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植物人》：向马建对天安门事件的悼念致敬
作者：詹姆斯·兰德森（James Ladsun）
《英国卫报》(The Guardian)，2008年5月3日，星期六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曾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学术热点。当对主张改革的胡耀邦的纪念游行逐步扩大升级成为了一场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全面对抗时，无论是学生还ss是共产党似乎都没有预料到他们将在这次事件中所面临的处境。绝食抗议、内讧、关于妥协与镇压的各种自相矛盾的谣言，官方的态度由抚慰转为了漠视——所有这一切都加大了事情的风险和混乱。另一方面，思想开明的总书记赵紫阳会见了学生，表达了他的同情，使得事情看上去就像会尽快结束一样。
马建刚刚出版了他的杰作《北京植物人》，这部作品由Flora Drew出色地译成了英文。那风云变幻的几个星期，构成了这部小说中最关键的主题。它的题目和具有指向性的隐喻，来自于这次事件所造成的后果：为了巩固政府强权统治的胜利，这次事件在公众意识中被有组织地抹去了。参与者被监禁，他们的家人被整肃，一些人因莫须有的批斗导致了失忆。当年军队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的事被禁止提起，所有涉及此事的报道都经过了官方版本的修饰。许多中国的年轻人对这件事一无所知（在最近对北京的大学生的调查中，对于“装甲兵”的概念是一片空白），在他们全新的繁荣生活中，这是一个不需要关心的问题。
从马建的书中浮现出一个类似于“后天安门”时代的中国，一个精力充沛却思想麻木的中国。在这部杰出的讽刺作品中，它用解构的方式颠覆了这个形象，身为抗议者和故事叙述者的戴伟在镇压中被枪击中了头部，这名曾经的生物系学生如今只能躺在他母亲的破屋子里。他的身体虽然失去了知觉，但他的思想却保持着矍铄和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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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伟在一个出身低微，饱受耻辱的家庭中出生长大，他身为“右派”的父亲被关在“劳改所”里长达22年。戴伟很早就开始对政治抱着怀疑态度。当他还是个孩子时，他就因为撕了一张政治宣传的海报当厕纸而惹上过麻烦。十六岁那年，他退了学，开始兜售带有色情图案的扑克牌。政策的转变使他有了机会进入广州一所大学读书，在那里他开始对政治产生兴趣，并在一定程度上阅读了他父亲在狱中的日记。随着阅读这些日记，他产生了越来越深的恐惧，他看到那些发生在中国并不算太遥远的过去的景象：监狱中饥饿的囚犯被迫从其他犯人的粪便中寻找未被消化完的食物；一位叔叔被迫亲手活埋了他的亲生父亲；一个“阶级敌人”的年轻女儿被一群民兵轮奸后掐死，她的乳房和内脏被人割了下来蘸油烤着吃。
“停，停！别说了，我再也受不了了！”一次当戴伟给他的女朋友讲起这些事情时，她尖叫起来，就像这件事正发生在她自己身上一样。但揭露这些暴行的价值并不仅仅只是为了耸人听闻：它们充当了书中大部分更近发生的事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背景。它们与小说的主体内容相互呼应，以一种可怕的对称充当了彼此的镜像。一开始，戴伟和他的生物系同学在一起解剖一具尸体，这是一个“在国庆节被处决”的政治犯。随着解剖的进行，我们才得知那位犯人在被枪击中后并没有死，但他的器官却立刻就被移植到了一位香港商人的身上。“我知道人们认为从一个活人身上取走器官是毫无人性的，”一名学生痛苦而艰难地说。在第二个场景中，如同一出噩梦般的喜剧，这一次轮到了戴伟自己被活体解剖：他已经半疯的母亲，被外表光鲜的新北京遗弃在了她日益破败的小屋里，不得不靠卖掉他的一个肾来换钱。
更谨慎地说，那段过去中的最为沉重之处（毕竟一切都是以“改革”的名义进行的）是从一个敏感、令人不安的点上发展而成的，涉及到了89学潮中一些 而不仅仅只是和政府的行为有关。这些学生不再像马建早期作品《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中的西藏人那么理想化和感伤主义。他们的英勇行为也折射出不少的人性弱点。在组织他们的运动时，学生领袖们总是意见不合，为一些小事争吵不休。对体制质疑的声音出现了，金钱也正在流失，不同小团体之间热衷争权夺势，甚至在坦克开进来的时候还在进行着。当饭馆老板分发免费食物时，一名狂热的学生领袖竟然提起了文革中一件类似的事情。他的本意是好的，但他的言论却带来了更多的麻烦，在某种程度上将一个原本理智的问题变得更加尖锐——假若“学生专政取代了军事专政”，将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沿着逻辑规律，广场上的场景从一个个细小的细节自然而然地演变成了大规模的骚乱，而这些都发生在短短数周之内。这可能对部分读者的忍耐力将是一个考验，尤其是当你发现那些学生都被划定成了性格模糊，没有个性的人，就像索尔仁尼琴说的那样。对我个人而言，这是非常精彩的描写。
在这里，戴伟成为了一个完美而冷漠的叙述者，他用一种寻常的口吻来讲述他所目睹的非常事件：比如一个学生因为“电脑被砸坏了，所以她决定也要加入这场革命。”400页后，同样还是那个学生，倒在地上被一辆坦克碾过。“她的脸被彻底压扁了。”这种朴素的语调下掩藏着的是作者高超而老练的写作手法，他用细腻的笔法勾勒出了一幅意象丰富的图画，这像素图般精准的形象和论述，并非纳博科夫式的高清手法，但总是能够注入几分对生活的细微感触。
每当叙述即将开始显出一丝冗长和乏味时，两条时间线的结构方式都能让戴伟迅速跳回顺叙，回到刚刚施加在他冰冷肉身上的变态侮辱行为上：一群嗜尿癖聚在一起，品尝他的所谓带有神奇功效的尿；当江泽民主席在电视上高嚷着中国重建的自尊时，一个男房客口中正含着他的阴茎；他还差点被饿死过，他的母亲因为在“严打法轮功”的行动中被捕，从他身边消失了一个星期。
《北京植物人》的叙述一直延伸到了90年代后期。在书中有一处，戴伟对2000年的申奥做出了巧妙的暗示：“很显然，在奥委会主席来访问前，他们封锁了那一带的公共厕所，这样他就闻不到臭味了。”尽管那次申奥失败了，但自那之后奥委会就学会了如何捏紧他们的鼻子。而他们并不是唯一的——2006年， Google同意了审查所有来自中国网站的有关天安门事件的信息。这本带有大量黑暗阴郁内容的书以生动有趣、饱含讽刺的风格，做出了一个强有力的手势，以纪念对高压强权的无声抗议。《北京植物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