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亚洲电台：六四33周年：流亡者的坚守、挫折与期待

  siyu

今年的6月4日是1989年六四事件33周年。当年，在中国军队在北京进行大屠杀之后，八九民运的很多主要参与者被迫流亡海外，其中不少人还在继续从事民运活动。但多年来，也有不少人质疑，海外民运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么多年，他们到底做了什么？对于中国未来民主化，他们又是怎样看待呢？

“流亡是一种个人承诺，是个人的commitment (承诺) 。”

“在中共倒台之前，必须有很多人参与这个不断失败的战斗。”

“我想更珍贵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有一些人还能在这个黑夜中去坚持，去做这样看上去不可能的事情。”
……

您刚才听到的是一些经历过六四事件的枪林弹雨后流亡海外的八九民运主要参与者苏晓康、周锋锁和王丹，日前接受本台采访时谈到的感受。

作为一群政治流亡者，在他们身上，曾经一度背负着整个国家和民族时代变革的理想与追求。而在多年后，虽然漂泊异乡，他们依然没有忘记当初对于民主自由信念的承诺。

流亡海外的反对派

“我们海外民运的存在本身就是反对派的存在，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补足了中国民主政治的这一块。” 王丹说。

王丹当年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生，六四大屠杀后，20岁的他在中国当局通缉的学运领袖名单中排在第一位。他拒绝逃亡，多次被逮捕入狱。1998年，他获“保外就医”，流亡美国，之后取得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并到台湾任教。2017年，王丹返回美国。隔年，他在华盛顿成立智库“对话中国”（Dialogue China），着眼于中国现状和未来转型的政策研究。

“现在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在纽约推动成立‘六四纪念馆’，我的精力全部都是放在这件事情上。”王丹说，“总的来看，到美国大概24年的时间，整个是相当充实的，我没有任何的所谓汗颜或觉得一事无成。”

周锋锁当年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四年级学生。六四镇压后，作为二十一名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骨干之一，他受到通缉并入狱一年。1995年来美后，在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取得商学硕士学位。2007年，他和其他人联合创办“人道中国”组织，目前主要是资助国内良心犯及家属。

他说：“我们每年会支持一百个以上的良心犯。这些年积累下来差不多有上千人。还有帮助他们呼吁，希望更多的人了解他们，也由此知道中国人权的状况，还有这些人的奋斗，比如说张展。”

另一位在海外知名的活动人士傅希秋曾是参与八九民运的山东学运领袖。在经历镇压与清算后，他成为基督徒，在被中国当局迫害的家庭教会中做服侍。1996年，他逃离大陆，辗转来美，就读神学院。2002年，他创办了“对华援助协会”，支持和帮助中国受迫害的基督徒及维权律师。

谈到他从事的工作，傅希秋说:“首先是为他们发出声音，第二我们做一些很具体的努力，促进中国的宗教自由。过去二十多年来，（我们）非常细致地跟维权律师进行密切的配合，支持他们，实际上是按照中共的宪法框架和法律框架，来促进中国的宗教自由，就是一个个的个案。”

对于中国民主化，傅希秋认为，信仰自由是“第一自由”，在此基础上才有公民社会。信仰自由实际上在为民主化、法制化提供根基。

在六四流亡者中，王军涛是极少数组党者之一。他在1970年代就曾因宣扬民主而入狱。1989年六四，他被指控是幕后策划学生运动的“黑手”，在国内逃亡后二度入狱。1994年，王军涛获“保外就医”来到美国。

“我们（当时）还是想邓小平死后，中国会有一个变化，我们能不能比苏联东欧那些国家做得更好，这样我就到哈佛大学读书去了。”他说。

不过，在取得了哈佛大学硕士和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王军涛对于如何推动民主化在认识上发生了转变，并与其他海外异见人士组建了中国民主党。

“第一，民主化的转型是干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第二，要把依靠的重心从精英转到大众。”王军涛说，“这样，完成了两个转变之后，我就开始搞中国民主党，去组织大众，把实际底层的各种反抗运动串联起来，推动中国的变化。”

没有民运，只有流亡

三十三年过去了，王丹、周封锁、傅希秋、王军涛……这群从血泊和监狱中走过来的六四流亡者，依然在海外，坚持以不同方式试图推动中国的民主与自由。虽然很多人批评他们，多年来似乎没有取得多少令人惊艳的成就，但《民主中国》杂志社社长苏晓康认为，应该客观看待这一问题。

“实际上没有民运，只有流亡。所有人流亡出来到西方以后，他首先面临的问题是生存。”他说。

被北京当局指控为六四幕后黑手的苏晓康，多年来也曾饱尝流亡之苦，开始逃亡到法国，后来又到美国。他说，在流亡状态下，第一是生存，其次是进修。当年的六四学运领袖，如王丹、柴玲、吾尔开希等也都是走的这条路。

流亡是个人承诺

“这两件事情完成以后，你个人所做的事情，我叫做承诺（commitment）。你可以有这个commitment，也可以没有。” 在苏晓康看来，流亡是一种个人选择与承诺。不少知名的六四学运领袖也的确在生活稳定后，选择继续投入到影响和改变中国的事业中。

“怎么做？就是象一个知识分子一样地去做，以自己专业的能力去做所谓‘民运’的事情，去做中国政治的事情。” 苏晓康说。

为何海外流亡者的组织没成大气候？

多年来，尽管王丹、周锋锁、傅希秋、王军涛等人在各自创立的组织里，为推动中国的民主化做出了很多成绩，但是海外六四流亡人士一直尝试组成一些联合各方的团体、组织，凝聚力量，共同促进中国走向民主化，不过都没能形成大气候。

苏晓康认为，这与中国人缺乏团队运作经验有关，而这种运作经验必须要在公民社会的环境下才能形成。“六四流亡者出来开始组成组织，就产生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领袖问题，谁当领袖就变成一个争吵不休、内斗不止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财务问题。”

纵观二战后的中外历史，苏晓康表示，实际上，从来没有真正的流亡反抗运动。“三十年来，中国人的话语当中一直有一个很奇怪的理论，就说海外民运可以推翻中国政权，这是一个假命题啊！而且你所在的国家，比如说我们在美国，这个国家的制度和政权，也不允许你去推翻一个它有外交关系的政权的。”

学运领袖周锋锁则指出，从大背景看，他们多年来遇到的最大阻力，恰恰是来自提供他们庇护的西方社会本身。

“这33年，海外民运面对的最大挫折或阻力，其实是整个西方世界对于中共这种体制的拥抱，因此中共可以依靠全球化和西方科技发达起来，并影响全世界。”周锋锁说。

被遗忘的“六四”与迷失的年轻一代

最近，网络流传着一段BBC新闻在1989年六四的采访视频。一位头缠红布条的大学生骑着自行车，坚定而自信地告诉记者：“我要去游行，天安门广场。” 记者问：“为什么要去？”回答说：“因为这是我的责任。”

在上海外企工作的90后、因安全原因不愿具全名的李先生告诉本台：“六四是每个中国人都应该铭记的事情。那个时候学生的思想、那种精神，太值得现在这些年轻一代学习了。现在，尤其年轻一代，价值观就是纸醉金迷嘛。”

对于今天还有多少人知道六四和海外民运，李先生也很不乐观。“据我的经验，如果没有翻墙渠道的人，比如现在的很多00后，他都不知道这些东西，听都没听过。”

本台记者随机拨打了中国武汉、天津、成都等城市民众的电话，希望了解有多少人听说过89六四及海外民运。

–“我没听说过。”

–“我不关心这些。我就一个小老百姓，我都不知道政治迫害，我不关心政治。”

–“你是国外的，你这不是中国的事，你们干嘛呢？”

–“我只知道搞过学潮，但是具体是怎么搞的，我不知道。因为我们都不关注这块儿。”

中国民主的未来要靠谁？

来自上海的80后王先生告诉本台，现在年轻一代，不仅不知道89六四与民主运动，而且被洗脑很严重。“你在谈民主自由的时候，他会跟你讲民主是不能当饭吃的。他们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拥护现在的这个政权。这就说明，从执政者角度来看，这个洗脑教育是非常成功的。”

