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BBC天安門現場報道全紀錄

副总理之子当天向海外播报六四屠城真相被抓

六四屠城。（网络图片）

英国最近解密的一批档案，让中共六四屠杀的残酷再次引起关注。尽管中共一再掩盖，但外国官方公布的文件揭露出越来越多的屠城真相。即便是中共官方，也曾有体制内人士通过官媒向全世界播放屠杀当天的惨况，谴责当局暴行。唯一披露六四镇压及痛斥当局的中共官方新闻，来自六四当年时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副主任的吴晓镛，他的父亲吴学谦当时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国务院副总理。

1989年6月4日那天，吴晓镛是早班的值班编辑。他家住万寿路一带，一大清早要骑车上班，途经木樨地和公主坟，亲眼目睹屠杀后的惨状。当时很多屠杀现场还没来得及清理。

来到电台后，吴晓镛把路上见闻写成新闻稿，于早上6时25分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台播出，由当时值班的英语播音员陈元能向全世界播报。新闻全长约80秒，译文大意如下：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请记住1989年6月3日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大多是无辜的市民，被强行入城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杀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们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士兵驾驶着坦克车，用机关枪向无数试图阻拦战车的市民和学生扫射。即使在坦克打开通路后，士兵们仍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开枪射击。目击者说，有装甲车甚至辗死那些面对反抗的群众而犹豫不前的步兵。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深深地哀悼在这次悲剧中死难的人们，并且向我们所有的听众呼吁：和我们一起来谴责这种无耻地践踏人权及最野蛮的镇压人民的行径。

〝鉴于目前北京这种不寻常的形势，我们没有其它新闻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恳请您的谅解，并为您在这最悲惨的时刻与我们在一起而表示衷心的感谢。〞

以下是新闻的英文原稿：

Please remember June the Third, 1989. The most tragic event happened in the Chinese Capital, Beijing. Thousands of people, most of them innocent civilians, were killed by fully-armed soldiers when they forced their way into city. Among the killed are our colleagues at Radio Beijing. The soldiers were riding on armored vehicles and used machine guns against thousands of local residents and students who tried to block their way. When the army conveys made the breakthrough, soldiers continued to spray their bullets indiscriminately at crowds in the street. Eyewitnesses say some armored vehicles even crushed foot soldiers who hesitated in front of the resisting civilians. Radio Beijing English Department deeply mourns those who died in the tragic incident and appeals to all its listeners to join our protest for the gross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the most barbarous suppression of the people.

Because of the abnormal situation here in Beijing there is no other news we could bring you. We sincerely ask for your understanding and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at this most tragic moment.

六四屠杀之后，中共政治局召开一次会议，散会时吴学谦被留下，通知他将抓捕其子吴晓镛。随后，吴晓镛被判刑4年。吴学谦也被牵连，因此被剥去实权，1992年10月再被撵出政治局。

2014年5月，移居美国近20年的吴晓镛接受港媒专访，明言对当年的正义行为不后悔。

他说，在外国讲假话的代价大；反观中国，则是讲真话代价大。当时他不赞成学生的活动，但更不接受军队伤害人民，加上有同事丧生，因此他当时决定讲真话。

六四杀了多少人？

英国最新解密的1989年外交档案显示，时任英国驻华大使唐纳德（Alan Donald）的电报中引述一名中共国务院成员的消息，执行屠城的主要是中共27军，估计平民死亡人数至少为一万人。

档案还透露，屠杀结束后，中共国防部〝主动〞邀请外国驻华武官参加内部说明会，声称军队未向任何人开枪，天安门广场没有任何伤亡，而在其它地点死亡的200余人，都是因为军队向地面开枪时弹射的子弹所伤。

中共红十字会在〝六四〞清晨公布，医院方面统计的死亡数据约2,700人。

但据美国解密档案，现场更多遗体由军方直接处理，没有经过医院。档案披露，27军当时收到指令：天安门广场不留活口。杀戮完毕，他们就用推土机清理尸体，再将尸体烧掉。

白宫档案还包括，1989年6月16日，美国驻港总领事馆收到中方戒严部队线人的一份报告，报告引述一份中共官方内部文件，提到6月3至4日，在天安门及长安街有8,726人被杀。6月3至9日，在天安门以外的北京城有1,728人被杀。合计10,454人被杀，受伤28,796人。

1989年6月，六四戒严部队发言人张工与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共同举办记者招待会，声称戒严部队在执行清场任务的过程中，绝对没有打死一个学生和群众，也没有轧死轧伤一个人…… 

我所看到的纪录片《1989的女孩》

作者：秦伟平

2014年5月31日，在华盛顿中国驻美大使馆前举行的IFCSS六四25周年纪念会上，我听到一个年轻的女孩朗诵了一首诗，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她的名字叫杨倩怡，那首诗的名字叫做《1989的女孩》，诗作者是她的父亲杨海，无数位参加过1989天安门民主运动的爱国学生之一，当年走上街头的年轻人，如今都已经步入中年，很多人销声匿迹回归生活，少数坚守理想铭记六四公开谴责政府的人都成了当局眼中的异议人士，杨海，刘贤斌，王东海都是中国境内极具代表性的反对声音，王东海已经抱憾与世长辞，刘贤斌尚在监狱服刑，杨海身系大监狱无法出境与妻女团聚，他们都是当局眼中的意欲颠覆政权的反革命分子，持续数年的高压政策让这个国家风声鹤唳，民怨四起。1989对于这个国家和人民而言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有人不想提起，有人不敢忘记。         旅美青年导演杨雨先生就是海外无数个不想忘记六四的人之一，他和笔者年纪相仿，当年都只是一个懵懵懂懂的孩童，然而当我们通过不同途径知道那一段历史的时候，震惊和愤怒之情难以言表，中国经济近年搭上全球化的快车有很多提升，但是在政治领域却变得越来越黑暗和倒退，中国的社会问题比当年更加严重和激化，为了维护一党专政，中共政府每年支出的维稳费用早已经超过军费，山雨欲来风满楼。27周年过去了，六四学生的第二代已经长大成人，杨海的女儿杨倩怡生活在美国，她和刘贤斌的女儿陈桥，以及王东海的女儿王芷怡生活在一起，机缘巧合，三位1989的女孩辗转来到美国开启新的人生，导演杨雨用他的镜头记录了三个女孩的生活片段，讲述了她们在美国的酸甜苦辣和心路历程。 一想到1989和六四事件，公众就会想起当年政府屠杀爱国学生的暴行，人人血脉喷张，气愤不已。当我看到杨雨导演的纪录片《1989的女孩》，没有感到丝毫愤怒的气息，却有很多感动和思考，三个青春年少的女孩子，从思想禁锢的中国大陆来到自由民主的美国，她们非常热爱这里的学习和生活，每天可以看到蓝天白云，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人人友好善良，当她们讲述各自的背景往事之时，令人慨叹唏嘘，通过对比中美两国的教育生活环境，观众会有一种强烈的视觉反差，美国的民主自由并非高大上的口号宣传，而是渗透到每一个生活在美国的平凡的人心里，渗透在每一个生活细节之中，无论从女孩们欢乐的笑声，还是从她们餐盘上印刷的美国国旗图案，每个人都对生活充满了热爱和感激之情。人人向往自由，并非人人都愿意付出努力和行动去争取自由，也有人虽然来到自由国度，却并不真正懂得自由的真正意义，对于上天的眷顾和别人的帮助，没有一颗感恩之心，自私自利，更不能奢望他们去帮助更多人获得自由，海外数十万华人通过当年的六四血卡得以留在自由世界，他们对中国公众遭受的包括人权在内的诸多苦难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却迷幻在中共政府刻意营造的中国伟大复兴的梦境之中。  笔者很高兴看到陈桥和杨倩怡及王芷怡这些六四二代年轻人的觉醒和成长，她们有幸在美国接受良好的教育，未来她们也将会继承父辈的事业，为推动中国民主转型而努力，虽然这并非她们的责任和义务，这将是她们自愿做出的人生选择。杨雨这部记录片，通过华府人权活动人士曹雅学的讲述，观众也可以了解到维族学者伊力哈木因言获罪被判无期徒刑，他在美国念书的女儿菊尔也为父亲奔走相告的感人故事，笔者作为一个致力于推动中国民主转型和社会进步的青年学者，对于杨海刘贤斌王东海伊力哈木等前辈同仁的付出和勇气赞叹钦佩不已，也对这些1989后的第二代年轻人迎头赶上的觉悟和行动倍感欣慰，自由从来都是要付出代价的，选票从来就不是由强权者赐予的，对于拥有长达两千年专制历史的中国，民主转型之路注定是曲折和漫长，1989的民主运动是中国转型之路上的一次里程碑式的事件，虽然遭遇失败，但对于独裁政权造成强大的心理和现实冲击，让他们的政权合法性始终面临巨大挑战。笔者曾多次表示，中国的民主转型是一场接力赛，从西单民主墙到八九六四，从茉莉花革命到新公民运动，从南方街头到未来的全民上街，需要越来越多的八零后，九零后，甚至零零后踊跃参与，奉献他们的才华和智慧，甚至是青春和生命。 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重大社会变革和运动，年轻人从来就是不可或缺的主力军。很难想象，中国未来的民主转型如果没有广大年轻人的参与将会是怎样的一种景象，杨雨这部纪录片《1989的女孩》从一个视角告诉这个世界，并非所有的年轻人都不了解当年六四的真相，历史不会被遗忘，也没有被遗忘，不光是六四二代的年轻人，还有无数个越来越多的知道六四真相的年轻人，他们正在中国各地甚至海外积蓄力量，努力学习提升自我，准备为将来中国的民主转型事业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从思想层面上来看，年轻一代的想法与老一辈的想法有很多不同，他们内心大多很平静，并没有过多的仇恨情绪，在现实生活里也都是自然竞争的成功者，对于生活和未来充满自信和感激，之所以投身反对之路，是因为他们明白，所做的这一切也是为了他们自己和更为年轻的下一代人，天赋人权，每个人都应该有资格过上有选票有尊严有保障的生活，每个人都应该享有公平和正义。 阳光的微笑是有感染力的，相信《1989的女孩》会带给你前行的力量。 【作者是旅美经济学者，《平论》脱口秀主持人，中青会会长，本文2017年3月12日写于美国首都华盛顿】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Monday, March 13, 2017

血与火的洗礼��我在1989年 刘贤斌 （四川）

我要感谢八九年的民主运动，因为是她让我那正直、善良和勇敢的天性没有泯灭。



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我认为这句话不无道理。一个人的性格一旦确定，那么在面对一件事情时，他就会与其他人有不同的选择，而这种不同的选择决定了他与别人不同的命运。二十年前，我还是一个充满青春活力、有着光明前程的大学生，谁也没有想到，二十年后，我却成为了一个饱经坎坷但仍奋斗不止的民运人士。我的父母都是正直、善良的普通人，我的身上流淌着他们的血液，我从小就决定为国家和人民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如果生在一个政治清明的时代，我也许会做官或者成为一个学者，然而一九八九年的民主运动改变了我的命运。由于受到�自由化�运动的影响，我在1988年就对这个政权失去了信心，当�八九�民运兴起的时候，我就迅速地卷了进去。但直到�六四�枪声响起的时候，我才彻底认清了这个政权的本质，从此就义无返顾地走上了反抗专制、追求自由和民主的道路。
   
只是我没有想到这条道路是如此的漫长，直到今天，我们还要为之付出艰苦的努力。二十年来，我两次被捕入狱，坐牢时间接近十二年，并无数次受到当局的打压和折磨，但是一想到二十年前那血淋淋的一幕，一想到二十年前那么多无辜的年轻的生命倒在了血泊之中，我就一再咬紧牙关坚持了下来。二十年来，我从来没有为自己的选择后悔过，我甚至要感谢八九年的民主运动，因为是她让我那正直、善良和勇敢的天性没有泯灭，是她让我明白了自由民主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是她让我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从而总算做了一个真正的人。
   
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八九�、�六四�可能是相当陌生的字眼，但对于我们这些经历了那场伟大运动的人来说，那五十多天的日日夜夜却一直铭刻在我们的脑海里��
   

一

1968年10月2日，也就是�文化大革命�闹得最厉害的时候，我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我的父亲是个普通工人，母亲是个普通农民。在母亲严格的管教下，我从小就是一个受父母、老师喜欢的乖孩子。读小学的五年，我一直担任班长，那些小学同学到现在还称我为�老班长�。读中学的时候我也一直担任班干部，甚至在高中毕业的时候还获得过市级�优秀学生干部�的称号。可以这么说，在青少年时期，我是一个典型的�共产主义接班人�。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我这个�共产主义接班人�最后竟然变成了共产主义的掘墓人。记得在1991年6月，我因积极参与�八九�民运而被关押在秦城监狱时，提审我的警察看见我特别顽固、无可救药，就呵斥我�忘恩负义�。我真的忘恩负义了吗？没有！从中学到大学，从1989年到现在，我在骨子里仍然是一个中国人，我的胸膛里跳动的仍然是一颗滚烫的中国心。早在上初中的时候，我的一个地理老师就经常给我们讲中国的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就是在这个时候，也就是在我14岁时，我就决定将此生奉献给这个国家和民族，我立志要像拿破伦那样来改变我的祖国的命运。所以说，我最早的信仰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自由民主主义，而是民族主义。因为这个缘故，我在初中毕业时没有去报考师校，而选择了读高中，而且考上了遂宁最好的高中��遂宁中学。又因为这个缘故，1987年我考上了一所专门培养国家干部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我的这种人生志向，同学们都很清楚，因此在高中毕业的聚会上，许多同学都祝福我将来能够成为中国的拿破伦。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的同班同学欧阳懿��一个喜欢诗歌和文学、秉持良知且追求真理的人��慢慢成为了我的知心朋友。二十多年来，我们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鼓励，最后一起成为了坚定的民主斗士。
　　
对于一个像我这样来自农村的学生，大学无疑是知识的海洋。进入大学后，我感觉到了知识的极度匮乏和饥渴。听说当时的人大图书馆藏书几十万册，但我几乎都没看过。于是除了上课之外，我将自己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看书上面，甚至由于有些课程��诸如《政治经济学》、《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太过枯燥乏味，我还经常逃课到图书馆去看自己喜欢的书。由于具有民族主义的思想，一开始我主要是看一些历史、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书籍，后来就爱看一些世界经济方面的杂志。我逐渐了解到，中国的实力并不像中共所吹嘘的那样强大，在中共统治的几十年里，中国社会在各个方面并没有取得多大的进步，于是我开始对中共所编造的一系列谎言产生了怀疑。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大概就是指这种情况吧。刚上大学的时候，我还像许多同学那样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也就是说我曾经也向中共组织主动靠拢过，但仅仅过了大半年，我就彻底打消了入党的念头，我认为这样的组织不值得我效忠。
   
1988年暑假回遂宁时，欧阳懿给我推荐了一本《山坳上的中国》，这书给我强烈的震撼。我没想到在中共的领导下中国与世界的差距竟然如此严重。我彻底打消了对中共的一切幻想，陷入了焦虑和痛苦之中，我不知道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怎样才能实现我的强国之梦。回到学校后，我在人大遇到了一个朋友，经过一番交谈，我发现我们的思想竟然惊人的相似。不久，这个朋友就提出应当组织一个政党去取代中共的统治。这真是一个大胆的想法，我非常吃惊。在后来的几天里，我一直处在极度兴奋之中。不过后来我们还是没有组建政党，只是经常聚在一起讨论一下关于民族主义方面的问题。在这期间我写了一本《魂系中华》的集子，都是关于民族主义方面的文章。
   
那个时候，�自由化�的春风刮得正猛。
   
1987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因支持学潮和�自由化�运动而下台，而接

冷万宝: 我的1989年

(启事：全球纪念“六四”十五周年筹委会举办六四征文活动以来﹐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响应，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教授对筹委会表示，她很高兴地看到有如此多亲身参与八九民运的学生与市民公开站出来见证大屠杀。征文活动进行到今天正式结束，共选出作品共六十篇，不日将会公布征文评选结果，并欢迎各界对提供宝贵意见，有关详情，可上www.global64.com查询，或电邮至64-15@hotpop.com。)

上、声援爱国学生运动

今年是1989年那场轰轰烈烈、气壮山河的伟大民主运动被中共当局血腥镇压后的15周年。

那是一个充满自由、充满希望、充满光明的短暂时光，同时那也是人类史上最独裁、最绝望、最黑暗的漫长岁月。

1989年春天，在中国发生了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对自由的渴望，对民主的希望，对光明的追求，是那时的我──一个年轻人最憧憬的梦想。而这个多年来在“民主沙龙”（“民主沙龙”是唐元隽在80年代初发起的，前后有几十人参加，主要关心和探讨国家所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的走向）曾经畅谈及编织的政治梦想，一旦在我的现实生活当中展现出她美丽的蓓蕾之时，激动、兴奋与冲动的情感，几乎在我的血液里不停的涌动。被奴役几千年的中国人民，真的将会在自己生长和生活的土地上挣脱精神上的枷锁及专制独裁者的宗法羁绊？国家将会真正的实现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理想吗？

