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治平：原来这里有个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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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样的中国》一部微缩版的后八九中国民运史

 杨宽兴：欧阳懿与《别样的中国》
《别样的中国》实际是一部微缩版的后八九中国民运史，尽管欧阳懿笔下的人物多为川渝民主斗士，但由于民主运动同声相求、同气相应的特点，川渝民运人 物的活动是在一部中国民运史的宏观背景下展开的，这就使一般读者通过对《别样的中国》的阅读，对后八九中国民运历史可以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若不以学究或教 科书式的眼光来做要求，《别样的中国》这部以川渝民运为主要记录对象的书稿，完全可以作为一般读者了解和研究后八九中国民运史的入门教材。
   欧阳懿主要不是一位学者，而是一位作家，是较早提出“民运文化建设”的探路者，他的文字与他的经历 一样，首先是感性的。在《别样的中国》中，欧阳懿记述了刘贤斌、周志刚、蒲勇、佘万宝、胡明君、陈卫、廖亦武、许万平、李作、杨伟、鲁登川、王森、张林、 杨建利以及欧阳懿等人在追求民主过程中的尝试、苦痛、坚守与反抗。但欧阳懿的笔触并未停留于对民运历史的简单记录，而是把视野延伸到这些异议者的父母、妻 子、儿女及友人的遭遇，延伸到他们具体而微的个人生活，将坚硬的政治抗争与柔性的生活、情感杂糅在一起，使民运历史显示出更加真实的全貌。

   我以为，要书写 后八九中国民运史，这是最佳的写作方式，从传统政治观点来看，后八九中国民运的坚持往往并不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果，这种飞蛾投火式的抗争，是以抗争者及其家 人的痛苦遭遇为基本特征的，而且往往也只有用这种近乎自杀的艰难抗争，他们才能显示出中国民运在八九之后的顽强存在，并以这种人性的存在对政权形成某种程 度的制约，使中国社会的文明进程缓慢推展——当权势者将一个个良心犯投入监狱，他们或许从来都没有体会过胜利的喜悦，外部世界以及权势者内心的人性部分， 由于这些良心犯的正义坚守，而意识到中国人权问题不容回避的严重性。在漫长的时间中，民运勇士们近乎自杀性的坚守，无论具体行为模式是否策略、技巧，或许 也只能是不言放弃的唯一一种选择，过于苛刻的事后评判既不道德也不公允。

   我敢说，在舆论被高度控制的中国，95%以上的中国人读到欧阳懿的《别样的中国》都会感到震惊，不仅如此，一开始他们可能还要面对阅读中的不适应 感，这是一些完全陌生的名字，这是一个无法标榜为“太平盛世”的社会，但是，谁也无法否认：欧阳懿笔下的名字和他们的足迹，正是八九民运的自然延续，是民 间中国对自由、公正、民主、人权的真实探索。


http://blog.boxun.com/hero/200911/ouyy/8_1.shtml

江棋生的新书《看守所杂记》选读

江棋生是中国著名异议人士，在2001年获得设在美国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颁发的“杰出民主人士”奖。



江棋生1988年秋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科学哲学博士学位；1989年9月因参加“六.四”学潮被关进秦城监狱，1991年2月获释。1999年，
“六.四”十周年时，江棋生因一篇纪念文章《点燃万千烛光，共祭64英魂》，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关进监狱四年。《看守所杂记》讲的就是江棋生从
1999年5月入狱到2003年5月获释期间的故事。



以下选读由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鲁南朗读: 江棋生的新书《看守所杂记》选读

【六四诗选】（一）

【六四诗选】（一）

 孟浪：序

——海内外100位诗人绵延四分之一世纪的接力赛

最具时代意义与文学价值的经典选本

“灾难性的现实是，从‘政治冷感’到‘娱乐至死’，一直到‘邪恶的庸常性’渗入社会的各个角落，诗人、作家的公民精神、价值关怀呈萎缩与麻木状，犬儒的、乡愿的心性，成为习以为常的生存‘本能’”。

“一个巨大的历史存在，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精神存在，【六四】被强权遮蔽、被谎言覆盖、被愚行掩埋，趋利第一、逐利至上的社会以可怕的人性深渊吞食中国，吞食中国挣扎中、抵抗中的自由思想、独立人格和审美品性。”

“事件发生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的汉语文明圈，在精神性的恒久向度上，以文学场域的正常建构而言，诗的缺席，诗人的缺席，诗性正义的缺席，令人震惊，至为遗憾。”

我在监狱的快乐生活纪实（一）

 中国第一罪——我在监狱的快乐生活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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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 耕   著



（一）





刘晓波： 序——自由人面对铁窗的微笑



一， 平常心写就的狱中纪实

二， 良心犯在亲情面前的脆弱

三，“爱狱如家”的良心犯



“正如秦耕在走出监狱时所言：‘整个中国在我眼里就是一座大的监狱，我们现在只不过待在大监狱的小套间中。我今天出了这道大铁门，其实身子还
在大的监狱中。我在这里没有自由，出了这个大铁门照样也不会有什么自由。因此在我看来今天没有什么值得高兴和庆祝的，小间和大间一样，都是监狱。相反，在
这里的不自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具体的和直截了当的，来得痛快！外边的不自由看不见摸不着，让人觉得更不舒服，更不是滋味！’”

我在监狱的快乐生活纪实（一）

季羡林与“六四”大屠杀

作者：首都知识界联合会‏

（“首都知识界联合会”，1989年5月在八九民运的高潮中成立，“六四”大屠杀以后被中共中央列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全部首脑人员遭到通缉与逮捕。）   有一篇网文问得好：2009年7月11日季羡林先生的辞世，在社会公众中掀起一股悼念的热潮。但有学者不无遗憾地说，其实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季先生的成就。这也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不了解，悼念之情从何而来？（长平：《季羡林，被放大的公共知识分子》）        大家都知道，跟同辈学人相比，季先生在社会公众中本来并没有那么大的名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十多年前，季先生突然在媒体上走红起来。网文认为，其原因比较复杂，大抵有以下几种：一，经过几十年的斗争之后，治学严谨的学者所剩无多，都兀然耸立起来，被尊为大师；二，中国社会有敬老的传统，他年岁已高，著述颇丰，仍笔耕不辍，又平易近人，尤其令人尊敬；三，最重要的是，他被人误解或者利用，幻化为时代思潮中公众所渴望的大师。        这篇网文指出了季羡林的“被人误解或者利用”，但是却用不着边际的“幻化”来解释季羡林晚年的“被人误解或者利用”——这是一种明显的“遗忘症”，是20 年来六四大屠杀的阴影所造成的。        我们知道，并且我们不会忘记，季羡林的名声大噪并不是所谓的“幻化”造成的，而是由于一件十分具体的历史事件——那就是1989年发生的六四大屠杀。        6月22日北京当局发出通缉令，缉拿首都知识界联合会七名主要干部，后来这一名单扩大为二十三名。而季羡林虽然不是首都知识界联合会七名主要干部之一，却是四十多位发起人之一。六四大屠杀以后，中国国家安全部及中国公安部下达了全国通缉令以后，季羡林主动打电话给戒严部队指挥部自首，自报是“首都知识界联合会成员”，说在家里等候处置。不过中共当局投鼠忌器，始终不敢逮捕季羡林。季羡林当时已经七十八岁高龄，这个可能是中共当局始终不敢逮捕季羡林的原因。但无论如何，季羡林敢于在这个发起人名单上签名，是相当了不起的勇敢行为。相形之下，首鼠两端的李泽厚就不敢，而且警告其他签名人人要“清醒一点”。        正如我在《1989年学运转向民运的关键》一文中回顾总结的：1989年的中国民主运动，先是“八九学运”，后是“八九民运”，其中的分水岭就是1989 年4月21日联署的一份各界人士支持学生运动的《公开信》。        1989年4月15日，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在他去世后的几个小时之内，北京大学和其他的大学的学生们通过大小文字报表达了对胡耀邦的悼念，也表达了对中国政治的不满和对中国领导人的批评。学生们的不满来自于中共中央在1987年初因为胡耀邦政治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遭罢黜。4月17日夜北京大学和其他几所大学的学生拥着“中国魂”的特大横幅走向北京天安门广场。4月18日他们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了《请愿书》，其中包括著名的“七条”，内容如下：        1.公正评价胡耀邦的政绩，肯定民主自由的宽松的政治环境；        2.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与“反自由化”运动，并为这次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平反；        3.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向全国人民公布其财产状况；        4.允许民办报纸，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        5.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        6.取消北京人大常委会违反宪法而制定的限制游行的“十条”；        7.此次活动作出公开的报道，见诸党政机关报。        （以上见李进进《记“八九”年第一次有组织的静坐》）        以上七条基本上是1989年民主运动的基本政治主张，归纳起来为两个请愿诉求：        一是“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向全国人民公布其财产状况”，也就是制定阳光法案；二是“允许民办报纸，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也就是要求立法和司法独立。其中虽然没有提出任何普选要求、虽然没有要求政府更迭，但大家都知道，那是民主政治的最高纲领，而不是民主政治的最低纲领，民主政治的最低纲领就是阳光法案和新闻自由，而这两点至今虽然已经远离1989年二十年了，也远远没有在中国实现。这恰恰说明八九民运已经具有高度的民主意识，只是由于策略考虑，八九民运提出的民主政治的最低纲领，而不是民主政治的最高纲领。这一策略运用反而说明，八九民运已经具备了相当成熟的民主意识，知道妥协的重要性；而且具备了制定较为成熟的政治纲领的能力。        另一个可以证明八九民运相当成熟的例子，是它谴责一切形式的骚乱和暴力行为。因为当时形成的共识是：任何不守秩序的现象都会提供机会给镇压者，因此需要谨防当局故意制造动乱和暴乱来寻找镇压的理由。        当日，遵守秩序的学生们经过十多个小时的静坐后，作为全国人民代表的体育转播播音员宋世雄，全国青联主席刘延东和北京市教育局局长曹西平出来接受了“七条”请愿。        后来这封请愿书又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全国人民大会堂门前等处多次递出，可以说是“代表了八九民运基本诉求的经典文献”。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应该说，学生们能够提出如此一份政治请愿，已经相当大胆，使得许多人感到振奋，觉得中国人民已经觉醒了，同时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人也担心学生的安危，担心这份“民主政治的最低纲领”，也不会得到专制当局的丝毫原谅，从而对之进行最大限度的镇压。        由于担心当局的进一步镇压行动会导致大规模流血事件的发生，4月20日夜间，北京学者谢选骏、远志明、陈宣良、荣剑、王润生五人在谢选骏家中起草了《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试图阻止悲剧上演。        第二天4月21日，由谢选骏、远志明、陈宣良、荣剑、王润生五位起草者和其他一些没有参与起草的人士，分头征集百位学者的联署签名，并由谢选骏、远志明和其他一些没有参与文件起草的人士一起，把这份文献先后送交中南海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但是均遭拒绝接收，不得以改为邮寄送出。此后，送交香港媒体驻京记者站予以刊登，以保证中共最高领导阶层可以看到。        公开信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胡耀邦先生是当代中国民主进程的象征，为政清廉的典范，人民大众的朋友，社会进步的推动者。他坚决反对保守倒退，积极推进改革和开放，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对胡耀邦先生的逝世，我们表示深切的哀悼。        近日来，各界群众通过各种方式悼念胡耀邦先生。由于胡先生的民主形象深入人心，北京高校学生们在悼念活动中提出了许多加快民主进程的要求。他们对领导人的批评，是公民的合法权利，不能视为非法。新闻媒介应予客观公正的报导。        我们理解，学生们在这次悼念活动中提出的主要要求有：        一、继承胡耀邦遗志，加快中国民主化进程和政治体制改革。        二、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清除各级党政机关中日趋严重的腐败现象，解决严重的社会不公问题。        三、切实解决当前各级政府普遍存在的软弱低效状态，实行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责任制，不得以“集体负责”等任何藉口推卸个人责任。        四、实现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确保大众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功能。        我们认为，上述要求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对于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困境，凝聚民心，共渡难关，是一些根本性的良策。切实实现上述目标，也是造就长期安定团结的必要前提。因此，我们建议，党和国家领导人认真听取学生的愿望和要求，直接与学生们平等对话，吸取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的历史教训；不能置之不理，置之不理容易激起学生们的过激反应，不利于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地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大业。        此致敬礼！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北京        签名：        包遵信、吴组缃、严家其、高　皋、李泽厚、于浩成、谢　冕、宗　璞、蔡仲德、王　瑶、北　岛、苏晓康、王润生、谢选骏、荣　剑、陈宣良、远志明、何怀宏、雷水生、郑　义、邓正来、梁治平、印红标、吴廷嘉、沈大德、魏明康、张　敏、陈　波、张炳九、宋家钰、王照华、刘志琴、何志云、刘　东、周国平、戴　晴、陈嘉映、朱　伟、王逸丹、樊　纲、赖长扬、吕宗力、史卫民、许良英、彭　卫、杨百揆、苏　炜、田人隆、高尔强、林　英、赵越　、闵　铋、王　焱、孔捷生、何绍伟、陈建功、荣伟菁、史铁生、王容芬、朱正琳、李　陀、赵世坚、王行之、徐友渔、靳大成、方　鸣、邝　扬、秦孟周、王鲁湘、李春林、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刘　林、张泽鸣、张暖忻、傅德惠、孙乃修、李书磊、柯云路、张世英、周辅成、王太庆、钱碧湘、高伐林、陈小平、杨　晓、王军涛、高　瑜、刘卫华、张大明、方尔加、黄宜民、林甘泉、舒　芜、许觉民、李学昆、沈斯亨、石　峻、萧　前、方立天、王　颖、张立文、杨邦宪、卢兴基、何柞榕、张岱年、黄楠森、张京媛、乐黛云、阎步克、赵庆培、林　庚、曾镇南、陈全荣、聂崎砥、陈燕谷、尹慧珉、董乃斌、李　聃、袁　红、周发祥、樊　骏、杜书瀛、刘　纳、邢少涛、贺兴安、刘福春、程　麻、吴　方、林　青、老高放、牛勇增、陈骏涛、何西来、王　飙、裴效维、周永琴、王　信、胡　明、张国兴、李以建、杨世伟、杨煦生、王志远、张卫平、孙炳珠、周　舵、于长江、贺为芳、谢　韬、赵一鹤、步近智、童　超、李斌城、易谋远、胡宝国、吴丽娱、梁满仓、方积六、张海燕、胡厚宣、孙　晓、姜广辉、马　怡、杨振红、王德胜、王树人、周礼全、喻柏林、王东成、孙　津、贺　麟、李曙光、张明树、杨宪益、张　洁、郁　风、杨匡满、于慈江、李　征、李丹慧、陈东林、吴　杰、胡友鸣、赵向阳、孙越生、常大林、董郁玉、杨利川、张宗厚、陈兆钢、曹　兴、杨宇红、张勇进、王鉴岗、萧　锋、李永辉、姬金铎、岳西宽。        （此签名截止到四月二十五日共二百人，签名仍在继续中。）        上述《公开信》，是八九民运中第一份起来声援与呼应学生运动的纲领性文献，它的出现使得“八九学运”迅速地转变成为“八九民运”。它的出现也说明当时的北京知识界已经具有相当成熟的民主意识、民主诉求，并且懂得克制与妥协，因为《公开信》只是对《请愿书》进行“附议”、重申，并没有另外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同时，也用一种“和事佬”的态度，对学生提出的要求，进行了某种官式语言的“规范化”修饰。这种维护策略，目的是使得当局颇费踌躇，不便进行立即的镇压。这一维护策略始终贯穿在整个运动中，最后发展为“维宪”思想。正是这些维宪努力造成了学运扩大为民运，这一局势，使得当局无法立即搬用1986年镇压学潮的简单办法立即采取压制行动，并且自己在处理意见上产生了分歧，结果使得反对“四二六社论”的“四二七大游行”得以顺利展开。        一个月以后，在这封《公开信》的签署人里面，产生了许多重要的活动人士。戒严开始以后，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挺身而出，成立了“首都知识界联合会”、“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等重要组织，对抗非法的戒严活动。        可以说，这封《公开信》是整个八九民运期间最有广泛代表性的一个纲领性文献。正因为这封《公开信》在八九学运转向八九民运中起了重大作用，该信的五位起草者在“六四”镇压之后，全部遭到逮捕、通缉、关押、审查，无一幸免。        据许多学者调查研究，季羡林不仅参与签署“421公开信”，二十多天以后的5月13日，季羡林还与严家炎等三百名教授和青年教师就学生绝食向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递交的公开信，要求中央尽快采取措施，妥善解决学潮问题。        5月16日， 季羡林与包遵信、巴金、李泽厚、范曾、李陀、冯至、刘心武等知识分子共一千多人联名发表《知识分子五一六宣言》，提出：“历史证明，镇压学生运动绝无好下场。”“必须承认在民主程序下产生的学生组织的合法性”，“富于爱国传统和忧患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应当意识到自己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挺身而出，推进民主进程，为建设一个政治民主，经济发达的现代国家而奋斗。”这是当时知识界最大规模的联署行动，几乎囊括了所有具有代表性的知识界头面人物。这也是1949年以后知识界最大规模的联合抗议行动！他们的讲话传到天安门广场和各高校，感动了大批的学生。     5月19日中共中央悍然宣布军事戒严以后，季羡林最大的表态就是加入“首知联”，直接向中共挑战。5月24日下午召开了“北京知识界联合会”筹备会议，包遵信和严家其被推选为总召集人。季羡林是首批四十余位发起人之一。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的主要成员有：严家其、包遵信、远志明、老木、荣剑、邓正来、王鲁湘、谢选骏、王润生、甘阳、苏炜、郑义、陈宣良、王志刚、张晓明、沈大德、张晓刚、萧延中、闵琦、赵瑜、顾昕、董玉、厉剑、许良英、刘再复、于浩成、李洪林、苏晓康、柯云路、庞朴、侯仁之、季羡林、陈小雅、周国平等九十人。        5月24日下午二时，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继续在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开会，一百多名社会科学界、新闻界人士参加。会议由包遵信主持。包遵信、王润生、苏伟、远志明、邓正来等十多人在会上发言。        包遵信在会上介绍了这个组织的筹备过程，包的讲话的大意是：这个组织从五月十五日起就开始酝酿了，好多知识分子作了准备。二十二日上午，严家其召开的那个会议，主要就是讨论决定成立知识界联合会这个组织。昨天下午游行，北京知识界的两回大旗都打了出去，香港的报纸、台湾的报纸都作了报导。现在是，你同意组织也好，不同意组织也好，反正香港台湾都已通过电台新闻广播了，大家也都知道了。包遵信说，我们这个组织是个松散的政治性组织，不是搞学术研究的，应有长期打算，也要有近期目标。现在的三个近期目标是，一是要解除戒严令；二是要把李鹏赴下台；三是这次运动必须实现推进民主化的进程。远志明等说，“发起人名单如果被政府掌握，政府可能马上采取镇压。所以，应该上把发起人名单向全世界公布出去，凡是参加知识界联合会的，这样才能得到保护，名单越快搞出来越好。”这个成立大会严家其没有参加，但还是把严推选为总召集人。会议决定：由严家其、包遵信作为北京知识界联合会总召集人，下设秘书组、宣传组、联络组，并在天安门广场设立一个固定工作点，服从“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和“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领导；二十五日下午，将以首度都知识界联合会的名义组织一次知识分子大游行活动。        六四大屠杀发生后，曾经积极发言的（现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邓正来，前往公安机关秘密自首，上交了他假借“秘书处”名义偷偷录制“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等组织活动的全部录音带，结果导致多人被捕、判刑。        和当时七十八岁的季羡林相比，当时仅三十几岁的邓正来无疑更不像个男人，而像一个猥亵的太监。        六四以后，由于中共是老人帮掌权，所以下面的办事人员也不敢肆意逮捕季羡林等老人知识分子。相反还对他们采取了赎买政策。如巴金、冰心、钱钟书等人本来都是支持学运的，但中共却对他们采取了招抚而不是剿灭的办法，不仅不予追究，还以高官厚禄收买羁縻。季羡林、钱钟书由于还有学者身份，就受到进一步“重用”，被中共培养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这就是季羡林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来龙去脉，说起来一点都不“幻化”，而是实事求是地充满了不足为外人道的“血泪史”的。        事实上，类似季羡林、钱钟书等人的遭遇的，绝对不是季羡林一人，而是比比皆是。只要留心我们周围，这样被当局逐渐捧杀的“公共知识分子”，可以说是形成了一个规律：六四以后只要没被封杀的、继续活跃的在中国大地上的“知识分子”，就都是一个个“小季羡林”。        悲哀的中国。        向“1989年敢于向中国共产党说不的季羡林”致以最后的敬意。        2009年7月13日

