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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22日 星期六

零八宪章: 葛洵:“人道中国”今年将重点救助被捕维权律师家人

零八宪章: 葛洵:“人道中国”今年将重点救助被捕维权律师家人

89民运学生领袖赵常青的妻子刘晓冬带着儿子逃离中国,经公民力量营救到达美国旧金山

2016-07-20

刘晓冬母子到达旧金山。左起:杨建利、刘晓冬、赵昕、方政、周锋锁抱着刘晓冬的儿子。(杨建利提供)
刘晓冬母子到达旧金山。左起:杨建利、刘晓冬、赵昕、方政、周锋锁抱着刘晓冬的儿子。(杨建利提供)


















中国政治异议人士赵常青的妻子刘晓冬,带着四岁大的儿子,成功逃离中国,于7月19日到达美国旧金山。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在另两个人权组织“基督教对华援助协会”和“人道中国”的协同下,开展了对刘晓冬母子的营救行动。美国国务院为母子俩提供了特别人道保护让她们直接进入美国。“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亲自飞往曼谷将刘晓冬母子接来美国。
刘晓冬带着儿子,在杨建利陪同下,19日下午约3点钟走出旧金山国际机场出境大厅,受到等候在那里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人道中国”理事方政和“人道中国”理事周锋锁,与中国政治异议人士、赵常青的朋友赵昕等人的迎接。
刘晓冬5月9日逃离中国,在到达美国之前曾在泰国曼谷滞留两个多月。刘晓冬告诉记者她踏上美国土地的感受,她说:“下了飞机出了美国海关以后,我感觉就像是在做梦一样。自由、平安、祥和,这是给我的感觉。我非常激动,心里也很复杂,因为国内有很多民运人士的家人,正在遭受我们曾经遭受的痛苦和绝望,丈夫被抓了,她们带着孩子艰难的生活。”
刘晓冬的丈夫赵常青曾是89民运学生领袖,是中国新公民运动的领军人物,89六四后四次入狱。刘晓冬表示:她带着孩子离开中国,是夫妻俩共同的决定。她和赵常青可以经受任何政治迫害,但不能接受无辜的孩子也要和父母一起承受苦难。她说:“随着孩子越来越大,却是面临的困难很多,包括孩子上学的问题。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在国内要想得到一个稳定的教育环境很难。更别说居住的权力,我们随时会被警方驱赶,他们会骚扰房东,让我们搬家,这是我们经常面临的。”
走出机场的杨建利如释重负,笑逐颜开,他终于不辱使命。他说:“常青一直有个愿望就是让孩子离开中国,因为孩子在中国,就像很多民主人权人士的孩子一样,生活非常扭曲。他觉得如果孩子能够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正常成长的话,他就能够安心一些。在他因新公民运动入狱的时候,孩子刚刚四个月,在入狱之前就写了这么一句话:照顾好我的孩子。他对孩子的重视非常容易理解。”
为营救刘晓冬母子,杨建利多次前往美国国务院与负责人权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对话,获国务院为刘晓冬母子提供人道保护,特许母子俩直接进入美国。杨建利7月16日飞往曼谷,17日填好相关表格,18日上午8点进入美国驻泰国大使馆,10点获得刘晓冬母子入境美国的签证,19日便陪同刘晓冬母子登上飞来旧金山的美国联合航空班机。杨建利说:“我在美国驻泰国大使馆那个地方感慨万千,那个地方曾经是印度支那难民通向自由的通道,多少人通过那个地方走向了自由。所以我就跟晓冬讲,今天我们也在这个地方寻找自由啊,我真的很激动。”
19日晚上,“人道中国”主席葛洵设宴,为刘晓冬母子接风,并从杨建利手中接下安置和照顾刘晓冬母子的任务。刘晓冬母子将在旧金山开始她们在美国的新生活。

(特约记者:CK)

