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阳光——八九囚禁纪实》第三章 初入牢门
北明
囚车载我经过熟悉得令人心痛的街道。在公安局办公楼接受了生平第一次审讯后，我被押到太原市上马街监狱。
“砰”地一声，号子铁门在我背后关上。然后是嘁哩喀喳的上锁声。
一切归于平静。
这就是监狱。
十万八千里，永远不交错的距离一步就跨到了。我实实地站在刚刚为我腾出的一寸空地上，咬紧牙关，不让自己抽缩掉。
要扣押的在监狱接待室再一次被扣押了。裙子的腰带、裤子的皮带、带铁拉链的牛仔裤、玻璃瓶的护肤膏、梳头的铁刷子、有铁钉的拖鞋、带铁勾的胸罩、发夹，还有项链、眉笔、小镜子等等。最后，我被领入里间，一件件地往下脱衣服。
“没藏啥东西哇？”直脱到只剩下胸罩和短内裤，女看守发问道。
我不讲话，我讲不出话来。虽然女狱卒始终未动手，只是命令我把自己身上带的东西一样样掏出来给她看。
“藏了没有？”这会儿她抱着双肘，稍息站着，又问了一遍。
“你要我藏什么？”鞋也脱了，我光脚站在地上，差不多赤条条了。在这种状况下，无论迎头而来的是什么，哪怕是一块海绵，你也必然被打倒，健全的人无法在这种情况下保持尊严。我几乎是在用一生的力量支撑着，抵抗住窘迫和屈辱。
“穿上哇。”
我穿上被践踏的尊严。
走进大墙内的漆黑夜，我被看守命令往右拐，进入一个大铁门。铁门打开了。刚迈进去，却听得一声喝令：
“出去！站在门口！喊报告！”
是铁门边岗楼里那个全副武装的门卫。
真地妈的（对不起！）不想这么做。但没有勇气。从被抓到现在，慌乱尚在心头，屈辱却步步紧逼，录像、搜查、审讯、搜身、脱到几乎一丝不挂。在这一个接一个的强制中，我的勇气差不多耗光了，尊严也几近破碎了。尽管胸中聚起一个又一个木柴捧，但它们都被窘迫浸湿了，燃不起燃不起。
回转身，默默瞄了一眼那专制机器上的镙丝钉，跨出铁门，望着漆黑的夜，我说：报告。
第六监——上马街监狱中唯一的女监——看守办公室里，狱吏再一次令我脱下自己的衣服，她要检查我的胸罩上的勾是否是铁的。
不是铁的，是硬塑料的。但她仍令我拆下来。问她那我怎么办？她说再缝上。我永远不换洗吗？她喝斥道：你以为这是哪？这是监狱！凑合吧你就！
剩给我的唯一反抗方式是请她帮我缝上。
一边在背后给我缝，她一边警告我，不许我散布我的反革命言论！
我竟然有反革命言论！这令我吃惊不已。但她仍声色俱厉地强调，直到我点头答应。然后她把我送到紧挨看守办公室的第一个号子。如唤鸡唤狗般唤道：起来起来！给她腾个地方！唉呀睡得真死哩！中午不睡，晚上死睡，闹甚了这是！起来起来！她手脚并用地弄醒门口地铺上的人，转身往柜子里掖东西一样，往门里掖了掖我，咣当一声闭门、上锁走了。
一进门就是地铺，我已经脱了鞋，一手提鞋，一手提行李，身体紧贴着门。
七八个脑袋从床上地上各个角度支起来，望着我。继尔蠢蠢欲动，要给我腾地方。
这个囚室大约六平米。木板支起的通铺占去三分之二的面积。剩下三分之一地面是地铺。地铺旁剩下一块空地，右边挤着一个硕大无比的马桶，左边，本来可以站下我，但这会儿站着十几只鞋。床底下躺不进去：七、八个人的日用品全部放在床沿下。
紧闭的铁门中央有一小洞。洞外固定着一个能够旋开去的木片。可以想像，那里随时会出现一只溜溜转的眼珠子。
这就是我要在里面活的地方。
“我不睡了。在这坐坐就行了。”指指床沿，我对动起来的人们说。
“不睡不行。”“就是，躺下哇。不然一会骂呀！”很快腾出一个长条空档。
我躺下。一盏光秃秃的灯泡在囚室顶壁中央悬挂着，刺人眼目。
“不关灯吗，”我问。
“天亮了才闭哩。灯绳在窗外。”
天此刻正黑得光明正大。灯绳不由我们掌管。
挺尸一般挺在犯人中间，给头项灯光一览无遗地照着，疲倦在心中很远的地方向这方守望，走不近。
天蒙蒙亮。监狱响彻革命歌曲大齐唱。是有线喇叭。
“起床！起！懒猪！一号的，抓紧时间！”看守扯起嗓门。唏哩哗啦开锁，咣地一声，铁门大开。
放倒排列、让灯光照了一夜的身躯们纷纷竖起来，往上套衣服。动作迅速，神态紧张。一个被称作“秦大姐”的，指挥官一样低沉地发出一声声简短命令，让把被子这样那样叠过来叠过去，叠小叠方叠整齐。地铺上的身子们则东挪西躲，将被子单子褥子枕头统统扔上床，把反面流淌着水珠的大块塑料布卷巴卷巴塞进床下。
有人慌慌张张地冲向厕所，有人提着水桶去水管接水，有人去擦铁窗外开着的两扇玻璃窗。
“今天该谁倒马桶了？”
“我和胖胖。”
然后，“我”和“胖胖”趿拉着鞋，吃力地抬起那只硕大无朋、其重无比的马桶一弓一弓地向厕所走去。
我竖在大通铺上，腾挪躲闪，望着周围这一切，呆若木鸡。