—— 作者惠寄 本站刊登日期： Tuesday, July 14, 2009

八九囚禁紀實 六四—今天：《告別陽光》再版序

作者：林达 按：不了解六四事件和它的前後氛圍，新一代國民將很難明白，六四事件作為一條界限，劃出了中國的後極權時代。這一逆轉，隱含著對內對外雙重的行為不確定。這是它和國際社會難以互信、關係緊張的根源，也是中國此後始終緊繃著內在張力、在超強壓力下依然難以真正穩定的原因。 動筆之前，我讀了整整二十年前的兩篇序言，那是1992年作者北明的自序和高爾泰先生的初版序言。兩篇序言完整介紹了這本書，也已經非常清晰地為六四事件定位。 那麼，我還需要寫什麼？也許，我應該寫一寫它為什麼需要在二十年以後再版。 就在今年年初，一個剛在美國國際關係專業畢業的中國年輕人，撰文評論近四十年來的中美關係，裏面提到：自1979年中美建交始，兩國關係穩定度過十年「蜜月期」，而此後，也就是1989年，從「對華製裁」開始的一系列事件，美國更改對華政策。文章認為，是美國意在「轉向限制中國發展空間，對中國戰略威懾和遏制」。 我很驚訝，跟這位年輕人說：不僅中美間，1989年，中國與許多國家之間的關係都同時發生了逆轉。轉折來自六四事件。中國政府鎮壓和平示威平民，震驚了世界。這才是對華制裁的由來，而並非美國在1989年突發奇想，要轉向「限制中國發展」。年輕人給我的回答是：六四事件，坦白而言，我沒有研究過，所以沒有資格評論究竟國內發生了什麼。作為個人，這名青年健康、陽光、聰明，主觀上也在力圖為中美互解做努力。但是，對本國重大事件的認知缺失，令其努力結果很可能是南轅北轍。 這是真實故事。算一下年齡，這正是「八九民運」前後出生的那一代，他們今天已是中國舞台上的生力軍。可是，這一代新國民成長中所認知的本國歷史，都支離破碎。不僅阻擋了他們對歷史的了解，也阻擋了他們對自己國家現狀的認識、以及對整個世界格局發展邏輯的理解。 不了解六四事件和它的前後氛圍，新一代國民將很難明白，六四事件作為一條界限，劃出了中國的後極權時代。在此之前，極權制度在文革中把中國推向崩潰邊緣之後，出現過一個迎合世界潮流方向急轉彎，似乎出現曙光，向自己的國民和世界展示，中國可能逐漸走向政府和民間的良性互動，走向內在鬆弛，可以最終採普世價值為自己的價值觀，進入法治社會，也自然成為國際社會中一個負責任有擔當的正面角色。而六四事件以最極端方式，逆轉了這個方向，它把中國推向後極權時代，它隱含著對內對外雙重的行為不確定。這是它和國際社會難以互信、關係緊張的根源，也是中國此後始終緊繃著內在張力、在超強壓力下依然難以真正穩定的原因。 因此，在六四事件發生二十三年以後，向中國年輕一代介紹當年這個歷史逆轉，依然是重要的。 六四事件捲入了各個社會階層，從上層官員、知識精英到非常廣泛的普通民眾。從不同角度由個人的故事來記錄歷史細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這本回憶錄就是一份出色的歷史記錄。 我看到這本書很晚，卻被它深深觸動。因緣際會，作為青年學者的北明，有機會接觸了「八九運動」的不同層面；陰差陽錯，六四事件後她被關押的體驗又經歷了不同的地區和形式：從外省最底層監獄到京城的賓館看押；作者的寫作始於事件剛剛過去的當口，記憶感受鮮活清晰；更重要的是，作者有清醒的歷史感：對每個細節的記錄都力求真實，她不為屈從「政治正確」而粉飾抑或貶損，絲毫沒有取悅讀者的打算；作者不僅不為自己「樹碑立傳」，相反，她把自己作為一個「樣本」，幾近苛刻地回顧和審視整個過程中的自己。她既有女性的細緻觀察和內心體驗，又有獨特的思考和剖析，具備準確判斷的能力。最終，她以極具穿透力的文字，傳達了個人際遇所展開的漫漫歷史場景。 作者在監禁中，已經敏銳地在具體計算和思考，政府為整治幾個學人，納稅人承擔了怎樣龐大的支出。最後，出獄後的作者，路迢迢歷盡艱辛尋夫，但這個國家自有無窮盡的人力物力，對一個弱女子圍追堵截，令她無法脫圍。作者在向大家指出，當下極權的維穩經費，本不是什麼新生事物。 作者細心地記下了在昌平關押期間，在中秋節收到的政府慰問信 ，作者立即意識到，這是一份極為難得的歷史文件。她咀嚼出其間傳達的複雜信息。六四一刀兩切，劃出對立兩邊。站在作者對面審查她的，也是有血有肉的北京人，其中不少人的思想情感，當與作者並無大的差別。可身在體制內的位置，必須「自覺」調整和限定自己。所以，如作者指出，審查者給受審人的這封信裏，大量使用了「八九民運」中青年知識分子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彙，如「理解」、「同情」、「人道主義」和「良知」等等，寫信者同樣是目睹六四同胞鮮血的人。 這一細節，也是延至今日的巨大困擾：以文革前與文革式專制的信息封閉，來塑造「輿論人心一邊倒」的愚昧，已經再不可能。但是在後極權時代，專制對人、對社會的規範仍然十分有效，在北京人最難以壓服的一刻，還是可以瞬間成功壓制其最強烈的情緒和衝動，把人壓回原來的模具之中，更可悲的是，其中一部分，甚至成了這個體制的一部份。作者讓我們看到，國家機器的作用不可輕視，後極權時代的韌性不可低估。 作者經歷的後期囚禁，是在招待所甚至賓館裏。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沒有幾個平民能夠住賓館，所以，就算「部長級待遇」了。可是，不僅沒有自由，而且「進秦城」的威脅始終存在，甚至審查者邊拎著手銬邊發出秦城威脅，要寫材料寫悔過寫檢討寫保證，要方要圓任意，能不能拉開窗簾每天見一眼陽光，取決於看守者的個性，而且關押無期限。讀此書，讀者會強烈感受到，作者是一個特別自尊、對屈辱極為敏感和難以忍受的人，但她毫不掩飾地讓我們看到，體制之強大，可窮盡一切手段，相比之下，個人是如何弱小而無力，維護自尊是多麼艱難。 作者始終有清醒意識：專政機器下，真正求告無門的是底層。那些和大案要案無關的六四被囚者，他們是大學生、普通市民，通常在國際關注視線之外，所以，對他們的處理沒有底線。提到六四事件，我眼前首先浮現的圖景，是當時中央電視台新聞畫面中，那幾個被銬在樹上示眾、已經完全不成人形的普通北京青年市民。我無法想像他們的母親如何面對這樣的圖景。被囚禁的經驗永遠改變了作者，單純的同情心抹去了她和那些普通女囚的界限，她的文字在向讀者強調：當權力無制約，它碾壓的絕非僅僅是挑戰者，哪怕尋常時期，傷害更多發生在對政權最「無害」的民眾身上。作者最後仔細地補充描繪了她在山西太原上馬街監房遇到的一個個普通中國女囚，縱有鐵石心腸，也難以不動容。 行文至此，我突然發現，今日中國的後極權特徵，都已經濃縮在這本《告別陽光》裏，濃縮在作者描述的那場歷史逆轉中。 原载《陽光時務》 再版信息： 書名：《告別陽光——八九囚禁紀實》 再版日期：2012年9月 再版機構：美國“柯捷出版社” 定價：25美元 網上訂購：點擊此處 郵購地址：61-20 G.C.P. #B1204 FOREST HILLS NY 11375 USA

血与火的洗礼——我在1989年

血与火的洗礼——我在1989年
刘贤斌 （四川）

我要感谢八九年的民主运动，因为是她让我那正直、善良和勇敢的天性没有泯灭。


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我认为这句话不无道理。一个人的性格一旦确定，那么在面对一件事情时，他就会与其他人有不同的选择，而这种不同的选择决定了他与别人不同的命运。二十年前，我还是一个充满青春活力、有着光明前程的大学生，谁也没有想到，二十年后，我却成为了一个饱经坎坷但仍奋斗不止的民运人士。我的父母都是正直、善良的普通人，我的身上流淌着他们的血液，我从小就决定为国家和人民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如果生在一个政治清明的时代，我也许会做官或者成为一个学者，然而一九八九年的民主运动改变了我的命运。由于受到“自由化”运动的影响，我在1988年就对这个政权失去了信心，当“八九”民运兴起的时候，我就迅速地卷了进去。但直到“六四”枪声响起的时候，我才彻底认清了这个政权的本质，从此就义无返顾地走上了反抗专制、追求自由和民主的道路。
 
只是我没有想到这条道路是如此的漫长，直到今天，我们还要为之付出艰苦的努力。二十年来，我两次被捕入狱，坐牢时间接近十二年，并无数次受到当局的打压和折磨，但是一想到二十年前那血淋淋的一幕，一想到二十年前那么多无辜的年轻的生命倒在了血泊之中，我就一再咬紧牙关坚持了下来。二十年来，我从来没有为自己的选择后悔过，我甚至要感谢八九年的民主运动，因为是她让我那正直、善良和勇敢的天性没有泯灭，是她让我明白了自由民主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是她让我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从而总算做了一个真正的人。
 
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八九”、“六四”可能是相当陌生的字眼，但对于我们这些经历了那场伟大运动的人来说，那五十多天的日日夜夜却一直铭刻在我们的脑海里……
  

一

1968年10月2日，也就是“文化大革命”闹得最厉害的时候，我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我的父亲是个普通工人，母亲是个普通农民。在母亲严格的管教下，我从小就是一个受父母、老师喜欢的乖孩子。读小学的五年，我一直担任班长，那些小学同学到现在还称我为“老班长”。读中学的时候我也一直担任班干部，甚至在高中毕业的时候还获得过市级“优秀学生干部”的称号。可以这么说，在青少年时期，我是一个典型的“共产主义接班人”。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我这个“共产主义接班人”最后竟然变成了共产主义的掘墓人。记得在1991年6月，我因积极参与“八九”民运而被关押在秦城监狱时，提审我的警察看见我特别顽固、无可救药，就呵斥我“忘恩负义”。我真的忘恩负义了吗？没有！从中学到大学，从1989年到现在，我在骨子里仍然是一个中国人，我的胸膛里跳动的仍然是一颗滚烫的中国心。早在上初中的时候，我的一个地理老师就经常给我们讲中国的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就是在这个时候，也就是在我14岁时，我就决定将此生奉献给这个国家和民族，我立志要像拿破伦那样来改变我的祖国的命运。所以说，我最早的信仰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自由民主主义，而是民族主义。因为这个缘故，我在初中毕业时没有去报考师校，而选择了读高中，而且考上了遂宁最好的高中——遂宁中学。又因为这个缘故，1987年我考上了一所专门培养国家干部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我的这种人生志向，同学们都很清楚，因此在高中毕业的聚会上，许多同学都祝福我将来能够成为中国的拿破伦。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的同班同学欧阳懿——一个喜欢诗歌和文学、秉持良知且追求真理的人——慢慢成为了我的知心朋友。二十多年来，我们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鼓励，最后一起成为了坚定的民主斗士。
　　
对于一个像我这样来自农村的学生，大学无疑是知识的海洋。进入大学后，我感觉到了知识的极度匮乏和饥渴。听说当时的人大图书馆藏书几十万册，但我几乎都没看过。于是除了上课之外，我将自己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看书上面，甚至由于有些课程——诸如《政治经济学》、《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太过枯燥乏味，我还经常逃课到图书馆去看自己喜欢的书。由于具有民族主义的思想，一开始我主要是看一些历史、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书籍，后来就爱看一些世界经济方面的杂志。我逐渐了解到，中国的实力并不像中共所吹嘘的那样强大，在中共统治的几十年里，中国社会在各个方面并没有取得多大的进步，于是我开始对中共所编造的一系列谎言产生了怀疑。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大概就是指这种情况吧。刚上大学的时候，我还像许多同学那样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也就是说我曾经也向中共组织主动靠拢过，但仅仅过了大半年，我就彻底打消了入党的念头，我认为这样的组织不值得我效忠。
 
1988年暑假回遂宁时，欧阳懿给我推荐了一本《山坳上的中国》，这书给我强烈的震撼。我没想到在中共的领导下中国与世界的差距竟然如此严重。我彻底打消了对中共的一切幻想，陷入了焦虑和痛苦之中，我不知道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怎样才能实现我的强国之梦。回到学校后，我在人大遇到了一个朋友，经过一番交谈，我发现我们的思想竟然惊人的相似。不久，这个朋友就提出应当组织一个政党去取代中共的统治。这真是一个大胆的想法，我非常吃惊。在后来的几天里，我一直处在极度兴奋之中。不过后来我们还是没有组建政党，只是经常聚在一起讨论一下关于民族主义方面的问题。在这期间我写了一本《魂系中华》的集子，都是关于民族主义方面的文章。
 
那个时候，“自由化”的春风刮得正猛。
 
1987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因支持学潮和“自由化”运动而下台，而接替他的赵紫阳很快也对“自由化”运动采取了支持态度。因此在当时的高校里，“自由化”气氛相当活跃，许多老师在课堂上都有意无意地向学生进行自由民主方面的启蒙，同时一些知名知识分子也经常到各高校主持讲座，向学生们宣讲自由民主的基本理念。同学们对这种讲座非常欢迎，记得1988年4月1日有人贴出海报说方励之当天晚上要到人大来举行一场讲座，于是还在上午的时候大教室里的位子就被占完了，我也好不容易占了一个位子，后来才知道这天是愚人节，我们几百人都受到了捉弄。1988年底，“新权威主义”非常流行，于是有心人在人大组织了一场“新权威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辩论，由“新权威主义”的代表人物吴稼祥、黎鸣等几人同“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许良英等几人进行辩论。这场辩论的场面非常火暴，八百人的大教室被挤得水泄不通，最后双方好象打了个平手。
 
与此同时，各种“自由化”书籍在高校也非常流行，特别是金观涛、刘青锋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特别受欢迎。当时我母亲每月给我寄一百元生活费，我总会从中挤出一些钱用来买书，主要就是买《走向未来丛书》。后来苏晓康、谢选骏、远志明等人制作的电视片《河殇》，也引起了广大学生的关注和热议。此外，由戈扬主编的《新观察》和由钦本立主编的《世界经济导报》也很受学生们欢迎。
 
这股“自由化”的春风吹醒了我们这些年轻学生的头脑，她直接孕育和导致了“八九”民运的到来。虽然当时民族主义还在我的头脑中作梗，但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和多党制等基本概念也已深入我心，只不过我对这些观念的理解还相当模糊和肤浅，更谈不上是信仰。
 