2017年1月15日 星期日

回顾六四系列[30]:发起绝食的过程

回顾六四系列[30]:发起绝食的过程

文章目录
★为啥会有“绝食”的想法?
★筹划“绝食”的过程
★5月12日的准备工作
★对“绝食抗议”的反对意见
★俺的点评——筹划“绝食”暴露出来的问题
  又到了一年一度“5月35日”。将近一年没有更新本系列,今天说啥也得发一篇。另,感谢几个热心读者最近一个月不断敦促俺更新本系列。
  从今天这篇开始,咱们来聊六四事件中的“绝食请愿”。

★为啥会有“绝食”的想法?


  在本系列第28篇,咱们聊到了《五·四之后,学运的低潮》——在“五·四大游行”之后的一个多星期时间里,学运实际上处于低潮状态。
  在这个阶段,大部分高校都陆陆续续开始复课,只有北大和北师大仍然坚持罢课。之前组织的两次大规模游行(四·二七大游行,五·四大游行),虽然声势浩大(超过十万名学生参加),但是并没有迫使政府方面作出实质性让步。面临这种僵局,一些学生领袖就开始考虑更激进的抗议手段,以迫使政府方面让步。这就很自然地就想到了“绝食”这招。

★筹划“绝食”的过程


  在俺看过的资料里面,大概有如下一些人在不同的时间点分别提到过“绝食抗议”。

◇北大作家班首次提出“绝食”的想法


  4月19日发生了“新华门事件”之后,北大作家班的郑义就提到了“绝食抗争”(他大概是最早提出“绝食”想法的人)。
  在《回顾与反思》一书中记录了张伯笠的回忆:
四月十九日那天晚上,我們有準備。當時我那個宿捨有很多人,當時就把我的床單扯下來,寫了二個字“絕食”,這是鄭義趴在地下寫的。寫完以後,我就偷偷地帶到新華門,就是後來白夢和數學系的那二個人扯的那個床單。
......
那個時候白夢和數學系的那個學生就在那兒征集簽名,扯著床單,底下有一個條,說:絕食的來簽名。
这次倡议没有引发太多人的响应。毕竟“绝食”是一种非常激进的抗议手段,而4月19日的新华门事件,虽然激化了政府与学生的矛盾,但矛盾还不够深。可能很多学生不认为要用到如此激进的手段。
  虽然第一次没啥人响应,但是郑义没有死心。到了4月22日的追悼会结束之后,郑义找到几个比较活跃的学生领袖(王丹、郭海峰、熊焱...),再次鼓动他们进行绝食抗议。
  当时作家班的学员都比较年长,郑义也是。他经历过文革中的很多事情,包括“绝食”。他向这几个年轻的学生领袖描述了“绝食”作为一种斗争方式的威力(以下是他当时的原话,摘自《天安门对峙》第7章):
绝食,这是一个屡试不爽的强大的群众斗争武器。
......
如果当局实行军管,不准贴大字报,不准示威、请愿,不准出校门,便可立即宣布绝食。
......
只要有数十人宣布绝食,就会有数百上千人响应,就会有数万人围观,捐款捐物捐药。而绝食者的请愿条件便立即会成为全社会的议论中心。
过24小时,体弱者开始昏倒;过48小时,开始大量昏倒;72小时是一个重要的临界点,每一分钟都会有救护车呼啸而去,穿梭不停的救护车将成为这座城市的主要景观。在政治高压下平素沉默不语的社会,立即会燃成愤怒的火山。
当时这番话,估计让某些学生领袖留下印象——他们意识到“绝食抗议”可以成为某种“杀手锏”,在最后关头拿出来使用。

