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28日 星期二
2021年6月1日 星期二
一份罕见的高层谈话记录，信息量巨大（高手对决，没有废话）
经济学黑板报
赵、弗里德曼对话记录
1988年9月19日
赵总书记（以下简称赵）：热烈地欢迎弗里德曼夫妇一行的到来。今天机会难得，主要是想听听你的意见，你对我们的改革很关心。在经济学方面你是个大教授，我是个小学生。你从远道而来，话应该是由你多说，我多听。
弗里德曼教授（以下简称弗）：八年前，即一九八○年，我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邀请，来华访问了北京、杭州、上海、桂林、广州等地。此次再度访华，从上海、苏州、无锡、南京来到北京。与上次相比，中国有很大变化，改革取得了很大发展，使我感到很惊讶，也很高兴。
赵：为什么不到西安去看看？
弗：我们明天去。
赵：在听取弗里德曼先生意见之前，当然我应该先简单地介绍一下我们的情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中国的改革整整进行了十年，刚才弗里德曼先生说，同上次相比有变化，这主要是显示了经济活力。但是，我们面临的问题还很多，总的来说，中国这么一个大的发展中国家，要由原来的经济模式转换到另一个经济模式，的确问题不少，也比较复杂。
一九八四年我们中央全会决议上就讲了，中国要建立一个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去年，我们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确定我们经济运行的机制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按照这么一个方向，十年来我们做了不少工作。现在，我们感到改革要深入，就要进行价格改革。当然，过去我们在价格改革方面做了不少事，但现在应把价格改革摆到改革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价格改革不是简单地价格调整，主要是形成价格体系的机制，即由市场来决定价格。
目前，中国的现状大约是这样的：百分之五十的价格是放开的，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价格，这主要是日用消费品、大量的机电产品和除粮、棉、油料以外的农产品；另外一部分重要的原材料、农产品是双轨制，即一部分是国家价格，一部分是市场价格，比如钢材、有色金属、粮食等；还有一部分完全是国家价格，如航空、电力、运输等等。这就是我们的现状。我们说进一步改革，就是要把实行双轨制的部分减少，把国家控制价格的部分减少。
但是，正当我们准备进一步进行价格改革时却出现了难题，即明显地出现了通货膨胀。因此，我们不能不把今后的价格改革同治理通货膨胀一起来考虑。当然，通货膨胀不是今年造成的，而是几年所积，但我们感到今年的通货膨胀现象比较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把治理通货膨胀考虑进来，放开价格就意味物价上涨。物价大幅度上涨的话，人们就有实际承受能力的问题。这个承受能力有经济上的，也有心理上的。中国从一九五○年到一九七六年，二十六年物价是冻结、不变的；中国人民就是在这二十六年物价不变的环境中度过的。因此，人们对物价变动，心理上承受能力很低。从一九八○年到一九八八年，人们在物价观念上有了很大变化，但是心理上还是承受不了，这是一个问题。
另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中国人民长期以来有储蓄的习惯，把大量的钱存入银行，如果物价上涨过猛、过大，就很难避免银行存款大量下降，这也是中国经济所不能承受的。如果说物价大幅度上涨，银行存款利率提得很高，企业就可能承受不起，就会使不少企业倒闭，破产。我赞成破产是好事、可以新陈代谢的观点，但是如果大批企业一下子破产的话，就会有大量失业的问题，引起社会的动荡。因此，中国的物价改革要考虑到以上种种因素，考虑到承受能力，中国的物价改革与治理通货膨胀，二者要同时并举。
这里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会出现通货膨胀？你知道，我们国家过去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这个模式有一个通病，叫短缺经济，需求超过供给，跟市场经济国家情况相反，西方是供给超过需求。现在，我们虽然进行了十年改革，但仍没有解决企业和地方部门的自我约束问题，或者说没有根本解决。当然不是说我们的情况比改革前更坏，但改革还没有达到地方部门和企业有自我约束的地步，所以，这几年我们的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过大，地方消费基金增长速度过快。由于这样几个原因，带来了货币供应量过多。因此，我们准备在价格改革的同时，减少固定投资的规模、降低消费基金的增长，使我们能够创造一个条件，既能够继续进行价格改革，进一步放开一部分产品的价格，同时进行企业机制的进一步改革。
