年轻的生命誓死保卫天安门广场……”
紧接着,一阵悲壮的《国际歌》声响起:“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歌声盖过了广场四周密集的枪声,也驱走了人们心中残存的最后一丝恐惧和犹豫。
这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一幕。
此时此刻,人们无不热泪盈眶,热血沸腾,洋溢着为真理而献身的神圣情感。学生们纷纷前来与我紧紧拥抱,表示最后的情感。在生与死的临界点许多学生不顾自身的安危,恳切地劝我离去,说:“你是我们尊敬的老师,我们不愿让你冒任何生命风险。”
面对这些惊天地泣鬼神的年轻学生,我除了激动,只是感到悲哀和羞愧。悲哀的是,这些属于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年轻一代,却将直面冷对血腥镇压的危险。羞愧的是,此时此刻,除了极少数与学生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和地缘关系的高校教师之外,已见不到其他知识界人士。
多年来,许多知识界精英分子一直对学生鼓吹民主,在八九民运期间他们也曾信誓旦旦地宣称绝不背叛爱国学生用鲜血和生命所开拓的争取民主的事业,绝不以任何借口为自己的怯懦开脱,绝不再重复以往的屈辱,绝不向专制屈服,而如今,当真正需要为真理进行最后的斗争时,他们又身在何处?他们的道德勇气又何在?
凌晨一时三十分许,大批军人终于杀出一条血路,沿西长安街抵达天安门广场北面的天安门城楼前,集结在金水桥一带。这支最先到达的军队是属于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的所谓“红军团”。这支部队在抵达天安门广场北端之初,即大肆射杀集结在西观礼台附近、长安街和广场北端的学生和市民。数以百计的学生和市民为了躲避枪弹,慌不择路地躲进了横跨长安街的地下信道。
中共血腥镇压计划蓄谋已久
几乎与此同时,在天安门广场南面,近千名荷枪实弹的军人途经永定门、宣武门,从前门方向抵达人民大会堂南侧。大批学生和市民纷纷退入天安门广场,向纪念碑一带靠拢,有不少人先后中弹倒下。
另有一批军人集结在纪念碑南侧的“毛主席纪念堂”和前门箭楼之间,人数有三、四千之众,配备着装甲车和坦克。
在天安门广场东面,近千名军人集结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一带。数以百计的学生和市民试图接近他们,加以宣传劝导,但受到军人端枪阻吓,未能奏效。一位年仅十五、六岁的少年在人群中大哭,诉说他的哥哥被军人打死了,要冲上去与军人拚命,被香港女学生李兰菊拦住了。当李兰菊再次发现这位少年时,他已全身鲜血躺在一位工人的怀里,于是李兰菊当场悲愤得晕过去,被送入位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临时急救站。
在天安门广场西面,一向紧闭的人民大会堂东侧大门突然敞开,数以千计的军人潮水般地涌出,源源不断。在军方安排的摄影灯光的映照下,只见一片密密麻麻、闪闪发光的钢盔在晃动,犹如无边无际的海洋。(据六四事件后解放军总政治部編著的《戒严一日》一书透露,当时集结在人民大会堂里的军队是一个集团军和一个炮兵旅。)这批军人集结在人民大会堂东侧一带。
从人民大会堂里突然冒出如此众多的军人,令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终于醒悟,中共当局血腥镇压计划蓄谋已久,他们早已通过北京城地底下的战备信道调兵遣将,将数以万计的军人送到人民大会堂、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等处,做好了武力清理天安门广场的所有准备。至于连日来在大街上所进行的军人赤手空拳徒步天安门进发的行动,无非是转移人们视线,制造军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既显示了军人仁慈克制的虚伪假像,又有利于寻找血腥镇压的口实。
中共当局的阴谋狡诈,是常人所很难体察的。至此,天安门广场已经完全处于四、五万军人的严密封锁包围之下,以武力清理并占领天安门广场作为胜利目标的军队,开始将枪口直接瞄准纪念碑一带的学生。
外界通常认为天安门广场清场开始于凌晨四时三十分,其实,在军队抵达广场之初的凌晨一时三十分许,清场行动即已开始,因为在军队抵达之初,即有许多学生和市民在天安门广场范围内伤亡,陆续被送入位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前的临时急救站。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研究生程仁舆就是在此时被枪杀身亡的。
紧随着军队对天安门广场包围圈的形成,安置于人民大会堂处的高音喇叭开始播放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的最后通牒式的紧急通告。该通告称“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人民解放军现在必须坚决反击反革命暴乱”。
临近凌晨二时,集结在人民大会堂前的军人开始对着纪念碑上空开枪,一排排子弹呼啸着从我们的头顶不远处飞过。起初,我们总是下意识地放低身子行走,后来就习以为常了。一些记者开始撤离纪念碑底座。
两名学生在广场西北角受到枪伤,一位伤在手部,一位伤在眉部。这两名受伤学生被及时地送入位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前的临时急救站急救。
也就在这个时候,一名中国政法大学学生焦急地跑来告诉我,有部分政法大学的学生怎么也不愿离开帐篷。于是,我急匆匆赶到纪念碑东侧的政法大学帐篷,里面果真尚有十多名学生或躺或靠地在睡觉休息。情急之下,我利用教师的权威,喝斥他们集结到纪念碑一带的队伍中去。
来回奔走之际,我发现附近的帐篷里或多或少也有学生在睡觉。
工人、市民奋不顾身保护学生
1989年六四屠杀,北京市民救护学生。
1989年六四屠杀,北京市民救护受伤学生。(以上图片来源:64memo.com)
