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守东：黑暗抹不去的记忆——一个六四青年的回忆

黑暗抹不去的记忆——一个六四青年的回忆

作者：张守东

黑暗可以模糊人们的视线，淡化人们的良心， 但不能抹去人们心中的记忆。 谨以此文纪念赵紫阳先生，他宁肯放弃手中大权，也不愿听任向和平请愿者开枪。他让我对良知有信心。 谨以此文献给为中国的政治民主而英勇牺牲的北京师生与市民，他们的鲜血淹没了我的乌托邦家园，促使我另谋出路。 ——题记   1989年6月4日凌晨，当我和大约5000名学生离开天安门广场，沿着长安街走到复兴门，我回首东望，太阳从晨曦中升起，天边一片血红，衬托着长安街上还在燃烧的公交汽车和坦克冒出的黑烟，为我的记忆留下了永远也抹不去的红色与黑色，也使那个早晨格外悲壮。那时我在这格外醒目的红色与黑色共同的映衬下告别了那个曾经象征中国近代民主运动的广场，从此，广场对我不再是民主的摇篮，而是一党专制的象征。那曾经象征共产党革命的红色，也随着这个早晨的到来，变成了红色恐怖的颜色；那黑色，则仿佛我当时的心情和对于未来的感受：被邓小平和李鹏逐出那个曾经带给我民主向往的天安门广场，一时不知何去何从。 六四那天早晨还有辉煌的日出，下午却下起小雨。又为那个悲痛的日子平添了哀伤。意味深长的是，这次天安门民主运动开始的日子，也就是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的日子，北京也下了小雨。是小雨为胡耀邦送行，也是小雨为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画上了句号。 20年过去了，再回到那个小雨迷蒙的初春之日，一切还是那么熟悉，又是如此陌生。熟悉是因为自己曾经自始至终参与；陌生则是因为每一次反省似乎都有不同的心得。以下是我对自己经历的天安门民主运动的简短回忆。这个回忆完全是我个人经历的版本，并不试图全面回忆那个运动。我不是在写六四史。 一、 悼念 1989年4月15日。只记得那一天下了小雨。傍晚的时候听到了胡耀邦去世的消息。觉得太突然。因为胡耀邦也就七十来岁。不久从中国人民大学传出“不该死的死了”这个说法，一下子把大家对胡耀邦的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对我们当时的校园中人来说，胡耀邦是因为在1986年的学潮中支持学生而被李先念、薄一波这样的毛泽东式政治老人赶下台的。而在胡耀邦下台的问题上，学生和知识分子无能为力。大家总觉得亏欠胡耀邦。如今胡耀邦却在政治体制改革举步维艰的时候撒手人寰，加上当时有关于胡耀邦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被政治立场僵化的强人气死的，更让大家悲痛莫名。 所以，在胡耀邦去死最初的两三天里，校园里贴告示的地方，比如学校的食堂，有很多悼念胡耀邦的挽联和大字报，表示对胡耀邦的人格与政治功绩的缅怀。当时大家还有一个隐忧，害怕被中共强硬分子赶下台的前任总书记得不到应有的肯定。于是大家特别关心官方怎样写胡耀邦的悼词，也非常关心胡耀邦的追悼会何时召开。当时大家心里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希望官方给胡耀邦一个客观、正面的评价。 就我自己而言，我当时还是共产主义的信徒，虽然我已不再想加入中共。胡耀邦在我心目中是一位为了民主和正义敢于牺牲个人政治权力的好人，他也是我仍然对中共有信心的因素之一。我在那时写的挽联中特别提到他从一个革命的红小鬼成长为中共头号人物的传奇历史，贴在政法大学昌平校区的食堂门口。但我没有想到悼念胡耀邦只是一个开始，更没想到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纪念也没有为八九年的学生民主运动画上句号，虽然大家在1988年就已经知道，为了纪念五四，1989年必有学生民主运动。 在焦急的等待中，胡耀邦追悼会的消息终于传来：4月22日。由于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广场是最接近官方追悼会的地方，所以大家决定去广场追悼胡耀邦。21日傍晚，各学校就开始出发了。