1987年10月，中国足球队击败日本队挺进了奥运会决赛圈，北大的学生组织了一次庆祝游行，当他们经过人大并动员人大学生参与时，人大的学生表现出了出奇的冷漠，于是北大的学生就说人大是“第二党校”，对此我感到特别耻辱，我非常后悔报考了人大。我经常在想，如果我当初报考北大的话，我可能早就信仰了自由民主理念，我可能会参加王丹等人在北大举办的“民主沙龙”并成为王丹的第一批战友。
 
1989年的寒假，我回家过春节，组织了一次高中同班同学的聚会，大概有十个人参加，其中自然少不了欧阳。聚会中我向他们畅谈了自己的一些感受和思想，没想到我的谈话得到了大家的积极响应。他们纷纷发表对中国时局的看法，并谈到了《河殇》、《世界经济导报》和“新权威主义”，一看就知道他们深受“自由化”运动的影响。遂宁中学高87级文科班很不简单，全班有四十多人考上大学，其中有一半人考上重点大学，全国的名牌大学几乎都有我的同学就读。虽然他们在全国各地读书，但我感到他们的思想认识一点也不逊于我这个在北京读书的人，甚至有几个同学已基本上接受了自由民主理念，而当时的我却正对自由民主理念和民族主义思想纠缠不清呢。
 
在这次聚会上，正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的罗宗杰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1989年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中国可能会发生学潮。对此我们都深有同感，于是我们相约，学潮发生后，我们应当有所作为，但又不能太激进，不能去冒头。我们认为，即将发生的学潮可能会与1987年的学潮一样遭到失败，因此就不必去作无谓的牺牲。
 
由于我们志趣相投，于是有人就建议我们应当像刘关张“桃园三结义”那样结拜兄弟，大家纷纷表示赞同。于是当天晚上我们就举行仪式结拜了兄弟，孔杰排行老大，欧阳排行第二，我排行第六，罗宗杰排行第七，杨劲松排行第八，马烈排行第十。没想到在以后的二十年里，由于我从事民主运动而长期受到当局的打压折磨，好几个兄弟都因此而受到了牵连。1991年我被当局抓捕后，马烈的父亲马述亮因被当成我们这帮兄弟的“黑后台”而被关押了半个月，马烈被关押了一天，欧阳被关押了三个月，其他几个兄弟的毕业分配都受到了影响。1995年我因与王丹关系密切而受到追捕，孔杰被关押了一个星期，杨劲松被关押了半个月。让我骄傲的是，这些磨难一点也没有影响到我们兄弟的关系，我们之间的感情反而变得更加真诚和亲密，尤其是欧阳懿在经过无数磨难之后与我一样成为了一个坚强的民运人士，这让遂宁的国保大失所望。其他几个兄弟虽然没有像我和欧阳一样走在中国民运的第一线，但他们却一直对中国民运抱着深深的同情。2002年，罗宗杰所在单位的领导想劝罗宗杰入党，但前提条件是要向当局认错，并断绝与我们的往来，罗宗杰对此予以严词拒绝。2008年1月，罗宗杰病逝了，当时我正因98年组党的事情而在监狱里服刑。噩耗传来后，我为他偷偷地大哭了一场。出狱之后兄弟们告诉我，在罗宗杰病重时，他们共筹集了几万元钱来医治他，在他去世后又隆重地安葬了他。有友如此，夫复何求！
 
历史将会记得，在“八九”民运来临的前夜，在四川遂宁这个小城市里，有一批年轻的学生为了民族的未来而走到了一起。
                        

二

 
1989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胡耀邦突然去世。胡耀邦是中共党内少有的有良心的领导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组织开展了平反全国冤假错案的工作，大批“右派”分子和历史“反革命”被摘掉了帽子，八十年代他又一直对“自由化”运动和学潮采取宽容的态度，后来终于因“纵容和包庇”1987年的学潮而下台，所以他一直深受广大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的爱戴。我是在4月15日下午听说这个消息的，我立即意识到这将是点燃1989年学潮的导火索。我把我的这个看法告诉了同宿舍的其他同学，他们都不相信。但在我的鼓动之下，我们在当天晚上还是写了一个很大的“奠”字贴在了宿舍的窗户上，以寄托我们对这位有良心的中共领导人的哀思。
　　
我的预感很快就得到了验证，第二天早上我就看见人大校园里到处都贴满了悼念胡耀邦的对联、标语和大字报，还有人在我们居住的“学九楼”和人大研究生居住的“学八楼”对面的红砖墙上写了几个大字：“人大民主墙”。这让我想起了十年前的“西单民主墙”运动。我立即意识到一场大规模的学潮已经开始了。我马上就到北大去看了一下，因为我知道北大一直就是中国政治运动的晴雨表。北大的大字报主要集中在“三角地”，大字报的数量比人大的还多，其水平也比人大的高。虽然我没有去其他学校，但我知道这些学校的情形与人大、北大肯定都差不多。这一切都是自发的，完全体现了当时的人心所向，1989年注定要发生学潮，胡耀邦之死只不过将发生的时间提前了。
　　
从北大回来后，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马上就在宿舍里写了两篇大字报。一篇是《胡公托梦记》，我借胡公托梦的形式说明了胡公的遗愿是要在中国实现自由和民主；一篇是《反思中共历史》，我非常尖刻地说中共是“一代奸党”，并套用金观涛的理论论证了“中共是一个即将溃败的组织”。这两篇大字报都采用了匿名，并在4月16日和17日晚上贴到了人大的民主墙上。第二篇大字报在墙上保存了很久，观看的人很多，还有不少人在上面留言，对我的观点表示赞成，类似于现在网上的跟贴。但是在“八九”之后，北京的李海却说我的这篇大字报缺少策略，给中共留下了把柄。现在回想起来确实如此，后来我就是因为这篇大字报而获刑二年半，当时我真是初生牛犊不畏虎啊。
　　
4月16日，人大的学生成立了悼念胡耀邦的“治丧委员会”，并建立了悼念胡耀邦的灵堂。我到灵堂去的时候，里面已经放满了花圈和松柏枝，陆陆续续有学生进去在胡耀邦像前进行哀悼。
　　
4月18日早上，我听说北大的王丹在17日晚上曾带领一批北大的学生呼吁人大学生一起到天安门广场去，但人大学生应者寥寥。我们“学九楼”在人大的后门，许多消息都不能在第一时间知道，这严重制约了我在“八九”民运中的行动。如果我当时碰见王丹他们来呼吁，我肯定会跟随他们前往广场。类似的情况在“八九”民运中我遇到了好几回，有好几件事情我都没能迅速作出反应。如果我住在人大的前门附近，我可能在“八九”民运中会卷得更深。
　　
直到当天下午吃完晚饭后，我听说有人正在组织人大学生前往广场，我才约了两个同班同学一同前去报到。队伍集结完毕之后，我们就将一个大花圈绑在两辆自行车上面，然后一同骑车前往广场。到广场的时候已经晚上7点，我看见广场上已有上万人，大家都聚集在纪念碑的北侧，而纪念碑上面已放上了胡耀邦的遗像和许多花圈。这个时候我的心情格外激动，因为这毕竟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这样大规模的公共政治活动。我头脑中不断出现“五四”运动和“四五”运动的历史画面，我感到我们现在也正在书写新的历史。
　　
当我们人大的队伍进入人群时，所有的人都对我们报以热烈的掌声，并自动地让出一条通道，以便让我们把花圈送到纪念碑上。我一直走在队伍的前列，与几个人一起抬着花圈，最后在大家的推动下我爬上了纪念碑，把人大的花圈放到了纪念碑上。人们看见人大的花圈也上了纪念碑，于是人群中又爆发出一片热烈的掌声。这个时候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我看见许多人在发表演讲，还有人时不时地喊几句“打倒官倒”这样的口号。不久，我又看见一位个子瘦弱的学生拿着一个喇叭大声念读一份文件，好象是要求当局为1987年的学潮和自由化运动平反。有人告诉我说这个人就是王丹，当时我对他好佩服，一是佩服他的勇气，二是佩服他能够写出这样的纲领性文件。在整个“八九”民运中，我只见过王丹这么一次。没想到直到四年多以后，我第一次坐牢出来才在他家里又见到了他，并从此成为了关系密切的战友。
　　
大概晚上11点钟的时候，广场上的人又开始举行环广场游行。游行一圈之后，有人提出到新华门去请愿，于是我们又到了新华门。新华门是国务院办公所在地，数千人在新华门前坐了下来，门口的武警战士紧张地排成了人墙，但我们并没有往里挤，只是时不时地齐声高喊：“李鹏出来！李鹏出来！”有人说，如果是周总理，他一定会出来接见学生，但李鹏一直没有出来。后来在“八九”民运整个过程中，李鹏一直都表现得很强硬，并在镇压“八九”民运中立下了头功。人民不会忘记他的所作所为，历史终究有一天要对他进行公正的审判。
　　
大概凌晨3点钟左右，人大校方调来了几辆大客车，并呼吁人大的学生回校。有些学生就坐车回去了，但我和大部分学生还是留在新华门前继续示威。凌晨5点左右，北京市公安局的大队人马来到了新华门，他们先用高音喇叭对我们进行劝说，劝说无效之后就对我们进行驱散。溃散之后，我一时找不到自己的自行车，于是只好乘地铁回校。
　　
4月19日我休息了一天，后来听说当天晚上又有更多的学生来到新华门前示威，并与警方发生了流血冲突，人们称之为“新华门血案”。4月20日我到各高校转了一圈,明显感觉到大字报的内容这时已发生了变化,悼念性的文章减少了,反腐败和宣传自由民主的文章多了起来。从这个时候开始，这次学潮的性质已由偶发的悼念性活动逐渐变成了一场追求自由民主的政治运动。
　　
4月20日下午，我离开北京到了天津南开大学。当时南开大学的学生也在自发地举行悼念活动，校园里也贴满了大字报。为了激发南开大学学生的斗志，我以“悼胡社”的名义写了一份通讯，详细介绍了近几天北京发生的情况。写好之后我将之贴在了南开大学的一个食堂外面，吸引了许多学生观看。可能受此影响，很快就有许多天津的学生赶到北京声援。后来我想，如果在整个“八九”民运中我们都能把北京的消息及时告知全国各地，也许“八九”民运的声势将变得更加浩大，全国的民运就会更加协调和统一。一旦全国民运形成遍地开花的形势，中共当局对付起来就会非常困难。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帝国的瓦解有两种自下而上的方式，一是民众的普遍反抗，二是各地方对中央的脱离。法国大革命表现为第一种形式，辛亥革命表现为第二种形式，苏联的瓦解则表现为两种形式的混合。但是在“八九”民运中，民众并没有广泛参与，各地方的民主运动也没有形成规模和力量，整个运动都是北京的学生在主演，这就决定了“八九”民运最后必然失败的命运。
　　
我在天津只呆了两天，因为4月22日要举行胡耀邦的追悼会，因此我在4月21日下午就赶回了北京。4月21日北京市政府宣布：在4月22日举行胡耀邦的追悼会时，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要实行交通管制，其目的当然是为了阻止学生的大规模行动。但这个时候学生的情绪正在高涨，针对当局的交通管制措施学生们想到了一个高明的办法，那就是提前进入广场。因此在4月21日傍晚，各个学校的“治丧委员会”就将各个学校的学生组织起来，在北师大集合宣誓后一起前往广场。由于刚从天津回来，我就没有参加这个活动，第二天上午我才赶往广场。
　　
我到广场的时候，长安街和广场周围已经实行交通管制，但当局可能担心与学生发生冲突，因此我们凭学生证也能从广场南面进去。进入广场之后我立即找到了人大的队伍，很快也与大家一起整整齐齐地坐在人民大会堂前。这时我才注意到几乎北京各个高校的学生都来了，估计当时广场上有十几万学生。为了防止学生冲击人民大会堂，当局调集了大批的武警和警察守在大会堂前，不久他们也坐了下来，与学生队伍形成对峙。上午10点，追悼会正式开始，由赵紫阳主持，杨尚昆致悼词。但在追悼会结束后，广场上的学生并没有退场离开，不久我就看见三名学生走出人群，在人民大会堂前的台阶下跪了下来，好象是在向当局请愿。这个举动后来受到了许多人的批评，说公民不应该像臣民那样向当权者下跪。但我当时却没有这么高的认识，我觉得这个举动并没有什么不妥。而且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这个举动也暗含高明，因为这种软弱卑微的举动恰好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出了这个政权的冷酷强硬本质。这是一种政治上的急智，是从事政治运动的人所不可缺少的一个基本素质。若干年后，我才知道其中的一个下跪者居然是我的四川遂宁老乡，他叫周勇军，当时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后来还担任了“高自联”的第一任主席。
　　
直到下午1点，当局也没有接受学生的请愿，于是我们就感到非常气愤。经过各个学校学生代表的紧急商量，大家一致决定从即日起开始罢课。于是我们马上就开始进行环绕广场的游行，接着就向各自的学校游行回去。在游行途中，虽然我们情绪激动，但也始终不失理智。我们一边高喊“人民日报，胡说八道！光明日报，没有光明！中央电台，颠倒黑白！”、“打倒官倒！铲除腐败！”、“罢课！罢课！”等口号，一边在游行队伍的两边用手拉起了人墙，以免社会上的其他人员进入。
　　
应当说，当时的学生包括学生领袖都非常天真纯洁，他们只想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根本就没有长远的政治目标，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因此他们一直都不愿受到社会上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的利用和操纵。然而中共统治者却不理会这一点，只要一场运动威胁到了它的统治，甚至只是扫了它的颜面，它就会毫不留情地予以镇压。当时的学生不明白这点也就罢了，然而直到今天，我仍看到不少追求自由民主的朋友还对中共的本质缺少最起码的认识，还将中国民主事业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中共身上，我真为他们感到悲哀。我认为，任何一个专制统治者都不可能主动进行政治变革，它之所以有时候也会让步，乃是因为内外的强大压力，如果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不够强大，它一定会通过各种花招来应付和糊弄人民，实在不行的话，它就会诉诸暴力。我还认为，民主运动从来都是一种民众运动，她不可能也不应当是少数人玩的游戏，因此民主运动本身就离不开民众的广泛参与。“八九”民运为了保证学生运动的纯洁性而始终将人民排除在运动之外，就注定了这场运动走不了多远。
　　
大概下午5点左右，我们回到了学校，然而我们却并没有回去休息，而是在校园里继续进行游行，并高喊着“罢课！罢课！”的口号。这样，虽然对胡耀邦的悼念活动到此结束了，但一场声势浩大的爱国民主运动才刚刚开始，而这正是我所期望的。

　　