凌晨二时许,集结在金水桥前的军队派出一支特种部队小分队清理广场北面边沿地带。位于天安门广场西北角的北京工人自治会总部首当其冲,帐篷起火,逐渐蔓延为冲天火焰。工自联总部原先处在天安门城楼西观礼台,在屠杀事件发生后,工人弟兄出于保护纪念碑一带学生的考虑,将总部迁移到广场西北角。
一位幸免于难的工人弟兄手提一只黑色小箱子来到纪念碑底座,但因身分不明而遭到学生拦阻。我下去询问,得知他想将小箱子交由学生指挥部保管。我告诉他,就目前情形看,学生指挥部并非安全之地,还是带着它离开广场为好。
我由衷地敬佩北京的工人弟兄们,他们虽然文化素质不是很高,也不善于辞令,但是,他们却在关键时刻表现出惊人的英勇无私精神。在八九民运中,最具道德勇气,牺牲最惨重的不是学生,更不是知识界人士,而是北京市的工人弟兄和市民。
为了保护广场上和平请愿的学生,他们用血肉之躯阻挡着武装到牙齿的军队,浴血奋战,奋不顾身。那一晚,有一队为数三十来人的工人纠察队与我们在纪念碑底座协同执行任务。当血腥镇压的枪声响起后,这些工人纠察人员陆续奔向西长安街。大约在凌晨一时许,一位浑身是血的青年工人回到纪念碑底座,泣不成声地说,他是唯一的生存者,其它的工人弟兄都英勇牺牲了……。
(原文有删节)

视频:11 八九六四 天安门大屠杀事件真相 序列

视频:12 八九六四 天安门大屠杀事件真相 序列

2017年6月3日 星期六

文献学者吴仁华:历史须有六四受害者和加害者的资料记录

八九民运期间天安门广场
历史文献学者吴仁华是八九民运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他是首次游行的组织者之一,曾任新华门绝食请愿区负责人。6月3日率领特别纠察队赶赴天安门广场,经历了整个清场过程。1990年流亡到美国后,吴仁华28年来坚持做六四死难者名单搜索和整理工作。著作有《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对于他来说,整理死难者,伤残者以及加害者的名录就是他纪念六四的最好方式,因为历史必须对这个事件有一个记载,否则就会被遗忘。
法广:经过多年的研究后,到目前为止,对六四屠杀事件中死亡人数有没有一个比较确切的数据?
吴仁华: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数据,在现在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办法做出准确的统计,所以我只能利用自己专业的背景,国学专业有考据学的训练,所以我在这个基础上花了很多时间去搜寻当年北京一百多家医院的情况。
当时大多数死难者或伤员都是被送到这些医院去的,所以我现在通过搜寻这些医院的情况,对六四屠杀造成的死难者和伤者的人数有了一个大概的估计,但是我今天还是不能回答具体数据这个问题。我还需要大量的时间继续去追踪这些医院透露出来的咨询。包括当年在这些医院中的亲身经历的情况等等。
作为历史文献学者,对死难者人数这样一个问题还是不能轻易做出回答。网络上出现的一些数据我也觉得不够慎重。包括一些亲身经历者,随口就说几千人,或者三千人,或三千人以上,实际上我觉得是不恰当的。这必须有一个调查的过程,科学的认证,然后有一个比较符合真相的数据。
法广: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您是否会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
吴仁华:现在要和一百多家医院和人员保持联系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一个禁区,当年经历过的医护人员也不可能接受外界的咨询。所以我只能利用自己考据学的训练背景去通过各种方式搜寻零星的咨询,然后进行判断。在这些医院,如果有数字或者见证人的一些回忆,我就将其像拼图一样拼出来,得到大概每家医院的死难者或伤员的情况。
法广: 您自己对中国当局在六四事件28周年后丝毫没有松动的局势如何看?
吴仁华:这个问题已经有很多人去谈,我觉得似乎也没有太多的价值,所以我觉得每个人还是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突破六四的真相封锁,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回到我自己的个人身份上,我认为六四这样一个震惊世界的大事件,或者说是屠杀事件,一次政治性的灾难,对于我这样的历史记录着来说,必须有两方面的记录。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一个是受难者的记录,一个就是加害者的记录。
中共一九四九年建政以来,根据中共的资料,在镇压反革命运动期间就枪毙了246万人,接下来的“三反五反”,反右,还有文化大革命都造成了很多人死亡,可是这些灾难性的政治运动都没有这两方面的记录,死难者没有记录,没有姓名,没有死难经过的记录,同时也没有加害者的记录。不能笼统地说毛泽东和四人帮是罪魁祸首,可是在文革中死亡的几百万人不是他们一个个杀死的。所以对六四屠杀事件,我能做的,必须做的有价值的事情就是必须记录这两方面的人。
关于受害者,“天安门母亲”群体已经做了204人的死难者的名单,这些年来,我继续在做的事,一个是六四受难者资料和名录。最近也陆续在推特和脸书上公布了其中的一小部分。
另外,根据中国公安部有关六四的内部资料,到89年六月底,全国就逮捕了一万多人,很多人被判了刑,很多人被开除公职,开除学籍,这些人就是我所说的受难者,这些人必须要有记录。今年已经是28年了, 如果再不做记录的话,以后就不可能有完整的记录,受难者里还包括一部分人,就是六四事件的受伤者,因为六四事件死难者的数字巨大,按照常规的说法,可能还至少要高出三到五倍,这也是我最近几年做的项目,就是受难者和受伤者的名录。
对加害者,我前几年也做了一些资料,就是六四戒严部队部分官兵的名录,我追寻了数以万计的解放军的军人,最后确定了三千多人是六四戒严部队的成员。也就是说他们参加了镇压行动,所以我认为,如果这样的灾难性的事件如果有着两方面的记录,才算是比较完整的记录,才能起到以此为鉴,让后人不能重犯这样的灾难性的错误。
法广:这些资料最后会出版吗?