无论是价格改革，还是治理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要解决企业的机制问题，提高企业内部效益。价格改革是靠企业提高经济效益、降低成本，来消除由于原材料涨价对企业带来的影响，而不应该因为材料价格上涨，推动物价上涨。因此，我们决定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控制消费基金增长过快，同时，通过企业改革增强企业的自我约束力，使企业真正建立起自负盈亏的能力。
这里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怎样增强国营企业的自我约束和自负盈亏能力。我们想走这样的路：第一，实行两权分离——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使企业的经营者对企业有经营权、财产的使用权、占有权和处置权。打一个形象的比喻，一个财产的所有者就像一个乐队乐器的所有者，而经营者就是乐队的指挥。目前，能够体现两权分离的大量形式就是承包责任制，即国家把企业承包给经营者。另外我们准备试行股份制，以便明确国营企业财产的所有权。
现在我们的财产所有权不明确，国营企业的财产究竟归谁，归我？归他？还是归财政部，归计划委员会？不明确。财产的所有权不应是笼统的，而要明确。比如说，某个部占多少股，某个地方政府占多少股，企业的职工占多少股，当然也还有国外公司占多少股等等。笼统的国家财产要分解为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公司和不同的企业的股份。这就是说，今后企业的改革，一是实行两权分离，一是实行股份制，产权明确。这个问题我们是受到乡镇企业启发的。近几年，乡镇企业迅速崛起，这是在中国最富活力的企业，弗里德曼先生如果有兴趣的话，我建议去苏州和无锡参观一两个乡镇企业。
弗：我已经去过了。
赵：他们的财产不是私人的，财产的所有权是明确的，归乡镇政府。当然我不能说他们这种所有制同西方企业私人所有制哪个有活力，但我可以肯定地说，它比国营企业要有活力。因此我想，在中国实行股份制把产权明确，是对国营企业的一个极大的改造。这个问题在中国已讨论了近三年，现在国内学术界的意见大体趋于一致，所以可以说，在中国推行股份制已经有了条件。当然这一点我也是受到西方，如联邦德国情况的启发。这个弗里德曼先生比我知道的多得多，联邦德国很多企业是工会的，但他们经营得很好，比国有化企业经营的好得多。
今后，中国的主要任务，进行改革主要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其一是价格改革；其二是治理通货膨胀；其三是实行企业股份制。当然，中国治理通货膨胀经验不多，解决这个问题可能会遇到不少困难，实行股份制也是个新问题！因此解决上述三个问题难度不小。但是，有一点需要向弗里德曼先生讲清：中国改革的方向是不会改变的，我们会一步一步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的。当然啦，有些问题要探讨，但方向不会变，具体步骤、方法可能会根据中国的情况不断地调整和改变。
最近，香港报纸对中国的改革进行了很多报道，说什么中国高层领导发生了分歧，哪个人和哪个人有分歧。事实并非如此。我们领导人，包括我本人在内，需要经常针对中国的具体情况，不断地进行研究，进行讨论。中国有句话，即成都诸葛武侯祠有副对联所题的：「审时度势，宽严适度。」治理国家既要「审时度势」，又要「宽严适度」。说起来，这也有点人治的味道。做任何事首先应该确定方向，这非常重要。要到美国去，方向定了，但怎么走要研究，因为要绕大山啊，要过大洋啊！这就是「审时度势」。什么事情都不是永远不变的，需要不断地分析变化了的现状，就是说中国的问题不是什么领导层有了分歧，而是我们要经常不断地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比如说，我们今天的会面，如果不是现在，而是三个月前，我的话就不是这样讲了。如果我们明年再见面，我也会讲些不同的话。我讲得很长了，现在想听听弗里德曼先生的意见。
弗：非常感谢总书记给我们介绍情况，你讲得非常清楚、全面。刚才你说我是教授，你是学生，但听到你对中国经济情况的分析，你的本质是教授呀！