三

　　
4月22日下午的游行结束之后，随着学生情绪的高涨，各高校的一些学生领袖在当天晚上就聚集在一起，决定成立一个非官方的独立的学生组织来领导运动的持续进行，经过商讨，他们决定将这个组织取名为“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北高联”或“高自联”。第二天即4月23日，各个学校又组织成立了“学生自治联合会”，作为“高自联”的下属机构。“高自联”的成立对“八九”民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此北京各高校的行动就有了统一的领导和协调。
　　
这天晚上7点左右，人大的“学生自治联合会”也在“八百人”大教室成立了，但直到晚上8点我才获知这一消息。当我来到了 “八百人”大教室时，我看见里面已经挤得水泄不通，连教室窗户上都坐着人。好不容易挤到里面时，竞选却已经结束了。如果早来一个小时，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由于情绪激动而登台参加竞选，但由于我早就预感这场运动不可能取得成功，因此我多半不会去参加竞选。“六四”之后，我无数次为自己当初的这种态度感到深深的愧疚与后悔，我一方面希望把运动搞大，一方面却又不想承担责任，这是一种政治上的投机主义，我要对我的这种自私的行为进行强烈的谴责。正是因为像我这样的人太多了，“八九”民运最后才遭受了失败的命运。后来我深刻地吸取了这个教训，在“八九”之后的历次抗争活动中，我再也没有退缩和犹豫过。我认为，虽然我们的个人努力在运动的洪流中显得微不足道，但也许在某个时候它却会成为压垮专制强权的最后一根稻草。
　　
人大的“学生自治联合会” 最后由七个人组成了，七人当中有两人是我所在的劳动人事学院的学生，一个是88级的马少华，一个是86级的邱军。其中马少华后来与我的关系非常亲密，我们一起在九十年代为中国民运做了一些事情。“自治会”成立后，当时就有人说，这些“自治会”的人没有什么能力，许多有水平的人根本就没有跳出来。他们说的也许是事实，但他们不知道，在反抗专制统治的斗争中，勇气比能力和水平更重要。早在二千多年前，有人就问过孔子：“三思而行怎么样？”孔子说：“再思可矣。”也就是说，凡事考虑多了就有私心，这是政治投机分子的一个主要行为特征。“八九”民运的最后失败再次证明，普遍的投机主义对运动的伤害是多么严重。所以直到今天，我还要对王丹、马少华们当时的英勇表现表示最崇高的敬意，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经过“八九”民运以及后来无数次政治抗争活动的考验后，已逐渐成长为中国民主运动的中坚力量。
　　
“高自联”和各个学校的“自治会”成立后，校内民主运动马上就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各个学校的“自治会”通过募集资金办起了广播站，组织了纠察队，并制作了大量的旗帜和标语，从而将“八九”民运推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
　　
从4月24日起，北京各高校都开始罢课了，这是“高自联”成立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情。那天早上，我很早就来到了教学楼下，看见“自治会”的人正在劝阻有些想上课的同学，同学们基本上都能予以理解，于是我们学校就顺利实现了罢课。与此同时，各个学校的“自治会”又组织队伍到其他学校进行串联游行，4月24日北京外语学院等学校的学生就到人大进行了游行。经过精心准备，4月25日，我们人大的数千名学生也在“自治会”的有序组织下到青年政治学院、首都师大、中央民族学院等学校进行了游行，一场自发的学潮终于逐渐演变成了一场有组织的民主运动。
　　
然而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在广大学生对民主运动的热情日益高涨的时候，“高自联”应当迅速扩大组织，应当制定、公布自己的行动纲领，并让那些赞成这些纲领的学生加入“高自联”，使“高自联”成为一个像1980年波兰“团结工会”那样一个强大的反对派组织。这样当局镇压这个运动时就会有所忌惮，而且即使镇压了，以后也会有很多人自觉地继续从事民主运动。“六四”之后，“高自联”的学生领袖都受到了通缉、抓捕或被迫流亡，那些在运动中表现积极但却没有加入“高自联”的大部分学生很快就屈服于当局的高压淫威之下，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很快就土崩瓦解了。更要命的是，“六四”之后的二十年来，当初那些积极参加运动的人不知都跑到哪里去了，能够矢志不渝、坚持抗争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这使得中国民主运动的力量直到今天还非常弱小。所以说，在“八九”民运那么好的条件下，中国民运没有借势形成一个强大的反对派组织，实在是一个严重的失误。
　　
4月23日，赵紫阳出访朝鲜。由于学生运动的规模和力量越来越强大，中共高层的顽固派对此极为恐惧，于是他们就利用赵紫阳出访之机开始密谋镇压运动，他们决定像1987年那样将运动扼杀于摇篮之中。4月25日晚上邓小平发表了一个讲话，他将北京的学潮定性为“动乱”。4月26日，《人民日报》又根据邓小平的讲话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那个时候，学校的气氛非常紧张，许多人都在观望“高自联”的态度，而更多的人却对“4·26”社论感到义愤。本来在“4·26”社论发表之前，“北高联”就已经决定组织北京各高校在4月27日进行一次统一大游行，然而在顽固势力磨刀霍霍的嚣张气焰下，年轻的大学生们能经受得起这次考验吗？值得骄傲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广大学生没有被吓倒，各个学校反而在加紧准备即将来临的大游行。
　　
实践证明，在每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如果双方势均力敌，那么胜负的关键往往取决于在危急的关头你是否能顶住对方的压力。俗话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在政治斗争的关键时刻，勇气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胆小者将被吓死，勇敢者将笑到最后。政治斗争本来就是一种胶着的斗争，你退他就进，你进他就退，如果不是为了大局和长期的战略性考虑，你根本就不能选择软弱和退让，一旦你选择了软弱和退让，那么形势就会急转直下并一泻千里，就像甲午战争中的中国军队一样。幸运的是，在1989年的4月底，我们没有选择软弱和退让，于是我们就在4月27日与专制力量的一次决定性战役中取得了胜利。
　　
当然，中共里面的顽固派也不是吃素的，他们一定会采取种种手段来破坏我们的预定计划。果然，4月27日早上我们刚起床，就听说北大已经被大批警察包围了。于是校园里议论纷纷，有主张继续游行的，有主张暂停的，但大多数人还是在等待“北高联”的明确指示。然而“北高联”这个时候也显得有些犹豫不决，一会儿说取消游行，一会儿又说按原计划继续游行。于是人大“自治会”只好自己拿主意，经过短暂研究后终于决定继续游行。开始只有几百人，都是像我这样的积极分子，于是我们就在校园里游行了一圈以壮大我们的力量。直到人数达到两千左右时我们才走出校门，朝北大挺进，准备先去把北大的队伍救出来。但是当我们走到中关村的时候，我们却碰上了北大的游行队伍，原来他们已经成功突围，不知道他们是自己冲出来的还是其他学校的学生救出来的。于是我们人大的队伍立即掉头，朝天安门广场挺进。在之后的游行过程中，我们人大的队伍始终走在最前面，“人大研究生院”的大旗在前面显得格外耀眼。这让人大的学生感到特别扬眉吐气，我们终于在这天以出色的表现彻底摔掉了“第二党校”的恶名。
　　
当游行到北京理工大学附近时，我们却遇到了警察人墙的拦截。我们冲了几次都冲不开，后来一些市民就在警察人墙的的背后与我们配合着冲击，我们才终于突破拦截。北京市民这天表现得相当好，他们不仅与我们一起冲击警察人墙，而且在沿途不断地给我们送水、送雪糕，这让我们非常感动。随着北京理工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外语学院等学校的队伍的加入，我们这支游行队伍的阵容就越来越壮大，围观的市民也越来越多，许多市民在窗户上向我们挥手致意。在紫竹园和西直门附近，我们又先后遇到两道警察人墙，由于有了经验，我们很快就冲破了他们的拦截。有人算过，这天我们一共突破了八道警察人墙，最后在长安街上时，警察人墙已经不起任何作用，轻轻一冲就自动溃散了。在游行之中，我们一会儿喊口号，一会儿唱《国际歌》，情绪一直都非常激昂。到长安街之后，几乎是北京所有高校的队伍都汇入了进来，不少市民也加入其中，几十米宽的长安街上全是游行的人们，前后竟有数公里之长，场面颇为壮观。我一直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头，直到今天我还为自己参加过这次伟大的游行而深感自豪。
　　
由于在几次突破警察人墙的拦截过程中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下午4点左右我们才到达天安门广场。到达广场后不久，当局就调来了几十辆军车，车上全是全副武装的士兵，企图对我们进行镇压。但这些军车马上就淹没在人海之中，许多学生爬上了军车，向这些士兵进行演讲和宣传，高喊着“人民军队爱人民”的口号。不久，这些军车就灰溜溜地开走了，人群中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至此，“4·27”大游行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当我们离开广场时，路边的市民向我们热烈鼓掌，甚至那些警察也向我们打出“v”型手势，庆祝我们取得了胜利。在广场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又沿着二环路继续游行,直到晚上十二点才回到学校。

六四—今天：《告別陽光》再版序

作者：林达 按：不了解六四事件和它的前後氛圍，新一代國民將很難明白，六四事件作為一條界限，劃出了中國的後極權時代。這一逆轉，隱含著對內對外雙重的行為不確定。這是它和國際社會難以互信、關係緊張的根源，也是中國此後始終緊繃著內在張力、在超強壓力下依然難以真正穩定的原因。 動筆之前，我讀了整整二十年前的兩篇序言，那是1992年作者北明的自序和高爾泰先生的初版序言。兩篇序言完整介紹了這本書，也已經非常清晰地為六四事件定位。 那麼，我還需要寫什麼？也許，我應該寫一寫它為什麼需要在二十年以後再版。 就在今年年初，一個剛在美國國際關係專業畢業的中國年輕人，撰文評論近四十年來的中美關係，裏面提到：自1979年中美建交始，兩國關係穩定度過十年「蜜月期」，而此後，也就是1989年，從「對華製裁」開始的一系列事件，美國更改對華政策。文章認為，是美國意在「轉向限制中國發展空間，對中國戰略威懾和遏制」。 我很驚訝，跟這位年輕人說：不僅中美間，1989年，中國與許多國家之間的關係都同時發生了逆轉。轉折來自六四事件。中國政府鎮壓和平示威平民，震驚了世界。這才是對華制裁的由來，而並非美國在1989年突發奇想，要轉向「限制中國發展」。年輕人給我的回答是：六四事件，坦白而言，我沒有研究過，所以沒有資格評論究竟國內發生了什麼。作為個人，這名青年健康、陽光、聰明，主觀上也在力圖為中美互解做努力。但是，對本國重大事件的認知缺失，令其努力結果很可能是南轅北轍。 這是真實故事。算一下年齡，這正是「八九民運」前後出生的那一代，他們今天已是中國舞台上的生力軍。可是，這一代新國民成長中所認知的本國歷史，都支離破碎。不僅阻擋了他們對歷史的了解，也阻擋了他們對自己國家現狀的認識、以及對整個世界格局發展邏輯的理解。 不了解六四事件和它的前後氛圍，新一代國民將很難明白，六四事件作為一條界限，劃出了中國的後極權時代。在此之前，極權制度在文革中把中國推向崩潰邊緣之後，出現過一個迎合世界潮流方向急轉彎，似乎出現曙光，向自己的國民和世界展示，中國可能逐漸走向政府和民間的良性互動，走向內在鬆弛，可以最終採普世價值為自己的價值觀，進入法治社會，也自然成為國際社會中一個負責任有擔當的正面角色。而六四事件以最極端方式，逆轉了這個方向，它把中國推向後極權時代，它隱含著對內對外雙重的行為不確定。這是它和國際社會難以互信、關係緊張的根源，也是中國此後始終緊繃著內在張力、在超強壓力下依然難以真正穩定的原因。 因此，在六四事件發生二十三年以後，向中國年輕一代介紹當年這個歷史逆轉，依然是重要的。 六四事件捲入了各個社會階層，從上層官員、知識精英到非常廣泛的普通民眾。從不同角度由個人的故事來記錄歷史細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這本回憶錄就是一份出色的歷史記錄。 我看到這本書很晚，卻被它深深觸動。因緣際會，作為青年學者的北明，有機會接觸了「八九運動」的不同層面；陰差陽錯，六四事件後她被關押的體驗又經歷了不同的地區和形式：從外省最底層監獄到京城的賓館看押；作者的寫作始於事件剛剛過去的當口，記憶感受鮮活清晰；更重要的是，作者有清醒的歷史感：對每個細節的記錄都力求真實，她不為屈從「政治正確」而粉飾抑或貶損，絲毫沒有取悅讀者的打算；作者不僅不為自己「樹碑立傳」，相反，她把自己作為一個「樣本」，幾近苛刻地回顧和審視整個過程中的自己。她既有女性的細緻觀察和內心體驗，又有獨特的思考和剖析，具備準確判斷的能力。最終，她以極具穿透力的文字，傳達了個人際遇所展開的漫漫歷史場景。 作者在監禁中，已經敏銳地在具體計算和思考，政府為整治幾個學人，納稅人承擔了怎樣龐大的支出。最後，出獄後的作者，路迢迢歷盡艱辛尋夫，但這個國家自有無窮盡的人力物力，對一個弱女子圍追堵截，令她無法脫圍。作者在向大家指出，當下極權的維穩經費，本不是什麼新生事物。 作者細心地記下了在昌平關押期間，在中秋節收到的政府慰問信 ，作者立即意識到，這是一份極為難得的歷史文件。她咀嚼出其間傳達的複雜信息。六四一刀兩切，劃出對立兩邊。站在作者對面審查她的，也是有血有肉的北京人，其中不少人的思想情感，當與作者並無大的差別。可身在體制內的位置，必須「自覺」調整和限定自己。所以，如作者指出，審查者給受審人的這封信裏，大量使用了「八九民運」中青年知識分子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彙，如「理解」、「同情」、「人道主義」和「良知」等等，寫信者同樣是目睹六四同胞鮮血的人。 這一細節，也是延至今日的巨大困擾：以文革前與文革式專制的信息封閉，來塑造「輿論人心一邊倒」的愚昧，已經再不可能。但是在後極權時代，專制對人、對社會的規範仍然十分有效，在北京人最難以壓服的一刻，還是可以瞬間成功壓制其最強烈的情緒和衝動，把人壓回原來的模具之中，更可悲的是，其中一部分，甚至成了這個體制的一部份。作者讓我們看到，國家機器的作用不可輕視，後極權時代的韌性不可低估。 作者經歷的後期囚禁，是在招待所甚至賓館裏。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沒有幾個平民能夠住賓館，所以，就算「部長級待遇」了。可是，不僅沒有自由，而且「進秦城」的威脅始終存在，甚至審查者邊拎著手銬邊發出秦城威脅，要寫材料寫悔過寫檢討寫保證，要方要圓任意，能不能拉開窗簾每天見一眼陽光，取決於看守者的個性，而且關押無期限。讀此書，讀者會強烈感受到，作者是一個特別自尊、對屈辱極為敏感和難以忍受的人，但她毫不掩飾地讓我們看到，體制之強大，可窮盡一切手段，相比之下，個人是如何弱小而無力，維護自尊是多麼艱難。 作者始終有清醒意識：專政機器下，真正求告無門的是底層。那些和大案要案無關的六四被囚者，他們是大學生、普通市民，通常在國際關注視線之外，所以，對他們的處理沒有底線。提到六四事件，我眼前首先浮現的圖景，是當時中央電視台新聞畫面中，那幾個被銬在樹上示眾、已經完全不成人形的普通北京青年市民。我無法想像他們的母親如何面對這樣的圖景。被囚禁的經驗永遠改變了作者，單純的同情心抹去了她和那些普通女囚的界限，她的文字在向讀者強調：當權力無制約，它碾壓的絕非僅僅是挑戰者，哪怕尋常時期，傷害更多發生在對政權最「無害」的民眾身上。作者最後仔細地補充描繪了她在山西太原上馬街監房遇到的一個個普通中國女囚，縱有鐵石心腸，也難以不動容。 行文至此，我突然發現，今日中國的後極權特徵，都已經濃縮在這本《告別陽光》裏，濃縮在作者描述的那場歷史逆轉中。 原载《陽光時務》 再版信息： 書名：《告別陽光——八九囚禁紀實》 再版日期：2012年9月 再版機構：美國“柯捷出版社” 定價：25美元 網上訂購：點擊此處 郵購地址：61-20 G.C.P. #B1204 FOREST HILLS NY 11375 USA

《告别阳光——八九囚禁纪实》第三章 初入牢门

《告别阳光——八九囚禁纪实》第三章 初入牢门 

北明 

囚车载我经过熟悉得令人心痛的街道。在公安局办公楼接受了生平第一次审讯后，我被押到太原市上马街监狱。

“砰”地一声，号子铁门在我背后关上。然后是嘁哩喀喳的上锁声。

一切归于平静。

这就是监狱。

十万八千里，永远不交错的距离一步就跨到了。我实实地站在刚刚为我腾出的一寸空地上，咬紧牙关，不让自己抽缩掉。

要扣押的在监狱接待室再一次被扣押了。裙子的腰带、裤子的皮带、带铁拉链的牛仔裤、玻璃瓶的护肤膏、梳头的铁刷子、有铁钉的拖鞋、带铁勾的胸罩、发夹，还有项链、眉笔、小镜子等等。最后，我被领入里间，一件件地往下脱衣服。

“没藏啥东西哇？”直脱到只剩下胸罩和短内裤，女看守发问道。

我不讲话，我讲不出话来。虽然女狱卒始终未动手，只是命令我把自己身上带的东西一样样掏出来给她看。

“藏了没有？”这会儿她抱着双肘，稍息站着，又问了一遍。

“你要我藏什么？”鞋也脱了，我光脚站在地上，差不多赤条条了。在这种状况下，无论迎头而来的是什么，哪怕是一块海绵，你也必然被打倒，健全的人无法在这种情况下保持尊严。我几乎是在用一生的力量支撑着，抵抗住窘迫和屈辱。

“穿上哇。”

我穿上被践踏的尊严。

走进大墙内的漆黑夜，我被看守命令往右拐，进入一个大铁门。铁门打开了。刚迈进去，却听得一声喝令：

“出去！站在门口！喊报告！”

是铁门边岗楼里那个全副武装的门卫。

真地妈的（对不起！）不想这么做。但没有勇气。从被抓到现在，慌乱尚在心头，屈辱却步步紧逼，录像、搜查、审讯、搜身、脱到几乎一丝不挂。在这一个接一个的强制中，我的勇气差不多耗光了，尊严也几近破碎了。尽管胸中聚起一个又一个木柴捧，但它们都被窘迫浸湿了，燃不起燃不起。

回转身，默默瞄了一眼那专制机器上的镙丝钉，跨出铁门，望着漆黑的夜，我说：报告。

第六监——上马街监狱中唯一的女监——看守办公室里，狱吏再一次令我脱下自己的衣服，她要检查我的胸罩上的勾是否是铁的。

不是铁的，是硬塑料的。但她仍令我拆下来。问她那我怎么办？她说再缝上。我永远不换洗吗？她喝斥道：你以为这是哪？这是监狱！凑合吧你就！

剩给我的唯一反抗方式是请她帮我缝上。

一边在背后给我缝，她一边警告我，不许我散布我的反革命言论！

我竟然有反革命言论！这令我吃惊不已。但她仍声色俱厉地强调，直到我点头答应。然后她把我送到紧挨看守办公室的第一个号子。如唤鸡唤狗般唤道：起来起来！给她腾个地方！唉呀睡得真死哩！中午不睡，晚上死睡，闹甚了这是！起来起来！她手脚并用地弄醒门口地铺上的人，转身往柜子里掖东西一样，往门里掖了掖我，咣当一声闭门、上锁走了。


一进门就是地铺，我已经脱了鞋，一手提鞋，一手提行李，身体紧贴着门。

七八个脑袋从床上地上各个角度支起来，望着我。继尔蠢蠢欲动，要给我腾地方。

这个囚室大约六平米。木板支起的通铺占去三分之二的面积。剩下三分之一地面是地铺。地铺旁剩下一块空地，右边挤着一个硕大无比的马桶，左边，本来可以站下我，但这会儿站着十几只鞋。床底下躺不进去：七、八个人的日用品全部放在床沿下。

紧闭的铁门中央有一小洞。洞外固定着一个能够旋开去的木片。可以想像，那里随时会出现一只溜溜转的眼珠子。

这就是我要在里面活的地方。

“我不睡了。在这坐坐就行了。”指指床沿，我对动起来的人们说。

“不睡不行。”“就是，躺下哇。不然一会骂呀！”很快腾出一个长条空档。

我躺下。一盏光秃秃的灯泡在囚室顶壁中央悬挂着，刺人眼目。

“不关灯吗，”我问。

“天亮了才闭哩。灯绳在窗外。”

