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热点：六四 
我们的儿子袁力遇难后，我们作为袁力的父母，一直没有勇气打开过他的遗物。不久前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袁力当年写给“自治高联”（一般称“高自联”或“北高联”——笔者）的一封亲笔信。因为不知寄往何处，也找不到人转交，所以没有发出。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袁力写过这样一封信。 (博讯 boxun.com)
现在我们记得的是：一九八九年的春天，袁力因忙于工作，又经常出差，所以对那场“反腐败、反官倒，要民主”的学生运动，开始时并未关心，当然也就谈不上介入。五月中旬，北京民众声援学生绝食的游行示威达到了万人空巷的高潮。这时的袁力再也坐不住了，他每晚都去人民大学广播站聆听当天的学运消息，而且开始关心并投入到运动中去。五月二十日晚，正逢赵紫阳被迫辞去总书记之职，袁力碰巧遇上曾参加过绝食的同学李××，两人畅谈良久。当时袁力对运动的发展深感忧虑，他请求李××给天安门广场学运指挥部的领袖们捎一个口信，建议停止绝食，因为群众已经发动起来，再无必要采取伤害自己身体的极端措施，学生应知道保存实力。当时他大概认为，学生运动已到了关键时刻，他有责任提出自己的建议。为了能比较充分地申述自己的理由，他于几天后又给“自治高联”的领袖们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全文如下：
北京“自治高联”的领袖们：
首先，请允许我以一个研技（应为科技）工作者的身份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全体投身这场中国现代历史上最伟大的以学生为先导的爱国民主运动的大学生、研究生们致以最最崇高的敬意！
“５．２０”以来，我已经同你们和北京市的广大市民一起熬过了两个激奋、紧张的不眠之夜，并在星期六和星期一三个白天同支持或反对你们的市民、外地来京人员以及我的同事们，同李××同学以及数位在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上的纠察队同学进行了广泛的交谈，我得出的印象是：
１、９０％以上的人对你们的运动给予了支持和声援，至少是同情，但其中还是很有一些人对你们的具体行动和一些社会效果有各种各样的看法。
２、还不能低估官方宣传工具的作用。例如，星期天下午开始的张百发等人的“讲话”起了很坏的作用。我们要提高警惕，认真研究对策。
３、有些学生宣传员和学生广播站发布了一些不够准确的消息和一些过激言论，给群众中的“反对派”提供了口实。
４、社会秩序（主要是交通秩序）确实出现了很多可以避免的混乱。
５、学生纠察队连日来过度疲劳，休息和饮食状况太差，卫生状况就更不用说了，天气又这么干热。要考虑发生各种疾病及对身体健康的长期不良影响。
６、广场上的学生拒绝归还１８日由各单位自愿提供的大轿车，已经引起了不良反应。
为此，我提出以下建议：
１、立即拆除和撤消所有路障，用“人障”代替路障。因为真的发生“冲突”，路障实际上是不起决定作用的，已经和正在阻挡数万大军的并不是那些路障，而是群众的身躯和人心所向的巨大精神压力。请你们向群众和同学们说明拆除路障的原因和宣传上的意义。
２、立即通知除公交公司的所有单位，请他们领回其大轿车，并向领车的人员表示歉意和衷心的感谢。而且最好把车上打扫干净。
３、值此斗争的关键时刻，“自治高联”要加强统一指挥和统一行动，制定统一的宣传内容，还要注意各校各学生领袖之间的团结一致，万事定要以大局为重。
４、宣传方式要改进，组织广播宣传车进入居民住宅区（但要选择合适的地点，以防止交通阻塞）宣传更多的群众。宣传内容一定要反复研究，要经得起推敲。发布的消息一定要真实、准确和可靠；对于“小道消息”一定要冠以“据传闻”、“据未经证实的消息说”等字眼。要告戒和制止任何发表过激言论和不真实消息的人。
５、向所有在京已逗留三天以上的外地同学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如果他们能把北京的真实情况带回当地，并以此发动群众，宣传群众，这要比他们在北京进行声援的意义和作用大得多，因为目前的新闻媒介基本上不能完整和真实地报道事实。
６、鉴于目前形势，完全可以考虑在“戒严”满７２小时时，主动宣布撤出天安门广场，但保留继续在广场和校园、公园等公共场所进行小规模的演讲、游行、示威和设立广播车的权利，并宣布继续罢课，号召教师罢教或对学生保持中立；号召市民组织纠察队保护校院和游行、演讲人员的安全；呼吁群众自觉维护真正的社会秩序（而不是“戒严令”宣布的那种秩序）。
７、迫使当局公开承认“自治高联”的合法性。
以上拙见，望研究考虑。
