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了一篇张晓平介绍吴蓓的文章，真实地介绍了吴蓓女士的一些感人故事。但其中有许多地方欲言又止，我不妨加些评注。
吴蓓女士是1987年7月由上海交大物理系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北京钢铁学院（后改名为北京科技大学）当助教。吴蓓的先生张虎婴是我好朋友。我曾经在“疯狂小舰队”系列里有一篇文章专门介绍张虎婴。过会儿我会转过来。
他们夫妇后来都成为我主办的北大民主沙龙和渊鸣园沙龙的骨干。我在其它文章中也有介绍。吴蓓在2008年夏天还来到美国，曾经到我家拜访。让吴蓓最最感到寒心的就是丁子霖。国内死难者家属中的很多人都知道一些详情，在此不缀。
在我系狱六年期间，只有一位不是我直系亲属的人曾到监狱跟我见过面，那就是张虎婴，他给我账上存了最高限额500元。
记得是在1989年6月1日，我在人民大学出席爱国违宪联席会议后，我们便决定撤出天安门广场。那些天里，我每次去开会，我当时的女朋友都跟着一块去参加。那天会议结束后，司机小谢开车接我和张伦撤出北京。我女朋友一定要跟我上车。我拦住了她，不让她上车跟我们逃亡，我跟她说她一个人会更安全。
后来我在保定被抓，我一直都感到蹊跷。看那那阵势，分明知道我在那里。
我的那位女朋友非常漂亮，而且是刚烈无比。我被抓捕坐牢后，她随后大学毕业就要求去西藏，说要到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去等我。西藏没有名额，她就到四川的一个靠近西藏的地方工作。我一进监狱没多久，就通过人给她发去一封信，告诉她从此分手。
1996年4月，我摆脱跟踪，跑到北京。跟吴蓓电话联系后，我约她到饭店见面，但她一定请我去她家，并说她有一笔钱要当面转交我。那时，她和她先生已经分手。
我们一道在她家吃饭。我出监狱后，我父亲告诉我，吴蓓将她自己的每个月工资都给了我家。我特此向吴蓓当面表示感谢。我随即问她这些年她又是靠着什么生活。
“你不用谢我，那些钱都不是我的钱，我只是转交。”吴蓓说。
“是海外捐款吗？”我反问。
“哪个海外会给你那么多钱？”吴蓓说。
“那又是谁？”我一时有些糊涂。
“你就猜不出来是谁？还能有谁？”吴蓓说。
“啊，是她？”
“当然是她！她不让我告诉你。”
这时，我才知道，是我入狱前的女朋友一直在让吴蓓给我家寄钱。
“我这里还有一万块钱要转给你。”
“也是她的？”我问。
“当然是她的。”
我随即让吴蓓将这笔钱退给我那位可爱的女朋友。1989年我被逮捕后，我母亲就千里迢迢赶到北京，一定要见到我，不见到就不回去。当年12月，我母亲病故。在此期间，我那位女朋友一直以儿媳妇的名义照料我母亲，直到为我母亲送终。
这都是我出监狱后我家里人告诉我的。还有我母亲给我留下的遗言录音，告诉我一定要娶那位姑娘。我出狱后，我家几次埋怨我太傻，说我怎么能够在保定给我家里发去一个电报，以至于被警察搜走，导致我在保定被抓，还导致妈妈因我被抓病重早逝。我跟家里人解释，我肯定没有发过电报，我家里人就认定我是在六年监狱里给关傻了，连自己发过的电报都不记得。
后来我才了解到，在中共于1989年6月12日发布通缉令后，我爸爸是警察，在电视上见到我被全国通缉，就劝说我妈妈，万一我回去，就动员我去自首。我妈妈则背着我父亲，四处让亲戚朋友给找了几个乡下的地窖和防空洞，说是万一我回去，就将我送到那里去隐藏。有一天我家里收到一个发自保定的电报。电报内容说我和我的女朋友一切平安，望父母不要挂念。后来，有警察来问，家里是否有我发回的信件，我爸爸就说有，我妈妈和妹妹都上去抢那个电报，但还是被警察给抢到了。警察们如获至宝。没过几天，也就是在1989年6月19日，我就在保定被抓。
为这个电报的事情，我说我肯定没发过，我那时一直都是一个人在保定隐藏，别人不知道我家地址，也不可能代我发电报。我认定是我家人将电报内容记错了，我家里所有人都认定是我被关傻了。两方面都很明显的认为是对方记错了，太明显了，以至于我们双方谁都不愿意去深究这个置我母亲于死地的电报的来龙去脉。
