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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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 boxun.com)
作者：苏晓康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我办网刊，老威来投稿，给我讲地主的故事。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要听这一类的故事，但我至少知道，我这一代人是听着“地主的故事”长大的，那是“标准”的地主，诸如高玉宝的周扒皮、白毛女的黄世仁、琼花的南霸天、四川大邑的刘文彩、潘冬子的胡汉三，等等，无非秃顶凸腹、山羊胡子、贼眉鼠眼，可是这一茬“地主的故事”威力无穷，其历史功效非同小可，不但是四九年中国政权的合法性基石，更是全民疯魔、红卫兵泛滥、女学生鞭死校长的全部行为的底火，甚至，毛泽东非整死刘少奇不可，也须借助这一路向的诠释才能圆说，虽然他俩不免皆为他们自己定义的“地富子弟”，真是堪称二十世纪奇观一桩。烟消云散之后，待到老威来给我们讲下一茬的“地主的故事”，却难了，因为世道变了。虽说是世道变了才容他来另讲一套，可不幸的是，他遇上了一个“盛世”，在那里连“帝王戏”都演滥了、“尊孔秀”都做腻了之后，大伙要看“身体书写”了，不久连那一套也懒得有人读了，那么，还有谁肯来听新一轮的“地主的故事”呢？况且，这世道是不是已经诞生了新世代的地主也难说，反正新世代的资本家已经被允许“入党”了，相应地也会产生新世代的“贫下中农”和“无产阶级”，而他们又在“仰望北斗星”似的怀念毛泽东，那正是制造了老威版本的“地主的故事”里的一切苦难的魔王。如此说来，老威遭遇的尴尬，甚至比他在南陲采写的艰辛寂寞，也不逊色。
老威又叫廖亦武，我是编了他大半的故事才弄清的，他是个诗人我早知道，又偶然听说他还是个吹箫的，常常是在最冷寂的角落里，独自吹那听似凄楚却别有韵味的音曲，于是我想，他写的故事，我们不妨就当作他的箫声来听吧。他说他“固执录下生锈的苦难，久久游荡的万千冤魂就有了归属”，我好像有点懂他为什么喜欢吹箫了，据说箫声是可以穿透历史的，也许他要探进历史层积里去，向那里的灵魂采访。箫声可以穿越千年，而我们面对的苍白历史其实非常暂短，五十年，原是什么也洗刷不掉的，但在中国已经渺无痕迹了，从暴戾年代终于转换到艳俗盛世，又无形间对那基础底下的森森白骨加了一道密封。一个吹箫的来揭封条，其单纯的动机再自然不过，因为他的爷爷也是一个地主，可无数的“地富子弟”而今安在，他们都选择吞咽了吗？由此当局才无所忌惮？他们也派遣“乌鸦”对吹箫人稍事围剿干扰，并不认真，那意思却是：这点陈芝麻烂谷子，任你晾出来又怎的？
一个东方农耕大国的一场革命，说破天去也跳不出庄稼人的那点事。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口是农民，则用西方引进的某种学说，将其中的一小撮，比如百分之五设为“另类”，用以动员、控制和统治其余的百分之九十五，这就是中国人对马克思的“创造性运用”，也即“阶级斗争”的精义，这点诀窍，便叫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我们其实无须黄仁宇先生另作诸如“上层结构、下层结构”的深奥诠释，而“大救星”毛泽东的全部本事不过是捉弄农民，除此之外都算不上神话。中国是不能没有“农民的故事”的，哪怕“经济起飞”“超英赶美”之后，农村与农民的体积及其含义，依然是中国之最，例如进入两千年后，中国最优秀的纪实文字还是叫《中国农民调查》，顺便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的庄稼人还在叫人欺负。