◇五·四大游行之后的零星提议


  五·四大游行之后,开始有一些学生零星提出“绝食请愿”的号召——
  陈小雅写的《八九民运史》中提及:
五月五日,中國政治問題研究室在北大未名湖湖心亭討論下一步學運的方案時,就提出兩套方案︰复課和絕食。持不同觀點者進行了充分的交流;五月十一日下午二時,北大四六樓部分研究生在三角地貼出《緊急建議》,建議采取“激烈行動”。其方案有二︰一是“集体絕食”;二是戈爾巴喬夫訪華之日“游行進駐天安門”。《緊急建議》稱這是“成敗在此一舉”的“最后拼搏”。

  在《回顾与反思》一书中有粱二(梁擎暾)的一段回忆——关于北师大某些激进学生的绝食建议:
(五月六日)那時有一幫激進的同學當晚找到我們說,“你們這樣不行。這樣搞下去,自治會本身就會散,在同學中失去合法性的基礎。”他們提出,唯一的辦法就是絕食。在五四之前就有一些歷史系的同學說,“要來就來狠的,絕食的”。五月六日晚上,他們提得更詳細。當時我一聽到這點就反對。我說,“絕食是迫不得已的,而且一旦絕食就會把整個矛盾激化”。

  粱二还回忆了吾尔开希多次提及绝食,回忆中也提及了吾尔开希“大嘴巴”的毛病:
當時根據一些情況分析,趙紫陽的講話對我們學生運動的支持,以後戈爾巴喬夫的來訪在國際上給我們帶來的一些影響和一些內部傳來的消息,說趙在八八年以後就有可能下臺,但在那個時候已經有了轉機。所以我就覺得在這種情況下最好還是不要絕食為好。我和開希談過這些問題,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要在演講時故意激起一種情緒來還是其它什么目的,五月八日我們到師大的化學系演講的時候,他第一次提出來五月中旬是民主運動的高潮這個題目。而且他說他要絕食。他說,“我要第一個去絕食”,他沒說要提倡絕食,但他說,“我要去絕食”。我就上去給他擦屁股。我說,開希是個政治煽動家。這是第一次給他擦屁股。
後來到北工去演講的時候,他再一次提到這一點,我就再一次給他擦屁股。我一直想,他這個話一旦說得過於激烈,而自己行動上沒做到,就會造成對他的誤解或對整個學運的誤解。我盡力把話說得溫和些。沒執行的計劃最好先不要說,這樣有可能把學運一步一步導向激進。在這個時候,開希就有絕食這種打算了。

  在《回顾与反思》一书中记录了封从德的回忆——关于北大方面的绝食建议:
就我所知道的,五月九日北大四十六樓的研究生貼了一張大字報,說我們現在應該絕食了。大概在十一日的時候,博士生又貼了一張大字報。在五月十日的時候,我就在籌備在北大校園內部搞一個絕食活動。當時我暗中告訴北大籌委會裏面管錢的同學,讓他們偷偷準備下一筆錢來買墨、筆和白布,準備在校園之內發起哀兵之勢,到時候把白布條幅突然挂起來,同學在宿捨裏邊絕食。所以說,北大籌備絕食的這種想法和行動是非常的早。

◇5月11日的策划


  前面提到的那些绝食的建议,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没有落实)。真正付诸行动的,是5月11日晚上的一次饭局。
  这天晚上,6名学运骨干(王丹、吾尔开希、马少方、王文、程真、杨朝晖)在一家小饭馆筹划了具体的绝食请愿。关于这个“小饭馆”的地点,王丹在回忆录中说是“人民大学校门口附近”,而《天安门对峙》一书提及的地点是“北大附近”(看来某一方的记忆有偏差)。
  这六个人里面,王丹和吾尔开希已经出场多次,大伙儿应该比较熟悉了。另外的4人:
马少方来自北京电影学院,担任过北高联常委,在“北高联21人通缉名单”中位列第10,六四后被捕入狱。
王文来自农业大学,不过整个学运期间,一直活跃在北师大。
程真来自北师大,在北师大学生会(民间)的秘书处任职。
杨朝晖是北师大职工子弟。
  在那天的饭局中,他们详细筹划了绝食抗议的过程,包括:到几个主要高校串联、征集参与者的签名、动员绝食的演讲......
  很凑巧的是,就在同一天,柴玲也去找她熟悉的几个同学,策划绝食的事情。柴玲之所以有绝食的想法,也是受了作家班的影响。作家班的学员之一张伯笠曾经对封从德、柴玲夫妇讲过:所有的民主运动,最后的杀手锏就是绝食