第三天起，学会了抓紧时间起床，竖起来套好衣服立即去上厕所，而且无论是否必要都尽可能守着不起。直到看守再度扯出嗓子，吼猪入圈般吼出凌厉的动静，才最后一个走出厕所。如果不是这样，我就完了——牢房里的马桶虽可供随时使用，但它过于庞然，近一米高，打开盖，口有脸盆那么大。不踮起脚便挨不着。一旦挨着，放放心心坐上去，人便有漏下去之虞。即使为了不漏下去而保持住“骑马撙裆”的古怪姿势，巴掌大的囚室内众目睽睽，还是注定要丧失排泄功能。所以，无论如何咬牙切齿痛下决心，想尝试一下这种新功夫，仍然是只要一上去就什么都不会了。到了这种时候始体会出，卫生条件尚在其次，安全乃人体代谢机能的第一要素。囚室外的厕所也令人缺少安全惑，也需极大的勇气和毅力：一个从头到尾的长长便池，没有任何间隔。六、七个人须如在商店排队购物那样，挤着排将起来。没有谁能够提前来或推后来，监狱准军事化制度让所有人在共同的时间共同的空间做共同的事。好在虽说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大家此刻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排“到一起来了”，谁也不嫌谁，谁也不怕谁，只要闭目塞听，横下一条心便可。能大模大样放放心心上一次这样的厕所虽算不上幸福，也值得整日企盼。为了这，每天清晨，随着“唏哩哗啦，咣”地一声牢门大开，看守扯嗓子，我便使出当年在新兵连夜间紧急集合时的本领，常常用不了六十秒，就冲出铁门，冲到厕所。只是和抢购东西略有不同，这么抢先，并非为了早来早走，而是为了能多排一会，而且能排在最后一个。身后就是水龙头和墙，比较安全可靠。
上厕所的另一个非凡的好处是活动腿脚筋骨，呼吸新鲜空气。从第一个号子走到厕所，要路经第二个号子，第三个号子，第四个号子，要走二十六步路。来回便是五十二步。进了厕所走几步，就是六十步。来回来去歪走斜线又多几步，厕所门口那个仓棚可挡住办公室门口看守的视线，出了厕所在仓棚下再多走几步，便是七十来步。这是很可观的体力活动，也是很重要的肺部卫生措施。监狱里不放风。一天二十四小时铁门紧闭，犯人沙丁鱼一般挤在囚室里。白天，三分之一的地面空间腾出来了，床上的人却也挪到了地下（白天不许上床）。三分之一的空间横走两步半，竖走四步半。没有一个板凳，要想全坐下，就得亲密无间地排在床沿。床高，坐上去脚不挨地，身子不能转动，受刑一般。囚室里唯一的“宝座”是那马桶。马桶盖盖子，里边盛满污物，想起来恶心，坐上去却很舒服：它靠窗，挨暖气。既可间或小风拂面，清快爽心，又可将腿脚抬起来搁在暖气上，缓解久站后下肢的充血浮肿。门口有一把破苕帚，也是一个常引起争执的好位置：把它平放在从未干过的地上，背靠了墙坐下去，既宽松又舒适，门缝里时而也有微微的新空气进来，很养人。等到几天后，我们号子里增至九个人时，马桶和苕帚就显得更加宝贵了。
有一个终日敞着的铁窗，囚室又不大，空气是够用了。但是人太多，又是骄阳如火的七月天。尤其是那马桶，里边满盛着少时六、七人，多时八、九人一天的污物：粪、尿、溲了的饭菜汤、洗脸水、洗衣水、刷牙水、洗澡水、呕吐（囚室中有一个十八岁的孕妇）痰、经血……。马桶上虽说盖了盖，但少不了谁要倒脏物、排粪便、扔东西。说来也怪，除了老住户“秦大姐”，所有人都不能完全坦然地在马桶上出恭。一天二十四小时，法定的上厕所时间只有两次，除了清晨一次，另一次是下午四时许。越想等到“法定”时间上厕所，越觉得随时可能失禁。这成了一种心理暗示，一种条件反射。结果算下来，每个人一天出恭的次数都比平日里要多。有时有些敏感者简直多得不可思议，这样一来，马桶几乎闲不着。有幸坐在这“宝座”上乘凉的人也坐不稳。一会便给轰下来让位于真正的“马桶皇后”。马桶盖一开，气味便不大好。本来你刚呼出来我就吸进去的混浊空气越发呛人。便人人扒了窗户往外伸鼻子，而每逢这时，就会招来窗外狱卒更其鲜腥恶臭的斥骂。
下午四点那次上厕所说是“法定”的，其实是捎带的，主要目的是要各囚室出来人提开水、接凉水，晾晒或收洗好的衣服。除此之外，能出来的机会便是打饭时。走出囚室三、四米，站在送饭的铁车旁，挨着个让两个黄脸婆给盛好，再走回去。然后又是，咣！铁门紧闭，稀哩哗啦，上锁。
一日三餐。一个大得扣在头上可以当帽子的塑料碗和一个塑料勺子是每个人永远的餐具。饭也基本上一成不变。早餐，一碗稀稀的玉米面糊糊，里边加了少许的盐；午餐，一碗白菜汤，一个黑馒头；晚餐，重复早餐，只是将糊糊中的盐换成了一汤勺那么多的咸菜，外加一个玉米面窝窝头。需要说明的是，在落后的中国广大内陆地区，玉米面远未变成发达的工业国家那样的保健食品，它仍然是饥饿和贫穷的象征。长期如是，星油不见，使人们的胃口变得极大，总是吃不饱，不到开饭，肚子们就咕咕叫成一片。号子外边铁门一响，号子里边就忙着趿鞋、钻到床下取碗。门一开，便拥出来，伸着脖排成队，眼睁睁看着饭从锅舀到勺，从勺舀到碗，然后目光就像给碗里的东西拽住似的，盯住碗，疾步进屋，蹲下，吃。一时间，团团坨坨弓满了专心致志往嘴里扒饭的人脊。这一刻，是全号子、全监狱一天当中最安静的时刻。既便发生地震，那些粘在碗缘的脸似乎也不会转动一下。
农村，猪圈里的猪，在槽边吃食时也不过如此。
有一只猪坐在马桶上，将双腿高高抬起，翘在暖气片上，以便自己的同伴有足够的地方弓起背脊专注地吃。这只猪吃不下，居高临下望了弓起的背梁，听了唏溜唏溜的声音，每每心中地震不已。这只猪知道，它和面前同伴们的区别仅仅在于，它是一只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可悲形象的、亳无食欲的猪而已。
这只猪便是我。