说来荒诞的是，曾经跟着“毛主席、共产党”干了一场“农村包围城市”的庄稼人，到头来却被城市、资本、开发等怪兽组成的巨大权势围剿得暗无天日。“打土豪、分田地”之后半个世纪，农民这个阶层又沦落到了几近爆发“土地革命”的境地。由此看来，事情还得从那“打土豪”的源头捋起，所以讲了“农民的故事”之后，须得讲一讲“地主的故事”，才不算是糊涂到底了。在网上看到，已经有人在讲《土改学》了：“土改划阶级本来依据的是土地引起的穷富差别与剥削，但在有这种差别时，并没有划分出阶级，而在土地被没收、剥削被消灭之后，才有了阶级的划分。地主失去了土地，才成为‘地主’；贫农得到了土地，却被称为‘贫农’。‘阶级’是在取消了阶级之后，被创造出来的。这种森严的阶级划分，其实是一种权力与身份的虚拟，所以学者黄宗智将它称为一种新型的‘种姓’制度，是不无道理的。因为只有‘种姓’，才会联系历史和血统。” （叶匡政，见《观察》网刊）
读了廖亦武写下的故事，我们对新中国“种姓制度”的荒谬，从大背景、施暴者心态，直到受虐的细节，才会有血肉般的质感的了解。中文里“地主”一词的能指是空洞的，那都是一些脸谱，是舞台上的戏子，是被人在腰间系上绳子可以拎起来扭动的木偶，他们不是什么具体的个人，他们是“一个阶级”，而且因为“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泽东语），在五十年的第一个十年里就把这个阶级整个儿“消灭”了。消灭一个阶级，不是打日本鬼子，不是跟国民党蒋介石打内战，不是淮海战役，也不是用“小米加步枪”，那是另一套“系统工程”，犹太人给它起了一个说法，是中文里没有的一个词：“灭绝”（genocide）。我们的吹箫人就是去做了这场“阶级灭绝”的一个后来的见证人。在这个意义上，廖亦武是威塞尔（Elie Wiesel）在中国的传人。1974年6月3日，在纽约圣约翰天主教堂举行的关于大屠杀的国际讨论会上，威塞尔的开场发言说：
“让我们来讲故事……让我们讲故事来记忆人类在面对凶猛的邪恶之时是多么脆弱。让我们讲故事来阻止刽子手说出最后的遗言……大战后，死者向每一个幸存者问出了同一个问题：你是否能讲述我们的故事？现在我们知道了答案：不。他们的故事无法被讲述——也永远不会被讲述。开口的没有人听见；你听见的故事并非他们所说的故事。”
基本上，这也是廖亦武这部新作，及其面世之境遇，所给我的一个简洁印象。
“口述实录”体，几成廖亦武的唯一书写姿态，从《中国底层访谈录》到《中国冤案录》，再到眼下这本《最后的地主》，无疑，见证成了他还能剩下的书写冲动。然而，这本新作又有些不同，几乎是他在转述别人讲给他听的故事，这转述的姿态，愈加凸现了代言、见证、控诉的仪式与意义，则是令我颇为动心之处。转述乃是对于“灭绝”的一次反抗、是书写面对灰烬的不甘、是悲恸之余的潺潺箫声。吹箫人毋宁处处刻意流露他的谦卑和惶恐、他的转述的局限和无奈、他在语言、文字尽处留下的空白、颤悸、窒息……甚至，他的这次采写访问，也具有某种救赎意味——是在一位基督徒孙医生的引领之下，犹如一次死亡阴谷的穿行，扑面而来的倾诉者，如75岁的彝族老汉阿泽、75岁的和瑞尧、80岁的张进谦、81岁的郭正洪、84岁的张应荣、84岁的张美芝、85岁的董存英、88岁的朱家学等，都是名副其实的地主，“一个被消灭的阶级”的幸存者，一个个口齿木呐、茕茕孑立、行将就木。这是四九以后从未进入过中文书写领域的一个客体，更遑论是纪实领域了。若非吹箫人的光顾，他们到死都不会开口，而他们的显身，也不可能替代早已占据在主流话语中的那些“地主脸谱”，然而，幸亏他们对吹箫人开口讲了他们的故事，这便恰如威塞尔曾写下的这些文字：“遗言属于受害者。这得取决于见证人来抓住它，使它成形，传递它，仍旧把它作为一个秘密来保存，然后向其他人传播那秘密。”
