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就算是寓言吧
一群孩子跟着一对夫妇，据说是他们的父母。这对夫妇花天酒地，可孩子们经常吃不饱，上学不能保证。于是他们请求父母少上馆子，让他们能够好好读书，少干一点活。这对夫妇对他们吼道：“我们养活你们，你们居然敢顶撞父母？”孩子们不想轻易放弃，继续要求“父母”让他们能够跟邻居的孩子那样上学。这对夫妇拿出鞭子和棍子：“你们胆敢再闹，看我不揍你们”。孩子们想，我们又不是没挨过打，挨揍也要闹，毕竟他们是父母，总不会把我们往死里打吧？我们的要求不算过分，也许再坚持一下，他们就同意了我们的要求也未可知。哪知，他们的“父母”不只是动棍子，还动刀子杀人！
（二）“事后诸葛亮”可以休矣！
“反思”是对自己以前的认识，或对过去的重新思考，以便提高自己，吸取教训，为以后处理类似情况有所改进。比如以前因为想占小便宜而受了骗，以后对便宜的东西送上门来，要三思而行。其次，反思必须在明白真相后才有意义，否则就是“胡思”。现在对六四的一种“反思”很流行，那就是“要是学生怎样……结果就会怎样”。据说刘晓波也“反思”，说“如果四君子绝食起到了和他们意愿相反的作用”。这种“事后诸葛亮”式的“反思”，不但于事无补，而且是非常有害的。
所谓的“学生领袖”也就是敢于站出来，口才还可以的人。人们参加那场运动没有几个是因为看在学生领袖的份上，而是出于自己的利益，出于良知和公义，出于对国家未来的希望。人们参加那场运动，都是按照各自以为最好的方式，没有几个人能料想到邓小平会是那样的无耻和残忍。
类似的运动不会再有。即使有，刘晓波们也不会有机会扮演类似的角色，而新的“领袖”不会听这种反思。就好比婚姻不幸的人后悔当初没有听老人言，听不进旁人的劝告，……，以后坠入爱河的年轻人还是照样犯同样的错误，重蹈婚姻的悲剧。学生运动也是一样，如果以后还有类似的学运发生，它还是会按照它自身的轨迹和当时的气氛发展。再说，任何人对自己凭良知所作，对后果无法预料、不能控制的事，没有必要后悔。
其次，在中共没有解密当时决策的全过程——从学生递请愿书，到4•26社论，到戒严，到屠杀——来谈“要是学生这样，结果就会怎样”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实施屠杀的一方对学生运动的每个阶段的反应，我们如何知道“要是学生早点撤离广场，就不会有屠杀呢？虽然屠杀的方式可能不同，比如制造学生闹事的借口，对“闹事者”“严打”。
最后，在屠夫还没有受到法律制裁之前，在正义得到声张之前，让受害者“反思”“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也是不公平的，这种“反思”只能起到为凶手开脱的作用。
（三）学生为何没有早些撤离广场？
首先，当时几乎没有人能想到动用机枪坦克所进行的屠杀。除了少数几个屠夫，六四前绝大多数人预计不到共产党会在全世界的注目下大开杀戒。那时候知道的是七六年的四•五清场：工人民兵拿着棍棒，半夜上阵，把天安门广场上的人全部抓走。可那是“十恶不赦”的四人帮干的，邓小平据说比他们要好呢。所以我同意一位网友说的，柴玲所说的“流血”不是六四式的“流血”，因为她当时所知道的最坏情况，也就是四五清场式的“流血”（虽然中共早已在西藏，云南等地用正规军杀过平民，但那是相对秘密的，普通百姓并不知情）。
其次，八六、八七年间的学生运动无声无息地终结的后果是，同情学生运动的胡耀邦被逼下台，强硬派李鹏当上总理（赵紫阳取代胡耀邦成为总书记）。通过“反思”两年前的学运人们可以预料到，在没有得到政府任何承诺的情况下撤离广场，赵紫阳等一些改革派会被清算，学运领袖被秋后算账。李鹏的“我现在不说”和赵紫阳的“老了，无所谓了”便是明显不过的佐证。
有人拿西方的游行和那场运动比，说是西方的游行、示威，完了就走。他们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西方是民主国家，民众表达了观点之后，政客们就会重视，这既是为他们下一轮的选票，也是为他们所代表的选民的利益。而在独裁国家，如果当时没有达到承诺，民众的要求不但以后不会考虑，“出头者”反而会得到整肃。
再说，学生运动推动国家走向民主的例子不是没有，邻国南韩就是其中之一。十年前（1979年），伊朗的群众运动也导致了政权的替换。
坚守广场，毕竟还有一些希望，因为紧急人大会议的召开已经有足够的人签名，有望一个月内召开，到时，学生的诉求就会被重新考虑。而他们如果撤离广场，召开人大会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就会大打折扣。再说，很多军队不是被百姓劝回去了吗，还有军方人员也参加了游行呢！三十八军军长抗命，好像也是得到证实了的。那会想到邓小平会从外地去调动毫不知情的野战军呢？
