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超华
20211005
自從去年香港施行《國安法》，北京逐步加大對香港民主運動和公民社會的打壓力度。在一系列政黨組織遭到成員控罪入獄而被迫宣布解散後，香港教協和職工盟這些代表十萬十幾萬成員的工會組織也在日益增長的控罪威脅下被迫解散。現在，厄運終於來到支聯會。
1989年天安門抗爭因「六四」屠城嘎然而止。之前因應北京民運成立的香港支聯會，剛剛參與五月底那場長達十二小時，聚集梅豔芳、鄧麗君等港台眾多明星的「民主歌聲獻中華」馬拉松募捐演唱會。李卓人代表支聯會將部分捐款送往天安門，結果遭北京當局抓捕，捐款被扣押。港人面對北京血腥鎮壓的慘烈，既震驚又憤怒。支聯會則迅速將精力轉向營救民運人士，並積極收集民運史料，開始組織三十年如一日的抗議和悼念活動。支聯會主導下的「黃雀行動」，幫助數百名民運人士逃離追捕並獲取外國庇護。我本人就是受益者之一。
慷慨相助，再造之恩
「六四」之後，在許多支持民主運動的陌生人勇敢無私的幫助下，我雖然名列政府通緝名單，仍得以在中國大陸隱藏逃避半年多。當時儘管我有著一時的安全，但一方面不能相信民主運動會就此終止，另一方面也無法想像自己將永久躲藏下去，總感覺最後終歸要和公安機關打交道。後來收聽外電廣播，得知有民運人士成功逃離大陸，才萌生了要向香港尋求幫助的想法。沒想到很快就有人和我聯繫，而且一切都已有安排。我就像是一個郵件，經過若干「移交」、「轉手」，在許許多多陌生人的幫助下（包括不少我完全聽不懂的講粵語人士），最終踏上了香港的土地。
這一場救助，徹底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我之後能夠在美國重續學業，在流亡中重建安穩人生，都是始於這次救助。從個人來講，香港人對我有再造之恩。我感激每一位當年參與救助我的人。同時，我也敬重每一位曾經參與「黃雀行動」、所有參與過救助數百位流亡者的人。他們的默默付出，自帶道義的沈重，並不需要由我們被救助者之後的生活來證成。在「六四屠城」後那種血腥的政治高壓下，他們的良知和勇氣，不遜於長安街上以血肉之軀阻擋機槍坦克的北京市民。
在之後的歲月裡，我逐漸才了解到更多支聯會在「黃雀行動」中的領導作用和關鍵角色；認識到支聯會是連結在我作為八九民運參與者和香港民眾之間的一道堅固橋樑。支聯會最初的活動經費，包括救助大陸民運人士的花銷，都來自千千萬萬香港人在1989年「六四」前後的慷慨解囊。支聯會的全稱：「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就是當年香港民心的集中反映。
為民主人權殫精竭慮
與此同時，支聯會又絕不僅僅是在個人層面才與我相關。更重要的還是支聯會所代表的理念，和當年大陸一百多個城市的學生市民紛紛加入民主抗爭時所持有的信念息息相通。在香港本地，支聯會同樣代表了八九之後香港社會政治意識的覺醒和執著。過去32年裡，支聯會歷經幾代核心領導，但始終堅持創會時的信念，毫無動搖。我的書房牆上一直貼著一張支聯會紀念「六四」15週年的宣傳單張。那上面印著支聯會一貫不變的五大綱領：「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這些目標，既凝聚又昇華了許多香港市民堅持每年參加「六四」燭光悼念集會的最樸素的認知：一個政府，不可以這樣屠殺自己的人民！
支聯會人士維護「六四」記憶、堅持基本理念的努力，可以說是殫精竭力。他們最早支持難屬丁子霖教授印製出版其艱難搜集的死難者名錄，最早發起以「天安門母親」來命名難屬團體，為勉力堅持拒絕妥協的難屬爭取難得的國際認知。他們持續積極地搜羅「八九六四」史料，2014年揭幕了世間第一座「六四紀念館」，並且在其後當局以各種手段打壓的艱難條件下，不懈尋找維持紀念館的途徑。日月流逝，他們看到不少流亡者孤老海外，又在人道主義基礎上發起讓流亡者「回家」的呼籲，先後編輯出版兩冊《回家》文集。他們對中國的民主人權有著持續不懈的關注，2007年成立（今年被迫解散）的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2012年李旺陽事件，都有支聯會人士強有力的堅持參與和支持。
