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半歌声出海涛——序《告别阳光》
高尔泰
由于偶然的机会，我有幸成为这本异书的第一个读者。那是一九九一年的秋天，作者北明和她的丈夫郑义，在逃亡途中滞留成都的时候。
狱中归来，就听说他们二位失踪了。许多关于他们的传说都互相矛盾，不但没有提供他们存亡安危的任何信息，反而增加了我们的种种忧虑。
在一个阴雨连绵的、忧郁的黄昏，他们忽然不期而至！化了妆，简直认不出来了。头上高悬着通缉令，在全国各地辗转躲藏了两年多以后，身体已经很坏。口袋里没有一个钱。秋天来了，连寒衣也没有。然而却带着这期间赶写出来的三部共一百多万字的书稿！
郑义其人，生存能力特强。木工活、泥活，和三教九流的各种杂活，他都能干。他徒手绘画的假身份证，完全可以乱真，瞒过了许多警察。至于化妆，那就更是不在话下。只要略施小技，一个人就会立时变成另一个人。他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这一切，全靠聪明，还有环境的磨练。正如久病成良医，险恶的生存条件，把他培养成了这么一个天才的逃亡专家。我想，当作家当到这份儿上，才叫地道。
北明也是作家。但属于文雅高贵有教养的那一类。比之于郑义，少一点儿泥土气息，多一点儿沙龙味儿。天真、好奇、温柔、软弱而又略带感伤。感觉像音乐家那样敏锐而又细腻。他们到来的第二天，正是农历的中秋节。吃晚饭的时候，她忽然说，她想家了，弄得大家都有点惨伤。看来，她不但不是流亡的料，而且也不适合于生活在当代中国。可以想像，当历史的潮流把她抛掷到充满血与火的漩涡中心，在污泥里又踩上一只脚时，她的反应有多强烈！她的体验有多深切！正因为如此，她关于八九民运的回忆，既鲜明又生动，形成了一本感觉独特而又具有客观的历史价值的异书。
在两年多极其艰难困苦而又不时惊险迭起的流亡生活中，她和郑义都能抓紧时间，利用相对安静的间隙，写出这么多书，这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到成都的时候．书稿刚刚完成，他们可以喘一口气，休息一下，治一治病了。同时，我和妻子小雨也可以享受一下阅读历史与天才协同创造出来的异书的快乐。在那些阴暗凄凉而又铅一般沉重的日子里，这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快乐。他们的到来，成了我们家一连串快乐的节日。
可惜一个多月以后，他们不得不又踏上了南下的征程。临走的那天，我们四个人冒险到附近的山野散了一次步，还在农家的茶园里喝了一次茶。回想起来，那时的心境，真有点像“初程莫早发，且宿坝桥头”了。
这一去便断了他们的音讯！每次外出，只要经过寺庙，小雨都要进去，点燃一柱心香，为他们夫妇的安全祈祷。在那些晚霞映红了西窗，或者风雨摇撼着大地的时分，我们在温暖、干燥的家里，常常要谈到那两个漂泊天涯的征人：对于他们来说、什么都是可能的：秋天的泥泞、冬天的雪，甚至狼犬的咆哮和警车的风驰电掣。日复一日，我们只能在心底里，祝愿他们一路平安。
今天，好消息终于来了！他们已经逃出生天！北明的书，也即将以“告别阳光”为题在港台出版，要我给写个序言。欣慰和感慨之余，不免也深深感到遗憾：那么好的书，竟然不能在大陆出版！
其实最需要和最能理解他们的书的，是中国国内的读者。特别是在目前，由于民运处在低潮，群众态度冷淡，专制政权回光返照，貌似空前巩固、乖巧机灵的知识分子们纷纷反过来向胜利者频送秋波：以“理性”的名义对八九民运进行批判，指斥它过于“激进”，指斥它没有及时作出妥协和让步，指斥它“感情用事”、“缺乏理性”，以致党和政府把已经赐予的一点民主自由也收回去了。仿佛不是屠夫们而是青年们应当对六四惨案及其后的历史大倒退负责。彷佛只要青年们不急于追索自己的自由与人权、能够及时地丢掉人的尊严感、羞耻心和对于社会正义的强烈渴望，一切都会自然而然地好起来。
总之是奴隶们应当学会忍耐和等待，因为镣链是会生锈的，等到镣链诱蚀掉落的时候，你们不是就可以获得自由了吗？现在，由于你们“感情用事”、“缺乏理性”，急于挣扎和呐喊，以致已经开始生锈的镣链又换上了闪光锃亮的新镣链。不仅你们自己倒霉，连累全国人民也跟着倒霉。你们有什么权力，把全国人民推入水深火热之中？据说为了纠正这一错误，北京的一些中青年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出狱的民运人士，正在四处串联要成立一个“忘却六四委员会”，帮助党内改革派“放下六四包袱”、“消除六四情结”，以便通过改革最终地实现和平演变。我的一些朋友们，从狱中归来，听到这些信息，都感到十分惶惑：难道八九民运只是一场没有意义的胡闹？难道大家为此而作出的牺牲和为此而付出的痛苦代价没有意义？如果不能确定过去代价的意义，人们又怎么能够确定未来生活的意义呢？不是吗？其中一位就说过，他感到“失掉了生活的支柱”。每当个人的存在与历史的运行相分离时，出现这种惶惑是必然的。我想北明和郑义的书，对于他们，是一帖很好的清醒剂。