吴仁华;我的目的并不是成书出版,因为这是一个世俗社会,受伤者或受难者的名录,对一般的读者来说是非常枯燥无味的,这样的书没有市场,所以我并不是以出版为目的,但是我会像前几年公布三千名戒严部队的官兵名录一样,通过现代的网络手段公布出来,至少让更多的人知道,也留下一个历史的记录。
六四28周年之际,我也希望年轻的推友了解这件事情,所以就选出一部分来,但是最后的公布是将一次性地全部公布出来,这样就方便一些有心的朋友们一次性地下载,进行传播,我不会一个个零星地公布。

89年 日记



说明:1989年,我是一名大学老师,“六四”发生后,写下了8月至10月的日记。时隔27年之后,整理信件和日记时,发现这份日记。我犹豫是否有必要公开,或者公开后,是否署真实的姓名。我不是害怕由此带来的官方压力,而是彰显了自己,无论这个自己是胆小还是勇敢,是虚伪还是真实。回望27年前的自己,鲁莽、幼稚的同时,也有一份无惧无畏,有着无法抑制的对他人的同情。
这段日记记录了在白色恐怖中,交织着的“爱恨情仇”。记得在米兰昆德拉的书中读到一句话,大意是:突然一夜之间他身体里的癌细胞像花一样开满全身。我曾一遍遍地在心里默读这句话。
日记中有一些“道听途说”,删去的话,缺少了真实。保留的话,无法证实。希望读者把他们看作特定时期的产物,反映了当时部分人的心态。
对绝大部分人来说,27年前是好久以前的事情了,甚至有好多人还没有出生。对我而言,有些具体的事情已经模糊了,看不清了,但有些事情就像昨天才发生,刻骨铭心,终生不忘。“六四”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改变了许多人的价值观、人生观,我也是深深被改变的人之一。
我曾经忘记了这段日记,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段话,我没有忘,它已成为我灵魂的乳汁。
南望
2016年8月23日
1989年8月12日
昨天下午回到北京芙蓉里的住处。在旅途中我还十分牵挂女儿,临别时她的情绪不好,早饭不肯吃。当飞机离北京越来越近的时候,我的思绪又回到了恐怖的6月。
民航班车驶进市区,我看到士兵减少许多,在一些十字路口能见到端枪的士兵纹丝不动地站着。街上人来人往,像是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Ya在等我。各自叙述了久别后的经历和见闻,她和Yan 今后的打算是出国,我要做的是为受伤学生募捐。
今天早上很早就醒了,毕竟不是在家里,没有安宁感。8点钟到了学校,和朋友们聊天,话题离不开“暴乱”,听说要清查28种人。
上学期6月10日至7月15日我在家休息,全系仅我一人没有返校参加政治学习。从下周开始我要补上政治课。大学生学习十天,8月24日开始上课。
中午我去体院找方政,把他父母带的东西给了他。见到他心里真难受,一条腿从大腿中间位置断的,另一条腿是从膝盖下面断的。由于肌肉萎缩,剩余部分的腿显得很细,与他健康的上半身极不相称。6月4日清晨,在六部口学生撤退途中,看到坦克开过来,为了救一位女同学,他来不及躲闪,坦克压掉了他的两条腿。可现在还有人不断折磨他的精神,要他一遍遍的写检查,有人质问:你不拦坦克,坦克怎么会无故压你?他的同学都已毕业,开始工作,而方政是不是“暴徒”还有待上面指示。在目前情况下,北京体研所还愿意接受方政去工作,但学校不肯放人。像他这样,你们还敢要吗?出了问题你们担当得了吗?
唯有他妹妹方萌整日陪伴。每天他只能坐着轮椅,用手转动轮子,在校园里活动。他想回家,但8月底要装假肢,回不了。我真想每天去陪伴他一会。我们一起吃了饺子。听说程纯正还在医院,我决定下午去看他。
下午五点左右我到达积水潭医院,2个月前,6月9日,我痛哭着离开这里。
程纯正坐在床上吃饭,自己能坐起来,腿上的绷带已经取走,枪伤的地方用牵引架固定。他的精神状态好多了,想象不出一个多月前他还绝食,拒绝治疗。他的哥哥守护一旁,见到他好转,我心里也舒畅。程纯正兴趣广泛,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如果学校开除他,我建议他去海南岛。
楼上一位保定师专的学生刘保东,已经被学校开除,他的母亲得知他的消息时,差点发疯。他说,他对得起人民,对得起祖国,唯一对不起的是他的父母。
程纯正也说,受伤后唯一流泪的时候,是他看到父亲,父亲一下子苍老了十年。
离开医院,去M叔叔家,他家来了位外地的高中生,说方励之是民族的败类,暴徒6月3日早上烧军车是早有预谋的。这样的少女真可悲,望她早日清醒。由此可见宣传的威力。
回到芙蓉里已经是晚上九点了,晚饭还没有吃,煮了点面条。大脑很兴奋,我不由自主的卷入了漩涡。
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促使我这么做。
8月13日
上午到街上买些日常用品和食品。中午好不容易睡了一觉。吃过晚饭去看方政。
一想起他的模样心里就难受,我买了易保存的食物和彩卷,借他兄妹一个相机,空闲时拍拍照。
从方政那里回来,心里觉得轻松很多,我们交谈得很愉快。
8月14日
上午全系教师会,布置新学期的安排,清查、清理各十种人,绝食者是一种,捐款者也是一种。系总支书找我,暗示要交代清楚,认识上要转弯,我当即表示和党中央一致。
下午补上政治课,读老邓讲话,一共七人参加,明天上午表态。
在这种气氛里,我必须和报纸上的言论一致,可私下里我忍不住还要说。
有位老师的爱人似乎在给我打预防针,不要交代什么人支持学潮。我和她没有了交情。
见到本校J××老师,他想去看望受伤者,我考虑再三,还是我一个人去好。出了事情我一人承担,再说他比我活跃,出入医院,更容易引起关注。
我说要把剩下的280元交给重伤者,别人劝我现在是性质问题,千万别招惹这些事情。可这捐款的钱,我怎么甘心被没收?