唯有一件事令我对自己的低级动物身份发生怀疑——举凡关进这里的，每日要为自己的一日三餐上交一元人民币和一斤粮票。出“圈”时结算。斤两、分亳不得有欠。不久后，当我走出监狱，狱方向我摊开双手，念出一串数字时，我惊讶地睁大了双眼，万分感叹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使经济观念如此深入人心。
在太原上马街监狱不长的日子里，我始终无胃口进食，却不断以耳当口，品味了不少上等佳肴。这种用来听的佳肴每天都有，不是由嘴吃进去，而是由嘴说出来。女犯们每每将自己的拿手好菜一道一道复习了来，精神会餐。饥饿如此强化了人的味觉。有一次，一个囚友剔牙时不小心吐出了牙缝中的一粒姜，顿时后悔万分。以至全号子的人知道她失声尖叫的原因后，都为之扼腕叹息，只差全体去地上寻找了。那一次，引发了长达三小时的精神会餐，全是鸡鸭鱼肉，山珍海味。
一个星期二十一顿饭中只有一顿略有改变，即星期日午餐。白菜汤变成了半碗炒白菜，菜中有少许肥肉片。人们从星期五就开始盼望这顿午餐了。由于长时间的素食和缺油，所有的胃肠都不能适应这突如其来的油腻，所有人餐后都腹泄不止。不是当日下午，便是三更半夜或次日清晨。高大的马桶虽然加剧了排泄的尴尬，不能抵挡望眼欲穿的企盼和如狼似虎般吞咽带来的快感。
说到这里的医疗卫生条件，实在有赖于各人肌体的免疫系统。每日下午四时的一桶开水是号子所有人全天的饮用水。没有保温瓶，没有浴室。闷热难当、汗水淋漓的囚室里，要喝水，要洗身，全在下午四时许。这样一来，囚室两步宽五步长的地面便“湿”可鉴人。据说有医疗室，但不知是什么样的高级处所，不知病到哪种程度才有资格就诊。所以，如果你不想死，最好别生病，要生，也桃着生。比方，皮肤上可以生点癣，头可以有些疼（最好不是器质性的，也不是功能性的）。除此以外，你保证健康的唯一办法是乞求自己健康。因为无论你生什么病，这里永远只有一种药：止痛片。还有一种药：癣药膏。可是，药膏又不能用来吃，以兼治其他。你不到奄奄一息，别想走出牢房。你也不用呻吟，那没用。顶多窗台上又多扔几片止痛片给你。
这里没有报纸可看，对于正在受审的人来说当然也不许会见亲属、朋友，不许通信、不许稍口信、不许带东西。但是像一日三餐一样，每日有三个节目可供欣赏，全是用来听的：第一个节目是监狱的无线电喇叭里传出来的革命歌曲大齐唱。“咱们工人有力量”、“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还有关于“平息反革命暴乱取得了伟大胜利”的烂调。中国本来鲜有国内新闻，那些日子里就更没有。唯一的“新闻”便是对“反革命集团”和“反革命动乱、暴乱”的清算。好在这个节目不长，清晨起床后一半个小时就过去了。第二个节目跟在第一个节目之后，更加单调且有震耳欲聋之势。那便是厨房传来的剁食声：咚咚咚……！听到这动静，你便可以想像农民在自家院子里剁猪食。那是一把极大极钝的刀，一个极大极脏的案板，一堆从市场上弄来的廉价的圆白菜。菜不用洗，也无须摘捡，直接住案板上一放，刀便上去七剁八剁，剁开为止。这是一天当中囚犯们唯一的那顿菜，清水煮白菜。好在这节目也不长，而且一天也只一次。
最令人恶心的是第三个节目。这节目不分昼夜阴晴，随时开始：狱卒的咒骂之声。我所住的女六监共有三、四个女狱卒，她们训骂起来全部没有距离感：无论被骂者近在咫尺还是远在天边，一律扯着嗓子尽力将骂声弄得极大极高极吵。这样一来，无论她们骂谁、骂哪一个号子，所有囚犯都不得不洗耳恭听，你又不知她骂哪一个，骂什么事，所以无意中非竖直了耳朵仔细分辨不可。骂得也很有水平，很出新。如果被骂者胆敢表示不满，拳脚相加外，骂的内容便更加具体而生动。常常是成串的不忍卒听的言词突然从看守办公室爆出，一路肮脏恶臭无比地穿越所有号子，直抵最尽头的厕所便池。刹那间，对面房沿上的麻雀惊咋着飞起，几个号子鸦雀无声。六监的看守偏偏有两个是年轻的女孩子，长得眉清目秀，漂漂亮亮。要不是有一次扒在铁窗亲眼所见，我真难以想像那些粗俗下流的语言是出自那样妩媚的面孔。
号子的墙上贴着监规，其中最后一两条是关于看守不准任意打骂，侮辱犯人的。但那没用，如果你不想使看守对你张嘴喷粪，你就得谨遵监规及监规以外的一些土规则，包括不许大声说话、小声唱歌，不许跳舞和扒窗户往外看，还要学会各种各样的快速行动：快速起床、快速打饭、快速接凉水、决速上厕所、倒马桶、擦玻璃、洗漱、晾收衣服、上床或倒地睡觉并快速睡着，说话声大了快速停止，打架吵嘴了快速息怒等等。有时这也不一定可以保全一个人的尊严。我就亲眼看到那个搜我身的姓郝的狱卒借故将一个拘留十五天的人罚站，并在面含微笑循循善诱时，突如其来大打出手，猛掴那个犯人的脸。而那个犯人在被罚站前，只不过是在郝巡视时，腰挺得不直；在挨打前，只不过像郝诉说自己感冒了，头痛咳嗽。被打以后，她仍然直直地站着，敢怒不敢言。全号子的人都直直地站着，敢怒不敢言。
我就是在这件事之后，踱到那“监规”面前仔细查看的。而犯人们则大不以为然地笑我这一举动，说我不愧是个书呆子。
最初的监狱生活于我有如地狱。衰局已定，前程莫测，虽已身在万丈深渊，却仍是一步一个陷阱。突然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一切，一呼一吸一举手一投足都在茫然失措间。绷紧了神经对付频繁的审讯。审讯的分分秒秒都使我感到自己好像一个真正的罪犯。回到牢房，更要支撑着四肢，抵御彻骨的哀愁、惶惑与自卑对我的无情修剪。