从北明的八九民运回亿录《告别阳光》，以及郑义的《历史的一部分》提供的大量事实，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同那种唯理性主义的批评者们所说的相反，八九民运并不是不知妥协和退让的非理性激进主义。它自始至终没有越过和平请愿的界限，并且自始至终在妥协和退让：最初消除腐败和官倒，要求为胡耀邦平反，为导报平反，新闻改革和为八七年的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平反：这些要求既是有限的也是温和的。由于老人帮寸步不让，便退而求其次，只要求为这一次学运平反，承认它是爱国民主运动而不是什么“动乱”。老人帮还是寸步不让，再退而求其次，只要求以停止绝食换取不要派军队戒严。当时人们尚不知道还要退，退到无路可退时，青年们正式提出的最后一个要求是不要开枪打学生，让他们安全地撤回校园。要不到民主就只要廉政，要不到廉政就只要仁放。当人们发现道最后一个要求也不能实现时，他想退也不行了，只能血溅长安道，“以自己年轻的生命，来换取共和国的新生！”
流血惨案发生以后，事情并末就此结束，一场追捕和逃亡的过程正在全国范围内紧张剧烈地展开。当然不用说，在国内逃亡，在共产党的势力范围内的逃亡，同在国外的逃亡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特别是对于像北明那样一个纤弱的女性来说，被“收审”九个月又进行两年多的大逃亡，实在难以想像。但是她不但胜利地走过了这段苦难的历程，而且同时还用笔呐喊出了自己的愤怒与悲哀。让人们不仅在其中看到精神的人性文明在面对物质的和刚硬的兽性文明时所经历的震颤，而且让人们看到了，在苦难的铁砧上如雨点般的打击如何把一个纤弱的灵魂锻炼得坚强而又坚强。幻想和梦境消失以后，脚下的土地更坚实了。苦海有边，但是回头无岸，正是这一清醒的认识，支持他们在漫长的逃亡之路上一直走下去。
正如文革唤醒了知青一代的主体意识，这个专制暴政，也无时无刻不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唤醒、教育、培养着自己的反对者。事实上“六四”的枪声，已经把民主、自由、人权的火种，不仅播撤到全国，而且播撒到全世界。不管屠夫们作出何等样的努力来使人们忘掉六四，不管这种努力得到某些知识分子何等样的配合，这个后果是不会被消除的。表面上看来，浓厚的血腥正在被稀释为淡淡的脂痕，刺心的屈辱正在被转化为苦苦的反思。但是在历史潮流的深层，奴役与自由之间的对立不是更模糊而是更鲜明了。“漫道人情偏易老，百练钢成绕指柔。”这也是一种历史中的自然，是不以任何人的“理性”与意志而转移的。
不论人们怎么说，震惊世界的中国八九民运，是暴政高压下长期积累起来的普遍情绪的一次爆发，也像地球内部应力积聚所引起的地震或者火山复活那样，是一种历史中的自然，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随之而来的镇压，也是共产党一贯本性的必然表现，如同悬空的物体必然要下落一样。如果我们想到这不过是“解放”四十年来他们一直在以各种名义和各种形式（如“土改”、“镇反”、“肃反”、“反右”、“平叛”、“文革”、“一打三反”、强迫长期过度劳动和人为的饥饿等等）进行着的大规模杀人的继续，我们也就不会感到那么意外和惊讶了。
我不赞成妥协，也不是拒绝妥协。我想我们起码应该记得，四十年来中国人民驯顺地忍受了多少敲骨吸髓的掠夺与盘剥，接受了多少残酷的整人运动和荒谬绝伦的要求。甚至连饿了三年，家破人亡还要说自已“无限幸福无尚荣光”，而那一切不但没有缓解反而进一步鼓励了奴役者的为所欲为，加剧了自己的苦难。逆来顺受到这种程度，如果再没有八九民运的爆发，我们又怎么能够向世界表明，中国，不仅仅是个骗子、强盗和奴才、牛马的国度，而且也是个有血性的活人的国度呢？！相信北明此书，作为一个在绞肉机里的活人的呼号，也会像“夜半歌声出海涛”，必将获得广泛的共鸣。
一九九二年八月八日匆匆写于中国大陆某地