赵：（大笑）我只读过中学。
弗：不要把在学校时间的多少与学问的高低混为一谈。有些人在学校念了很多年书也没有什么学问；有些人念书不多，但学问却非同小可。
赵：中国也有这样两种人的。中国古话叫做「不学有术」；有的是「学而无术」，有的是「不学有术」。
弗：我对中国的具体情况不甚了解，不是专家，在座的每位先生都远比我更了解中国的情况，因此对中国的具体情况我就不准备谈了。我曾用许多年研究进行改革的许多国家的情况，每个国家的环境都不尽相同，都认为自己的情况是特殊的；但有些情况并非如此，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都有一些共同的因素，适用于每个国家。比如，物理学的原理在每个国家都适用；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在每个国家也适用。这其中最根本的一条是经济繁荣与私有产权的关系。有一条重要而简单的经济规律，你是知道而同意的，这就是花自己的钱比花别人的钱更谨慎。这解释了为什么乡镇企业比国营企业更有效，私营企业又更有效的原因。因此，中央权力下放是个关键，下放得越多越好。
我主要讲三个问题：通货膨胀，价格改革和企业活力。我不想具体地谈这些问题，具体问题你比我更清楚。通货膨胀的现象已有了许多个世纪，很多国家都出现过。我们不能以控制个别价格的办法来达到抑制通货膨胀，许多国家曾试图过，结果都失败了。远在一千六百年前，罗马帝国使用过这个办法，当时罗马的皇帝想控制通货膨胀，但失败了。
赵：我们过去就是用这个办法。
弗：再举一个新的例子——美国。它一九七一年通货膨胀率是百分之四点五。当时尼克逊总统说百分之四点五太高了，他采取控制物价和工资的办法，把个别物价和工资冻结了。三年后，由于这种控制措施使美国经济发展很不顺利，不得不放弃了，但那时通货膨胀率已达百分之八。这是七十年代美国通货膨胀的开端。
关于通货膨胀最大的教训是要把价格上的通货膨胀与个别价格的上升分开。许多国家并没有采取控制个别价格，而是控制了货币量就抑制了通货膨胀。比如日本就是这样。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三年，日本通胀指数是百分之二十五，货币的增长率也是百分之二十五。于是日本政府决定放慢货币发行，通货膨胀很快得到控制，其后通货膨胀率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结果为日本后来经济顺利发展打下了基础。
关于经济改革问题，其实这里有个重要条件，即以控制货币发行量来避免通货膨胀的发生，因为一旦发生通货膨胀，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很大。抑制通货膨胀只有一个办法，这就是约束货币供应量，在中国就是要少印钞票。中国的银行不能像西方银行那样通过机制降低货币发行量，中国银行是受中央政府的命令印钱，向企业提供资金和贷款的。我认为中国的通胀问题不在于投资或消费，而是钱印得太多了。当然，社会需要投资和消费，但这些钱应来自于储蓄和生产。
放开价格对控制通货膨胀是有利的，因为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资源，鼓励储蓄和防止浪费的投资现象。你讲的工业的例子是个很好的例子，你讲储蓄利率如果低于通货膨胀率，人们就不会去储蓄，而企业就因为利率低便争到银行借钱，但这种不考虑经济效益的投资，实际上是一种浪费。如果把利率放开，完全由市场调节，就可以鼓励人们去储蓄，也可以避免浪费的投资。第一个（通胀）问题要讲的还很多，但怕占你的时间过长，现在讲第二个问题。
刚才讲要放开价格，但最关键的问题没提到，这就是汇率问题。我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时，是三十年前。我当时是印度财政部长的经济顾问，当时印度有几种汇率，最简便的发财致富途径就是通过关系搞到一张进口许可证，这样，一些人成了富翁，但更多的人成了贫民。还有，这种制度非常容易引起腐化。我当时向印度政府提出取消外汇管制，建议放开汇率，但印度政府没有采纳。正因为他们没有采纳我的建议，印度没有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现在跟三十年前没有多大变化。
我认为印度经济失败其中重要原因就是批准进口许可证和多种汇率。一次，我访问印度的一家纺织厂，发现这个厂的设备很先进，都是进口的先进设备，省人省力，而另一方面印度的许多人在等待就业。我于是问工厂厂长为什么进口这么先进的设施，他回答说，这是因为政府批准以官方汇率买机器，合算。这样的事情对自己来说，当然是便宜，但对国家不利。