在北京天安门爆发的民主运动，很快波及到全国各地，并得到了千千万万的学生与民众的响应和支持。4月下旬，在吉林长春，我与朋友们多次去街里观看主要由学生组织的声援北京学生运动的游行，并为学生能够行使宪法所赋予言论和游行示威的自由权利所感动、所鼓舞。但无论是北京学生的游行、静坐及单纯的善意的请愿，还是全国各地学生的声援，不仅都没有得到中共当局的善待，相反却专横跋扈的炮制出诬陷学生爱国行动是“动乱”的“4．26”社论。

当时，我们通过各种信息渠道包括当时改革派控制的官方的媒体报道──中共统治下的一次昙花一现的新闻自由。我们了解到：青年学生对中共当局这种无视、践踏宪法的行为及长时间对自己的良好意愿采取冷漠、麻木、冷血的态度的状态下，被迫无奈的走向绝食的道路，并以此想唤醒政府官员的人性回归及承当起对国家负责的重担。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善良及天真的学生不惜用自己的身体和生命，在忍受着风雨冷热的摧残、在忍受着饥肠辘辘、在忍受着病魔缠绕的同时，依然不停的在为了整个人民的利益、在为祖国的命运奔波著。

学生们燃烧的爱国之心，换来的依然是强权者的冷漠、麻木和专横。面对着学生们的健康在一天天在衰退，他们的生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难道我们能眼睁睁的看着学生们像流星一样陨落吗？难道我们能让中国的未来成为洪荒远古吗？

在“位卑未敢忘懮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驱使下，作为热爱、追求自由、珍惜生命的热血青年──我和一些“民主沙龙”的朋友，在“民主沙龙”的发起人唐元隽的倡导下，起草了第一份《告车城人民书》。在书中写到：“难道我们还要理智的观望吗？！难道学生们不惜生命，我们还要无声无息吗？！难到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还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有秩序地倒下去吗？！（几十个倒下去了，数百个倒下去了，上千个倒下去了……）难道还要让没有倒下去的同学继续倒下去吗？！不！车城不能在沉默了，朋友们，真正到了该行动的时候了。学生为了什么？！爱国无罪！民主无罪！”“为了让学生们少倒下一个，为了祖国，朋友们，行动起来吧！”我们呼吁第一汽车厂的工人，请于19日晚5点在汽车厂正门广场集合，“共同前望长春市人民广场，声援北京学生。”

89年5月18日下午，我和“民主沙龙”的朋友李维起草完《告车城人民书》之后，便去商店购买毛笔、墨水、纸张等书写用具，商店的服务员似乎知道我们要做的事情，于是多给了我们一些纸张，并说“我们支持你们的行动。”听了服务员的话，我感觉到身上的血液在涌动、心跳也有些加速，人们在关心、在关注著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的命运。在夜晚来临之前，我们抄写了几十份《告车城人民书》，找了很多朋友，在汽车厂各处的大门的醒目处、在各单位出入的大门口、在商店、车站等公共场所张贴《告车城人民书》，我们几乎忙活了到后半夜，很多朋友没有回家，在集体宿舍休息了几个小时。早晨我们又起来很早，骑自行车四处查看张贴《告车城人民书》的地方，防止出现被损坏的现象，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张贴的《告车城人民书》几乎完好无损。白天我和一些朋友买了制作横幅的白布及小型标语的纸张等游行所需的宣传用品。

89年5月19日下午4点多钟的时候，在汽车厂，无论是下白班的职工，还是上夜班的职工，陆续的聚在汽车厂正门的广场上，很快就形成了人山人海的场面。本来我们决定5点钟出发，但由于人越聚越多，职工又不知道如何去做，场面略有些混乱。于是，我和李维高高的举起白天制作的“第一汽车厂工人声援团”横幅，职工们马上聚到我们的周围。我们把横幅交给身边的人，让他们赶快到马路上带着一汽职工往前走，工人们在“第一汽车厂声援团”的横幅指引下，很快形成了游行示威的队伍。我们把另一写有“学生万岁、民主无罪、爱国无罪”的横幅交给其他人，这副横幅很快汇聚到游行队伍的洪流之中。随后我和李维骑着自行车往游行队伍的前面赶，队伍当时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骑自行车，这是一只不小的队伍，足有上千人，他们有的手中握有我们及他们自己制作的写有标语的小三角旗。另一部分是徒步游行的声势浩大的职工队伍。我和李维行走在骑自行车与徒步游行队伍的之间，保持队伍之间的距离。唐元隽、吕忠良、梁立维等一些“民主沙龙”的朋友，走在徒步游行队伍的前面，带领着人们不时的高喊“救救大学生”、“民主无罪”、“爱国无罪”、“反对腐败”、“打倒官倒”等口号。口号声响彻在游行队伍的上空，并得到街道两边围观的群众热烈欢迎，一路上有人不时的把一些饮料、饼干等食送给游行的职工们。显然，我们的呼吁，我们的行动，正是人民的心声。

当声势浩大的队伍向省政府挺进的路上，一汽厂的公安处的警察竟开出三轮摩托车出现在游行的队伍前面，并在前面开路，而且在晚上游行结束时，汽车厂派来十多辆大客车，还有厂宣传部的一个领导，把徒步游行的职工送回厂区，那位领导还说了一句，“我的心情和大家是一样的”。至今笔者不知道警察的行为，还有总厂派出大客车的举措，是出于个人行为，还是一汽总厂领导的决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的汽车厂的警察或领导是倾向学生运动的。

游行队伍走了近五个小时的路程，来到了省政府的门前，唐元隽、董梦祥（诗人）等人代表一汽职工，向在省政府门前的绝食学生表示慰问，并说：“一汽工人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

第一次游行在非常有理性、有秩序、和平的状态下结束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行使游行示威和表达意愿的权利。

中、反思中国人在宪法下的生活状态

第2天──5月20日，北京虽然戒严，但中国人民并没有被穷凶极恶的李鹏之流所下倒，全国人民争取民主的呼声反而更强了。在组织完第一场游行之后，“民主沙龙”的朋友和游行过程当中认识的一些朋友，在每天下班之后，都聚在汽车厂的体育场处，分析运动的走向及商讨今后的工作如何进行运作。我们做了具体的分工，唐元隽担任召集人工作，梁立维、林语行、吕忠良等人负责联络工作，董梦祥、李维和我负责宣传工作。

在此期间我写了一篇《致车城同胞一封公开信》的文章，在这篇反思中国人在宪法下的生活状态的文章中写到：“卢梭先生曾经说过这样的一段话：‘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的一切的主人，反而比其他更是奴隶。’当我说卢梭先生的这段话，仍然是恰如其分地概括出我们今天的状况时，那些曾经并且现在依然是被冠之为主人翁的人们，一定会认为我是在蛊惑人心或是妖言惑众。但是我想，人们如果抛弃现成的陈腐的答案，用理性的思维，冷静地思考一下所走过的人生之路以及所经历过的种种史无前例的破天荒的不幸的灾难和悲剧时，人们将不仅不会认为我所说过的话是言过其辞，而且还会在自己反思之后,得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鲁迅语）、中国人的大脑不过是独夫的跑马场、中国人的生命不过是那些自以为是伟大、英明、巨人的专制者的影子或木偶这样的结论，而感到惊心动魄，并且还会有一种被侮辱被迫害过的感觉，在人们的胸膛里冲撞。我们生活在拥有宪法的时代，然而宪法赋予我们的基本权利有那一天兑现过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宪法第二条）及公民应有的各种权利的条款，在我们享有的过程中，在其结果这面镜子面前显得是那样的暗淡无光和自形惭愧、无地自容。言论自由不过是上到国家主席、元帅，下到一文不值的知识分子或普通人的掘墓人。结社、游行、示威等权利不过是打手手中的大棒或刽子手枪膛中的子弹……这就是赋予我们基本权利的宪法。一部在海壬（荷马史诗中的女妖，其常用美妙的歌声诱人上钩，然后把人吃掉）美妙歌声中诞生的宪法，对我们具有服用可卡因效应的宪法。这部宪法就像独眼的山洞巨人吕波斐摩斯（荷马诗中人物）对没有任何权利的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虎视耽耽，而对无视、藐视、践踏我们人权的特权阶层的腐败、谋杀、掠夺以及一切的肮脏行为不仅袖手旁观无动于衷，而且还往往赋予神圣的革命名义加以歌功颂。这个特权阶层就是用美妙的歌声诱噬生命的海壬，这个特权阶层就是不受任何法律制约而又受自制法律保护的贩卖可卡因的犯罪集团。──这就是我们国家的宪法，一部反反复复导演《悲惨世界》以及《狼和羊》剧目的宪法。我认为，我们国家今天这样的现状，就是我们众多的人们在美妙的歌声中甘心情愿地放弃自己天赋的人权造成的。今天，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样的一个现实，我们放弃自己的人权，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就是放弃自己的义务，甚至就是犯罪，我们的犯罪就是特权阶层的土壤，我们的犯罪开始就是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作为羔羊拱手让给刽子手任意宰割的开始。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什么神仙皇帝，拯救我们免于因行使公民基本自由权利或在不知为什么的情况下而带来的不幸或灾难的，只有我们自己努力才能争取获得到。为了世界的和平、人类的福祉与繁荣，也是为了我们个人挣脱精神枷锁获得自由。基于此，我们希望以理性、和平、非暴力的方式去争取属于我们的宪法权利。最后，我想说一句，尽管我们追求的目标，道路是崎岖、坎坷、困难重重。但是，我们坚信，只要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时时刻刻地在我们的行为中体现出来，那么在我们的国家里人拥有尊严、平等、自由的这一天，必将到来！人民争取人权、民主、自由的正义事业万岁！”从文章的字里行间可以说能反应出我们当时的激情、我们的热血沸腾以及我们的梦想。

当时我还起草了《募捐爱国学生倡议书》，“敬请工人兄弟们，慷慨解囊，拯救我们的同学，我们的未来……”汽车厂一位很有名气的诗人董梦祥写了很多以学生运动为背景的诗篇，可惜，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已迫害成了精神病人，否则的话，可以欣赏他的大作。

下、抗议残暴政府

一、

6月3日晚，中央电视台不停的播放具有威胁恐怖色彩的《紧急通告》。对中共历史稍了解一些，就知道“流血事件”将要发生。由于中共高层改革派错过了与人民力量为伍的机会，使得保守派有机可乘，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6月4日制造了一场震惊寰宇的大惨案。第2天早晨，我和李维去吉林大学了解情况，果然不出所料，北京天安门发生了惨案。尽管我预料惨案会发生，但一旦真的发生，我还是有些不相信是真的。看到惨案消息，我头脑一片空白，我的血液在凝固，仿佛整个世界都不存在了。年轻的生命，宝贵的生命，就在震耳的枪声和弥漫的硝烟中消失了，多么可怕的政府，多么残忍的政府，多么兽性的政府啊！我仿佛也变成了被激怒的野兽──我要咆哮、我要怒吼，我要撕毁这个野蛮的禽兽不如的政府。我当时可能是真的有些疯了。我记得那天早晨，天空阴云密布还飘下阵阵懮伤哀怨的雨丝，连上苍都有恻隐、怜悯、同情之心，可自称“为人民服务”的中共对人民却挥起了刽子手的屠刀。中国政府对学生及民众的民主诉求的肆无忌惮的践踏，顿时让我对政府的未来产生彻底的绝望，中国政府拉开了历史上最黑暗、最残暴的一幕。

当吉林大学的学生走出校园上街游行示威抗议残暴的政府时，懮伤的上天悄然地停止了哭泣，远处的天空露出了红晕的霞光。我和李维参加完学生的游行之后，我让他回家去看看家中的母亲，当时不知是一种与父母作别的潜意识在作崇，还是抱定为国赴难的决心，但彼此心照不宣，并约定好明天上午汇合。

第2天6月5日上午8点钟左右，李维来找我，说去梁立维家里。很快我和李维、唐元隽、梁立维、黄学峰等人聚在梁立维家里。当时我们似乎都没有商量，就决定再次呼吁民众上街游行示威抗议中国政府的暴行。随后我们起草了《急告车城人民书》，在书中我们写到：“6月4日，惨无人寰灭绝人性的惨案，在举世睹目的北京城中发生了。北京在流血，眼泪和愤怒已无济于事。反动政府已把我们的同胞当做任意宰割的羔羊。车城的同胞们，难道北京人民的鲜血，还不能唤醒我们吗？！政府的流氓和卑鄙，法西斯的暴行，已经让我们再不能容忍了。一分钟的沉默，就会有上千人流血，血！血！！血！！！同胞们起来吧！反对暴政！反对流血！！反对屠杀！！！一汽工人号召长春市的工人阶级迅速行动起来，举行总罢工。一汽工人决定于6月6日晚4点40分举行抗议暴政游行。希望长春市的工人阶级行动起来，一起投入到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中来。起来吧，长春市的工人阶级！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起草完呼吁书，我们就分工为游行示威的行动做准备。在这个过程当中，梁立维家中的一台黑白电视机始终播放所谓的“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新闻，红色恐怖对于一群心装“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热血青年而言，已经是起不到任何恐吓的作用。

我们按著各自不同的分工去行动。唐元隽去召集其他“民主沙龙”的成员及第一次游行认识的活跃人士。梁立维、林语行等人去动员长春市另一大型企业纺织厂职工出来游行。我和李维等人再次去购买宣传所需用品，当我们再次遇到上次卖给我们纸张的服务员时，她一方面把我们需要的东西递给我们，一方面又关心的对我们说：“这次非同寻常，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非常感谢她的关心，又好象跟她开玩笑的说：“一旦我们真的倒下，别忘了给我们送上一束鲜花。”她说：“不会的，如果真是这样，我也会去上街游行的。”

晚上8点左右，我们在唐元隽的单位办公室，探讨了明天游行可能出现的问题，如是否遭到暴力镇压，单位领导及警方是否会阻止等问题。由于政府的残暴，我们的良知已经不允许我们考虑那些无法预测的问题。于是，我们在黑暗的笼罩下，在汽车厂职工主要出入的地方，张贴《急告车城人民书》。第2天，当我们四处查看时，这一次的张贴没有上次幸运，发现很多张贴的《急告车城人民书》被撕毁，于是我们继续补贴，并在职工上班高峰之时，我和李维又把一张《急告车城人民书》贴在一汽厂正门的墙上。当时由于吉林大学的学生在职工未上班之前，就把汽车厂的很多大门用人墙挡住了。职工本来就不满政府的暴力行为，我们的呼吁正符合职工的心愿。于是，相当的职工就聚在汽车厂正门的广场上，听学生们的演讲和我们的呼吁，等待晚上的游行。

梁立维等人成功的动员了长春纺织厂的工人在规定的时间里出来参加游行，纺织厂工人还给了梁立维等人大量的白布及有背带的围裙。上午，我找了一些大学生及朋友到我的家里，用梁立维带回来的白布等物品制作横幅及在围裙上书写标语口号。我写了“我们来了──长春第一汽车厂工人老大哥”的横幅及在白色的围裙上写完了“誓死捍卫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之后，并把写好标语口号的围裙放在身上，就又去了汽车厂广场。下午我和唐元隽等人又聚在在梁立维家里，但这次聚会，我们好象有很多话要说，但我们似乎又没有说什么，每个人的表情都很严肃。

二、

6月6日晚上4点20分左右，有两千多人的长春纺织厂职工打着《长春纺织厂工人声援团》的横幅，来到汽车厂广场来汇合。我们让纺织厂职工先走，然后让数百名大学生跟在纺织厂队伍后面。随后，第一汽车厂职工在“第一汽车厂工人声援团”的横幅引领下，浩浩荡荡的一汽职工向省政府再次挺进，写有“反对暴政、反对流血、反对屠杀”、“我们来了──长春第一汽车厂老大哥”在游行队伍的上空特别醒目。在游行示威的过程当中，有市民不断的加入队伍之中。一路上，游行队伍时而高喊“反对暴力、反对流血、反对屠杀”、“李鹏不下台，我们天天来”、“打倒暴君邓小平”、“我们要自由、我们要民主”等口号，时而高唱悲壮的《国际歌》。那数万人的声势仿佛就是一首由大学生、市民、工人共同谱写的抗议政府暴行的气壮山河的大合唱。

在夜晚到达省政府门前，我们呼吁省政府领导人抗议中国政府的暴行及敦促其赶快停止暴行，通过民主和法治的轨道解决问题。省政府的大门禁闭着，对人民的正义呼声熟视无睹。面对着没有人性、没有正义感的政府官员，我们只好把游行队伍带到长春市地址宫广场举行悼念英灵的追悼会。广场上的灯很快被官方停了电。于是，我们在黑暗之中，在为英灵默哀及致完悼词之后，由学生、职工、市民分别派出代表，在主席台发言。李维上台代表一汽职工宣读《罢工宣言》，事实上，在我们贴出《急告车城人民书》及在学生的组织下，汽车厂在相当多的职工不出工的情况下，已经处于停厂状态，并延续到第2天。纺织厂职工也派出代表宣读一份《罢工宣言》。最后，悼念会的主持人，把长春市大联合的游行示威活动的一天，定为“春城人民觉醒日”。午夜，游行活动在悲哀、肃穆的气氛之中结束。