1996年4月我逃到北京的那几天，北京警察四处追捕我，曾经在刘晓波家和许良英家两次将我堵住，我都侥幸脱逃了。后来，陈小平还带着北京警察到我的朋友家里四处去搜捕我。于是，我不得不提高警惕，即便是吃饭的时候，我都要不时地从窗户观察楼梯口处是否有人盯梢。
“干嘛那么紧张，你这么等不及啦！”见我如此紧张，吴蓓就嘲笑我。
“我可不能让警察将我堵在你家里，那我将来可无法跟我的哥们张虎婴交待。”我跟吴蓓开玩笑。
“哎呀，你就别装了，我什么都知道。”吴蓓非常神秘地说。
“你知道什么呀，那些警察在刘晓波家险些将我抓住。”我跟她解释。
“你还装神弄鬼，我早都知道了。”吴蓓愈加神秘。
“你到底知道什么呀！”我也被她搞糊涂了。
如此这样捉迷藏反反复复多次，吴蓓见我真的是不知道什么，就再次问我：“你真的不知道？”
“我知道什么？”我愈加糊涂。
“我跟你都是这么多年朋友了，你们见面还搞的那么神神秘秘，连我都不让知道。”吴蓓有些生气了。
“我跟谁见面？”我仔细想了一下，我确实不曾跟什么人要见面啊，“我真的没有约会。”
“真的吗？跟她也没有约会？”
“怎么可能，”这时候我才知道，吴蓓怀疑我跟我的前女友有约会。“我跟她，早就结束了。”
“哎，你们不是约好了要见面，还瞒着我吧？对我还这么不信任？我又不会给你们告密。”吴蓓真的有些生气了。
“我为何要瞒你，她在四川，我在这里逃亡，如何跟她约会。”
“你看你还在撒谎，还嘴硬，我告诉你吧，她已经到我家来过了。”吴蓓非常得意，以为她终于揭穿了我们的秘密。
“真的吗？”我顿时瞪大了眼睛，“她现在在哪里？”
“你真不知道？”吴蓓还是不相信我们没有约会，“就在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她刚刚离开我家不久。
“真的？我跟她竟是擦肩而过？”我一片茫然，“你不是开玩笑吧？”
吴蓓此时方才确认我不曾骗她。过了许久，她问我：“要不要我跟她联系一下，让你们见一面？”
第二天，在吴蓓的安排下，我和我那位女友都先后来到了吴蓓家。我先到一步。等她到来时，她突然见到开门迎接她的是我，她几乎昏倒。我们整整七年没见面，吴蓓又没有告诉她我会在这里等她，她几乎是将我当成鬼魂了。
我们立即告别吴蓓，去到一家饭店，喝酒，也喝咖啡。
她更加漂亮了。恢复平静后，她笑着说：“我们两个肯定是有什么缘分，不然怎么会这么巧？我刚到北京，你也到了。我刚刚到吴蓓家，你随后就到。吴蓓肯定是以为我们两个在合伙骗她。你看我们离开她家时，吴蓓笑得那个甜，还那么神秘。我从今往后真的没法再跟她解释了。”
“我们这几年，竟有那么多的巧事，”她滔滔不绝，“你看，那年怎么你也在保定，我那时也在保定。”
“啊，”我突然反应过来，“你那时也在保定？”
“是啊，”她很开心，“那时你没让我上你们的车，学校也都停课了，我随后就去保定了，去马莉家，就是我同宿舍的马莉。”
“是你从保定给我家发了电报？”我相信我的眼睛都已经瞪圆了！
“啊，原来是这样！”我顿时明白那个惹祸的电报的来历了。
“是啊，我们总是这样巧遇。”她感叹说，“这只能是上帝的安排。那个通缉令上的照片还有我的一半哪。我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给我们拍的那张照片。想不到很早以前他们就开始随时随地给我们拍照了。”
说到往事，她十分开心。没有忧伤，没有惆怅，毫无怨言。
共产党在1989年发布通缉令时，特意选了一张我和我女朋友手挽手的照片，我右手还提着一瓶啤酒。那张照片应该是在1988年秋天由每天跟踪我的便衣们偷拍的。那时我们住在北京双泉堡的北京社会经济研究所。我们时常到附近的一家商店购物。
我在1989年6月19日被抓住后，立即送到北京市公安局。公安局里出来几个便衣警察来指认我，那几个人一见我面就手指着我大喊：“就是他！”那就跟横路敬二指认杜丘一样！
有一个便衣还得意地问我：“你知道那张照片是谁拍的吗？”
“是你喽。”
“正是，算你聪明，你猜对了。”那个便衣更加得意，“你还牵着你的女朋友，手里还提着啤酒，你到是美滋滋的，你知道你把我们可给折腾苦了。”
