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bbs: 3月 2018

2018年3月30日星期五

2018年3月28日星期三

英国国家档案馆最新解封的外交档案称，中共国务院的内部人士曾经透露，1989年六四天安门大屠杀事件中，来自山西的27军执行清场任务时，射杀平民、学生，甚至包括士兵，再用装甲车碾压尸体，用推土机收集。估计最少有逾万人死亡。

〝六四事件〞是指1989年6月3日晚至6月4日凌晨，中共调集20多万戒严部队，对北京天安门手无寸铁的大学生和市民，进行血腥镇压，在坦克和装甲车的掩护下，军人开枪屠杀并用坦克车辗压学生和民众。但中共一直掩盖着这段历史真相。

〝香港01〞12月20日报导说，该报记者在伦敦英国档案馆，查阅了数千页最新被解密的1989年的英国外交档案。

解密档案显示，1989年6月5日，军队镇压的第二天，英国驻华大使唐纳德（Alan Donald）在一份发回伦敦的电报中，引述一名中共国务院的人士向英方的消息人士提供的情报，讲述来自山西的第27军执行了大屠杀暴行。

这名中共国务院的人士指，来自山西的第27军，当中60%是低学历的人，27军指挥官杨振华，是时任国家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的侄子，即杨白冰之子。

27军的士兵被告知入京是进行训练并将会录影，在清场前10日均不准看新闻。

6月3日晚，清场开始。原本计划分四阶段进行，前三阶段由沈阳军区执行，依次为：士兵不带武器、仅带并非军火武器、使用随身武器开枪恫吓人群。沈阳军区的军人分别从西边的木樨地和东边的十里堡进入天安门广场分隔人群。

第一批已进入广场的沈阳军区士兵，已把学生和市民隔开，告知学生在一小时内离开。但前三阶段的任务失败，第27军装甲车到场后就直接开火，射杀现场没有武器的士兵和学生。

解密档案称，装甲车数次碾压尸体，再用推土机收集，1000人获准从正义路离开，但被埋伏在路旁的机关枪扫射，装甲车还追上掉队的沈阳军区士兵，碾压他们。

文件称，中共国务院一位消息人士确认，杨尚昆与邓小平友好，国务院一些委员认为内战迫在眉睫；且推测认为，当局派27军清场，主因是27军最可靠和顺从。

解密档案最后说，中共国务院估计平民死亡人数最少为10,000人。

不过，六四究竟有多少人死伤，多年以来，中共一直都在狡辩和掩盖大屠杀的真相。

1989年6月，六四戒严部队发言人张工与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在记者招待会上声称，戒严部队在执行清场任务的过程中，绝对没有打死一个学生和群众，也没有轧死轧伤一个人。

但美国白宫的机密档案中，华府透过中方戒严部队线人获悉的中南海内部文件显示，共有10,454人被杀，受伤人数则为28,796人。

白宫档案还提到，6月4日凌晨屠城时，驾着装甲车的27军为求前进，四处冲撞军人路人，27军的装甲车更向民众开枪，不惜铺出血路前进。当时装甲车辗过学生、妇孺，在广场见人便杀，因27军收到指令：〝不可以让任何人逃走、也不可以让任何人生存。〞

杀戮完毕，他们就用推土机清理尸体，再将尸体烧掉。

〝六四事件〞后，欧美国家一度暂停与中共的外交往来，对中共实施经济制裁。但迄今为止，中共从未公布过官方统计的〝六四〞死亡人数和名单。

副总理之子当天向海外播报六四屠城真相被抓

六四屠城。（网络图片）

英国最近解密的一批档案，让中共六四屠杀的残酷再次引起关注。尽管中共一再掩盖，但外国官方公布的文件揭露出越来越多的屠城真相。即便是中共官方，也曾有体制内人士通过官媒向全世界播放屠杀当天的惨况，谴责当局暴行。唯一披露六四镇压及痛斥当局的中共官方新闻，来自六四当年时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副主任的吴晓镛，他的父亲吴学谦当时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国务院副总理。