8月15日
上午表态,系主任在场。我不得不说了一番“认识”。
下午系总书记和系主任找我谈话,他们先说了一番如何“认识”的问题,然后问我去年12月请方励之来演讲,是不是你和方励之有联系?我惊讶,但心平气和地说我和方老师不认识,听说他在北大讲过“物理学与美”,物理公式、规律若以审美的眼光来看,会增加学习兴趣。他们提醒我,方励之很可能讲些政治问题,例如北大民主沙龙。我说我没有想到。虽然方老师被开除党籍,但他还是科学家。他们叫我不要隐瞒和哪些方励之这类人的认识及交流。
“讲清楚去了几次天安门广场?为绝食学生募捐是怎么回事?发起过程,钱的来龙去脉。6月3日晚上你在广场的情况?”我叙述完后,又要我写出来。
令我感到不解的是他们竟然把86年学潮联系起来,说我经历86年的学潮,受资产阶级自由化影响较重。他们还不断暗示,我和北京高自联、校自治会有何联系?有没有参加过民主沙龙、刘刚主持的圆明园沙龙?一遍又一遍地问我。我沉默。
怎么办?其他系都没有查得这么紧。我做的事我一人担当,但捐款的问题,不得不涉及到其他的老师。我拖延。
我感触最深的是人整人。募捐一事可以无限上纲,一直追溯到86年学潮,也可就事论事。经历多次的政治运动,官僚们该醒醒了,难道做一辈子当权者的工具?而且这种人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罗列罪名。
在目前白色恐怕下,我仍然去看望受伤学生,有人说我心真好。我觉得不是我好,而是人类,尤其是中国人的苦难太深。如果现在有出国机会,我也不愿走。我要把我的爱奉献给苦难中的人。
我认识一些什么人,这是我的私生活,他们有何权力过问?
8月17日
今天早上一觉醒来,全身疲乏,不想起床。
昨天中午去看了方政,买了一只冷冻的鸡给他。
接着下午我去宣武医院看望王宽保,他是我们学校的研究生,被坦克撞得部分骨盆破碎。据说他将来可以下地走路,只是有些畸形。我见他趴在床上,因为背后长了褥疮,皮肉烂得连骨头都露出来了。动手术后,他每天趴着生活,真受罪!
隔壁病房有一位北京体院的学生孔维真,他的脚脖子中了一枪。
我又去了积水潭医院,给程纯正送了几本书,给刘保东送了2袋奶粉。
晚上我去了GH家,他要我一定绷紧这根弦,谈认识一定要深刻,让别人感到已经从感情上转变了立场。他还帮我分析从哪几个方面提高“认识”。
今天下午第二次去找Zh××,碰巧刘刚的父亲和弟弟都来了。刘刚被捕,父母非常伤心。他的母亲胃癌,父亲为刘刚的事情差点双目失明。我告诉刘刚父亲有关刘刚的一些事情,他似乎什么都不知道,以为不参加打砸抢就不会重判。Zh××还想为刘刚请辩护律师,可是如果不能公开审判,请律师也没有用。中国报纸的有关报道,极少提到刘刚,也许对他有利。见到刘刚的亲人,心里反倒轻松些。
晚上去北大一位老师家,他正和几位朋友在院子里吃饭喝酒,我加入进去。大家聊天,离不开“暴乱”的话题。听说在天坛附近,有四个士兵被绞死。某处,一位少年向士兵要枪玩,结果竟然开枪打死了士兵。
北京人真了不起。
8月18日
今天早上醒来,外面已是湿漉漉的一片,吃了早饭,接着写完了“交代”,没有涉及到认识,仅仅写了事情经过。
和方萌去看了妇女儿童用品展销会。
好好地活下去,坚强地活下去。
8月21日
今天一回学校,有人告诉我,YXJ老师找我好几次了。他叫我写“交代”时不要提到J××,就说是我和他数钱的。J××无人追查,我们要竭力把他保住。YXJ老师准备被开除公职了。有些募捐的事情,他愿意一人承担,可我不愿意,我要和他一起分担。
上午去看方政,他说北京市体委主任在离任去北大担任党委书记前,想落实方政的工作。
晚上看电视《春天的地十七个瞬间》,大约受了那么多的刺激,看着看着,就像身临其境似的,异常紧张。
我写的交代,系领导过目后,说我交待不清楚,的确个别细节我有意没有写。“听说绝食学生身体不好”,他们启发我,怎么听说的?
8月24日
上午去方政处,遇到体委主任林炎志,他条理清晰,意志坚定,对共产主义有着强烈的信仰。6月3日晚上,他一直在街上观察,承认有误伤的群众。他说在捍卫真理的同时,偶尔也会伤害信仰真理的人。他愿意妥善安排方政的工作,鼓励他做个真正的人,还借给方政一本书《真正的人》。
吃过午饭,我和方政兄妹去拍照,到了马术场,看到英国进口的良种马,十分高大健美。方政说他再也不能骑马了。
一提起跳舞,方政兴高采烈,他原本每周六都去舞场。老家合肥的每个舞场他都去过。前些日子学校办舞会,同学们把他抬到2楼舞厅。
方政是个好伙伴,和他说说笑笑不会忧愁。
现在我坐在房间里,回想起在方政那里说过的话,不免提心吊胆,万一有人偷偷录音,不仅我得进监狱,还会牵连方政兄妹。
8月27日
昨天上完2节课,非常疲劳。
下午办完几件事情后,去体院。方政明天去假肢厂。
他唉声叹气,不停地说“疼”。腋下长了一个脓疮,医生不打麻醉针用剪刀剪开,结果脓没有流出来,血倒流了不少。他的胳膊悬空,不能动。他试着弹起吉它,但缓解不了疼痛。晚饭后,我和方萌推他去圆明园散步,一路说说笑笑,很开心。
开心是暂时的。上午系主任又来找方政谈话,要他讲清楚。快3个月了,他叙述了无数遍,可是学校领导还是要他讲得详细再详细。“当时你推了那位女生走了几步?”谁能记得住?方政气愤地说:“干脆把我送到六部口,当场再演习一次。”
方政说他想给国外慈善机构写信,请他们来帮忙装假肢。
一想起方政,我心里就流泪。在他面前,我不哭。
听方萌说,刘保东的父亲走了,医院不许陪住,父亲只得睡在走廊上,60多岁的老人铺张席子躺在地上,做儿子的怎么忍心?