据我了解，中国也有好几种汇率：较低的国家汇率，中等的半官方汇率和更高的市场（黑市）汇率。如果你们取消了双轨制，高的往低处降，低的就会向高处升，采用双轨制其市场汇率就必然较高。
我认为放开价格，实行价格改革，并不会引起通货膨胀。如果官价低但买不到东西，实际不是低价。如果花五个小时排队轮购，也不能算价格低。我的夫人曾给我讲过一个古老的故事。同一条街上的两边有两家肉店，一位家庭主妇到一个店里买羊肉，说这个店里的肉贵，店主就说，你认为价格高，可以到对面那家去买，那里低。但那家肉店没有羊肉，这样的便宜又有什么意义呢？因此我说双轨制是使价格更高，而不是更低。
再谈第三个问题。权力下放问题，我已经谈到了，但我想从不同的角度来讲。企业要有活力，最主要是创造一个竞争的环境。我再谈谈印度的例子吧。过去三十年，我多次访问印度。在印度建厂要得到许可证，给了某人许可证，他就有了权，这和国家垄断一样糟。重要的是，要使每个人都能自由经营商店、企业，当然对经营者要征收适度的税。只要多有私人自由建了企业，自负盈亏，就会迫使国营企业要么提高生产效益，要么破产。美国的国营邮政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过去这邮局对快件有垄断权，是合法的，但现在其他人也有权传递这种快件，把国营邮局的快件生意杀得片甲不留。要是美国的国营邮局在其他邮件上也没有垄断权，我就可以肯定地推断这邮局会破产了。因此我提出中国要取消许可证。我认为要使企业有活力，就要提供更多的机会让它们来竞争，无论是乡镇企业或私人企业都要让它们来竞争。
最后简单地再说一点。改革的最关键问题，就是不要半途而「胶」，不进不退。南斯拉夫是个先例。过去我几次访问南斯拉夫，第一次是由俄国去的，当时是从一个经济衰退的国家到一个经济发展的国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从奥地利去又是另一种感觉。那时南斯拉夫采取了工人合作社制；苏联是全民所有制的国家计划经济。但是南斯拉夫只走了一半，它没有把产权交给工人；在工厂工作的工人可以分红，但却不能将权利卖出或转让。这些企业为赚钱就不想多雇工人，也不想多投资，工人也难以另谋高就。如果南斯拉夫的工人有产权转让的话，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举这个例子，不是说工人合作社制如何好，而是要说明改革不要半途而被「胶」。我非常赞赏总书记刚才说的，中国改革要继续下去，方向是不会变的话。现在我非常愿意回答总书记提出的问题。
赵：非常感谢弗里德曼先生谈了很多好的意见。关于物价问题，我们不打算采取控制个别价格的办法，而是要通过管理货币流通量来控制通货膨胀。正如弗里德曼先生所说，要利用银行机制。但是，中国银行的改革刚刚开始，因此很难像西方那样，通过银行抽紧银根，就可以控制通货膨胀。国家银行必须同国家宏观调控结合起来，现在抽紧银根，可能抽紧农业，而重复建设的并没有抽紧。
弗：这是由于权力部门在上层，上层完全控制了权力。
赵：两个问题都有，一方面是地方政府控制，一方面是银行本身性质不合理。
弗：我理解，因此提出建立相互竞争的体制。目前，中国和一百五十年前的西方相似，当时西方小城镇建立了银行，银行利率根据市场来决定，这些小银行发挥了作用。中国也可以在小城镇建立银行进行调节。
赵：刚才讲到私人企业，今年三月份人大开会讨论、修改、通过了一个法律，允许私人企业的发展，对私人企业没有特别的限制。
弗：两天前，我曾在无锡访问过一个私营生意的个体户，他说要开店就需要取得许可证，要向政府有关部门申请，还要请客，很困难。究竟他所指的困难是今年三月份以前的事呢，还是三月份以后的事呢？
赵：法律上是一回事，实际上又是一回事，完全消除还要一段时间，这种现象还不少。不是说法律一定下来，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
弗：请允许我再提一点。中国邻近的地区，如香港、南朝鲜、台湾、新加坡等，它们发展得很快，用了三十年等于西方用了二百年。其中最成功的例子是香港，香港困难最大，但取得的成绩也最大。香港中央干预最小。中国由于国家大，遇到的困难自然也大，但我想，中国也可以用三十年的时间取得西方国家二百年所取得的成就。中国邻近的地区都从西方汲取教训，其中包括借鉴技术和工艺等等。我希望中国人民更加富强，希望中国改革成功，为人类的进步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南朝鲜和香港等地区的发展对美国带来很大的利益，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样对美国有好处，这是友好的竞争，不是经济利益上的冲突。
赵：谈谈汇率问题。两年前，一个叫邹至庄的美籍华人教授向我提出汇率浮动的建议。
弗：他是我的学生。
赵：他告诉我，他曾多次向蒋经国提出过这个建议，但蒋开始并没有采纳。他希望中国也能实行浮动汇率。