1989年6月4日那天，吴晓镛是早班的值班编辑。他家住万寿路一带，一大清早要骑车上班，途经木樨地和公主坟，亲眼目睹屠杀后的惨状。当时很多屠杀现场还没来得及清理。

来到电台后，吴晓镛把路上见闻写成新闻稿，于早上6时25分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台播出，由当时值班的英语播音员陈元能向全世界播报。新闻全长约80秒，译文大意如下：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请记住1989年6月3日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大多是无辜的市民，被强行入城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杀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们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士兵驾驶着坦克车，用机关枪向无数试图阻拦战车的市民和学生扫射。即使在坦克打开通路后，士兵们仍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开枪射击。目击者说，有装甲车甚至辗死那些面对反抗的群众而犹豫不前的步兵。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深深地哀悼在这次悲剧中死难的人们，并且向我们所有的听众呼吁：和我们一起来谴责这种无耻地践踏人权及最野蛮的镇压人民的行径。

〝鉴于目前北京这种不寻常的形势，我们没有其它新闻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恳请您的谅解，并为您在这最悲惨的时刻与我们在一起而表示衷心的感谢。〞

以下是新闻的英文原稿：

Please remember June the Third, 1989. The most tragic event happened in the Chinese Capital, Beijing. Thousands of people, most of them innocent civilians, were killed by fully-armed soldiers when they forced their way into city. Among the killed are our colleagues at Radio Beijing. The soldiers were riding on armored vehicles and used machine guns against thousands of local residents and students who tried to block their way. When the army conveys made the breakthrough, soldiers continued to spray their bullets indiscriminately at crowds in the street. Eyewitnesses say some armored vehicles even crushed foot soldiers who hesitated in front of the resisting civilians. Radio Beijing English Department deeply mourns those who died in the tragic incident and appeals to all its listeners to join our protest for the gross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the most barbarous suppression of the people.

Because of the abnormal situation here in Beijing there is no other news we could bring you. We sincerely ask for your understanding and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at this most tragic moment.

六四屠杀之后，中共政治局召开一次会议，散会时吴学谦被留下，通知他将抓捕其子吴晓镛。随后，吴晓镛被判刑4年。吴学谦也被牵连，因此被剥去实权，1992年10月再被撵出政治局。

2014年5月，移居美国近20年的吴晓镛接受港媒专访，明言对当年的正义行为不后悔。

他说，在外国讲假话的代价大；反观中国，则是讲真话代价大。当时他不赞成学生的活动，但更不接受军队伤害人民，加上有同事丧生，因此他当时决定讲真话。

六四杀了多少人？

英国最新解密的1989年外交档案显示，时任英国驻华大使唐纳德（Alan Donald）的电报中引述一名中共国务院成员的消息，执行屠城的主要是中共27军，估计平民死亡人数至少为一万人。

档案还透露，屠杀结束后，中共国防部〝主动〞邀请外国驻华武官参加内部说明会，声称军队未向任何人开枪，天安门广场没有任何伤亡，而在其它地点死亡的200余人，都是因为军队向地面开枪时弹射的子弹所伤。

中共红十字会在〝六四〞清晨公布，医院方面统计的死亡数据约2,700人。

但据美国解密档案，现场更多遗体由军方直接处理，没有经过医院。档案披露，27军当时收到指令：天安门广场不留活口。杀戮完毕，他们就用推土机清理尸体，再将尸体烧掉。

白宫档案还包括，1989年6月16日，美国驻港总领事馆收到中方戒严部队线人的一份报告，报告引述一份中共官方内部文件，提到6月3至4日，在天安门及长安街有8,726人被杀。6月3至9日，在天安门以外的北京城有1,728人被杀。合计10,454人被杀，受伤28,796人。

1989年6月，六四戒严部队发言人张工与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共同举办记者招待会，声称戒严部队在执行清场任务的过程中，绝对没有打死一个学生和群众，也没有轧死轧伤一个人……

