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过世，“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一九七八年恢复高考之后，邓小平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打破了思想禁区，中国迎来了反右后思想最自由的时期。但好景不长，随着华国锋被逼退、区级自由选举遭夭斩、西单民主墙被取缔，自由被标上了资产阶级的标签，谓之“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也暴露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实目的，那就是邓小平为自己树立权威）。由于以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为首的开明派还在台上，共产党内思想依然活跃。即便到一九八七年初胡耀邦被迫辞职之后，党政分开的讨论与操作还在继续，军队国家化也有所提及，在此期间，党刊《红旗》杂志被取缔（以后成为赵紫阳的罪状之一）。
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下，两种人最先富起来：一种是有权批到紧俏物资的干部子女；另一种是社会上的无业人员，其中不乏被开除公职或劳改释放者。从而形成了“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执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现象。这些不满最多体现在知识分子当中，他们既知道干部子女致富的内幕，又看到社会上“痞子”的暴富，感到知识没得到应有的重视，自己没得到应有的待遇（国民党时期的知识分子待遇是那时的热门话题）。工人农民虽然也有不满，但那段时间是他们几十年来最好的时光。
二、运动期间
从四月胡耀邦去世，到递交请愿书，到四·二六社论，五月份的舆论有了一段宽松的日子。到了五月中旬，全国各大城市基本上都动起来了，各省会乃至市区一级的学校和机关单位都有不同程度的游行，声援北京的学生和市民。游行的主题歌是《国际歌》，我和游行队伍中的朋友说，《国歌》更合适。我们还谈到了如果赵紫阳（他的儿子也卷入“官倒”）和李鹏下台，谁来担任第一把手的问题，我认为华国锋是一个选择。
令我终生遗憾的是，我未能拍下一张当时的照片。那些游行的队伍，那些贴在食堂和一些教室的各式小字报，未能留下几张照片作为记录或纪念。我一个月前汇款出去，请朋友买当时紧俏的海鸥牌相机，可迟迟不见货，直到屠杀过后才拿到相机。
戒严令后，我知道屠杀是必然的了。我当时跟几个朋友说，在北京市民疲乏并放松警惕后，军队会在夜里迅速地进入广场。我这个自以为看得很透的人也只猜对了一半，那就是屠杀在夜里进行，但还是想不到他们居然会用上坦克和开花弹。
在戒严令下达到屠城之间的十几天里，也有些学生到我们城市的广场绝食静坐。我到过广场两次，去劝学生停止绝食，没有劝动。后来我能做的就是给我教的那个学生一个较好的成绩。
当全国在搞秋后算账的时候，有很多系的老师与学生必须过“讲清楚”的关，其中一些老师还受到了处分。我们系当时几个领导比较开明，没有让任何老师或学生为难，否则我真不知道自己会硬着头皮不认错，还是会违心地“讲清楚”。要是象反右那样，只要我们系有一个指标，我就是批判挨整的对象。
三、屠城之后
屠杀之后的好几个月，北京一直处于戒严状态。人们私下谈论的话题，常常会与屠城有关。一位分配到部队的学生，跟我谈到屠杀后（海外学人）烧国旗事件，他虽然不同意屠杀，但觉得烧国旗太过分，基本上算是叛国。我告诉他，那国旗既不代表普通中国人，也没有历史的传承，本质上是另一面党旗。我甚至预言中共需要二三十年才会倒台，当时听我这么说的人都觉得时间太长。然而，二十年已经过去，还没有看到曙光。
暑假回家，乡亲们普遍的态度是“要是学生赢了就好了”，这是我看到的老百姓出自内心支持的唯一一次“运动”，虽然他们的支持中带有事不关己的态度。
记得六·四被镇压后不久，有人抱怨知识分子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我就说他们活该。要是六·四期间大家都坚决地站在学生一边，中共也不至于这么肆无忌惮。