日子改变了时速，要人一步一捱地打发。走完上午，下午就好走些。下午内容多，吃午饭，是一件事，睡午觉，又是一件。到了下午四点，打来了开水冷水，擦澡洗衣服，磨磨蹭蹭就到了晚饭。晚饭后，看守不再禁止上床呆着，号子里人们早早就歪在床上、地下，说些淡话或闲愁。天黑了，掌灯了，睡觉了，一天就过去了。
没有书的日子，即便在地狱的惊恐中也仍是寂寞。便常枯坐在深寂中将目光投到窗外，读那外面的东西。
外面，东西不多，连带沉沉如盖的天空一起，统统被铁窗割成了条状：云朵、警戒了望塔、对面平房顶。只有十几米远处的两样东西没有被切割变形：左边一个，高高细细、不戴帽子不冒烟的，是烟囱；右边一个，墩墩实实戴了帽子常冒烟的，也是烟囱。左边一个斯斯文文，气质高贵单纯。分明弱不禁风，偏赤条将自己裸在天地中，静静张着口将宇宙精华一古脑吸入。右边一个苍苍烈烈，沉雄高古。分明饱经沧桑，偏破帽掩容，沉住气将大地之能量喷向天宇。这两个，前者要溶入大千，后者要影响世界；前者遗世独立，地老天荒；后者呼风唤而，日月同辉。这两个不是烟囱，是人，先后在我生命中刻下印痕的人。
我更情不自已，细细阅读的是右边那个。那个平日里谦和温厚，大智若愚，偶尔浓烟滚滚，烈焰熊熊。他富于激情，充满责任感，是条好汉。他是我的现实。这现实并不如往事那般超然美丽几乎将我溶化，却绵密博大，点点滴滴充满我身我心。自从和他相遇，我不再是自己的奴隶。我将必要的丧失垒筑成生命完善的阶梯。抓牢了自己存在的阿基米德点，从从容容，潇潇洒洒，坦坦荡荡，安安详详。每天每天，我都在前所未有的大哀愁中清扫出一块干净的心的角落，以便翻来覆去阅读他。他在流亡，我在监狱。一旦他知道了我的消息，肯定更加义无反顾，宁肯掘地藏身，不愿去国。每每读出这样的消息来，忧喜参半，越发不忍转目。右边那烟囱被我想像成我的先生郑义，成了日日必读，用以支撑自己的一部功课。
沥沥小雨，将漫天霏霏愁绪撒入人间。这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
监狱的喇叭出人意料地传出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听众朋友，您好。又到了我——陆霞，为您主持听众点播的时间了……。”
陆霞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我们俩住对面床。在那个音乐轰炸的教学楼里，我们共度四年时光。她谨小慎微，四年大学生活循规蹈矩，在我们那疯疯颠颠的艺术系，本本份份地经营五条线上的声响，埋头作曲专业。临到分配，人心散了，她却大爆冷门：爱上了我们班人人非议的一个花花公子。
没多久，分配离校的同学还没走光，陆霞又“飞也似地”失恋了。此前她一反常态地昂首阔步、笑语开朗，此后又一反常态地变回细声哀气、谨小慎微。这样的巨变、速变，着实让我们领教了什么是“爱情的力量”。分配后的陆霞并未从我的视野里消失。她脸上再次漾出笑意，是她终于从学非所用的单位调到山西省电台文艺部之后。当时，我也为自己不得其门而入的美学理论专业发愁。曾有同学建议我去替换陆霞的位置，说她工作的成绩不很理想，声音不明亮等等，说文艺部主任已表示乐意接收我了。我犹豫着没去。做电台节目主持人，那不是我喜欢的专业，再说，那是刚活过来的陆霞。后来有一次，偶然听到陆霞的主持，声音极为柔和、亲切，婉婉委委如与人对话一般。正是最标准的播音效果。换了我，未必就好。再者，我不知道自己能否能如陆霞般遵从人们习惯的传统，弄得不好，别出心裁，定不长久。
此刻，陆霞正用她娓娓动听的话语给听众介绍、播放流行歌曲。我将头靠在监牢门框上静静听着。这是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场面：我曾经是这位主持小姐的同学吗？我曾目睹她身上的巨大变化吗，我差一点取代她的位置出现在我头顶那个喇叭里吗？
流行歌曲过后，是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交响曲》。这是几乎所有学院派音乐专业学生的特性：无论流行音乐如何席卷大地，在听过唱过之后，我们总会找回到纯音乐中梳理疲惫的审美知觉。但此刻我已无法安详地听下去了。那曾经来自地平线深处的、号角般辉煌的旋律，此刻在我心中正演成一种巨大的苍凉。
外面的世界与我不再相关。无论听与不听，陆霞们都将继续亲切下去，流行歌曲将继续流行。
新世界交响和它的追寻将属于不同的人们。
（第四章“女囚们”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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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June 24,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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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明