弗：即使是台湾也没有完全浮动它的汇率，政府在不断地进行干预外汇市场。
赵：我们国内不少人也提出建议，中信公司的老板荣毅仁就多次讲过放开汇率问题。但我们有这么一个困难，中国正在进行价格改革，中国的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结构不一致，我们的换汇成本不高，大体是四元人民币换一美元，当然作为某种商品可能是另一种情况。在国内价格不合理的情况下，放开汇率就可能出现汇率价格不合理的现象，使原料的成本提得很高。
弗：但是放开外汇管制的最大好处是可以解决不合理的价格体系，避免浪费资源，可以促进改革。
赵：价格改革与开放汇率要结合起来，价格放开与汇率放开应大体是一致的。
弗：当然二者一起来考虑是非常可取的，但是，如果有政治上的障碍，不能同时解决，则解除外汇管制是最重要的。
赵：我再次对你提出的有益建议表示感谢，我和我的同事们会很好研究你的建议的。总之，中国的改革是不会变的。我完全同意你所说的，中国的发展完全符合美利坚合众国人民的利益。
今天就谈到这里。
2021年2月21日 星期日
郑存柱
1967年出生于中国安徽省合肥市。
曾经职业：大学、中学教师；出版社编辑；1995年下海经商，创办多家企业。
教育背景：合肥教育学院英文系毕业，上海师范大学文学硕士毕业，泰国易三仓大学哲学博士课程（因移民美国未完成学业）。
1989年5-6月在合肥发起学生运动声援北京学生，是学生推荐最早的3名代表之一与省政府谈判，促成合肥市大学生和省委书记和省长的对话；参与发起组建安徽省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5月下旬带领合肥市高校学生数百名前往北京，声援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六四之后被行政记大过处分。
2000年在国内秘密参加中国民主党。2006年在洛杉矶组建中国民主党美西党部。担任过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副秘书长、中国社会民主党政治理论研究室主任。2020年2月在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第四次大会上当选为副主席。
现居住地：美国洛杉矶。
2020年5月26日 星期二
六四人物话当年：王超华回顾六四事件
为纪念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和六.四事件二十周年，自由亚洲电台邀请当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参与者，讲述他们的亲身经历。在今天的《六.四人物话当年》节目里，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记者林坪采访了89年学生领袖之一王超华女士，回顾她在六.四事件前后的亲身经历，以及过去20年中国的民主进程。 (博讯 boxun.com)
王超华1989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读研究生，在学生运动初期自荐到广场担任社科院的联络员，后任北高联（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常委、副主席。王超华回忆说，北京宣布戒严后，广场内外的情况变得复杂起来：
“宣布戒严令前夜，5月19号，绝食团投票的结果说停止绝食。停止绝食以后，绝食团主要领导人当时都疏散，进入隐蔽状态。另一方面，群众都非常愤怒，说我们和平示威，特别学生和平绝食在广场上这么虚弱，你怎么可以把大兵派进来呢？所以当时20号清晨的时候，各地传来的消息，特别像大北窑、六里桥那边，都是老百姓，老太太、工人都出去堵军车，就是军队绝对进不来的那个状况。所以实际上，宣布停止绝食，绝食的学生忽然不见了，但是民众忽然大规模动员起来了。绝食的学生走了以后，其实当天19号夜里我也被医护人员送到医院了。第二天早晨，我非常着急，就又赶快回到广场。20号到23号之间，基本上就是我们北高联的一些人在广场上试图控制局势，但是因为部队没进来，绝食的这几个同学，尤其是柴玲、李禄、封从德、张伯笠他们又回来了，说高联把广场处理的很混乱，他们强烈要求我们高联去整顿，他们在广场上成立了一个临时指挥部。这个临时指挥部其实还把我包括进去了，也有王丹。但是我当时对这种来回的折腾比较失望，所以我就辞职了，说我不愿参与这个临时指挥部，我情愿回去整顿高联。在整顿过程中，我们不知道，广场上已经重新建立了保卫天安门广场总指挥部，而且把柴玲宣誓就任总指挥。等我们整顿（完）高联回来的时候，发现形势已经变了，所以这个情况是比较复杂的。”