自然，也有一些糊涂人，尤其是一些老干部、老党员。我的父亲，一位离休的“干部”，就说我们“读书读到屁眼里去了”，“没有看到国民党的腐败”，“要是没有共产党，哪有我们的今天”。我告诉他，连毛泽东都说“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国民党的腐败我虽然没有见过，但也听了不少，共产党的腐败已经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任何国家，不管什么党当政，都要办教育，我是凭自己的本事考上的，不用感谢谁。我们的争执逐渐升级，最后在母亲的劝阻之下才得以平息。三年后我出国时，他说了一句“共产党真是腐败了”，大概算是对我的一个让步。以后我们只要谈及政治，包括我出国后回去探亲，都是井水不犯河水：我骂共产党时他不插话，他说毛的好话时我不搭腔。
我教过的一位从北京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回到本地的大学找工作，愣是没有大学肯接收。最后，他回到老家的中学挂了个名，从那里办手续出国。
那年年底，我们到地区的专科学校去函授，其中一位老师不知何故与管食堂的退伍老兵起了冲突。他骂我们都是动乱分子，还动手打人，打坏了那位老师的眼镜。最后我们通过上面向所在学校施压，逼他赔偿眼镜，并赔礼道歉。
四、六·四屠杀的后果与反思
有人认为，学生和李鹏对话后就应该撤退广场，那样就可以避免屠杀，并可以保留民主的力量。那次所谓的对话，李鹏不但没有对学生的诉求作任何让步，甚至连“不秋后算账”都没有答应。李鹏的“对话”只是火上浇油而已。学生们满腔热忱地希望取得到一点成果，希望至少领袖们不会遭到秋后算账，这本来是最基本的希求，是非常合理的。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是，“人民的军队”竟然会用机枪和坦克来对付人民。不只是学生们想不到，连经历过数次运动的老师们也想不到，毕竟这是二十世纪末的文明时代了。半个世纪前，段祺瑞为了死几个学生还终生不吃肉呢。
有些人认为当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陈希同误导了邓小平。这是非常幼稚的看法。其实邓下屠杀命令的时候并不糊涂（后来的“南巡”就是证明），更不受谁的指使或欺骗。从废除民主墙、罢黜胡耀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支持李鹏上台，直到扶持江泽民上台，他的行为都是非常一致的。安魂曲在《华夏文摘增刊》第223期（二○○○年七月十二日出版）的《六四最大秘密试解：邓小平一定要血腥镇压的真正原因》中作了很好的分析。邓决定派坦克屠城的最合理的解释，就是阻止人大的召开，并震慑党内的改革派，本质上是一场叛乱。“六·四屠城”是邓一贯的“政治智慧”的体现：他首先考虑的是个人（包括子女）的利益，其次是党的利益，最后才是国家利益（百姓的利益）。而“六·四屠城”正是最大限度地保护了他个人的利益和党的利益。
那场运动即使是像1986年底那样以不流血的方式收场，以赵紫阳为首的开明派也会被赶下台，就像胡耀邦被赶下台那样。实际上，1987年初，胡耀邦的下台与李鹏的上台（当总理）就已经决定了89年那场运动的命运，更确切地说，是决定了改革派出局的命运，因为邓小平之流绝不会放弃任何既得利益。当时虽然有些改革的举措，象前面提到的党政分开，这些举措即使没有那场运动也注定会无疾而终。
有人说，赵紫阳想利用那场运动达到他自己的政治目的，这个比较可信。没有赵紫阳的支持，五月份的舆论不可能那样放开，运动也就不会发展到那样的规模。赵紫阳要达到什么目的呢？他从胡下李上看到了自己和改革的命运，除非他放弃改革，与他们同流合污。所以他打算利用学生运动，孤注一掷。他的错误是，对邓屠夫的无耻和凶残没有足够的认识，在关键时刻又不敢像叶利钦那样站出来。结果，他功败垂成，在客观上加速了政治改革的夭折。
