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纪实(一)

政府杀了人还要对受害者的尸体泼上脏水，诬之曰“反革命暴徒”，然後强迫人民表示拥护。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很善于开展表态运动来获得人民的支持。表态运动往往是说谎运动。邓小平应是记忆犹新的。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和“四人帮”发动的“批邓”运动，按表态据说全国人民是“万众一心”的，其实都是谎言。毛泽东一死，打倒“四人帮”那才是万众一心。“六四”以後，对“平息反革命暴乱”的一片拥护声，也是大规模的说谎运动。人们用谎言来迎合政府，保护自己。根据已有的政治经验，邓小平不可能不知道人们在说谎；但现在轮到他需要利用谎言来虚张声势、进行自我欺骗了。中国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加入了说谎运动，玷污了知识，辱没了人格。曾经激昂慷慨地谴责政府不民主的人，枪声一响，又对不民主的政府表示拥护了。人民的沉默、容忍、以至“拥护”，是不民主的政府存在的条件。还有一种哲理作为支持，叫做“好汉不吃眼前亏”。中国坏就坏在“好汉”太多。当权者深谙此种心理，祗要来一个“杀鸡给猴看”，一大批怕“吃眼前亏”的乖巧的猴子们就缩着脖子当起“好汉”来了。每当紧要关头，也总有人以“好汉不吃眼前亏”劝我。我祗好说：我不是好汉，所以不怕吃眼前亏。制造“六四”流血事件的中国政府之所以没有受到进一步的挑战，就在于多数人不敢讲真话。因为政府太坏，逼得人民不敢讲真话；正因为人民不敢讲真话，政府就可以坏下去。这是两难推理。从何突破？政府会不会自动变好？邓小平设计的改革开放，起初也大讲“民主和法制”，人民寄予莫大希望。曾几何时，“民主和法制”换成了坦克和步枪。看来，首先必须在人民方面作出突破，真正的变革必须由人民来推动。可以说，中国的民主政治要从人民讲真话开始；讲真话就从每个人自己开始。

我因讲真话吃过许多苦头，至今不悔。“六四”以後，讲真话更为困难。仅仅表示一下个人的英勇气概还不算难，难的是如何用自己的真话去引发大家讲真话。

邓小平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所作的《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讲话》，成了权威性的文件。以学习和讨论这个讲话为题，从党内到党外，开展表态运动。那时，我虽然是一个没有登记的共产党员，还是要交纳党费、参加组织生活。我所在的支部共有十六名党员，都是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几个“马列主义老太太”和“马列主义老爷爷”，在民主运动期间蜷缩起来，现在又趾高气扬、咄咄逼人了。多数人都是同情、支持学潮的，参加过游行，在请愿书上签过名。形势一变，又随风转舵，还有一套说词，大致是：开始学生是爱国的，後来被坏人利用了，我上当受骗了；幸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采取坚决措施，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也挽救了我。这是一种学问——共产党在几十年中教会人们的“表态学”。无论多么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的事物，都可以看上面的脸色找到理由表示拥护。每个人的发言都很长，按规定必须汇报自胡耀邦逝世之日起的全部活动，还要论证自己的思想转变如何合乎情理。开半天会，祗能完成两三个人的表态。我对所有人的发言都听得很仔细，把它作为一种社会心理来进行研究。同时我也在琢磨斗争的策略，既要反对镇压又要保护自己。以往我常常拿《中国共产党章程》作护身符，虽然效益不大，还是要用它。这次我还想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利用邓小平的话来反对邓小平，利用他的一句话反对他的十句话。别人都表态了，最後，轮到我发言。我抓住邓小平说的“这次风波迟早要来，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分析事件的必然性。必然性的根据是人民的不满。但是邓小平对政治风波的处理，采取开枪、抓人的措施，就是不承认事件的必然性。当时大讲党的总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我说“六四”事件也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极力掩盖事实真相;“两个基本点”：一是用个人解释历史，说甚么“动乱和暴乱是极少数极少数人策划的、操纵的、组织的”，一是用思想解释历史，说甚么政治风波的根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这叫历史唯心主义。我随身带着党章，拿出来念了一段，根据党员的权利提出保留意见。我发言的时候，会场上气氛很紧张，有一位“马列主义老太太”暗示作会议记录的人好好记，大概是为了向上汇报。我说：“请你们如实汇报。如果记得不全，我可以再重复一遍。”