早点撤离广场，就是等于学运的完全失败（官方没有答应任何学生的要求），学生们不甘，市民们也不甘。“温和”如王丹者也承认“如果我们撤的话，我觉得，怎么说呢？这叫纵容恶人！我觉得从感情上没法接受。”“所以我个人当时有这个感受，让我很理性地来很冷静地说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我说对不起，我没有那么高的理性，因为我没有面对理性的对手”。
其实，当时的学生已经够温和了，任何“出格”的行为都会被学生制止，连弄污毛像的人都被他们抓起来。如果说学生们在没有得到任何承诺的情况下撤离广场，才算“温和”，当初没有学生运动不就更加温和？任人宰割是最温和了。这种“温和”正是中共所想要的，也是中共出动机枪坦克所要达到的。如果东欧和前苏联的民众都这样“温和”，那里的共产政权依然存在。
总而言之，从4•26社论到戒严，中共一步步把八九学运推上了不归路。当时陷入了一个坑里，各种力量交集综合，没有一种智慧能够把它带出来。
（四）5•30撤退了还会有屠杀吗？
这是一个伪问题。首先，历史不能假设。这种问题就像“如果太阳从西边出来会怎样”一样没有意义。其次，这个问题本身暗示学生（领袖）要对屠杀负（部分）责任。
尽管是伪问题，我还是就我所了解的当时的形势作一些分析，因为有太多人问这样的问题。
如果学生完全撤离广场，也不见得没有屠杀。比如按照刘刚的”校园割据”，谁能肯定屠杀不会发生在校园？
（五）《天安门》的功过 《天安们》作为记录片，自然有它不可抹杀的意义。如果有人不知道二十年前的屠杀，或者否定有屠杀的发生，我会推荐《天安门》给他，因为它记录了一些重要的史实。只要有起码良知的人，都能得出简单的结论：中共的无耻和残酷，因为用机枪和坦克去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完全越过了现代文明的底线，就好比一个大汉用刀枪去对付一个孩子。
影片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就像New York Times的Stephen Holden对记录片《天安们》的评论中所写的：“it strongly suggests that had moderation prevailed, there would have been no violent crackdown, and Deng Xiaoping’s cautious reformist agenda might have been accelerated.”。
卡玛在做纪录片时说她只想把事实真相告诉观众，问题是在几个小时的影片里如何剪裁“事实”。在取材的过程必然取决于制片人的认知水平。一方面，影片把柴玲对两个记者的话放在一起，极度渲染柴玲等人的非理智；“忽视”掉运动期间学生和市民的克制和理性，几乎没有提及诉求的合理性。两年多前的学潮被“平息”而导致胡耀邦下台，这一重要的背景知识也只是轻轻带过，那是运动的导火线，也是学生不肯撤离广场的重要原因之一（见第三段：学生为何没有早些撤离广场？）。另一方面，影片中所采访的人基本上都是所谓的“温和派”，没有严家祺、包遵信、郑义、陈明远、方励之、徐良英、沈泽宜等那些对学运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她所引用的吴国光等人的话，就把89民运和文革相比，把学生要求改革的诉求说成是革命，并为中共屠杀开脱，比如说4•26社论就表明了中共的强硬态度（美国那时驻中国大使李洁明也有类似论调，说是邓朴方曾传话给学生，表明中共一定会屠杀）。好像一个歹徒对着无辜者有言在先：“把东西给我，否则我就杀了你”，杀人就有了理由。而戴晴的话“毫无理性的学生和毫无理性的政府”，则把20来岁的学生的天真对等于久经沙场的屠夫们的冷酷。如果说前面只是“剪裁”的问题，在屠杀后的一段解说词：“Tiananmen Square was empty. But skirmishes between the people and the Army went on sporadically for several days. There were more deaths on both sides.”则非常明显的表明了她是怎样一个“中立的第三者”：她把市民和学生当成交战的一方。
如果人们对卡玛把学生和政府放在对等的位置还有怀疑的话，她的自序里对当时的一段描述就再清楚不过了。