提前去，是因为大家估计22日当天广场一定会封锁。政法大学游行的策划者是当时宪法教研室的青年教师陈小平。因了他，法大那天的游行得到了精心的布置：从蓟门桥的老校出发，游行队伍前方由四个学生抬着胡耀邦画像，出自一位女教师的手笔，胡耀邦的嘴角画得恰到好处：有一点冤意。接着是四个学生抬着宪法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游行的权利。 在新街口，在西四，沿途都有旁观市民赞赏说“毕竟是学法的”。这种依法游行的方式，为北京市民留下了好印象。由于学生队伍两边都有学生以纵队的形式手挽手组成纠察队，没有本校学生证不得进入，就使官方没有理由说学生队伍里混有“社会闲杂人员”。所以，法大学生的游行使得法大这个原本在北京这样名校云集之处很不起眼的学校，从此变得引人注目，后来每次学生游行到广场的时候，都有市民爬到树上观察，或者打听，看法大的来了没有。 在宪法牌子之后，是用整齐的白布写的黑色大字：“让我们再看耀邦一眼”，“让我们再送耀邦一程”。这些横幅突出了学生这次游行到广场的目的，而且写的情深意切，非常感人。所以，当时戈扬老前辈主编的《新观察》杂志关于悼念胡耀邦的报道，就引用了法大学生的横幅。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游行。86年冬天学运期间，北师大的学生曾经跑到法大动员我们参加，我没有为之所动。那时我对中共还很迷信，相信党和政府做的都是对的。我不知道为什么竟然会有人游行。游行在我心目中跟犯上作乱差不多。那时我在上研究生，非马列主义的理论著作我几乎不读。因为既然马列主义是唯一的科学，我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读不科学的理论？我们宿舍其他四位同学都不信马列，我们晚上经常辩论，只有我站在马列主义立场上。我很孤独，但很倔强。也为马列主义正在失去影响力而难过。 数万师生在21号晚上寒冷的天安门广场守了整整一夜。当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广场上满眼都是各校红色的校旗和悼念胡耀邦白色的横幅。这是我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过夜，为了守候一个政治清明的早晨。但是我错了。 当胡耀邦追悼会开始的时候，大家齐唱国歌，然后全场一片肃静。虽然一夜未曾合眼，但广场上的师生还是那么专注，生怕对胡耀邦丝毫的不敬。追悼会结束的时候，大家还在等候，12时45分，有学生代表试图把请愿书交给李鹏，甚至下跪，但一直无人理睬。到下午一点半，学生代表见请愿无果，即返回学生队伍。这时，大家听说邓小平等人已经从地下通道离开了大会堂。于是现场群情激愤。学生愤怒了。 就我当时在场的感受而言，追悼会之后，只要邓小平等人出来见一下学生，跟大家表示政治体制改革仍会继续下去，对学生的爱国热情表示肯定，那么追悼会之后就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了。然而，邓小平等人竟然拒绝见学生一面，跪求的结果竟然是这些领导人从地下通道扬长而去，这让学生产生前所未有的屈辱感，他们也不能相信自己的爱国民主热情竟然得不到起码的承认，这不由得让大家感到无助，甚至绝望，对中国的前途更加忧心忡忡。我相信，这种无助感和屈辱感，是胡耀邦追悼会之后紧接着出现的民主诉求最直接的诱因。 邓小平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些青年学生的请求还需要他这样主宰一个国家政局的大人物认真对待。他错了。 学生期待的民主对话落空了。他们的请愿无人理睬。于是，经过一夜无眠，经过追悼会的悲痛，经过被这个国家的“公仆”的拒绝，他们知道自己必须有所行动。大家喊着“通电全国，一致罢课”的口号开始回各自校园的徒步旅行。 当晚，我到北师大去，那里的学生已经敲锣打鼓，在教师宿舍区宣传“老师罢教，学生罢课”。校园民主宣传正式开始。悼念胡耀邦已经告一段落。正如法大一个85级学生在大字报中所写：“对一个伟人（胡耀邦）最好的悼念，就是继承他未竟的事业。”胡耀邦曾经热诚推动的政治体制改革，成为4月22日以后，北京校园的唯一话题。这与其说是胡耀邦推动的，还不如说是邓小平。