外国记者邵德廉(Dan Southerland)六四目睹成堆尸体外交公寓遭扫射

1989年北京那场大屠杀，因为中共极力掩盖，外界至今无法了解真实全貌，只能从外国政府解密档案和知情者透露的片段中略窥一斑。时任美国驻京记者回忆，曾在医院目睹成堆的尸体，其居住的外交公寓也曾遭屠城部队机枪扫射。2014年5月，六四屠城时担任美国《华盛顿邮报》驻北京站长的邵德廉(Dan Southerland)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回忆了自己当年的那段经历。

前《华盛顿邮报》驻北京首席记者邵德廉。（《美国之音》）

邵德廉说，当时他安排手下好几个记者，在不同地方收集信息，而他自己在北京饭店一个房间里联络协调，那里可以看到天安门广场。

他从木樨地一个英国同事那里最先得到军队开枪的消息。建国门外大街的记者则向他报告，有一名男子被装甲车碾死。另外，他也得知广场西边也有人被打死。

〝六‧四〞部分图片展览。（〝六‧四〞档案图片）
他手下有一位叫乔纳森的记者会说中文，6月3日晚上一直在天安门广场，直到凌晨装甲车开进广场的前一刻，但随后失踪了36个小时。

邵德廉后来才知道，乔纳森遭到中共便衣警察的殴打后，被带到国安局的一个拘留所，被迫在认罪书上签字，然后又被扔到距离北京几英里的一个村子里，自己一步一步走回北京城。

邵德廉：〝我去了一家医院，要求医生让我进去，我知道这里堆了尸体。这个时候，当局已经开始镇压了，并下达了不要让外国人进来的命令，但是这位勇敢的医生说，‘我让他进去。’我进去后看着死尸堆，我意识到，他们的年龄偏大，不可能是学生，他们都是北京的普通市民。所以我们必须记住，在六四事件的死亡者中，最多的是北京市民、工人，而不是学生。〞

〝六‧四〞部分图片展览。图为疑似达姆弹（俗称〝开花弹〞）造成的巨大伤口。（〝六‧四〞档案图片）
邵德廉回忆说，大概在6月7日，他醒来后发现中共军队在朝他们居住的外交公寓大院开枪，这里住的不仅有外国记者，还有外国外交官。他后来才搞明白，军队是特意开枪，以恐吓这里的外国记者和武官，阻止他们继续在屋顶、窗户和阳台观察部队和坦克的动向。

邵德廉说，有一天，当他在一名澳大利亚外交官家的公寓阳台朝下看的时候，一个拿着扬声器的中共军官说，〝走开，否则我就朝你开枪了。〞

〝六‧四〞部分图片展览。（〝六‧四〞档案图片）
邵德廉认为，天安门事件给他留下的一个重要印记，是当局镇压之前的游行抗议是多么平和。当时他的妻子每天都在外面，邵德廉一点都不担心她。就在6月3日那天，妻子还带着女儿，在街上观看拦阻军车的妇女劝说士兵不要对人民开枪。

邵德廉还说，六四事件还影响他一家人对北京人的看法。在这之前，看不到这个城市里的人有什么道德感，没有人对他人友善。但天安门事件时突然发生了变化，出租司机免费搭载学生，学生可以免费坐火车到北京来，每一个人都要保护学生，他们排成队，用肉体形成一道人墙，挡在装甲车前。

此外，邵德廉也提到中共军队枪击外交公寓时，一位中国保姆也很让他感动。这位保姆负责照看美国大使馆一位官员的两个小孩，她一听到楼里有枪声，就扑到这两个孩子身上，用自己的生命保护孩子的安全。

由于中共隐瞒真相，外界至今不知道六四事件的死难者究竟有多少。但邵德廉认为，总有一天真相会大白于天下，那些被逼对民众开枪的士兵中，有很多人终究有一天会讲述这个故事。

去年底，港媒《香港01》曾引述英国驻华大使馆最新解密资料报导称，当年中共国务院一名国务委员向英方提供情报，指六四屠城中有逾万平民死亡。

另一家港媒爆料，《香港01》刊登该报导后，马上接到〝北京上面指示〞，当天下午就把〝国务委员〞一词改为国务院〝成员〞，在当晚再改成〝员工〞。文章中多处敏感情节也遭删除。