第2天6月7日下午，疲惫不堪的我和李维在汽车厂广场根据职工的要求，组织了一次有几千人组成的队伍的上街游行。但由于这是一次没有事先准备的游行，游行的职工情绪似乎过于激动，有出言要砸毁省政府，而且参加游行的人越来越多。基于此，我一方面担心，一旦游行人员情绪过激，造成人员生命或身体受到损害的不堪后果。另一方面也与我们主张理性、和平、非暴力的原则不相符。于是我们把游行队伍带到地址宫广场解散了。随后，我和李维去了吉林大学。

3天之后的一个午夜，我在家中被逮捕。在狱中我写了一首《我走了》诗反映了当时的感受，诗中写到：

　“我走了
　　记忆中的那一天
　　一个宁静的没有风的夜
　　穿过母亲惊异陌生的目光
　　穿过幼女还不懂得挽留的眼睛
　　穿过父亲那道道熟悉预言的皱纹
　　我知道
　　当我不再拥有愚昧﹑无知﹑匮乏的大脑
　　当我脱去主人的外衣
　　赤身裸体伫立在墙这面镜子前
　　这样的时刻
　　会随着黑夜来临
　　我知道暂短的远离尘嚣
　　不过是使这夜缓缓离开世界
　　我知道长夜的蛰居
　　不过是让星光冲洗这史乘影印的底片
　　我知道当漫长的白雪覆盖大地
　　所有的目光都会投向雪地上放大的
　　照片
　　我走了……”

当时陆续遭到被逮捕的还有唐元隽、李维、梁立维、李忠民、董梦祥、吕忠良、黄学峰、林语行、王功权、隋东等大批“民主沙龙”成员及游行参加者。后来，参加“民主沙龙”与参加游行示威的行为被法院分别定性为所谓的“反革命集团罪”和“反革命宣传罪”，在铁窗之中我们开始了漫长的苦难生活。

常有人问我对自己的结局是否后悔，在狱中所写的《既然》一首诗，可以说是我对自己和其他人最好的回答：
　　
　　“既然想走出漫长的无边无垠的黑夜
　　　　我们何必在意是只风中的蜡烛
　　既然了解这片土地的人寥寥无几
　　　　我们何不做一粒别无选择的种子
　　既然没有人愿意在原始森林里生存
　　　　我们何不做丹柯燃尽自己的心灵之火
　　既然做了无愧于人的尊严的路标
　　　　我们又何必在意今天这铁窗的结局”。

在没有参加那场民主运动之前，我可以有多种人生选择。但我一旦汇入那场运动的洪流之中，我就没有任何权利再选择其他的生活方式，我有的只是义务和责任仍需努力去完成“6．4”英灵尚未完成的民主事业。

（2004年6月于吉林）

（附：征文活动得到许多中文网站和论坛的支持，并转载了大量征文文章，为表示对作者和首发媒体《大纪元》的尊重，筹委会吁请其它网站转载征文时注明﹕“全球纪念六四十五周年筹委会六四征文　《大纪元》首发”。谢谢！）(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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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治平89回忆录《原来这里有个门》

向大家推荐齐治平89回忆录《原来这里有个门》：该书记述了89年前后江苏的民主运动包括吴建民等人的事迹。这些外地青年比曝得大名的北京89名人们更少受人关注，更坚定勇敢，也受到更多迫害与折磨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0Wksd_3o5g5ZEVFaHZYa20zNTg/view