天此刻正黑得光明正大。灯绳不由我们掌管。

挺尸一般挺在犯人中间，给头项灯光一览无遗地照着，疲倦在心中很远的地方向这方守望，走不近。

天蒙蒙亮。监狱响彻革命歌曲大齐唱。是有线喇叭。

“起床！起！懒猪！一号的，抓紧时间！”看守扯起嗓门。唏哩哗啦开锁，咣地一声，铁门大开。

放倒排列、让灯光照了一夜的身躯们纷纷竖起来，往上套衣服。动作迅速，神态紧张。一个被称作“秦大姐”的，指挥官一样低沉地发出一声声简短命令，让把被子这样那样叠过来叠过去，叠小叠方叠整齐。地铺上的身子们则东挪西躲，将被子单子褥子枕头统统扔上床，把反面流淌着水珠的大块塑料布卷巴卷巴塞进床下。

有人慌慌张张地冲向厕所，有人提着水桶去水管接水，有人去擦铁窗外开着的两扇玻璃窗。

“今天该谁倒马桶了？”

“我和胖胖。”

然后，“我”和“胖胖”趿拉着鞋，吃力地抬起那只硕大无朋、其重无比的马桶一弓一弓地向厕所走去。

我竖在大通铺上，腾挪躲闪，望着周围这一切，呆若木鸡。


第三天起，学会了抓紧时间起床，竖起来套好衣服立即去上厕所，而且无论是否必要都尽可能守着不起。直到看守再度扯出嗓子，吼猪入圈般吼出凌厉的动静，才最后一个走出厕所。如果不是这样，我就完了——牢房里的马桶虽可供随时使用，但它过于庞然，近一米高，打开盖，口有脸盆那么大。不踮起脚便挨不着。一旦挨着，放放心心坐上去，人便有漏下去之虞。即使为了不漏下去而保持住“骑马撙裆”的古怪姿势，巴掌大的囚室内众目睽睽，还是注定要丧失排泄功能。所以，无论如何咬牙切齿痛下决心，想尝试一下这种新功夫，仍然是只要一上去就什么都不会了。到了这种时候始体会出，卫生条件尚在其次，安全乃人体代谢机能的第一要素。囚室外的厕所也令人缺少安全惑，也需极大的勇气和毅力：一个从头到尾的长长便池，没有任何间隔。六、七个人须如在商店排队购物那样，挤着排将起来。没有谁能够提前来或推后来，监狱准军事化制度让所有人在共同的时间共同的空间做共同的事。好在虽说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大家此刻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排“到一起来了”，谁也不嫌谁，谁也不怕谁，只要闭目塞听，横下一条心便可。能大模大样放放心心上一次这样的厕所虽算不上幸福，也值得整日企盼。为了这，每天清晨，随着“唏哩哗啦，咣”地一声牢门大开，看守扯嗓子，我便使出当年在新兵连夜间紧急集合时的本领，常常用不了六十秒，就冲出铁门，冲到厕所。只是和抢购东西略有不同，这么抢先，并非为了早来早走，而是为了能多排一会，而且能排在最后一个。身后就是水龙头和墙，比较安全可靠。

上厕所的另一个非凡的好处是活动腿脚筋骨，呼吸新鲜空气。从第一个号子走到厕所，要路经第二个号子，第三个号子，第四个号子，要走二十六步路。来回便是五十二步。进了厕所走几步，就是六十步。来回来去歪走斜线又多几步，厕所门口那个仓棚可挡住办公室门口看守的视线，出了厕所在仓棚下再多走几步，便是七十来步。这是很可观的体力活动，也是很重要的肺部卫生措施。监狱里不放风。一天二十四小时铁门紧闭，犯人沙丁鱼一般挤在囚室里。白天，三分之一的地面空间腾出来了，床上的人却也挪到了地下（白天不许上床）。三分之一的空间横走两步半，竖走四步半。没有一个板凳，要想全坐下，就得亲密无间地排在床沿。床高，坐上去脚不挨地，身子不能转动，受刑一般。囚室里唯一的“宝座”是那马桶。马桶盖盖子，里边盛满污物，想起来恶心，坐上去却很舒服：它靠窗，挨暖气。既可间或小风拂面，清快爽心，又可将腿脚抬起来搁在暖气上，缓解久站后下肢的充血浮肿。门口有一把破苕帚，也是一个常引起争执的好位置：把它平放在从未干过的地上，背靠了墙坐下去，既宽松又舒适，门缝里时而也有微微的新空气进来，很养人。等到几天后，我们号子里增至九个人时，马桶和苕帚就显得更加宝贵了。

有一个终日敞着的铁窗，囚室又不大，空气是够用了。但是人太多，又是骄阳如火的七月天。尤其是那马桶，里边满盛着少时六、七人，多时八、九人一天的污物：粪、尿、溲了的饭菜汤、洗脸水、洗衣水、刷牙水、洗澡水、呕吐（囚室中有一个十八岁的孕妇）痰、经血……。马桶上虽说盖了盖，但少不了谁要倒脏物、排粪便、扔东西。说来也怪，除了老住户“秦大姐”，所有人都不能完全坦然地在马桶上出恭。一天二十四小时，法定的上厕所时间只有两次，除了清晨一次，另一次是下午四时许。越想等到“法定”时间上厕所，越觉得随时可能失禁。这成了一种心理暗示，一种条件反射。结果算下来，每个人一天出恭的次数都比平日里要多。有时有些敏感者简直多得不可思议，这样一来，马桶几乎闲不着。有幸坐在这“宝座”上乘凉的人也坐不稳。一会便给轰下来让位于真正的“马桶皇后”。马桶盖一开，气味便不大好。本来你刚呼出来我就吸进去的混浊空气越发呛人。便人人扒了窗户往外伸鼻子，而每逢这时，就会招来窗外狱卒更其鲜腥恶臭的斥骂。

下午四点那次上厕所说是“法定”的，其实是捎带的，主要目的是要各囚室出来人提开水、接凉水，晾晒或收洗好的衣服。除此之外，能出来的机会便是打饭时。走出囚室三、四米，站在送饭的铁车旁，挨着个让两个黄脸婆给盛好，再走回去。然后又是，咣！铁门紧闭，稀哩哗啦，上锁。

一日三餐。一个大得扣在头上可以当帽子的塑料碗和一个塑料勺子是每个人永远的餐具。饭也基本上一成不变。早餐，一碗稀稀的玉米面糊糊，里边加了少许的盐；午餐，一碗白菜汤，一个黑馒头；晚餐，重复早餐，只是将糊糊中的盐换成了一汤勺那么多的咸菜，外加一个玉米面窝窝头。需要说明的是，在落后的中国广大内陆地区，玉米面远未变成发达的工业国家那样的保健食品，它仍然是饥饿和贫穷的象征。长期如是，星油不见，使人们的胃口变得极大，总是吃不饱，不到开饭，肚子们就咕咕叫成一片。号子外边铁门一响，号子里边就忙着趿鞋、钻到床下取碗。门一开，便拥出来，伸着脖排成队，眼睁睁看着饭从锅舀到勺，从勺舀到碗，然后目光就像给碗里的东西拽住似的，盯住碗，疾步进屋，蹲下，吃。一时间，团团坨坨弓满了专心致志往嘴里扒饭的人脊。这一刻，是全号子、全监狱一天当中最安静的时刻。既便发生地震，那些粘在碗缘的脸似乎也不会转动一下。

农村，猪圈里的猪，在槽边吃食时也不过如此。

有一只猪坐在马桶上，将双腿高高抬起，翘在暖气片上，以便自己的同伴有足够的地方弓起背脊专注地吃。这只猪吃不下，居高临下望了弓起的背梁，听了唏溜唏溜的声音，每每心中地震不已。这只猪知道，它和面前同伴们的区别仅仅在于，它是一只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可悲形象的、亳无食欲的猪而已。

这只猪便是我。

唯有一件事令我对自己的低级动物身份发生怀疑——举凡关进这里的，每日要为自己的一日三餐上交一元人民币和一斤粮票。出“圈”时结算。斤两、分亳不得有欠。不久后，当我走出监狱，狱方向我摊开双手，念出一串数字时，我惊讶地睁大了双眼，万分感叹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使经济观念如此深入人心。

在太原上马街监狱不长的日子里，我始终无胃口进食，却不断以耳当口，品味了不少上等佳肴。这种用来听的佳肴每天都有，不是由嘴吃进去，而是由嘴说出来。女犯们每每将自己的拿手好菜一道一道复习了来，精神会餐。饥饿如此强化了人的味觉。有一次，一个囚友剔牙时不小心吐出了牙缝中的一粒姜，顿时后悔万分。以至全号子的人知道她失声尖叫的原因后，都为之扼腕叹息，只差全体去地上寻找了。那一次，引发了长达三小时的精神会餐，全是鸡鸭鱼肉，山珍海味。

一个星期二十一顿饭中只有一顿略有改变，即星期日午餐。白菜汤变成了半碗炒白菜，菜中有少许肥肉片。人们从星期五就开始盼望这顿午餐了。由于长时间的素食和缺油，所有的胃肠都不能适应这突如其来的油腻，所有人餐后都腹泄不止。不是当日下午，便是三更半夜或次日清晨。高大的马桶虽然加剧了排泄的尴尬，不能抵挡望眼欲穿的企盼和如狼似虎般吞咽带来的快感。


说到这里的医疗卫生条件，实在有赖于各人肌体的免疫系统。每日下午四时的一桶开水是号子所有人全天的饮用水。没有保温瓶，没有浴室。闷热难当、汗水淋漓的囚室里，要喝水，要洗身，全在下午四时许。这样一来，囚室两步宽五步长的地面便“湿”可鉴人。据说有医疗室，但不知是什么样的高级处所，不知病到哪种程度才有资格就诊。所以，如果你不想死，最好别生病，要生，也桃着生。比方，皮肤上可以生点癣，头可以有些疼（最好不是器质性的，也不是功能性的）。除此以外，你保证健康的唯一办法是乞求自己健康。因为无论你生什么病，这里永远只有一种药：止痛片。还有一种药：癣药膏。可是，药膏又不能用来吃，以兼治其他。你不到奄奄一息，别想走出牢房。你也不用呻吟，那没用。顶多窗台上又多扔几片止痛片给你。


这里没有报纸可看，对于正在受审的人来说当然也不许会见亲属、朋友，不许通信、不许稍口信、不许带东西。但是像一日三餐一样，每日有三个节目可供欣赏，全是用来听的：第一个节目是监狱的无线电喇叭里传出来的革命歌曲大齐唱。“咱们工人有力量”、“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还有关于“平息反革命暴乱取得了伟大胜利”的烂调。中国本来鲜有国内新闻，那些日子里就更没有。唯一的“新闻”便是对“反革命集团”和“反革命动乱、暴乱”的清算。好在这个节目不长，清晨起床后一半个小时就过去了。第二个节目跟在第一个节目之后，更加单调且有震耳欲聋之势。那便是厨房传来的剁食声：咚咚咚……！听到这动静，你便可以想像农民在自家院子里剁猪食。那是一把极大极钝的刀，一个极大极脏的案板，一堆从市场上弄来的廉价的圆白菜。菜不用洗，也无须摘捡，直接住案板上一放，刀便上去七剁八剁，剁开为止。这是一天当中囚犯们唯一的那顿菜，清水煮白菜。好在这节目也不长，而且一天也只一次。

最令人恶心的是第三个节目。这节目不分昼夜阴晴，随时开始：狱卒的咒骂之声。我所住的女六监共有三、四个女狱卒，她们训骂起来全部没有距离感：无论被骂者近在咫尺还是远在天边，一律扯着嗓子尽力将骂声弄得极大极高极吵。这样一来，无论她们骂谁、骂哪一个号子，所有囚犯都不得不洗耳恭听，你又不知她骂哪一个，骂什么事，所以无意中非竖直了耳朵仔细分辨不可。骂得也很有水平，很出新。如果被骂者胆敢表示不满，拳脚相加外，骂的内容便更加具体而生动。常常是成串的不忍卒听的言词突然从看守办公室爆出，一路肮脏恶臭无比地穿越所有号子，直抵最尽头的厕所便池。刹那间，对面房沿上的麻雀惊咋着飞起，几个号子鸦雀无声。六监的看守偏偏有两个是年轻的女孩子，长得眉清目秀，漂漂亮亮。要不是有一次扒在铁窗亲眼所见，我真难以想像那些粗俗下流的语言是出自那样妩媚的面孔。

号子的墙上贴着监规，其中最后一两条是关于看守不准任意打骂，侮辱犯人的。但那没用，如果你不想使看守对你张嘴喷粪，你就得谨遵监规及监规以外的一些土规则，包括不许大声说话、小声唱歌，不许跳舞和扒窗户往外看，还要学会各种各样的快速行动：快速起床、快速打饭、快速接凉水、决速上厕所、倒马桶、擦玻璃、洗漱、晾收衣服、上床或倒地睡觉并快速睡着，说话声大了快速停止，打架吵嘴了快速息怒等等。有时这也不一定可以保全一个人的尊严。我就亲眼看到那个搜我身的姓郝的狱卒借故将一个拘留十五天的人罚站，并在面含微笑循循善诱时，突如其来大打出手，猛掴那个犯人的脸。而那个犯人在被罚站前，只不过是在郝巡视时，腰挺得不直；在挨打前，只不过像郝诉说自己感冒了，头痛咳嗽。被打以后，她仍然直直地站着，敢怒不敢言。全号子的人都直直地站着，敢怒不敢言。

我就是在这件事之后，踱到那“监规”面前仔细查看的。而犯人们则大不以为然地笑我这一举动，说我不愧是个书呆子。


最初的监狱生活于我有如地狱。衰局已定，前程莫测，虽已身在万丈深渊，却仍是一步一个陷阱。突然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一切，一呼一吸一举手一投足都在茫然失措间。绷紧了神经对付频繁的审讯。审讯的分分秒秒都使我感到自己好像一个真正的罪犯。回到牢房，更要支撑着四肢，抵御彻骨的哀愁、惶惑与自卑对我的无情修剪。

日子改变了时速，要人一步一捱地打发。走完上午，下午就好走些。下午内容多，吃午饭，是一件事，睡午觉，又是一件。到了下午四点，打来了开水冷水，擦澡洗衣服，磨磨蹭蹭就到了晚饭。晚饭后，看守不再禁止上床呆着，号子里人们早早就歪在床上、地下，说些淡话或闲愁。天黑了，掌灯了，睡觉了，一天就过去了。

没有书的日子，即便在地狱的惊恐中也仍是寂寞。便常枯坐在深寂中将目光投到窗外，读那外面的东西。

外面，东西不多，连带沉沉如盖的天空一起，统统被铁窗割成了条状：云朵、警戒了望塔、对面平房顶。只有十几米远处的两样东西没有被切割变形：左边一个，高高细细、不戴帽子不冒烟的，是烟囱；右边一个，墩墩实实戴了帽子常冒烟的，也是烟囱。左边一个斯斯文文，气质高贵单纯。分明弱不禁风，偏赤条将自己裸在天地中，静静张着口将宇宙精华一古脑吸入。右边一个苍苍烈烈，沉雄高古。分明饱经沧桑，偏破帽掩容，沉住气将大地之能量喷向天宇。这两个，前者要溶入大千，后者要影响世界；前者遗世独立，地老天荒；后者呼风唤而，日月同辉。这两个不是烟囱，是人，先后在我生命中刻下印痕的人。

我更情不自已，细细阅读的是右边那个。那个平日里谦和温厚，大智若愚，偶尔浓烟滚滚，烈焰熊熊。他富于激情，充满责任感，是条好汉。他是我的现实。这现实并不如往事那般超然美丽几乎将我溶化，却绵密博大，点点滴滴充满我身我心。自从和他相遇，我不再是自己的奴隶。我将必要的丧失垒筑成生命完善的阶梯。抓牢了自己存在的阿基米德点，从从容容，潇潇洒洒，坦坦荡荡，安安详详。每天每天，我都在前所未有的大哀愁中清扫出一块干净的心的角落，以便翻来覆去阅读他。他在流亡，我在监狱。一旦他知道了我的消息，肯定更加义无反顾，宁肯掘地藏身，不愿去国。每每读出这样的消息来，忧喜参半，越发不忍转目。右边那烟囱被我想像成我的先生郑义，成了日日必读，用以支撑自己的一部功课。


沥沥小雨，将漫天霏霏愁绪撒入人间。这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

监狱的喇叭出人意料地传出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听众朋友，您好。又到了我——陆霞，为您主持听众点播的时间了……。”

陆霞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我们俩住对面床。在那个音乐轰炸的教学楼里，我们共度四年时光。她谨小慎微，四年大学生活循规蹈矩，在我们那疯疯颠颠的艺术系，本本份份地经营五条线上的声响，埋头作曲专业。临到分配，人心散了，她却大爆冷门：爱上了我们班人人非议的一个花花公子。

没多久，分配离校的同学还没走光，陆霞又“飞也似地”失恋了。此前她一反常态地昂首阔步、笑语开朗，此后又一反常态地变回细声哀气、谨小慎微。这样的巨变、速变，着实让我们领教了什么是“爱情的力量”。分配后的陆霞并未从我的视野里消失。她脸上再次漾出笑意，是她终于从学非所用的单位调到山西省电台文艺部之后。当时，我也为自己不得其门而入的美学理论专业发愁。曾有同学建议我去替换陆霞的位置，说她工作的成绩不很理想，声音不明亮等等，说文艺部主任已表示乐意接收我了。我犹豫着没去。做电台节目主持人，那不是我喜欢的专业，再说，那是刚活过来的陆霞。后来有一次，偶然听到陆霞的主持，声音极为柔和、亲切，婉婉委委如与人对话一般。正是最标准的播音效果。换了我，未必就好。再者，我不知道自己能否能如陆霞般遵从人们习惯的传统，弄得不好，别出心裁，定不长久。