囚车载我经过熟悉得令人心痛的街道。在公安局办公楼接受了生平第一次审讯后，我被押到太原市上马街监狱。
“砰”地一声，号子铁门在我背后关上。然后是嘁哩喀喳的上锁声。
一切归于平静。
这就是监狱。
十万八千里，永远不交错的距离一步就跨到了。我实实地站在刚刚为我腾出的一寸空地上，咬紧牙关，不让自己抽缩掉。
要扣押的在监狱接待室再一次被扣押了。裙子的腰带、裤子的皮带、带铁拉链的牛仔裤、玻璃瓶的护肤膏、梳头的铁刷子、有铁钉的拖鞋、带铁勾的胸罩、发夹，还有项链、眉笔、小镜子等等。最后，我被领入里间，一件件地往下脱衣服。
“没藏啥东西哇？”直脱到只剩下胸罩和短内裤，女看守发问道。
我不讲话，我讲不出话来。虽然女狱卒始终未动手，只是命令我把自己身上带的东西一样样掏出来给她看。
“藏了没有？”这会儿她抱着双肘，稍息站着，又问了一遍。
“你要我藏什么？”鞋也脱了，我光脚站在地上，差不多赤条条了。在这种状况下，无论迎头而来的是什么，哪怕是一块海绵，你也必然被打倒，健全的人无法在这种情况下保持尊严。我几乎是在用一生的力量支撑着，抵抗住窘迫和屈辱。
“穿上哇。”
我穿上被践踏的尊严。
走进大墙内的漆黑夜，我被看守命令往右拐，进入一个大铁门。铁门打开了。刚迈进去，却听得一声喝令：
“出去！站在门口！喊报告！”
是铁门边岗楼里那个全副武装的门卫。
真地妈的（对不起！）不想这么做。但没有勇气。从被抓到现在，慌乱尚在心头，屈辱却步步紧逼，录像、搜查、审讯、搜身、脱到几乎一丝不挂。在这一个接一个的强制中，我的勇气差不多耗光了，尊严也几近破碎了。尽管胸中聚起一个又一个木柴捧，但它们都被窘迫浸湿了，燃不起燃不起。
回转身，默默瞄了一眼那专制机器上的镙丝钉，跨出铁门，望着漆黑的夜，我说：报告。
第六监——上马街监狱中唯一的女监——看守办公室里，狱吏再一次令我脱下自己的衣服，她要检查我的胸罩上的勾是否是铁的。
不是铁的，是硬塑料的。但她仍令我拆下来。问她那我怎么办？她说再缝上。我永远不换洗吗？她喝斥道：你以为这是哪？这是监狱！凑合吧你就！
剩给我的唯一反抗方式是请她帮我缝上。
一边在背后给我缝，她一边警告我，不许我散布我的反革命言论！
我竟然有反革命言论！这令我吃惊不已。但她仍声色俱厉地强调，直到我点头答应。然后她把我送到紧挨看守办公室的第一个号子。如唤鸡唤狗般唤道：起来起来！给她腾个地方！唉呀睡得真死哩！中午不睡，晚上死睡，闹甚了这是！起来起来！她手脚并用地弄醒门口地铺上的人，转身往柜子里掖东西一样，往门里掖了掖我，咣当一声闭门、上锁走了。
一进门就是地铺，我已经脱了鞋，一手提鞋，一手提行李，身体紧贴着门。
七八个脑袋从床上地上各个角度支起来，望着我。继尔蠢蠢欲动，要给我腾地方。
这个囚室大约六平米。木板支起的通铺占去三分之二的面积。剩下三分之一地面是地铺。地铺旁剩下一块空地，右边挤着一个硕大无比的马桶，左边，本来可以站下我，但这会儿站着十几只鞋。床底下躺不进去：七、八个人的日用品全部放在床沿下。
紧闭的铁门中央有一小洞。洞外固定着一个能够旋开去的木片。可以想像，那里随时会出现一只溜溜转的眼珠子。
这就是我要在里面活的地方。
“我不睡了。在这坐坐就行了。”指指床沿，我对动起来的人们说。
“不睡不行。”“就是，躺下哇。不然一会骂呀！”很快腾出一个长条空档。
我躺下。一盏光秃秃的灯泡在囚室顶壁中央悬挂着，刺人眼目。
“不关灯吗，”我问。
“天亮了才闭哩。灯绳在窗外。”
天此刻正黑得光明正大。灯绳不由我们掌管。
挺尸一般挺在犯人中间，给头项灯光一览无遗地照着，疲倦在心中很远的地方向这方守望，走不近。
天蒙蒙亮。监狱响彻革命歌曲大齐唱。是有线喇叭。
“起床！起！懒猪！一号的，抓紧时间！”看守扯起嗓门。唏哩哗啦开锁，咣地一声，铁门大开。
放倒排列、让灯光照了一夜的身躯们纷纷竖起来，往上套衣服。动作迅速，神态紧张。一个被称作“秦大姐”的，指挥官一样低沉地发出一声声简短命令，让把被子这样那样叠过来叠过去，叠小叠方叠整齐。地铺上的身子们则东挪西躲，将被子单子褥子枕头统统扔上床，把反面流淌着水珠的大块塑料布卷巴卷巴塞进床下。
有人慌慌张张地冲向厕所，有人提着水桶去水管接水，有人去擦铁窗外开着的两扇玻璃窗。
“今天该谁倒马桶了？”
“我和胖胖。”
然后，“我”和“胖胖”趿拉着鞋，吃力地抬起那只硕大无朋、其重无比的马桶一弓一弓地向厕所走去。
我竖在大通铺上，腾挪躲闪，望着周围这一切，呆若木鸡。
