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的那個夜晚，無數同胞的心靈被槍彈洞穿，被坦克輾碎。我目睹了長街上的殺戮，目睹了天安門廣場的最後時刻，撕心裂肺的疼痛之後，竟是萬念俱灰的幻
滅，就是那瞬間我決定了後半生的路向。二十年來我都沒有披露投奔怒海的詳情，我寫的六四回憶錄凡言及黃雀行動，都用假托地點與人名。今見《蘋果日報》首度
報道內情，多位當事人亦公開現身說法，我便說說自己的故事。
六四之後我和作家劉心武倉卒離開兇城北京，南下避禍，蟄伏於山區十餘日，劉終被電召回 京參加「清查」。七月間，一位交情甚篤的香港友人忽來找我，告知有一作家遁來廣東亟待營救，他帶來照片讓我確認。我一看，正是被當局通緝的七名知識分子之 一蘇曉康！友人只是港商，不知應該如何運作，我也徬徨無計，便讓他回港找劉達文，劉一定能和支聯會聯繫上。
未幾，黃雀行動便有回應。我依安排到東莞虎門與蘇曉康會合，與黃雀接頭細節一如《蘋果日報》所述。我們被安排到一間空置村舍等了兩天，黃雀來告：今晚上船，船上是現役軍人，你們不必害怕，是自己人。
是 夜登船，是一艘高速快艇。夜色中看去船上六七名軍人似是武警。我和蘇曉康還有一位掩護他的人被塞進船艙，旋即快艇顛簸着直奔外海。艙裏機聲轟隆，我們蜷縮 其間，完全不知外面曾發生槍戰。直至到達安全水域艙門才打開。軍人們都穿着斗篷雨衣，看不清面孔，及至登岸前夕才有一名操普通話的軍人鑽進船艙，說他們都 是為了民族大義而冒死做這件事，問我們能不能寫下自己真實名字，萬一將來他們也要逃亡，也好告訴香港政府他們曾經營救過甚麼人。我這才知道對方完全不曉得 我們是誰，便感動得熱淚盈眶地寫下姓名（幾年後才聞說此次行動還有女兵，而且發生槍戰，船上有人受傷）。
黃雀已在登岸處等候，然後驅車進城。此前我來過兩次香港，認出是旺角。到了一間寫字樓，見到人稱六哥的陳達鉦，而開車接我們的就是他的兄弟七哥。稍候片刻，朱耀明牧師便來將我們接走，送到劉千石家住了一晚。
由 於情況多變，其後我們轉移了多處住所。《蘋果日報》報道的那幾個庇護屋，我全都住過。先住沙田一間公寓，業主是民運支持者，無償把寓所交支聯會使用。所有 六四流亡者都要藏匿行蹤，不得拋頭露面，但因營救我們的費用是支聯會和香港學聯各負擔一部份，所以香港學聯代表要見我們一面，於是在沙田某酒家我初次見到 了香港學聯的蔡耀昌。之後蘇曉康迅速離港赴法，我再被轉移到西貢庇護屋。記得那晚是中秋節，車上有朱牧師和劉千石，途中會合另一人。來者和我握手問候，他 就是何俊仁。
我在香港滯留四個多月，直到美國開始接受六四流亡者，我在等候赴美期間才離開庇護營地住到劉達文家。在劉家我開始寫歷史紀實《血路 1989》，並有了出門自由，我去見了老朋友羅海星的太太作家周蜜蜜，那時羅海星已因黃雀行動事敗而被捕。還記得支聯會給我一個應急電話號碼，萬一出門遇 警察盤問，即致電此人。他就是《蘋果日報》報道提到的那位警司。
八九年十二月，我離開香港赴美，迄今已二十年。往事歷歷，時至今日，我最想說的一句話就是──感謝香港市民，你們沒有忘記六四，歷史也不會忘記你們所做的一切。
六四之後我和作家劉心武倉卒離開兇城北京，南下避禍，蟄伏於山區十餘日，劉終被電召回 京參加「清查」。七月間，一位交情甚篤的香港友人忽來找我，告知有一作家遁來廣東亟待營救，他帶來照片讓我確認。我一看，正是被當局通緝的七名知識分子之 一蘇曉康！友人只是港商，不知應該如何運作，我也徬徨無計，便讓他回港找劉達文，劉一定能和支聯會聯繫上。
未幾，黃雀行動便有回應。我依安排到東莞虎門與蘇曉康會合，與黃雀接頭細節一如《蘋果日報》所述。我們被安排到一間空置村舍等了兩天，黃雀來告：今晚上船，船上是現役軍人，你們不必害怕，是自己人。
是 夜登船，是一艘高速快艇。夜色中看去船上六七名軍人似是武警。我和蘇曉康還有一位掩護他的人被塞進船艙，旋即快艇顛簸着直奔外海。艙裏機聲轟隆，我們蜷縮 其間，完全不知外面曾發生槍戰。直至到達安全水域艙門才打開。軍人們都穿着斗篷雨衣，看不清面孔，及至登岸前夕才有一名操普通話的軍人鑽進船艙，說他們都 是為了民族大義而冒死做這件事，問我們能不能寫下自己真實名字，萬一將來他們也要逃亡，也好告訴香港政府他們曾經營救過甚麼人。我這才知道對方完全不曉得 我們是誰，便感動得熱淚盈眶地寫下姓名（幾年後才聞說此次行動還有女兵，而且發生槍戰，船上有人受傷）。
黃雀已在登岸處等候，然後驅車進城。此前我來過兩次香港，認出是旺角。到了一間寫字樓，見到人稱六哥的陳達鉦，而開車接我們的就是他的兄弟七哥。稍候片刻，朱耀明牧師便來將我們接走，送到劉千石家住了一晚。
由 於情況多變，其後我們轉移了多處住所。《蘋果日報》報道的那幾個庇護屋，我全都住過。先住沙田一間公寓，業主是民運支持者，無償把寓所交支聯會使用。所有 六四流亡者都要藏匿行蹤，不得拋頭露面，但因營救我們的費用是支聯會和香港學聯各負擔一部份，所以香港學聯代表要見我們一面，於是在沙田某酒家我初次見到 了香港學聯的蔡耀昌。之後蘇曉康迅速離港赴法，我再被轉移到西貢庇護屋。記得那晚是中秋節，車上有朱牧師和劉千石，途中會合另一人。來者和我握手問候，他 就是何俊仁。
我在香港滯留四個多月，直到美國開始接受六四流亡者，我在等候赴美期間才離開庇護營地住到劉達文家。在劉家我開始寫歷史紀實《血路 1989》，並有了出門自由，我去見了老朋友羅海星的太太作家周蜜蜜，那時羅海星已因黃雀行動事敗而被捕。還記得支聯會給我一個應急電話號碼，萬一出門遇 警察盤問，即致電此人。他就是《蘋果日報》報道提到的那位警司。
八九年十二月，我離開香港赴美，迄今已二十年。往事歷歷，時至今日，我最想說的一句話就是──感謝香港市民，你們沒有忘記六四，歷史也不會忘記你們所做的一切。
孔捷生
逢周一、四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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