在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天安门广场上，有三位外地青年用墨汁玷污了毛泽东的肖像。当时一位外国记者在现场拍照，立即有学生上前去抢他的照相机。那位记者模仿着学生们游行时的样子，高喊「新闻自由！新闻自由！」而学生则说﹕「这对运动不利，就是不许拍！」这些学生的考虑当然是怕给政府造成镇压的口实。但这一场景十分耐人寻味。向政府要求新闻自由的人，忽然发现新闻自由对自己的事业不利，而感到有必要加以封锁。人们对于社会公正的追求往往陷入这样的自相矛盾。……
卡玛用个人的不民主行为来否定学生的民主诉求。“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任何个人都不可能绝对自觉地遵守“民主”程序，民主中的制衡（check & balance）正是为了防止个人权力的滥用（不民主）所采用的机制。杰弗森成为总统之后就有大权独揽的尝试。有“民主之父”之称的人尚且如此，从来没有行使过民主权利的学生，又能要求他们什么样的境界？“民主制度”本来就不是一帮“自觉遵守民主”的人建立起来的，而是各方利益妥协形成的机制。“民主”不是要求每个人自觉地“民主”，民主是防止有权力的人滥用权力，是防止个人的权利被随意践踏。再说，学生们并没有他们自己上台取而代之，而是要求执政者进行民主改革。
卡玛这样的认知是不奇怪的。她后来拍的《八九点钟的太阳》（简称《太阳》）里，基本是没有什么反思，倒是给宋彬彬之流以充分的讲坛自辨（维基百科就以《太阳》为依据对宋彬彬进行了开脱），而不采信其他不同的看法。影片的结尾的解说词，不但丝毫没有对毛的批判，反而把毛捧为“希望的象征”。指望这样一个与毛时代的极左思潮藕断丝连的人，拍出一部中立的纪录片可以说是缘木求鱼。
有人说，如果《天安门》为中共屠杀开脱，那为什么中共还恨它呢？就像前面说的，用机枪和坦克去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完全越过了现代文明的底线。中共连自己拍的《平暴记实》都被禁放，胡耀邦、赵紫阳的名字在历史教科书中被抹去，89、64都成了被屏蔽的词条。中共现在对待六四屠杀的唯一办法，就是让人们从记忆中抹去，任何提及六四的东西都被禁止。所以，中共禁演《天安门》丝毫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更不能因此给《天安门》加分。
（六）我看柴玲 柴玲“期待流血”的话，现在听起来很刺耳，再加上《天安门》以及一些电视台的渲染，柴玲好像成了六四屠杀的罪魁祸首之一。
其实，5月12日开始的绝食，就是“用摧残自己的方式，来争取国家的进步”（王丹语）。那一代的学生，从小受的是爱国英雄主义的教育，看到绝食未能达到目的，他们就想用更为激烈的办法，那就是“流血”。当时持那种想法的人绝不是个别的，只是柴玲在语无伦次中说出了实话，再加上她又说了“我想我不会的（坚持在广场）”。于是，柴玲成了“想流别人的血”的卑鄙者，这自然有卡玛的功劳。
其实，柴玲在5•28讲话中的矛盾，正是体现了她当时的矛盾心理：一方面是想为中国的民主事业献身。另一方面是本能的求生愿望，加上当时对一些不同意见的失望。使我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有很多人不能理解这样一种正常的矛盾心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有过那种经历的人。
至于柴玲在屠杀后的话，“年轻的生命,誓死保卫天安门！保卫共和国！头可断！血可流！人民广场不可丢！打倒李鹏伪政府！誓死捍卫天安门！至到最后一个人！”那是很多民众（尤其是热血沸腾的学生）在屠杀的shock后的反应。有人回忆道，“六月九日了，华东师范大学有上千人庄严宣誓与党中央决裂”，“六月中旬，上海学生还在开追悼会，人民广场简直是花圈的海洋”。
有很多人都相信，（这样一个公然与人民为敌的）中共政权不出几年就会倒台。这些“预料”也没有完全错，柏林墙、苏联、东欧不久就轰然倒塌。只是他们低估了中共，低估的中国人：低估了中共的残暴与狡猾，低估了中国人逆来顺受的能力。
如果柴玲有什么需要给众人一个交代（或者道歉）的话，那就是她在5月30日突然否定“爱国维宪各界联合会议”的决定。尽管我认可“温和派输给激进的柴玲，实际上‘是输给了广场当时的气氛——激进的上去，温和的下来’”这样的说法，柴玲的举动毕竟是与他们正在争取的民主背道而驰的。不论她怎么认定她是如何正确，“程序公正”是民主不可或缺的一环；民主并不保证每个决定的正确性，民主只是寻求决策过程的正当性。
【参考文献】
CND 论坛：柴玲高调重返民运，为民运捐款$100万美元！
曾慧燕：「太阳」为何不落山——《八九点钟的太阳》记录文革世代心路历程
64memo：《天安門》影片文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