★5月12日的准备工作


  筹划完毕,12日开始着手进行相关准备工作。

◇王丹与柴玲不谋而合


  经过了前一天的策划之后,次日(12日)上午,王丹到北大筹委会开会时正好碰到柴玲,于是两人一拍即合,一起推动绝食。当时的“北高联”和“北大筹委会”的主要领导层都不支持绝食抗议。于是王、柴二人决定【以个人名义】发起绝食抗议。
  顺便说一下:这种“以个人名义”发起的行动,对当时的学运是一种隐患(在本文下面的段落会聊这点)
  经过一天的串联,到了晚上,效果不理想——签名人数最多的北大,也只有40人。大部分高校都只有个位数。

◇柴玲的绝食演讲,一举成名


  12日傍晚时分,王丹和柴玲在北大三角地旁边的广播站作了一个关于绝食的演讲,以动员更多人参与。虽然这是柴玲的第一次公开演讲,然而效果已经超过王丹。整个演讲很煽情,感动了在场的很多人,包括一些原先反对绝食的人。她讲完之后,签名人数从40人变为200多人。
  以下是柴玲演讲的内容(她当时是即兴演讲,没有讲稿。北大广播站对当晚的演讲作了录音,以下内容应该是根据录音整理的)
我为什么要绝食?看着大家为复课不复课分成几派,我们在自耗。如果大家不愿意学习,谁都不会到北大、清华来。但是,即使你搞校园民主也好,搞新闻解放也好,只要动乱的帽子不摘,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所以,这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而现在已逐渐有“秋后算账”的形势,我们该怎么办?
几年来,我们一次一次运动,一次一次不了了之,究竟是为什么?我们跟政府要民主、要自由,为什么总是要不来?而且,我们不断喊“人民万岁!”可是为什么警察来了,人民都撒鹰子跑?而且为什么我们喊“警察万岁”的时候,警察总是来打我们?
为什么要绝食?就是我们想用这种方式,我们唯一的自由,来看看我们国家的面孔,看看人民的面孔。我要看看这个国家还值不值得我们去献身、去贡献。
我们很幸运地有把我们养大成为大学生的父母。但现在是我们绝食的时候了。政府一次又一次地欺骗我们、不理我们。我们只是要求政府与我们谈话,说我们不是叛逆。我们这些孩子们准备去死了。我们这些孩子们准备用我们的生命去追求真理。我们这些孩子们准备牺牲我们自己。
我们要为生而战。我们要以死的气概,为生而战。

◇柴玲其人


  说到这里,顺便介绍一下柴玲。
  据封从德写的《六四日记》中提及:
柴玲父母都是军医,她从小生活在优越的环境中。读中学时,她受一个屡经挫折却自强不息的“右派”教师启蒙,发奋读书,提前一年参加高考,竟考上了北大,也获得了“全国三好学生”的奖励。
1987年从北大心理系毕业,学运期间是北师大儿童心理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二年级)。
  封从德与柴玲在1988年结婚。在六四学生领袖中,大概只有他俩是夫妻搭档。后来,两人双双被通缉,分别位列通缉令的第13名和第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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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运初期(4月份),封从德曾经担任北大筹委会的常委,于是介绍柴玲到筹委会担任秘书长——关于此事,有人批评“任人唯亲”,也有人称之为“举贤不避亲”。曾有人质疑:她作为北师大的研究生,何以进入北大筹委会?柴玲则强调自己本科是在北大读的。
  5月上旬的时候,柴玲的知名度还不高。但是到了12日晚间的“绝食动员演讲”之后,她已成为北大学生瞩目的焦点人物,其影响力开始超越封从德。
  关于柴玲的争议很大(有可能是争议最大的六四学生领袖)。对她的争议,俺在本系列的后续文章中会继续点评。