他和他的政权对待学生的那种傲慢的态度，把爱国心切而又感到报国无门的学生朝政治行动的方向推进了一大步。就我个人而言，也正是邓小平在1987年初坚决要开除敢于为民请命的刘宾雁等人的党籍，使我开始怀疑社会主义制度，尽管我彻底放弃共产主义信仰，是在我从1989年6月4日早晨被荷枪实弹的军人赶出天安门广场——那也是邓小平的举措。 二、“对话” 四月下旬的那些天里，我每天都在北大、清华、人大、师大、政法看大字报。那是我从1988年秋天开始任教以来实际任课的第一个学期，上了没几次课，学运就开始了。人大学生写的大字报最好，北师大写的诗最好，法大的游行每次都有最精彩的设计。四二七游行，法大学生的游行队伍再一次引人注目。这次游行，为的是抗议人民日报的四二六社论，这篇社论把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对学生来说，这个定性无异于把白说成黑。本来学生只是在校园议论民主，这次他们发现必须搞一次全体大游行，再次走上街头为自己鸣冤叫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四二六社论，就不会有四二七游行。 1989年4月26日傍晚，法大学生在蓟门桥校区教学楼北侧誓师。鲜红的校旗、系旗在夕阳的映衬下格外醒目，扩音器播放的国际歌对学生似乎从未如此真实：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讽刺的是，这本来是中共的党歌，如今却成为学生抗议中共诬陷自己的民运之声。整个六四学生运动期间，这支歌都是学生的最爱。 在七号楼学生宿舍的二层楼道里，有学生在精心准备第二天游行用的巨幅横幅：“誓死捍卫宪法尊严！”为了表示即使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死”字还被泼上了红墨水。这个字上泼的虽然不是鲜血，但当晚的确有很多学生写遗书甚至血书。因为四二六社论写的杀气腾腾，大家觉得如果游行抗议，必然遭到血腥镇压。只是大家豁出去了。之所以说是为了捍卫宪法尊严，因为学生认为自己发动校园民主运动只是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利，政府却说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 就我个人所知，当时学生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即使有，也是凤毛麟角。其实，正是邓小平在六月四日凌晨开枪屠杀之后，才多了起来。 4月27日早晨，法大的学生准备好上街，江平校长赶来劝阻学生，因为学生上街有可能遭到真枪实弹的镇压。江平表示，学生要上街，只能从他身上踩过去。于是法大学生只好在校门口一字排开，把横幅、校旗打开示威。见状我转向北京航空学院（后来改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北京钢铁学院（如今叫北京科技大学）。我到北航的时候，警察和学生正在街上对峙。街道两旁的房顶上、树上站满了给学生助威的市民。大家齐声高唱歌颂警察的歌曲“少年壮志不言愁”（电影《便衣警察》主题歌，刘欢演唱）。警察看起来也并不想竭力拦阻——他们只是奉命行事。前面的学生一边正面跟警察对峙，后面的学生则悄悄从校园里绕回大街上，从警察后面出现，这样两边夹击，警察也就被冲散了。我跟着北航的学生沿学院路往西，到法大的时候，法大学生早已经不见了。 比起四二二，这次四二七游行得到了市民更多的支持。在西直门立交桥（当时北京最大的立交桥），学生由东往西经过桥下，市民则在桥上欢迎学生。学生喊：“人民万岁！”市民喊：“学生万岁！”声音此起彼伏，震耳欲聋。由于这次参加游行的学生远远多于到广场参加胡耀邦追悼会的学生，所以政府最后还是没敢开枪。 镇压不成，政府只好接受学生的建议，开始“对话”。学生要求跟赵紫阳、李鹏这样的实权人物对话，结果只有作为国务院新闻发言人的袁木出面。袁木的话语是百分之百的官腔、官话，令学生十分反感。学生要求直播对话，也遭到了拒绝。经过多日关于对话的拉锯战，学生逐渐失去了对话的信心。这时，柴玲等人开始筹划绝食，试图以此唤起政府对学生要求民主的诚意的认同。