我的发言一下子传开了，从系里传到系外，从校园里传到校园外，从南京传到北京。其实，我并无独到的见解，很多人与我看法相同，祗是没有讲出来。既然我讲出来了，别人就借我的名义表达自己的看法，并加以渲染。信息反馈回来，变成这样：“郭罗基爆了一颗原子弹！他说邓小平的讲话祗有一句是对的，其他都是错的。……他讲完了，有人威胁他：你敢不敢再讲一遍？他站起来，又讲了一遍，还叫记录的人一字一句都记下。”我的发言越传越长，因为人们都把自己的话加进去，成了“民间文学”。

不久，东欧剧变，北京惊慌。江泽民、李鹏签发了一个紧急电报，要求全国进行所谓“反和平演变教育”。各级党委又一次从党内到党外组织人们“反思”，而且还要每个人写出书面的“思想小结”。这一次，我不等到最後发言了，而且不无煽动之意。我说，不仅老百姓要反思，领导人更要反思。现在的问题是领导人毫无反思之意，祗是要求老百姓反思，还带有强迫的味道。我是愿意反思的，反思的结果是：在中国讲真话很困难。我又拿出党章来念了两段，说：上一次我根据前一种党员权利对“六四”流血事件提出保留意见，这一次我要根据後一种党员权利对核心人物邓小平进行批评。还是用老办法，引了邓小平关于“对领导也可以批评”的一句话，然後说“我批评邓小平就是执行邓小平的指示”。我发言时，有人点头，有人插话，讲到这里，有人就笑起来了，气氛与上一次大不相同。我讲完後，S教授接着发言。他早已带头“反思”过了，此刻是针对我讲的。

他说：“在中国，不是共产党就是国民党，不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我以为要把我打成“国民党”了，幸好，还不是。他继续说：“中国没有社会民主党，中国的社会民主党思潮就在共产党内。”然後就大肆批判社会民主党思潮。本来我被封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代表人物”，这时又成了“社会民主党思潮在共产党内的代表人物”。这位教授在“六四”以後大出风头，经常应召进京，参与各种批判文章的写作。北京正在批判社会民主党思潮，他刚从北京回来，就把这顶时髦的帽子带了回来。

他又说：“共产党究竟做的好事多还是坏事多？是不是要把共产党推翻？”

我说：“即使做了许多好事，难道就有理由向人民开枪吗？有人为你做了九十九件好事，最後祗做一件坏事，就是向你开了一枪，难道还要对他感恩戴德吗？”

他说：“现在的问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是第一位的大是大非……”

L副教授为我帮腔：“罗马尼亚搞的是社会主义吗？完全是封建专制主义！”他情绪十分激动。明指罗马尼亚，暗含甚么意思，大家心照不宣。

我是不动感情的，慢条斯理地说：“社会主义有各种各样的牌号。除了科学社会主义之外，《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有反动的社会主义，有保守的社会主义，有空想的社会主义。还有农业社会主义、伦理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等等。东德搞的是大墙社会主义，把人民封锁在大墙之内，强迫享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罗马尼亚搞的是夫妻社会主义，人民的财富变成齐奥塞斯库和爱琳娜夫妻老婆店的私产，存入了瑞士银行。北朝鲜搞的是父子社会主义。古巴搞的是兄弟社会主义。我们中国是老人社会主义，国家大事都由几个老人说了算。中国政府公开表示，说是尊重罗马尼亚人民的选择。那么即使搞资本主义也是罗马尼亚人民的选择。党内文件又说是‘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如果是‘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就不能说是人民的选择；如果是人民的选择，就不能说是‘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究竟是甚么？”