八六上海学运亲历记

作者：余音

正文：1986年底，上海发生了文革以来最大规模的学生示威游行事件。当时我正在复旦大学新闻系读书。 几点说明 一、1986年底，上海发生了文革以来最大规模的学生示威游行事件。当时我正在复旦大学新闻系读书。记得当时学校的期末考试是应付了事的，匆匆忙忙提前放了寒假。我在事件中甚为积极，还联合几位同学贴出了新闻系的第一张大字报，因下学期我未返校直接到外地实习，便逃脱了被办学习班的命运。这是事件结束后几天即12月28-30日，我写了一封长信给我在北京的好友，报告事件的情形。前几日搬家，又读到了这封信。现将原文打出来，算是对我大学生活的一个纪念。 二、文中的三个小标题"感受"、"经过"、"思考"为整理 时所加。 三、此次事件导致了胡耀帮、胡启立的失势和江泽民的上升。 此次学生运动所暴露出来的诸多弱点，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均得 到了修正。 四、1984，1985年底均有为纪念一二·九运动而爆发的学生运 动（原信中没有提及）。但以86年的事件为最。那时正是赵紫阳执政的时代。频繁发生的学生运动可能是当时激进改革的一种显现。 这是事件的一个最重要的背景。 五、因写信的时间距离事件很短，信中第三部分的思考多是一 些情绪激动的直白的感受，并未经过深思熟虑，且多局限于一个新 闻系学生的有限视角，议论是很粗糙的。但愿读此帖的网友们不要 因之生厌。因是个人的亲历记录，第二部分事件的描述也很狭隘， 希望各位经历过这次事件的网友能共同来完善它。如此种种，贴出 此文也就有了抛砖引玉的期望。我的邮箱号码为dued@263.net。 六、当年还整理有复旦大字报摘抄，以及有大约400余张黑白照片，但苦于资料太多及没有扫描仪，未能一并贴出。以后再说吧。 余音2/25/1999 感受 上海的学生运动想你也略有所知。前几天VOA报道，北京有三千 学生游行，声援上海，警察设置路障阻其进入天安门广场，详情不知。本月的中下旬，全国各地先后有七个地方发生类似的示威游行， 其中有上海、北京、武汉、南京、杭州、天津、深圳等地（加上合 肥、昆明等有十个）。其中以上海、南京、杭州三地破坏较为严重， 情节较为粗暴；以上海规模最大，是文革结束后至今最大的一次学生运动，前三天参加示威游行的人数最保守估计是十万人次（肯定 不止十万人次）。这是一次充分显示学生有限的实力又充分暴露学生全部弱点（作为一支政治力量）的激情恣肆而"短命"的学生运 动。它最饱满的力量与激情之显示实际上只持续了一天，以后便迅速转入余波而至于如今的完全平静。 它的出现实在是太突然了，突然得使我们其中的许许多多人 （后来是不由自主地加入进去了）对何以能在一两天之内爆发出如 此旺盛的激情而感到讶然与困惑，对这一次运动的原因、目的都感 到十分的茫然。——我们的日常的平静的生活里压抑著多么强烈而深刻的不满啊！而当它一找到其宣泄口时，不满的情绪便以一种可 怕的速度冲击著现实的一切。——我们不少人包括我在内起先都是 持著一种讥讽的态度的，我们觉得很可笑，很滑稽，但是，我们不少人也就在一夜之间改变了这种冰冷的目光。这场运动的发起在最广泛的大学生中是缺乏理性的准备的（而在运动中大学生却充分表现了他们作为准知识分子的理性的"有理有节"，这点下文还会提到），这是一场情感性的运动，而这种充实的情感力量正包含了对现实的最强烈的抗议。 这一特质强烈地表现在我们几乎找不出一条具体的、堪称原因 的原因，去年北大的反日货及前不久华师大的风潮（11月10-15日） 都有极明确的矛头所指，都有得以体面解决、皆大欢喜的可能性。 但这在本次运动中找不到。最早的交大的大字报（约出现于12月10 日）锋芒四射，却十分浅薄：有指斥学生会的，有把以前周志明案件（注一）提出来……等等。有人说交大的两名研究生被警察殴打（注二）是导火索，这是勉强可以成立的理由。我更倾向于它是属于"周志明案件"一类的理由。但是，却恰恰正是这类似乎是鸡毛蒜皮的（所谓"老帐新帐"）的不满最后指归至提出了"自由、民主、人权"，这是对我们现实的最深刻的反映，也是我们的现实的最"不合理"处（借黑格尔老人语：凡是现实的必是合理的，凡是 合理的必是现实的），也是本次运动的价值、意义及它的水平所在。 有人认为本次学生运动体现了学潮水平的下降，理由是它没能提出 具体的目标，如同大学生的反物价上涨等等（持这类意见的有不少是报界的新闻人士，为数相当不少）。相反，我认为，这正体现了 学生们已在一个较高的层次上来把握现实的矛盾。这恰恰是学潮水平的提高，而不是下降。 注一：周志明是交大四年级（？）学生，与华师大一同乡恋爱不成， 邃起报复之心，持刀至华师大8舍（女生宿舍）企图毁其女友之容， 为其女友之同学张露所阻，张露受伤。周志明据此被重判死刑已于今年执行，量刑过重是明显的。大约是既北外的冯大兴之后的第二 个被处死之大学生。 注二：11月份，美国"爱的旋律"演唱组来沪在万体馆演出。演员唱毕用英语邀请观众一同跳舞，其他的观众未动（听不懂？），交大的两名研究生接受邀请。事后被"请"到公安局蹲了一夜，当夜 挨了四名警察的打。 关于这场运动的这种情感性，还可以提供一个例证。前一段时间，孤独感、寂寞感是复旦的少男少女所热衷的话题（其他学校我不清楚），所谓的孤独感极大地侵蚀著大学生的心灵，这一度成为舆论分析的focus。我当时的解释是，这是一种世纪病——时代病， 当我把目光局限于"准知识分子"群落时，我甚至借用了汤因比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义。而当我把"孤独"置身于这场运动的大背景里时，我便发觉这是远远不够的。这种种歌花吟月的轻薄的忧愁，这 种种"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春情的哀伤，是多多少少受著现实的制约的，于是这本来轻飘飘的东西便积淀了（也许成分是有轻有重的） 沉甸甸的现实矛盾的深刻性了。 由此，我们是不是可以归纳一点，本次学生运动的背景或巨大 热情来源于对民主改革进程的缓慢的极度不耐烦。 诱发这种不满情绪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前面提到的种种便是 一种具体的表现；不可忽视的是中科大副校长方励之的演讲。方励 之有"中国的索尔仁尼琴"之称，此公想必你已有所知。他在十一 月从意大利回国抵沪时在交大、同济各作了一次演讲。这两次演讲我没有参加，但我看过他在去年在浙江大学的演讲复印稿，用官方的话说，是极具煽动性。（十一月演讲后，我曾就此事接触过几个层次较高的人士，普遍的反映是令人失望，有人甚至撰文说"方励 之的时代已经过去"。但这仅仅是个别人的失望。他在理工科学生里肯定还很有市场。）方励之之所以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因为他所演讲过的两个学校在此次运动中表现突出：交大是最先发 起；同济是运动之主力，20日一天几乎全校出动（由学生会带队）， 全校瘫痪近四天。 经过 下面我把运动的全况概要说一下（以上写于28日夜）： 10日交大开始有零星的大字报出现，内容前面已提及。至15日之间，大约出现了校方撕扯大字报之举，学校有沸腾之势。约在15 日，学生提出要上街游行，并要联络各高校协同行动；并有人私自打电话给美国住上海领事馆，透露了将要大规模示威游行的消息（定于19日）。18日下午约二时许，江泽民市长来到交大，与几千 名学生会面。江泽民"气势汹汹"（他是交大校友），学生相当不满，场上嘘声不断，辩论会从下午2：30持续至晚上7时过。会上有学生提议定15日为交大学生民主日。当时有三台录象机现场录象， 并牵引有线广播至会场外供交大全校收听。江泽民没能阻止学生于次日上街。（江泽民次举大约是想模仿柯云路小说《历史将证明》 中的省委书记。他的形象一直不太好，他是扬州人——江北人，上 海人对于江北人是传统的瞧不起。此前已有谣传不久市长将换马。） 但一直到18日前，复旦相当闭塞，至少对我们系来说是如此。 复旦人广泛地获知"事变"是在18日下午1：30以前不久。时值星 期四，下午1：15左右，同济大学（在复旦附近）近千名学生高举 "民主自由人权"、"起来吧，热血青年"等标语（白地黑字） 来到复旦，用一位现场旁观的教师的话说，是"串联复旦一起闹 事"。队伍在校门口被阻，复旦校门紧闭。时值上课时间，不少同 学正匆忙从宿舍往教室赶，教师员工也都要进入校内，便被堵在了 同济游行学生的后面，而大门的里头，却是几百名复旦学生在旁观， 起哄，当时复旦党委书记林克在现场。约1：30过，大门敞开，学生们似乎是胜利了，一涌而进，在复旦园内（宿舍区）□了一圈回 去了。 同济学生来后，复旦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无穷的传言在复旦流行。当晚，参加完一门考试，我于约8：10回来，经过食堂前（类似于北大的三角地）时，见广告橱里明显地张贴了几张大字报，并有不少学生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议论著什么。九时过后，气氛更加严 峻，各系的辅导员、党总支连夜召开学生座谈会，作思想工作，劝 说学生次日不要上街。更多的学生聚集在食堂前看大字报，人越来越多，此时大字报也越贴越多，明确提出了次日（19日，星期五， 下午是高校统一的政治学习时间）下午1：00在上海外滩市府前集中示威。这时的大字报内容多为攻击学生会，指斥学生会日常行径 的贵族化；攻击学校教育制度，如称学生会、指导员、考试制度为三座大山，等等。 19日凌晨一二时之间，昨晚贴出的大字报均被保卫处和学生会撕去，但天蒙蒙亮，又一批大字报出现在广告橱上，更有目击者把学生会、校团委撕大字报的某些人的名字具体的诉诸大字报，同时再次号召下午前往市府请愿。 18日晚是复旦的不眠之夜，也是上海各高校几万学生的不眠之夜。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了，在这腊月阴冷砭骨的寒风中，却 是不安与骚动，被压抑著的热力就要发挥出来了。 永遇乐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袁世凯处，民主自由，风流总被雨 打风吹去。宽松宽容，人民做主，纯系子虚乌有。想当年北大代表， 被穿小鞋如鼠。 亿万同胞，蒙赐人权，赢得双手黄土。十余年前，望京犹记人 民惨遭屠！可堪回首，假民真主，一片群魔乱舞。凭谁问，青年醒矣，尚能欺否？ 南乡子——民主有怀 何处有神州，满眼民主俱是愁，往往来来多少事，悠悠不尽人 权付东流。 压制有无头？空喊民主几时休？热血青年齐声吼，NO！NO！！ 我们不是刘阿斗！ 这是两首传抄甚广的词作，颇有天安门诗抄之盛况。这两首词是第一批贴出的大字报之一，被撕之后，又有人用红色圆珠笔重写 重贴。我是在19日上午抄录。 19日上午的复旦似乎还是平静的。人们在下课后纷纷到各处广 告栏阅读大字报，人太多，挤在前面的人便被要求大声诵读出来， 后边的人静声听之，不时爆发一阵阵的喝彩，犹如四五运动时的北 京。校方的对策是加强辅导员的工作，一个上午辅导员来过三次。 学生会则用舞会、讲座、电影录象等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 12：30过后，陆陆续续有同学三五成群出校门乘55路公交车到外滩去了。一个下午不时的有人前去，特别是在晚饭后更有大批人 前去。 我在下午一时过后与一同学前往外滩，随身携带一台照相机。 我们乘21路至武昌路在步行到外滩，一路上气氛异常，不时有穿军 大衣的大学生三三两两在路上行走或驻足等待。如此多的大学生模样的人突然地出现在这本来是十分清静（特别是在这个时间）的街道上，使空气似乎也紧张而压抑起来，颇有一点白色恐怖时期搞地 下工作的味道。——大学生们都严肃地快步走著，低声交谈著。骑 著黄鱼车不时飞驰而过的青工们飘下的话语更加紧了人们的神经： "今朝要出事体！"——这是火山爆发前的寂静与沉闷。 这一氛围在外滩更加突出。时间还没到，许许多多的大学生散落在外滩的长堤上（平时的这里，当夜幕降临，可是上海的情侣们的天地。）他们有来看热闹的如我，有来参加的。这一气氛极大地 影响了行人和市民，很多人不约而同地在市府前大道两边整齐地站立迎候著。他们的面前是刷刷两列武警。 我在市府大门右外角站定。我看不清游行队伍是怎样集合起来的。只见得远远他们走来了，高高的标语牌上写著："民主自由人 权"、"要求新闻自由"、"解放被禁锢的人性"、"反对官僚"， 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学生们在市府大门前的大道上站定，高呼 "江泽民出来"，高唱《国际歌》。这一时刻使我深受感动，这是 我生平亲眼目睹的最壮观、最慷慨的场面。而且这些人都是与我同 龄同样身份的莘莘学子。由此而改我冰冷讥嘲的目光。 在市府前稍事逗留后，学生们沿福州路前往人民广场（市中心， 市人大所在，场地宽阔）。学生主要是同济、复旦、上海大学等学校的。沿途有众多的市民围观。复旦的学生在市府前曾扯起"复旦人不再沉默了"的横幅。但走到福州路中段时，横幅消失了，人似乎也走散了。据同学说他们当天还看到有复旦人举的"复旦在怒吼"、 "反对新闻封锁"等标语，但我没看到。 至于这支队伍的人数，我曾先行在福州路与人民广场交汇处的一个人行天桥上，由此望去，整个福州路满满当当，人数我想不下 于三万人。 在队伍里我还看到有三名老外及一"清华大学"的旗帜，后听说是来上海实习的学生。 下午三时半左右，队伍出福州路与早在人民广场的交大等几个学校的学生会合。交大的学生至少五千人，有一面校旗。他们是由学校团委书记带队，秩序极好。人已挤满了一半广场（据说可容纳十几万人），而一半的人是围观的市民。 学生坐在广场与上海人大所在地的大会堂相对峙，没有结果。 我在4：15与同学离开广场，当时广场已被封锁，大学生可凭学生证进入，而外人不得入内。 之后我到交大，交大很平静，据说有一半学生在广场。我在晚上10：30左右回到复旦。在广场碰到的几个同学还没回来，当时我猜可能出了事。20日凌晨四时左右便知昨晚今晨果然有重大事变。 下面根据在现场的同学的叙述记录： 人民广场 下午五点多的时候，同济、交大、复旦等各高校都已派校车到人民广场接本校学生回校，的确接走了不少人（我在晚上6：30离开 交大时，在校门口恰巧碰到两辆满载唱著歌或乱喊乱叫的学生的校车——类似于公交运输车——返回交大。）但也有不少人留了下来。 他们提出两点要求：一、"江泽民出来"与学生对话；二、借扩音器。学生们以"对话"、"喇叭"等短语为口号不断呼叫。同时不断有学生翻越铁栏（大会堂前是一圈铁栏，铁栏内是一溜武警）。 有一学生当场晕倒，被铁栏内的武警抬上车送至医院。后来市人大 借口广场的高音喇叭早已拆除，借与学生一辆公安局的宣传车。各 高校的代表轮流上去发言。 五点多的时候，同济代表提出四点要求： 一、市府承认学生示威游行是正义的； 二、市长与学生直接对话； 三、公开报道学生运动； 四、保障学生的人身安全。 关于第二点要求，20日上午，我在复旦看大字报时，却是："二、 确保学生有贴大字报之言论自由及上街游行之行动自由。"但我同学坚决否认在广场时提出的四点要求中有这一点。这大概是后来与市府（在市政府）谈判时改过来的。 这四点要求被列为本次运动之最底纲领。最高纲领为"自由、民主、人权"。 市政府 学生的要求没有结果。18：30，在广场的学生开始游行，沿西藏路、南京东路、外滩大道，约7：15来到市府，又开始了长时间的对峙。19日夜的气温是零下四度，且在黄浦江边，条件比广场恶劣得多。 这些学生多半是从中午就走出校门，晚饭一般都没吃，可谓挨饿受冻， 以至后来有市民买好面包成筐地抛进学生队伍里，次日的游行是学生都作好了（或有组织或个人）应急准备。 江泽民在赶往市府商议对策处理学潮时遭遇车祸，时间不详，头 腰受伤。后来是半躺在床上与学生代表谈判的。这几天出现于电视上 时，额头上贴一膏药。 近晚11时（19日），确知外滩被封锁，市民不得入内；市府与学生代表开始谈判。学生代表共有十人，并有联络员从市府群众接待处 向市府大道上的学生传递谈判内容。 市府的代表是叶公琦付市长，江泽民也与代表们见了面并参与谈判。12时，学生们获知，市长有五点建议，其中答应了学生们提出的四点要求中的第一、四条，后来并由公安局的宣传车播放江泽民与学生代表谈话的录音（录音机是学生们带进去的）。 凌晨（20日）三时，叶公琦付市长代表江泽民讲话，强调学生返校，并不断广播。 由于学生的二三条要求不被同意，谈判陷于僵局。黄浦江边的学生们不断地呼喊"如实报道"。 这是一次完全自发的行动。不承认这一点就根本无法解释十万被誉 为社会精英的大学学生涌上街头这一现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有可 能被各种不同的政治力量所利用，但它决不是被（"一小撮人"）煽动、 被（"一小撮人"）引诱而产生。 复旦 我们再回到19日夜的复旦校园。 学生会连夜召开会议，决定学生会各成员前去外滩劝说示威的学生。之后便分头出发，他们在外滩告示复旦的学生关于校车停靠的确 切地点，劝其回校。之后这被当作破坏学运的"重大丑剧"。 外滩 清晨四点多，同济大学校长江景波及一付校长高**（关**）带了 面包、开水来到外滩，车子无法进入，只好停在外滩大桥下的上海大 厦旁。江景波徒步来到同济学生中。江校长素以对学生严厉、考试制度严格出名。他在人群中发表情绪激动的演讲：希望同学们能返回学校，但如果同学们坚持要留下来，他也尊重他们的意志。他带来了开 水和面包，请同学们前去领取，他保证来去自由。同时他说：希望留 在外滩的同学不要触犯法律，否则学校就不好说话了。他的话博得了 一阵阵的掌声，同济的学生齐声高喊："谢谢校长！""江校长辛苦 了！" 凌晨5：30，公安局发布一号二号公报，由市府大门上方的一个高音喇叭不断广播。预备清场。 一号公报援引《宪法》、《刑法》、《治安管理处理条例》、 《城市交通规则》的有关条款，敦促学生们迅速离开外滩现场。"我们郑重地提醒游行队伍的代表和组织者，应当承担起你们的责任，劝 说和带领同学迅速返回学校。行人和无关人员立即离开现场。" 二号公报则强调"现在在外滩确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对民主自由的渴望，来煽动同学破坏安定团结，破坏生产和社会秩序。"这二号公报当天即与江泽民六点意见迅速打印出来张贴到各高校，送至每个戏每个年级。 六点意见： 一、学生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赞成现在这种游行方式； 二、只要遵守法律和法令，市政府和学校不做处理； 三、"新闻单位是人民的喉舌，党的喉舌。他们的报道原则是维护人民之利益，维护安定团结，有利于改革开放。只要符合这个原则， 新闻单位历来都是会报道的。"（据说，现场录音中江泽民的原话是： 充分尊重新闻界的意志。这与此出入很大。） 四、"……如果长时间聚集在交通要道，必将影响市民的正常生活和工作，市民对此会是十分不满的。" 五、不受"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挑唆"。 六、返回学校。 清晨5：48，清场开始。五辆满载武警的大卡车开进外滩，一时间， 探照灯、照明灯全部打开，在学生头上乱晃。强行驱散学生，强行把稍有反抗的学生押上卡车。发生了数起暴力事件，甚至有一女学生（据说是同济的）被抓住头发倒拖十余米之惨状。 6：30，基本清场。交通开始恢复。被押上卡车的学生大部分被送 回学校，有一部分在公安局里填了一张表格后被释放。 20日，周六 早上9：45，同济的学生由学生会带领，几乎倾巢出动，开往外滩。 消息迅速传到各个高校，源源不断的学生涌向外滩、人民广场。学生总 数估计达十万之众，为空前盛况。上海市内各主要干道的交通几乎全部瘫痪。警察的"镇压"并使大部分市民的同情转到了学生方面。 此次学运达到了高潮。 我在中午一时左右赶到外滩，这里已是人山人海，到处是示威的学生和围观的市民。过外滩大桥时，犹如电影《战上海》里大部队开进上 海的景象，源源不断的学生拥挤著走过大桥。这景象我永远难忘。 我随著游行队伍沿福州路又到了广场。复旦的学生受到了已在场的示威学生的热烈欢迎。之后我柃著相机拼命往前挤，一直到了铁栏前面， 我的面前就是一列警察。谈判仍在继续。对方是人大付主任。而学生代 表却是分散的，谁都可以当代表。只要谁敢坐到铁栏上喊几句话，他就 是学生代表。我在这里一直为后面的学生推挤著，一直捱到晚上近六时。 这期间由于谈判的期限从下午三点一直往后推，学生队伍发生分化，有的游行去了，大部分人还呆著，力量分散了。没有统一的指挥。市政府正希望学生如此：广场象一个口袋，学生开来了，它封锁起来与市民隔 绝，市政府采取磨的战术与学生消耗时间、精神与勇气，使你自觉没趣与无聊。20日的广场正是如此。——所以我说，20日是本次学运的高潮， 却也正在走向低落。 政府吸取教训，警察相当克制，甚至有些放任自由。但谈判仍旧没 有结果（会有结果吗？）。在广场的几句口号是很有趣的："江泽民， 你错了，我们不原谅你了！""江泽民，你错了，你改过来还是好孩子！" 21日，周日 白天仍有部分学生上街，但已是运动的余波。示威队伍象一个过气的展览一般，已失去了它的激情与号召力。 晚上发生了市民在外滩踩踏掀翻轿车事件（海关大楼外），致使整个运动发生了"不纯洁的变化"。23日的《文汇报》、《解放日报》都加以图片报道。肇事者是青工，现已被逮捕。 这天晚上，在外滩聚集有包括复旦学生在内的几千名学生。当时有一名叫顾斌的学生（上海化工专科学校）自称是上海学生总代表。他声 称交大被封锁，学生出不来。他号召学生前往营救。但当队伍到达交大 之后，惊讶的学生发现交大很平静，根本没有被封锁的迹象。顾斌私下 说，骗学生到交大是为了"集中开会"。当下召开各校代表会议，复旦去了五名。顾氏提出建立地下组织，当即遭到交大、复旦代表的拒绝。 他们坚持要公开地、自发地行动，以获得政府与市民最大的同情，不肯成立非法组织，给人制造口实。正好在此时传来了外滩发生翻车事件的消息，当时在外滩的学生处境很危险，将有可能被当作不法分子被逮捕。 在此形势下，顾斌提出组织学生去外滩营救，而此举势必招致警察的更强有力的干涉与镇压，学生的人身安全更为危险，故断然遭到交大、复 旦二校代表的否决。他们冲出会场，在交大党委办公室与市政府取得了 联系，澄清了学生们并未直接参与外滩的骚乱，吁请市政府保护在外滩 的大学生，要求政府严厉惩治肇事者，同时宣布交大、复旦退出今天的行动。二校代表在交大党办留有现场照片。 下午便有传言说次日（22日）将举行全市性总罢课，到了晚上更贴 出了大字标语呼吁总罢课，以采取更进一步强硬的措施，给市政府施加 更大的压力。但学生们对这一较为极端的作法看法不一，更多的是抱著走著瞧的态度。 下午北大的几名代表来到复旦并演讲。由此确知北大来了80名学生支持上海的学运。 22日，周一 早晨八时，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报道节目里播送了市政府发言人就学生上街游行答《文汇报》、《解放日报》、"广播电台"两报一 台记者的"提问"。复旦校方特地在校门口拉了一个扩音喇叭。这是上 海的新闻媒体第一次对本次学运做出反应，至于是否是媒体自己的反应就不知道了。中午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也播了。全体的大众媒介在沉默了 两天之后一致地发了言。 这一天交大没有动静。同济休整一天，据说在养精蓄锐。他们已经 进行了全校性的安排，组织了"飞车队"、"募捐队"、"宣传队"， 学校出借播音设备，校印刷厂为其印刷传单。 上午上海师范大学在淮海路上大规模游行，一横幅有路面宽。中饭后上海轻工业专科学校约100人举著旗帜来到复旦，但应者据我计算仅有七人。堂堂的复旦跟在"轻专"的后面岂不大丢其脸面？"轻专"一行徒招惹了一帮围观的人群。而且轻专的这帮人也不象是"干革命"的模样，流里流气，向围观的人打著□哨，说几句脏话。学生运动已经完全堕落了。 23日，周二 上午市政府、市教委派人到同济大学与该校五千学生会面、谈判， 没有成效。下午同济学生在四川北路游行。 外地 22日南京学生游行，声援上海；23日杭州学生游行。南杭两地学生都试图扒火车来上海。 至此以上海为中心点的本次学生运动全部归于无声。 思考 以上是本次学运之大要。下面再谈几个问题： 第一 江泽民这次是信誉扫地了，充分显示了他的无能。一、18日的交大 之行未能阻止学生的行动，他的气势凶凶与自命不凡引起了学生的强烈 反感，如他一到交大就对学生说"你们不要摆出这种架势来，我们什么场面没见过？！"再如，他拍桌子："打电话的人给我站出来！"（指打电话给美国住上海领事馆）二、20日清晨用警察强行驱散学生是重大 失策，直接导致了当天的十万学生大游行。谁也不能原谅这一行径。忍饥受冻捱了一夜的学生（而且秩序非常的好，非常的冷静）居然遭到了 如此粗暴的待遇，这在人们的感情上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 政府对学生是十分不真诚的。这"不真诚"有主观与客观两个层次的制约因素。一方面，政府对学生是轻蔑的，"你们懂得什么民主？！" 这可以从近几天的报纸上诸如"莫要把资本主义民主看成一朵花"之类的报道集中看出。而且，政府并不害怕学生。它担心的是学生运动所可 能引发的那些潜在因素：工人的不满情绪与学生的不满混合在一起， 局面将不可收拾。恰巧在年终，政府为了安抚工人，势必多发奖金，这 会引起明年的通货膨胀；而且今年的利润完不成，明年的经济会更困难； □这段时间刚好新疆的上海知青回沪探亲，上海知青（在新疆落户）以 前已经闹过好几回事了；崇明岛农转非问题；□明年物价大涨，市民不满所可能引起的社会不安定；等等。至于《答记者问》里所列举的公交问题，那是暂时的，并不足为虑。公交问题有向两方面转化的可能： 诱发市民淤积的不满或者使得市民反过来反对学生闹事。政府对学生的轻蔑最典型地体现在《答记者问》里：学生被"一小撮人"利用了。且 不说这一小撮人究竟是谁，学生是被人利用的政治工具，这是对学生的热情的最大的嘲弄和讽刺。《答记者问》仅仅肯定了学生的愿望与热忱， 就是这可怜的被肯定的愿望也是被骗的，这热忱是被煽动起来的！侮辱 得真够彻底的。 "不真诚"的第二层制约因素来自客观，来自现实的巨大控制。我们的社会是高度组织化的，是高度一体化的，并没有分权政治，也没有区域自治。即使上海的政府主观上想让一点步，也为现实所不容许，牵 一发动全身。就拿此次学运中新闻界来说吧，他们的沉默也是违心的。 我系的一位教授去《解放日报》办事，就被该报的记者编辑紧抓住，请他分析时局，表现了极大的兴趣，而在报纸上我们却看不到这种关注。 第二 本次学运的特点之二是理科生踊跃，文科生消极；理工大学冲锋在 前，以人文为主的综合性大学却被动颓丧。复旦就是例子。这似乎是反常的。这其中当然有种种因素，如理科生平日比较紧张，比较boring， "闹事"犹如过节，是释放自我、宣泄情绪的极好机会，等等。文科生的消极甚至在大字报上被点名批评。它的消极我觉得也不是缺乏觉悟。 相反我以为，正因为文科生想得多，对中国情势的复杂性思考得更深 （相较而言），故而他们不容易被激动，往往保持了一种旁观者的身份（这仅是我的一种直白的感觉，你或许并不同意）。这是总的来看。就 新闻系而言，情况就不太一样了。这次我系在大字报上的点名批评中名 列第一。"新闻自由"的标语是电子工程系扛出的，而不是我系，这成为全校的笑谈。同宿舍的同学接到的圣诞卡上写著讥讽的话："这几天我越来越羡慕你们系了……"我系已因在今年校庆"大出风头"而被人 多方讥嘲：当时值我们班（73人）上摄影课，回春艺术团到我校演出， 一时摄影记者多达几十人，颇引起了人们的反感；如今更是声名扫地。 此一时彼一时，两厢对照，不禁令人讶然失笑。——怎么说呢？新闻系 的沉默不能说没有上面提到的总的水平的问题，但我总觉得，它更多的是体现了一种媚骨。我总以为，新闻系应更富于政治意识，更富于实践性。 第三 我对本次学运的看法。 首先 这是一次完全自发的行动。不承认这一点就根本无法解释十万被誉 为社会精英的大学学生涌上街头这一现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有可 能被各种不同的政治力量所利用，但它决不是被（"一小撮人"）煽动、 被（"一小撮人"）引诱而产生。正如胡适博士所说："不论在什么国家，只要政治不上轨道，只要政权不能和平转移，只要缺乏合法的民意 代表机构，政治改革的责任就永远是落在青年知识分子的身上。因为青 年人易受激动，无须为妻子儿女著想，敢冒争斗之险而追求理想；因为他们的政治活动往往出于纯洁的动机，我们也可以说是出于自然的动机。" 所谓的"一小撮人"的标准说法，是一种农民式的思维观念，是一 种专制君主的政治权谋。它在每一次或大或小的学运中都成为官方对学生们的警告。因为它能满足民众简单的思维需要。近来报纸甚至不惜违 反最基本的新闻原则，对学运做了粉饰太平的报道，如23日《解放日报》 头版以极大的篇幅发了一张该报记者顾力华拍摄的照片，题为《勤奋学习，积极迎考》。在他来复旦拍照的同一时间，我校教学楼3108室正召 开关于此次运动的大辩论，学生们挤得这间全校最大的自修室水泄不通。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新闻敏感和新闻观？——绝对的愚民政策！而且它已 不管学生会有什么反应了，它要照顾全国更广泛的民众。——愚民！ 现实太压抑，太沉闷，民主进程太慢，这是这次运动所反映出来的最深刻的现实矛盾： 新闻媒介不敢介绍关于新闻自由的讨论情形，这是咄咄怪事； 人大代表资格的问题已经被多次提出：人大代表应是社会活动家， 还是功臣、劳模、球星？人大代表是一种荣誉，还是一种责任？而且， 这一问题实际上是政治体制的问题，提问者用心良苦，尽量从细节处、 从浅表层次发问，尽量避免击中痛感神经，但即使如此，仍旧无见成效。 中国文学现在仍在社会价值与艺术价值二者不可得兼的痛苦选择中徘徊，这难道与新闻界无关？今年的中国作品为何不能得诺贝尔奖问题的大讨论与新闻界无关？——不！当本应是最活跃、最富有生气的社会活动家的新闻工作者们都在沉默、都在唯上是听，都在关著房门讨论著"新闻散文化"这种笔法那种笔法时，都在搞一点带有刺激性的社会 新闻，或者诚惶诚恐地对著现实探头探脑，希望微言大义能够发人深省时，那种沉重的现实责任感和政治敏感便无疑问的落在了作家们的身上。 人们不应指责作家们过于浮躁，而应指责新闻工作者不够浮躁。——这 次，新闻自由成为运动的焦点决不是偶然的。 ……等等。 如果说学生运动是被煽动，被引诱，那么它是被现实的不合理所煽动所引诱。 其次 我们目前整个的社会心态是希望安定，希望和平发展。大规模的游 行示威的确有悖于此。所以我觉得，近来报纸上大量刊载的大批老教授、 老学者（至今还没有文艺界的人士）的表态所表现出来的不安的心情以 及希望不要再见到"文革"的忧虑并不都是违心之论，都是可以理解的。 而且巨大的社会震荡于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件好事，这也是可以确定的。 当然给改革增加困难这一点我却不敢苟同，这一点下面还会提及。—— 问题在于，这种情感性的学生运动，这种大幅度的社会震荡，在中国似乎是具有某种必然性的。谁都不希望社会的不安定，但从前面的原因分析中可以看出，这种大规模的情感喷发似乎是具有必然性的。这或许是 一个悖论。但这就是中国的现实，这就是改革的痛苦。每一个经历了此次运动及其归于无声的大学生都沉重地感受到了这巨大的痛苦。——这 也就是我对此次运动的一种矛盾心理。（以上29日写） 再次 此次运动也暴露出了学生作为一支政治力量是多么幼稚与软弱： 学生根本就拿不出类似最后通牒的强硬条件，以至于几天的谈判 以无限期拖延而毫无结果。我记得学生们提出的"相威胁"的条件有： 到外国领事馆前示威游行以求国外的支持；通电全国；冲击上海火车站； 等等。而最普遍的条件是"游行去"。——这一切说明，没有强大的经 济的、政治的势力作为后盾，学生运动难成大事。 这种自发性的大规模运动造成了运动本身相当大的混乱。没有指挥，没有统一的有组织的行动，各校、各系、各人（例如我校）自行其是。任何一个行动往往取决于临时得到的信息，缺乏周密的思考和完整的纲领。所谓学生代表的产生就很能说明问题。20日下午因挤在广场的最靠前，我深切地体会到这种混乱、盲目以及由此而来的急躁。在我身边不时有人蹬上铁栏喊几句话，如果他得到众人的喝彩，他便是代表。 同济大学的行动比较有组织，他们的学生会主席是谈判代表。20日下午由于谈判截止时间一再拖延，铁栏外的学生连这两名代表也信不过了， 有辱骂他们"吃江泽民的三黄鸡"的，有讥嘲他们被玩弄于股掌之间的， 一片混乱，之后就不断有人翻越铁栏自行充当代表去了。——同时，由于代表的混乱，几天的谈判没有延续性。这种混乱之后便是学生的分化， 我要行动，你要谈判！ 在这一片混乱当中，学生们却似乎是令人疑惑不解地表现出一种顽强而稳固的理性意识，这我在前面也提到过。这是一种有知识阶层的相当冷静的心理积淀。拒绝顾斌建立地下组织之提议，强调斗争的合法 性（20日不愿大规模在市政府大道上聚集以影响交通，主要斗争地点放在广场，为一例），强调行动的纯洁性，都颇有一种为信仰而献身的热情，表明了学生的斗争是最无功利阴私的。但这当中也潜伏了巨大的政 治危险，表明学生作为一支政治力量的幼稚性（问题在于，学生想不作 为一支政治力量而采取政治行动），缺乏政治的狠毒与阴险。 同时此次运动致始至终没有一个具体的与市民密切相关的斗争诉 求，与市民有著深刻的隔膜，未能得到市民的广泛的支持。19日下午游 行队伍进入福州路之后，我眼见一位学生跑到路边临时在一张牛皮纸上 写上两个"人权"大字，他起身对围观的市民说："我们不求别的，只希望你们能理解我们。"面对著一双双瞅著恐龙蛋似的陌生的眼睛，你 的感觉会是十分的滑稽（我当时是笑了）和深刻的寂寞。市民关心的是 "吃没吃饱"。我在电车上曾听到一些市民评价学生"爷娘让他们吃得 太饱"。而学生则是在"吃饱后"求进一步的发展。这是完全不同的有高下的水平的区别，是一种深刻的沟壑。我当时就觉得，学生运动不仅有可能根本得不到政府的同情，甚至会引起市民的反感。因为学生所要 求的和市民所想象的根本不同，而且对市民的保守惯性似乎隐约的有一 种潜在的威胁。事实上，江泽民的六点建议也以此"威胁"学生。 此次学运可以说没有得到任何明确的、公开的支持，它是孤立的， 寂寞的，自生自灭的，或许有同情，但它是沉默的、无声的。正如许多 学生呼吁，如今既没有陈独秀那样号召力巨大的先驱，也没有鲁迅那样为学生请命的导师。 最后 同时我觉得这样的学生运动是有成效的，虽然它以无结果而告终。 第一个成效就在这运动本身。此次学运大约是继1979年初以来第二次高举"自由民主人权"大旗的了。历史的确是向前走了一大步了。连续几 天来，学生的行动成为全市的重大新闻，即使是最一般的市民也在谈论著学生的所谓民主自由人权，不管市民们是在那一个层次上来理解学生， 念叨这些字眼，这本身就是一大成效。其次，我们只要回顾1984年底和 1985年底学生"闹事"之后这两年思想大解放的局面，我们就会明白， 运动的影响决不仅仅在于此，它还将对今后几年的思想界、理论界乃至政治格局甚至是人事变动，以及学运本身产生重大影响。当然，现在要 对今后能发生什么变化作出判断是很困难的。但学生运动的深远影响却 是可以肯定的。这里我反对"学生闹事给改革增加困难"这一论断。中国的改革是困难的，这次学生运动本身就是改革复杂性的一次显现。它要制造压力，我觉得，这压力是好事。改革的环境决不是必须宽松的。 战后西德的重建即是明证（你可参看《世界经济导报》1986-12-8一版）。 1986．12．30