怎么办?我焦虑不安,内心痛楚。
人大的几位学生是否平安?徐培怎么样了?刘刚呢?
在《读书》杂志上读到一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说到我的心里去了:
“在我们的地球上,我们确实只能带着痛苦的心情去爱,只能在苦难中去爱!我们不能用别的方式去爱,也不知道还有其他方式的爱。为了爱,我甘愿忍受苦难。我希望,我渴望流着眼泪只亲吻我离开的那个地球,我不愿,也不肯在另一个地球上死而复生。”
8月29日
昨晚做梦,尽梦见方政,一会是爸妈、我、方萌,江泽民对我们谈话,方萌把方政从床底下拉出来,给江泽民看,方萌好像有点精神失常了,语无伦次,我赶紧向江泽民讲述,说着说着我就哭了,而方政坐在脸盆里,虚弱无力,已经毫无活力。一会又梦见方政装上了假肢,跳起舞来,妈妈也跟着跳。现在想来,大约是想得到父母的理解,我不愿意离开北京。
昨晚爸爸的来信说,只要想想毛毛,一切烦恼都会消失,毛毛聪明,太有趣了。
8月31日
苦难中的爱,难道还有比这更加贞洁的爱吗?没有。
昨天中午XG来聊天,我是6月6日在积水潭医院认识他的,他很清醒,对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但在目前情况下,他明哲保身。
周围的人听说受伤学生的遭遇后,感到同情、气愤,但几乎没有人愿意伸手相助。
昨天下午我又去医院看望刘保东和程纯正。刘保东的母亲来了,有人照料他,我感到宽慰。程纯正在写检查,我把别人传授的经验告诉他。我发现嘴上表态容易,下笔写的时候就觉得这也不愿写,那也不愿写。我的交代没有写一句“认识”。
9月2日
下午打电话给系主任,他催我把材料尽快交来。要我考虑2个问题,一是和方励之有无联系?二是“动乱”期间,在校外我参加了哪些活动?和方励之这样一类的人有无认识?
第一次听到校方的猜疑,我感到非常惊讶,现在第二次听到,我实在想笑。
收到家里的来信,丈夫HY打电话要我的父母拍电报给我,让我回合肥。爸爸在信上写道:“我们想如果问题严重的话,即使父母死了也不会让你回来,如果没什么大问题,就没有必要叫你回来。”
方政父亲来信,对我的关心表示感谢,让我给他多写信说说方政兄妹的情况。
同仁医院的医生说,上级规定只能报7人死亡,仅这位医生所知就死了50多位。抬到医院的伤员,一看就知道是否学生,学生的脸色泛黄。医生在艰难的困境中,竭尽全力保住受伤学生的四肢。
9月3日
早上7点半离开家,九点才到假肢厂。
我想不通,一楼办公,四楼住残疾人。每天下午四点电梯停开,周日停开一天,这可苦了方政。食堂伙食较差,难以下咽。今天下午3点又开晚饭。三点以后就关门了。
不管怎样,我和其他去看望方政的人,还是能够给他一些宽慰,说说话,也就不那么着急了。
听说朝阳医院一名医生,见到他的病房来了一位士兵,他一气之下,拔掉输液针头,打了士兵两个耳光。他已被抓起来。
假肢厂接受过一位需要装假肢的士兵,住在贵宾室,大门紧闭,每晚派专人值班,唯恐被人暗算。方政刚进假肢厂,住的是十来个人的大房间,吵得无法忍受。工人知道方政的情况后,私下把他兄妹换到单间。
方政套上假肢练走路给我们看,一会衣服就湿了。他说假肢戴上极为难受,有的地方还会疼。
9月4日
照片冲印出来了,我看了一遍又一遍,方政显得多英俊啊,不知有多少女孩追求过他。方萌笑得开心,几乎每张照片她都在笑。逆境中的人们啊,想想这兄妹俩,忍耐些、勇敢些。
好像我的生活有了目标,抓紧时间备课,攒下的空闲就去看望方政,做点菜带去。
前天下午我去北大找张智勇要回我的自行车,同屋的学生告诉我,他已经被抓。
9月11日
昨天我和HY去假肢厂看望方政,做了一份红烧虾带去。尽管我多次提到方政的情况,但HY第一次亲眼目睹,还是感到震惊和愤怒,甚至相信有恐怖组织的存在。我们一起吃了顿便饭,喝啤酒,点了六个菜。方政说他从五月下旬就再没有进餐馆吃过,这次让他觉得能和正常人一样下馆子吃饭了。因为酒的作用,他腿上的伤疤发红。他的一位同学把方政背下四楼,又把他背上四楼。
回家后,HY说很希望自己富有,可以帮助更多的人。若不是他下海经商,我怎么能拿出钱来帮助受伤者?昨天给了方政50元,算作火车票费。
9月12日
整整过去了100天,怎么能忘?马路上的军车又多起来,载着一车车士兵耀武扬威。
听说成立了十几个恐怖组织,红光、蓝光、——它们的存在对人心是个鼓舞,血债要用血来尝。
原来我坚决反对暴力,可是非暴力对那些恶棍不起作用,想起那些遇难者、受伤者,唯一能做的也许是报仇。
我佩服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搞地下活动的人,我缺少胆量和机智,今天我在这里默默地祝福他们。
我将尽自己的力量帮助不幸者。如果由此被捕,我不后悔。
方政听说,学校想把受伤者定为误伤有困难。我准备去找M叔叔,帮助方政去康复中心疗养。因为体院要把方政住的病房收回去,说要搞创收,一天80元。如果方政从假肢厂返校,只能住学生宿舍,上厕所都极为困难。