“谁让你从事这种见不得人的职业啦。”我嘲讽他，“下次再给我偷拍时，你给我留一个备份，将来好送进博物馆。”
“你他妈的想得美，你还有下次吗？”那个便衣恶狠狠地说。
“你们选择这个我手提啤酒的照片，是准备说我手提土制燃烧弹去炸坦克吧？那我不成了董存瑞黄继光啦。”我继续嘲弄那几个便衣。
一个武警见我在北京公安局里还敢如此放肆，端起长枪冲过来，就想用枪托砸我，被几个便衣给拦住了。
后来我看到公安部内部发行的通缉令小册子，我的那一页就是我和我女朋友的全身照，那就跟刑场上的婚礼一样。
听我跟她这样讲，她更加开心了，好像我们这七年就不曾分开过。
那天晚上，我们很快分手。一周后，我便来到了美国。后来接到几封吴蓓来信，说我走后不久，就将吴蓓和她7岁的女儿都给抓起来了，审讯了她一天。我还有那封信的原件。她怪我当时为何不小心要将她们母女牵连进来，再后来她多次写信跟我道歉，说不该怪我。
我的那位女朋友也被警察审讯几次，大概是我到美国的一周后，她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她吃了一百片安眠药，很快就会离开人世。我立即给她父母打电话，她父母又给警察打电话，才将她抢救过来。从此，她无法在原单位继续工作，她的公司让她在北京上海深圳选择一个地方，她选择了去深圳。在深圳没过多久，她的生意就越做越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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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张晓平介绍吴蓓文章。【】内是我的评注。
【本文作者张晓平当年曾经多次给六四家属转送善款。在我坐牢期间，我家人跟他多次见面。】
张晓平：关注“六四”死难者和伤残者的吴蓓女士
早就想写写吴蓓，因为，她是89「6.4」之後完全凭著自己的社会良知最早寻访死难者和伤残者的人士。
转眼我认识吴蓓女士已有10年了。记得1993年中，有一位89年被捕的东北学生【这里应该是指刘刚】的家长来京上访，一位朋友带他和我见面，因我那时对89年受迫害的学生的情况也十分关注。不一会儿，一位女士骑车带著一个3、4岁的小女孩也赶了过来，是那位朋友通知的，也是来看望被捕学生的家长的。这就是吴蓓女士。那时，她是30岁左右的样子，精干纤细的身材，一副南方女子的模样。後来得知她是在合肥长大的。她的那3、4岁的女儿，也是一副聪明可爱听话的神情。
事後，朋友向我认真地介绍了吴蓓。我开始知道，她是毕业於北京科技大学的研究生【上海交大物理系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北京钢铁学院（后改名为北京科技大学）当助教，因六四事件被牵连，后转到联大当老师。】，後在北京联合大学某学院做物理教师工作，89「6.4」大屠杀後，许多地方都是一片万马齐喑。但她不畏白色恐怖，坚强地投入到寻访死难者和伤残者的活动中来。一个弱女子能如此，这使我对她产生了深深的敬意。不久，我就也和吴蓓建立起了联系，将自己在单位同事那里和邻里处了解到的一些这方面的消息转告给她。
以後，在接触中，我还在吴蓓那里见到过一些「6.4」的伤残者和89年受迫害的学生，以及关心这方面的其他人士。我们相识，在一起交流，相互鼓励著，与那独裁的、屠杀人民的专制当局进行抗争。
我得知吴蓓为此受到了当局的严重骚扰：有时警察闯到她家；有时闯到她的工作单位；有时强行将她带去警察所问话。单位也压制她的职称。然而，吴蓓并不屈服。她坚持做著自己认为是应该做的事情。
