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27日 星期三
2023年9月15日 星期五
2023年2月5日 星期日
德媒专访廖亦武：病毒时代也是启蒙时代
流亡德国的中国作家廖亦武近日接受德国媒体专访，谈论了他对中国现状的观察与思考。他说，中共病毒（武汉病毒）爆发后，在中国极端的病毒和极端的独裁就结合起来了。如果这种模式拓展到全世界，“这个世界就是地狱”。但疫情也让许多人开始觉醒，年轻人还是挺有希望的。
廖亦武笔名老威，1958年出生于中国四川省盐亭县，是中国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知名的作家，对中国黑暗的社会现实有过深入的观察和揭露。他曾参与过1989年在中国发生的民主运动，并于6月3日的下午在天安门广场写下《大屠杀》一诗。“六四”天安门大屠杀以后，他又于1990年3月筹备拍摄《大屠杀》的姐妹篇电影《安魂》而遭中共国安局抓捕，以从事“反革命宣传煽动”的罪名入狱4年。
今年1月30日，“德国之声中文网”对廖亦武进行了一次专访。
这次专访从谈论廖亦武2022年1月29日出版的小说《武汉》开始。报导说，那本书记录了“病毒时代”历尽生死离别的中国人。
廖亦武在受访时直言：在中国，武汉病毒去年就已经有失控的趋势了，那时人民的情绪也失控了。面对这种双重失控，中共当局没办法而走向了反面，从“极端封控”突然转变为“极端躺平”。
针对社会上有人声称中共政府先前实行的极端化封控防疫“保住了许多人的命”的说法，廖亦武回应，其实到最终也保不了命。
他说：“病毒就是病毒啊，病毒可没有什么党性！2020年、2023年，尸横遍野在中国上演了两次啊！觉得封城能保命的，是自己骗自己。老百姓这个想法是幻觉！”
他披露，他有一个朋友的父亲是西藏军区的老干部，从这位朋友处得知，他父亲所在的整个老干部所在这次疫情中死了一大半。
谈到中国三年的封控防疫所造成的影响，廖亦武说：“武汉（病毒大爆发）之后，就是极端的病毒和极端的独裁结合起来了。”
他表示，中共长期以来一直试图监控中国的每一个人，在自己还没有出国之前，中共政府就已经开始搞所谓“天网工程”，搞远程监控、定位跟踪、人脸识别、还有微信监控这些东西。后来在新疆搞什么“再教育营”，通过那些技术，居然把新疆的1200万维吾尔人都监控起来了。当武汉病毒大规模爆发后，中共进一步推广这套监控系统。在封城期间使用健康码这些手段，“绿码、红码、黄码，没有人逃得过去”。
他评论说：“他（中共）这种模式若是拓展到全世界，这个世界就是地狱！”
在谈到自己为何坚持把新冠病毒称为“武汉病毒”，并以此命名自己的纪实小说时，廖亦武表示，自己在纪实小说《武汉》中所记录下来的信息，都来自官方网站披露的材料，而坚持把这种病毒叫作“武汉病毒”，只是遵循国际惯例而已，作用是让人们知道“第一例病毒打哪儿来的”， 以后研究病毒的起源就是一个很有力量的参考。如果不用地名来命名病毒，今后就会变成很大的迷雾。因为共产党很善于使用这种模糊事实的手段，以后时过境迁，很多人都将不记得这种病毒究竟是从那里开始发生的了。
廖亦武还指出，武汉病毒的出现改变了全人类的生存方式。根据世卫组织统计，全球因为病毒死了1490万人，那还不包括中国染疫死亡的数字。
而这场疫情的大流行，也算是给迷恋中国市场和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的西方人“上了一课”。同时，疫情也使中国许多年轻人发生了改变，已经不是人们原来想像的样子。
据廖亦武介绍，今年1月下旬他在斯图加特演讲时，有很多在德国工作和学习的年轻人、留学生来听他的演讲，这是以前从没遇到过的情况。现在海外的这些年轻人不再像过去那样怕接触政治了，也敢于和自己这种反共人士接触了，当时还有几个年轻人告诉他说，他们第二天要去举白纸抗议（中共政府）。
廖亦武说：“所谓的病毒时代同样也是一个启蒙时代！”他坦言：自己觉得这些年轻人“挺有希望的”，他们对中共的认识“还挺到位的”，信心满满！他们思想活跃的程度一点也不比老一辈的民运人士差。