六·四之所以形成那样的规模，得益于十几年来相对宽松的政治气氛，而知识阶层没有得到应有的好处。六·四之所以没有得到（北京以外的）工人农民的广泛支持，是因为十几年的宽松气氛给他们带来的好处。而十几年的宽松，是邓小平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所必须的（江和胡是以“正常”接班的方式上台的，不需要非同寻常的举动来树立权威，他们只需要守成。），屠杀则是邓小平为了保护其既得利益而采取的行动。这样看来，“六·四”是历史的必然。
中共从“六·四”中学到的教训是，贿赂知识分子，让他们也一起富起来，从而师德、医德荡然无存。为了制造“财富”来填满他们的贪欲，他们加快了对公有财产的掠夺，对土地的掠夺。那场屠杀，在现代的“文明”史上开了用正规军和坦克对付学生的先河。从此，中国各级贪官可以肆无忌惮地启用军队和武警来镇压任何挑战他们利益的企图，对言论的管制更加严密。百姓的自由更加遥遥无期。
“六·四”屠杀如果有什么正面意义的话，那就是它让全世界更加看清了共产党的凶残。它把齐奥塞斯库送上了断头台，加速了苏共的倒台和前苏联的分裂，加速了德国的统一，加速了整个共产主义阵营的解体。它使共产主义全面破产，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以至于它只能通过贿赂和公开的暴力来维持。
五、“和解”的可能性
正值“六·四”二十周年之际，不少人士对“和解”可能性提出了各人的见解。茉莉在《六·四问题解决方式之探讨——从南非和解到东德审判》（香港《争鸣》杂志２００９年４月号）一文对其它国家的和解模式作了分析。遗憾的是，文中所举的南非、南韩及东德的例子，都不可能在中国发生。
东德审判是在东西德统一后以西德为主体而进行的。即便哪天大陆和台湾统一，以两岸的人口、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对比，台湾不可能担负起这样的大任。
诚如茉莉所说，南非和解的关键在于“英国殖民者是信仰基督教并拥有民主精神的”，而“当今中共领导人是一群既无信仰也无道德底线的人，是以暴力起家并相信暴力镇压有效的人”。但我不同意茉莉“六·四问题的解决，只需要由少数执政者来承担责任，并没有南非式种族大和解的需要”。六·四问题的解决所需要的是比“种族大和解”更大程度上的和解（下面会做出分析）。
我所读到的关于六·四和解的文章，都是把六·四作为孤立事件来谈的。南韩的光州“五·一八”事件就是一件相对孤立的事件，而六·四屠杀是共产党在土改、镇反、反右、文革等一系列事件的延续。当初邓小平对文革的评价，对反右的“纠正”以及撤销“地主、富农”成分等举措可以说是中共和百姓之间作出的和解姿态（其目的是为了树立个人的权威）。那些举措虽然没有追究真正的责任者，还是被多数百姓（包括受害者）所接受。
任何实质性的和解都必须有对真相的了解，以及类似事件不再发生的保证。当时的“伤痕文学”可以说是民间对真相的发掘和反思，民运先驱魏京生等人的“第五个现代化”和胡赵的改革则是寻求制度的改变。邓小平等人看到这些政治诉求对作恶多端的中共政权是一个威胁，从而想要刹车和转向，这才有“六·四”的发生。
“六·四和解”所伴随着的真相调查不可能只限于谁调动军队把坦克开到天安门，肯定也会涉及中共夺取政权以来，乃至于夺权之前的历史事件的真相，其中包括汶川地震中豆腐渣工程的真相、河南艾滋病的真相、各级贪官敛财的真相……。
如果说二十年前邓小平只要让出太上皇的位置，一些高官牺牲子女的部分利益还可以平息那场“风波”的话，今天他们必须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得到“六·四”的和解。
“和解”的最好时机是“六·四”屠杀之前。然而，这一机会已经被二十年前天安门前的坦克碾碎了。
“文革和解”产生了“六·四”，“六·四和解”将会带来什么？但愿以“智慧”自居的民族能找到一个智慧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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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登在 2009 华夏快递 kd09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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