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晨，北京的枪声警醒了全中国、震动了全世界。参加民主运动的人们陷入愤怒、不安、痛苦……。
我的研究生、南京市“高自联”（高等学校学生自治联合会）负责人之一朱利全对我说：北京传来信息，要全国各地开展“空校运动”，大家离校，抗议镇压。我说，这个方针是作鸟兽散，错了。下一步必然会出现大逮捕、大审判，祗有团结战斗才能反对镇压。我提出一个相反的方针：“立即返校，恢复上课，坚持民主，反对抓人。”他说，现在乱哄哄的，说走就走了，很难说服大家。
我并不希望发生学潮。一九八八年以来，中国的和平演变相当迅速。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和北京的《经济学周报》实际上已冲破报禁成为自由化思潮的阵地。一九八八年五月，我去北京，出席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文化座谈会”，为翌年“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作准备。不少多年来被整肃的自由化分子，连为胡耀邦陪绑的下台中宣部长朱厚泽，都出场了。一九八九年的“五四”之前发生了政治风波，和平演变的进程为之中断。如果可以选择，我宁要和平演变，不要政治风波。但政治风波不可选择地发生了，我决定参加进去。这种思想经历已经有过一次。“文化大革命”之初，我一直消极观望；思考了几个月，决心积极投入，否则就不可能取得对于历史事件的发言权。我对历史的态度，首先是参与，决不旁观；参与之後，再作选择。
我一再对朱利全讲，要坚持合法、和平、理性的方针。我建议，是否可以开一些讨论会，讨论讨论：究竟甚么是民主？怎样争取民主？他说：“不行，大家根本冷静不下来，整天都在等待行动。”所谓“行动”，就是“飞行集会”，高呼口号，上街游行。有一次，朱利全说，很多人要求采取行动堵住交通要道，叫城市陷于瘫痪。怎么办？我说，这件事不能干。“高自联”开会，进行激烈的辩论。朱利全好不容易说服大家，通过了一个否定堵截交通的决议。“高自联”常委之一陈学东，认为“高自联”的决议“右倾”。第二天，他擅自行动，带了二百多人把长江大桥等处一堵，果然南京瘫痪了。此举引起市民的不满。
堵住交通要道太平门的学生受到责问：“你们学生有爹妈养着你们，我们工人不上班谁养我们？”家长送子女上学也不许通行。家长责问：“你们大学生不上课，还不许小学生上课吗？”政策不得不改变，说小学生可以过去，家长不许过去。家长说“我的孩子的安全你们能负责吗？”
南京大学的多数学生也表示反对，除了政治上的理由外，还因为向南京大学运送粮食的卡车被他们堵在江北，食堂将开不了饭了。
中共江苏省委倒并没有激化矛盾。省委书记韩培新亲临长江大桥，对学生进行劝说，恢复了交通。
我在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往往被说成“後台”。民主运动遭镇压以後，我想走上“前台”我预感学生领袖们将有大难临头。我自己也有赎罪的意识。北京戒严以後，学生们常问我：军队会不会开枪？我说：不会，至多像一九七六年那样，挥舞棍棒，两个士兵架一个学生，“请”出天安门广场。真的开了枪，我的第一个念头是：我所在的这个党已经变得不可捉摸了，我也参与了对人民的欺骗！我一定要和人民站在一起，来对付镇压人民的共产党。
我住在离南京大学很远的紫金山下，走动不便。我对学生领袖们说：“我搬到南园（南京大学的学生宿舍区）去住，和你们在一起。”他们都不赞成。有的说：“郭老师，你年纪大了，……”有的说：“到了这时候，你出来也不行。”他们不给我找房子，我无可奈何。
中国政府一口咬定民主运动是“极少数人操纵的”。其实，我想操纵都无法操纵。
朱利全又来，向我告别。他也要走了，说是出去躲一躲。第二天，他还没有走出南京，就被公安局抓走了。
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抓人狂潮。除了明令“通缉”者外，又以“收容审查”的名义大肆搜捕民运人士。究竟抓了多少？从未公布，无法统计。还有，一批人被公安局传讯，一批人被本单位领导勒令交待问题。便衣警察，出入校园；政工干部，盛气凌人。高等学府到处是一片恐怖。
一批有通道的民运人士已亡命海外。抓的抓了，走的走了，没抓不走的人如何继续举起民主的旗帜？