因担心中国政府打压而不敢具全名的王先生还表示，严密的信息封锁和洗脑教育，令海外民运和国内处于一种非常割裂的状态。“不太会指望国内年轻一代的大学生，能受到海外民运的影响，几乎不可能。这些学社们实际根本就不在乎这些事情。海外民运完全被国家定义成反中国的、反华的。”

那么要想改变中国，需要依靠谁呢？苏晓康认为，海外流亡人士无法改变中国，改变还要靠中国国内。“还有上千万的农民工，希望就在这些农民工身上，根本不在城市的这些岁月静好派、小粉红身上。当中国经济下滑出现问题后，这些农民工就是革命的力量。要去影响他们。”

杭州一位自由职业者、因安全原因要求匿名的A先生告诉本台，大城市里千千万万的农民工的确是中国社会主流。但他们关心的只是如何赚钱生活，对共产党更有一种深深的恐惧。

上海的李先生也表示，中国要走向民主化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首先，要变革，人心要开始变。但是现在的人，我从百姓群体感觉，大多数人就没有变革的那份心。人心不变加上这个极权统治，你凭什么变呢？”

近十年来，中国人权状况持续恶化，经济不断下滑，中共编织的洗脑内容，日益被严酷的社会现实戳破。当前的清零防疫模式，更凸显出中国政治制度的弊端。

王丹认为,所谓的社会主义铁拳，会让曾经被洗脑的小粉红一代，越来越看到社会的现实。“这次上海防疫产生的效果就可以看到这点。我想很多上海的小粉红、90后世代，大概不再会认为这是他们原来想象的那么美好的一个社会了。”

最近，因反对校方的疫情封控措施，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以及天津大学先后爆发了学生群体抗议事件，不过又很快被政府压制下去。

黑夜中的坚持

中国社会的民主化何时才能实现？最后，让我们一起听听当年的学运领袖周锋锁和王丹对此的看法。

“当然到现在为止，这是一场失败的战斗。但在中共倒台之前，必须有很多人参与这个不断失败的战斗。” 周锋锁说，“对于身处其中，还在和这个专制政权对抗的人，至少他们是有反抗的勇气，坚守的精神。这都是非常值得尊敬的。”

王丹说：“中国民主化，这是一个肯定的方向，只是中国自己有太多包袱，要比其他国家更慢一些，路程更艰难一些。但正因如此，我想更珍贵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有一些人还能在这个黑夜中去坚持，去做这样看上去不可能的事情。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在海外应该去承担的一种角色。”

六四被视为中国当代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但这段历史却一直被中共竭力掩盖。目前，王丹等人正在纽约筹建六四纪念馆。他们说，其目的不仅是为了纪念33年前那段历史，更想为中国未来发展找到一条出路。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凯迪华盛顿报道。

读者推荐

从中西文化差别看六·四

  杨 林

一、跪着与平等

一九八九年学潮的起因是胡耀邦的去世，但引起绝食的却是李鹏拒绝接收学生的请愿书。要不是邓小平把李鹏扶到总理的位置上，如果当时的总理有一点智慧来处理学生的请愿，绝食就不会发生。不接请愿书不只是智慧问题，更是心态问题。

记得有人曾经说过，中国人只能是对别人跪着，或别人对我跪着，而不能平等地站着或坐着。当时没有多少人觉得跪着递请愿书有什么不妥。学生把自己摆在低下的地位，给对方更多的面子，以示诚心。他们以为这样对方就会放下架子，来接他们的请愿书，会和他们对话。其实，不管他们是跪着还是站着，李鹏们都不会把他们放在眼里，以后的四·二六社论、戒严令和六·四屠杀都证明了这一点。

二、成者王、败为寇与程序公正

今天还记得六·四或把六·四铭刻在心的人们，不论在国内还是海外，已是极少数。中国人已有太多的苦难和习惯于遗忘，是原因之一。犹太人的苦难并不比中国人少，然而他们拒绝遗忘。看他们对待纳粹的态度，再比较我们对待抗战、大跃进、文革的态度，就知道中国人是多么擅于遗忘。

有的人“忘记”六·四，甚至为统治者辩护，深层的原因是根深蒂固的“成者王、败为寇”的思想。在他们看来，因为中共还在台上，中国才迎来了“经济繁荣”的“盛世”，所以，共产党当年的做法就必然有道理。这些人没有对真理的追求（“真理”本身就是外来词），不关心程序的公正；他们只关心最后的赢家，而不管其过程是多么邪恶、多么残忍。纵观中国的历史，无不如此。宋襄王成为笑柄，秦始皇视为英雄，便是最典型的例子。

这些人对柴玲的痛恨也源于此。柴玲的“用流血唤醒民众”的说法，比起中共的所作所为根本算不了什么。如果当初的流血真的唤醒了民众，导致了中共的改组，柴玲（们）就是今天的英雄。对中共用几千万人的血和谎言取得了政权，用几千万人的生命去试验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又用千百万家庭的破碎和一代人的青春去树立一个神像，这些人都可以遗忘，或者用“失误”一笔带过。但他们不能容忍柴玲的想法，却愿意为刽子手辩护。这无非因为柴玲等是失败者，而刽子手还在台上。

说起程序公正，在《华夏增刊》纪念文章里，有人已经指出当初的屠杀实际上是一场军事政变。绝食到五月底已经冷下来，其实只要再拖上几个星期，学潮就会自动结束。邓小平之所以要杀人，目的是为了封住人大的口，因为当时已有足够的人数要求紧急召开人大会议。人大会议一旦召开，邓小平、李鹏的下台几乎是肯定的。

三、国家与个人

David Echman博士曾在“健康家庭”讲座上提到了中西方的文化差别。在他看来，东方注重于集体的荣耀与羞耻（group: honor vs. shame），而西方强调个人的清白与负罪感（individual: innocent vs. guilty）。在什么都要为抽象的集体着想的文化氛围里，个人的利益服从集体的利益，小集体服从大集体，最后的结果是一切都服从于几个人甚至一个人有最后解释权的“国家利益”。于是，个人成为“草民”，个人的生命变得微不足道，几千万人的生命还是微不足道。

在一次辩论中，我的一位朋友几乎把所有发生在近代中国的事件都归为“手段”。我问他，如果几千万人的生命都是“手段”，那目的是什么？他虽然没有说，但我知道，朱成虎说出了很多中国人的内心想法：就是如果有一天能和美国打上一仗，哪怕中国的人口只剩下零头，哪怕地球的大部分地方都变成了焦土，他也在所不惜。

今天民众对待六·四的淡漠，另一个深层原因就是这种“集体主义”，更确切一点说，是“大中国”主义在作祟。今天到处在“唱盛”中国，比如到2030年中国将成为第一经济大国。为了这个强国梦，几百矿工的生命不算什么，几个村几个镇的艾滋病人的生命不算什么，民工拿不到工资不算什么，穷人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不算什么……在这种思维之下，不少人已经不在乎遥远的十八年前发生过什么。他们不要任何“噪音”来干扰所谓的强国梦。

□　读者投稿

刊登在 2007 华夏快递 kd070604.