有的老师想看看方政,挨到中午或晚上人少的时候,在医院门口溜达几圈,确信没有人注意,才悄悄走进去看一眼。有些学生尽量回避方政,免得招惹与“暴徒”嫌疑人过往密切的罪名。但也有一些老师和学生想尽办法去关心方政、帮助方政。
9月13日
明天是中秋节,原计划下午去假肢厂,因为Yan、Feng要来,只得上午去看望方政了。我找了J××老师一起去。本想让他一个人去,可他有点不愿意。
下午去积水潭医院,医生已经给程纯正开了出院通知书,他交不起医疗费,学校置之不理,医院不能给他做移骨手术了,他的腿今后容易骨折。我想借给他1千元做手术,他不肯。他说医院可能要让他还清5、6千元的医疗费才行。他很有个性,喜欢思考社会问题。他不相信学校会开除他,期待学校来人解决他的问题。我没有这么乐观,在目前情况下,开除他“名正言顺”。
刘保东下周要出院了,他母亲要我转交方政20元,临别时,刘保东一再说他很想方政,他想去看望方政,他的眼睛都红了,我也差点忍不住落泪。
9月15日
人是那么渺小,却又是这般痛苦。
昨晚中秋节,月亮灰蒙蒙的,在为遇难者悲哀。当我们在外面散步,一辆辆满载全副武装士兵的卡车呼呼而过,夜晚的宁静和温柔被撕裂,一阵痉挛。
SJR是个大智慧的人,昨晚他对当权者的嘲讽惹得我放声大笑,是6月3日之后,第一次笑得痛快。
昨天中午去政法大学,校门口竟然没有查证件。我把教师节优惠的五斤苹果给了Zh××。在她的床上挂着她和刘刚的合影。临走时,她一直送我到校门口。遗憾的是我还没有去M叔叔家打听刘刚的情况,没能带给她一点好消息。
听说广播学院88级一位女士写“认识”,把自己真实想法都写进去了,一遍遍不过关,老师找她一次又一次,竟然被逼得从楼上跳下来自杀了。
昨天下午学校要求教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练了近2个小时,我张嘴不发声。
一想起自杀的女生,我的心被泪水胀满,又要往外流了。
更有甚者,学校规定学生不许带白花、黑纱,不许素装。可我偏要穿素装,白上衣、黑裙子。
9月16日
中午我去找程纯正的同乡,让他转告,如果学校没有给他答复,我想办法借钱给他动手术。我把HY的三条长裤、一条浴巾送给他,挡挡寒凉。
下午答疑结束后,我去看了XSK,他是我大学同学,目前在学校读博士。那位被坦克压死的博士竟然是他的同班同学,结婚一年多,人死后才发现妻子有身孕了。在正式填报的死因一栏上写着“死因不明”。
然后又去看了本校的WQB,子弹打中他的肚子,幸亏他用手挡了一下,子弹穿透不深。他的小手指至今没有知觉。
晚上我第三次去找在残疾人基金会工作的邻居,女主人说,基金会不对个人,只搞大型项目,如白内障,自幼残疾者由父母供养,因公残疾者由单位负责。对于程纯正这样的情况,毫无办法。我们聊得很愉快。
9月17日
昨晚辛辛苦苦做好带鱼,想今天早上给方政送去,可是尝了一下,不好吃,估计带鱼不够新鲜,怎么烧都有腥味,我只得放弃计划,带了8盒磁带及一本《外国通俗名曲欣赏词典》。
方政和系里通电话,系领导要他再好好想想,写一下,还问他坦克是哪边的履带压的?
假肢厂的一些领导看见方政,就像看见妖怪似的,一闪身赶快走开,唯恐方政和他们打招呼。出于同情来看望方政的工人,似乎做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事,小心翼翼,生怕被人看见。他们单独行动,偶尔二位工人碰到一起,双方都极为尴尬。但他们能私下去看望方政,已经很了不起了。
知道我还去看望伤员的熟人,说我胆子大。如果连看望伤员的勇气都没有,那也太没出息了。
9月18日
某位系领导透露,说我上学期参加圆明园沙龙,公安局都已经掌握,他叫我不要背包袱,但需要认真对待。
9月19日
我买了2斤鳕鱼,做好后准备送给方政,下午4点,我正在品尝刚出锅的鳕鱼,敲门声响起,是朋友的朋友ZHL来了。开始有点拘谨,他话很少,后来我们一起共进晚餐,他才开始谈点什么。
9月20日
本来想今天下午去假肢厂,不料Yan和Ya来了。我们说话、看书、美餐一顿。他俩一心想出国,我真心希望他们好运!
9月21日
下午全校教师参加革命歌曲演唱比赛,我张嘴不出声。等我自由时,已经四点了,因为有事要办,不能去看望程纯正了。周六下午去。
9月23日
上午学生考试,试卷批完,全部通过。不爱学习的人,即便补考十次,也还学不会。
外面下着小雨,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去积水潭医院。程纯正的学校仍然没有消息,他不交医疗费就不能出院。昨天晚上派出所来人查房,他的哥哥因为没有县团级以上的证明,被赶走,命令他今天离开北京。而程纯正的生活还不能自理,他哥哥怎么能走?我送给程纯正几本心理学方面的书:《自卑与超越》、《论人的天性》、《超越人的自由和尊严》、《人生的智慧》。
刘保东因为还欠2千元的医药费,不能出院。他已经能够生活自理,不需要家人的陪伴,母亲说要回家借钱,儿子无论如何不答应,哪辈子才能还清?他写信给学校,问能否借一笔钱?
