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讯2005年4月09日)
史景迁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耶鲁大学教授，去年是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只有一年的任期，实际上是一个荣誉性的头衔，具体工作由三位副主席来做，因此他们的任期是三年。在美国历史学会一百多年的历史上，只有两个汉学家担任过这个职务。 (博讯 boxun.com) 史景迁的英文名字叫JONATHAN SPENCE，因为他研究中国历史并崇拜司马迁，所以取了这个中文名字。这里我们要说的不是史景迁研究中国历史的心得，而是不久前赵紫阳去世后他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最近有人翻译成中文，题目叫“赵紫阳逝世：对英烈的恐惧古已有之”。
史景迁在文章中说，中国历史上在关键时刻一直有仁人义士为改革和反对暴政而献身，他们的名字使统治者们感到恐惧，例如戊戌六君子、宋教仁和闻一多。赵紫阳当年因为反对镇压学生而被中共废绌，后来虽然没有被杀，但长期被软禁。他逝世后中共竭力压制对他的纪念，正表现了这个政权对英烈的恐惧。
史景迁的这篇文章就内容来说，在众多的对赵紫阳的评论和褒扬中毫不起眼，但他的身份却使得这篇文章有点非同一般。美国有难以计数的人在研究中国，很多人不但以此当上了教授和研究员，而且常常申请到数万甚至数十万上百万的研究基金。他们并不是不了解中国的现状，但愿意公开在重大问题上发表批判中共政权文字的人是少数。很多人不但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名字被中共列入 “对中国人民不友好”的黑名单上，而且根本就不愿意卷入政治问题。特别是那些不研究中国当代历史和现实的人，本来就没有必要非要去谈中国的政治。
但问题是，即使在那些专门研究二十世纪甚至当代中国的学者中，在课堂讨论、学术会议和私下谈话中他们可以畅所欲言，但对于在新闻媒体上抛头露面则是敬而远之。即使在报刊上发表政治评论，他们也常常“客观中立”地探讨中国问题的来龙去脉，回避价值判断和道义裁决。
对比之下，史景迁虽然写过很多和20世纪中国有关的著述，但他更是一个明代和清代历史学家。以他的学术地位和研究领域，换一个人或许会爱惜自己的羽毛，对现实政治持所谓“超脱”的态度。但这一次他在世界性大报上鲜明地表达出自己的好恶，把中共和历史上那些屠杀仁人志士和扼杀改革的腐朽政权并列，表现出了一个历史学家的良知。
看到史景迁这篇文章时，正是清明时分，加上史景迁文章中提到了中国的“英烈文化”，不由得引起了一些联想。史景迁说，中国腐朽的统治者一贯害怕“英烈文化”，这一次他们也害怕赵紫阳的名字被列入“留名青史的历代改革者的行列”。这当然是对的。不过我想说的是，对于所谓“英烈文化”，中共不但不陌生，反而是中国历史上运用得最为登峰造极的一个政权。
中共建政以来的一大特色就是无处不在的的“英烈文化”。从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到各个省市自治区直到县一级的“烈士陵园”和纪念碑，可以说遍布全中国。过去每到清明节，所有的学校和单位都要组织去扫墓，还常常在这些墓地举行新党员新团员的宣誓仪式。当我在小学和中学时，记得每年清明节那一天都要在墓地外面等上好几个钟头才能轮到排队入场，在宣读誓词后还要绕着那些死人的坟墓走上一圈。扫墓不过是“英烈文化”的一个部分，学校教育和各种出版物上更是充斥着中共“烈士”的事迹。这个局面直到今天还没有大的改变。在九十年代初，面对“六四”造成的统治危机，中共忽然发下文件，要全国各个城市建造当地的“革命历史博物馆”，一时全国大兴土木，数年间几百所此类博物馆拔地而起，成了当地“革命传统教育”的场所。而与此同时，成百上前万学龄儿童却因为没有校舍而读不了书。
中共的“英烈文化”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多年苦心经营的。它有两个目的。一是用“成千成万”的死人来证明它的政权的合法性，中共的逻辑是：有那么多人为我党献身，难道还不说明我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吗？二是让中国人民子孙万代都觉得欠了共产党还不完的债，因为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都是共产党人流血牺牲换来的。
中国人要从中共的心灵奴役下解放出来，就必须拒绝中共的“英烈文化”。总有一天，清明节时人们不用再被迫前往那些“烈士陵园”，而是去悼念数千万中共极权统治受难者的英灵和冤魂。
——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