再谈六四反思

 杨 林

（一）就算是寓言吧

一群孩子跟着一对夫妇，据说是他们的父母。这对夫妇花天酒地，可孩子们经常吃不饱，上学不能保证。于是他们请求父母少上馆子，让他们能够好好读书，少干一点活。这对夫妇对他们吼道：“我们养活你们，你们居然敢顶撞父母？”孩子们不想轻易放弃，继续要求“父母”让他们能够跟邻居的孩子那样上学。这对夫妇拿出鞭子和棍子：“你们胆敢再闹，看我不揍你们”。孩子们想，我们又不是没挨过打，挨揍也要闹，毕竟他们是父母，总不会把我们往死里打吧？我们的要求不算过分，也许再坚持一下，他们就同意了我们的要求也未可知。哪知，他们的“父母”不只是动棍子，还动刀子杀人！

（二）“事后诸葛亮”可以休矣！

“反思”是对自己以前的认识，或对过去的重新思考，以便提高自己，吸取教训，为以后处理类似情况有所改进。比如以前因为想占小便宜而受了骗，以后对便宜的东西送上门来，要三思而行。其次，反思必须在明白真相后才有意义，否则就是“胡思”。现在对六四的一种“反思”很流行，那就是“要是学生怎样……结果就会怎样”。据说刘晓波也“反思”，说“如果四君子绝食起到了和他们意愿相反的作用”。这种“事后诸葛亮”式的“反思”，不但于事无补，而且是非常有害的。

所谓的“学生领袖”也就是敢于站出来，口才还可以的人。人们参加那场运动没有几个是因为看在学生领袖的份上，而是出于自己的利益，出于良知和公义，出于对国家未来的希望。人们参加那场运动，都是按照各自以为最好的方式，没有几个人能料想到邓小平会是那样的无耻和残忍。

类似的运动不会再有。即使有，刘晓波们也不会有机会扮演类似的角色，而新的“领袖”不会听这种反思。就好比婚姻不幸的人后悔当初没有听老人言，听不进旁人的劝告，……，以后坠入爱河的年轻人还是照样犯同样的错误，重蹈婚姻的悲剧。学生运动也是一样，如果以后还有类似的学运发生，它还是会按照它自身的轨迹和当时的气氛发展。再说，任何人对自己凭良知所作，对后果无法预料、不能控制的事，没有必要后悔。

其次，在中共没有解密当时决策的全过程——从学生递请愿书，到4•26社论，到戒严，到屠杀——来谈“要是学生这样，结果就会怎样”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实施屠杀的一方对学生运动的每个阶段的反应，我们如何知道“要是学生早点撤离广场，就不会有屠杀呢？虽然屠杀的方式可能不同，比如制造学生闹事的借口，对“闹事者”“严打”。

最后，在屠夫还没有受到法律制裁之前，在正义得到声张之前，让受害者“反思”“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也是不公平的，这种“反思”只能起到为凶手开脱的作用。

（三）学生为何没有早些撤离广场？

首先，当时几乎没有人能想到动用机枪坦克所进行的屠杀。除了少数几个屠夫，六四前绝大多数人预计不到共产党会在全世界的注目下大开杀戒。那时候知道的是七六年的四•五清场：工人民兵拿着棍棒，半夜上阵，把天安门广场上的人全部抓走。可那是“十恶不赦”的四人帮干的，邓小平据说比他们要好呢。所以我同意一位网友说的，柴玲所说的“流血”不是六四式的“流血”，因为她当时所知道的最坏情况，也就是四五清场式的“流血”（虽然中共早已在西藏，云南等地用正规军杀过平民，但那是相对秘密的，普通百姓并不知情）。

其次，八六、八七年间的学生运动无声无息地终结的后果是，同情学生运动的胡耀邦被逼下台，强硬派李鹏当上总理（赵紫阳取代胡耀邦成为总书记）。通过“反思”两年前的学运人们可以预料到，在没有得到政府任何承诺的情况下撤离广场，赵紫阳等一些改革派会被清算，学运领袖被秋后算账。李鹏的“我现在不说”和赵紫阳的“老了，无所谓了”便是明显不过的佐证。

有人拿西方的游行和那场运动比，说是西方的游行、示威，完了就走。他们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西方是民主国家，民众表达了观点之后，政客们就会重视，这既是为他们下一轮的选票，也是为他们所代表的选民的利益。而在独裁国家，如果当时没有达到承诺，民众的要求不但以后不会考虑，“出头者”反而会得到整肃。

再说，学生运动推动国家走向民主的例子不是没有，邻国南韩就是其中之一。十年前（1979年），伊朗的群众运动也导致了政权的替换。

坚守广场，毕竟还有一些希望，因为紧急人大会议的召开已经有足够的人签名，有望一个月内召开，到时，学生的诉求就会被重新考虑。而他们如果撤离广场，召开人大会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就会大打折扣。再说，很多军队不是被百姓劝回去了吗，还有军方人员也参加了游行呢！三十八军军长抗命，好像也是得到证实了的。那会想到邓小平会从外地去调动毫不知情的野战军呢？

早点撤离广场，就是等于学运的完全失败（官方没有答应任何学生的要求），学生们不甘，市民们也不甘。“温和”如王丹者也承认“如果我们撤的话，我觉得，怎么说呢？这叫纵容恶人！我觉得从感情上没法接受。”“所以我个人当时有这个感受，让我很理性地来很冷静地说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我说对不起，我没有那么高的理性，因为我没有面对理性的对手”。

其实，当时的学生已经够温和了，任何“出格”的行为都会被学生制止，连弄污毛像的人都被他们抓起来。如果说学生们在没有得到任何承诺的情况下撤离广场，才算“温和”，当初没有学生运动不就更加温和？任人宰割是最温和了。这种“温和”正是中共所想要的，也是中共出动机枪坦克所要达到的。如果东欧和前苏联的民众都这样“温和”，那里的共产政权依然存在。

总而言之，从4•26社论到戒严，中共一步步把八九学运推上了不归路。当时陷入了一个坑里，各种力量交集综合，没有一种智慧能够把它带出来。

（四）5•30撤退了还会有屠杀吗？

这是一个伪问题。首先，历史不能假设。这种问题就像“如果太阳从西边出来会怎样”一样没有意义。其次，这个问题本身暗示学生（领袖）要对屠杀负（部分）责任。

尽管是伪问题，我还是就我所了解的当时的形势作一些分析，因为有太多人问这样的问题。

如果学生完全撤离广场，也不见得没有屠杀。比如按照刘刚的”校园割据”，谁能肯定屠杀不会发生在校园？

（五）《天安门》的功过 《天安们》作为记录片，自然有它不可抹杀的意义。如果有人不知道二十年前的屠杀，或者否定有屠杀的发生，我会推荐《天安门》给他，因为它记录了一些重要的史实。只要有起码良知的人，都能得出简单的结论：中共的无耻和残酷，因为用机枪和坦克去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完全越过了现代文明的底线，就好比一个大汉用刀枪去对付一个孩子。

影片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就像New York Times的Stephen Holden对记录片《天安们》的评论中所写的：“it strongly suggests that had moderation prevailed, there would have been no violent crackdown, and Deng Xiaoping’s cautious reformist agenda might have been accelerated.”。

卡玛在做纪录片时说她只想把事实真相告诉观众，问题是在几个小时的影片里如何剪裁“事实”。在取材的过程必然取决于制片人的认知水平。一方面，影片把柴玲对两个记者的话放在一起，极度渲染柴玲等人的非理智；“忽视”掉运动期间学生和市民的克制和理性，几乎没有提及诉求的合理性。两年多前的学潮被“平息”而导致胡耀邦下台，这一重要的背景知识也只是轻轻带过，那是运动的导火线，也是学生不肯撤离广场的重要原因之一（见第三段：学生为何没有早些撤离广场？）。另一方面，影片中所采访的人基本上都是所谓的“温和派”，没有严家祺、包遵信、郑义、陈明远、方励之、徐良英、沈泽宜等那些对学运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她所引用的吴国光等人的话，就把89民运和文革相比，把学生要求改革的诉求说成是革命，并为中共屠杀开脱，比如说4•26社论就表明了中共的强硬态度（美国那时驻中国大使李洁明也有类似论调，说是邓朴方曾传话给学生，表明中共一定会屠杀）。好像一个歹徒对着无辜者有言在先：“把东西给我，否则我就杀了你”，杀人就有了理由。而戴晴的话“毫无理性的学生和毫无理性的政府”，则把20来岁的学生的天真对等于久经沙场的屠夫们的冷酷。如果说前面只是“剪裁”的问题，在屠杀后的一段解说词：“Tiananmen Square was empty. But skirmishes between the people and the Army went on sporadically for several days. There were more deaths on both sides.”则非常明显的表明了她是怎样一个“中立的第三者”：她把市民和学生当成交战的一方。