他谈到了四通桥挂标语抗议中共当局的事件以及随后发生的白纸革命。他表示，现在的年轻人与89年那一代很不一样，表达方式是完全不一样，面对中共技术性的独裁，他们采取了举白纸这种类似行为艺术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抗议，“你监控都没有用，起码表面上构不成犯罪”。
当被问及在在严密的高科技审查机制下，中国是否还有可能发生真正的变革时，廖亦武回应说：人类本身是先要有自由，将来怎么变革，都值得再讨论。他说，年轻人肯定有年轻人的想法，现在不是也很多人在逃离吗？现在中国的危机很大，不仅人民很愤怒，估计中共政权内部的人也没有安全感了。
据公开资讯，廖亦武在1999年初夏曾出版了《中国边缘人采访录》，随即此书就被中共新闻出版局宣布为“反动书籍”。他曾16次被中共当局阻止出境，最终于2011年7月2日越过中越边境，然后在越南河内登机飞往德国。
2012年10月，廖亦武在德国书业和平奖颁奖典礼上发言时，直言中共治下的中国是“灭绝人性的血色帝国”，是“地球灾难的源头”和“无限扩张的垃圾场”。
2013年1月22日，他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的专访时说：“我们为何需要忍受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任何人投票选举出这些领导人，所以他们不能代表任何人。不是这些领导人可以改变中国，而是由中国老百姓来改变中国。”
2023年1月8日 星期日
中共前领导人万里的儿子、胞妹相继猝死
原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图片来源：网络）
中国疫情海啸般爆发，各地病殁人数激增，中共官员、专家及各界名人也相继去世。日前，中共人大前委员长、前副总理万里胞妹、北京市总工会前副主席万云染疫去世。一个多月以前万里次子万仲翔猝死。
胞妹万云染疫去世
1月3日，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发出《讣告》，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顾问万云因病医治无效，于1月3日14时54分在北京同仁医院去世，终年91岁。
万云是中共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前副总理万里的妹妹。
1月5日，中共官媒新华社记者唐师曾发文说，黑白无常，万里妹妹万云殁于新冠（中共病毒）。帖文还附上一张朋友圈的聊天内容，其中一人说，万里的妹妹万云大姑妈昨天（3日）因新冠肺炎去世。她还说，很多老人都躲不过。
公开资料显示，万云上世纪50年代曾留学苏联，历任中共北京市总工会副主席，北京市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原文化部所属中国业余竞技舞蹈协会会长、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顾问。
（图片来源：网络截图）
次子万仲翔去世
万里次子万仲翔，于2022年11月7日下午在北京因心脏病突发医治无效去世，终年78岁。
公开资料显示，万仲翔出生于1944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律研究所、中信公司法律部工作，后出任国际投资公司香港办事处主任。万仲翔的前妻，是抗日名将蒋光鼐之女蒋定粤。二人婚后生下一女，万里欣然命名为万真旗，意即“真正的红旗”。2015年7月15日万里去世后，“人民出版社”微信公众号曾刊发万仲翔的回忆文章。
“最后的秘密”
20岁加入共产党的万里是中共建政的开国元老之一，曾先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要职。他于2015年7月15日去世。
