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四當年救出兩百人 陳達鉦「黃雀行動」幕後功臣
朱建陵/台北報導 中國時報 2007.06.04
一九八九年,開槍鎮壓學運之後兩個星期,中共公布了廿一名首要通緝犯名
單,但讓中共難堪的是,列名通緝要犯的廿一名學運領袖,最終居然有十五
個成功逃離中國大陸。協助這些學運領袖脫逃的,是一項後來被稱為「黃雀
行動」的營救計畫,而具有黑道關係的香港商人陳達鉦,則是這項行動的幕
後主要執行者。
據《多維新聞網》報導,上月廿七日陳達鉦悄悄飛到美國,廿九日即在陳一
諮的陪同下,被迎進嚴家其位於紐約布魯克林區的家中。陳一諮是原中共國
務院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嚴家其則是原社科院政治所所長,兩人都是
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的重要智囊,也都在「六四」中扮演重要角色。他們兩
人,都是透過陳達鉦的營救,才得以脫離中國大陸。
港商幕後操盤 具黑道背景
為了歡迎人稱「六哥」的陳達鉦,嚴家其夫人高皋為陳達鉦準備了一桌的佳
餚,拿出了珍藏的XO,而不抽菸的嚴家其則陪著菸癮很大的六哥,抽了他
這輩子的第二十根香菸。
關於自己十八年前的逃亡過程,嚴家其在他《生命樹的分叉》一書中說道,
「我無法從開車的司機、快艇駕駛員那裡了解到什麼情況,一路上,他們完
全不理睬我們,並不關心運送的人是誰。在我逃出中國後,我仍想弄清楚逃
亡過程」。
事實上,當年的營救行動,原來並沒有名字,一直到一九九一年,主事者之
一、香港知名諧星岑建勳在接受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採訪時,才靈
機一動,引用「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來形容一九八九年的那次緊急行動。
大飛快艇 走私船變急救艇
說起這次營救行動,六哥說:「我們從支聯會(香港民主團體)得到了需要
救援人員的名單,聯絡地址和電話,我們的手法就是用快艇把他們帶到香港
。」
據了解,陳達鉦當時得到了一些擁有快艇朋友的支持,這些被稱為「大飛」
的大功率快艇,當年主要用於走私大陸緊缺的商品。除此之外,這些人還熟
悉如何在南中國海上避開警方的搜索。
陳達鉦說,整個救援過程是得道多助,其中涉及他人的方方面面,因時機未
到,不便講出來,他當時負責從支聯會獲取資料,然後分派給底下的小兄弟
。當時,他們的努力,延伸到了全中國大陸,從華南到華中、華北,一直到
西北。據估計,「黃雀行動」共救出約二百名大陸人士,而由陳達鉦直接經
手營救的,就達一三三人。
散盡家財救人 美英法協助
據指出,營救行動從一九八九年六月開始,但該年年底就因為一次行動失敗
,導致陳達鉦兩名小兄弟被捕而停止。為了營救這兩名小兄弟,陳達鉦與中
共高層密會並達成協議,不再從事類似行動,然後兩名小兄弟才獲得釋放。
對於自己的妥協是否招致「投降」的批評,陳達鉦並不在意,因為至少兩名
小兄弟因而獲得釋放。他說:「不救他們出來,我如何在江湖上做老大?」
另據了解,這項「黃雀行動」,至少在民運人士從北京至廣東的路程安排上
,美國中央情報局及英國、法國情報單位,在其間都提供了部分助力。
陳達鉦是由中國大陸至香港的生意人,為了營救中國大陸民運人士,他傾家
蕩產,用了二、三千萬元港幣去救人,這些錢不但用於安置小兄弟,也用於
收買大陸貪官。此外,據其友人陳志雄表示,陳達鉦曾經親自開快艇三十多
個小時到海南島,與當地黑社會人士接觸,並將當地民運人士帶回香港。