此刻，陆霞正用她娓娓动听的话语给听众介绍、播放流行歌曲。我将头靠在监牢门框上静静听着。这是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场面：我曾经是这位主持小姐的同学吗？我曾目睹她身上的巨大变化吗，我差一点取代她的位置出现在我头顶那个喇叭里吗？

流行歌曲过后，是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交响曲》。这是几乎所有学院派音乐专业学生的特性：无论流行音乐如何席卷大地，在听过唱过之后，我们总会找回到纯音乐中梳理疲惫的审美知觉。但此刻我已无法安详地听下去了。那曾经来自地平线深处的、号角般辉煌的旋律，此刻在我心中正演成一种巨大的苍凉。

外面的世界与我不再相关。无论听与不听，陆霞们都将继续亲切下去，流行歌曲将继续流行。

新世界交响和它的追寻将属于不同的人们。


（第四章“女囚们”待续)

作者惠寄 转载请注明出处
Sunday, June 24,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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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纪实(二)

我一直在考虑，怎样把党内斗争引向党外？我想抓住收容审查的问题做文章。

六四以後抓人，总是说依法进行收容审查。依的甚么法？收容审查是没有法律根据的。国务院、公安部有过关于收容审查的规定，但它是违宪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作为行政措施的收容审查，在限制人身自由的严厉程度方面，与逮捕没有甚么区别。这就是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的逮捕。国务院、公安部发布的行政法规与宪法相抵牾，因而是非法的。在执行中，又不按规定办。本来，收容审查的对象是有流窜作案嫌疑或有犯罪行为又不讲真实姓名、住址，来历不明的人。後来主要用来对付政治犯。收容审查的时限是一个月，至多不能超过三个月。而六四以後被收容审查的人已超过五六个三个月。以收容审查的名义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完全是违法的，违反了《刑事诉讼法》和《拘留逮捕条例》等有关法律。

我的研究生朱利全被抓走以後，一直与刑事犯关在一起收容审查。我给南京市人民政府递了一封《抗议书》，抗议南京市公安局在收容审查问题上的非法、违法行为。南京市公安局不仅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而且破坏了大学的教学秩序。我作为研究生的导师也是公安局破坏教学秩序的被侵害者，所以有权提出控告。我还说：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我首先提请南京市人民政府严肃处理；如果问题不能得到合理解决，我不得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我将手持法律，走向法庭，伸张正义。

这封信写于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一日，那时我因病住在江苏省人民医院，是在病床上写成的。按常规，南京市人民政府一定置之不理。我的计划是一个月之後以南京市公安局为被告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中级人民法院肯定不会受理，我再向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上诉、申诉。另一方面，收容审查的问题并非南京所独有，可以从南京市公安局追到公安部、国务院。不料，我出院後不久，二月十一日朱利全等人被放了出来。不见得是我的《抗议书》起了作用。但下一步法律诉讼的计划未能实现，我又得另找题目做文章了。

朱利全等人释放时叫做审查结束。另一名物理系学生陈学东，就是那位带领学生堵住长江大桥的高自联常委，被判了两年徒刑；按关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计算，没过多久，也放出来了。既然收容审查的关押可以折抵刑期，怎么能说它是行政措施？可以折抵刑期的长期关押，未经司法机关批准或决定，怎么能说它不是非法、违法？

朱利全出来後告诉我，在他关押期间，重点审查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和我的关系。真是软硬兼施，用尽心机。第一次提审就要他交待和导师的关系。

朱利全说：导师和学生的关系就是教我学问。

有一次，江苏省公安厅的一位处长找他谈心。朱利全是被关在南京市看守所，由上级的处长出马，可见案情重大。处长说：你的导师有思想，文章写得好，我都看过，就是有些话说得太早了一点。你怎么看？想套他的话。朱利全说：郭老师的那些文章都是在北京写的，那时我年纪还小，没有看过。郭老师到南京以後就不能发表文章了。

後来，公安人员发火了，拍桌子打板凳地说：你的情况我们都掌握了，就看你交待不交待？然後拿出一张单子，上面一行一行地写着几月几日几点到几点。说：你一次又一次到导师家干甚么去了？讲吧！

朱利全看了一眼，他不记得那些日期了，不说话。公安人员提醒他：五月十四日南京市高自联成立，你五月十三日晚上到导师家去了。五月十八日南京市大游行，你五月十七日晚上到导师家去了。五月十九日鼓楼广场开始绝食，你五月十八日晚上到导师家去了。厖都是关键时刻，你干甚么去了？呃？

朱利全又看了一眼，仔细一想，准确无误。他说：既然你们已经掌握了，还问我干甚么！

北京说：民主运动是极少数人操纵的，所以，各地都要捉拿操纵者。我没有被捉拿到，我的朋友高尔泰却在南京被捉拿去了。

高尔泰是四川师范大学教授。一九七九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内部刊物《未定稿》发表了我的《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第一稿和他的《异化现象近观》，还有沙叶新的剧本《假如我是真的》，主编林韦被邓力群指责为偏离四项基本原则而遭撤职。此後，我和高尔泰神交已久，但直到一九八三年我在南京时他来访才相识，彼此一见如故。时值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他对我颇多激励，赠钟馗图一幅。他所画的钟馗与众不同，是一个戴眼镜的现代钟馗，作仰天长叹状，题诗曰：魑魅魍魉何其多，一个钟馗奈若何！後来，他又重画一幅，题诗祗有一句：一个钟馗奈若何。他说，这样更含蓄。此幅钟馗奈何图，我十分喜爱，常悬室中。往还多年，他就想到南京大学来教书。经不少周折，一九八九年居然办成。九月一日，他正从南京的新居出来，上去两个人，是四川省公安厅的，要同他谈谈。一谈不复返，被押回了成都。

高尔泰的研究生也是民主运动中的活跃人物。有其师必有其徒。自由化的老师，培养出了自由化的学生；惩罚自由化的学生，又追究自由化的老师。高尔泰作为反革命宣传鼓动嫌疑，被收容审查了。这是因为对民主运动的镇压，四川比江苏搞得更凶。北京民主运动高潮期间，各路诸侯中给中央打电报施加压力的有海南的省长梁湘和四川的省委书记杨汝岱。後来，梁湘被找了个岔子撤职查办。杨汝岱一看风头不对，早就转弯子了。为了将功补过，他特别卖力。除了北京，外地开枪的祗有他的治下成都。高尔泰告诉我，六月五日，他亲眼看到武装警察挥舞狼牙棒在成都大街上见人就打。有一个男子怀抱婴儿，狼牙棒打下来，他一闪，正中孩子的头上，一刹那脑浆迸流。这位愤怒的父亲，大喊一声，把死孩子扔向了警察。我久久不能从心头抹去这一幕惨状。事後，杨汝岱抓人也很起劲，还抓到南京来了。高尔泰被关了四个月後释放，得了八个字：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他在狱中与刑事犯关在一起。那些凶狠的牢头狱霸要教训教训他，反被他打翻在地。他学过武术，当右派的时候又在大西北经受了生死考验，所以有本事把刑事犯镇住。出狱以後，他对我说：当时我就为你担心，你要是被抓进去，受不了厖

我的《抗议书》送到南京市人民政府後，没有答复；南京大学党委却作出了反应。一月二十八日，党总支书记郭广银通知我：党委决定，因政治审查不合格，取消我当教授的资格。中国不像美国。美国的政府部门各司其职，非法移民向税务局交了税，税务局不得把他的非法移民身分告诉移民局。在中国，官家都是相通的，可以转材料，最後都转到本人所在单位的党委进行处置。对知识分子的处置常常是取消职称或不得提升职称。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重功名，从前的秀才、举人、进士的科举阶梯变为如今的助教、讲师、教授的职称系列，孜孜以求。《儒林外史》中那些可笑的周进、范进们，换上了二十世纪的新装，还在继续演出传统的悲剧。共产党利用知识分子的功名心理，强调政治标准第一，因而提升职称成了政治控制的手段。我对这一套早已看透。一九八九年三月，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通过我的博士导师资格。不久，政治风波兴起。有人给我打招呼：你千万不能动，否则博士导师的头衔就丢了。我说：我宁可不要博士导师的头衔，我要做一个像样的人！敁六四以後，博士导师的头衔果然丢了。有人幸灾乐祸，有人同情惋惜。现在又取消了教授资格，老子不在乎，其奈我何！但是，我也不放弃这一机会进行合法斗争。我给中共江苏省委送上一份《控告书》，控告南京大学党委取消我的教授资格是窃取行政权力、作出错误决定，因而违反了宪法、违反了党章。南京大学党委作出的决定，曾装模作样地在校、系评审机构通过，这些机构中都有党外人士。我提出质问：我的三点看法属于党内的保留意见，是谁把它向党外人士泄露的？我要求追究，以违犯党纪论处。当然不会有甚么结果，我祗是表现一下有理不饶人。

我对南京大学党委的控告，省委置之不理，反而来讨论我的党籍问题了。先是党委书记韩星臣在一个叫斗鸡闸（从前是何应钦女儿的公馆）的地方背着我开了几次预备会，统一思想。三月十四、十五日，讨论了两个下午，虽然最後以不予登记的方式取消了我的党籍，但会议开得非常激烈，大大地伸张了正气。

按规定，我必须首先作思想小结、进行自我批评。我全不按规定，还是讲我的三点看法。评议时，这些讲哲学、教理论的同行们竟说不出个道理来，我想反驳都抓不住论点。说来说去祗有两条：一，政治上和党中央不一致；二，从来不作自我批评。结论是不能当党员。这两条，我早已直认不讳。正因为政治上和党中央不一致，我才提出保留意见；由于提了保留意见而不能当党员，这是侵犯党员权利、破坏党章。现在不作自我批评也是事实，但不是从来。一九五七年以後，共产党的左倾思潮横流，能顶住压力不作自我批评是一大优点，而我还做得不够。第二天下午，支持我的人纷纷发言。六四以後，南京大学哲学系的教师分成两派，大体以年龄划线，人们戏称老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黑格尔派。老年黑格尔派持官方的态度，又掌握了系的领导权，处处打击青年黑格尔派。也有交叉：按年龄来说我是老年，但政治上属于青年黑格尔派；有一对夫妇很年轻，政治上却属于老年黑格尔派。会议的高潮是，支持我的青年黑格尔派人物张之沧，与那位老年黑格尔派中的年轻人，拍桌子大吵了一通，火药味很浓。时代确实不同了。一九五七年，刘宾雁受批判时，一位支持他的朋友戚学义当场跳楼自杀，祗能以死表示抗议。一九八二年，我在北京大学受批判时，支持我的朋友也祗是暗中出主意，会上表示沉默。现在是明目张胆了，公开支持我就是甘愿冒犯领导。

值得一提的是那位L副教授。过去，他因支持我而为领导所不喜欢。他估计，中国的现状还能维持二十年。二十年一过，自己的一生也完了，所以决定转弯子。第一天的会议上，他在发言中说：你既然不能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你自己提出来不要做党员了。我的那些不能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观点，他都曾表示赞同，那么他自己为甚么不提出来呢？他也确实想不当党员，祗是考虑到家里有老人孩子才当下去。他对我很了解，我是不会自己提出来不做党员的。第二天，该说的都说了，支部书记要表决。有一位政治上虽保守而心肠很好的人提议：是不是让老郭再考虑几天，下一次会议表决。老郭是几十年的老党员了，党籍丢了很可惜。祗要他表示愿意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一切都可以重新考虑。

L副教授说：这个会开得很痛苦，不要再开了，现在马上就表决。痛苦的是他自己，是他自己的双重人格的表演。

又有人说：看郭老师是不是愿意考虑大家的意见，如果愿意，还是再开一次。

他们把拥护官方的态度叫做大家的意见。我说：现在在场的大家的意见也有不同的观点。大家的意见我都可以考虑，但考虑的结果不能保证大家都满意，再考虑几天恐怕也很难改变几十年的考虑。

L副教授接着说：你看，再考虑几天有甚么用！去年，他对刘广明和我说，我们两人的重新登记，在支部大会上通过是没有问题的，他可以保证。今年，他却是迫不及待地要求通过给我不予登记的决定。

表决的结果，以九票对七票通过不予登记的决定。祗差一票，如果是八票对八票，就不能通过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甚么都是一致通过的年代已经过去了。毕竟还是出乎党委的意外，他们本来以为，以绝大多数票通过是没有问题的。六四以後，我们这里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第一次在支部大会上唱反调的时候，还没有人响应，而现在党内出现了不可小看的反对力量。合法斗争改变了一个单位的小气候，坚持和扩大斗争也一定能改变全国的大气候。

决定通过以後，支部书记让我发言。我说：我再一次表示反对这个决定。我要申述反对的理由，起码讲两个钟头。如果你们不怕耽误吃晚饭，我就讲下去。也可以另外找时间接着开厖其实我是缓兵之计，想把我这个最後的发言组织得有条理一些。当时已是下午六点，支部书记说，那就以後再开吧。事後，他们又赖帐了，说：请示过党委，不同意再开了。我说：那我就写书面意见，请你们打印出来，发给每一位到会者。

为刘宾雁跳楼自杀的戚学义，死後还被追打成右派分子。为我辩护的青年黑格尔派，虽然没有成为甚么分子，但後来的日子也不好过。L副教授改换了门庭，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我被取消教授资格，空出一个名额。他看准机会，改变态度，就补了上去。如果他继续对我表示支持，这个好处不会给他。党的领导也很需要这样的人，否则，关于我的不予登记的决定就通不过。L副教授又被任命为哲学系副主任，发给特殊津贴，申请多年的换房问题也得到了照顾。林彪把共产党的权术、也是历来统治者的权术概括为一句话：诱以官、禄、德。诱人者是可恶的；但多少知识分子，自愿上钩，失尽尊严，也是很可悲的。维护人格，追求真理，进行合法斗争，不仅要耐得寂寞，而且同样会忍受牺牲；这种渐渐消磨的牺牲更难熬，更需要韧性的战斗精神。

我的目标是走上法庭，但还没有找到打官司的题目。清洗出党不是法律问题，但我深知共产党的脾气，对于被清洗出党的异教徒，必将进一步实行政治歧视和迫害。我耐心地等待着共产党为我创造诉讼的条件。

果然，一九九一年暑假以後，九月十二日下午，哲学系主任林德宏和新任党总支书记钱惠琴找我谈话。林说：上午系里开了会，根据上面的精神，根据目前的形势，我们决定，你的课不上了，由别的同志来上。

我多年来讲授研究生必修的专题课。六四以後，我发表不同政见祗限于党内，上课还是按教学大纲讲，所以没有理由不让我讲课。现在不让我讲课，肯定是有上面的精神来了。

我问：搼上面的精神是甚么？根据目前的形势为甚么就不许我上课？请你们讲出理由来！

林说：上面的精神你应该知道。

我说：我不知道，请你讲一讲。

谈话冷场，谁都不讲话。

系主任林德宏是看上面的脸色办事的人。一九八二年我初到南京大学哲学系时，这里人与人关系融洽，系主任夏基松主持公道，因此气氛极好。文化大革命以後，这样的单位可以说全中国少有。当时我很庆幸，心想执行邓小平指示的蒋南翔选错了地方。系主任换上林德宏以後，搞得人心离散，四分五裂。他有一句口头禅：多做工作有甚么好处！他当系主任就是为了捞好处。利益不均，必然引起矛盾。下面没有多少人拥护，则唯上是从。所以，越是贪官越听话；越是腐败官僚机构的权越大。林德宏对上面的精神当然很清楚，不知为甚么他就是不说。我就是要逼出上面的精神来。

我说：既然你说不出上面的精神，我无法执行，到时候我还是去上课。说完就走。这次谈话不到一刻钟。隔了一天，林德宏、钱惠琴又找我谈话，传达上面的精神。他们说，是南京大学党委和校长、副校长一起作的决定，因为我有三点看法，政治上不合格，所以不能上课、不能带研究生。钱惠琴还说：我们是婉转地传达，他们说得很不客气。

我说：第一，剥夺我的工作权利是违反宪法的，我保留以後采取行动的权利；第二，取消列入教学计划的课程是撕毁协议的行为，应当赔偿我的经济损失。

钱惠琴很紧张：你要采取甚么行动？我劝你不要采取行动。在她看来，采取行动就是破坏安定团结。我说：我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采取行动。

然後她就对我进行政治思想工作，陈词滥调说了一大堆，最後一再强调：希望你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我说：马列主义，我比你学得多。你看过几本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你说说。

她说不出来，脸通红。事後，她对人讲起这一点，大为不快。

钱惠琴是一个典型的共产党基层政工干部。她上过大学，因为教书教不好、研究做不了，转为政工。大学里的政工干部大多类此，是教学第一线淘汰下来的人物。某人，搞教学讲师都当不了，搞政工则可以当个科长；过几年又可以提升为副处长、处长。在官本位的体制下，处长相当于教授；不仅相当，还可以名正言顺地当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工教授、德育教授、管理教授等等。智商很低而又曲线追求名利的人，都集中到政工干部队伍中去了。其实，这批人是给共产党帮倒忙。我在北京大学的时候说过，北大办得最好的时期是蔡元培当校长，蔡元培只身上任，根本没有甚么政工干部。政工干部们听了当然很不高兴，说我否定政工干部就是否定党的领导。邓小平好像也有所感觉，他曾说：大学里祗要一个党委书记就行了。但後来要反自由化，又不得不依靠这些政工干部。在共产党看来，维护稳定比办好教育更重要。而依靠一帮愚蠢的政工干部来维护稳定，共产党的形象祗能越来越糟，饮鸩止渴而已。政工干部们常常板起马列主义的面孔教训人，他们自己又不懂甚么马列主义。我的专业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他们这一套对我失灵了。