其他人也有说上三言两语的，竟没有一个人公开站在S教授一边。

S教授和我在五十年代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同学，後来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和南京大学哲学系长期共事，相知颇深。在北京大学，平时我们都爱发怪论。运动一来，他就深刻检讨而且还要揭发我；运动过了，照样发怪论，又是好朋友。如是者再三。他是出于自己的要求先我调到南京大学的。一九八二年，我被发配到南京大学时，他常来闲谈，为我解闷。

有一次，他问我：“你知道你为甚么倒楣？”

我反问他：“为甚么？”

他说：“别人批‘四人帮’批的是‘四人帮’和邓小平的不同点，你批‘四人帮’批到‘四人帮’和邓小平的共同点上去了。咳，你批得太深刻了，触动了共产党左倾的老根子，所以邓小平不干了。”他把一个“太”字声调拖得很长。

我一想，果然如此，而原先我还没有这种自我意识，应该说是他比我看得深刻。不搞运动，他的“自由化”思想往往超过我；一搞运动，他又反起“自由化”来了。我从北大到南大，历来有一个不好的名声——“从来不作检讨的人”。一九八三年“清除精神污染”，中共中央宣传部指示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又指示南京大学党委，要对我这个“从来不作检讨的人”进行“帮助”。S教授当时是哲学系副主任，他和党总支书记找我谈话。我根本不承认甚么“精神污染”。党总支书记倒是应付差事，他却很认真，说甚么“难道你是一贯正确的？你比党中央还高明吗？”党总支书记向上汇报：“开会帮助，如果郭罗基反驳，大家又说不过他，怎么办？”正好胡耀邦来南京，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韩培新壮了胆，就把中共中央宣传部指示对我进行“帮助”的事一笔勾销。“清除精神污染”短命夭折，S教授和我又共发“自由化”言论。一九八六年纪念“百家争鸣”方针提出三十周年，许多报刊重提七年前我提出的“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S教授也支持为我平反。“六四”以後，彼此态度截然不同，他又站在批判的立场来对待我了。我从北大到南大，看惯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知识分子的众生相。我真希望有一位大手笔，写一部当代的《儒林内史》，其历史意义和文学价值肯定会超过吴敬梓的《儒林外史》。S教授就是可以入《儒林内史》的人物。

“反和平演变教育”要求写书面的“思想小结”，无非是为了装档案袋。中国人就怕档案袋，走到哪里跟到哪里，一辈子不得解脱。我的档案袋里已经装了许多东西，再加一点也无所谓，我是不怕的。但我在会上给大家提醒一下，表示拒绝写书面材料。L副教授居然起来响应：“我也不写！”