此前，有消息称，除了送到医院的之外，更多尸体被军队秘密处置，包括藏匿在地下工事，和运送出城。

有许多北京居民目睹，屠城当晚有多架军用直升机频繁出入城区，出城时机身下都悬挂有巨大的黑色袋子。

2018年3月20日星期二

我所看到的纪录片《1989的女孩》

作者：秦伟平

2014年5月31日，在华盛顿中国驻美大使馆前举行的IFCSS六四25周年纪念会上，我听到一个年轻的女孩朗诵了一首诗，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她的名字叫杨倩怡，那首诗的名字叫做《1989的女孩》，诗作者是她的父亲杨海，无数位参加过1989天安门民主运动的爱国学生之一，当年走上街头的年轻人，如今都已经步入中年，很多人销声匿迹回归生活，少数坚守理想铭记六四公开谴责政府的人都成了当局眼中的异议人士，杨海，刘贤斌，王东海都是中国境内极具代表性的反对声音，王东海已经抱憾与世长辞，刘贤斌尚在监狱服刑，杨海身系大监狱无法出境与妻女团聚，他们都是当局眼中的意欲颠覆政权的反革命分子，持续数年的高压政策让这个国家风声鹤唳，民怨四起。1989对于这个国家和人民而言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有人不想提起，有人不敢忘记。

旅美青年导演杨雨先生就是海外无数个不想忘记六四的人之一，他和笔者年纪相仿，当年都只是一个懵懵懂懂的孩童，然而当我们通过不同途径知道那一段历史的时候，震惊和愤怒之情难以言表，中国经济近年搭上全球化的快车有很多提升，但是在政治领域却变得越来越黑暗和倒退，中国的社会问题比当年更加严重和激化，为了维护一党专政，中共政府每年支出的维稳费用早已经超过军费，山雨欲来风满楼。27周年过去了，六四学生的第二代已经长大成人，杨海的女儿杨倩怡生活在美国，她和刘贤斌的女儿陈桥，以及王东海的女儿王芷怡生活在一起，机缘巧合，三位1989的女孩辗转来到美国开启新的人生，导演杨雨用他的镜头记录了三个女孩的生活片段，讲述了她们在美国的酸甜苦辣和心路历程。

一想到1989和六四事件，公众就会想起当年政府屠杀爱国学生的暴行，人人血脉喷张，气愤不已。当我看到杨雨导演的纪录片《1989的女孩》，没有感到丝毫愤怒的气息，却有很多感动和思考，三个青春年少的女孩子，从思想禁锢的中国大陆来到自由民主的美国，她们非常热爱这里的学习和生活，每天可以看到蓝天白云，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人人友好善良，当她们讲述各自的背景往事之时，令人慨叹唏嘘，通过对比中美两国的教育生活环境，观众会有一种强烈的视觉反差，美国的民主自由并非高大上的口号宣传，而是渗透到每一个生活在美国的平凡的人心里，渗透在每一个生活细节之中，无论从女孩们欢乐的笑声，还是从她们餐盘上印刷的美国国旗图案，每个人都对生活充满了热爱和感激之情。人人向往自由，并非人人都愿意付出努力和行动去争取自由，也有人虽然来到自由国度，却并不真正懂得自由的真正意义，对于上天的眷顾和别人的帮助，没有一颗感恩之心，自私自利，更不能奢望他们去帮助更多人获得自由，海外数十万华人通过当年的六四血卡得以留在自由世界，他们对中国公众遭受的包括人权在内的诸多苦难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却迷幻在中共政府刻意营造的中国伟大复兴的梦境之中。