第三天起，学会了抓紧时间起床，竖起来套好衣服立即去上厕所，而且无论是否必要都尽可能守着不起。直到看守再度扯出嗓子，吼猪入圈般吼出凌厉的动静，才最后一个走出厕所。如果不是这样，我就完了——牢房里的马桶虽可供随时使用，但它过于庞然，近一米高，打开盖，口有脸盆那么大。不踮起脚便挨不着。一旦挨着，放放心心坐上去，人便有漏下去之虞。即使为了不漏下去而保持住“骑马撙裆”的古怪姿势，巴掌大的囚室内众目睽睽，还是注定要丧失排泄功能。所以，无论如何咬牙切齿痛下决心，想尝试一下这种新功夫，仍然是只要一上去就什么都不会了。到了这种时候始体会出，卫生条件尚在其次，安全乃人体代谢机能的第一要素。囚室外的厕所也令人缺少安全惑，也需极大的勇气和毅力：一个从头到尾的长长便池，没有任何间隔。六、七个人须如在商店排队购物那样，挤着排将起来。没有谁能够提前来或推后来，监狱准军事化制度让所有人在共同的时间共同的空间做共同的事。好在虽说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大家此刻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排“到一起来了”，谁也不嫌谁，谁也不怕谁，只要闭目塞听，横下一条心便可。能大模大样放放心心上一次这样的厕所虽算不上幸福，也值得整日企盼。为了这，每天清晨，随着“唏哩哗啦，咣”地一声牢门大开，看守扯嗓子，我便使出当年在新兵连夜间紧急集合时的本领，常常用不了六十秒，就冲出铁门，冲到厕所。只是和抢购东西略有不同，这么抢先，并非为了早来早走，而是为了能多排一会，而且能排在最后一个。身后就是水龙头和墙，比较安全可靠。
上厕所的另一个非凡的好处是活动腿脚筋骨，呼吸新鲜空气。从第一个号子走到厕所，要路经第二个号子，第三个号子，第四个号子，要走二十六步路。来回便是五十二步。进了厕所走几步，就是六十步。来回来去歪走斜线又多几步，厕所门口那个仓棚可挡住办公室门口看守的视线，出了厕所在仓棚下再多走几步，便是七十来步。这是很可观的体力活动，也是很重要的肺部卫生措施。监狱里不放风。一天二十四小时铁门紧闭，犯人沙丁鱼一般挤在囚室里。白天，三分之一的地面空间腾出来了，床上的人却也挪到了地下（白天不许上床）。三分之一的空间横走两步半，竖走四步半。没有一个板凳，要想全坐下，就得亲密无间地排在床沿。床高，坐上去脚不挨地，身子不能转动，受刑一般。囚室里唯一的“宝座”是那马桶。马桶盖盖子，里边盛满污物，想起来恶心，坐上去却很舒服：它靠窗，挨暖气。既可间或小风拂面，清快爽心，又可将腿脚抬起来搁在暖气上，缓解久站后下肢的充血浮肿。门口有一把破苕帚，也是一个常引起争执的好位置：把它平放在从未干过的地上，背靠了墙坐下去，既宽松又舒适，门缝里时而也有微微的新空气进来，很养人。等到几天后，我们号子里增至九个人时，马桶和苕帚就显得更加宝贵了。
有一个终日敞着的铁窗，囚室又不大，空气是够用了。但是人太多，又是骄阳如火的七月天。尤其是那马桶，里边满盛着少时六、七人，多时八、九人一天的污物：粪、尿、溲了的饭菜汤、洗脸水、洗衣水、刷牙水、洗澡水、呕吐（囚室中有一个十八岁的孕妇）痰、经血……。马桶上虽说盖了盖，但少不了谁要倒脏物、排粪便、扔东西。说来也怪，除了老住户“秦大姐”，所有人都不能完全坦然地在马桶上出恭。一天二十四小时，法定的上厕所时间只有两次，除了清晨一次，另一次是下午四时许。越想等到“法定”时间上厕所，越觉得随时可能失禁。这成了一种心理暗示，一种条件反射。结果算下来，每个人一天出恭的次数都比平日里要多。有时有些敏感者简直多得不可思议，这样一来，马桶几乎闲不着。有幸坐在这“宝座”上乘凉的人也坐不稳。一会便给轰下来让位于真正的“马桶皇后”。马桶盖一开，气味便不大好。本来你刚呼出来我就吸进去的混浊空气越发呛人。便人人扒了窗户往外伸鼻子，而每逢这时，就会招来窗外狱卒更其鲜腥恶臭的斥骂。
下午四点那次上厕所说是“法定”的，其实是捎带的，主要目的是要各囚室出来人提开水、接凉水，晾晒或收洗好的衣服。除此之外，能出来的机会便是打饭时。走出囚室三、四米，站在送饭的铁车旁，挨着个让两个黄脸婆给盛好，再走回去。然后又是，咣！铁门紧闭，稀哩哗啦，上锁。
一日三餐。一个大得扣在头上可以当帽子的塑料碗和一个塑料勺子是每个人永远的餐具。饭也基本上一成不变。早餐，一碗稀稀的玉米面糊糊，里边加了少许的盐；午餐，一碗白菜汤，一个黑馒头；晚餐，重复早餐，只是将糊糊中的盐换成了一汤勺那么多的咸菜，外加一个玉米面窝窝头。需要说明的是，在落后的中国广大内陆地区，玉米面远未变成发达的工业国家那样的保健食品，它仍然是饥饿和贫穷的象征。长期如是，星油不见，使人们的胃口变得极大，总是吃不饱，不到开饭，肚子们就咕咕叫成一片。号子外边铁门一响，号子里边就忙着趿鞋、钻到床下取碗。门一开，便拥出来，伸着脖排成队，眼睁睁看着饭从锅舀到勺，从勺舀到碗，然后目光就像给碗里的东西拽住似的，盯住碗，疾步进屋，蹲下，吃。一时间，团团坨坨弓满了专心致志往嘴里扒饭的人脊。这一刻，是全号子、全监狱一天当中最安静的时刻。既便发生地震，那些粘在碗缘的脸似乎也不会转动一下。
农村，猪圈里的猪，在槽边吃食时也不过如此。
有一只猪坐在马桶上，将双腿高高抬起，翘在暖气片上，以便自己的同伴有足够的地方弓起背脊专注地吃。这只猪吃不下，居高临下望了弓起的背梁，听了唏溜唏溜的声音，每每心中地震不已。这只猪知道，它和面前同伴们的区别仅仅在于，它是一只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可悲形象的、亳无食欲的猪而已。
这只猪便是我。
唯有一件事令我对自己的低级动物身份发生怀疑——举凡关进这里的，每日要为自己的一日三餐上交一元人民币和一斤粮票。出“圈”时结算。斤两、分亳不得有欠。不久后，当我走出监狱，狱方向我摊开双手，念出一串数字时，我惊讶地睁大了双眼，万分感叹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使经济观念如此深入人心。