王超华说，当时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传言，例如部队强行入城、政府有了内部的黑名单，学生们也感到焦虑，但学生们考虑到的最坏的情况是，被强行拖走、被打、判刑入狱，没有想到政府会动用坦克机枪来对付和平示威的群众。
王超华表示，由于连日劳累，6月3号下午她住进了医院，没有亲历天安门广场清场过程：
“这是我一直感到非常愧疚和遗憾的，因为当时我并没有在广场，我在医院里面，6月4号凌晨大概了解到发生了什么，我往长安街走，没有走到，又回来了，所以我看到的是间接的现象。我看到路边北京市民有哭泣的，有聚在一起谈论的，有焦虑的，但是愤怒是最主要的情绪。包括后来上了长安街，大约5、6号，在那么危险的情况下，当时戒严部队的兵隔一段就沿着路都真枪实弹的，有人骂、喊什么口号或者有人多看一眼他都可能开枪的情况下，晚上走过去，还会时不时听到街上忽然出来骂声‘法西斯’，‘李鹏混蛋’什么的。北京市民当时的愤慨是从六四清晨非常清楚的可以感受到的。”
王超华认为，中国民众在六.四前后表现勇敢，是因为当时他们把自己当作国家的主人翁：
“如果说你根本觉得这个国家根本不是自己的了，你就会很冷漠、明哲保身，事不关己、赶紧躲开那样的，可是当时并不是这样的。因为10年改革当中，社会和群众包括知识分子都参与了很多、促进了很多，所以大家都有一种国事就是我们自己的事的这种精神，所以你才会在镇压开始之后呢，已经有了真枪实弹，那么多人大家拼命帮着往医院送，血流得到处都是的时候，还会有王维林这样的人。89年北京市民表现出那么英勇无畏的、那么震撼世界的精神，我觉得这是中华民族非常宝贵的一个精神遗产，并不是说六.四只有死者，只有哭泣，只是灰暗。实际上六.四表现出来的是中华民族非常少见的、非常勇敢的、非常自我光大的这么一个（精神）：我们有自信心，我们敢于对抗坦克，我们要求的是我们自己的自尊和参与的权利。”
王超华认为，89年的民主运动是历史的必然，而中国共产党选择镇压，从此撕下面纱，走上了南美、台湾和韩国走过的军政道路。
“89年发生这么大的冲突并不是偶然的。因为，88年的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包括89年初重新发鸡蛋票、油票、副食品的这个控制，然后89年3月份两会期间控制民主党派发言，都是在经济遇到困境的时候，在政治上回收。民众的要求、社会的要求都是：越是困境的时候，你越应该允许大家一起来参与决策。否则的话，你决策的结果就只会保护那个既得利益集团，让社会上的大部分人来做经济转型期间的牺牲品。所以实际上政治改革的要求是不可避免的，中共做出的抉择呢，就是那种新权威的道路，军事镇压、政治控制，之后在92年再继续开始经济开放。”
王超华认为，六.四后，中国的思想、文化界萎缩了，但参考台湾、南美的历史，中国在未来一定会向民主政体转变，
“社会的经济利益越来越分化，没有可能说，用一个政党或者说一个固定的政府官员，他们就能代表社会上所有的利益。社会本身经济利益越来越分化，而政治制度越来越服务于实际掌握权力的一小撮人，这都造成内部矛盾的深化，这样的社会发展趋势，必然导致社会各个阶层、各个利益群体都会要求说，政治制度必须要更开放，让不同的利益群体有一个通过政治渠道来有规则的博弈的这么一个方式，那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民主制度也许不是最好的，但是是人类历史到目前为止来说，是比较最不坏的制度，可以协调社会上不同利益。实际上，中国不可能长久地回避民主化问题。”
对于海外民运对中国民主进程的作用，王超华表示：
“民主运动，它必须有‘民’作为基础，你才能谈到民主。所以，海外民运最多只能起侧翼的促进作用，无论如何，民主必须在想要实现民主的社会内部来发育成长，才是正道。所以，海外民运最大的可能的效用就是保留民主的生命、保留不停的讨论的空间和可能性。比如说，像《北京之春》、香港的一些杂志，都可以提供包括国内一些人士在海外发表言论的机会。我觉得，保留这种讨论空间、保留这种探讨的可能性，这就是最大的功用。”
王超华认为，中国政府不允许海外持不同政见者回国，跟中国政府对待国内政治犯的方式是一致的。中国政府对政治犯的家人进行控制和连坐，不许他们探监，远甚于对刑事犯、贪污犯的处罚。
“你比如说陈良宇，那么严重的贪污问题，把几十万人的社保基金都挪用了，可是他的判刑从来不会有这么严重的连坐的问题。所以从现在开始就应该要求，所有的因为政治观念不同的人都应该有同等的权利，比如说哪怕你把他关起来的话，他的家人有同等的探监的权利，不能像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胡佳的妻子曾金燕，包括他们刚刚几岁的孩子，都被整天的置于彪形大汉的跟踪和监视之下，这是违反世界上最起码的人道的精神的。所以要求海外不同政见人士有回国的自由，我觉得和要求国内政治犯有和刑事犯同等的人道待遇，特别是和官员贪污腐败的刑事犯有同等的人道待遇，这是我们应该从现在就不停要求的，这是属于政府问责内容之内的。”