袁力这封当时没有寄出的信件今天能重见天日，对我们父母来说，是最大的安慰。当我们捧读这封信的时候，就像回到了以往的岁月。如往常那样，他恭敬地站在我们面前，说话不多，但思维缜密，立论有理有据。从他的信中，我们看到了他对时局的独到分析，也透视到他对那场爱国民主运动的拳拳之忱。他既有青年人的理想和激情，更不乏成年人的沉着和稳重。而这一切显然是与他走过的人生道路直接相关的。
袁力出生于１９６０年７月７日，恰好是抗战国难纪念日。那时正值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一家人每日三餐都得先用秤计量才敢下锅。母亲营养不良，自然影响了袁力婴幼期的发育。上小学时，又适逢“文化大革命”。父亲被关进了“牛棚”，继而又下放湖北安陆五七农场劳动改造。母亲则随着她任职的医院“一锅端”地去了不见青草绿叶的甘肃定西内官营。一家人从此离散各处。袁力随父亲去了湖北农村，每天一大早饿着肚子涉步过河去上学，由于一日三餐不能按时进食，不久得了胃病。半年后，母亲把他接到生活条件更差的定西内官营。到了冬天，由于煤炉烟囱倒灌风，娘儿俩煤气中毒，险些双双丧命。一九七二年春，父亲从“五七农场”分配到山东济宁参加毛纺织厂的新建工程，袁力也就转到济宁上了初中。两年后，母亲从甘肃调来济宁工作，一家三口（袁力的兄姐在别处插队）才有了相对稳定的生活。
袁力在山东济宁一中学工、学军、学农后高中毕业，经过三个月的刻苦自学，终于考入北京邮电学院春季斑。１９８１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三年。１９８５年又考上北方交通大学铁道运输自动化与通信专业研究生。两年后离开北方交大，经自我推荐进入机械电子工业部自动化研究所工作，翌年被委派去西德考察。回国后，除继续担任该所自控中心研究工作外，并代表该所参加国家高技术研究“８６３”发展计划中的以清华大学为首的ＣＩＭＳ项目，曾受到过主题专家组的表彰。１９８９年春，袁力本已取得留美出国护照，并接到了美国Ｓｔｅｖｎ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研究生部的新生入学通知书和接机表，预定是９月以前赴美。讵料“六四”惨案从天而降，他没能前往美国，却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袁力不是在温室里长大的孩子，他在幼小的时候，就已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尤其是随父母去了大江南北的好几个地方。因此，虽然涉世未深，但对于人生之艰难，世道之险恶，已有了比一般同龄人更多的切身体验。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对当年那场学运能作出如此理性的分析，而且会抱有如此深沉的忧虑了。
在以后的几天里，袁力密切关注着学运的任何一个动向。当听到柴玲宣布停止绝食的消息后，他深感欣慰，从而对学运表现出了无保留的同情和支持。
到了六月二日，北京的局势已很紧张。下午，戒严部队在六里桥被人山人海的民众拦截，进城受阻。袁力在办公室里与同事们谈论此事。有人认为戒严部队可能会开枪，而袁力则认为“军队绝不可能向人民开枪”。这时的袁力，虽然对局势的发展并不抱乐观的态度，但他对“军民鱼水情”的神话仍然深信不疑。
次日下午，袁力去清华大学找一位研究生交换资料，但这位研究生已去了天安门广场，于是袁力立即前往寻找。来到西单附近，正遇学生们截住一辆偷运枪支弹药和钢盔等武器的卡车，有人用枪尖刺刀举起钢盔示众。他认为这是学生们的一次胜利，大快人心。接着，驻扎在人民大会堂里面的解放军企图冲出人群去夺回武器，他和清华大学的同学们一起手挽着手拦住解放军，说服他们退入人民大会堂。直至晚八点半才回家吃饭洗澡。他那时的情绪非常兴奋激动，但他不无忧心地问我们：“如果这次学运失败，那该怎么办？”
约在晚间十一时半，军事博物馆一带突然枪声大作。袁力好象没有多加思索，就立即骑着自行车出门前往木樨地，在大门口正遇上我们两人从街上打听消息回来。我们当即拉住他的自行车说：“危险，危险！已有人被打死，千万不要前去”。但袁力却说：“你们老年人尚且上街，我一个单身小伙子怕什么？”还说：“我不会靠拢去的”。这时有一位邻居也劝我们说：“年轻人嘛，就让他去看看吧！”于是我们就松了手。袁力随即跨上自行车，用力一蹬，飞快地走了。天啊！岂知这竟是最后的诀别。作为父母，我们一夜未能合眼，我一直站在北窗口张望，焦急地企盼着窗下出现袁力的身影。
６月４日黎明仍未见袁力回家，我们意识到“出事了”！遂请邻居帮忙找来住得较近的袁力的表姐、表姐夫去木樨地和附近医院寻找。袁力遇难的消息很快就传出去了。在那些日子里，每天都有不少同事、亲友、邻居纷纷前来慰问，许多人分头去城区各医院寻找。
那天我们家里还来了三位素不相识的青年人，他们向我们讲述了六月三日通宵他们在木樨地桥下和桥西高楼脚手架上亲眼目睹的大屠杀实况：