廖亦武的转述又是立体的，是转述的转述。这也是灰烬之余的限制，是见证的有限性——他已经找不到更多还活在人世的地主了，虽然他不放弃任何线索。于是，他顺便也采访地主子弟，如错划地主之子张三民（土改时13岁）、孙如勋（时年13、4岁），甚至不放过一位同行的地主女儿李世珍，“她的双颊充盈着山地人特有的赧红，而笑容很美丽，有一种不易觉察的高贵”。同时，他也采访其他的目击者，如贫农李正才、余金元，土改积极分子孙宗文、土改民兵何秀元，土改工作队长洪钟、工作组长陈文高，民兵主任余学康，等等，从这一侧面对“土改”的重现，是廖亦武颇耐人寻味的一笔，虽佐以其一贯反讽、幽默的文笔，又不失冷峻的见证价值。
由此，廖亦武的纪实文字，便非预期地跨进了文献作业（documentary work）领域。我说他“非预期”，是指这位“前六四”诗人兼路边吹箫人，六四大屠杀以后不写诗了，乃是“to write poetry after Auschwitz is barbaric”这句话在中国的一个实践者，然而，他写了比诗更有魅力的文字、尝试了比诗作艰难无数倍的书写努力，我不清楚他是否自觉到这种转型，但这是一种开创性（groundbreaking）。
他以口述实录体陆续完成了五部民间底层的纪实之后，从2005年冬季开始，“自甘放逐到黑白混淆、朝廷与江湖混淆的云南边陲……堕入寻访土改受害者的不归路”，奔走在市镇、村舍、苗寨之间，不少地名竟然在云南省地图上均未标出，行文之间，也留下他采写曲折之痕迹，其中有一件事，颇为经典地印证了文献作业的反复与难度。云南境内有一著名基督教圣徒家族，其中心人物王志明牧师，文革中因抵制对毛泽东的“三忠于”膜拜而遭公开枪决，1998 年被列入英国女王宣布的二十世纪全球十大基督教殉道者名单，是其中唯一的中国人。廖亦武也去采访了王志明牧师的儿子王子胜牧师，忙乱中按错了录音机键钮而抹掉了这个访谈的后半截，他在心里骂自己：“廖亦武！你个盗窃记忆的贼。你要记住此时此刻！为了你的一个低级错误，朋友们跟着受累。特别是孙医生，腰都快折了。幸好这个采访抹掉可以重来，然而许多记忆一旦抹掉，就彻底完蛋。十几年，我访谈了200多次，这是第一次出这种低级可笑的意外！”后来，在他再次赶去采访的途中，“我们打的斜穿春城西北角，抵达乱得不可开交的黄土坡车站。由于在行进中交谈激烈，竟将背包忘在了车子后备箱里。那可是我跑江湖的全部行头啊，计有：随身多年的洞箫、紫铜转经缽、算盘、口琴、铃铛、拇指琴以及好友岳建一不久前才送我的特制的埙。此外还包括照相机、录音机、电话本、各类音乐CD若干——时至今日，我仍觉得气紧和肉疼，不愿相信真的丢了。”后文尚有他百般追寻那个遗失背包的种种细节描述，末了一无所获，还是买了一个新的录音机，去继续完成他的作业。
廖亦武懂得记忆的难以往复性，懂得他的每一次都可能是最后一次，由此接近了见证和文献的真髓，这便是美国四十年代著名影评家詹姆斯•艾吉（James Agee）所说的：“每一个人，都曾以他们的身体和心智去经历，并将继续经历下去，而且这一切都将有不同的表达，来自他们自己、来自一个根，并且是对等的；其中的任何一种、或任何一个人，都不是可以被复制、被替换的，也是没有先例的；每一种都是新的、不可言传的脆弱生命，损伤于每一次呼吸，并几乎很容易地死于伤害；他们片刻维系在没有保护之下，任那巨大无常的攻击。”