高尔泰
由于偶然的机会，我有幸成为这本异书的第一个读者。那是一九九一年的秋天，作者北明和她的丈夫郑义，在逃亡途中滞留成都的时候。
狱中归来，就听说他们二位失踪了。许多关于他们的传说都互相矛盾，不但没有提供他们存亡安危的任何信息，反而增加了我们的种种忧虑。
在一个阴雨连绵的、忧郁的黄昏，他们忽然不期而至！化了妆，简直认不出来了。头上高悬着通缉令，在全国各地辗转躲藏了两年多以后，身体已经很坏。口袋里没有一个钱。秋天来了，连寒衣也没有。然而却带着这期间赶写出来的三部共一百多万字的书稿！
郑义其人，生存能力特强。木工活、泥活，和三教九流的各种杂活，他都能干。他徒手绘画的假身份证，完全可以乱真，瞒过了许多警察。至于化妆，那就更是不在话下。只要略施小技，一个人就会立时变成另一个人。他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这一切，全靠聪明，还有环境的磨练。正如久病成良医，险恶的生存条件，把他培养成了这么一个天才的逃亡专家。我想，当作家当到这份儿上，才叫地道。
北明也是作家。但属于文雅高贵有教养的那一类。比之于郑义，少一点儿泥土气息，多一点儿沙龙味儿。天真、好奇、温柔、软弱而又略带感伤。感觉像音乐家那样敏锐而又细腻。他们到来的第二天，正是农历的中秋节。吃晚饭的时候，她忽然说，她想家了，弄得大家都有点惨伤。看来，她不但不是流亡的料，而且也不适合于生活在当代中国。可以想像，当历史的潮流把她抛掷到充满血与火的漩涡中心，在污泥里又踩上一只脚时，她的反应有多强烈！她的体验有多深切！正因为如此，她关于八九民运的回忆，既鲜明又生动，形成了一本感觉独特而又具有客观的历史价值的异书。
在两年多极其艰难困苦而又不时惊险迭起的流亡生活中，她和郑义都能抓紧时间，利用相对安静的间隙，写出这么多书，这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到成都的时候．书稿刚刚完成，他们可以喘一口气，休息一下，治一治病了。同时，我和妻子小雨也可以享受一下阅读历史与天才协同创造出来的异书的快乐。在那些阴暗凄凉而又铅一般沉重的日子里，这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快乐。他们的到来，成了我们家一连串快乐的节日。
可惜一个多月以后，他们不得不又踏上了南下的征程。临走的那天，我们四个人冒险到附近的山野散了一次步，还在农家的茶园里喝了一次茶。回想起来，那时的心境，真有点像“初程莫早发，且宿坝桥头”了。
这一去便断了他们的音讯！每次外出，只要经过寺庙，小雨都要进去，点燃一柱心香，为他们夫妇的安全祈祷。在那些晚霞映红了西窗，或者风雨摇撼着大地的时分，我们在温暖、干燥的家里，常常要谈到那两个漂泊天涯的征人：对于他们来说、什么都是可能的：秋天的泥泞、冬天的雪，甚至狼犬的咆哮和警车的风驰电掣。日复一日，我们只能在心底里，祝愿他们一路平安。
今天，好消息终于来了！他们已经逃出生天！北明的书，也即将以“告别阳光”为题在港台出版，要我给写个序言。欣慰和感慨之余，不免也深深感到遗憾：那么好的书，竟然不能在大陆出版！
其实最需要和最能理解他们的书的，是中国国内的读者。特别是在目前，由于民运处在低潮，群众态度冷淡，专制政权回光返照，貌似空前巩固、乖巧机灵的知识分子们纷纷反过来向胜利者频送秋波：以“理性”的名义对八九民运进行批判，指斥它过于“激进”，指斥它没有及时作出妥协和让步，指斥它“感情用事”、“缺乏理性”，以致党和政府把已经赐予的一点民主自由也收回去了。仿佛不是屠夫们而是青年们应当对六四惨案及其后的历史大倒退负责。彷佛只要青年们不急于追索自己的自由与人权、能够及时地丢掉人的尊严感、羞耻心和对于社会正义的强烈渴望，一切都会自然而然地好起来。
总之是奴隶们应当学会忍耐和等待，因为镣链是会生锈的，等到镣链诱蚀掉落的时候，你们不是就可以获得自由了吗？现在，由于你们“感情用事”、“缺乏理性”，急于挣扎和呐喊，以致已经开始生锈的镣链又换上了闪光锃亮的新镣链。不仅你们自己倒霉，连累全国人民也跟着倒霉。你们有什么权力，把全国人民推入水深火热之中？据说为了纠正这一错误，北京的一些中青年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出狱的民运人士，正在四处串联要成立一个“忘却六四委员会”，帮助党内改革派“放下六四包袱”、“消除六四情结”，以便通过改革最终地实现和平演变。我的一些朋友们，从狱中归来，听到这些信息，都感到十分惶惑：难道八九民运只是一场没有意义的胡闹？难道大家为此而作出的牺牲和为此而付出的痛苦代价没有意义？如果不能确定过去代价的意义，人们又怎么能够确定未来生活的意义呢？不是吗？其中一位就说过，他感到“失掉了生活的支柱”。每当个人的存在与历史的运行相分离时，出现这种惶惑是必然的。我想北明和郑义的书，对于他们，是一帖很好的清醒剂。