看见他们能够下地拄拐杖行走,我为他们高兴。得知他们的学校弃之不顾,心里又难受。我没有办法帮助他们,只能经常去看望,带几本书、买点东西。
从医院出来后,我去M叔叔家。没有料到M叔叔十分憎恨学生,他认为全是由于学生才导致目前的处境:每周2次政治学习、讲大话、空话、假话。由于国外的抵制,原本要办的培训,外国人不来了。他的朋友花了几百万准备建厂生产,这下全赔了,电视里节目单调,清一色歌颂党、社会主义。我和他争论了几句,终因他是长辈,我只得沉默。
学生是有过错。在整个学潮中,高自联采取的是最糟糕的策略,或者说他们没有策略。只知一味地冲刺、坚守,不会适可而止,不会退让。当我看到遇难者、受伤者,我曾有过憎恨他们的心理,真想让他们来看看方政,难道他们不该承担一部分的责任吗?可是学生毕竟年轻,政府理应比学生高明,但政府却选择了最可耻、最残暴的方式,怎么能拿机枪、坦克来镇压人民?
如果广场上学生指挥部不愿撤离的人要承担一份责任的话,政府的罪恶十倍、百倍、千倍于此。
刘刚的事情刚一出口,到他家来的一位阿姨噼里啪啦教训我一顿:你这样做,不是在害M叔叔吗?现在的年轻人就是不考虑别人,这种情况下去打听,公安局起疑心的话,会牵连到M叔叔一家的。我被她说得愣住了。
9月24日
中午11点多才到假肢厂。兄妹俩正在看电视。我买了四个煎饼,2斤葡萄。吃过午饭,聊聊天,在房间里太急人了,周日没有电梯,方政想下楼。于是他拿着2个手撑木板,坐在楼梯上,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下挪。我和方萌抬轮椅。我们在外面转了2个小时,回来时买了2个大西瓜,我推着轮椅上一个小坡时,不小心突然被卡住,方政从轮椅上摔下来,我紧张难过极了,幸好他没有受伤。但一想起他摔下的情景,我就感到十分抱歉。我怎么这样粗心?
体委人事处问他生活是否能自理?目前他需要妹妹的帮助,他担心如果回答不能自理,单位不要他了。如果回答可以自理的话,就在欺骗别人。方政说,谁知将来如何,说不定被折磨死了。
假肢厂的师傅想为他装好一点的假肢,又恐怕钱不够,就这6千元也是借学校的。
祈祷上天,谁来帮助他们?
9月25日
听说一位学生被公安局抓走,理由是他在给别人的信里写了他参加“打、砸”。
我以后写信一定要多加小心。
9月28日
动员教师买国家公债,我不买。
9月30日
来了四位朋友一起做饭,一起吃,一起聊天。
晚上我们去看方政,我带了一斤虾,烧好后的2斤牛肉。方政的房间来了不少的人,挺热闹,八点半离开时,值班医生板着脸走过来,提醒来访者早点离开。学校让方政仍然住校医院的单间,但做了不少的规定,不许在房间做饭,不许方萌陪住,不许大声说笑,以免影响其他病人。
体育科研所再次表示愿意接受方政去工作,但学校仍然不放他。
10月1日
昨晚奔波一天回来时,骑车路过海淀剧院,突然听到优美的小提琴曲。我下车站立倾听,心里充满了感激。没有“共产党好”、没有“革命进行曲”,而是弥漫夜空的音乐。节日的人流从我身旁经过,平静、喜悦,老百姓的生活就该如此,置身其中,似乎感到了归宿。舞曲开始了,在柔和的灯光下,我的脑海里浮现舞会的情景,真想跳舞。不顾一天的疲劳,我推着自行车,顺着人流愉快地走着。
下午我去积水潭医院,他们的学校还是没有回音。程纯正劝我不要来看他,以免牵连我。我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对受伤者的同情,远非因为他们受伤,还包含着对共产党专制的憎恨,是对没有丝毫人性的当权者的憎恨。尽管微弱,但我要尽自己的力量。他们所需的医药费、生活费、未来的工作,我无能为力。但我能给他们爱,一位教师的爱,一位母亲的爱,一个人的爱。
10月3日
今天早上我竟然哭醒了。天还没有亮,我就哭醒了。梦见一张小报,上面有4位年轻人演讲的照片。在这种情况下,冒着死的危险,不屈地挺身抗议,其中3位是北大女学生,一位男学生,似乎就是因为信件被抓走的那位。我的眼泪慢慢流淌,但还能擦去。突然坐在身边不远处,一位女生因为说错一句话,被强行抓走,她不肯认错,抓她的人十分野蛮、粗暴。我看着这一幕,泪水哗哗往下掉,擦不尽。突然醒来,摸摸眼角,没有湿,原来是我的心在哭。
回想昨天我过得很愉快,不知为何还要做噩梦。
听说农大、中央民族学院各有一位学生自杀。
一位我认识的研究生因农历8月16日在北大校园唱崔健的歌曲,被没收学生证。他和同学被告知扰乱执行公务,要写检查。吉它也被没收。
听说某校一位教师的孩子被坦克压掉右腿、右胳膊。
10月5日
昨天下午忍受了2小时的政治学习,四点散会后,我赶紧骑车去积水潭医院。
程纯正告诉我,医院不让他住病房了,叫他睡在走廊的木板上。我劝他给江泽民写信,他担心不但无效还增加“罪名”。我没有绝对的把握说不会招惹更多的危险。我把HY的一双布鞋给他穿,他一直光脚穿拖鞋。
刘保东也十分焦虑。他想乘火车到保定,亲自催问学校能否借钱?我竭力劝说,他的大腿神经还没有恢复,拄拐杖上火车,万一再出事,更对不起父母了。
我一定要去找林炎志,不行的话,去国家教委或中央信访办,还可以去找邓朴方。只要心诚,石头也能开花。
10月9日
给信封贴上邮票,我做完了最后一件事情,松了一口气。明天周日,后天林炎志书记就能收到这封信,这样他俩的情况有可能反映上去,有可能早日解决。
昨天下午再次去医院,劝他俩写一份情况介绍,程纯正特别固执,觉得是在求上级领导,他不肯写,我费尽口舌,真是小孩脾气,把我气了好一阵。来回路上的奔波不说,他不愿抓住任何机会去努力,要在医院住一辈子吗?我也不知是否能行,只能尽力去做,哪怕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不放弃。
总算他俩各写了一份,我也写了一份简单的说明,剩下的只能祈祷上天。