这一天是一九九零年一月六日，比起三个月前的那次会来，表明形势的发展有了很大的进步。

不久，又在发生“动乱和暴乱”的地方进行“党员重新登记”。目的当然是为了对参加民主运动的党员和不拥护镇压的党员实行清洗。

所谓“重新登记”是相对于已经登记而言。一九八四年开始的整党运动进行过一次登记。一九八三年十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作出整党和清除精神污染的决定。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宣传部长邓力群点了周扬（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胡绩伟（《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王若水（《人民日报》副总编）、李洪林（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处处长）、阮铭（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和我的名，作为全国的批判重点。其他五个人都有一官半职，祗有我是白丁，但我的罪名最重。邓力群诬陷我是“从极左到极右的典型”、“‘三种人’的标兵”。所谓“三种人”，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追随林彪、“四人帮”造反起家的人，派性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邓力群指使教育部派了两个人来南京“传达党中央的指示”，要我公开检讨，说是“要求不高，祗要像白桦那样，两千字就行了。”我拒绝了。整党中提不出任何事实可以证明我是“三种人”，但又不肯罢休，结果对我作“暂不讨论”的处置，没有登记，由原单位北京大学进行“审查”。我强烈地提出不同意见：这种做法违反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决定中祗有“准予登记”、“不予登记”和“缓期登记”三种，没有“暂不讨论”这一条。当时南京大学哲学系的党员除了一人以外，都是支持我的，在支部大会上激烈批评上面的错误决定。这里表现出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的严重缺陷，作决定的人可以不遵守自己作的决定，特别是代表党中央的那些人，而一般党员又无法监督他们遵守；若是向上控告，还是由不遵守决定的人来处理不遵守决定的案件，下文如何可想而知。一九八六年“七一”前夕，南京大学哲学系的党员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我为“优秀党员”。爆出了一大新闻，共产党领导机关决定“暂不”登记的党员，在普通党员眼里却是“优秀党员”。我本人并不优秀，我认为这是对我所受的不公正待遇的同情和对领导机关不讲道理的抗议。领导和群众对立，必然引起群众和领导对立。党中央某一个领导人还批评南京大学哲学系“选举郭罗基为优秀党员是错误的”。这一事例对于研究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是十分有意义的。不是声称“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吗？按照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优秀党员”，事先被领导定为不能登记，“集中”的基础何在？事後又被领导说成是“错误的”，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了甚么？直到一九八七年，全国范围的整党已经宣布结束，而我的党员登记问题还是“暂不讨论”。又过了一年多，北京大学党委才拿出一个《关于郭罗基同志的审查结论》。虽然捏造事实、歪曲真相、罗列了一大堆“严重政治错误”，还是没有找到“三种人”的定案根据。既然罪名不能成立，理应为我平反。南京大学党委居然还要我作检讨，才准予登记。党内掌握领导权的人是没有错的，明明错了也不算错；而被领导的人则必须不断检讨认错。我问：“要我检讨甚么？”党委书记韩星臣说：“人人都有错，难道你是一贯正确的？”这算甚么理由！我不作检讨，相反，于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一日提出控告，要求“对诬陷诽谤者邓力群予以制裁”。勒令检讨与拒不检讨僵持，所以一直没有登记。“六四”以後“党员重新登记”，党委就想将一九八四年遗留下来的登记问题不了了之。我却不依，提出：一九八四年整党时一个“暂不”，已经六年了，我还没有登记；没有登记就谈不上“重新登记”，应当先讨论我的登记问题。党委说，参加“重新登记”一起解决。我就宣布：既然我有资格参加“重新登记”，等于我已经登记，这就是我坚持不作检讨的胜利。

“党员重新登记”有一项规定，首先由本人提出书面申请，申请书必须承认一些先决条件，诸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拥护平息反革命暴乱”等等，否则连参加“重新登记”的资格都没有。我当然不会承认这些，但是如果不申请就是自动出党。民主运动高潮期间，有人希望我带头在校门口贴“退党声明”，还说会有十几个人跟上。我说：“如果我不是党员，现在决不参加这个党；既然我是党员，现在决不退出这个党。”我还劝大家不要退党，在党内坚持斗争：“反腐败的人都退党了，不是把阵地完全交给腐败的人了吗？”法律系有一位青年教师按捺不住，写了“退党声明”，结果被开除党籍。党员应有退党的自由。到了这时，共产党祗许进不许出，成了封建会道门。共产党不许退党是一种考虑，反腐败的人们不应退党是另一种考虑。孙悟空还要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才好发挥作用。已经在共产党肚子里的孙悟空们，为甚么要自动退出呢？所以，我总是愿意留在党内。不怀好意的人正在瞧着我，如果我提出申请，就可以逼我就范，承认“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拥护平息反革命暴乱”等等，否定自己，深刻检讨。如果坚持自己的立场，那就不要申请，自动出党。我还是申请了，我的申请书上写着祗承认党章。我准备过这第一关就和他们斗一斗。假如他们不接受我的申请，我就要问：“你们所列的那些条件是否包含在党章之内？如果包含在党章之内，我承认党章为甚么拒绝我的申请？如果不包含在党章之内，怎么能成为党员的必备条件？”我的申请书交上去之後，没有任何反应。我不承认那些先决条件，照样参加“党员重新登记”。