★对“绝食抗议”的反对意见


  实际上,当时主要的学生组织(北高联、北大筹委会)是反对发起绝食的。
  在《回顾与反思》一书中记录了常劲(时任北大筹委会常委)的回忆:
王丹在十二日早晨拿著絕食簽名信到北大的時候,柴玲看了以後,柴玲支持。然後北大兩個主要的幹部當時就在上面簽了名。但是北大籌委會大概在四、五天以前已經做過決定,對絕食不加考慮,因為絕食是我們最後一招。當時柴玲也在場,所以北大籌委會是兩個主要幹部支持絕食,我們不支持絕食。當時柴玲他們說,以學生名義發起這個絕食,不借助籌委會。所以十二日早晨北大籌委會做了一個決定:北大籌委會支持這些學生以個人的名義去發這個通知。然後借給了他們廣播站。

  在《回顾与反思》一书中还记录了王超华(时任北高联常委)的回忆:
五月十一日下午有過北高聯一個常委會,在這個會上,馬少方和梁二發生激烈的爭執,拍桌子紅臉。馬少方說:“上面已經說了,非常確切的中南海的消息,實際上改革派希望咱們大鬧,越大鬧越好。”梁二拿著一個傳單,他在五月七日星期天的時候就給我看過,叫做“除了中華富強,我們別無所求。”他的一個基本認識就是,哪怕學運暫時失敗,哪怕我們學生領袖暫時受到壓制,學生領袖個人都受到迫害,根據現在情況,我們不應該再做什么了。馬少方說:“誰不是為了中華富強”。我非常不滿意,但是我沒有象梁二那樣馬上拍桌子起來跟他喊。我說:“你要是有一點基本常識的話,象西方國家那些的中國問題專家,根據一般的消息,哪怕是報紙的報導都能分析出動向。你不要專靠著小道消息,而且你如果這樣光靠著這個,完全迷信這個,不對報導加以佐證的話,會有問題的。”我們當時就已經提出,并在各個學校傳達過,反對四·二六社論,擁護趙紫陽五·四講話。這是高聯提出來的,是我們那時所謂的“要務虛,要務實”,務虛以後提出的一個口號。
在這之後,五月十一日晚上北高聯做出一個決議:從這個階段中央辦公廳對對話團的反映來看,高聯反對近階段舉行任何大規模的活動,衹舉行中、小規模的活動。第二天十二日的早晨大約九點多接著就又開了一次常委會。剛要開,楊朝暉就來了,說:“哎,我們要絕食,高聯得支持啊!我們這兒串聯絕食呢!”我當時就火了,說:“誰串聯絕食呢?”他說:“我們現在已經有十一個人了,而且已經串聯了十幾所院校。”(包括劉燕說的民族學院、師範學院,馬少方自己的電影學院,還有很多院校)。他說:“我們要到天安門去絕食,我們要求高聯派人保護。否則的話,我們隨時可能被警察架走。”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一拍桌子,我說:“高聯馬上要發表聲明,這個絕食活動和高聯完全沒有關係”,我非常氣憤的說:“明擺著你們是用了高聯聯絡部,否則的話,你們怎么找到這些學校的積極分子的?你用了高聯聯絡部,不通知高聯。”我馬上就問:“吾爾開希怎么回事?他還有沒有原則性,昨天剛通過的決議。”他馬上說:“沒有吾爾開希,這個事情是我們替他簽名的。”趕緊替他辯護。但是到了美國以後一見到開希,開希就說:“哈,你們被他們騙了,我自己主動簽的名。”鄭旭光衝我一拍桌子:“你以為高聯現在還有多少威信哪?你以為高聯現在說話還管用哪?”我一下就蔫了。我們當時說,我們不是堅決反對絕食,而是現在不是時機。那怕我們衹放出一個風聲,但是不去,這都是可以的。但是現在不是時機,因為現在政府不是說根本不跟你對話。