1936年詹姆斯•艾吉结伴摄影师沃克•伊万斯（Walker Evans），在美国南部阿拉巴马州与三户佃农家庭生活了八个星期，做出轰动一时的摄影和文字报道，是为美国大萧条时期的象征性见证，1941年他们的摄影和文字汇集成书《让我们来歌颂那些著名的人们》（Let Us Now Praise Famous Men），是一本超越当时传统模式和新闻限度的颇受批评性赞扬的作品。艾吉将有实际根据的事实，衬垫了文学的繁复和诗歌的丽质，展现了一种准确、细微的报道新形式，向广泛的受众详细报告他所看到的，并辅以蕴涵洞察力的感受和采写艰辛，由此创造了美国一个几近消失的人群的耐久雕像。但是，这本书在美国成为厘清“事实的纯度”的一个长期争论的范例，艾吉的文本，既是人种学的，也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也是小说的和诗意叙事的，有人认为这种豪华的诗性文本与伊万斯的黑白照片颇相配，有人恰恰认为这些华丽文字被照片的朴质反衬得不真实，有人说作者拒绝传统报告方式的野心是与其创造性平行的，无论怎样，它受到多年的高度赞扬，并作为新闻革新和文学灵感并存的教材，流行于学院里。
不错，所谓纪实、记录、文献作业，都是再现和代表他者所见证的、闻听的、无意间得知的（overheard）、感知的，等等，但是，无论见证、传达、再现，都无可避免的要同来源产生距离，这个距离，便是书写者、作业者添加的东西，正如普利策奖得主、美国著名儿童精神病学家罗伯特•科尔斯（Robert Coles）所指出的，它们“都是某种组合：特有的心智、兴趣、价值、推测、假定和前提，也是某种记忆和天赋对于存在之直接或间接的承受，最后，以某种文字、图象乃至音乐或人造制品的形式，或其中一种形式，显现于世界。一则文章或一本书，在其形式上，作者可以从两个方面添加进去来自他自己的因素和变数：一方面是社会的、文化的、历史的，另一方面是个体的或特殊的。”
显而易见，西方的文献作业已然苛刻地厘清着“虚构”与“非虚构”的各自边界，以维护“事实”（fact）的纯度，但其间的张力极大，并非轻易可得之事，因为“事件是要被一个人的意识所过滤的，它本身不可能不被影响，被一个私人经历的历史所影响，被一切种类的抱负、挫折、渴念所影响，被那些不易捉摸的、有意义的心思所影响……”（科尔斯“传统：事实与虚构”）。换言之，传达人文性的信息、资源，不是传达诸如清晰无误的数据、公式、定律，没有那么单纯，而是复杂得多，一丝不变的机械的传达，毋宁是不可能的，是另一种失真。科尔斯亦曾提及他在哈佛授业之际，跟他的学生讨论文献作业，“他们通常就阅历所及而将自己置于不虚构之处，仿佛我们无疑是不会虚构的：即使不是以正确对比谬误，至少也是以真实对比想象。但是这样的对应或替代，并非十分公平，或是概念化地、实用地对待‘人的真实性’（human actuality），而那却是作家、摄影师、民俗学者、音乐学者和导演的职业，他们面对的是人们的言语、音乐、姿态、行动及其综合显现，并转达给其他的人们。”
反观廖亦武的这些故事，他“添加”了什么呢？属于他的“一个私人经历的历史”，他的“抱负、挫折、渴念”和“不易捉摸的、有意义的心思”，又是什么？我想，这似乎也是读者应当留意的，自然也会见仁见智。于是，我们要想阅读廖亦武，就不能不同时阅读他身处的这个时代，连同它的冰冷、倒错、滑稽、迷惘以及种种不可捉摸，在一定意义上，它是廖亦武之饥渴、挣扎、愤怒、追求的渊薮，是他得以跟那个已经“被消灭的阶级”相遇的时间平台，也是我们得以阅读他的文化空间，我们甚至可以从他笔下的每个幸存者的絮絮叨叨之中，找到他的影子。他固执地要听他们的见证，几乎全被他们看作是无补于事的“马后炮”，这一点，又恰恰跟七十年前美国的艾吉相似，那个大萧条时期，当时的罗斯福政府亦曾无补于事地尽可能救助穷人，因为即使穷人，也需维护起码的尊严，而艾吉挑战文学的、政治的、道德的传统，也许对他所关注的穷人不能有任何实质性的救助，却对于更多的大众和读者，至关重要。艾吉的美文不是面包。廖亦武的故事，也不可能是“平反的政策”或“补发的赔偿”，却注定变成“受害者的遗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