六月三日晚约十一时，戒严部队先遣步行方队自西向东行进，一跨过木樨地桥，就一声令下，士兵卧倒，中间一军官取单膝跪姿，举起冲锋枪向马路中间及两侧盲目扫射，多少人应声倒在血泊中，人群四处逃窜。方队过后，不少人用三轮板车或自行车抢运尸体送往附近医院。相隔不到半小时，第一车队自西向东缓缓驶过木樨桥，有人看到贴近军车处，一青年高举右臂，大声喊道：“我是清华研究生……”，话音未落，一声枪响，消失在黑暗之中。这位自称“清华大学研究生”的死难者究竟是谁呢？现在已很难查证了，但事后我们知道，袁力当时也正在木樨地现场，那里是死人最多的地方，而且有不少人死得很壮烈。
在袁力遇难约半个月之中，家属和亲友到处寻找其尸体。据袁力的姐姐和表姐回忆，她们找遍了北京市四十三家医院。就她们所见，离木樨地最近的复兴医院尸体最多，在自行车棚里堆积如山；而所有这些医院加起来，她们亲眼所见的尸体就不下四百五十具之多。如果计入已经领走的和没有送进医院的，就不知有多少冤魂死在戒严部队的枪弹和坦克之下。
直至六月十九日，经袁力在北邮的同学们重新去各家医院搜寻，终于在海军总医院太平间里发现了袁力的尸体。据该医院纪录，袁力是在六月三日子夜十一点五十五分被人送入医院的，但送来时已抢救无效，死因是“胸部穿透伤”。因为半个月没人认领，被医院编为２号无名尸，移入了太平间。看管太平间的老者告诉我们：因弹簧厂工人的误认，此前曾把袁力的尸体领走，两天后才又送回。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第一次去海军总医院时竟然没有能够找到。
六月二十三日我们去海军总医院为袁力净身时，见他双目睁瞪，死不瞑目。我们发现子弹是由咽部射入，背后尾骶骨上方穿出，弹道几乎是直上直下。可以想见，那颗使袁力致命的子弹是从军车上往下射击的，袁力的整条牛仔裤染透了鲜血。我们一直保存着他的血衣。
第二天，由袁力所在的自动化所派人主持，在八宝山第三告别室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参加者近三百人。那时人们的情绪尚处于恐惧与愤慨的交织之中，一种强烈的正义感驱使人们无所顾忌地聚集到了袁力的遗体跟前。整个仪式虽然简短，但悲壮、肃穆，在场之人，无不动容。由于过度悲伤，袁力母亲突发心脏病，顿时昏厥过去，退场输氧。
袁力之死，令我们抱恨终生。为了永恒的纪念，也为了留下历史的见证，我们决定为他修墓。为此袁力的母亲拖着病体亲自到郊外去选择墓地，最后在西郊万安公墓内选定了墓址。同时，一些亲友和自动化所的同事们送来了捐款。八月五日，包括亲属、朋友在内的二十多人冒雨举行了骨灰下葬仪式。在袁力的墓碑上，镌刻着由其父亲自撰写的如下碑文：
恸哭吾儿未及而立之年猝然离世吾家希望之星突告陨落天公如此不公唤走有志青年留下古稀双亲吾儿七七坠地六三升天短暂一生不幸始终全家心碎永失欢笑立碑志哀
袁力墓在万安公墓内是第一座“六四”死难者之墓。后来，又有好几位死难者的遗骨落葬在这里或摆放在公墓的骨灰堂，多少年来，有不少海外朋友和外国记者来此凭吊、摄影，许多来公墓扫墓的人也常常到袁力墓前驻足观瞻。这一情况大概引起了有关当局的关注，一年多之后，万安公墓大门口竟贴出了“外国记者不得入内”的告示。这不明明想把一个公墓封闭起来嘛！但是，每年的清明和“六四”，不管墓地如何戒备森严，凡安葬在这里的“六四”殉难者的亲属们都要来洒扫、祭奠死去的亲人，年年如此，从不间断。“六四”十周年的时候，难友们汇集到袁力的墓前举行了集体公祭（照片见后）。嗣后每年“六四”都在这里举行公开的祭奠。渐渐地，这里也就成了难友们纪念、缅怀“六四”死难者的场所。而每年这样的时候，这里也就成了“敏感地区”，必定有穿制服和不穿制服的警察在周围巡回监视。
今年是“六四”惨案十五周年。回忆这十五年来走过的路程，可以让亲人们在九泉之下得到些许慰藉的是，在当年你们倒下的地方，今天已站立起来一个被称为“天安门母亲”的群体，她们再接再厉，十年如一日，为寻求正义、为讨回公道而不息地抗争着。我作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员，至今没有忘记，在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１日和２０日，我和张先玲、周淑庄等难友前往国家安全部递交抗议书的情景。那是由北京市国安局无端地冻结了一笔以“丁子霖”名义存在无锡市中国银行的海外人道捐款引起的。袁力生前知道我一向谨小慎微，但这次儿子的在天之灵却给了我这个母亲莫大的勇气。我想他地下有知，一定会很高兴的。
如今我们都年事已高，把一些能够想起来的事情写出来，把一些想要说的话说出来，把它们留给后人，留给历史，也算是尽了自己的心愿。
（执笔者：袁力的父母袁可志、李雪文，２００４／３／２０）摘自《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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