如果人们对卡玛把学生和政府放在对等的位置还有怀疑的话，她的自序里对当时的一段描述就再清楚不过了。

在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天安门广场上，有三位外地青年用墨汁玷污了毛泽东的肖像。当时一位外国记者在现场拍照，立即有学生上前去抢他的照相机。那位记者模仿着学生们游行时的样子，高喊「新闻自由！新闻自由！」而学生则说﹕「这对运动不利，就是不许拍！」这些学生的考虑当然是怕给政府造成镇压的口实。但这一场景十分耐人寻味。向政府要求新闻自由的人，忽然发现新闻自由对自己的事业不利，而感到有必要加以封锁。人们对于社会公正的追求往往陷入这样的自相矛盾。……
卡玛用个人的不民主行为来否定学生的民主诉求。“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任何个人都不可能绝对自觉地遵守“民主”程序，民主中的制衡（check & balance）正是为了防止个人权力的滥用（不民主）所采用的机制。杰弗森成为总统之后就有大权独揽的尝试。有“民主之父”之称的人尚且如此，从来没有行使过民主权利的学生，又能要求他们什么样的境界？“民主制度”本来就不是一帮“自觉遵守民主”的人建立起来的，而是各方利益妥协形成的机制。“民主”不是要求每个人自觉地“民主”，民主是防止有权力的人滥用权力，是防止个人的权利被随意践踏。再说，学生们并没有他们自己上台取而代之，而是要求执政者进行民主改革。

卡玛这样的认知是不奇怪的。她后来拍的《八九点钟的太阳》（简称《太阳》）里，基本是没有什么反思，倒是给宋彬彬之流以充分的讲坛自辨（维基百科就以《太阳》为依据对宋彬彬进行了开脱），而不采信其他不同的看法。影片的结尾的解说词，不但丝毫没有对毛的批判，反而把毛捧为“希望的象征”。指望这样一个与毛时代的极左思潮藕断丝连的人，拍出一部中立的纪录片可以说是缘木求鱼。

有人说，如果《天安门》为中共屠杀开脱，那为什么中共还恨它呢？就像前面说的，用机枪和坦克去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完全越过了现代文明的底线。中共连自己拍的《平暴记实》都被禁放，胡耀邦、赵紫阳的名字在历史教科书中被抹去，89、64都成了被屏蔽的词条。中共现在对待六四屠杀的唯一办法，就是让人们从记忆中抹去，任何提及六四的东西都被禁止。所以，中共禁演《天安门》丝毫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更不能因此给《天安门》加分。

（六）我看柴玲 柴玲“期待流血”的话，现在听起来很刺耳，再加上《天安门》以及一些电视台的渲染，柴玲好像成了六四屠杀的罪魁祸首之一。

其实，5月12日开始的绝食，就是“用摧残自己的方式，来争取国家的进步”（王丹语）。那一代的学生，从小受的是爱国英雄主义的教育，看到绝食未能达到目的，他们就想用更为激烈的办法，那就是“流血”。当时持那种想法的人绝不是个别的，只是柴玲在语无伦次中说出了实话，再加上她又说了“我想我不会的（坚持在广场）”。于是，柴玲成了“想流别人的血”的卑鄙者，这自然有卡玛的功劳。

其实，柴玲在5•28讲话中的矛盾，正是体现了她当时的矛盾心理：一方面是想为中国的民主事业献身。另一方面是本能的求生愿望，加上当时对一些不同意见的失望。使我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有很多人不能理解这样一种正常的矛盾心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有过那种经历的人。

至于柴玲在屠杀后的话，“年轻的生命,誓死保卫天安门！保卫共和国！头可断！血可流！人民广场不可丢！打倒李鹏伪政府！誓死捍卫天安门！至到最后一个人！”那是很多民众（尤其是热血沸腾的学生）在屠杀的shock后的反应。有人回忆道，“六月九日了，华东师范大学有上千人庄严宣誓与党中央决裂”，“六月中旬，上海学生还在开追悼会，人民广场简直是花圈的海洋”。

有很多人都相信，（这样一个公然与人民为敌的）中共政权不出几年就会倒台。这些“预料”也没有完全错，柏林墙、苏联、东欧不久就轰然倒塌。只是他们低估了中共，低估的中国人：低估了中共的残暴与狡猾，低估了中国人逆来顺受的能力。

如果柴玲有什么需要给众人一个交代（或者道歉）的话，那就是她在5月30日突然否定“爱国维宪各界联合会议”的决定。尽管我认可“温和派输给激进的柴玲，实际上‘是输给了广场当时的气氛——激进的上去，温和的下来’”这样的说法，柴玲的举动毕竟是与他们正在争取的民主背道而驰的。不论她怎么认定她是如何正确，“程序公正”是民主不可或缺的一环；民主并不保证每个决定的正确性，民主只是寻求决策过程的正当性。

【参考文献】

CND 论坛：柴玲高调重返民运，为民运捐款$100万美元！
曾慧燕：「太阳」为何不落山——《八九点钟的太阳》记录文革世代心路历程
64memo：《天安門》影片文稿

六四回顾与反思

 杨 林

一、背景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过世，“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一九七八年恢复高考之后，邓小平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打破了思想禁区，中国迎来了反右后思想最自由的时期。但好景不长，随着华国锋被逼退、区级自由选举遭夭斩、西单民主墙被取缔，自由被标上了资产阶级的标签，谓之“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也暴露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实目的，那就是邓小平为自己树立权威）。由于以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为首的开明派还在台上，共产党内思想依然活跃。即便到一九八七年初胡耀邦被迫辞职之后，党政分开的讨论与操作还在继续，军队国家化也有所提及，在此期间，党刊《红旗》杂志被取缔（以后成为赵紫阳的罪状之一）。

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下，两种人最先富起来：一种是有权批到紧俏物资的干部子女；另一种是社会上的无业人员，其中不乏被开除公职或劳改释放者。从而形成了“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执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现象。这些不满最多体现在知识分子当中，他们既知道干部子女致富的内幕，又看到社会上“痞子”的暴富，感到知识没得到应有的重视，自己没得到应有的待遇（国民党时期的知识分子待遇是那时的热门话题）。工人农民虽然也有不满，但那段时间是他们几十年来最好的时光。

二、运动期间

从四月胡耀邦去世，到递交请愿书，到四·二六社论，五月份的舆论有了一段宽松的日子。到了五月中旬，全国各大城市基本上都动起来了，各省会乃至市区一级的学校和机关单位都有不同程度的游行，声援北京的学生和市民。游行的主题歌是《国际歌》，我和游行队伍中的朋友说，《国歌》更合适。我们还谈到了如果赵紫阳（他的儿子也卷入“官倒”）和李鹏下台，谁来担任第一把手的问题，我认为华国锋是一个选择。

令我终生遗憾的是，我未能拍下一张当时的照片。那些游行的队伍，那些贴在食堂和一些教室的各式小字报，未能留下几张照片作为记录或纪念。我一个月前汇款出去，请朋友买当时紧俏的海鸥牌相机，可迟迟不见货，直到屠杀过后才拿到相机。

戒严令后，我知道屠杀是必然的了。我当时跟几个朋友说，在北京市民疲乏并放松警惕后，军队会在夜里迅速地进入广场。我这个自以为看得很透的人也只猜对了一半，那就是屠杀在夜里进行，但还是想不到他们居然会用上坦克和开花弹。

在戒严令下达到屠城之间的十几天里，也有些学生到我们城市的广场绝食静坐。我到过广场两次，去劝学生停止绝食，没有劝动。后来我能做的就是给我教的那个学生一个较好的成绩。

当全国在搞秋后算账的时候，有很多系的老师与学生必须过“讲清楚”的关，其中一些老师还受到了处分。我们系当时几个领导比较开明，没有让任何老师或学生为难，否则我真不知道自己会硬着头皮不认错，还是会违心地“讲清楚”。要是象反右那样，只要我们系有一个指标，我就是批判挨整的对象。

三、屠城之后

屠杀之后的好几个月，北京一直处于戒严状态。人们私下谈论的话题，常常会与屠城有关。一位分配到部队的学生，跟我谈到屠杀后（海外学人）烧国旗事件，他虽然不同意屠杀，但觉得烧国旗太过分，基本上算是叛国。我告诉他，那国旗既不代表普通中国人，也没有历史的传承，本质上是另一面党旗。我甚至预言中共需要二三十年才会倒台，当时听我这么说的人都觉得时间太长。然而，二十年已经过去，还没有看到曙光。

