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感谢八九年的民主运动，因为是她让我那正直、善良和勇敢的天性没有泯灭。
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我认为这句话不无道理。一个人的性格一旦确定，那么在面对一件事情时，他就会与其他人有不同的选择，而这种不同的选择决定了他与别人不同的命运。二十年前，我还是一个充满青春活力、有着光明前程的大学生，谁也没有想到，二十年后，我却成为了一个饱经坎坷但仍奋斗不止的民运人士。我的父母都是正直、善良的普通人，我的身上流淌着他们的血液，我从小就决定为国家和人民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如果生在一个政治清明的时代，我也许会做官或者成为一个学者，然而一九八九年的民主运动改变了我的命运。由于受到�自由化�运动的影响，我在1988年就对这个政权失去了信心，当�八九�民运兴起的时候，我就迅速地卷了进去。但直到�六四�枪声响起的时候，我才彻底认清了这个政权的本质，从此就义无返顾地走上了反抗专制、追求自由和民主的道路。
只是我没有想到这条道路是如此的漫长，直到今天，我们还要为之付出艰苦的努力。二十年来，我两次被捕入狱，坐牢时间接近十二年，并无数次受到当局的打压和折磨，但是一想到二十年前那血淋淋的一幕，一想到二十年前那么多无辜的年轻的生命倒在了血泊之中，我就一再咬紧牙关坚持了下来。二十年来，我从来没有为自己的选择后悔过，我甚至要感谢八九年的民主运动，因为是她让我那正直、善良和勇敢的天性没有泯灭，是她让我明白了自由民主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是她让我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从而总算做了一个真正的人。
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八九�、�六四�可能是相当陌生的字眼，但对于我们这些经历了那场伟大运动的人来说，那五十多天的日日夜夜却一直铭刻在我们的脑海里��
一
1968年10月2日，也就是�文化大革命�闹得最厉害的时候，我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我的父亲是个普通工人，母亲是个普通农民。在母亲严格的管教下，我从小就是一个受父母、老师喜欢的乖孩子。读小学的五年，我一直担任班长，那些小学同学到现在还称我为�老班长�。读中学的时候我也一直担任班干部，甚至在高中毕业的时候还获得过市级�优秀学生干部�的称号。可以这么说，在青少年时期，我是一个典型的�共产主义接班人�。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我这个�共产主义接班人�最后竟然变成了共产主义的掘墓人。记得在1991年6月，我因积极参与�八九�民运而被关押在秦城监狱时，提审我的警察看见我特别顽固、无可救药，就呵斥我�忘恩负义�。我真的忘恩负义了吗？没有！从中学到大学，从1989年到现在，我在骨子里仍然是一个中国人，我的胸膛里跳动的仍然是一颗滚烫的中国心。早在上初中的时候，我的一个地理老师就经常给我们讲中国的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就是在这个时候，也就是在我14岁时，我就决定将此生奉献给这个国家和民族，我立志要像拿破伦那样来改变我的祖国的命运。所以说，我最早的信仰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自由民主主义，而是民族主义。因为这个缘故，我在初中毕业时没有去报考师校，而选择了读高中，而且考上了遂宁最好的高中��遂宁中学。又因为这个缘故，1987年我考上了一所专门培养国家干部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我的这种人生志向，同学们都很清楚，因此在高中毕业的聚会上，许多同学都祝福我将来能够成为中国的拿破伦。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的同班同学欧阳懿��一个喜欢诗歌和文学、秉持良知且追求真理的人��慢慢成为了我的知心朋友。二十多年来，我们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鼓励，最后一起成为了坚定的民主斗士。
对于一个像我这样来自农村的学生，大学无疑是知识的海洋。进入大学后，我感觉到了知识的极度匮乏和饥渴。听说当时的人大图书馆藏书几十万册，但我几乎都没看过。于是除了上课之外，我将自己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看书上面，甚至由于有些课程��诸如《政治经济学》、《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太过枯燥乏味，我还经常逃课到图书馆去看自己喜欢的书。由于具有民族主义的思想，一开始我主要是看一些历史、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书籍，后来就爱看一些世界经济方面的杂志。我逐渐了解到，中国的实力并不像中共所吹嘘的那样强大，在中共统治的几十年里，中国社会在各个方面并没有取得多大的进步，于是我开始对中共所编造的一系列谎言产生了怀疑。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大概就是指这种情况吧。刚上大学的时候，我还像许多同学那样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也就是说我曾经也向中共组织主动靠拢过，但仅仅过了大半年，我就彻底打消了入党的念头，我认为这样的组织不值得我效忠。
1988年暑假回遂宁时，欧阳懿给我推荐了一本《山坳上的中国》，这书给我强烈的震撼。我没想到在中共的领导下中国与世界的差距竟然如此严重。我彻底打消了对中共的一切幻想，陷入了焦虑和痛苦之中，我不知道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怎样才能实现我的强国之梦。回到学校后，我在人大遇到了一个朋友，经过一番交谈，我发现我们的思想竟然惊人的相似。不久，这个朋友就提出应当组织一个政党去取代中共的统治。这真是一个大胆的想法，我非常吃惊。在后来的几天里，我一直处在极度兴奋之中。不过后来我们还是没有组建政党，只是经常聚在一起讨论一下关于民族主义方面的问题。在这期间我写了一本《魂系中华》的集子，都是关于民族主义方面的文章。
那个时候，�自由化�的春风刮得正猛。
1987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因支持学潮和�自由化�运动而下台，而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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