六.四后，王超华被列在遭政府通缉的21名学生领袖名单中，她在北京躲了半年多，后逃离大陆，90年3月抵达美国洛杉矶，后获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研究博士，现在洛杉矶当自由撰稿人。王超华认为，参与过89年民运的人对当年很多事件有着不同的解读和各种争论，是正常的，但是关键在于，政府动用了国家正规军，真枪实弹镇压和平抗议的群众，不管参与民运的人士内部有什么分歧，都跟政府的犯罪行为是两个不同层次上的问题。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2018年2月20日 星期二
王丹回憶錄 從六四到流亡
《王丹回憶錄》是六四學運領袖王丹第一本個人完整回憶錄，以「六四事件」為分水嶺，詳述之前他在中國大陸成長的歲月、在北大推動的學生民主運動、和中共武裝鎮壓的「六四天安門事件」；以及之後，他兩度被捕入獄，直到1998年流放美國，完成博士學位，再到臺灣工作的三段人生歷程.......
●十二歲時就因組黨被公安部傳訊
●一本書使得王丹從「共青團派」變成了反對派
●首次完整披露北大「民主沙龍」的組織過程
●第一次公布作為主要組織者之一的「六四」回憶
●王丹第二段獄中回憶錄
●從北大到哈佛，暢談美國政治流亡生活的全景式記錄
●剖析自己與台灣的關係，及個人政治主張
王丹：『在過去四十多年的人生歷程中，我經歷過中國七○年代末的巨大轉折、八○年代理想主義的高昂；我參與過八九民運這樣驚天地、泣鬼神的壯舉，我也在二十幾歲就承受了黑牢的煎熬；我見識過人生的險惡，我也體會過生活的溫暖；我在中國成長，在美國完成學業，在台灣工作；我是政治反對派，我也是一個文學愛好者和創作者，我更是一個感情豐富的人。我將要講述的這所有經歷，都見證了一個人，一個時代，一個國家。』
《王丹回憶錄》為六四民運領袖王丹的第一本個人完整回憶錄，由王丹親自執筆，藉由回顧他從小到大的日記，爬梳他人生中的每一個轉折。本書開頭即從王丹的童年成長經驗談起，以及中學時加入共青團，享受中國八０年代改革開放時期的美好時光；而他在高中時因為受到一本書的影響，使得他對共產黨忠貞的信仰產生強烈質疑，以至於之後思想轉向，成為北大校園中民主思潮的宣傳者，後來更成為八九學運的帶頭者之一，他的人生也因此有了巨大的變化。
王丹在本書中除了批露自身成長與心路歷程外，也試圖以呈現其個人記憶全像來完成其身為「六四」重要成員所應負的歷史責任──還原他個人所知所為的部分歷史面貌；他並以此審視角度來書寫「六四」及因「六四」入獄獲釋後，他為了民主運動再度入獄，及之後流亡美國十年的完整歷程。透過本書，王丹想傳達的就是他這樣一個人，在一個國家中，所見證經歷的一個時代。
王丹簡介
1969年生於北京，祖籍山東鄄城，1987年考入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1988年秋天轉入歷史系。在校期間曾編輯多種刊物，且積極從事校園民主運動。一九八九年參與組織八九民運，為絕食發起人之一；「六四」後名列當局通緝二十一名學生領袖名單第一名，旋即被捕，並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判四年徒刑。
獲釋後繼續從事政治反對運動，籌集「互助捐款」資助政治犯家屬，並發起公民上書運動。一九九五年再次被捕，以「陰謀顛覆政府罪」被判刑十一年；一九九八年四月在國際輿論壓力下提前被釋，流放到美國。曾三次被諾貝爾和平獎提名，並獲美國民主基金會人權獎等獎項。
之後進入哈佛大學深造，取得哈佛大學東亞系碩士、哈佛大學歷史系博士。曾任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中國研究中心等研究機構訪問學者，並於台灣多所大學講學。
現任華人民主書院董事會主席、台灣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客座助理教授，並成立「兩岸民主與文化交流辦公室」，發行《公共知識分子》雜誌。著作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十五講》、《王丹獄中回憶錄》等二十餘種。
●名人推薦
余英時（中央研究院院士．歷史學家）
胡平 （《北京之春》雜誌主編）
范雲（台灣大學社會系副教授．台灣守護民主平台成員）
張鐵志（文化與政治評論家）
羅文嘉（水牛出版社社長）
●感動推薦
抗爭是一時的，青春與理想就足以燃燒；堅持是漫長的，特別是身處異域的行動者，如果沒有道德與生命的信念，很快就會被徹底地擊毀。王丹這本傳記，讓我們既看到青年運動的一時，也看到二十年來，一個逆境中行動者的生命與堅持。---范雲（台灣大學社會系副教授，台灣守護民主平台成員）