暑假回家，乡亲们普遍的态度是“要是学生赢了就好了”，这是我看到的老百姓出自内心支持的唯一一次“运动”，虽然他们的支持中带有事不关己的态度。

记得六·四被镇压后不久，有人抱怨知识分子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我就说他们活该。要是六·四期间大家都坚决地站在学生一边，中共也不至于这么肆无忌惮。

自然，也有一些糊涂人，尤其是一些老干部、老党员。我的父亲，一位离休的“干部”，就说我们“读书读到屁眼里去了”，“没有看到国民党的腐败”，“要是没有共产党，哪有我们的今天”。我告诉他，连毛泽东都说“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国民党的腐败我虽然没有见过，但也听了不少，共产党的腐败已经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任何国家，不管什么党当政，都要办教育，我是凭自己的本事考上的，不用感谢谁。我们的争执逐渐升级，最后在母亲的劝阻之下才得以平息。三年后我出国时，他说了一句“共产党真是腐败了”，大概算是对我的一个让步。以后我们只要谈及政治，包括我出国后回去探亲，都是井水不犯河水：我骂共产党时他不插话，他说毛的好话时我不搭腔。

我教过的一位从北京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回到本地的大学找工作，愣是没有大学肯接收。最后，他回到老家的中学挂了个名，从那里办手续出国。

那年年底，我们到地区的专科学校去函授，其中一位老师不知何故与管食堂的退伍老兵起了冲突。他骂我们都是动乱分子，还动手打人，打坏了那位老师的眼镜。最后我们通过上面向所在学校施压，逼他赔偿眼镜，并赔礼道歉。

四、六·四屠杀的后果与反思

有人认为，学生和李鹏对话后就应该撤退广场，那样就可以避免屠杀，并可以保留民主的力量。那次所谓的对话，李鹏不但没有对学生的诉求作任何让步，甚至连“不秋后算账”都没有答应。李鹏的“对话”只是火上浇油而已。学生们满腔热忱地希望取得到一点成果，希望至少领袖们不会遭到秋后算账，这本来是最基本的希求，是非常合理的。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是，“人民的军队”竟然会用机枪和坦克来对付人民。不只是学生们想不到，连经历过数次运动的老师们也想不到，毕竟这是二十世纪末的文明时代了。半个世纪前，段祺瑞为了死几个学生还终生不吃肉呢。

有些人认为当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陈希同误导了邓小平。这是非常幼稚的看法。其实邓下屠杀命令的时候并不糊涂（后来的“南巡”就是证明），更不受谁的指使或欺骗。从废除民主墙、罢黜胡耀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支持李鹏上台，直到扶持江泽民上台，他的行为都是非常一致的。安魂曲在《华夏文摘增刊》第223期（二○○○年七月十二日出版）的《六四最大秘密试解：邓小平一定要血腥镇压的真正原因》中作了很好的分析。邓决定派坦克屠城的最合理的解释，就是阻止人大的召开，并震慑党内的改革派，本质上是一场叛乱。“六·四屠城”是邓一贯的“政治智慧”的体现：他首先考虑的是个人（包括子女）的利益，其次是党的利益，最后才是国家利益（百姓的利益）。而“六·四屠城”正是最大限度地保护了他个人的利益和党的利益。

那场运动即使是像1986年底那样以不流血的方式收场，以赵紫阳为首的开明派也会被赶下台，就像胡耀邦被赶下台那样。实际上，1987年初，胡耀邦的下台与李鹏的上台（当总理）就已经决定了89年那场运动的命运，更确切地说，是决定了改革派出局的命运，因为邓小平之流绝不会放弃任何既得利益。当时虽然有些改革的举措，象前面提到的党政分开，这些举措即使没有那场运动也注定会无疾而终。

有人说，赵紫阳想利用那场运动达到他自己的政治目的，这个比较可信。没有赵紫阳的支持，五月份的舆论不可能那样放开，运动也就不会发展到那样的规模。赵紫阳要达到什么目的呢？他从胡下李上看到了自己和改革的命运，除非他放弃改革，与他们同流合污。所以他打算利用学生运动，孤注一掷。他的错误是，对邓屠夫的无耻和凶残没有足够的认识，在关键时刻又不敢像叶利钦那样站出来。结果，他功败垂成，在客观上加速了政治改革的夭折。

六·四之所以形成那样的规模，得益于十几年来相对宽松的政治气氛，而知识阶层没有得到应有的好处。六·四之所以没有得到（北京以外的）工人农民的广泛支持，是因为十几年的宽松气氛给他们带来的好处。而十几年的宽松，是邓小平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所必须的（江和胡是以“正常”接班的方式上台的，不需要非同寻常的举动来树立权威，他们只需要守成。），屠杀则是邓小平为了保护其既得利益而采取的行动。这样看来，“六·四”是历史的必然。

中共从“六·四”中学到的教训是，贿赂知识分子，让他们也一起富起来，从而师德、医德荡然无存。为了制造“财富”来填满他们的贪欲，他们加快了对公有财产的掠夺，对土地的掠夺。那场屠杀，在现代的“文明”史上开了用正规军和坦克对付学生的先河。从此，中国各级贪官可以肆无忌惮地启用军队和武警来镇压任何挑战他们利益的企图，对言论的管制更加严密。百姓的自由更加遥遥无期。

“六·四”屠杀如果有什么正面意义的话，那就是它让全世界更加看清了共产党的凶残。它把齐奥塞斯库送上了断头台，加速了苏共的倒台和前苏联的分裂，加速了德国的统一，加速了整个共产主义阵营的解体。它使共产主义全面破产，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以至于它只能通过贿赂和公开的暴力来维持。

五、“和解”的可能性

正值“六·四”二十周年之际，不少人士对“和解”可能性提出了各人的见解。茉莉在《六·四问题解决方式之探讨——从南非和解到东德审判》（香港《争鸣》杂志２００９年４月号）一文对其它国家的和解模式作了分析。遗憾的是，文中所举的南非、南韩及东德的例子，都不可能在中国发生。

东德审判是在东西德统一后以西德为主体而进行的。即便哪天大陆和台湾统一，以两岸的人口、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对比，台湾不可能担负起这样的大任。

诚如茉莉所说，南非和解的关键在于“英国殖民者是信仰基督教并拥有民主精神的”，而“当今中共领导人是一群既无信仰也无道德底线的人，是以暴力起家并相信暴力镇压有效的人”。但我不同意茉莉“六·四问题的解决，只需要由少数执政者来承担责任，并没有南非式种族大和解的需要”。六·四问题的解决所需要的是比“种族大和解”更大程度上的和解（下面会做出分析）。

我所读到的关于六·四和解的文章，都是把六·四作为孤立事件来谈的。南韩的光州“五·一八”事件就是一件相对孤立的事件，而六·四屠杀是共产党在土改、镇反、反右、文革等一系列事件的延续。当初邓小平对文革的评价，对反右的“纠正”以及撤销“地主、富农”成分等举措可以说是中共和百姓之间作出的和解姿态（其目的是为了树立个人的权威）。那些举措虽然没有追究真正的责任者，还是被多数百姓（包括受害者）所接受。

任何实质性的和解都必须有对真相的了解，以及类似事件不再发生的保证。当时的“伤痕文学”可以说是民间对真相的发掘和反思，民运先驱魏京生等人的“第五个现代化”和胡赵的改革则是寻求制度的改变。邓小平等人看到这些政治诉求对作恶多端的中共政权是一个威胁，从而想要刹车和转向，这才有“六·四”的发生。

“六·四和解”所伴随着的真相调查不可能只限于谁调动军队把坦克开到天安门，肯定也会涉及中共夺取政权以来，乃至于夺权之前的历史事件的真相，其中包括汶川地震中豆腐渣工程的真相、河南艾滋病的真相、各级贪官敛财的真相……。

如果说二十年前邓小平只要让出太上皇的位置，一些高官牺牲子女的部分利益还可以平息那场“风波”的话，今天他们必须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得到“六·四”的和解。

“和解”的最好时机是“六·四”屠杀之前。然而，这一机会已经被二十年前天安门前的坦克碾碎了。

“文革和解”产生了“六·四”，“六·四和解”将会带来什么？但愿以“智慧”自居的民族能找到一个智慧的解。

===================================
原文刊登在 2009 华夏快递 kd090419.