我的1989

作者:雨声

　　

　　前言

　　

　　不知不觉，一九八九年已经过去十多年了，我也三十岁了。

　　回想一九八九年，自己才十九岁，青春的感觉梦一般的遥远了。

　　其实，如果不是有机会上网，"六四"不过是我偶尔的回忆。那火热的场景、那瞬间的

　　惊恐，和当前的现实是那么地不协调。

　　在网上，我看到许多关于"六四"的文章，我看到的事情的很多面，也知道了一些当年

　　不可能知道的细节。但我总觉得不满足。因为不用说全景的描述，即使一些个体的体验，

　　能看到的文本也太少太少。

　　于是我决定把自己当年的经历写下来，算是一个视角或文本吧！

　　当时，我只是北京之外一个大学的一年级新生。我好象关心点政治，其实对政治一窍

　　不通；我算是参加了那场运动，但一直在边缘徘徊；有些问题，我好象比别人深刻，但直

　　到最后我还是没看清楚那场运动。

　　首先声明，我现在写的全部靠自己的记忆，尽量客观地讲述自己的经历。曾经收集的

　　一些记录、传单、报纸、相片等都散失了。我现在还不太方便向当年的同学核实。

　　我能保证的是每个事件细节都是准确的。如果有时间上的偏差或颠倒，是我记忆模糊

　　了。

http://blog.boxun.com/freethinking/freetxt/minyun/my1989/index.htm

沈良庆：我的1989：从反自由化到六四大屠杀的地方性记忆

作者：沈良庆

19

1989年5月19日，天安门广场上绝食静坐的学生（网络图片）

(谨以此文纪念八九学潮和那些死去的亡灵)

八九学潮和六四大屠杀对我们这些参与者是刻骨铭心的，它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性格、命运和生活轨迹。每年的这个时刻，都免不了要以某种方式纪念和反思。

1989年学潮发生前后，我这个带有自由化倾向的

潜在颠覆犯尚在安徽省检察院工作，不可能像有些学生那样跑到北平去声援，甚至不能公开参与，好在新婚之后刚分到福利房，能借口装修房屋迟到、早退甚至请假，以隐蔽方式参与本地学潮，并在镇压后的追查中成为漏网之鱼。对运动中心发生的事情，除了高潮期间本地高自联与北平高自联密切的通讯联系，我知道的都是当时和事后的公开报道和当事人回忆。好在这方面资料比较多，地方性记忆则比较少，也不平衡，有些地方记录者多些，资料丰富些，合肥似乎就比较少，我也只是偶尔在一些文章中提及，作为地方性参与者，希望能从个人视角贡献一点难免带有偏见的记忆。大屠杀后出于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考虑，我从不写日记，后来不断被抓捕、抄家，干脆把早年日记都销毁了，甚至刻意选择性遗忘一些人和事，加上年代久远，虽然从网上能检索到一些大事件时间节点，有些记忆在时间上仍然不确定，事件描述应该比较准确。

1986年学潮和反自由化前奏

我的母校安徽大学是一所省属综合性大学，在1980年代启蒙运动氛围下，青年教职工和学生思想比较活跃。1989年学潮中，安徽大学青年教职工和学生积极分子在本地学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后受到迫害的也比较多，甚至是1986年学潮的发源地。参加工作后，我仍然跟安大教职工和学生保持密切联系，1987年反自由化运动开始后，还顶着单位压力，跟一位北大毕业的历史系教师G君在安大附近合租一套民房居住，每天上下班从学校穿过。即使不方便直接参加学生社团活动，也能及时了解动态。

我一直对跟工作无关的学术思想问题和“非组织”社会活动保持兴趣，在单位年轻人中多少有些另类。1986年10月，因为一篇探讨经济转型时期犯罪问题文章，同时获得《青年论坛》（后来流亡美国的胡平主持）在武汉主办的一个研讨会和《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与上海市社联、《社会报》（该报反自由化中被关闭）六家单位联合主办的“改革中的社会问题研讨会”邀请，因为时间上冲突，我决定去上海。如果分管检察长知道这个会议不久后会被定性为自由化“黑会”，肯定不会同意我参加。会议地点位于五角场的空军政治学院礼堂，与会者主要是从事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专业人员，也有少量像我这样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邀请来作报告的都是一些带有自由化色彩的知识界名人，如曹漫之、王若望、刘宾雁、邓伟志等。听会务组人员介绍，本来还邀请了于浩成、苏绍智、方励之和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时被批判的作家戴厚英等人，可能是这些自由化头面人物社会活动比较多，未能与会。

社会学家邓伟志当时在上海是家喻户晓的人物，究竟讲了些什么已经没印象了，只记得开幕那天似乎是他主持，中午跟我们坐一桌吃饭。曹漫之因为党内资历比较老，很受尊重，大会报告说什么也记不清了，但至今还记得他在小组会议上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提出异议，介绍他曾跟担任过上海市委书记的中央政法委书记陈丕显争论“宪法是摆设，是写给外国人看的”。当时家喻户晓、号称“刘青天”的人民日报记者和报告文学作家刘宾雁是会议结束那天匆匆赶来作报告的，他利用手中那支笔到处帮人打官司，至死都对社会主义保持第二种忠诚，追求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他在报告中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谈到张志新在狱中被看守轮奸。即使后来被中共平反，追认烈士，官方媒体也从来不敢报道这种惨无人道黑幕。不过三十年后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还是王若望在开幕那天做的报告。满头银发、精神抖擞的王先生，用一口上海话公然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说他喜欢跟个体户交朋友，资本主义、自由和自由化都是好东西，认为中共要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民主与法治，必须开放党禁，实行多党制。这句振聋发聩的话让与会者为之一震，也是后来被人举报后，中共把这次会议定性为“黑会”的主要罪证。

当时知识界和学生政治参与热情都非常高，高校各种社团很活跃，有各种讲座和学生办的报刊，我不仅为这些报刊写过稿，甚至还参与过编辑活动。从上海回来后，安大研究生会请我为他们办的“反思与超越”系列讲座作报告。我说可以当回二道贩子，结合自己的看法介绍一下曹漫之、王若望、刘宾雁、陈奎德等人的一些观点，因为话题比较庞杂，难于定义，我让他们视需要拟个题目。11月下旬某晚，直到报告前看到贴在教学主楼海报，我才知道自己做的报告是可以海阔天空的“政治问题漫步”，地点在当年上课的西侧阶梯教室。

赶到后才发现，这个不伦不类话题居然很有吸引力，教室已经坐不下，走廊上都站满人。因为开夜车通宵赶写讲稿，白天又要上班，我当时满头虚汗，主持人很体贴，让我坐下说。尽管我在上海作完犯罪问题大会报告后，主持人《中国社会科学》副主编蓝永蔚立即不客气的说我年纪轻轻思想却有点保守，这次讲演却非常成功。几个小时下来，同学们兴犹未尽，簇拥着不让走，结果被几个年龄比我还大的进修生拉到宿舍继续恳谈、留宿。学潮发生后，听说当时有个负责军训的现役军官也带着录音机听报告，事后要举报我思想反动，幸亏当时学校领导比较开明，没有坐实此事。

稍后，合肥市开始县区级基层人民代表换届选举。

12月初某天上午，安大中文系83级C同学跑到办公室跟我说：老沈，安大开始闹事了。邻桌负责我们这一片的检察员W警觉地看过来，我心里叫苦不迭，在桌底下用脚踢他，学生哪知道党政机关人心险恶，继续兴高采烈的说：昨天食堂工人M跳出来竞选人民代表，晚上我们就开始贴大字报支持竞选。我只能苦笑。C走后，W问我跟他什么关系，警告我不要跟学生来往。当天下午，处长安排我这个书记员独自代表本处去滁州地区检察分院参加该地区法纪工作会议、会同该院和嘉山县（今明光市）检察院法纪科共同调查一起当地警方非法拘禁致人死亡案件，会后应分院检察长要求陪他们去南京市检察院交流、观摩开庭，然后再到嘉山进行案件调查。

等我从两地兜一圈回来，才知道合肥发生学潮并蔓延南京、上海等地。这时，反自由化运动已经开始了。第二天上班时，同事用异样眼光看我，有人悄悄问我到底干了什么，搞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安大研究生会听说此事，为了替我开脱，自作主张写封感谢信交给分管副检察长L，说我报告如何如何，没想到好心办坏事，坐实同事自由化指控。单位召开处级以上干部会议，检察长F不点名批评说：有人自由化思想严重，还不主动向组织交代。过了很久我才知道，邻桌思想狭隘、行为怪癖的W检察员和同年参加工作、思想比我还解放的K书记员分别向处里和机关党委汇报了我在办公室和住处流露的自由化问题。一气之下，我不顾处长警告，以替单位节省开支为借口，搬出与K同住的旅社，在安大附近租房居住。

外界虽然知道1986年学潮与1919年五四运动、1966年红卫兵运动、1976年四五运动和1989年学潮都是从政治中心北平开始并且以北平为中心不同，是从相对偏僻的安徽合肥开始的，但是都误以为这次学潮发源地是中国科技大学，跟科大在高校的影响特别是方励之对学潮的影响密不可分。科大是排名前列的全国重点大学，时任校长管维炎和副校长方励之都是思想开明、成就斐然的物理学家，后者同时也是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当时到处作报告鼓吹自由民主思想。当年从上海回来后，我还在安大听过他报告。如果说刘宾雁的影响主要是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出发反对特权腐败，带有“第二种忠诚”的道德化色彩，方励之则是更彻底的异议，从源自西方的普世价值出发直接鼓吹自由民主思想，中共把他视为两次学潮罪魁祸首，可谓慧眼识英雄。学潮被安大食堂工人竞选人民代表点燃，是偶然擦出的火星，点燃了早已被自由化运动风干的柴禾。

写作本文时，我通过谷歌检索确认1986年学潮第一次游行发生在12月5日，由此推断C同学来办公室告知学生要闹事应该是此前一日。9日，合肥高校爆发规模更大的游行示威，两千多学生冲进市政府大楼。

尽管这次学潮经验不足，缺乏组织和思想准备，提出的诉求从改善食堂伙食到自由民主五花八门；一哄而起，反自由化后迅即偃旗息鼓，其规模之大和存在的问题，都为1989年学潮做了铺垫，可以视为后者的前奏。