支聯會各種努力當中最為世人熟知的，就是每年「六四」晚間在維園舉辦的「六四」燭光紀念集會。這是香港市民眾望所歸的紀念平台，是多年來吸引大陸民眾關注的重要焦點，也是所有八九民運參與者和「六四」幸存者的期盼和慰藉。每一年看到那佈滿維園的點點燭光，我都難以抑制自己的淚水。而更重要的是，維園的「六四」悼念集會，讓世界看見香港，看見中國人的不屈服、不健忘。年復一年的維園燭光，已經成為世界性事件，佔據著每年六月五日全球各大媒體的首頁。直到今年，周邊燈光下維園空蕩蕩的綠色場地，仍然出現在不少大報頭條，凸顯出中共當局強暴民意，不得人心。這應該是支聯會——和香港民眾一道——留給世間最重要的遺產吧。
習近平的眼中釘
因此，北京應該早就對維園悼念「六四」的燭光耿耿於懷了，只是一直不知要如何下手處置才好。在他們的猶豫不決中，維園悼念成長為香港民眾共享的傳統。從大陸內部來看，從鄧小平到江澤民，再到胡溫時代，中共當局在「後八九」時期處理「八九六四」相關輿情時，一直用一種「勉為其難」乃至全然迴避的解釋姿態，與「絕不手軟」的強力措施互為表裡。這種好像變相承認自己理虧的處理方式，顯示出這些領導人與1980年代既要改革開放又必須為「六四」鎮壓共同承擔責任的深刻聯繫。對待香港，這幾位特別是鄧和江，在經濟政策上要借鑑，在實體經濟和金融方面有所求，對「五十年後就都一樣了」的涵義含糊其辭不明（名）所以，這些大約都在他們不去理睬維園燭光的眾多原因之中。習近平面對「六四」時，和這幾位有很大不同。
習近平雖然出身高幹家庭，但1989年時畢竟年輕資歷淺，之後也就沒有類似「參與過決策」的心理負擔。可是他登上大位後，卻不能甩掉前任留下的這個包袱，甚至無法阻止支聯會「六四」悼念集會的按時提醒和施壓。可想而知，對於維園悼念的忌恨，也融進了他對香港「一國兩制」實踐中沒能強調「一國」的不滿。隨著中國大國崛起的勢頭日益增強，北京對香港也越來越強硬。其中很可能早就包含了藉機除去支聯會的計劃。
今年八月份，曾有傳言說，習近平將在十一月舉行的十九大六中全會上出爐一份關於歷史問題的決議。假如屬實，這將是中共黨史上第三次這樣的決議，前兩次分別為1945年總結中共早期多次挫敗後在陝北延安重建的經驗教訓和1981年針對文化大革命總結經驗教訓。目前這個時間點，有什麼特別需要總結的呢？對習近平來說，最需要劃上句號的歷史事件，恐怕非「六四」莫屬。也就是說，假如屬實的話，這個擬議中的決議案很可能是如今支聯會常委被指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真實原因。習近平不想再躲躲閃閃被動承受「六四」壓力，而是要主動出擊，給出一種官方敘事。與此配套的是在公眾心目中淡化歷史相關性。在天安門廣場慶祝中共建黨一百週年，就屬於這種淡化舉措。經過反覆多次慶典，「天安門廣場」在大陸語境下已經漸次脫敏，不再如起初那二十多年那樣，令民眾直接聯想到1989年的抗爭。可以想見，「六四」期間密集安排群體活動，很快也會成為選項。
記憶如火種，春風吹又生
香港在國安法威懾下，群眾集會的可能越來越稀少。支聯會被迫面臨解散，常委入獄，六四悼念集會最有力的組織平台即將消失，不能不令人悲哀嘆息。記憶的傳承，有賴青年人。我希望看到香港人仍然懷抱支聯會的信念，不忘六四，每年仍會在那一天點燃心頭或窗口的燭光。我同樣希望，曾經在2014年或者2019年奮起抗爭的青年們珍惜他們曾經共同奮鬥共同經歷的記憶，比如說，記住「6.12」這一天，我們開始了那一年漫長的征程。下一代會怎樣？他們會像電影《十年》裡的「紅小兵」那樣跑去審查規訓市民大眾嗎？我沒有理由不悲觀，但是悲觀不等於放棄守護記憶。我會堅守下去。
反觀統治者，他們真的能在實施強力管控的情況下，天天都睡安穩覺嗎？我不相信。六四之於中國大陸，猶如雨傘或者反修例之於香港。記憶不可能被徹底抹殺。記憶甚至可能隔代遺傳。就像五四，即使是官方的青年節，也曾經歷沉寂，引不起年輕一代的多少興趣和聯想。而一部電視劇《觉醒时代》，就重新燃起人們的好奇和激情。在危機四起的時刻，記憶的火星會爆破燃放，激發起另一代人的想像力。我們必須堅持自己的守護，即時眼前似乎一片黑暗。我們守護亡靈，永遠不忘為他們祈禱。我們守護希望，為明天送去火種。
2021年9月於美國洛杉磯
感謝香港明報記者陳柔雅女士提示啟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