笔者很高兴看到陈桥和杨倩怡及王芷怡这些六四二代年轻人的觉醒和成长，她们有幸在美国接受良好的教育，未来她们也将会继承父辈的事业，为推动中国民主转型而努力，虽然这并非她们的责任和义务，这将是她们自愿做出的人生选择。杨雨这部记录片，通过华府人权活动人士曹雅学的讲述，观众也可以了解到维族学者伊力哈木因言获罪被判无期徒刑，他在美国念书的女儿菊尔也为父亲奔走相告的感人故事，笔者作为一个致力于推动中国民主转型和社会进步的青年学者，对于杨海刘贤斌王东海伊力哈木等前辈同仁的付出和勇气赞叹钦佩不已，也对这些1989后的第二代年轻人迎头赶上的觉悟和行动倍感欣慰，自由从来都是要付出代价的，选票从来就不是由强权者赐予的，对于拥有长达两千年专制历史的中国，民主转型之路注定是曲折和漫长，1989的民主运动是中国转型之路上的一次里程碑式的事件，虽然遭遇失败，但对于独裁政权造成强大的心理和现实冲击，让他们的政权合法性始终面临巨大挑战。笔者曾多次表示，中国的民主转型是一场接力赛，从西单民主墙到八九六四，从茉莉花革命到新公民运动，从南方街头到未来的全民上街，需要越来越多的八零后，九零后，甚至零零后踊跃参与，奉献他们的才华和智慧，甚至是青春和生命。

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重大社会变革和运动，年轻人从来就是不可或缺的主力军。很难想象，中国未来的民主转型如果没有广大年轻人的参与将会是怎样的一种景象，杨雨这部纪录片《1989的女孩》从一个视角告诉这个世界，并非所有的年轻人都不了解当年六四的真相，历史不会被遗忘，也没有被遗忘，不光是六四二代的年轻人，还有无数个越来越多的知道六四真相的年轻人，他们正在中国各地甚至海外积蓄力量，努力学习提升自我，准备为将来中国的民主转型事业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从思想层面上来看，年轻一代的想法与老一辈的想法有很多不同，他们内心大多很平静，并没有过多的仇恨情绪，在现实生活里也都是自然竞争的成功者，对于生活和未来充满自信和感激，之所以投身反对之路，是因为他们明白，所做的这一切也是为了他们自己和更为年轻的下一代人，天赋人权，每个人都应该有资格过上有选票有尊严有保障的生活，每个人都应该享有公平和正义。

阳光的微笑是有感染力的，相信《1989的女孩》会带给你前行的力量。

【作者是旅美经济学者，《平论》脱口秀主持人，中青会会长，本文2017年3月12日写于美国首都华盛顿】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Monday, March 13, 2017

血与火的洗礼��我在1989年刘贤斌（四川）

我要感谢八九年的民主运动，因为是她让我那正直、善良和勇敢的天性没有泯灭。

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我认为这句话不无道理。一个人的性格一旦确定，那么在面对一件事情时，他就会与其他人有不同的选择，而这种不同的选择决定了他与别人不同的命运。二十年前，我还是一个充满青春活力、有着光明前程的大学生，谁也没有想到，二十年后，我却成为了一个饱经坎坷但仍奋斗不止的民运人士。我的父母都是正直、善良的普通人，我的身上流淌着他们的血液，我从小就决定为国家和人民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如果生在一个政治清明的时代，我也许会做官或者成为一个学者，然而一九八九年的民主运动改变了我的命运。由于受到�自由化�运动的影响，我在1988年就对这个政权失去了信心，当�八九�民运兴起的时候，我就迅速地卷了进去。但直到�六四�枪声响起的时候，我才彻底认清了这个政权的本质，从此就义无返顾地走上了反抗专制、追求自由和民主的道路。

只是我没有想到这条道路是如此的漫长，直到今天，我们还要为之付出艰苦的努力。二十年来，我两次被捕入狱，坐牢时间接近十二年，并无数次受到当局的打压和折磨，但是一想到二十年前那血淋淋的一幕，一想到二十年前那么多无辜的年轻的生命倒在了血泊之中，我就一再咬紧牙关坚持了下来。二十年来，我从来没有为自己的选择后悔过，我甚至要感谢八九年的民主运动，因为是她让我那正直、善良和勇敢的天性没有泯灭，是她让我明白了自由民主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是她让我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从而总算做了一个真正的人。