从北明的八九民运回亿录《告别阳光》，以及郑义的《历史的一部分》提供的大量事实，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同那种唯理性主义的批评者们所说的相反，八九民运并不是不知妥协和退让的非理性激进主义。它自始至终没有越过和平请愿的界限，并且自始至终在妥协和退让：最初消除腐败和官倒，要求为胡耀邦平反，为导报平反，新闻改革和为八七年的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平反：这些要求既是有限的也是温和的。由于老人帮寸步不让，便退而求其次，只要求为这一次学运平反，承认它是爱国民主运动而不是什么“动乱”。老人帮还是寸步不让，再退而求其次，只要求以停止绝食换取不要派军队戒严。当时人们尚不知道还要退，退到无路可退时，青年们正式提出的最后一个要求是不要开枪打学生，让他们安全地撤回校园。要不到民主就只要廉政，要不到廉政就只要仁放。当人们发现道最后一个要求也不能实现时，他想退也不行了，只能血溅长安道，“以自己年轻的生命，来换取共和国的新生！”
流血惨案发生以后，事情并末就此结束，一场追捕和逃亡的过程正在全国范围内紧张剧烈地展开。当然不用说，在国内逃亡，在共产党的势力范围内的逃亡，同在国外的逃亡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特别是对于像北明那样一个纤弱的女性来说，被“收审”九个月又进行两年多的大逃亡，实在难以想像。但是她不但胜利地走过了这段苦难的历程，而且同时还用笔呐喊出了自己的愤怒与悲哀。让人们不仅在其中看到精神的人性文明在面对物质的和刚硬的兽性文明时所经历的震颤，而且让人们看到了，在苦难的铁砧上如雨点般的打击如何把一个纤弱的灵魂锻炼得坚强而又坚强。幻想和梦境消失以后，脚下的土地更坚实了。苦海有边，但是回头无岸，正是这一清醒的认识，支持他们在漫长的逃亡之路上一直走下去。
正如文革唤醒了知青一代的主体意识，这个专制暴政，也无时无刻不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唤醒、教育、培养着自己的反对者。事实上“六四”的枪声，已经把民主、自由、人权的火种，不仅播撤到全国，而且播撒到全世界。不管屠夫们作出何等样的努力来使人们忘掉六四，不管这种努力得到某些知识分子何等样的配合，这个后果是不会被消除的。表面上看来，浓厚的血腥正在被稀释为淡淡的脂痕，刺心的屈辱正在被转化为苦苦的反思。但是在历史潮流的深层，奴役与自由之间的对立不是更模糊而是更鲜明了。“漫道人情偏易老，百练钢成绕指柔。”这也是一种历史中的自然，是不以任何人的“理性”与意志而转移的。
不论人们怎么说，震惊世界的中国八九民运，是暴政高压下长期积累起来的普遍情绪的一次爆发，也像地球内部应力积聚所引起的地震或者火山复活那样，是一种历史中的自然，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随之而来的镇压，也是共产党一贯本性的必然表现，如同悬空的物体必然要下落一样。如果我们想到这不过是“解放”四十年来他们一直在以各种名义和各种形式（如“土改”、“镇反”、“肃反”、“反右”、“平叛”、“文革”、“一打三反”、强迫长期过度劳动和人为的饥饿等等）进行着的大规模杀人的继续，我们也就不会感到那么意外和惊讶了。
我不赞成妥协，也不是拒绝妥协。我想我们起码应该记得，四十年来中国人民驯顺地忍受了多少敲骨吸髓的掠夺与盘剥，接受了多少残酷的整人运动和荒谬绝伦的要求。甚至连饿了三年，家破人亡还要说自已“无限幸福无尚荣光”，而那一切不但没有缓解反而进一步鼓励了奴役者的为所欲为，加剧了自己的苦难。逆来顺受到这种程度，如果再没有八九民运的爆发，我们又怎么能够向世界表明，中国，不仅仅是个骗子、强盗和奴才、牛马的国度，而且也是个有血性的活人的国度呢？！相信北明此书，作为一个在绞肉机里的活人的呼号，也会像“夜半歌声出海涛”，必将获得广泛的共鸣。
一九九二年八月八日匆匆写于中国大陆某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