我参加“党员重新登记”之後，就在堡垒内部攻打。我提出：上一次“党员登记”是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而这一次“党员重新登记”是中央组织部的通知；中央组织部推翻了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是违反党章的。“党员重新登记”的条件，列入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这是党章规定的党员条件中所没有的，也是违反党章的。党总支书记郭广银自作聪明地说：“下一次的党章就有了。”我说：“既然要等下一次的党章才有，这就证明确确实实违反了现行党章。”党委没有正面的答复，说是：“你可以不申请嘛！”他们感到麻烦了。有的人虽然在会议上不敢有所公开表示，私下同意我的说法。因此，“党员重新登记”的庄严气氛大打折扣。

“党员重新登记”的程序是：学习文件，提高认识，个人总结，支部评议。在支部评议之前，支部委员分头与每个人谈话，掌握动态。支部委员L副教授找我和刘广明谈话。

L副教授是我到南京大学哲学系後才相识的，他曾主动对我表示支持。那时他是党小组长，我在他的党小组里得到了保护。一九八六年我被选为“优秀党员”就是他提名的。在一次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韩培新参加的座谈会上，他为我仗义执言，要求取消对我的不公正待遇。韩培新还表示“要解决这个问题”。L副教授对我和刘广明说：“现在支部里祗有我们三个人能谈谈心了。”他要我们谈谈各自的打算。刘广明是参加民主运动的青年教师，现正受到公安局的不断传讯。他处事稳重，运动高潮期间并不激进，高压之下也不软弱。他的打算是不失原则，蒙混过关。我说，我不会为了登记而拿原则做交易。我已经举起反对镇压的旗帜，党员可以不当，旗帜不能倒。L副教授动情地说：“这个党员当得有甚么意思？我和老婆半夜醒来，一起商量，不当党员了。後来一想，家里有老人孩子，不行，……”他同意我们的打算，说：“支部通过是没有问题的，我可以保证，不知上面批不批？”谈话结束，跨出门的时候，他还说：“好，就按既定方针办！”L副教授也是一个可以入《儒林内史》的人物，他的好戏是在後面。

每个党员在支部大会上报告自己的总结，然後大家评议，是否同意重新登记。其他人都顺利通过，刘广明报告了总结而没有就是否同意重新登记的问题作结论，我连总结都没让报告，大概怕我在会上“放毒”。随後就放暑假了。我的重新登记问题和上一次的登记问题一样，还是“挂起来”。

我估计，最终是不会让我登记的。我在党四十多年，这是一生中主要的经历，今後上帝大概不可能再给我一个四十多年了。我想写一篇文章，说说我先前为甚么入党？如今为甚么出党？作为我的人生备忘录，也是对共产党的告别书。一九九零年的暑假，我就干这件事。谁知思绪万千，文章越写越长，挥汗疾书，写了十几万字，还没有写完。开学以後，党总支的负责人谈起我的登记问题，我就说：等我的书面材料写完後，请你们打印出来，发给大家，然後开支部大会评议。我是想把我的“不同政见”变成打印稿，以广流传。开始他们不置可否，十一月二十二日党支部书记和党总支书记正式找我谈话，说“打印出来是不可能的”，大概请示过上级了。这次谈话，她们要我谈谈“对重大政治问题的看法”。“六四”以後在高压之下，我祗是顶住，提出保留意见。这时，根据形势的发展，我的调子就升高了，准备反攻过去。我说：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坚持封建主义专制化；“六四”事件的性质是镇压人民；再加上“党员重新登记”违反了党章，这就是我的“三点看法”。事後他们整理了一个书面的谈话记录向上报告，要我签字。我认为很好，可以留下一个历史资料，非但签了字，还把它修改得更明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