1989年学潮和大屠杀悲剧

中共实行改革开放后，一党专政极权国家性质并未改变，从镇压西单墙民主运动到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政治运动依然像前三十年那样不断间歇性发作，但是除了镇压西单墙和1983年严打（前者表明对政治反对的态度是一贯的，但在当时背景下对整个社会触动并不大，接踵而来的是改革开放蜜月期；后者针对治安问题，虽然靠砍人头震慑了一些人，表面上似乎跟意识形态无关，知识界并没有被触动,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麻木不仁也导致智识上的障碍，无视极权国家绞肉机并没有废除，甚至从未停摆，随时可以吞噬任何真实的和想象的敌人），意识形态控制能力和专政手段都有所弱化，清除精神污染固然雷声大雨点小，在党内开明派和知识界反对下草草收场。1986年学潮和反自由化运动虽然导致胡耀邦下台，邓小平钦点开除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三人党籍，其他一些自由化头面人物被劝退（比开除党籍温和的处罚方式），但对整个知识界和社会打击并不大，那些开除和劝退的在人们心目中反而成了悲情英雄。印发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自由化言论供全国批判，反而起到宣传自由化思想的作用，让原本局限于知识界和高校的自由化分子及其言论变得家喻户晓，偷鸡不着蚀把米。正是这次教训，后来除了镇压法轮功、近两年打压异议和维权人士，采取大批判和电视游街方式，基本上都是暗箱操作，只严打不批判，甚至连六四大屠杀都从平息反革命暴乱变成了语焉不详的风波甚至根本没有这回事。到1987年夏季，接任胡耀邦的赵紫阳就开始纠偏，反自由化运动偃旗息鼓。中共十三大报告更是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

1980年代是官方主导的国家机会主义改革和民间追求民主化同床异梦的蜜月期，语焉不详的改革开放让很多人误以为官方和民间存在所谓改革共识。秦晖认为这种“共识”仅仅是需要改的共识，至于怎么改从来没有共识。撇开少数先知先觉不谈，这种说法大体准确。据赵紫阳后来披露，中共实行改革的目的原本就是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跟民主化诉求南辕北辙。这个致命误会，既给体制内外异议提供了一定空间，也制造了虚假希望，制约了反对派独立发展空间。对中共来讲则是既弱化了意识形态和专政手段，也导致1989年图穷匕首见，最终不得不用坦克碾碎改革迷梦。

无论如何，正像邓小平在镇压得手后接见戒严部队师以上军官时说的：“这场风波迟早是要来的，早来要比晚来好。”

当时知识界普遍认为，不仅经济体制需要进一步改革，孤军突进的经济改革还遭遇未能配套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瓶颈制约，导致官僚主义、腐败等社会经济问题，迫切希望把民主改革提上日程，政治参与热情高涨。到1989年初，很多人都预感局势会发生变化。一方面恰逢三个对中国现代史影响重大，很有象征意义的纪念日：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中共建政四十周年。另一方面是知识精英发起一系列要求释放政治犯的请愿活动：1月6日，方励之给邓小平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释放包括魏京生在内的全部政治犯，引发一系列集体上书请愿活动。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2月16日，陈军在北平召开外国记者招待会，公布了方励之、北岛和其他32名知识精英请愿信，要求释放魏京生等所有政治犯，甚至连冰心那样从不给当局添堵的作家都参与联署。3月份，这些公开信被张贴到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大学校园里。万事俱备，只欠一根合适的导火索。

4月15日胡耀邦去世，终于在北平点燃1989年学潮并蔓延到全国，最终成为学生主导、全民参与的八九民运并遭到中共血腥镇压，酿成六四大屠杀悲剧。

胡耀邦逝世后，安徽大学也开始出现标语和大字报，但是很快被校方铲除，学生没有像北平和西安等地那样动起来。到4月19日，按《李鹏日记》的说法：“各大城市（17个）都有学生骚动，已成为全国性事件，矛头直接对邓。”我感到有点着急，跟安大校工M君和学生骨干SH君、Y君等人商量能否鼓励学生上街游行示威（我在检察院工作不能公开出面）。M君认为时机不成熟，要等等再说。人民日报4.26社论（李鹏主持常委会根据邓小平谈话精神决定4月26日发表的《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杀气腾腾，把学潮定性为“动乱”，导致学潮进一步升级。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高自联”）成立。这次学潮吸取1986年学潮经验教训，组织形式、行动能力和政治诉求都表现的很成熟，能根据形势变化及时调整行动和诉求。

合肥学生发动起来比较晚。因为时间太长，我记不清是在4.26社论、赵紫阳五四讲话和亚行讲话，还是5月13日北平学生开始绝食后，可能是赵紫阳讲话或者北平学生绝食后：前者表明中共内部存在分歧，赵紫阳讲话充分肯定学生爱国热情，是对4.26社论的否定，能起到激励作用；后者则具有强烈震撼力。那天下班经过安大学生食堂时，学生聚集在食堂门口，中文系教师H君、校工M君和SH同学登上人防工程通风口圆台发表演讲。SH看到我，招手喊我上去，我正在跟一位老师说话，怕被其他人认出，摇手拒绝。知道当晚学生会上街，我赶忙回去弄吃的。天快黑回到安大时，游行已经开始。游行队伍似乎是分成两路，一路出北门经安徽农学院直接从长江路进城，一路出东门沿绩溪路、金寨路经过安徽医学院、中国科技大学、安徽教育学院进城，各校学生汇合后，从长江路经过省政府转到市政府广场静坐示威。市府大门紧闭，办公楼前站了一排武警。学生喊市委书记、市长对话，幸亏没人理睬。学潮刚开始，尚未成立学生组织，就算现场推出代表，也不知道该谈些什么。

虽然每天都要去安大看看，但是为了防止暴露身份事后遭到清洗，我只是私下跟一些熟悉的教工、学生骨干打交道，除了大屠杀发生后唯一例外，从未公开发表讲话，也不参加学生组织活动，对安大学生自治会和合肥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成立细节并不清楚。事后听说安大新闻系学生S君成为高自联主席颇有戏剧性，别人发表演讲时，他在下边拍照，被学生当成特务喊打。为了保护照相机，他索性跳上台发表演讲，后来被选为高自联主席。

学生组织成立后，组织、宣传、联络、后勤工作井然有序开展。因为官方内部分歧公开暴露出来，总书记赵紫阳五四讲话和亚行讲话明显有同情和支持学潮的味道，很多人对学潮前景非常看好，根本意识不到会遭到镇压。李鹏跟学生代表对话后，地方党委也有样学样，安徽省委书记卢荣景跟合肥学生对话时，宣传部长牛晓梅慌不择言，稀里糊涂表态支持学生去北平（声援），被老奸巨猾的卢荣景不客气纠正，用一些官场上模棱两可的政治正确话语搪塞学生。校方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基本放任不管，学校广播站被学生自治会接管，高自联在市府广场设立了人民之声广播站，站长是合肥工业大学学生杨峰。安大一些青年教师也在兼做大礼堂的一食堂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支持学生。他们究竟说了些什么，已经没有印象，只记得风度翩翩、擅长表演的化学系教师N君似乎最受欢迎。自命不凡的中文系教师K君，后来在清查阶段靠检举他人顺利过关。

翌日下午在篮球场东侧学生楼看大字报时碰到N君，他得意洋洋告诉我：M这帮人不行，已经被淘汰了，我们组织了一个由高层人士组成的团队，负责跟官方对话。N说的高层人士，估计就是以科大化学系教师W君为核心的一帮秀才。W是上海人，头脑灵活，因为鼓吹改革名气比较大，但是因为太聪明，对本地官方和学生的实际影响都很有限，跟虽未直接出面，却被学生视为精神导师的前科大副校长方励之没法比，徒然带出一帮投机取巧的青年才俊。N当时已经停薪留职做技术转让生意，后来去国失联，多年后突然听说成了公知大V，因为抱今上臭脚，被网友戏称为N舔舔。

我虽然不能预见学潮会以血腥大屠杀收场，也没有乐观到认为一场学潮可以改变一切。根据我在机关工作经验和对中共政权理解，这次学潮比1986年学潮对中共政权冲击大得多，不仅目的明确、诉求集中，还出现了学生、工人和知识界自治组织，引发党内斗争更加激烈，很可能会遭到更严厉的镇压和秋后算账。为了提醒大家做好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我用化名写了张大字报《怎么办》贴到安大校园里。

5月20日，北平宣布戒严后，学校态度大变。翌晨上班经过安大时，校园显得很安静，只有一小队学生准备上街游行，领队的生物系Z同学头上还绑着代表绝食的红布条。他们刚走到生活区邮政所附近，就被安大党委副书记夏某拦住，指名道姓喝令Z同学要对此负责。擒贼先擒王，Z同学愣住了，游行队伍停下来。我见情况不妙，上前冲着夏书记喝道：学生游行示威是宪法权利，你凭什么阻拦？这下轮到夏书记愣住了。学生见状一下就冲了过去。我推着自行车陪他们走出安大北门，才掉头骑车去单位上班。

大家意识到很快会遭到打压，尽管都没想到会以大屠杀结局。一些学生继续去北平声援，一些学生主张空校回家发动群众，更多的人则留在学校继续罢课、游行示威。我知道共产党是可以杀人的，动用野战军和重武器戒严不是儿戏，看法更悲观，开始物色没有冲在一线的学生积极分子和社会人士，准备在学潮被镇压后组织抵抗运动。

六四大屠杀发生后，学生开始做抵抗和撤退两手准备，高自联主席S君退出，换成学潮发生前就有组织社团经验、颇孚众望的Y同学。6月5日晚，我破例决定陪安大校工M君和Y同学、SH同学一道去省教院参加高自联、工自联联席会议，商讨如何应变。一路上，我们商量如何支持北平学生市民抗暴、有计划组织撤退，不把撤退变成溃败。

当晚联席会议上，有人主张解散两大组织，有人主张面对大屠杀要进一步号召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支持北平学生市民抗暴。我不是高自联、工自联成员，大多数与会者并不认识我，见状还是发表讲话，强调政治斗争是利益和实力决定的较量，面对当局暴力镇压，我们虽然处于劣势，但是撤退也要体面撤退，不能是一场溃败，合肥并没有实行戒严，完全有条件在当局动手镇压前打一场阻击战，支持北平学生市民抗暴。主持会议的高自联秘书长、省教院进修生刘芳国激动地鼓励大家：“是骡子是马，上场遛遛就知道了”。

高自联学生代表是各校学生推举的，能够代表学生决定行动。工自联代表虽是积极分子，却不能代表本单位工人决定罢工，他们提出需要学生帮忙动员，甚至设路障迫使工人罢工。当时社会情况跟后来也不一样。一方面，因为中共内部有分歧，从赵紫阳亚行讲话后，直到戒严部队占领中央电视台、中央广播电台等媒体前，媒体一度放开，民众知道学潮和戒严、屠杀真相，对学生很同情，甚至连党政机关干部都参与游行示威支持学生。另一方面，贫富两极分化、社会不公、腐败现象也没有后来那样严重，工厂不仅不存在下岗问题，还能利用贷款发奖金，工人对生活状况比较满意，实际上不大可能罢工。

会议多数决定：次日组织学生大规模游行示威并在主要路口设置路障，只允许自行车和行人通行，呼吁工人罢工、商家罢市。有人提出合肥钢铁公司是本地最大企业，如果罢工能带动其他工厂，建议派人与该公司领导谈判，同意工人罢工（回头看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求），也得到采纳。次日下午，我和M君一行人带着贴有北平传来的大屠杀照片展示牌乘车去合钢。因为合钢党委书记女儿也在省检察院工作，我担心他认出来，没有跟大家一道去会议室谈判，独自留在楼下举着展示牌向过往行人介绍戒严部队对学生群众进行大屠杀情况，呼吁罢工。这次谈判不仅没有结果，对方还偷偷做了录音并提供给警方，成为秋后算账证据。

游行示威和堵路持续了好几天，期间包括中小学教师、新闻界在内，不少市民都带黑纱、抬着花圈参加游行，抗议大屠杀暴行。学生设路障虽然造成交通瘫痪，给市民出行造成不便，人们不仅不反感，反而很支持。军队转业的省检察院监所检察处老处长T君，买了一箱汽水送给在三孝口堵路示威的学生，并应邀发表演讲，谴责军队屠杀暴行，后来上级要求开除他的党籍，监所处党支部几次开会都未能通过，被撤销职务提前退休。

清查追捕行动开始后，当初义正词严的刘芳国主动向警方自首，检举揭发他人，M君、安大S同学、工大Y同学陆续被捕判刑。我虽然也被刘芳国检举，他只知道我在检察院工作，并不知道具体姓名和单位，年龄描述也比实际年龄大得多，知道底细的那些人没有出卖我，得以漏网并迅即组织地下抵抗运动，直到三年后被捕。

尽管历史事件带有测不准的偶然性，且无法假设，事后诸葛亮式的检讨对未来政治实践仍然有很大参考价值。但是这种检讨不仅要对历史事件和人物有同情的理解，更要充分考虑包括组织发育、思想准备程度在内的群众运动特性、环境和条件，更要考虑博弈双方都程度不同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就此而言，我对激进和保守的两大看法都不赞成。激进者认为，当时政治、知识精英和学生过于保守，如果在上百万人支持的绝食和戒严受阻期间一鼓作气冲进中南海，就什么都解决了。问题是，当时的改革派政治、知识精英和学生有“彼可取而代之”的政治愿望吗？从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涂污毛泽东画像被学生扭送公安机关看，即便有少数人冲进中南海，届时抓捕他们的很可能不是戒严部队，而是广场上的学生群众。保守者认为学生太激进，未能见好就收，与党内改革派实现良性互动，导致以邓小平为首的老人帮用大屠杀中断了渐进改革进程。这不仅是对学生的苛求，更是对中共政权和极权国家绞肉机性质的误判。考虑到这是一篇纪念性文稿，我不想就此展开论述引发不必要的争议。

2016年5月25日

AlphaQ ：我的1989春夏之交

作者: AlphaQ （土鳖插图版） June 18, 2004

看到《北京小左同志的1989春夏之交》，很不好意思，就也胡乱来一版我的春夏之交。不过，我的文笔不好，也许，唯一有意义的只是我叙述事实的那部分了。我说的都是记忆，顶多有点儿个人感觉，不会有任何深刻内容出现。太深的东西我完全玩儿不转，能把最肤浅的东西给说出个大致的所以然来，就已经足够让我自己骄傲的了。

我的个人表现一贯都不太严肃，说什么都好像是在胡言乱语，其实我是个非常老实的乡下人，现在要说的这个春夏之交的故事中虽然有可能出现记忆错误或者混乱的地方，但不是文学创作，而且还有些照片为佐证。可惜，无论多么实事求是，经过我这么一说，大概也就像是演义了，可我也没法子，吃了没文化的亏，咱表达能力太差。

要说的主要都是我自己印象里的事情，那场事件中有我不多没我不少，我的存在大概不过是个巨大的分母构成的很小部分而已。到现在，我也不敢太多说国家民族的事情，那不是俺们乡下人管的事儿。当时在场而且参与的人在老中整个儿人群中总是少数，我说的也许可以增加些大家以前没有听说过的内容，就把我说的当个故事听听就完了。

现在故事开讲。

北京附近有很多村儿，有些还挺出名，如中关村，魏公村，花园村，北太平庄等，我自己家就住在其中一村儿里，那时我也是个在校学生，所以一般的活动范围都不出海淀。

本人心灵特别美好，但是面目相当丑恶，好在下边儿贴的两张都不太清楚，没有很彻底的暴露，不然只怕会对某些心理脆弱的同志造成永久伤害。

这是俺89年五月20号上午站在天安门广场公共汽车顶上的状态，一身的横肉，还撇着个嘴。给我拍这张照片的同志在6月下旬被戒严部队擒拿归案，次年春节前释放。我自然也有他的照片，但是咱不能随便贴人家的。

画面上的颜色本来还算丰富，我的T-shirt是红色的，一个夏令营活动中公家免费发的，长裤是一条蓝色的 Levi’s 501，这是我的第二条501，应该也是最后一条，这玩艺儿虽然号称经典，但是不太舒服，此后再也没买过。帽子是别人送的，帽徽是我军的，但是帽檐儿上绣着金线，看上去好像是菲律宾政府军。如果不戴帽子弄条花格儿毛巾套脖子上，我就活脱儿是一波尔布特手下的赤柬游击队了。

“弹指一挥间”，十五年过去，三张儿多了。撇嘴改咧嘴，依然不变的是这一身横肉。俺手里这把琴是加州原厂土造的Fender Tele，本色白杨，绝对经典！

如果把我在89年拍摄的那一堆照片都扫描出来，大概会对我回忆当时的情况有帮助，但是现在只能没有太多根据的凭脑子里的印象说了。

其实，1989年的过程我参加的并不太多，虽然我当时是学生，也一直在北京，但是我这种人对所有政治活动有一种天生的抵触心理，很难深度卷入其中。

碰巧了，参加的不太多，但是比较重要的几次事件正好儿被我给赶上了，要不然我根本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印象中，最早的事件应当是4月19号，冲击新华门，我是下午去过一趟，转一圈儿就回家了，已经没有什么印象，第二天听说发生流血。同学说不过是扔瓶子砸脑袋上了，没啥大不了的。

后来胡耀邦出殡那天，４月２２号，我也去了，但是去的比较晚，在大会堂台阶上下跪的画面已经错过了，只是在长安街上停留的时间比较多。

去晚的原因是三里河南路上靠近科学院部的地方有武警的人墙拦截。只好放弃自行车，拉着女朋友的手从河边儿上溜过去。其实若不是为这个女朋友耽误时间，我早就过去了，根本不会遇到拦截。

不过呢，要没有这小姑娘的存在，以后有些事情我就几乎肯定错过了，包括6月3号夜里的“反革命暴乱”。

那段儿日子，这小姑娘在我的生活中频繁出现多次，这个春夏之交还真少不了她。那小姑娘是刚开始不很久的女朋友，确实漂亮，小模样儿真俏，而且是不多见的毫不含糊的模特身材，高度一米七二。