听说上面的精神来自国家教委，但没有拿到证据。正巧，证据来了。

周培源先生来南京。我们是忘年交。我和妻子刘渝宜去拜访。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和物理系教授冯端也来了。冯端是正直的老知识分子，不改常态。曲钦岳却点头哈腰、形状畏葸，因为他有求于周老。我看到了两个曲钦岳：在小人物面前是一个高傲的曲钦岳，在大人物面前是一个卑下的曲钦岳。我想起了《官场现形记》中的描写，脏官的官服都需要两套：在百姓面前得穿前襟长、後襟短的官服，因为老是挺胸；在上司面前得穿前襟短、後襟长的官服，因为老是弯腰。曲钦岳如果穿长袍，现在就需要前襟短、後襟长了。

我妻刘渝宜问曲钦岳：不让老郭讲课是你决定的吗？为甚么在党内发表了不同看法就不能讲课？

曲钦岳说：我不是党员，党内的事情我不清楚。政治上的问题由党委拿意见，我不好插嘴。行政上的事嘛，我不能说不清楚，那是执行国家教委的规定。

以不是党员而当大学校长，为数极少，因为像曲钦岳那样的人不是党员而胜似党员。中国的民主人士往往比共产党员听话，共产党内还有持不同政见者，选听话的民主人士当政更便于加强党的领导。对于民主人士本人来说，也乐意如此，有好处是自己的，有麻烦就推给党委。

刘渝宜又问：国家教委的规定有文件吗？

曲钦岳说：文件没有，是口头的。教委负责人在各种会上多次讲过，坚持看法的，不能讲课。

这样，我就可以把哲学系、南京大学和国家教委连成一条线。

我收到一份出席国际学术会议的邀请。英国的国际传记研究中心和美国的传记研究所将我的名字列入了几种名人录。这两个机构联合向我发出邀请，参加将于一九九二年七月在剑桥大学举行的第十九届国际文化和交流大会。我向系主任递交了一个要求办理出国手续的书面报告。这次会议的费用自理。我算了一下，总共需五千美元。我负担不起，即使批准出国我也去不了。但我断定上面是不会批准的，可以使我又一次拿到侵犯公民权利的证据。过了一个多月，系主任答复：请示过党委，党委书记韩星臣说：像他那样的表现，根本不能出国。挃好极了，比我预计的还要好，我正需要这样的材料。公民出国由共产党的党委来审批，而且可以根据表现限制出国，这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但人们在党的领导下生活已习以为常，我的一些朋友，即使思想很解放的朋友，也表示困惑：这怎么是违法行为？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解释了半天，他们才慢慢腾腾地说：也有道理厖。不过，还是提醒我要谨慎，因为一九五七年的教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触犯党的领导是要当右派的。这就更促使我运用法律武器来对付党的领导。

中国的现实是党政不分。但我的起诉不能党政不分，虽然违法的事实是相关的。我分别以国家教委、南京大学党委为被告，进行起诉。同我直接打交道的是南京大学和哲学系，他们不是行政机关，根子追到国家教委，就构成行政诉讼。我起诉南京大学党委，还想引出一般性的命题：共产党违法。苏联解体以後，苏联共产党的存在是否合乎宪法引起诉讼。这一点对我有启发。但此时提出问题，苏联共产党已不复存在。何不在共产党掌权的时候起诉共产党？

我知道我的官司在法庭上是打不赢的，但在道义上一定能打赢。我的诉状主要不是给法官看的，而是给人民看的。这就决定了状子的写法。起诉书有一定的格式，逐栏填写则索然无味。我不去管它，自成一体。我给南京市人民政府的《抗议书》是手写的，复印了几份，作为抄送件给有关单位。其中一份给了南京大学学生会，他们又去复印了许多。这事提醒了我。我几次要党委把我的发言打印出来，他们不干。我决心自己买一台电脑，写作诉状，便于打印、复印，以广流传。

当时我手头拮据。剥夺了我的工作权利後，祗发基本工资；听起来还是基本的，其实祗是全部实际工资的一小部分。後来发职务补贴，我的职务补贴在助教之下。我问校长，我算甚么职务？没有答复。为了表示抗议，我拒绝领取工资。这样，我就没有收入，靠朋友接济。恰好有一笔意外之财。台湾时报文化公司将我的《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一文收入丛书，给了六百美元稿费，换得三千三百元人民币。我走进一家电脑公司，老板说，不谈生意，先谈友谊。电脑是现代化的，经营电脑的人脑也比较现代化。当我得知一台IBM286的电脑售价是三千九百元，面有难色：我祗有三千三。对方却说：好！就三千三。你郭先生要用电脑，我们送你一台都是应该的。那种电脑的进货价是三千四，临走还送我一个多用插座和五张软盘。我在中国办事常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因为我是明码的自由化分子，办事的时候对方知道我而我不知道对方。如果遇到反自由化人士，往往横生枝节，多方刁难，自以为很有把握的事也办不成。如果遇到心心相印的人物，则排难解纷，锦上添花，别人办不到的事我能办到。後一种情况越来越多，使我相信人间自有公道在。

诉讼纪实(一)

政府杀了人还要对受害者的尸体泼上脏水，诬之曰“反革命暴徒”，然後强迫人民表示拥护。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很善于开展表态运动来获得人民的支持。表态运动往往是说谎运动。邓小平应是记忆犹新的。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和“四人帮”发动的“批邓”运动，按表态据说全国人民是“万众一心”的，其实都是谎言。毛泽东一死，打倒“四人帮”那才是万众一心。“六四”以後，对“平息反革命暴乱”的一片拥护声，也是大规模的说谎运动。人们用谎言来迎合政府，保护自己。根据已有的政治经验，邓小平不可能不知道人们在说谎；但现在轮到他需要利用谎言来虚张声势、进行自我欺骗了。中国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加入了说谎运动，玷污了知识，辱没了人格。曾经激昂慷慨地谴责政府不民主的人，枪声一响，又对不民主的政府表示拥护了。人民的沉默、容忍、以至“拥护”，是不民主的政府存在的条件。还有一种哲理作为支持，叫做“好汉不吃眼前亏”。中国坏就坏在“好汉”太多。当权者深谙此种心理，祗要来一个“杀鸡给猴看”，一大批怕“吃眼前亏”的乖巧的猴子们就缩着脖子当起“好汉”来了。每当紧要关头，也总有人以“好汉不吃眼前亏”劝我。我祗好说：我不是好汉，所以不怕吃眼前亏。制造“六四”流血事件的中国政府之所以没有受到进一步的挑战，就在于多数人不敢讲真话。因为政府太坏，逼得人民不敢讲真话；正因为人民不敢讲真话，政府就可以坏下去。这是两难推理。从何突破？政府会不会自动变好？邓小平设计的改革开放，起初也大讲“民主和法制”，人民寄予莫大希望。曾几何时，“民主和法制”换成了坦克和步枪。看来，首先必须在人民方面作出突破，真正的变革必须由人民来推动。可以说，中国的民主政治要从人民讲真话开始；讲真话就从每个人自己开始。

我因讲真话吃过许多苦头，至今不悔。“六四”以後，讲真话更为困难。仅仅表示一下个人的英勇气概还不算难，难的是如何用自己的真话去引发大家讲真话。

邓小平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所作的《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讲话》，成了权威性的文件。以学习和讨论这个讲话为题，从党内到党外，开展表态运动。那时，我虽然是一个没有登记的共产党员，还是要交纳党费、参加组织生活。我所在的支部共有十六名党员，都是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几个“马列主义老太太”和“马列主义老爷爷”，在民主运动期间蜷缩起来，现在又趾高气扬、咄咄逼人了。多数人都是同情、支持学潮的，参加过游行，在请愿书上签过名。形势一变，又随风转舵，还有一套说词，大致是：开始学生是爱国的，後来被坏人利用了，我上当受骗了；幸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采取坚决措施，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也挽救了我。这是一种学问——共产党在几十年中教会人们的“表态学”。无论多么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的事物，都可以看上面的脸色找到理由表示拥护。每个人的发言都很长，按规定必须汇报自胡耀邦逝世之日起的全部活动，还要论证自己的思想转变如何合乎情理。开半天会，祗能完成两三个人的表态。我对所有人的发言都听得很仔细，把它作为一种社会心理来进行研究。同时我也在琢磨斗争的策略，既要反对镇压又要保护自己。以往我常常拿《中国共产党章程》作护身符，虽然效益不大，还是要用它。这次我还想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利用邓小平的话来反对邓小平，利用他的一句话反对他的十句话。别人都表态了，最後，轮到我发言。我抓住邓小平说的“这次风波迟早要来，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分析事件的必然性。必然性的根据是人民的不满。但是邓小平对政治风波的处理，采取开枪、抓人的措施，就是不承认事件的必然性。当时大讲党的总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我说“六四”事件也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极力掩盖事实真相;“两个基本点”：一是用个人解释历史，说甚么“动乱和暴乱是极少数极少数人策划的、操纵的、组织的”，一是用思想解释历史，说甚么政治风波的根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这叫历史唯心主义。我随身带着党章，拿出来念了一段，根据党员的权利提出保留意见。我发言的时候，会场上气氛很紧张，有一位“马列主义老太太”暗示作会议记录的人好好记，大概是为了向上汇报。我说：“请你们如实汇报。如果记得不全，我可以再重复一遍。”

我的发言一下子传开了，从系里传到系外，从校园里传到校园外，从南京传到北京。其实，我并无独到的见解，很多人与我看法相同，祗是没有讲出来。既然我讲出来了，别人就借我的名义表达自己的看法，并加以渲染。信息反馈回来，变成这样：“郭罗基爆了一颗原子弹！他说邓小平的讲话祗有一句是对的，其他都是错的。……他讲完了，有人威胁他：你敢不敢再讲一遍？他站起来，又讲了一遍，还叫记录的人一字一句都记下。”我的发言越传越长，因为人们都把自己的话加进去，成了“民间文学”。

不久，东欧剧变，北京惊慌。江泽民、李鹏签发了一个紧急电报，要求全国进行所谓“反和平演变教育”。各级党委又一次从党内到党外组织人们“反思”，而且还要每个人写出书面的“思想小结”。这一次，我不等到最後发言了，而且不无煽动之意。我说，不仅老百姓要反思，领导人更要反思。现在的问题是领导人毫无反思之意，祗是要求老百姓反思，还带有强迫的味道。我是愿意反思的，反思的结果是：在中国讲真话很困难。我又拿出党章来念了两段，说：上一次我根据前一种党员权利对“六四”流血事件提出保留意见，这一次我要根据後一种党员权利对核心人物邓小平进行批评。还是用老办法，引了邓小平关于“对领导也可以批评”的一句话，然後说“我批评邓小平就是执行邓小平的指示”。我发言时，有人点头，有人插话，讲到这里，有人就笑起来了，气氛与上一次大不相同。我讲完後，S教授接着发言。他早已带头“反思”过了，此刻是针对我讲的。

他说：“在中国，不是共产党就是国民党，不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我以为要把我打成“国民党”了，幸好，还不是。他继续说：“中国没有社会民主党，中国的社会民主党思潮就在共产党内。”然後就大肆批判社会民主党思潮。本来我被封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代表人物”，这时又成了“社会民主党思潮在共产党内的代表人物”。这位教授在“六四”以後大出风头，经常应召进京，参与各种批判文章的写作。北京正在批判社会民主党思潮，他刚从北京回来，就把这顶时髦的帽子带了回来。

他又说：“共产党究竟做的好事多还是坏事多？是不是要把共产党推翻？”

我说：“即使做了许多好事，难道就有理由向人民开枪吗？有人为你做了九十九件好事，最後祗做一件坏事，就是向你开了一枪，难道还要对他感恩戴德吗？”

他说：“现在的问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是第一位的大是大非……”

L副教授为我帮腔：“罗马尼亚搞的是社会主义吗？完全是封建专制主义！”他情绪十分激动。明指罗马尼亚，暗含甚么意思，大家心照不宣。

我是不动感情的，慢条斯理地说：“社会主义有各种各样的牌号。除了科学社会主义之外，《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有反动的社会主义，有保守的社会主义，有空想的社会主义。还有农业社会主义、伦理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等等。东德搞的是大墙社会主义，把人民封锁在大墙之内，强迫享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罗马尼亚搞的是夫妻社会主义，人民的财富变成齐奥塞斯库和爱琳娜夫妻老婆店的私产，存入了瑞士银行。北朝鲜搞的是父子社会主义。古巴搞的是兄弟社会主义。我们中国是老人社会主义，国家大事都由几个老人说了算。中国政府公开表示，说是尊重罗马尼亚人民的选择。那么即使搞资本主义也是罗马尼亚人民的选择。党内文件又说是‘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如果是‘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就不能说是人民的选择；如果是人民的选择，就不能说是‘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究竟是甚么？”

其他人也有说上三言两语的，竟没有一个人公开站在S教授一边。

S教授和我在五十年代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同学，後来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和南京大学哲学系长期共事，相知颇深。在北京大学，平时我们都爱发怪论。运动一来，他就深刻检讨而且还要揭发我；运动过了，照样发怪论，又是好朋友。如是者再三。他是出于自己的要求先我调到南京大学的。一九八二年，我被发配到南京大学时，他常来闲谈，为我解闷。

有一次，他问我：“你知道你为甚么倒楣？”

我反问他：“为甚么？”

他说：“别人批‘四人帮’批的是‘四人帮’和邓小平的不同点，你批‘四人帮’批到‘四人帮’和邓小平的共同点上去了。咳，你批得太深刻了，触动了共产党左倾的老根子，所以邓小平不干了。”他把一个“太”字声调拖得很长。

我一想，果然如此，而原先我还没有这种自我意识，应该说是他比我看得深刻。不搞运动，他的“自由化”思想往往超过我；一搞运动，他又反起“自由化”来了。我从北大到南大，历来有一个不好的名声——“从来不作检讨的人”。一九八三年“清除精神污染”，中共中央宣传部指示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又指示南京大学党委，要对我这个“从来不作检讨的人”进行“帮助”。S教授当时是哲学系副主任，他和党总支书记找我谈话。我根本不承认甚么“精神污染”。党总支书记倒是应付差事，他却很认真，说甚么“难道你是一贯正确的？你比党中央还高明吗？”党总支书记向上汇报：“开会帮助，如果郭罗基反驳，大家又说不过他，怎么办？”正好胡耀邦来南京，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韩培新壮了胆，就把中共中央宣传部指示对我进行“帮助”的事一笔勾销。“清除精神污染”短命夭折，S教授和我又共发“自由化”言论。一九八六年纪念“百家争鸣”方针提出三十周年，许多报刊重提七年前我提出的“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S教授也支持为我平反。“六四”以後，彼此态度截然不同，他又站在批判的立场来对待我了。我从北大到南大，看惯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知识分子的众生相。我真希望有一位大手笔，写一部当代的《儒林内史》，其历史意义和文学价值肯定会超过吴敬梓的《儒林外史》。S教授就是可以入《儒林内史》的人物。

“反和平演变教育”要求写书面的“思想小结”，无非是为了装档案袋。中国人就怕档案袋，走到哪里跟到哪里，一辈子不得解脱。我的档案袋里已经装了许多东西，再加一点也无所谓，我是不怕的。但我在会上给大家提醒一下，表示拒绝写书面材料。L副教授居然起来响应：“我也不写！”

这一天是一九九零年一月六日，比起三个月前的那次会来，表明形势的发展有了很大的进步。

不久，又在发生“动乱和暴乱”的地方进行“党员重新登记”。目的当然是为了对参加民主运动的党员和不拥护镇压的党员实行清洗。

所谓“重新登记”是相对于已经登记而言。一九八四年开始的整党运动进行过一次登记。一九八三年十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作出整党和清除精神污染的决定。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宣传部长邓力群点了周扬（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胡绩伟（《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王若水（《人民日报》副总编）、李洪林（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处处长）、阮铭（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和我的名，作为全国的批判重点。其他五个人都有一官半职，祗有我是白丁，但我的罪名最重。邓力群诬陷我是“从极左到极右的典型”、“‘三种人’的标兵”。所谓“三种人”，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追随林彪、“四人帮”造反起家的人，派性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邓力群指使教育部派了两个人来南京“传达党中央的指示”，要我公开检讨，说是“要求不高，祗要像白桦那样，两千字就行了。”我拒绝了。整党中提不出任何事实可以证明我是“三种人”，但又不肯罢休，结果对我作“暂不讨论”的处置，没有登记，由原单位北京大学进行“审查”。我强烈地提出不同意见：这种做法违反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决定中祗有“准予登记”、“不予登记”和“缓期登记”三种，没有“暂不讨论”这一条。当时南京大学哲学系的党员除了一人以外，都是支持我的，在支部大会上激烈批评上面的错误决定。这里表现出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的严重缺陷，作决定的人可以不遵守自己作的决定，特别是代表党中央的那些人，而一般党员又无法监督他们遵守；若是向上控告，还是由不遵守决定的人来处理不遵守决定的案件，下文如何可想而知。一九八六年“七一”前夕，南京大学哲学系的党员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我为“优秀党员”。爆出了一大新闻，共产党领导机关决定“暂不”登记的党员，在普通党员眼里却是“优秀党员”。我本人并不优秀，我认为这是对我所受的不公正待遇的同情和对领导机关不讲道理的抗议。领导和群众对立，必然引起群众和领导对立。党中央某一个领导人还批评南京大学哲学系“选举郭罗基为优秀党员是错误的”。这一事例对于研究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是十分有意义的。不是声称“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吗？按照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优秀党员”，事先被领导定为不能登记，“集中”的基础何在？事後又被领导说成是“错误的”，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了甚么？直到一九八七年，全国范围的整党已经宣布结束，而我的党员登记问题还是“暂不讨论”。又过了一年多，北京大学党委才拿出一个《关于郭罗基同志的审查结论》。虽然捏造事实、歪曲真相、罗列了一大堆“严重政治错误”，还是没有找到“三种人”的定案根据。既然罪名不能成立，理应为我平反。南京大学党委居然还要我作检讨，才准予登记。党内掌握领导权的人是没有错的，明明错了也不算错；而被领导的人则必须不断检讨认错。我问：“要我检讨甚么？”党委书记韩星臣说：“人人都有错，难道你是一贯正确的？”这算甚么理由！我不作检讨，相反，于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一日提出控告，要求“对诬陷诽谤者邓力群予以制裁”。勒令检讨与拒不检讨僵持，所以一直没有登记。“六四”以後“党员重新登记”，党委就想将一九八四年遗留下来的登记问题不了了之。我却不依，提出：一九八四年整党时一个“暂不”，已经六年了，我还没有登记；没有登记就谈不上“重新登记”，应当先讨论我的登记问题。党委说，参加“重新登记”一起解决。我就宣布：既然我有资格参加“重新登记”，等于我已经登记，这就是我坚持不作检讨的胜利。

