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
作者：吴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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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血腥镇压事件已经过去十八年了。但由于种种原因，许多事实真相至今仍然不明不白或争议不断。对于一起曾经震惊世界和改变了世界格局的重大历史事件而言，这是很不应该，也是令人颇为痛心的事情。
捷克流亡诗人米兰·昆德拉曾经说过：“人与强权的斗争，即记忆与遗忘的斗争。”在一九六八年捷克“布拉格之春”血腥镇压事件之后，捷克统治者所做的全部工作，就是要人民忘记这件事，而捷克独立知识分子所做的全部工作，就是要人民不要忘记这件事。
六四血腥镇压事件之后的情形也是这样。中共当局一再开动各种宣传机器，极力掩盖与回避六四血腥镇压的事实真相。而海内外的许多有志之士，却一直致力于“毋忘六四”的工作，尽管也有些人在配合杀人者，呼吁人们忘记这件事，忘记这一天。
本人作为六四血腥镇压事件的亲身经历者之一，尤其是作为一名在北京大学接受过专业训练的中国古典文献学者，有义务和责任为该事件留下一份可靠而完整的历史记录。为此，在一九九零年三月初一个寒冷的深夜，本人冒死游过海湾，爬过密布中共军警的小岛，爬过齐腰深的漫长海涂，遍体鳞伤地来到自由的彼岸。尽管自由是血淋淋的，但本人依然由衷地感到庆幸，因为终于获得了自由发言的权利和机会，以履行自己作为历史见证人和古典文献学者的神圣职责。
长期以来，本人念兹在兹，始终没有放弃努力。直至今日，终于完成了本书的定稿工作，并将出版发行，了却了多年来的一桩心愿。本人曾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就读七年，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学位，深受中国考据学传统的影响，崇尚实证；后来分在法律专门院校----中国政法大学任教，深知法律的尊严。在此，我谨以人格和良知起誓，本书所记叙的一三，都是历史的真实，绝无丝毫的虚妄，无论何时何地，我都愿意并完全能够承担一切责任。
本书的写作严格遵循中国古典文献学的传统和规范，主要记录本人的亲身经历，但由于个人的亲身经历总是有限的，不足以反映一个曾经引起世界瞩目的重大历史事件，因此本书中引用了一些身份可靠的当事人的回忆和其它相关的数据，凡是引用的部分都一一注明了出处。本书主要记录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广场武力清场行动的整个过程，时间从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中午开始，到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上午十点钟结束。这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一份记录，也可以说是唯一一份记录。
本书初稿完成于一九九零年五月，字数约五万字。从一九九零年六月至今，香港《当代》杂志、美国《北京之春》月刊、美国《世界日报》主办的《世界周刊》、加拿大明镜出版社出版的《欲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一书，先后摘录发表了本书稿一万余字的内容，题为《天安门广场清场纪实》或《天安门事件的最后一幕》。这也是目前海外各中文网站有关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广场武力清场事件完整记录的唯一一篇文章。本书目前的字数近三十万字，内容更为丰富详实，份量远远超过上述的这一篇文章。
本书不仅完整地记录了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广场武力清场行动的整个过程，而且对一些重要的事件和人物作了具体而秕出的描述，例如：刘晓波、侯德健、周舵、高新“绝食四君子”于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与解放军戒严部队的接触谈判情况；柴玲、李录、封从德等保卫天安门广场学生指挥部的学生领袖从拒绝撤离天安门广场到决定撤离天安门广场的过程；六部口坦克追逐碾压学生撤离队伍事件；学生领袖郭海峰“企图烧毁天安门城楼”一案的真相；医务人员在枪林弹雨中舍生忘死抢救受伤者、记者冒着生命危险记录历史真相的英勇事迹；积极抗命的解放军陆军第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和消极抗命的解放军陆军第39集团军步兵第116师师长许峰的故事；立功受奖、升官晋级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官兵；等等。