后来一提到她我就想起来罗大佑同志的一句歌词：“我离开那年她刚十八，窈窕身材黑黑长发。”那年我这姑娘刚满十八，也是留着黑黑长发。

这是我的小靓妞儿在天安门广场西侧，按规矩不能随便贴人家照片，所以只好先把她一张俏脸给挡住了。

我年纪比她大些，但绝对不是骗小姑娘的，我这么害羞的人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追女孩儿也没追过；正相反，我是被动的一方，是活生生被这女孩儿给追到手的。

同时下手的还不止是一个她而已，另外一个也是十八岁的少数民族小妞儿比她猛，个子没有这姑娘这么高，也很可爱，一张娃娃脸两只大眼睛，那眼神直勾勾火辣辣的根本不加掩饰，看得人不敢抬头。那娃娃脸姑娘借书借歌本儿还要积极跟我探讨电影，眼看曙光都出现了没想到功败垂成。

这高个子姑娘虽然启动晚了一拍，但是人家捷足先登一步到位，直接打电话来约我去她家说有很重要的事情，见面以后扭扭捏捏低着头半天不说话。我也是太他妈傻，一时没反应过来还再三追问，她终于张嘴了：“你就非得让我把话说出来才能明白呀？”

得，人家扔出这么句话来，轮到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当时就愣在那儿，平时张嘴就来的废话全用不上了。我平常嘴挺贫的，可是到关键时刻老掉链子。后来女友来电话，我习惯性拿起来就问，“怎么着，有事儿么？”，姑娘立刻就不爽，“我打电话给你还一定要有事儿么？没事儿我就不能找你啦？”这是怎么个话儿说的？

小姑娘直接摊牌了。结果呢，结果，我心一软就便宜她了。其实那个娃娃脸的可爱小妞儿虽然没有这个姑娘那么俏丽动人，却更有个性，但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谁让咱太被动，就只好惨遭拿下了。“拿下”也是这小妞儿自己用的字眼儿，后来坦白交待出来的。

这小姑娘除了身材好脸蛋儿俏以外还有一招儿挺厉害，就是字写得很好，还曾经拿过一次北京青少年书法比赛第一。顶级学校四中出来的，功课也不错。

偷偷谈恋爱，还是不小心被家里人给撞见一次，不过好玩儿的是俺娘想不到自家土产的傻小子有这种艳福，后来还问，“那高高的女孩儿可真漂亮，为什么跟你在一起？”，
当时我想说实话“没什么，我便宜她了”，但是没敢出口。

好几年以后，这姑娘干了一件让我非常感动的事儿，那就是后话了。

这俩小妞儿都是军队大院儿的子弟，还都是家里的独生女儿。终于得手的这个姑娘住在城里总参大院儿，父母都是军人，她爹还是个什么少将，共军首长，估计是一坏人。小姑娘大胆出手成功拿下，导致我常到城里去跟她约会，虽然不经过天安门，但是已经不远，捎带脚儿就过去了。

所以，我的８９年春夏之交与这小妞儿很有关系，因为没有这姑娘，我一个乡下土孩子一般除了上课就回家在村儿里玩耍，出村儿也就是去游泳，没事儿不进城，现在说的一些事情本来我就没有机会去看到。

4月26日，我党的《人民日报》说话了，把北京学生的行为定性为“动乱”。我个人感觉，所有的乱子都是从这个社论开始的，本来比较容易摆平的事儿，上纲上线了，而且是最高级别的党报定性，我党这一步走错再想回头儿就比较费劲了。

我党的所谓“自我否定”，如反右文革之类的翻案，都是在政权易手的前提下才会发生，同一个权力集团是不会否定自己的。这次邓小平同志刚把屎拉出来，你让他趁热活生生再硬坐回去，这难度就太大了。

开弓没有回头儿箭。同学们的幼稚，尤其是我党的愚昧残忍，从这次矛盾的产生就注定不会有什么皆大欢喜的好结果了。

当然了，我党打小儿就从来没干过一件皆大欢喜的体面事儿，自称是“从胜利走向胜利”，其实多数的都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同学们自我感觉是一片热诚，爱党爱国忠心耿耿，完全没把自己当外人儿；可是我党不喜欢同学们这种玩儿法，我说你们是国家主人翁不过是说着玩儿的，你怎么能当真呢？于是认为吓唬一下给这帮孩子个样儿瞧瞧，以后老实点儿就行了，而且其中可能有要镇压一些同志的意思在内。

热脸贴个冷屁股自然不爽。同学们还是很有历史责任感，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其实我们国家还就是最喜欢有事儿没事儿的弄几个这样的“匹夫”杀着玩儿。一边儿从小学开始就骗你去当“匹夫”，同时早磨好了刀随时准备收拾你。

第二天，27号，首次大规模游行就来了。因为是第一次大规模游行，同志们都比较紧张兴奋，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

我自己从来没有参加过一次学校里组织的游行，一直都是骑自行车自由活动。这样是因为我自由惯了而且天天要出去游泳就从来都离不开自行车，还有我很懒舍不得让自己随着游行队伍走一天，再有女朋友没课的时候可能会随时申请约见一定要单独活动。

那天上午，我在游行队伍之前先到了甘家口儿，我党本来在这里预备了武警的拦截人墙，但是在队伍到达之前自动放弃了，大概是上级命令的。武警都撤到街道旁边儿去了。中午，我在队伍之前到天安门前，那地方已经很多人了。学生没有到达之前，从东边开过来好几辆卡车，车上满载士兵，可是到了天安门前就无法继续走了，人太多，而且很多人自己就往卡车上爬，爬上去的老百姓太多，连驾驶室顶上都站了好几口子人，把那些士兵都给埋没了。

驾驶室里的首长伸出脑袋来命令士兵们在车斗里原地蹲下以免被北京刁民给一个个拉下去导致队伍失散。本来的命令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反正是根本无法贯彻执行了。这些兵都没有带任何武器。

游行的队伍很长，走个没完没了的。学生确实是得到很大的民众支持，因为游行路线很长，到下午时候不少学生开始体力不钉，给游行队伍送水送食物的到处都是，面包香肠软包装饮料往游行队伍里乱飞。我一个同学的邻居，一糟老头子，需要过马路回家，但是为了不打断游行队伍就活生生的在自家马路对面等候了好几个钟头，而且是自觉地。其实，那队伍在天安门前就早被我给“打断”过无数次了。

5月4号，也有活动，我去晚了，因为那天我答应了要参加一个三人组的演出所以是演出以后才出门的。在长安街上一路到天安门广场，人也挺多，但是没有4月27号的那种紧张兴奋的气氛了。我记得这天我身上带了相机，有照片，但本来不是要拍游行用的，而是朋友要我帮忙拍几张文艺演出才带了机器。

5月13号，绝食开始了。北大绝食团先到燕东园猛吃了一顿，然后头上扎个布条子就上路到天安门广场去绝食了。有些可笑的是，去的时候还有同学用自行车推着绝食的同志，大概是为了显示尊严或者庄重吧。其实绝食还没有到位开始，而且这些同志们都是刚刚在燕东园连吃带喝的爆撮了一顿，正需要多走几步路消化消化才好。

也许是吃太多走不动，我就不知道了。我这里丝毫没有贬低北大绝食团同学的意思，不过是觉得当时那种行动有些可笑而已。

我觉得燕东园的东西不好吃，比另外几个食堂也好不到哪儿去。尤其那里边儿给人感觉有些黑乎乎脏兮兮，反正除非免费，我不喜欢吃那儿的东西。

又过了两天，大概是5月1４号。我是下午就出门，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得知欢迎巴尔哥乔夫同志的仪式不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才回家。那天夜里挺热闹的，没有太紧张的气氛，有些像个大party。晚上崔健同志也过去起哄被人认出来，不少人要他当场签名，这孙子把我的笔拿去给人签名差点儿没给弄丢了。

５月１７号，我印象中这一天的游行规模之大有可能是空前绝后的，好像全北京的活人都跑马路上游行去了，当然还有数目很大的来自外地的人，简直像是个极其盛大的节日。如果有人说在那个期间只参加多一次游行，大概就是在１７号去的。

这是在１７号，游行队伍经过新华门前。当时没注意，画面右下角这哥们儿已经谢顶了，现在１５年过去，他这脑袋大概跟革命导师列宁同志有一拼了。

１７号应该也是我走路最多的一天，不仅放弃自行车走了不少路，而且同宿舍的同志们还在我主持下弄了一“横幅”举出去了。

早上，大家议论怎么上街，我说弄一什么玩意儿举着去，但是没材料，我们几个都不是什么“好人”，学校的东西轮不到我们手里。同宿舍一个同学，我给起的外号儿叫“狗子”的，经常回家不在学校住，我就作主儿把“狗子”的床单儿拿来用了。另外一个同学，也是我给起的外号儿，叫“意王”，不过跟石达开完全没关系，我们这是简称，全称是“意淫大王”。我们宿舍封了好几个“大王”，连我自己都是。这“意王”写的字比较好看，就来执笔。

不知道写什么好，我就随便说几句歌词让“意王”写在“狗子”床单儿上了。

据说这“狗子”现在跑东京泡日本妞儿去了，他当时的个人卫生可不怎么样，他那床单儿我看着就有点儿恶心，离远了看倒是不太明显。也许是我的要求稍微高点儿，因为我一年到头天天游泳所以看别人洗澡次数少就受不了。

“意王”找来俩竹竿儿，扎好了，把那写好歌词的恶心床单儿呼啦啦挑到半空，带着一股子屁味儿就直奔天安门。

这张照片儿上，毛主席鼻子底下，有明显蓝白色方格儿图案，尺寸很可疑的那个东西，就是按照我的“创意”举出来的床单儿“横幅”。有人跟我说这是北京独一份儿，不知道是否属实，反正我自己是没见到第二个举着床单儿上街的。

别看街上那么多标语和横幅，我们这床单儿明显与众不同，用姑娘们的话说就是“回头儿率”非常高，绝对吸引眼球儿。一个原因自然是这材料特殊，还有大家都想看看上面乱七八糟写的是什么内容。效果不错。

这些照片儿是我拍的，所以我自己不会出现在画面里，而且我嫌那床单儿屁味儿大太恶心，根本就连碰也没碰。

这张照片儿，给个认识的同志看了一眼，人家立刻很肯定的说这支中指朝向毛主席鼻子的手就是我的。我问根据是什么，人家笑了，说你就是干这种事儿的那类坏人，还有就是我那块用了很久的电子表把我给彻底出卖了。

因为床单儿被举到天安门去，后来“狗子”同学还被学校领导找去谈话，我跟他说如果追究就实话实说把我交给校方就好了。他回来说学校没有要追究不过是询问一番，最后也没处置任何人。

那段时间里，举上街的标语横幅太多了，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两个，很可爱。都是在天安门广场看到的，一个是在大会堂门口，“李鹏，我想剁了你！”，另外一个是在广场东侧的一个学生帐篷顶上，“天塌下来，个儿矮的也跑不了！”

口号儿呢，都是大同小异，没有太好玩儿的。倒是有一个骂人的挺有意思。那是在西单路口，一个不知道什么地方来的糟老头子站在马路边儿的一个水泥隔离墩儿上，比众人都高两尺，他突然高呼，吓我一跳：“邓小平，我X你妈！全国人民X你妈！”

我觉得好玩儿，把“全国人民”给转移到骂人上来了，这老帽儿有点儿“创意”。

后来两天怎么样我记不清楚了，一直到19号晚上。那天下午我党召开什么北京党政军扩大会议，然后晚上就宣布了北京进入戒严状态。那天晚上的气氛是“暴乱”之前最紧张的，几乎压得人呼吸都有困难，心里没着儿没落儿的。

晚上刚刚宣布戒严，就听说309门口儿已经堵住了要进城的戒严部队，我立马儿穿上鞋就过去了。去这地方我太熟了，经常去游泳的方向，别说骑车了，我游泳都到过这个路段，在水里逆流游上去是大约18根儿电线杆子，来回有个2000多米。那时候逆流往上游这么远的只有我一个，上岸时候经常把我给累得都爬不动台阶站不起来了，我那时候年纪小吃饱了撑的有点儿牲口。

那条路上，路灯稀少黑咕隆咚的，去年春节我开车走这条路去温泉放炮仗发现这附近还是原来那惨象儿，路也没怎么修，到处还是尘土。军车就被堵在河边儿，车队很长，不知道有多少辆车。第一辆车前边儿的地上坐着五六个学生，就这样挡住了这个方向上的戒严部队。据说他们是从内蒙调过来的，已经在路上赶了好几天才算准时到达北京地区。这地方周边都是军队的大院儿，军科军大总参三部309都是军队的单位，但是那些天穿军装出来的人却不多，大家可能有点儿要与政府“撇清”的意思。

那天几乎在同时间，北京多个方向上都堵住了要进城的戒严部队。除了西北方向309以外，我只去过西南方向的六里桥一带，那地方也堵住了戒严部队。

这是２０号上午。戒严令下达，但是戒严部队被全部堵截在北京城外，大约政府方面也没有想到会这样。２０号白天广场上空多次出现直升机，但是一般只有一架，反正我没有看到两架同时来。后来说这直升机上是政治局领导同志陈希同来视察形势。当时有人过来跟我说直升机抛洒了传单，声言要所有人限时间离开广场，不然就要派遣武警来强行带离广场，而且那传单还说要使用催泪瓦斯，还说催泪瓦斯溶于水可以用水消解。我一直怀疑是否真的有过这种传单。

催泪瓦斯可以用水消解，这个倒是千真万确，俩礼拜之后我就真的把这个法门给“活学活用”了。

戒严以后，北京的政府失去了很多功能，警察基本不上班了，据说有的派出所连牌子都自己给摘下来了。几十万野战军围在城外，多少有些人心惶惶，但是并不乱，反而大家的“素质”突然间大幅度提高，连以前天天到处发生的吵嘴打架都见不到了，小偷们号称“罢偷”对学生运动表示支持，治安情况空前的好。这在我国可能也算是“史无前例”的事儿了。

警察不上班，指挥交通的是学生。在六里桥路口，我看到的景象很难忘，因为无数辆军车占了公路，导致所有车辆要改道，指挥交通的那孩子也不知道是哪个学校的，估计是个外地来北京上学的，个子不高，又黑又瘦，穿一双破凉鞋，脑门子上扎一布条儿，手里是指挥交通的一面小旗。那边儿路上的土很大，不仅他身上的衣服看不太出来原来是什么颜色了，连头上脸上都是厚厚的一层土。整个儿就是一土猴儿！说是一出土文物都不过分。

但是，这小哥们儿的工作态度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透过脸上那层厚土，还显示出点儿庄严神圣的意思。我估计他根本也不知道怎么指挥交通，但是人家指挥的效果奇佳，原因是所有的司机都非常服从他的“瞎指挥”，不仅没有抢行的，而且没有一个按喇叭的，更没有一个伸脑袋出来抱怨叫骂的。

那画面真是挺震撼。尘土飞扬的路口儿，这毫不起眼儿的小土猴儿身后是看不到尽头的一列挂着伪装网的军车，面前是无数大小车辆在乖乖的等候这个土猴儿的命令。

那些天，学生在北京是特别保护对象，连出租车司机都有免费送学生的，也是人家自愿的，连我这天天骑车的主儿都坐过一次出租车哥们儿热情的免费车，当时挺不好意思的。

北京人在那些天里的表现没得说，真是好。

这张照片儿是我在公共汽车顶上拍的，一残废人用自己的残疾车给广场上的学生送热水来了。

５月中旬，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中主要还是来自北京院校的，过了没有几天，从外地来北京声援的学生越来越多，几乎每天都看到街上有举着横幅或者牌子显示来自什么遥远地方的学校到北京声援，一群一群的向天安门广场进发。

５月２０号以前，虽然紧张，但是广场上的人并不是非常的密集，大家都在公共汽车里，还没有太多帐篷。后来广场上的“长期住户”增加，情况就变得不太可爱了。

我估计这辈子见过最恶心的厕所，就是那时候在天安门东侧观礼台下边儿的那个公共厕所。那个厕所本来算是很不错的一个，因为位置正在门面上，所以不仅是规模大，而且布置清理得也都算好的，可是在那段儿时间里没有管理了，就完全变样儿了。

我那天“误入白虎堂”，哎哟哥哥！真长见识了。我表达能力不够，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在厕所门口往里一眼望去，只见一片五彩缤纷，花团锦簇；层峦叠嶂，气象万千！整个儿就是在我党领导下的祖国大好河山的精致缩微版，山山水水尽收眼底。

把我这土鳖乡下人都给惊着了，当时都不知道应该流连忘返还是赶快逃之夭夭了。

到今天我仍然不能理解的是，竟然还有不少人继续走进去使用这个厕所。我看得真真儿的，那里边儿已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下脚，有聪明人曾经扔过几块砖头作为“过山跳”也已经都被淹没，大部分“地区”已经有半尺来深了。身手矫健也没用，就算是体操冠军马燕红来了，她也得踩两脚“鲜货”出来。

再说一遍，我这个不是虚构的文学作品，您可能看着象信口胡说的，但都是我的个人真实经历，其中肯定有记忆混乱错误的地方，不能保证丝毫不差，但是没有“创作”成分。

现在全世界人民都把那次事件称为64，但是我个人一般都直接叫“暴乱”的时候更多，因为首先这个事情是明明白白的在
6月3号就开始的，4号不过是延续，而且确实是暴乱，不过导致暴乱而且进行暴乱活动的主人是我党我军，不是北京草民。