出生三代军人家庭的江林亲历了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

 

出生三代军人家庭的江林

江林的父亲是陆军少将，她爷爷在抗日战争时加入新四军。江林18岁参军，进了第四军医大学。之后，因写了一篇轰动一时的报道，被调到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宣传部。1986年，到《解放军报》当记者。江林亲历了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2019年，抵达美国。

不久前，江林接受新唐人电视采访时，谈了她亲历的“六四”屠杀。她特别提到当时有张爱萍等七位上将给中央军委写信，说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不要对人民开枪，不要进城，但是，邓小平置若罔闻。

1989年6月3日晚，得知中共军队开枪的消息后，作为军报记者的江林，决定立即去天安门。当时，她正在张爱萍上将的儿子、总参军训部战役训练处处长张胜家。张胜觉得她一个去不安全，决定跟她一起。然后，江林与张胜一家三口骑自行车去了天安门。

江林回忆说：“天安门的枪声是非常非常密集的，密集到什么程度呢？就像过节放鞭炮一样，此起彼伏。”之后，她在东华门附近受到武警暴打，被打得头破血流，被路过的一辆轿车紧急送往协和医院。经简单处理后，被转往中日友好医院。

谈到那么多人被军人开枪打死、打伤，江林说：“我真的是非常不能接受，你知道那种感觉是什么吗？就好像你看着自己的母亲被强奸的那种感觉，是非常难受、非常痛心的。也有点像《牛虻》那本书中写的，他忽然发现神父背叛他以后那种近于毁灭的感觉。就是宁愿自己毁灭，也不愿意去看到这样的事实。”

透过“六四”屠杀，江林说：“（她）看到了共产党的两个本质，一个是它的一党专政，再一个是它的党军体制。这个党军体制是使它的一党专政能够持续下去，能够这么持久而且还在发展的这样一个根本。”

“它就仗着这个军队能够镇压你，能够拿枪把你打死，所以，你从这个‘六四’可以看出来，香港问题、新疆问题，都如出一辙，它就是靠这个来统治的。”

江林说，她之所以沉默30年后才谈“六四”，是因为“之前对中共还抱有一丝希望，希望他们中还有一些良心未泯的人能站出来，平反和纠正‘六四’错误，但是，我等了30年，没有等到这一天”。

习仲勋为保晚年荣华富贵支持六四屠杀

 21/06/2021 – 22:2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出席国庆招待会。 REUTERS – THOMAS PETER

美国《自由亚洲电台》（RFA）网页6月4日和6月7日，连续刊发该电台《夜话中南海》专栏作家高新的文章，引述当年《人民日报》报道习仲勋慰问戒严部队的讲话为证，指习仲勋为保晚年荣华富贵，支持六四屠杀。

高新6月4日的文章题目是：“《人民日报》白纸黑字：习仲勋坚决拥护六四镇压”。

文章写道：外界一直在传播的习近平之父习仲勋在中共党内反对“六四”镇压的说法，本来仅仅是个找不出事实根据的“民间故事”，好多年来一直被一炒再炒，就被炒成了寄希望于习近平反“六四”的依据。

而当时中共《人民日报》上的白纸黑字，才应该是最有说服力的。1989年6月15日的《人民日报》第1版第二条便是标题为《15位副委员长慰问执行戒严任务官兵，习仲勋发表讲话赞扬子弟兵的伟大历史功绩》的长篇报道。该报道中引述了习仲勋的现场讲话：“６月３日凌晨起，在我们祖国首都北京，极少数暴乱分子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制造了一场骇人听闻的严重的反革命暴乱。在这关键时刻，你们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坚决执行中央的英明决策，采取果断措施，迅速平息了这场反革命暴乱，为保卫社会主义制度，保卫人民政权，保卫首都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立下丰功伟绩。”

高新的文章写道：当时的习仲勋还在“慰问戒严部队官兵”的现场讲话中，特别代表他本人担任第一副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表示：“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反革命暴乱还未完全平息，极少数暴乱分子仍在负隅顽抗，伺机反扑，不断地制造事端。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的人大常委会，负有维护宪法尊严、监督宪法实施的崇高职责。我们坚决支持你们捍卫宪法和法律尊严的正义行动。希望你们再接再厉，继续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与制造暴乱的极少数人作坚决的斗争，直至取得完全的胜利，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立下新的功劳。”

文章写道：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六四”镇压之前的习仲勋因为身体原因，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去人大上班，“常务副委员长”的角色是由彭冲扮演的。但“六四”一声枪响，他老人家立刻从病床爬起来，精神矍铄地走上街头慰问戒严部队。

高新6月7日的专栏文章题目是：“及时表态支持六四镇压，习仲勋力保晚年荣华富贵”。文章写道：习仲勋在“六四”问题上没有血债是不争的事实，但说习仲勋当年鲜明反对镇压决策，根本找不到事实根据。事实是，今年二月，习近平通过他亲自审定的《中国共产党简史》里对“六四”事件的定性，正是他父亲三十二年前在天安门广场慰问戒严部队，坚定支持“平暴”决策讲话内容的重申。

人間殺戮場 世間大舞台 -天安門廣場（歷史上的今天20180720 第135期）

【細語人生】亂世沉浮 循人間正道(1)

She worked in the State Council's Ministry of Foreign Economic Relations and Ministry of Foreign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for more than 20 years. She attained the position of Deputy Director and Director of the General Office in those ministries. During the mid-1980s, She held a key position at the Chinese Embassy in Romania... 她先後在中共中央國務院「對外經濟聯絡部」、「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工作長達二十幾年，曾任這些中央部委的辦公廳處長。八十年代中期，被派駐中國駐羅馬尼亞大使館長期工作，擔任要職.....

张亦洁【細語人生】亂世沉浮 循人間正道(2)

Ms. Zhang talked about an unknown inside story. In mainland China, twice a year, there is a world-scale trade fair at Guangzhou, during which one of the organizer's duties is to discover business secrets of the participating companies. The army's technical department provided equipment. Remote bugging was conducted through special cables. In western countries, any industrial espionage would have severe legal repercussions. Even phone-hacking of personal conversations is illegal. Even phone-hacking of personal conversations is illegal. However, in mainland China, the organizer of a major trade fair is routinely involved in wiretapping foreign business information. 張亦潔女士談到了一件不為人知的內幕：在中國大陸，一年二度的世界規模，最大的廣州貿易交易會上，主辦方監聽交易會參展商家的經濟情報，由軍方的技術部門安裝竊聽設備，主機在軍方的技術室，由線路遙控竊聽。在西方法制國家，不管多大的商家，企業，財團，只要非法竊取或竊聽情報事件，甚至竊聽私人電話事件一旦被抓住，就可遭到起訴，受到法律制裁。但在中國大陸，一年二度的世界規模，最大的廣州貿易交易會，竊聽外商經濟情報，竟成了一項日常的業務。

江峰最新MV《人民》—獻給六四紀念日31週年（詞曲：大雄；江峰、大雄演唱）

大軍壓境，民不畏死

 大軍壓境，民不畏死

林靜潔‧彭士雄‧顏婷
梁淑英‧麥燕庭

---

小孩子可知道發生什麼事？ 陳木南攝

中共黨總書記趙紫陽五月十九日黎明前，以個人身份到廣場探望絕食學生，情真意切地對學生說「對不起，我來得挺晚了」，勸導學生停止絕食，強調解決問題需要一個過程。他短短的一番話博得在場同學熱烈掌聲。同學當晚九時宣布停止絕食，改為萬人靜坐行動。

可是形勢急轉直下，當晚十時，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召開中共和北京市黨政軍幹部大會，李鵬和楊尚昆發表了講話。

李鵬強烈指責學生遊行、絕食、罷課等行動，令首都形勢嚴峻，無政府狀態越來越嚴重，中共決定「採取堅決有力的措施」制止「動亂」。

李鵬指出，「極少數極少數的人要通過動亂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這就是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