年少的一段熱情，沒料到改變一生的命運，從青年到中年，王丹沒變的是，依舊心繫故國，為理想而活。---羅文嘉（水牛出版社社長）
2014年9月11日 星期四
我們繼續與你同行───致王丹公開信
我們是一批與你在中國憲政民主運動發展的各個階段開始與
1 我們決定與你同行，不是無原則的個人情感，而是因為我們
2我們決定與你同行，不是無視對你的批評，也不是認為你
3 我們與你同行，是相信你能正確對待不同意見。因為我們深
王軍濤，胡平，蘇曉康，李恒青，張伯笠，余杰，項小吉，
2013年6月11日 星期二
陳一諮 六四「头号通缉犯」
| 六四事件二十四周年，当年被当局视为「头号通缉犯」、流亡美国的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谘回忆录面世，揭开八十年代中南海激辩政治 ... |
| 陳一諮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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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 | 男 |
| 籍貫 | 陝西省三原縣 |
| 研究領域 | 農村經濟研究、政治及經濟體制改革 |
| 學歷 | |
北京大學物理系、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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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歷 | |
| 代表作 | |
《陳一諮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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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獎榮譽 | |
2012年 傑出民主人士獎[1]
2009年 人權領袖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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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隱藏] |
生平簡況[編輯]
觀點[編輯]
- 評價毛澤東：
- 談趙紫陽：
- 談李鵬：
- 評價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
- 談六四事件及影響：
- 談中國前途：
「慈禧太后晚年人們享受的言論、新聞、結社的自由甚至比現在還要多，220年前法國《人權宣言》就指出：無視、忽視或蔑視人權，是公眾不幸和政府腐敗的唯一原因。」[2]
重要著作[編輯]
- 《陳一咨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3年5月24日，ISBN 978-988-15571-4-8
參見[編輯]
參考文獻[編輯]
- ^ 1.0 1.1 1.2 陳一諮王炳章獲傑出民主人士獎. 美國之音VOA. 2012-02-06.
- ^ 2.0 2.1 陳一諮吳淦等中國維權人士 獲頒亞太人權獎. 臺灣中央廣播電臺RTI. 2009-09-28.
- ^ 陳一諮回憶錄百萬字完稿. 美國之音VOA. 2012-06-06.
- ^ 二十世紀的世界與中國. 香港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 2003-10-17.
- ^ 5.0 5.1 5.2 5.3 5.4 5.5 吳雨. 陳一諮：李鵬會被釘在恥辱柱上. 德國之聲. 2013-05-27.
- ^ 6.0 6.1 6.2 陳一諮. 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 ^ 7.0 7.1 陳一諮：李鵬會被釘在恥辱柱上. 德國之聲. 27.05.2013.
- ^ 《陳一諮回憶錄》在港出版. RFA. 2013-05-24.
- ^ 陳一諮、嚴家祺. 《趙紫陽與中國改革－－紀念趙紫陽》. 明鏡出版社. 2005年2月. ISBN 1932138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