“党员重新登记”有一项规定，首先由本人提出书面申请，申请书必须承认一些先决条件，诸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拥护平息反革命暴乱”等等，否则连参加“重新登记”的资格都没有。我当然不会承认这些，但是如果不申请就是自动出党。民主运动高潮期间，有人希望我带头在校门口贴“退党声明”，还说会有十几个人跟上。我说：“如果我不是党员，现在决不参加这个党；既然我是党员，现在决不退出这个党。”我还劝大家不要退党，在党内坚持斗争：“反腐败的人都退党了，不是把阵地完全交给腐败的人了吗？”法律系有一位青年教师按捺不住，写了“退党声明”，结果被开除党籍。党员应有退党的自由。到了这时，共产党祗许进不许出，成了封建会道门。共产党不许退党是一种考虑，反腐败的人们不应退党是另一种考虑。孙悟空还要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才好发挥作用。已经在共产党肚子里的孙悟空们，为甚么要自动退出呢？所以，我总是愿意留在党内。不怀好意的人正在瞧着我，如果我提出申请，就可以逼我就范，承认“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拥护平息反革命暴乱”等等，否定自己，深刻检讨。如果坚持自己的立场，那就不要申请，自动出党。我还是申请了，我的申请书上写着祗承认党章。我准备过这第一关就和他们斗一斗。假如他们不接受我的申请，我就要问：“你们所列的那些条件是否包含在党章之内？如果包含在党章之内，我承认党章为甚么拒绝我的申请？如果不包含在党章之内，怎么能成为党员的必备条件？”我的申请书交上去之後，没有任何反应。我不承认那些先决条件，照样参加“党员重新登记”。

我参加“党员重新登记”之後，就在堡垒内部攻打。我提出：上一次“党员登记”是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而这一次“党员重新登记”是中央组织部的通知；中央组织部推翻了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是违反党章的。“党员重新登记”的条件，列入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这是党章规定的党员条件中所没有的，也是违反党章的。党总支书记郭广银自作聪明地说：“下一次的党章就有了。”我说：“既然要等下一次的党章才有，这就证明确确实实违反了现行党章。”党委没有正面的答复，说是：“你可以不申请嘛！”他们感到麻烦了。有的人虽然在会议上不敢有所公开表示，私下同意我的说法。因此，“党员重新登记”的庄严气氛大打折扣。

“党员重新登记”的程序是：学习文件，提高认识，个人总结，支部评议。在支部评议之前，支部委员分头与每个人谈话，掌握动态。支部委员L副教授找我和刘广明谈话。

L副教授是我到南京大学哲学系後才相识的，他曾主动对我表示支持。那时他是党小组长，我在他的党小组里得到了保护。一九八六年我被选为“优秀党员”就是他提名的。在一次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韩培新参加的座谈会上，他为我仗义执言，要求取消对我的不公正待遇。韩培新还表示“要解决这个问题”。L副教授对我和刘广明说：“现在支部里祗有我们三个人能谈谈心了。”他要我们谈谈各自的打算。刘广明是参加民主运动的青年教师，现正受到公安局的不断传讯。他处事稳重，运动高潮期间并不激进，高压之下也不软弱。他的打算是不失原则，蒙混过关。我说，我不会为了登记而拿原则做交易。我已经举起反对镇压的旗帜，党员可以不当，旗帜不能倒。L副教授动情地说：“这个党员当得有甚么意思？我和老婆半夜醒来，一起商量，不当党员了。後来一想，家里有老人孩子，不行，……”他同意我们的打算，说：“支部通过是没有问题的，我可以保证，不知上面批不批？”谈话结束，跨出门的时候，他还说：“好，就按既定方针办！”L副教授也是一个可以入《儒林内史》的人物，他的好戏是在後面。

每个党员在支部大会上报告自己的总结，然後大家评议，是否同意重新登记。其他人都顺利通过，刘广明报告了总结而没有就是否同意重新登记的问题作结论，我连总结都没让报告，大概怕我在会上“放毒”。随後就放暑假了。我的重新登记问题和上一次的登记问题一样，还是“挂起来”。

我估计，最终是不会让我登记的。我在党四十多年，这是一生中主要的经历，今後上帝大概不可能再给我一个四十多年了。我想写一篇文章，说说我先前为甚么入党？如今为甚么出党？作为我的人生备忘录，也是对共产党的告别书。一九九零年的暑假，我就干这件事。谁知思绪万千，文章越写越长，挥汗疾书，写了十几万字，还没有写完。开学以後，党总支的负责人谈起我的登记问题，我就说：等我的书面材料写完後，请你们打印出来，发给大家，然後开支部大会评议。我是想把我的“不同政见”变成打印稿，以广流传。开始他们不置可否，十一月二十二日党支部书记和党总支书记正式找我谈话，说“打印出来是不可能的”，大概请示过上级了。这次谈话，她们要我谈谈“对重大政治问题的看法”。“六四”以後在高压之下，我祗是顶住，提出保留意见。这时，根据形势的发展，我的调子就升高了，准备反攻过去。我说：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坚持封建主义专制化；“六四”事件的性质是镇压人民；再加上“党员重新登记”违反了党章，这就是我的“三点看法”。事後他们整理了一个书面的谈话记录向上报告，要我签字。我认为很好，可以留下一个历史资料，非但签了字，还把它修改得更明确一些。

钟道：一个国内89六四“高自联”组织者的信仰见证

从1989到2009——中国20年思想演进 

—— “2009·北京·六四民主运动研讨会”论文

徐友渔

1989年发生的震惊中外的六四事件是当代中国历史和政治的分水岭，同时也是当代中国思想的分水岭。六四事件没有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但它为中国政治制度的改变准备了思想条件，它是政治制度根本改变的起点。

以“人民民主专政”相标榜的中国政治制度的反人民、反人性，与人类文明格格不入的本性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所谓“土改”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以及“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已经暴露得相当充分，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顶峰，但是，中华民族是一个习惯于长期忍受专制和苦难的民族，再加上执政党制造的意识形态神话形成了控制思想的天罗地网，长期以来，除了像林昭这样的先知先觉，很少有人在制度层面上深刻反思，认识到需要作根本改变。六四事件使事情发生了变化，刺刀、枪弹和鲜血酿成的惨剧惊醒和教育了人民，其作用远远胜过一场启蒙运动、一百个启蒙思想家和一万本启蒙著作的教导。

中国要摆脱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统治，需要深刻的变革，而社会和政治变革需要以思想变革为先导。思想水平的关键在于以下三方面：一、对执政党政治合法性的认识；二、对人类政治文明和普世价值的认识；三、对追求的目标和达致目标方法的认识。除了思想认识水平，还要有抗争的勇气。我们看到，不论是思想认识还是抗争勇气，1989年都是标志性的新起点，而这20年则见证了艰苦的探索和长足的进步。

六四使中共彻底丧失合法性

经历了6月3日、4日屠杀之夜，人们在谈到流血开始时刻的情况时不约而同有这样的回忆和感受：“士兵端起枪准备射击，这是我们预先已经想到的，他们一定会警告和镇压，他们会发射橡皮子弹，我准备着遭受剧烈疼痛。枪响之后，我们中间还有人继续谈笑，但突然发现身边有人倒下，再也站立不起来，有人腿断了，有人肚皮上穿了个洞，这时人们突然大叫：‘妈呀，是真子弹！’”
以上情况说明，人们预料到了镇压，但完全没有预料到屠杀；人们对政府有批评和抗议，但决没有把政府当成死敌。也许可以作这样的比喻：人们把当政者看作顽固、专横，习惯于包办一切的大家长，但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家长要杀自己的儿孙。一家人的幻觉瞬间灰飞烟灭，既然政府把人民当敌人，人民也只能把政府当敌人。

六四镇压者手握重兵，但毫无历史感。他们没有想到，以天安门为中心，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学生运动，自五四以来几乎具有天然的、不证自明的合法性，具有“爱国、民主”的性质，镇压学生除了被视为国民公敌，落得“反动分子”的骂名，不会有别的下场。他们甚至不想一想，仅仅在13年前，同样在天安门广场，被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中国人骂为“万恶的四人帮”也使用残忍无耻的手段镇压了一场性质相似的群众运动，而这一次的血腥程度是前一次无法比的。

六四时期的实际最高当权者的政治合法性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他们文革期间受害和或多或少抗拒的经历，他们充分地，甚至夸大地宣传利用这笔政治资本，把自己的复出和“结束法西斯专制”、“中国人民的第二次解放”的口号联系在一起，但六四的屠杀证明他们和“四人帮”没有区别，如果有，那就是他们敢做“四人帮”没有做过的事：在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于北京的时刻，使用国防军大开杀戒！

姑且不谈学生诉求的合宪性，不谈全民的同情和支持，就算学生有错，也不构成屠杀的理由。屠杀平民，天理不容，仅此一举，统治者的合法性尽失，其继位者除非平反昭雪——就像国民党对待台湾“2.28事件”一样，否则不可能得到合法性。

意识形态神话是被枪声粉碎的

为了说明六四开枪性质严重，意义深远，我要说，旧有的意识形态源远流长、精致牢固，如果没有六四的鲜血，人们并不容易挣脱；为了证明旧意识形态不易为人觉察的渗透力，我要大胆说出一定会引起争议的我在1989年的观察和判断：其实，支撑1989年学生运动的精神资源，相当一部分是出自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效力毁灭于它自己的屠杀行动中。

在共产党政权之下，冲出校门，走上大街和广场游行示威，其性质和后果之严重，学生并非不知道，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几十年一贯地在校园内宣传灌输的“五四”和“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种种说法则是学生精神上的动力，使他们在内心深处对自己行为的合法性与正义性，对运动与“爱国、民主”价值维度的天然联系深信不疑。

作为革命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深谙占据民族历史资源之道，它把“五四”和“一二九”两场学生运动纳入自己的意识形态体系，它对这种资源具有双面刃作用估计不足。事实上，“八九民运”期间学生始终把自己当成“五四”和“一二九”精神的真正传人，在此期间，我多次直接听到和间接听说，一些中共官员，当年学运的参加者积极地向学生传授经验，双方在精神上的共鸣是非常自然的。另外还应该提到，在运动的大部分时间内，当局出于意识形态惯性，也一直抽象地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这无疑使学生感到自己的行动是在秉承而不是反叛中国近现代革命的正统，直到枪响，他们才对当局的突然翻脸感到震惊。

六四镇压之后，当局炮制了一幅“自由化知识分子”指使学生的“黑手”路线图：方励之—方励之夫人李淑娴—学生领袖王丹—普通学生，且不说这幅图画的牵强附会，就算有这么一条黑线，在加上承认当时整个知识界的思想氛围对学生有影响，也不能解释成千上万经过政治审查进入大学并接受政治教育的学生会“反党反社会主义”。

我清楚记得，1989年5月下旬我经过天安门广场时，曾劝告在那里静坐示威的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返校，说军队即将进城，镇压就要来临。其中两个博士研究生不假思索、异口同声地说：“人民的军队，怎么会镇压我们？”学生的天真、虔诚，使我感慨至今。

学生如此，一般民众也如此。北京市民在拦截军车，阻止戒严部队进城时，给士兵们送食送水，俨然是在慰劳子弟兵，部队开枪，人们的第一反应是吃惊和痛心，然后才是愤怒。

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一个学生运动领袖面临即将到来的残暴镇压时说，要用鲜血来唤起中国人民的觉醒，此话不幸而言中。以这样的方式和代价来获得对于中国历史和政治现实的认识，殊为不幸，但善良的中国人不经历这样残酷的打击不会猛醒。

从民主到人权和宪政

1989年学生运动的核心诉求是民主，并带有浓烈的体制内弄清是非的色彩，这可以从学生们在4月18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7条请愿中看出来。其中第一条是要公正评价胡耀邦，第二条是要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自由化”运动，第三条是要公布领导人及其子女的财产，第四条要求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第五条要求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第六条要求取消北京市制定的限制游行的规定，第七条要求公开报道学生的活动。

这与20年之后关于人权和宪政的诉求形成清晰的对照。可以说，《零八宪章》就集中表达了对于人权和宪政的诉求。

从根本上说，民主和人权都是世界各国人民长期追求的人类普世价值，但在中国具体情况中，民主则更为主流意识形态所熟悉。中国共产党不论从自身的组织原则还是从实际施政手段上说，都与民主格格不入，但它在口头上却接过了五四的“民主”，而且在与国民党争夺政权的斗争中充分地、成功地利用了“要民主”这个口号。

对于当政者而言，“人权”相对于“民主”是更为异质和敏感的概念，对于争取民主的中国人来说，是更为大胆的、更进一步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包遵信在其回忆录《六四的内情——未完成的涅磐》中描写的场景：1989年1月28日，一群知识分子在北京都乐书屋聚会，方励之到会提出要争取人权，接着是全场鸦雀无声，陷入一种尴尬的沉默。

20年之间思想上的明显对比和最大变化是，20年前人们的着力点在文化层面，而现在的着力点是在制度层面。80年代笼罩整个社会的气氛是“文化热”，而居于中心的是“美学热”，其他的热点问题——诸如人道主义主义和异化问题、主体性理论或中西文化的体用论——无不具有形而上学的抽象性，至于轰动一时的政论性电视系列片《河觞》，则更是以文明或文化类型说——所谓的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的对比——来解说中国的现实道路选择问题。这种情况既表现了局限，也折射了无奈。因为话语禁忌，人们不得不把反专制的现实问题转化为批判传统封建文化问题，而局限性则是，知识界还停留于某些“终极关怀”性质问题的探索上，完全没有兴趣和心理准备迎接社会的重大变化，知识界在1989年的缺乏准备——哪怕是思想上、知识上的准备，是非常明显的。

20年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因为这20年中国思想的重心有一个重大的转向：从抽象变为实际，从终极关怀变为关注制度安排，知识的重心也有一个重大的转向：从人文精神转向社会科学，从哲学和美学转向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等。宪政诉求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思想对于未来中国建国原则和制度安排的思考，而最近若干年方兴未艾的各种维权活动则说明这20年人权诉求的深化和具体化。

坚持理性和渐进的变革

从1989到2009的20年间，中国人也有一以贯之、坚持不变的东西，这就是非暴力的、理性的、渐进的变革方式。

非暴力抗争是1989年民主运动坚持始终、毫不动摇的原则，认同、提倡和坚守这个原则是那场运动的一大特色，来之并非容易，因为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以暴易暴是不变的法则，而在民间，以“替天行道”为理由使用暴力的做法也深入人心；对于这一代年轻人，由于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经典著作”的熏染，要摈弃暴力，寻求对话，考虑妥协，是需要头脑和勇气的，“八九”一代做到了这一点，这是反思和批判正统意识形态的结果。

这20年来，人们对非暴力原则的认识不断明确、深入，经历“八九”洗礼的一代人在协助基层维权活动时宣传并坚持这一原则，并将其与通过司法手段维权结合起来，这对于近年来维权活动的成功和健康发展，对于中国的法制建设，都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八九”之后，中国思想的一大突出转变是告别原有的革命和激进的意识形态，这种变化对于中国走向现代政治文明具有长远意义。但是，在思想的发展中，另一种倾向也在急速地孳生蔓延，这就是犬儒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随着一场大的社会运动、群众运动被镇压和紧接着的清洗，加上威逼之外在上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发财机会和快速兴起的“下海”潮，许多人很快把心态从悲愤调整为退缩与顺从，更有甚者，一些人在为自己当下生存状态辩护时以进为退，在思想层面、甚至形而上层面鼓吹一种历史观和人生观，似乎与旧有的激进意识形态的彻底决裂就是要排除所有的集体性抗争，还有人以“告别革命”为名提倡“吃饭哲学”即顺民哲学或犬儒主义。

很明显，抛弃激进的革命理念并不等于不要任何变革，坚持理性和渐进的方式不等于无批判无抵抗地认同现状，拒斥整体性哲学不等于不要社会责任。在当局的统治完全依靠谎言和恐惧来维持的情况下，在今日中国的社会生活氛围和道德状况以不讲真话和不追求正义为特征的情况下，经历了“八九”民运和继承“八九”精神的中国人大力提倡一种积极的公民意识、公民道德和公民责任，坚持每个人都应该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努力改变现状，而不能甘于生活在恐惧和冷漠之中，满足于自我保存和一己私利。

从1989年到2009年，中国的社会面貌和社会心理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八九”之后上台的当权者的思想水平和认识能力没有变化，他们没有从“八九”事件中吸取教训，没有从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中看到方向，而经历了“八九”民运和继承“八九”精神的中国人没有停止学习、思考和探索，他们日益成熟，用坚毅的心承受黑暗，用思想之光迎接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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