有人主张民主运动转入地下。一些热血青年，怀有献身精神，成立了地下组织。他们请我作“指导”。我说：“我赞成你们的目标，不赞成你们的做法。”我主张公开地举起民主、自由、人权的旗帜，进行合法斗争。青年人往往激情胜过理智，有时是不计後果的。“六四”以後，官方一再宣布破获了多少多少“反革命组织”。南京大学也有两个组织被破获，又抓了一批人。我为民主力量遭受进一步的打击而感到痛心。一天早上，又有一位青年来向我告别。他说，他要出去流亡了。他的几个伙伴已经被抓走。昨夜警察到他家里抓人，他不在。邻居通风报信，叫他赶快逃走。我问他去哪里？他说不知道，反正是向南。最後，他感慨道：“甚么事都干不成了，还不知甚么时候能结束流亡生活。我现在才认识到合法斗争的重要，……希望你和别人多讲讲。”他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匆匆离去的背影。年轻的朋友你在哪里？我祝福你平安！
这位青年的留言打动了我的心。我真该多讲讲合法斗争，从那天以後，翻来复去讲的有三条：
第一，民主运动是合法的，暴力镇压才是非法的。民主运动应当用合法的手段来制约非法，反对非法，而不是把自己置于非法地位。是政府违法、共产党违法，人民要起来护法。
第二，转入地下，不活动毫无意义，一活动往往又遭镇压。有时，甚么事情都没有来得及做，自己就丧失了力量；祗有当他们的组织不存在的时候，人们才知道它曾经存在。进行地下活动，精神是可嘉的，斗争是无效的。
第三，即使斗争有效，结果如何？非法斗争、地下活动，对于夺取权力是有用的，但它不能改变制度。非法斗争进行得彻底必然是武装斗争。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路，在地下活动、武装斗争方面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是枪杆子里面可以出政权，不能出人权，所以枪杆子里面出来的政权不讲民主。祗有法制才能出人权、讲民主。中国所面临的历史课题是建设一个法制社会；通向法制社会的途径必须是合法的，而不是非法的。
八九民运分化成三股力量：海外民运、地下民运、合法民运。
在中国进行合法斗争不但是困难的，而且也是危险的。合法斗争需要造成群起而攻之的形势。但如果事先纠合人群，弄不好又会被打成“反革命煽动”、“反革命组织”。祗有人自为战，逐步推动，汇成大海。我不能祗是号召别人去斗争，应当用自己的行动来实践自己的主张。我设计了三部曲：
一，党内斗争;
二，行政控告;
三，法律诉讼。
-----------------------
注：本页正在建设中，旨在于汇集各家之言，探寻中国民主之路。
我们尚在收集有关文章。读者或作者若有任何建议，请与
Long Bow Group联系。谢谢！
引子风雨欲来
(一)“从来不作检讨的人”
(二)“不予登记”党员和“不许授课”的教授
(三.一)起诉
(三.二)上诉
(三 .三)申诉
(四)上书人大常委会
1.来一个人民护法运动
2.法要有法的精神
3.建立监督制度
4.为“六四”事件平反
5.用民主的手段实现民主化的目的，以现代的方式走向现代化的未来
关于六四
“八九民运的经验教训与历史意义” ,王丹 ,《北京之春》， 1995年6月
号 (总第 25期 ), p.13
八九民运在人的思想基础、群众基础、组织基础等客观条件都不
成熟，主观上又存在一些重大失误的情况下，失败几乎是必然的，
能做到当年那种地步，已经是很难得的了。尽管如此，八九民运
给中国社会带来了重大的历史意义。
“反对政府血腥镇压 ,消化民运失败教训”,郭罗基 ,《北京之春》1995年
8月号 (总第 27期 ), p.82
八九民运是正义的，但正义的一方并非都是正确的。反思民运，
批评错误，并不意味着“转嫁”中国政府的责任，而是消化这些
教训，总结研究民运失败原因。天安门广场的示威，准确的说，
只是反对不民主的运动，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主运动。运动中，
学生领袖企图以“血流成河”来培植自己的政治资本、加重政治
砝码是不讲人权的。
“波兰随想——为“团结工会”成立十五周年而作”,耶人 ,《北京之春》
1995年12月号 (总第 31期 ), p.89
通观“波兰革命”的全过程，不难发现知识份子所发挥的卓越作
用，主要并不体现於如何提高民众的觉悟上，而体现於他们的组
织行为，他们参与政治运作的技术手段上。他们的工作重点，始
终集中在帮助工人建立组织、与政府谈判等技术性、战略性的问
题上，使工人的政治诉求在技术上得以落实。相比之下 ,八九年
以後，纵观海外民运各派言论，人们在政治主张的激进程度上不
断升级，而对如何将对民主的诉求在技术上得以落实，则缺乏反
省。如此下去，所提出的政治目标的实现难度越来越大，而实际
政治运作能力却越来越弱，眼越高，手越低，岂不离民主越来越
远？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