  从上述这段回忆,已经可以看出学运组织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了。比如不同的学运骨干对“北高联”的定位有很大差异;比如像吾尔开希身为学生领袖,缺乏起码的组织纪律性;比如马少方对高层意图的错误解读......
  为了阻止绝食,王超华甚至在12日晚间去找戴晴(当时是知名的知识分子、民运人士),想请她帮忙找一些有影响力的学者,一起劝说绝食的学生放弃。不过没有成功。(具体经过可以参见王超华所写的《我与十二学者上广场》一文)
  到了13日,为了避免学运高层发生公开分裂,给朝廷方面留下话柄,北高联被迫表态支持绝食行动。比较讽刺的是:很多六四的资料(包括官方的和民间的),都误以为绝食是由北高联一手策划的。

★俺的点评——筹划“绝食”暴露出来的问题


  如果你看了本系列前面几篇的分析,应该明白一点:5月中旬的绝食抗议,对朝廷高层(李鹏为首的)保守派是重大利好,而对朝廷高层(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是重大利空。说得更直白一点:绝食抗议直接把赵紫阳逼到死角,政治上已经没了回旋的余地。
  从本文前面的介绍可以看出,无论是北高联还是北大筹委会,都不认可“绝食”这个招数。这说明,相当比例的学运领导层,并没有那么激进。之所以事情会走到这一步,主要归咎于:少数激进的学生领袖以个人意志凌驾于组织意志之上。在号召绝食的学生领袖中,核心人物主要就三人:王丹、吾尔开希、柴玲。王丹和吾尔开希一直很高调,而且名气也很大。新闻界一直把他俩当成北高联的代言人。于是就导致外界有一种误解——以为绝食是北高联策划的(其实北高联的常委会是反对绝食的)。至于柴玲,虽然当时的名气不如这两人,但是柴玲的煽情演讲,超越了王丹和吾尔开希。这三人是绝食行动得以大规模发动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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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俺再引用封从德本人对此事的评论。六四屠城后,封从德与柴玲辗转逃亡海外,不久后就离婚了。即使离婚之后,封从德在很多地方还是替柴玲辩护。但对绝食这事儿,封从德持批评意见。下面摘自他写的《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
学运组织虽然否决绝食,但是终究没能挡住一些个人的非组织行动,致使绝食成为走向社会且组织混乱的巨大行动,最终导致运动失控。实际上,绝食是学运组织的第一次大分裂,开始了个人超越组织的混乱局面。
俺之所以加了这段点评,是希望今后天朝的民间政治组织,要吸取当年的教训。要避免明星政治人物凌驾于组织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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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8日 星期日