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八九�、�六四�可能是相当陌生的字眼，但对于我们这些经历了那场伟大运动的人来说，那五十多天的日日夜夜却一直铭刻在我们的脑海里��

一

1968年10月2日，也就是�文化大革命�闹得最厉害的时候，我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我的父亲是个普通工人，母亲是个普通农民。在母亲严格的管教下，我从小就是一个受父母、老师喜欢的乖孩子。读小学的五年，我一直担任班长，那些小学同学到现在还称我为�老班长�。读中学的时候我也一直担任班干部，甚至在高中毕业的时候还获得过市级�优秀学生干部�的称号。可以这么说，在青少年时期，我是一个典型的�共产主义接班人�。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我这个�共产主义接班人�最后竟然变成了共产主义的掘墓人。记得在1991年6月，我因积极参与�八九�民运而被关押在秦城监狱时，提审我的警察看见我特别顽固、无可救药，就呵斥我�忘恩负义�。我真的忘恩负义了吗？没有！从中学到大学，从1989年到现在，我在骨子里仍然是一个中国人，我的胸膛里跳动的仍然是一颗滚烫的中国心。早在上初中的时候，我的一个地理老师就经常给我们讲中国的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就是在这个时候，也就是在我14岁时，我就决定将此生奉献给这个国家和民族，我立志要像拿破伦那样来改变我的祖国的命运。所以说，我最早的信仰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自由民主主义，而是民族主义。因为这个缘故，我在初中毕业时没有去报考师校，而选择了读高中，而且考上了遂宁最好的高中��遂宁中学。又因为这个缘故，1987年我考上了一所专门培养国家干部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我的这种人生志向，同学们都很清楚，因此在高中毕业的聚会上，许多同学都祝福我将来能够成为中国的拿破伦。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的同班同学欧阳懿��一个喜欢诗歌和文学、秉持良知且追求真理的人��慢慢成为了我的知心朋友。二十多年来，我们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鼓励，最后一起成为了坚定的民主斗士。
　　
对于一个像我这样来自农村的学生，大学无疑是知识的海洋。进入大学后，我感觉到了知识的极度匮乏和饥渴。听说当时的人大图书馆藏书几十万册，但我几乎都没看过。于是除了上课之外，我将自己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看书上面，甚至由于有些课程��诸如《政治经济学》、《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太过枯燥乏味，我还经常逃课到图书馆去看自己喜欢的书。由于具有民族主义的思想，一开始我主要是看一些历史、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书籍，后来就爱看一些世界经济方面的杂志。我逐渐了解到，中国的实力并不像中共所吹嘘的那样强大，在中共统治的几十年里，中国社会在各个方面并没有取得多大的进步，于是我开始对中共所编造的一系列谎言产生了怀疑。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大概就是指这种情况吧。刚上大学的时候，我还像许多同学那样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也就是说我曾经也向中共组织主动靠拢过，但仅仅过了大半年，我就彻底打消了入党的念头，我认为这样的组织不值得我效忠。

1988年暑假回遂宁时，欧阳懿给我推荐了一本《山坳上的中国》，这书给我强烈的震撼。我没想到在中共的领导下中国与世界的差距竟然如此严重。我彻底打消了对中共的一切幻想，陷入了焦虑和痛苦之中，我不知道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怎样才能实现我的强国之梦。回到学校后，我在人大遇到了一个朋友，经过一番交谈，我发现我们的思想竟然惊人的相似。不久，这个朋友就提出应当组织一个政党去取代中共的统治。这真是一个大胆的想法，我非常吃惊。在后来的几天里，我一直处在极度兴奋之中。不过后来我们还是没有组建政党，只是经常聚在一起讨论一下关于民族主义方面的问题。在这期间我写了一本《魂系中华》的集子，都是关于民族主义方面的文章。

那个时候，�自由化�的春风刮得正猛。

1987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因支持学潮和�自由化�运动而下台，而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