◆ 昔民主今維權 爭權益掀風潮
彭志平 中國時報 2007.06.04
夜色從遠遠的天際慢慢地垂落北京城,這是二○○七年六月三日的黃昏,天
安門廣場上一片平靜;十八年前的同一天夜裡,這裡卻是子彈呼嘯聲夾雜著
嘶嚎、血腥。
然而,這一切現在在北京已經是少有人談的歷史事件。世界在變,潮流也在
變;那一年的爭取民主訴求,現在似乎已經變成少數幾個人的事了。但是,
也並不需要悲觀;因為維權的聲浪、行動在全大陸不斷的上演著。維權乍看
之下,似與民主不是同一回事,但維權卻發出了更強烈的訊息,那就是只要
老百姓勇於爭取自己的權益,就永遠會與不合理的體制衝撞。
「那個時候說共產黨腐敗,是犯忌諱的。說打倒共產黨,是反革命的。」親
身經歷過那一場腥風血雨的維權律師浦志強說,當時官倒、腐敗,一般老百
姓卻都只領一百多塊、幾十塊錢人民幣,豬肉漲個幾毛錢大家就受不了了。
大家要求的只是最基本的生活水準,整個大環境讓民眾對共產黨的領導產生
了極大的落差。正好趕上胡耀邦的年代,從文革後,甚至從反右後被壓抑了
幾十年的聲音,在思想開放後完全宣洩。
「與其說是追求民主,倒不如說是用比較激烈的、比較情緒性的方式表達願
望。」浦志強說。
或許浦志強的看法未必受到全面性的認同,畢竟「六四」就是一場民主運動
。當時沒趕上「六四」的維權律師李和平說,「當時大家可能想從最根本的
社會制度上作一個變革,先解決制度問題。而爭取制度變革的以知識分子居
多。」李和平的看法也可解讀為,即便當時不是爭取民主,但絕對是希望制
度變革。如是解讀則和老浦的看法並不相違背。
十八年的時間,讓大陸的政治、經濟、社會出現了巨大的轉變。一九八九年
大陸的國內生產毛額僅近一兆七千億元人民幣,二○○六年卻已達到近二十
一兆元。或許正如馬克思主義所說的,下層結構改變,上層結構也要跟著改
變。儘管貪官抓不完,但現在喊反貪腐喊得最凶的反而是共產黨本身,老百
姓說反貪腐早就不是忌諱;民眾對共產黨也更加「信任」了,「六四以前不
知道共產黨真會殺人,六四以後,大家都知道了。」浦志強說。
可是,不管政治、經濟、社會怎麼變,積壓在社會最底層的不滿情緒,依舊
沒有改變;而且,起身爭取權益的已經不只是知識分子,甚至是「臉朝土地
背朝天」的農民。近年來每年全大陸都還有八萬、九萬多件聚眾抗議事件,
去年的廣東太石村是,今年的廣西博白也是。
「經濟發展到了每一個階層,每一個人都有了自己的利益,但利益受到公權
侵害卻出現得更多。有很多是被迫參與維護自己的權利,另一方面部分人也
敢於站起來維護自己的權利。」李和平說。
「當時包括意識形態等等的禁區很多,沒那麼多律師,法律也並不完備,民
眾與共產黨之間相互認知的底線並不清楚,就很容易碰觸到底線,容易走得
太過。現在大家都清楚底線了,現在的法律已很明確,即使還存在有法不依
的情況,但是要比那時好多了。」
「八九年的時候,民主是具體的訴求;現在的維權,是有限度目標的努力。
」浦志強說,現在必須要做的是「把政治問題法律化,法律問題技術化。」
李和平認為,爭取民主跟維權二者之間並不相衝突,「民主是要求落實憲法
規定的選舉權,維權也是維護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不受侵害。這二者之間的
手段是不一樣的,一個是訴諸於政治,另一個則是在法律的平台上博弈。維
權是成本低、有利於公民意識的訓練。」
浦志強並不悲觀,「台灣的今天應該就是大陸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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