因为政府缺乏对话诚意而在学生方面掀起的绝食运动，把政府和学生朝对立的方向推得更远。 三、绝食 我本人始终没有绝食，只是在广场帮助照看绝食的学生。学生绝食期间，我经常来往于广场与新华门前。因为法大的部分师生也在新华门前绝食。我们的任务是，晚上每隔一小时叫醒绝食学生，免得有人在绝食体弱的情况下昏死过去。白天，广场很热，很晒，学生常常要打着伞；晚上，广场上很冷，需要盖被子。每隔一分钟就会有一辆救护车从广场上开出——昏倒的学生越来越多。救护车凄厉的笛声日夜在广场响起，至今犹在耳际。我们这些在广场上照顾学生的人也非常疲惫，有一次我累的坐在长安街路边的石墩上，疲惫的样子让救护人员误以为我是绝食学生，几经解释，他们才放过我，没有送我上医院。 北京市民在四二二、四二七、五四游行的时候，还都是在一旁观望。绝食使市民和学生走得更近。北京老百姓有一个共识：这些衣着简朴、稚气未脱、才华出众的学生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才用绝食这样损害自己的方式来表明自己要求政治对话和政治民主的诚意（在李鹏、陈希同眼里这是学生在“要挟”“党和政府”）。所以绝食期间数不清的市民日夜到广场送水、送衣、送钱。游行的市民打出“小弟挨饿，大哥心疼”这样的横幅，朴素而真挚。有一家北京人在学生游行的时候在西单附近设立水站，供路过学生饮水，水桶边有一对联：“愧无美酒酬壮士，凉水热心慰亲人。”至今想来，此景此情，令人对北京市民的同情心和民主意识感佩有加。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我不知道当年国共交战的时候共军是否真的赢得过人民真心诚意的支持，但六四期间学生从北京老百姓那里得到慷慨的支持，却是我亲眼目睹，没齿难忘。这是人民的城市，这个城市不属于邓小平、李鹏。 绝食期间最重要的事情是学生拒绝为了戈尔巴乔夫访华而撤离广场。这一举措使得这个运动朝不利于赵紫阳的方向无可逆转的进行下去。 5月14日晚，当时在学生中声名显赫的《光明日报》记者戴晴等人怀着焦急的心情来到广场，劝学生离开。因为她知道，如果学生不离开，李鹏等坚持对学生严厉镇压的人就会在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的支持之下得势，而赵紫阳这样坚持“在民主与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 的改革派就会被剥夺权力。学生当然不能懂得这背后的政治游戏。学生只是觉得，他们更愿意在广场上欢迎戈尔巴乔夫这位社会主义阵营中最有权势的改革派。而且，对学生而言，在其改革主张未被政府作出明确回应、四二六社论也未明确被否定的情况下离开广场，无异于半途而废。这一事件也使得戴晴后来对学运做了不利于学生的解释。在我看来，戴晴本应谅解学生对政治的陌生。当时我在广场，我知道在场的学生很少有人能够明白他们和赵紫阳之间需要彼此的支持和帮助。 六四之后邓小平、李鹏等人硬说学生是被人利用的。这是天大的笑话。正因为学生没有被利用，学生也害怕被人利用，他们才坚持呆在广场上不走，从而使赵紫阳回天乏术，给了李鹏等人借口，认为你赵紫阳来软的不行，我们就来硬的。 的确，如果学生在5月14日晚上听戴晴等人的建议，撤离广场，使戈尔巴乔夫访华顺利进行，也使赵紫阳的温和政策被证明有效，而不是坚持要求官方明确否定四二六社论，则赵紫阳不会失去权力，而民主改革就有可能继续进行。可惜学生作为一个自发的、成员变动不居的无组织力量（“高自联”这样的组织实际上是学生领袖的组织，而不是学生的组织，因此它不可能掌控学生运动）不可能始终做到协调一致、不可能进行长期的、始终如一的政治斗争，因此很难像胡平先生所建议的那样“见坏就上，见好就收”，妥善地应用政治战略和策略。于是，在激进的主张总能占上风的情况下，学生民主运动就朝着和共产党内反对宪政民主的顽固分子决一死战的方向不可逆转地前进了：学生中的激进分子和共产党的顽固分子（主要是以邓小平为首的政治老人）都认为不能妥协，所以只能以冲突告终。 邓小平做好了开枪的准备。 而学生只能用牺牲生命证明自己的良知和勇气。 其实，在这次学运的任何一个阶段，只要邓小平出来见一下学生，表示对学生爱国民主热情的赞赏，表示将继续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不发表或收回四二六社论，学生就不会继续上街游行，更不会在广场不走。