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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7日 星期四

广州高自联主席刘俊国: 天降大任於斯人

  「六四」的枪声响起,造成一大批中国大陆知识菁英及学子去国离家
,流亡海外成为他们的宿命。一批年轻的学运领袖经过漂流岁月的锤炼,
学有所成,其中几位成为美国执业律师,他们共同的心愿是有朝一日利用
法律为武器,帮助母国健全法制和法治精神,为同胞贡献力量。

 「六四」事件14周年将届。当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天到来时,当年的
学运领袖、今日的美国律师刘俊国(又名刘俊)等人,14年前北京天安门广
场的呐喊和枪声似乎又在耳边响起,东西长安街上的烽烟和鲜血犹如历历
在目,许多人或许对「六四」的记忆已现模糊,但更多人的「六四」情结
犹在,刘俊国等人永远忘不了,当年北京市民和学生为此流血,世人为此
流泪。
 刘俊国现在旧金山主持「刘俊律师集团公司」,问他为何来美国後改名
刘俊?他说:「因为离开大陆後,我就没有了『国』」。」他原为广东省
广州中山大学英美文学硕士研究生,八九民运时任广州学自联主席。可是
,「六四事件改变了我的一生」。
 刘俊国为四川重庆人,20岁在四川西南师范大学毕业,分配到华北水电
学校当了四年教师,再考入广州中山大学攻读硕士。由於出身「根正苗红
」,原为共产党重点培养对象,「我曾立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在风起云涌的1989年,因追悼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逝世而掀起的天安门民
主运动,迅速席卷大江南北,当时在广州的刘俊国,「出於爱国热情,义
无反顾站出来」,并被推为广州高校爱国学生联合会主席。那段时间,他
天天带领学生上街游行,住的宿舍也成了学生联络总部。
 刘俊国回忆八九民运,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日子,「最让我感动的是,
北京当局在6月4日血腥镇压学运後,第二天(6月5日),广州仍有成千上万
的学生冒著危险上街游行,使我深深体会到『疾风知劲草,路遥知马力』
」。
 「六四」後几天,刘俊国继续在广州组织「空校运动」,以抗议当局镇
压。当时他罹患肺结核,身体非常虚弱,容易疲劳,但一股精神力量和满
腔热血支撑著他,他似乎是拼了命地高呼「反对六四屠城」的口号,走到
後来,「已感觉不到眼睛存在,只看到两个黑洞」。
 不久,形势逆转,他成为被广东当局通缉的四个「头头」(其余三人为陈
卫、陈破空和李正天)。最初,刘俊国不想逃亡海外,「因那时脑子还转不
过弯,总觉得不能『叛国』。有人劝我向当局自首,但我认为自己没有做
错任何事,错的是政府,如果我去自首,等於承认自己犯罪,做人要有基
本原则。所以我跟学校领导讲,我绝不会去公安局自首。」
 一些同情学运的教授开导刘俊国说:「你身体弱,如被抓去关起来,健
康一定会被彻底摧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趁此机会出去看看外面
的世界,未尝不是好事。」
 刘俊国觉得整天东躲西藏也不是办法,而且还会连累收留他的人。他经
香港地下通道出逃,1989年底到了美国,那时海外民运高潮已过,刘俊国
虽然是广州学运领袖,但在海外缺乏知名度,没有北京「学运明星」的光
环,也没有鲜花和掌声,所有的「好处」都轮不到他,一下飞机,他在逃
亡途中病情加重,不但没时间治疗,立即面临生活难关。
 他自我开解说:「各人有各人的命运,所谓同人不同命,不要羡慕或嫉
忌别人,而且,如果一个人连自己都不能养活,实现民主、为人类作贡献
就成了一句空话。」他决心「不吃民运饭」,凭双手养活自己。他说,在
出逃当日,他就发誓「一定要有所成就,否则愧对六四死难者和江东父老
」。
 要想「有所成就」,当然要「武装自己」,他决定排除万难继续学业,
首先要解决的是吃饭问题,他一头钻进中餐馆打工,并从读夜校开始,半
工半读。
 由於刘俊国身体患病容易疲劳,开车上路时,眼皮就不停打架,很容易
发生危险。晚上回到家中,经常连吃饭也没力气,累得瘫在床上就再也不
能动弹。「那时觉得民主离我是多 的遥远,似乎前路漫漫,看不到曙光
。」
 刘俊国觉得最难过的是自己这一关。为了八九民运,他付出极大代价,
在大陆,他是「天之骄子」,前程似锦,被迫流亡海外後,一切连根拔起
,一无所有,从零开始。有家不能归,有国不能回。他永远的痛,则是在
大陆老家的父亲患病直至去世,他因是「六四通缉犯」,不能回国尽人子
之孝及送终。
 他说:「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有人可能会认为,堂堂一个大学教师
,今天在美国沦落到在餐馆打工,如我跟他们一样想法,是跟自己过不去
。在海外,最重要的是放下身段,要学会自我安慰:天降大任於斯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他以此自勉。
 经过许多一言难尽的辛苦和锲而不舍的努力,他考入加州州立大学希活
(Hayward)分校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92年6月毕业,决定继续攻读博
士学位。但同样由於他是「六四通缉犯」的背景,在大陆拿不到大学本科
文凭,「因档案被当局查封了」,即使他在美获得硕士学位,并且是以政
治难民身份获美国庇护,但美国许多大学硬性规定,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
,入学前必须至少受过四年大学本科教育,刘俊国无法出示证明。头一年
,他申请了十多所大学想读金融,到处碰壁。
 「这件事对我打击相当大。但我不气馁,1993年继续申请攻读政治学博
士,但又是没有一个学校肯要我,理由同样是我拿不出大学文凭,这对我
无疑是沉重打击。」
 经过一段时间的消沉,刘俊国重新振作,再接再厉。第三年,他申请的
是法学院。他解释,第一年申请读金融,是因硕士念的是工商管理,所以
顺理成章想再拿个博士学位,但因无法出示大学毕业证明文件和成绩单未
能如愿,第二年尝试念政治,是考虑可能校方会因他过去的民运背景,而
以为他是「搞政治」的,较容易批准,後来他才知读政治学的人也很专业