郑旭光—天安门广场临时指挥部”第一任总指挥

郑旭光简历
   
    1968年
    出生于西安市。
    1986年
    毕业于西安市第一中学,同年考入北京航空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989年
    3月,写作“凤凰涅磐”一文,提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要靠生活的改变,文化批判改变不了文化,对于当时知识界中盛行的“绕开现实政治的险滩去鞭挞祖坟”的传统文化批判提出批评。
    4月,写作“我们的呼吁”大字报,呼吁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执政党地位抱充分信心,革除宪法中“四项基本原则”,坚定不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与北航学运积极分子发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自治联合会”,组织学生的罢课抗议活动。
    代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自治会”参加“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并作为常委院校代表参加“北高联”常委会。
    5月,北京高校提请对话代表团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递交对话要求,时为北京高校提请对话代表团副领队(领队王超华,副领队王丹,郑旭光)。
    作为“北高联”代表参加北京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在统战部与尉健行,阎明复,李铁映的对话会。
    作为“北高联”代表参加北京高校绝食学生代表在人民大会堂与李鹏(时任国务院总理),阎明复见面会。
    北京高校部分学生绝食期间,代表“北高联”出面组建“天安门广场临时指挥部”并出任第一任总指挥至戒严后 。
    6月,公安部转发北京市公安局通缉令,称“北高联”煽动组织北京“反革命暴乱”,对北京学运骨干人员全国范围公开通缉,通缉本人在内的21名学生。
    1990年
    北京市中级人民检察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聚众扰乱公共秩序”“非法越境”三项罪名起诉本人,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内部审理(未通知家人), 由于不能接受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律师的有罪辩护,当庭辞退指定律师后独立辩护。在法庭辩论中提出:北京市公安局通缉令中所说的“北高联组织煽动反革命暴乱”纯属“无稽之谈”,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指出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写入宪法“就是从宪法上剥夺了人民对执政党的选择权”;将中共总书记也说不清楚的“社会主义”写入宪法是“滑天下之大稽”。
    1991年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阻碍戒严部队车辆通行”判定本人犯有“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
    服刑期间,通读了汉译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选集”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作品,了解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同时阅读了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为从社会民主主义到自由民主主义的思想转型作了预备。
    1993年
    由本人主持,马少华作主题发言, 就东欧“1989年-1993年”期间的民主转型问题,部分知识分子与持不同政见者于西安参加“东欧与中国”民间讨论会,并将会议内容公之于世界媒体,在我的记忆中,这是64事件后中国国内知识分子与持不同政见者的首次公开发出的群体异见声音。
    与89民运人士马少华,李贵仁发起“团结保护人权运动”,提出以“合法”“公开”的方式,诉诸于法律和舆论,团结保护人权。
    参与“和平宪章”签名。
    被北京市公安局非法拘押(不出示证件,无法律手续)于北京市看守所,绝食四天四夜。
    被西安市公安局以“非法组织”名义“收容审查”。
    在西安市公安局看守所关押期间 ,因为当面口头抗议“管教”王福文入监室无故殴打其他人犯,被王福文等几个恶警反剪双臂,扎上土制手铐以警棍倒地暴打。之后投入死刑待决犯监室,后王福文又单独入监室狠打几十警棍, 背拷持续了四天四夜,致双臂几近残废。
    在人权活动人士的积极努力之下,在国际舆论压力之下,3个月后被释放。
    1994年
    读费正清主编的剑桥版晚清史和中华民国史,发现过去官方叙述的中国近现代历史是被严重遮蔽,污染和混淆颠倒的。
    1995年
    因为涉及“呼吁宽容”及“纪念六四六周年”签名, 再次被收审一月。
    1996年--2001年 在民营企业从事策划,营销,管理工作。系统从事公司治理实践和研究。
    2002年--2003年
    移居北京,潜心研究巴菲特为代表的价值投资理论和公司治理思想, 对中国大陆上市公司进行投资价值研究。
    2004年
    六四十五周年,于北京家中接受《华盛顿邮报》北京分社社长潘公凯专访。
    2005年
    接中共中央办公厅“赵紫阳同志治丧工作小组”通知,参加赵紫阳先生遗体告别仪式。
    参加海外“六四亲历者赵紫阳追思会”电话会议。
    于北京大学“共同成长”沙龙作主旨为“中国当代体制外社会的生成”讲座。
    于葵花社作“论自由”的主题讲演。
    全面通读并接受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思想,侧重于以哈耶克思想角度对中国“真问题”的研究。
   
   
   
    自89年64事件以来,因为从事争取中国人权和自由民主事业,本人先后三次坐牢,拘押于六个看守所,十六年来被大陆政府监视监控,深知个人自由的可贵,并将国人之自由当作毕生追求之事业。
   
    本人现居北京,民间思想家,股票投资管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