邓小平没有这样做。很多人没有看到，邓小平其实是毛泽东式的专制君主，他和毛在政治理念上是一致的。只不过一个人认为搞专制也需要老百姓富裕一些，而毛泽东则认为贫穷更有利于专制。他们都不是五四民主精神的传人。 看看邓小平等人怎样选“接班人”，就可以了解他们的“民主”是什么。 1989年5月27日晚，政治老人齐聚邓家，推选总书记： 李先念：“小平同志，大家想听你对总书记人选的考虑意见。” 邓小平：比较来比较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同志的确是总书记的合适人选。我认为他能够胜任这个角色。在总书记人选上，陈云、先念同志和我都倾向于江泽民同志，大家有什么意见？ 王震：“你们三人说定了就定了，我对江泽民不了解，但我相信小平同志的眼力不会错。就选江泽民当总书记。”（《中国真相》） 吹捧邓，对毛泽东不公平，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同路人。不能因为其中一个突出经济就忽视其雷同。对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顶多只能将其视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洋务运动”。 四、屠戮 邓小平和李鹏对学生绝食的回应是动武。为此他们在北京发布戒严令，招来野战军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北京市民。 北京人民用实际行动证明戒严的荒谬。 我听说，当军车开到进京的几个路口，老头、老太太就躺在路上拦截，然后有人开来加长的公共汽车，横在马路中间，将车放气，人坐在车轮边——北京市民抗议戒严、阻止戒严的人体屏障就这样形成了。 这是1989年5月19日。 在此后的两个星期里，学生和市民联合行动，维持了首都的治安和秩序。 而且，北京市民还保障了被围军队的饮食供应。 在六里桥，我亲眼见当地群众给军人提供饭菜、水果、饮水。大家一边招待军人的日常饮食，一边做说服教育工作。比如，有一位妇女把两岁的孩子抱到军车上，跟孩子说：“你说，解放军叔叔回去吧！”孩子很腼腆，于是妈妈说，“你不说，长大就不让你做解放军了。” 不少地方，当地百姓还和军人对歌比赛。 北京市民和学生用实际行动证明，北京的秩序无需用戒严来维持。这只能说明，邓小平和李鹏的戒严，只是为了阻止人民对他们专横地行使权力的方式提出的挑战。 1989年6月3日下午六点左右，广场上开始出现官方的广播：不离开广场的，将不保证其生命安全。 这等于说格杀勿论。 最后的关头来到了。 那些日子我一直穿着拖鞋，于是我回到法大蓟门桥校区，换了一双布鞋，又回到广场，那时已是八点多钟。广场上的气氛已经不一样，大家都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大家开始往纪念碑聚集。有位女生带领聚集在纪念碑上的学生一起宣誓：“头可断，血可流，天安门广场不可丢！” 晚上10点多钟，我亲眼见一位男生拿着一件尽头了鲜血的绿色军大衣来到广场。绿色军大衣是那个年代大学生冬天御寒的标准衣着。 我们知道真的开枪了。大家情绪激动。 11点多，我和一位朋友到珠市口去看情况，结果看到一辆装甲车飞速朝广场开去。我从来没有想到装甲车可以开的那么快。我们赶紧往广场方向走，到了正阳门，看到头戴钢盔、手持武器的军人跑步往广场开去。军人过后，我们又赶快回到广场。在凌晨一点左右，军人已经从四方围住广场。 在影影绰绰的灯光之下，从纪念碑基座上远看天安门前、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到处都是头戴钢盔、荷枪实弹的士兵把我们围在中间，真的很恐怖。官方的广播一遍又一遍重复着“不保证其生命安全”的保证，天空还经常出现指挥军队行动的红色照明弹，简直是立体的恐怖。 我非常想离开广场。那年我才24岁，刚当了一年大学教师。除了两个妹妹，家里只有我一个儿子。我不想死，为了父母也不能死。那时很多学生在写遗书。我没有写，我知道如果被杀，遗书也不可能被带出去。写了白写。学生也在分发剩下的食物，还有人身蜂王浆这样的东西，一定是好心的市民送的。