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跪着与平等
一九八九年学潮的起因是胡耀邦的去世，但引起绝食的却是李鹏拒绝接收学生的请愿书。要不是邓小平把李鹏扶到总理的位置上，如果当时的总理有一点智慧来处理学生的请愿，绝食就不会发生。不接请愿书不只是智慧问题，更是心态问题。
记得有人曾经说过，中国人只能是对别人跪着，或别人对我跪着，而不能平等地站着或坐着。当时没有多少人觉得跪着递请愿书有什么不妥。学生把自己摆在低下的地位，给对方更多的面子，以示诚心。他们以为这样对方就会放下架子，来接他们的请愿书，会和他们对话。其实，不管他们是跪着还是站着，李鹏们都不会把他们放在眼里，以后的四·二六社论、戒严令和六·四屠杀都证明了这一点。
二、成者王、败为寇与程序公正
今天还记得六·四或把六·四铭刻在心的人们，不论在国内还是海外，已是极少数。中国人已有太多的苦难和习惯于遗忘，是原因之一。犹太人的苦难并不比中国人少，然而他们拒绝遗忘。看他们对待纳粹的态度，再比较我们对待抗战、大跃进、文革的态度，就知道中国人是多么擅于遗忘。
有的人“忘记”六·四，甚至为统治者辩护，深层的原因是根深蒂固的“成者王、败为寇”的思想。在他们看来，因为中共还在台上，中国才迎来了“经济繁荣”的“盛世”，所以，共产党当年的做法就必然有道理。这些人没有对真理的追求（“真理”本身就是外来词），不关心程序的公正；他们只关心最后的赢家，而不管其过程是多么邪恶、多么残忍。纵观中国的历史，无不如此。宋襄王成为笑柄，秦始皇视为英雄，便是最典型的例子。
这些人对柴玲的痛恨也源于此。柴玲的“用流血唤醒民众”的说法，比起中共的所作所为根本算不了什么。如果当初的流血真的唤醒了民众，导致了中共的改组，柴玲（们）就是今天的英雄。对中共用几千万人的血和谎言取得了政权，用几千万人的生命去试验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又用千百万家庭的破碎和一代人的青春去树立一个神像，这些人都可以遗忘，或者用“失误”一笔带过。但他们不能容忍柴玲的想法，却愿意为刽子手辩护。这无非因为柴玲等是失败者，而刽子手还在台上。
说起程序公正，在《华夏增刊》纪念文章里，有人已经指出当初的屠杀实际上是一场军事政变。绝食到五月底已经冷下来，其实只要再拖上几个星期，学潮就会自动结束。邓小平之所以要杀人，目的是为了封住人大的口，因为当时已有足够的人数要求紧急召开人大会议。人大会议一旦召开，邓小平、李鹏的下台几乎是肯定的。
三、国家与个人
David Echman博士曾在“健康家庭”讲座上提到了中西方的文化差别。在他看来，东方注重于集体的荣耀与羞耻（group: honor vs. shame），而西方强调个人的清白与负罪感（individual: innocent vs. guilty）。在什么都要为抽象的集体着想的文化氛围里，个人的利益服从集体的利益，小集体服从大集体，最后的结果是一切都服从于几个人甚至一个人有最后解释权的“国家利益”。于是，个人成为“草民”，个人的生命变得微不足道，几千万人的生命还是微不足道。
在一次辩论中，我的一位朋友几乎把所有发生在近代中国的事件都归为“手段”。我问他，如果几千万人的生命都是“手段”，那目的是什么？他虽然没有说，但我知道，朱成虎说出了很多中国人的内心想法：就是如果有一天能和美国打上一仗，哪怕中国的人口只剩下零头，哪怕地球的大部分地方都变成了焦土，他也在所不惜。
今天民众对待六·四的淡漠，另一个深层原因就是这种“集体主义”，更确切一点说，是“大中国”主义在作祟。今天到处在“唱盛”中国，比如到2030年中国将成为第一经济大国。为了这个强国梦，几百矿工的生命不算什么，几个村几个镇的艾滋病人的生命不算什么，民工拿不到工资不算什么，穷人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不算什么……在这种思维之下，不少人已经不在乎遥远的十八年前发生过什么。他们不要任何“噪音”来干扰所谓的强国梦。
□ 读者投稿
刊登在 2007 华夏快递 kd07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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