他呼籲學生停止絕食，各界也不要再作聲援。

楊尚昆並宣布解放軍將入城，恢復首都的秩序。

而趙紫陽沒有出席這次大會。黨內高層意見分歧看來已白熱化，趙紫陽失勢的跡象則更趨明顯。

李鵬指學生運動為「動亂」的講話，在二十日凌晨零時後透過廣場擴音器播出，即時引起廣大學生極強烈的反應，學生於凌晨三時宣布，將原先決定的靜坐行動升級為二十萬人絕食。

學生揮舞著旗幟，喊聲蓋過不斷重複著李鵬講話的廣播聲響。

戒嚴令挑起反抗

由於楊尚昆宣布解放軍將入城，因此數以萬計的市民就湧到街上堵截軍車。而大批裝甲車、坦克和軍隊先後在北京城郊以至市中心外圍出現。

早上十時，國務院正式宣布在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這些地區都位於城中心一帶，包括東城區、西城區、崇文區、宣武區、石景山區、海淀區、豐台區和朝陽區。

北京市政府繼而公布三項戒嚴限制，包括嚴禁遊行、請願、罷課、罷工、串連、煽動社會動亂等。戒嚴令亦限制新聞採訪，並指出戒嚴部隊有權對違反戒嚴令者採取一切手段予以制止。三項戒嚴規定由北京市長陳希同簽署。

軍隊的出現引起北京市居民強烈反感，大批市民湧上街，以身軀築起血肉長城，堵截解放軍前進，使市民聲援學生行動推至高潮。學生組織平民堵截軍隊，並向車上軍人教育，向他們解釋學生運動是愛國民主運動，不是什麼「動亂」。從駐紮部隊口中獲悉，在行動之前，他們除了「四˙二六」社論之外，不准閱讀其他報章及看電視，部分更透露上級告訴他們入京是為了演習。

在戒嚴令頒佈後，廣場每晚都有傳言謂軍隊會清理廣場，但學生堅決不撤，市民白天睡覺、晚上來，一致起來保護學生。廣場每晚都聚集了數十萬人，市民更組織「敢死隊」，軍警和民眾之間也曾發生零星衝突。

廿二日晚上，在豐台區一些武警與堵截軍隊的市民衝突，武警用皮帶和磚頭打學生和市民。混亂中，在該處被堵截的解放軍亦有受傷，這次衝突最少有四十人受傷。此外，六里橋亦傳出有軍民衝突，多人受傷。

連續數晚，廣場內均有有關鎮壓的傳言，說將有空降部隊降落故宮；說軍隊配備水炮、催淚瓦斯，於凌晨入廣場清場；又說有傳言鄧小平曾下令不惜以二十萬學生生命換取首都廿年穩定等等。言之鑿鑿，令學生在撤與不撤的問題上出現意見分歧。

廿二日凌晨，吾爾開希在接獲情報後，建議學生撤離廣場往使館區，但遭學生大力反對，且被罷免了「北高聯」主席之職。

當天黃昏，在學生領袖柴玲帶領下，二十萬學生一同宣誓「頭可斷、血可流、自由民主不可丟。」

這段期間，天安門廣場的權力中心由「北高聯」轉移到「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簡稱「廣場指揮部」）。

自戒嚴以來，軍隊始終被阻於城外，但學生一直表現得很有秩序。但也有人故意製造事端，廿三日下午，三名男子用顏料弄污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像。學生旋即抓著三人，交公安人員。當局指他們的身份為教師、記者及工人，均為外地人士，但從中央電視台報道所見，被捕者操流利北京話，他們的身份及動機頓成疑問。在同日晚上被弄污的毛像已更換。

全民奮起，動而不亂

此時，爭取民主自由的洪流湧到北京各階層。自四月底開始，已不斷有工人打著旗號遊行支持學生，直到五月中，才有消息傳出一個由學生協助籌組的組織，名為「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簡稱「工自聯」），醞釀成立。

「北高聯」、「工自聯」籌委會、「廣場指揮部」及「外地高校學生自治聯會」等，聯同知識分子一起組織成「首都各界聯席會議」，骨幹有王丹、劉蘇里、嚴家其及包遵信等。

與此同時，打著維護首都正常秩序旗號的圍城大軍已超過廿萬人，並不斷增援。廣場指揮部召開大會後決議要將行動升級，組織更大規模遊行及絕食，向政府施以壓力。

學生當時仍然有一個寄望，就是期待正在北美訪問、曾發表同情學生言論的全國人大委員長萬里及早返國，召開緊急人大常委會會議，否決李鵬下的戒嚴令，甚至罷免他的總理職務。為促成此事，全國人大常委胡績偉收集五十多名常委簽名，聯署動議開會。

戒嚴令頒布三天後，北京市面的治安、交通、供應漸趨正常。此時市公安局還公布刑事案和交通事故在過去兩個月來都明顯下降。一位卸任的中國官員私下說：「什麼動亂，我看只是動而不亂。」

入城的戒嚴部隊被堵三天後，開始後撤隱藏起來，軍車坦克離開公路暫駐於一些營房和軍事大院內。不久，戒嚴部隊進駐了中央電視台和《人民日報》。稍後又進駐了新華社。

中共上層亦重新部署，「戒嚴意識形態領導小組」取代了由胡啟立掌管的中央宣傳工作領導小組，新小組組長是王忍之，副組長袁木，成員還有何東昌、曾建徽（中宣部副部長）和李志堅（北京市宣傳部長）。

透過宣傳媒介，戒嚴部隊司令部展開「熱愛首都，熱愛首都人民，熱愛青年學生」的宣傳，強調戒嚴是維護首都秩序，而非對付學生。另外，在駐地附近，軍隊組織聯誼活動和義務勞動，發揚「軍民魚水情」，以緩和軍民之間的緊張情緒。

與此同時，一些高級將領和民主黨派人士出面呼籲政府克制，不要大動干戈對付學生。另一方面，鄧穎超和兩名元帥──徐向前、聶榮臻──分別以書面講話，勸學生離去，強調軍隊入城並非鎮壓學生。

數名八十多歲元老分頭做工作。廿四日楊尚昆召開中央軍委緊急擴大會議；廿五日陳雲召開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會會議，彭真則約見各民主黨派頭頭；廿六日李先念在政協常委會上講了話。他們的作用，是解釋當前的「動亂」及對黨的「危機」，指斥趙紫陽的錯誤，號召大家跟黨中央保持一致。

各地方大員（包括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在五月下旬奉召入京，分別與楊尚昆、李鵬、喬石和組織部長宋平會面，領會中央政策精神後，陸續回到地方部署。中央和國務院直屬機關幹部都需學習楊、李、喬三人的內部講話，又接到訓令，不得再參與遊行和罷工。

在各項下達文件和傳話中，趙紫陽已被批判為分裂黨。一份軍方的文件甚至指趙犯了「反黨」罪。然而，各地各級和軍隊內對「倒趙」的抵制情緒很高，表示對中央的做法難以理解，對黨總書記「反黨」一事難以接受。消極抵制和內部反對意見使高層不敢貿然召開中央全體會議，解除趙紫陽的職務。

透過黨宣傳工具和組織紀律，五月廿九日起，各黨、政、軍、地方首長紛紛表態，擁護中央，支持李鵬和楊尚昆的戒嚴決定。連較開明的單位，包括北京軍區和廣東省等，也別無選擇，只好緊跟中央。

北京市民的最後期望也宣告破滅。人大委員長萬里在廿三日縮短訪問行程，匆匆回國。北京市內出現歡迎萬里歸來召開人大常委的橫額。可是廿四日萬里回國後不直接返回北京，而先到上海。官方新華社報道萬里因病需在滬稍息。三天後萬里發表書面談話，同意李、楊的戒嚴令，並認為戒嚴既有需要又合法。這番講話令學生非常失望。

學運低潮，矛盾顯現

隨著政府的重新部署，氣氛稍為和緩，學生安全不致受到即時威脅。然而學生因長期靜坐和天氣炎熱，正疲態畢現，鬥志鬆懈，學運滑入低潮。在廣場靜坐的學生迅速減至二萬餘人，其中大部分是外地學生，本地生只有北大、清華和政法大學少數學生。