上午去看方政,最新消息说,六部口坦克开过来压学生,是因为学生要冲击天安门。我怀疑有人故意造谣,这样一来情况更加复杂,我想为方政作证的用处更小。
10月13日
系里一位年轻教师突然说要和我聊聊。原来他是刘刚的大学同学,刚得知我也认识刘刚。他听说刘刚被打得不成样子,我感到自己一下子被击碎。刚刚复活的一点点活力,又被窒息。晚上讲完课,我立即去看Zh××,刘刚的母亲等不到——
(日记被撕去2页)
———没有一丝血色。我买了5斤多苹果,分送他俩。
中午赶回学校,匆匆吃完午饭,又去政法大学Zh××处,给她8盒磁带和一本音乐欣赏词典。可惜她不在,上街去了。
从政法大学回来,我回到系里。打开信箱收到刘刚父亲的来信,我边读边哭,忍不住哭出声来。他的母亲胃癌扩散,吃任何东西都要吐,她想见刘刚一面。公安局答复暂不容许。“如果得不到刘刚的结论,她死也不会合眼的。”身心剧烈的痛楚,使得刘刚的母亲想吃药自杀。她读了我上周二写的信哭了。“请你经常帮助Zh××、刘勇,他俩年龄小,经验不足。”
今天吃完早饭,我就给刘刚父亲写信,告诉他们一些“好消息”。我想说,请他们放心,我愿意做Zh××、刘勇的姐姐,又生怕自己担当不起。只要我身体能够支撑,一定会经常去看他俩。
夜深人静,我回到芙蓉里。收到HY的2封信,他和他的伙伴处境极为困难,他想联系出国,我想不出有什么办法让他尽快出国,心里又添一份忧愁。怎么办?
上午我去寄信买菜。去中关村找SJR,问问他有无治疗癌症的偏方,他的母亲死于胃癌,可是他不在。吃完午饭觉得心情蛮好,可是L来时,我却发觉自己没有力气说话,每说一句都要消耗不少精力。我和他说到爱人生意的不顺利,受伤学生的处境,可他一定猜到所有这一切不是我如此沉重的原因。“你好好休息吧,我走了。”我很想多留他一会,却不知怎么说。
晚上10点半从学校回来,正读着家里的来信,HY突然回来了。
他要我一起去长春,再去辽源看看刘刚的父母。我当即答应了。深夜,他已经沉睡,我不能入眠,想到第二天去学校请假,想到要去长春、辽源,最后我害怕了。害怕我失眠,害怕我承受不了目睹刘刚母亲的痛苦,害怕自己的身体和精神支持不住,我犹豫,我不能去。不知何时,睡神把我带走了。
附注:写给学校的交代
关于认识YXJ的经过
大约是在学生绝食4、5天之后,钢院十字路口每天傍晚有不少老师、学生在看大字报或聚在一起讨论。我路过那里,不免也去听听别人的谈论。当时大家关心的焦点是学生的绝食。YXJ老师说的也是诸如这类的话,他的表情和语言比较丰富,更多地流露出对绝食学生的关切和焦虑,在我的心里留下了印象。5月下旬我在校园里再次看见他,就上前打招呼,各自做了自我介绍。我们就这样认识的。具体说些什么,根本记不住了。
当5月13日第一次听说学生要绝食,感到很突然,5月4日之后,学生已经上了一周的课,教学秩序稳定,不知为什么要绝食。5月14日晚上我去广场看了一下,没什么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为学生的身体担忧,不断听到救护车的声音,我在房间里坐卧不安。于是又去广场看看,到了广场无法劝阻学生,只能在广场四周转转,太阳很晒,又吃不到既便宜又可口的饭菜,我就回家了。大约去了三、四次。每次都是我一个人从家里骑自行车去的。因为暂时住在校外,学校内的情况不太了解,组织的游行也没有参加。
5月20日戒严令发布后,没有参加游行,也没有在广场静坐。绝食学生返校后,听说一些学生身体虚弱,记忆力下降、头晕。我想国家培养一位大学生要花费不少的人力、财力,如果绝食者的营养跟不上,时间久了,也许会留下后遗症。这样的话,不仅给学生本人带来许多麻烦,而且对四化建设也不利,作为教师怎么能不关心学生呢?于是我想买些营养品送给绝食学生,并督促身体出现不适应的学生去医院检查。我不知这样做是否有效,但我想尽力而为。
我和几位教师说了我的想法,他们表示赞同。我们买了40袋奶粉、40瓶蜂蜜分送给绝食学生,一共花了279元5角,来自一位教师的捐款。
绝食的学生不止40位,钱不够怎么办?于是我想在学校发起募捐。我觉得人和人之间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再说党中央、红十字会也十分关心绝食学生的身体健康。我写了一份募捐说明,并征集了一些教师的签名,就贴在十字路口的一块黑板上。
募捐了一天,吃过晚饭,我和另外一位教师打开募捐箱,清点了一下,一共有410.92元。
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买营养品,就发生了“暴乱”。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把钱给了受伤的学生。其中350.92元给了材料物理系的研究生王宽保,给了自动化系本科生Wqb40元,给了Sshp20元,当时Sshp住在校医院,不知是哪个系的。领了钱的学生,我这里都有他们签字的收据。
6月3日,在学校十字路口听说下午发生了冲突,情况紧急。我放心不下,担心学生和解放军再次冲突。我骑车去了广场,到了长话大楼,马路上人太多,我无法骑车了,只得把自行车锁在路边,步行去广场。到了广场已经天黑。这才听到北京市政府紧急通告。本想劝劝学生赶快撤离,可是听说长安街上已经开枪了。我真有些害怕,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情,猜想如果留在广场也许比较安全。因为解放军绝对不会向学生开枪。于是我就和钢院的学生一直坐在纪念碑周围,直到撤离广场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