 至於产生学法的念头,是因考虑到美国是个法制健全的国家,而且很多
政治人物包括美国总统、国会参众议员等,原来也是学法律的。中国大陆
基本上仍是人治社会,有法不依,大陆司法系统问题成堆,没有独立的司
法权,法官专业素质低劣,有的人量刑轻重,不是根据犯罪事实和法律条
文,而视乎送礼多少,「吃完原告吃被告」。基於这样的想法,刘俊国决
定改读法学院,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利用所学帮助大陆的法制建设,「他山
之石,可以攻玉」。
 但这一回,刘俊国又险些被「三振出局」,申请结果几乎是重复前两年
的命运。他一度非常绝望,想到投身八九民运以来的种种艰难困苦,来到
自由民主的美国,却求学无门,有志难伸,他实在不甘心,决定孤注一掷
,亲自跑到加州大学海斯汀(Hastings)法学院的招生录取办公室据理力争
,他「逮」到招生办的主任,一口气诉说了他的遭遇和苦恼,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没想到竟打动了那位主任。两星期後,刘俊国终於结束三年来
的奔波焦虑,被加大破格取录。
 「我一直深深感谢那位主任,是他给了我这个机会。」此後,刘俊国踏
入坦途,於1998年5月顺利拿到法学博士学位,7月他就去考加州律师执照
,加州和纽约州是全美国公认最难考律师执照的两个州,报考门槛相当高
,但刘俊国一次考取。
 在攻读法学博士期间,他在律师事务所兼做法律助理,积累一定经验。
1998年12月,他与一位有多年经验的美国律师合夥开设律师事务所,生意
蒸蒸日上,现在则与四、五位律师建立合作关系,业务范围包括民事诉讼
、刑事辩护、移民、政治庇护、商业合约和公司法等。
 回首来时路。刘俊国说:「往事不堪回首,几乎笑不出来。」当年在餐
馆打工的经验,使他对「 食(谋生)艰难」有更深的体会,即使现在名成
利就,他对餐馆仍有特殊感情,平日光顾「给小费特多」。他珍惜来之不
易的奋斗成果,更不能忘记倒在「六四」血泊中的死难者。在做执业律师
之余,他不忘继续参与及推动民运,最近当选为总部设在旧金山的中国大
陆反对党组织──中国共和党主席,该组织的成立宗旨是「结束专制,创
建共和,完成民主革命大业」。
 他说:「不想当将军的不是好士兵。」「共和」两字明白告诉世人,中
国共和党人追求的目标是创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实行多党相互制衡
的共和型国家民主体制。他希望集合志同道合者「先走一步」,招揽有理
想、有抱负的人才,一旦时机成熟,就「打回老家去」,建立一个崭新的
、国泰民安的民主共和国。
 从踏上美国土地的那一天起,虽然将自己的名字去掉了「国」,但他一
直「人在曹营心在汉」,渴望早日回去「报效祖国」。不过,他强调,「
爱国家和爱政权是两回事」。
 问他做律师做得好好的,海外民运目前陷於低潮,一些人对民运人士印
象不佳,此时此刻他却挺身而出,会否影响他的生意,甚至「吃力不讨好
」?他说,做人不能忘掉根本,要正直善良和正义、正气,这些年他从未
忘记自己为何会去国离家,不忘自己是走过「六四」的幸存者,所以他不
改初衷,矢志促进中国民主人权,期盼大陆同胞生活在一个清廉、公义、
有尊严的社会。
 刘俊国说,他的客人多是在美国的华裔,即使他们「亲共」,但他为他
们在美国法庭争取权益,而不是跟中国大陆政府打交道,而且他的客户来
源大多是因他办事认真负责口碑相传,他继续从事民运活动,相信对他的
生意影响不大。唯一有影响的,就是他宁愿少赚些钱,也要抽出时间来参
与民运。
 「即使有影响,也是值得的,我自认这些年来,个人形象还不错,民运
需要正面形象,也需要更多有专业知识水准和民主风范的人站出来,我不
能明哲保身,虽然已有爱护我的朋友提醒我,可能一出来就会被人泼得一
身污水,但我是身正不怕影子歪。」(曾慧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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