在太原上马街监狱不长的日子里，我始终无胃口进食，却不断以耳当口，品味了不少上等佳肴。这种用来听的佳肴每天都有，不是由嘴吃进去，而是由嘴说出来。女犯们每每将自己的拿手好菜一道一道复习了来，精神会餐。饥饿如此强化了人的味觉。有一次，一个囚友剔牙时不小心吐出了牙缝中的一粒姜，顿时后悔万分。以至全号子的人知道她失声尖叫的原因后，都为之扼腕叹息，只差全体去地上寻找了。那一次，引发了长达三小时的精神会餐，全是鸡鸭鱼肉，山珍海味。
一个星期二十一顿饭中只有一顿略有改变，即星期日午餐。白菜汤变成了半碗炒白菜，菜中有少许肥肉片。人们从星期五就开始盼望这顿午餐了。由于长时间的素食和缺油，所有的胃肠都不能适应这突如其来的油腻，所有人餐后都腹泄不止。不是当日下午，便是三更半夜或次日清晨。高大的马桶虽然加剧了排泄的尴尬，不能抵挡望眼欲穿的企盼和如狼似虎般吞咽带来的快感。
说到这里的医疗卫生条件，实在有赖于各人肌体的免疫系统。每日下午四时的一桶开水是号子所有人全天的饮用水。没有保温瓶，没有浴室。闷热难当、汗水淋漓的囚室里，要喝水，要洗身，全在下午四时许。这样一来，囚室两步宽五步长的地面便“湿”可鉴人。据说有医疗室，但不知是什么样的高级处所，不知病到哪种程度才有资格就诊。所以，如果你不想死，最好别生病，要生，也桃着生。比方，皮肤上可以生点癣，头可以有些疼（最好不是器质性的，也不是功能性的）。除此以外，你保证健康的唯一办法是乞求自己健康。因为无论你生什么病，这里永远只有一种药：止痛片。还有一种药：癣药膏。可是，药膏又不能用来吃，以兼治其他。你不到奄奄一息，别想走出牢房。你也不用呻吟，那没用。顶多窗台上又多扔几片止痛片给你。
这里没有报纸可看，对于正在受审的人来说当然也不许会见亲属、朋友，不许通信、不许稍口信、不许带东西。但是像一日三餐一样，每日有三个节目可供欣赏，全是用来听的：第一个节目是监狱的无线电喇叭里传出来的革命歌曲大齐唱。“咱们工人有力量”、“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还有关于“平息反革命暴乱取得了伟大胜利”的烂调。中国本来鲜有国内新闻，那些日子里就更没有。唯一的“新闻”便是对“反革命集团”和“反革命动乱、暴乱”的清算。好在这个节目不长，清晨起床后一半个小时就过去了。第二个节目跟在第一个节目之后，更加单调且有震耳欲聋之势。那便是厨房传来的剁食声：咚咚咚……！听到这动静，你便可以想像农民在自家院子里剁猪食。那是一把极大极钝的刀，一个极大极脏的案板，一堆从市场上弄来的廉价的圆白菜。菜不用洗，也无须摘捡，直接住案板上一放，刀便上去七剁八剁，剁开为止。这是一天当中囚犯们唯一的那顿菜，清水煮白菜。好在这节目也不长，而且一天也只一次。
最令人恶心的是第三个节目。这节目不分昼夜阴晴，随时开始：狱卒的咒骂之声。我所住的女六监共有三、四个女狱卒，她们训骂起来全部没有距离感：无论被骂者近在咫尺还是远在天边，一律扯着嗓子尽力将骂声弄得极大极高极吵。这样一来，无论她们骂谁、骂哪一个号子，所有囚犯都不得不洗耳恭听，你又不知她骂哪一个，骂什么事，所以无意中非竖直了耳朵仔细分辨不可。骂得也很有水平，很出新。如果被骂者胆敢表示不满，拳脚相加外，骂的内容便更加具体而生动。常常是成串的不忍卒听的言词突然从看守办公室爆出，一路肮脏恶臭无比地穿越所有号子，直抵最尽头的厕所便池。刹那间，对面房沿上的麻雀惊咋着飞起，几个号子鸦雀无声。六监的看守偏偏有两个是年轻的女孩子，长得眉清目秀，漂漂亮亮。要不是有一次扒在铁窗亲眼所见，我真难以想像那些粗俗下流的语言是出自那样妩媚的面孔。
号子的墙上贴着监规，其中最后一两条是关于看守不准任意打骂，侮辱犯人的。但那没用，如果你不想使看守对你张嘴喷粪，你就得谨遵监规及监规以外的一些土规则，包括不许大声说话、小声唱歌，不许跳舞和扒窗户往外看，还要学会各种各样的快速行动：快速起床、快速打饭、快速接凉水、决速上厕所、倒马桶、擦玻璃、洗漱、晾收衣服、上床或倒地睡觉并快速睡着，说话声大了快速停止，打架吵嘴了快速息怒等等。有时这也不一定可以保全一个人的尊严。我就亲眼看到那个搜我身的姓郝的狱卒借故将一个拘留十五天的人罚站，并在面含微笑循循善诱时，突如其来大打出手，猛掴那个犯人的脸。而那个犯人在被罚站前，只不过是在郝巡视时，腰挺得不直；在挨打前，只不过像郝诉说自己感冒了，头痛咳嗽。被打以后，她仍然直直地站着，敢怒不敢言。全号子的人都直直地站着，敢怒不敢言。
我就是在这件事之后，踱到那“监规”面前仔细查看的。而犯人们则大不以为然地笑我这一举动，说我不愧是个书呆子。
最初的监狱生活于我有如地狱。衰局已定，前程莫测，虽已身在万丈深渊，却仍是一步一个陷阱。突然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一切，一呼一吸一举手一投足都在茫然失措间。绷紧了神经对付频繁的审讯。审讯的分分秒秒都使我感到自己好像一个真正的罪犯。回到牢房，更要支撑着四肢，抵御彻骨的哀愁、惶惑与自卑对我的无情修剪。