中共建政后，万里一直跟随周恩来、邓小平搞经济建设。邓小平任政务院副总 理，万里当第一任城建部长，“文革”一开始，万里也和邓小平一起被打倒。“文革”后期，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万里临危受命，出任铁道部部长，1980年后，万里先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1989年学运期间，担任中共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万里于5月12日出访加拿大与美国，由于他与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同被视为改革派标志人物，外界普遍认为他理应支持赵紫阳。
万里在北美访问期间成为各方关注的对象。1989年5月13日，学运发展到绝食阶段。由于中共人大名义上是中共宪法规定的最高权力机关，而中共人大常委会有召集全国人大的权力，当时北京局势转趋恶劣，外界舆论不少呼唤万里尽快回国，召开人大常委会议解决学运，阻止局势恶化。
同年5月25日，万里提前结束北美访问回国，但被安排转道上海，由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接机并转达党中央指示。5月27日，万里在按指示在上海发表了支持邓小平镇压决策的言论后，在5月31日在才得以回到北京。此后万里 从未发表过任何与邓小平、李鹏等人意见相左的观点。
2019年，“六四”30周年之际，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最后的秘密——中共十三届四中“六四”结论文档》，公布关于“六四”事件的又一批党内机密文件，展现“六四”镇压后，中共“统一思想”的过程，揭露高层权力运作的机制。这本书出版人是赵紫阳前秘书鲍彤的儿子鲍朴。
《最后的秘密》一书收录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下发的27份文件， 共209页。包括陈云、杨尚昆、李先念、薄一波、王震、聂荣臻、万里、彭真、胡启立、芮杏文等17名中共元老和高官口头讲话和书面表态会议记录。
这批史料，可有助了解中共政权面临合法性危机时，身处中国最高权力小圈子的中共官员，如何主动或被迫忏悔、站队和表态，支持邓小平，批判赵紫阳。“我完全同意”或“我完全支持”这一类话在文件中反复出现，像是让每个发言人在全会众目睽睽之下隆重发誓自己将采取相同立场。几乎每个发言者还必须加上个人化的评论，以表白其发誓的诚意。
当时万里使用特别尖锐的攻击性语言，批评赵紫阳以邓小平的名义压制“反对派”：如作为党的总书记赵紫阳很少过问党的建设，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领域的工作，并涉及到他重用哪些人的问题等。我们通过正常渠道向他反映，但他不大听得进去。有时显得不耐烦。
另据《江泽民其人》一书介绍，在镇压六四前夕，邓小平要江泽民截住奉命出访加拿大提前回国的人大委员长万里。他们耍了个花招让万里乘坐的飞机在上海降落，江泽民的任务就是劝说万里同意大佬们的主张，否则不让他回北京。邓小平解释说，由于当时有57名人大常委要求开会讨论李鹏宣布北京戒严是否合法的问题。如果万里回京主持人大会议，形势极可能向他们所反对的方向发展，那时局面就难以控制。
江泽民知道这个任务不好完成。但为了经受住“考验”，江泽民不敢有一点闪失，否则其政治前途就难以突破。江泽民于1989年5月23日返回上海，万里的飞机在5月25下午3时在上海机场降落，江泽民亲自接机并立即递过去“邓的亲笔信”，万里是邓小平的桥牌朋友，邓在信中恳求万里“看在几十年朋友的份上，在此关键时刻帮我一下。”
万里在上海住了6天。最后江泽民交了底牌，在万里不答应之前，江得到指令要把他留在上海。5月27日万里发表了公开声明同意中央颁布的戒严令。此后，再无人有能力阻止“六四”悲剧发生。
文章表示，江泽民对万里的胁迫等于在战略上切断了赵紫阳的臂膀。也是江为屠城扫清了最后一个障碍。同一天，5月27日，邓小平召来八位元老开会，决定总书记人选。最早的时候邓小平本来提议乔石和李瑞环，但是陈云力推江泽民，李先念和薄一波对邓小平转而起用江泽民更是起了关键性作用。李先念当时说：“江泽民虽然缺乏中央工作的经验，但他有政治头脑，人正壮年，可信任。”
于是，历史的安排把江泽民推向了权力的顶峰，成为“六四”镇压的最大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