本书也着重阐明了一些长期存在争议或读者感兴趣、有疑问的问题，例如：1）天安门广场有没有死人。本来解放军戒严部队在天安门广场以外杀人和在天安门广场杀人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毋需特别予以讨论或说明，但由于在这个问题刊长期争论不休，许多读者也心存疑问，因此本书具体叙述了北京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戴金帄和中国人民大学双学士学生程仁兴等人在天安门广场遇难的情况。
2）天安门广场清场过程中坦克、装甲车是否曾经碾压帐篷，以及帐篷中当时是否有学生。
3）解放军戒严部队和公安部门销尸灭迹，导致许多遇难者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4）各个解放军戒严部队的进军路线、承担的任务和表现，具体记录了各个解放军戒严部队在镇压过程中的情况，明确指出陆军第38集团军在镇压过程中杀人最多、最为卖力，其次是空降兵第15军。
5）解放军戒严部队向天安门广场的进军命令和开枪命令下达的情况。本书在围绕天安门广场武力清场这个主题的同时，对复兴门、木樨地、西单路口、天安门城楼附近等解放军戒严部队开枪杀人的主要地点所发生的情况，也有大量的叙述，期望读者因此能够对整个六四血腥镇压事件有一个较为完整的了解。本书还用相当多的篇幅叙述了北京各界民众为了保卫天安门广场，为了保护坚守在天安门广场和平情愿的学生，奋不顾身地用血肉之躯阻挡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戒严部队的英勇事迹。为此，北京各界民众付出了惨重的付价，正如本人在书中所指出的：“我由衷地敬佩北京的工人弟兄们，他们虽然文化素质不是很高，也不善于辞令，但是，他们却在关键时刻表现出惊人的英勇无甼精神。实际上，在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中，最具有道德勇气，牺牲最惨重的不是学生，更不是知识界人士，而是北京市的工人弟兄和市民。为了保卫天安门广场，保护天安门广场刊和帄请愿的学生，他们一直在用血肉之躯阻挡着武装到牙齿的解放军戒严部队，浴血奋战，奋不顾身。他们绝大多数人手无寸铁，少数人手中仅有的‘武器’，也无非只是些砖头、石块和棍棒而已，与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所拥有的冲锋枪、机枪以至于装甲车、坦克相比，显得多么地微不足道！”时至今日，本人仍然认为，北京各界民众视死如归、舍身取义的精神，是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留给历史和后人最宝贵的遗产之一。
在完成本书写作之际，本人特别要感谢的是不久前被中共当局以莫须有的间谍罪名判刑五年而入狱的香港资深记者程翔先生。一九九零年三月初，在本人流亡香港之时，得到程翔先生和他的同事刘锐绍先生的热情鼓励和支持，写出了关于天安门广场武力清场事件、字数约五万字的文章，并在他主办的香港《当代》杂志刊首次发表。后来，定居洛杉矶的华侨韩妈妈主动建议，并捐助了两千美元的印刷费，由《当代》杂志将这篇文章印成方便于送入中国大陆的小册子。
最后，谨将本书献给所有的六四血腥镇压事件的牺牲者、受难者和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的参与者，却时也献给我的八十高龄的母亲。当年为了六四事件死难者，为了被捕入狱的好友同道，为了向国际社会说明真相、呼吁营救，我舍弃了个人的大好前程，在一个只有摄氏七度的风雨之夜，九死一生地游过海湾，抵达自由的彼岸。对此，我永不言悔。但是，我始终舍弃不了亲情，对守寡多年辛苦抚养五个子女成人的母亲的愧疚之情日益深重。我知道，当年自己不告而别、远走异国他乡之举，对母亲的打击和伤害有多么地大。十七年了，我不仅不能对母亲侍奉尽孝，甚至连见上一面都难以做到。我苦难深重的母亲啊，您能原谅我这个不孝的儿子吗？
吴仁华
二零零七年二月一日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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