日子改变了时速，要人一步一捱地打发。走完上午，下午就好走些。下午内容多，吃午饭，是一件事，睡午觉，又是一件。到了下午四点，打来了开水冷水，擦澡洗衣服，磨磨蹭蹭就到了晚饭。晚饭后，看守不再禁止上床呆着，号子里人们早早就歪在床上、地下，说些淡话或闲愁。天黑了，掌灯了，睡觉了，一天就过去了。
没有书的日子，即便在地狱的惊恐中也仍是寂寞。便常枯坐在深寂中将目光投到窗外，读那外面的东西。
外面，东西不多，连带沉沉如盖的天空一起，统统被铁窗割成了条状：云朵、警戒了望塔、对面平房顶。只有十几米远处的两样东西没有被切割变形：左边一个，高高细细、不戴帽子不冒烟的，是烟囱；右边一个，墩墩实实戴了帽子常冒烟的，也是烟囱。左边一个斯斯文文，气质高贵单纯。分明弱不禁风，偏赤条将自己裸在天地中，静静张着口将宇宙精华一古脑吸入。右边一个苍苍烈烈，沉雄高古。分明饱经沧桑，偏破帽掩容，沉住气将大地之能量喷向天宇。这两个，前者要溶入大千，后者要影响世界；前者遗世独立，地老天荒；后者呼风唤而，日月同辉。这两个不是烟囱，是人，先后在我生命中刻下印痕的人。
我更情不自已，细细阅读的是右边那个。那个平日里谦和温厚，大智若愚，偶尔浓烟滚滚，烈焰熊熊。他富于激情，充满责任感，是条好汉。他是我的现实。这现实并不如往事那般超然美丽几乎将我溶化，却绵密博大，点点滴滴充满我身我心。自从和他相遇，我不再是自己的奴隶。我将必要的丧失垒筑成生命完善的阶梯。抓牢了自己存在的阿基米德点，从从容容，潇潇洒洒，坦坦荡荡，安安详详。每天每天，我都在前所未有的大哀愁中清扫出一块干净的心的角落，以便翻来覆去阅读他。他在流亡，我在监狱。一旦他知道了我的消息，肯定更加义无反顾，宁肯掘地藏身，不愿去国。每每读出这样的消息来，忧喜参半，越发不忍转目。右边那烟囱被我想像成我的先生郑义，成了日日必读，用以支撑自己的一部功课。
沥沥小雨，将漫天霏霏愁绪撒入人间。这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
监狱的喇叭出人意料地传出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听众朋友，您好。又到了我——陆霞，为您主持听众点播的时间了……。”
陆霞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我们俩住对面床。在那个音乐轰炸的教学楼里，我们共度四年时光。她谨小慎微，四年大学生活循规蹈矩，在我们那疯疯颠颠的艺术系，本本份份地经营五条线上的声响，埋头作曲专业。临到分配，人心散了，她却大爆冷门：爱上了我们班人人非议的一个花花公子。
没多久，分配离校的同学还没走光，陆霞又“飞也似地”失恋了。此前她一反常态地昂首阔步、笑语开朗，此后又一反常态地变回细声哀气、谨小慎微。这样的巨变、速变，着实让我们领教了什么是“爱情的力量”。分配后的陆霞并未从我的视野里消失。她脸上再次漾出笑意，是她终于从学非所用的单位调到山西省电台文艺部之后。当时，我也为自己不得其门而入的美学理论专业发愁。曾有同学建议我去替换陆霞的位置，说她工作的成绩不很理想，声音不明亮等等，说文艺部主任已表示乐意接收我了。我犹豫着没去。做电台节目主持人，那不是我喜欢的专业，再说，那是刚活过来的陆霞。后来有一次，偶然听到陆霞的主持，声音极为柔和、亲切，婉婉委委如与人对话一般。正是最标准的播音效果。换了我，未必就好。再者，我不知道自己能否能如陆霞般遵从人们习惯的传统，弄得不好，别出心裁，定不长久。
此刻，陆霞正用她娓娓动听的话语给听众介绍、播放流行歌曲。我将头靠在监牢门框上静静听着。这是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场面：我曾经是这位主持小姐的同学吗？我曾目睹她身上的巨大变化吗，我差一点取代她的位置出现在我头顶那个喇叭里吗？
流行歌曲过后，是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交响曲》。这是几乎所有学院派音乐专业学生的特性：无论流行音乐如何席卷大地，在听过唱过之后，我们总会找回到纯音乐中梳理疲惫的审美知觉。但此刻我已无法安详地听下去了。那曾经来自地平线深处的、号角般辉煌的旋律，此刻在我心中正演成一种巨大的苍凉。
外面的世界与我不再相关。无论听与不听，陆霞们都将继续亲切下去，流行歌曲将继续流行。
新世界交响和它的追寻将属于不同的人们。
（第四章“女囚们”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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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June 24,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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