慢慢地，随著女儿的长大，吴蓓的家务事情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孩子该上小学了，需要她一个人地忙碌接送。她一天得往学校跑上四趟：上午接送跑两趟，下午接送跑两趟。因为吴蓓的家庭因其它种种原因早在多年前解体了，家务都要她自己来承受。并且，她逐渐要给孩子辅导功课和带孩子参加一些辅导班，等等等等。这些虽然花费掉吴蓓的很多精力，但她始终也没有因为自己的家务操劳和单位工作，而放弃了关注「6.4」死难者和伤残者的事情，也没有放弃关心著89年时期的受迫害的学生的事情。她总是和他们（她们）保持著密切的联系，时常去看望和给以力所能及的各种帮助。
这期间，吴蓓还写了一些文章在海外的民主刊物上发表，如《向江棋生致敬》、《致「六四」难属的一封信》、《耸立的「六四」》、《向「六 四」受害者致敬》、《「六四」受害者方政的遭遇》等，揭露当局「6.4」大屠杀的真象，把国内的情况告知更多的世人。在经过了朋友们的共同努力，一个不屈的坚决与专制当局的「6.4」大屠杀进行斗争的群体逐渐形成。
然而，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在哪里都表现得淋漓尽致──非但在官方的专制阵营中，就是在一些披著所谓的神圣理念外衣的人士【这正是指丁子霖。】中也是一样。当一些事情通过大家的努力有进展、取得了眉目时，流言蜚语就开始不断地冒出来，说某某某自己家里也没有死人和伤残、为什么要如此前来表现特别的关心，说某某某或许是官方派来的暗探，等等。【吴蓓跟我说，去搜集确认那些死难者家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不仅是来自当局的干扰，更来自于许多死难者家属对当局的恐怖。起初，会有许多死难者家属会将她赶出家门，吴蓓有事去给那些死难者家属分送善款，但随后有些人就会将善款交给警察，警察就会来骚扰吴蓓。经过很长时间这样艰苦的查访，大家慢慢才敢于互相联络。这时，丁子霖就开始对吴蓓进行造谣陷害。】
吴蓓终於和她所发现的这样的一些流言蜚语的传播者【这是指丁子霖】一刀两断了。我认为她做得很对：大家凭著自己的社会良知做一些事情，并不欠谁的，也没有义务要教育这样的人端正自己的人品、管好自己的嘴巴，当然也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能力，那就让这样的人去进行自我表演和去做孤家寡人吧！热爱社会的进步有条条的道路可走，不一定非要和这样的人总是挤在一起。
後来，吴蓓女士又投身到关注中国的环保事业中。她参加了社会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经常义务地去进行环保讲座和搞一些环保活动，也出国考察和学习了一些发达国家的环保经验。
吴蓓还对一种新的教育方法──华德福教育方法──产生了兴趣。她不顾自己已40岁左右的年龄，又毅然离职自费去英国留学，学习这种教育方法，准备将来将这种与中国的现行应试教育方法完全不同的教育方法，贡献给自己的祖国。【吴蓓将在英国学习的日记，整理成书，在过内出版。我有一本。等我找到后，再将那本书稍作介绍。】
而且，吴蓓始终也没有忘记那些善良的「6.4」死难者的家属们和那些伤残者们，仍是时常地去看望他们（她们），给以关心与帮助，即使是在自费留学中的暂短的回国看望女儿的时候。
如今，吴蓓的女儿也已长大，从一个当年我认识她时的3、4岁的活泼的幼儿，长成了一个该上高中了的大姑娘。吴蓓告诉我，孩子很懂事，把自己的零花钱攒下来，也帮助「6.4」死难者的家属。面对著家务的操劳、生活的重负、事业上的追求、以及警察的种种骚扰和做一些事情所不能不经受的坎坷与磨难，这些等等都没有阻止吴蓓在今天依然是精神饱满地要向著中国社会的进步献出自己的爱心。我认为，这也正是吴蓓女士的可贵之处。她对中国社会进步的热爱与追求，完全是凭著自己的一颗纯洁的社会良知的心，是无私的和最高尚的，并无掺杂著什么个人的仇恨和想从中捞取到什么回报的私念。这点在当年相识时就令我感动。今天的吴蓓女士依然如此。我要说，我要向吴蓓女士学习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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