雖然不少外省來的學生已陸續返回原地，但新的外地學生卻又不斷到來。這些外省學生滿腔熱情遠道而來，滿以為天安門廣場是一個革命聖地，誰知環境惡劣，又未能得到本地學生照顧，不但吃不飽，睡不好，想找點事做，又茫無頭緒，參加糾察隊也沒機會，有的失望而去，留下來的很多不滿「北高聯」的不民主作風。他們覺得，在廣場上支撐場面的大多是外地學生，但「北高聯」有任何重大決策，卻沒有諮詢他們，因而產生被欺騙的感覺。

另一方面，北京的高校生和市民，對外地學生也頗有微言，認為不應接待外地學生。部分外地生的表現亦令人失望，有人顯然是抱著遊覽首都的心態而來，日間四出蹓躂，晚上才回來吃飯睡覺。有些人行為亦不檢點，引起北京市民不滿，令人擔心外地學生的行為會破壞學運的形象。

外省學生和本地生不協調的現象令廣場秩序日漸失去控制。就應否撤退問題，「外高聯」和「北高聯」也出現嚴重分歧。

主張不撤者指出，天安門廣場已成了民運的一面旗幟，亦是各界爭取民主的基地，如果倒了這面旗，民運將日漸瓦解；亦有部分「外高聯」代表抱著回去難以交代的心態，而不肯撤離。

主張撤離者則認為，作為愛國民主運動的推動者，學生已完成了歷史使命，藉著學運喚醒了民眾的民主意識，起了啟蒙作用，所以應撤離廣場，回校園推行深化民主運動的工作。

他們並認為，以廣場的實際情況，亦有撤離的必要，廣場上有數萬學生，與靜坐初期相比，顯得骯髒混亂，衛生條件惡化，可能釀成疫症。糾察隊因人手不足導致警戒鬆懈，賣汽水的、拍照的攤販可走到紀念碑下做生意，遊人往來，直如園遊會一般。

官方也利用這機會加強了宣傳。在中央電視台的新聞中，整天報道廣場衛生環境差，衛生部每日清理數以百公斤計的垃圾，並要噴射殺蟲水，防止傳染病。

「北高聯」雖已將管理廣場的權力交給廣場指揮部，但因為「北高聯」是整個學運的倡導者，一些佔主導地位的學生領袖如王丹、吾爾開希等都是「北高聯」核心人物，因此廣場指揮部不時亦想擺脫「北高聯」的影響，加上與「外高聯」的矛盾，當時的學生組織呈現著分裂危機。

廣場的廣播站是一個權力的象徵，但在分裂的情況下，大家都想控制廣播站，因而出現廣播站剛發佈一個消息，隨即被其他人廣播否定的情況，
「山頭主義」瀰漫廣場。

「北高聯」，「外高聯」和廣場指揮部在撤留問題上的意見分歧，在後期更形白熱化。「北高聯」原建議在五月廿八日舉行「全球華人大遊行」後兩天，即五月卅日撤出廣場，以象徵學生勝利凱旋回校，但馬上遭到以「外高聯」為多數的廣場指揮部否決。

廿八日的「全球華人大遊行」，北京的隊伍不足十萬人，比以往數次百萬人的大遊行，大為遜色，其中一個原因是政府當局和黨組織明令禁止員工參與遊行，違者將被「秋後算帳」。

這次遊行後，「首都各界聯席會議」立即呼籲召開緊急人大常委會議，罷免李鵬、解除戒嚴令及撤走軍隊，否則在廣場靜坐的學生將起碼堅持到六月二十日第八次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召開為止。

廣場權力分裂令到財政管理出現混亂，指揮部指「北高聯」從廣場撤往北大時帶走了所有捐款，負責財政的副總指揮封從德也在廿五日的記者會上表示，「北高聯」沒有清楚交代帳目。

封從德又稱，有跡象顯示學生在財政上有腐化和貪污的現象，包括濫用捐款作私人用途及虛報人數領取食物物資等。

當天晚上，指揮部重組財務管理制度，並由柴玲及王丹監察工作。同時亦委任北大自治會主席楊濤負責整頓廣場秩序。

這時，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為了支持北京學運，攜來大批捐款和帳篷等物資。但初步與管理廣場的學生組織接觸後，香港學生鑑於學生組織發生分裂，財政紊亂，決定自行將物資派發。他們在廣場設立「香港各界聲援北京學生運動物資供應站」，派發帳幕和食物給廣場學生，大大緩和廣場物資告急的情況，亦減低了廣場學生因物資缺乏而考慮撤走的顧慮。

熱潮再起，暴雨欲來

在學運低潮期間，隨著軍隊後撤而不再「天天來」的市民，又被在天安門廣場豎立的「民主女神像」再次吸引到廣場。

五月卅日，由中央美術學院同學塑造、高十米的「民主女神像」屹立在廣場上，與城樓上的毛像遙遙相對，數十萬市民日夜前來觀看，令沉寂一時的廣場再度熱鬧起來，但神像的豎立，卻被官方報章、電視台嚴重指責為非法行為。

四名知識分子，包括台灣詞曲家侯德健、北師大中文系講師劉曉波、四通集團綜合計劃部部長周舵、原《師大周報》主編高新於六月二日下午四時，在天安門廣開始七十二小時絕食行動，他們並發表「六˙二」絕食宣言，聲明絕食是抗議戒嚴和軍管。他們既批評政府處理學運犯錯，也批評學生的行動有非民主因素，呼籲雙方沉靜反省。四人的絕食行動和豎立民主像一樣，使原本日趨冷清的廣場再熱起來。

另一方面，五月卅日「工自聯」三名成員，錢玉民、白東平和沈銀漢被公安人員拘捕。在此之前、十一名稱為「飛虎隊」的摩托車手已被市公安局拘捕。

工自聯負責人韓東方等在公安局交涉要求放人時，約有千名學生前來聲援。經斡旋後，三名工人在三十一日獲得釋放。

六月一日中午，廣場總指揮柴玲和封從德舉行記者會，指他們在該日凌晨四時多，險遭數名學生及一名工人綁架，聲言這是政府一場有預謀的行動。柴玲亦指出，這些學生中，包括「外高聯」副總指揮連勝德、前絕食團常委王文和北京學生陳偉。

然而，王文後來交給記者的一盒錄音帶，內容顯示王文等人前去找柴、封二人，是與學生領袖挪用公款有關。

王文在錄音帶中講述了事件發生的前因：五月廿一日大軍圍城之際，絕食團的部分領袖，包括總指揮柴玲、張伯笠和李錄，鑑於情勢危急，決定動用七千元捐款，攤分給七名絕食團常委，作逃亡時的「保命費」。其餘四名常委是王文、郭海峰、夏斌和封從德。後來情勢和緩，他們卻沒有把款項歸還。王文和數名同學前去找柴玲，是要她解釋為何她可分得一千元，王文只得一百元，並要求各人交代這些錢用到什麼地方去，事件並不是柴玲和封從德所說的綁架。此事後來未能求證於柴玲。

另一方面，便衣公安人員和軍人也乘廣場紊亂之機，混進學生市民群中。

這時官方已通告各單位，製造民意歡迎戒嚴部隊入城。三十一日，官方發動北京市郊農民遊行，高呼「維護首都秩序」、「制止動亂」的口號，有些還喊「打倒方勵之」。一些出租汽車司機說，官方發動他們的單位，說遊行不用上班，而且每人得十元獎金。

六月二日，學生不甘後人，策動一趟「反遊行」，在學校區高喊「支持李鵬」，「支持軍管」，「擁護專制」等口號，實行反面諷刺。

亞洲週刊提供

六月一日，北京市政府發言人丁維峻突然在外交部每周記者會上宣布收緊戒嚴令下的採訪規定，將新聞封鎖升級。聲明所有外國記者、港澳台記者不得在天安門，人民大會堂、新華門等地進行採訪，中國公民亦不得與記者接觸。

此外，記者亦不得採訪拍攝戒嚴部隊，並將違反規定的處理方法由戒嚴令的「予以制止」升級為「施以懲戒」，有關的所有解釋權均在北京市人民政府。

至此，種種跡象顯示官方清理廣場行動已如箭在弦，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政府已在輿論、法令、軍事等方面做好部署，在氣氛逐漸緊張的北京城裏，一場前所未有的腥風血雨正在寂靜中醞釀起來了。

上一頁 返回頁首 下一頁

大軍壓境，民不畏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