对于当时“戒严令”和“学生非法占领广场”的事儿，好像讨论的同志很多，也没有一致意见，我是啥都不懂，没有什么咱能插嘴的地方。

看这意思呢，大家都认为法令是个应当得到尊重的玩艺儿，甚至有的同志认为应当不惜杀人来维护法律的尊严。

其他的我不知道，但是对于北京市的游行管理条例，我正好儿有一点儿别人不具备的发言权，而且有我这个发言权的人在全国人民里大概也不会太多。

我的发言权来自我的个人经验，有我这这样经验的人，我不敢说没有，敢说非常少，少到你很难找来另外一个。

我这经验其实是个很简单的事儿，就是，在1986年冬天北京市发布了十条游行管理条例以后，我马上就趁热儿按照条例的新规定规规矩矩的向北京市公安局递交了一份儿游行申请书。

我送交公安局的的游行申请非常简单，时间地点人数，两个申请人签字，第一个是我，下边儿签字的是同宿舍住我上铺一哥们儿。准备参加游行的，都是安分守己的好孩子，经过我动员以后愿意给人民政府新颁布的法令背书，而且我还说好了游行之后大家一起去烧麦馆儿吃顿饭，少男少女共16个人，包括我自己。

游行计划也简单，全过程不用高呼口号更不用扩音喇叭，标语也只有一条，上边儿有几个字儿“维护世界和平，呼吁两伊停火”。这个要求与我国和全世界人民的意愿完全一致，太完美了！

如果说到和平反战，我这可以算是先驱了吧？

我这个游行申请，一点儿毛病都没有，不仅主题冠冕堂皇符合世界潮流，而且是课余时间，连为革命学习的事儿都没耽误。路线是在东长安街，时间不过15分钟，一个人平均都不到一分钟时间，然后就收摊儿直接奔烧麦馆儿了。

我说的烧麦馆儿，就是东四路南那个，门脸儿不小但是里边儿不是很大。

政府如果批准，我就真带大家去，其实我就是想抢这个新法令颁布后第一个申请人的名分，因为这种事儿不是每天能见到的，比您在妓院遇到处女的机会还要小很多。

我这种人是不可能名垂青史的，那就只好争取一下儿遗臭万年的机会了。

新规定是公安局接到申请后三天内给答复，批准或者驳回，我不在乎是否批准，那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新法令一出台我的申请就立刻进去，抢个第一，等于是我给这个北京市游行条例的处女“开苞儿”了。

你想想，我一个刚发育好没几天，还没真正跟女孩儿谈过恋爱的臭小子上来就先把北京市政府给“开苞儿”了，我这概念可是相当超前。

无论三天以后是什么答复，只要收到北京市公安局寄给我的红头儿公文，上边儿写着“京游字第001号”之类的，我的目的就算达到，把那公文镶镜框儿里就是传家宝了，京油子001！

结果，是我没有预料到的。刚过两天，红头儿公文没来，公安局的车到我们学校来了！公安局的同志找的是学校领导，说什么了不知道。公安局同志离开后，学校领导立刻就把“001”给叫到会议室，面沉似水！桌子上放着游行申请书。

“001”本来还想耍小聪明据理力争负隅顽抗，但是终于遭到可耻失败。因为没有违反校规，学校也不能因此处分学生，在严厉训斥之后，责令第二天写一份儿检查交上来，把申请书收回去。

这么一来，我算是明白一件事儿：我国的政府部门，生来就都是“石女”，没有一个是“处女”。在“石女”眼里，全国人民就都是太监了。

同学们还是把我另眼相看了好几天，大家都听说了，那公安局的“奔驰380”是我给弄来的。有的同学认为我很牛，也有的怀疑我有病。

这个经验证明，我国政府的法律或者法令，全是瞎捣乱！我的申请一点儿毛病都没有，政府就应当按照自己发布的规定三天内给我答复，不批准也是一种答复，结果政府自己发布的法令连他自己都不执行，这种法令还有什么尊严和权威？

首先，法律应当是得到大家认可的游戏规则，我国的社会制度下根本不能产生符合这种条件的法律，因为人大完全是个摆设，公民的意志根本得不到表现。于是，我国的法律出台有些像是监狱里的规定，是硬性强加给你的，是用来管制你用的，而完全没有限制政府行为的功能。

这已经不仅是裁判下场踢球了，而是有随时改变规则权利的裁判下场来跟你踢球。你敢呼吸都算犯规！这种比赛你还想要公平？回家上炕捂八层被子做梦去吧！

这种监狱形式的法律，本来就没有尊严，更不具权威，因为其前提就是把全国各族人民当作囚犯来对待的。事实上，我国的情况连监狱还有所不如，因为监狱一般还会遵循执行其规则，可是我国政府自己都不拿自己制定的规矩当回事儿，我那个申请就是这样。

这样的制度还不如古代年间的皇权制度，因为那时候虽然也是不平等，但是在制度执行方面还是有人要负责任的，这个要比我党的系统强多了。

古代官员都要对其上级衙门直到朝廷万岁爷有所交待，所以皇上那时候的王法不是闹着玩儿的，弄不好惹急了万岁爷可就要切脑瓜子了，官员们不敢怠慢，比如只要有草民在衙门口击鼓鸣冤，官老爷就要立刻升堂受理，这是皇上的制度。

大清朝后期面临内忧外患，已经风雨飘摇了，制度也还在运转，杨乃武小白菜一案就是个例子。可是现在我国的草民，名义上是国家主人，但连个击鼓鸣冤咬牙滚钉板的地方都没有了。那些到北京上访的人，我敢说有一个算一个都是杨乃武小白菜类似的冤案。不要说民国，这方面现在连大清朝都不如了。

现在如果能够通过衙门击鼓滚钉板鸣冤，弄不好建筑工地都得停工，铁钉子都拿去做钉板给草民滚都未必够用的。

老百姓自然是最倒霉的品种，连尊贵如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同志，还不是随便就像捏小鸡子似的给拎出来弄死了？糊里糊涂的弄死几堆草民实在太不算个啥了。反正草民生下来就多余，弄死了正合适，完全符合我国基本国策。

所以，我国的法律法令条例规则之类东西，首先在法理情理上就站不住脚，而且这种本来就不成立的烂玩艺儿在执行上是从上倒下的各级政府自己都不遵循。完全就是一帮流氓无赖！

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理由要草民去“遵纪守法”呢？

理由，就剩下一个了：政府有军队，有枪。这与土匪拦路抢劫的理由是一致的。

这应当是个非常简单的事情，连我这么笨的乡下脑壳都能闹明白，怎么还有些文化人儿在这个上面进行争论呢？莫非是，吃了蜜了？

我就不太明白，这么大个国家，拥有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几千万党员，几百万军队，还有洲际导弹
“神五”之类的玩艺儿在手里，可是我国这个政府这么多年来怎么就一直不知道自尊自爱，几乎是没有一天不耍无赖的。

盗亦有道。怎么竟然就连青红帮黑社会都不如呢？

不知道是他娘的哪辈子缺了德了。

扯远了，回来接着说咱那1989春夏之交。

咱这里有些同志可能对我对89年事情的这种表述看不顺眼，大概是看我对那次运动有些亵渎的意思，这就是我担心封丛德先生等看我的帖子可能会不爽的原因。现在封先生已经表态，我的担心有些多余了。

我自己认为，我的这种看法甚至态度能够代表相当一部分参与那次运动的人，当然了，我的语言很粗俗不够庄重，但是我叙述的都是我知道的事情，不过是缺少了大义凛然，多了些胡言乱语。

我自己不认为，至少不确定89年是民主运动。我觉得称之为群众运动是不会有问题的，因为参加的人数巨大。对专制政权的不满，甚至反对反抗，并不能自然的成为民主运动。那时候，大家对于民主还没有什么太清晰的概念，至少我自己没有，民主自由主要还是只作为一个好听口号存在，与运动的实质没有太大关系。

我认为，89年是社会矛盾激化，草民对政府日益不满的情绪积累的结果，但是其中并没有要求民主反对独裁的意向，而且就连学生领袖也没有提出过对于民主方面的具体诉求，不过是要政府认可自己的组织答应放弃秋后算账之类的。

而且，我有一个可能很愚昧的看法，就是民主正好不是学生来要求实现的。民主的内容，大部分是利益分配，而学生还是无产阶级，没有进入社会利益分配的阶段，所以顶多也就是在名义上呼喊两声，真正会迫切需要民主的是拥有私有财产需要保护而且需要获得自己应该得到的社会利益分配的人群，一般来说就是中产阶级。

当然，我是一贯把事物给庸俗化理解。我感觉民主就是给大家表现自私的机会，给自己说话，最大限度的保护自己的利益，同时也就必须限制政府的势力和权限。

在我的印象里，1989年我国还没有这种真正会要求实质意义上的民主的群体。有的主要是草民对政府的不满，当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那时候大家主要就是个发泄表现自己的不满，不过没有提出来让政府下放其垄断多年的一切资源。顶多就是对于现在政府首脑的不满，要求其下台，但是没有要改变政府的性质的要求。

如果对社会制度和专制政府的性质没有表现出足够的质疑和反对，说是民主运动就多少有些牵强了吧？我记得的有对平等对话的要求，有对政府尊重民意的要求，但是只有这种要求好像还不能就算是民主运动。

算了，这民主的事儿我根本不懂，不说了，再说非得变成笑话儿不可。

这是5月19号夜里，天安门广场，公共汽车顶上的学生。

5月下旬，外地来北京的学生越来越多，都是声援的，热情当然是要肯定的，但是我个人觉得太多的人有些冲动盲目，大概运动都是这种情况的，不然不算运动。

20号以后，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情发生，只有在23号有一次很大的游行，大概是在“暴乱”之前最大的一次了。

坚持驻守天安门广场的慢慢就变成以外地来北京的学生为主了。这个非常容易理解，虽然是夏天了，但是天安门广场无论如何是没有自己家里舒服，对于家不在北京的同学来说也没有宿舍条件好。

夜里住在广场上的学生。条件实在是很一般。我自己受不了这样躺在垃圾里，就爬到车顶上去，那地方虽然干净但是比较冷，而且有点儿危险，半夜翻身动作一大掉下来就惨了，所以在车顶上睡觉的人少。

这是一对儿“患难夫妻”，不知道是哪个学校的，应该是北京的高校学生。可惜我那时候在广场上只能抱着自己睡，不抱着还真不行，半夜里很冷。我怀疑这俩人可能原来不认识，因为冷才临时“火线入党”变成这么亲密的。如果是那样，我天天夜里往车顶上爬可就是大大的失策了。

这是新华门前。武警和学生“排座座，吃果果”。武警同志们坐在门口的正中间，政法大学的师生们占领其他地面，前面立个牌子写着我国宪法内容。

这是上次说过的六里桥，马路中间这个小哥们儿也是满头满脸的尘土在指挥交通，再往前还有几个，象这样指挥交通的当时多了去了。

这是外地到北京来声援的学生，这个队伍是从大老远的内蒙赤峰市来的。

赤峰的人我就见识过一个，是个在北京读书的姑娘，跟我们一帮流氓在一起冬泳，她下水的时间比别人都长，当时把我给惊着了。后来知道玩儿这个女性占点儿生理上的便宜。

这个是打合肥来的科大队伍。

这个也是安徽来的，跟煤炭有点关系的学校。

“不是我不明白，这鹏儿太无赖；不是我不明白，这政府太腐败；不是我不明白，这小平忒他妈坏；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外地来的同学，很多都是第一次到北京来，不少都是成双成对儿的恋人，来了以后有不少找到以前的同学就暂时住在北京同学的宿舍里。北京可以游玩的地方不少，连我这样的京油子还有很多地方没去过呢，于是很多同学就顺便到处转转。并不是所有同学都找到合适的地方住，所以有相当多的同学就住在天安门广场了。

广场上已经有了不少的帐篷，据说是从香港来的。我进去过，黑乎乎的有些闷，空气也不太好。我这形象虽然很丑恶，象个犯奸作科的歹人，但我有学生证，而且满嘴北京土话，这都是好人的证明材料，结果是大家都被蒙蔽了，所以我在天安门广场上活动还比较自由。随便钻个帐篷探头探脑，见到吃的伸手就抓，一般都没问题。

我宿舍里同学都是家在北京本地的，也没有外来的同学来借宿，就算有本校来借宿的也都不用我的床位，因为同学都知道我对别人睡我床的容忍度为零，我不在时候也没有人用。尤其到冬天就更不可能会有人想用我的床，因为我那床上太简单了，一年到头就一条毯子，我自己傻小子火力壮不怕冷，但是有一次冬天最冷的时候窗户坏了，室内室外温度差不多，冷得连我都扛不住了，半夜光溜溜的爬起来把袜子穿上。

戒严以后，好像所有的学校甚至连中学都停课了。我大部分时间回家，有时候住在学校。这段时间，我也去过天安门好几次，有的是与同学一起去，有的是与女友约会以后路过。我的印象是学生的热情已经开始消退，各种各样的传言也出来了，大家仍然心中没底，但是没有人想到几天以后就要开杀戒了。

好几次比较重要的事情我都碰巧在场，从最早的4月19号新华门，4月22号老胡出殡，4月27号首次大游行，5月4
号的纪念活动，5月13号绝食开始，5月14号戈尔巴乔夫来访前夜，5月17号超级规模的游行，5月19号晚上堵截戒严部队，当天夜里就睡在广场的国旗下边儿了，23号大游行，接下来好几天没有印象发生过什么了，然后就是5月底的“女神”揭幕。

当然，最要命的是6月3号夜里的“暴乱”了。这几次我都正好在场，虽然有的没有看到全部过程，如胡耀邦出殡那天我就去晚了。

5月23号的游行规模也比较大，我感觉上没有17号的大，但是因为下午突然风雨大作使得街上的气氛更显悲壮，而且17号与23号的一个大差别是中间有个19号的戒严令。

北京小屁孩儿，从小就学习要当反革命，坐在他爹肩膀上反政府跟李鹏同志叫板来了。

“李鹏，我想剁了你”。完全是北京痞子语气，很可爱！

那时候，北京几乎是全民动员同仇敌忾了。我有个哥们儿，本来就是痞子，反正比我这样的痞多了。他在北京安全局工作，穿警察制服的，属于国家机器的一部分。5月下旬他们单位开干部动员会给大家执行任务打气，领导正在严肃讲话，分析形势要同志们绝对不能在关键时刻立场动摇。我这哥们儿突然站起来恶狠狠说道：“咱们这帮人，谁他妈的出去镇压学生，我就X他姥姥！”

当时连领导带同事都没想到他突然这么骂了一句脏话，统统愣住了。后来倒是也没有怎么样他，我估计是因为他家有些背景的缘故，很快就被调离安全部门，现在他在澳洲。

不仅是安全局，连安全部里也有利害的主儿。整个儿安全部机关里那么多人，胆敢穿着一套带警衔的安全警察制服到天安门广场游行的，据我所知就只有一个哥们儿，名字很奇怪，姓开。后来这个开哥们儿自然是被搞了个昏天地黑，不过听说没有开除他，现在不知道在哪儿，我自己不直接认识他。

当时在知道的人群中比较有轰动效应，因为安全警察与普通警察的制服有差别，他们的领章的底色是蓝色，不是普通警察的红色，知道的人一眼就看出来了。

北京市民敢死队，前边儿三轮儿上一哥们儿举着标语。

这是北影的人马。我印象里，当时是北影的导演谢添老头子挑头儿拉起一个组来，把厂里的摄影机扛到天安门广场上来了，就是这帮人还有这台机器。这个组当时拍摄了十本胶片。镇压以后，谢添老头子遭到处置，我党政治局却同时下令把这十本胶片洗印给他们看。这叫他妈什么玩艺儿，瞪着眼要看人家拍的胶片，还要严肃处理拍摄的人，不是无赖是什么？

谢添怎么样了我不知道，大概也不会怎么样他，都那么大岁数的人了，估计他敢这么干也就不怕。北影那时候也在闹揭发检讨什么的，不过不是很厉害。有一次到陈凯歌他们家去，那时候陈凯歌在纽约玩耍，也没啥正经营生，后来听长卫同志说他们拍MTV换饭吃，拍的当时有名的摇滚乐队
Duran
Duran，几个英国痞子。陈大导他老爹陈怀恺自己在家里抽闷烟儿正在不爽，就是因为厂里有人在搞事儿。陈老头儿见到人就开骂，不过骂的艺术性不高，顶多是表现了点儿“现实主义色彩”而已。我清楚记得陈老头儿骂一个曾经是他手下演员现在要玩儿检举的女同志，一不留神就进入细节了：“他妈的个王八蛋！我掰开她的屁股，我就$#^%^&*!”，听得我当时大笑，到现在陈老头儿都过世十来年了还没忘。

这是5月下旬的天安门广场上，已经搭了些帐篷。

为了尽快贴出来，就先写这么多。本来还以为这一次就完事儿了，看来废话说完了也不那么痛快，5月底到6月初的故事咱只好下次接着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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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1989春夏之交 — AlphaQ (土鳖插图版)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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