我没有喝。觉得喝了也白喝。要死的人了，吃喝还有什么意义？ 我想离开，但觉得不能离开。我不能承受在最后关头临阵脱逃的良心责备。但是留下来看来也只有死路一条。我们大部分人不同意用武力对抗军人，因为知道这些军人也多是贫民的子孙，他们也只是奉命行事，杀死他们就等于老百姓之间自相残杀，而这种惨剧的制造者却另有其人。 大概在凌晨两点左右，我终于在心里说服自己，接受死亡的命运：我不能走，也不能反抗，只有死路一条。这时反而平静了许多。我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有一位朋友走过来，抱着我，说，“守东，你是我的好兄弟！”这句话我终生难忘。虽然，我和他最终没有成为弟兄。 我也试图劝说周围的学生，劝他们不要反抗。然而我只是无名小卒，反而招来唾骂：“胆小鬼，你为什么不早离开？”然后我只能选择沉默。 多亏了刘晓波，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他救了广场上的学生。他见一些学生想反抗，就站起来对大家说：“同学们，凡是今天在广场上的，都是我们民族的精英，我们多流一滴血，都是对中华民族的犯罪。”我当时坐在刘晓波身边，他的这番话我终身难忘。是他，也只有他的劝说才会奏效。他开始查收学生身边的棍棒，堆起了很高的一堆。他也劝有枪的学生把枪交给戒严部队。也是刘晓波，在清场开始的时候和军人谈判，要求他们给学生留下一条通道撤离。没有刘晓波，少部分打算武力反抗的学生肯定会招来军人对所有学生的屠戮。邓小平和李鹏不会吝惜学生的生命。 实际上，也是刘晓波的劝说和谈判，才使得学生有撤离的机会，也使邓小平在长安街的屠戮没有延伸至纪念碑，使他免于承担更重的罪责。荒谬的是，这样一位对政府减轻罪责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学者，在六四以后却遭到官方肆意的辱骂，其权威报道题为“抓住刘晓波的黑手”。是非之颠倒，莫此为甚。 四点左右，广场上的灯全都熄灭。 全场一片黑暗。 借着黎明前的黑暗，邓小平动手了。 胡平先生事后评论邓小平为什么在黑暗中动手，认为黑暗可以模糊人们的视线，淡化人们的良心，可谓一语中的。但我要加一句：黑暗并不能抹去人们心中的记忆。 一小股士兵猫着腰，端着枪，从东面冲上碑座最高处。我从晚上12点开始一直坐在那里。我的身后是五四运动的浮雕。那年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这个晚上我都面朝天安门，有时回头看五四运动的浮雕，遥想当年军阀统治下的学生为民族而呐喊，那声音穿过七十年的岁月在我的耳边响起。而我，七十年后，却要和五千名师生在广场上面对一个声称其继承了五四精神的政权的武力包围，仅仅是因为我们想把五四的民主精神继承下来。 1989年6月3日晚上，邓小平用武力给我上了惊心动魄的民主一课。 他给我们留下一个问题：在中国，通过和平的游行、对话方式追求民主，还有可能吗？ 冲上来的军人不由分说，在我身后一顿乱枪，我依然面朝天安门，弹壳落到我的后背。我没有看他们朝那儿开枪，我相信不是朝人群。也许他们是为了吓唬我们，也许是要打掉高自联的喇叭。士兵还用脚踹我们，一边踹，一边说，“看你们把广场糟蹋成什么样子！” 这是人民的广场，难道只能在这里对独裁者高呼万岁？ 被洗脑的士兵把我们赶走。邓小平占领了广场。 伴着晨曦，我们撤退了。 我们从历史博物馆门前转向西，过了正阳门之后，又从六部口回到长安街。我回头望，后面是长长的学生队伍，看到大家没有劫后余生的兴奋，也没有对武力的恐惧，只有一片静默，有人头上缠着白布条，有人胳膊吊着绷带，很多人打出表示胜利的V手势。 到了长安街，天已大亮。这时突然有坦克车从广场开过来，打催泪瓦斯。在整个学运期间，我们时常担心会有催泪瓦斯，所以经常带着湿口罩（当时防备催泪瓦斯的措施），没想到最后才遇到。我正走在长安街北侧，见旁边有个大门朝南，我们马上进了院子躲避催泪瓦斯。进院子不久，有人趴头往外看，惊呼“轧死人了！”原来是这辆坦克不仅打了催泪瓦斯，还直接朝人身上开去。当场碾倒13人，其中11人死于非命。 其中，有一位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博士。 他的妻子还在法大贴出启示，希望听到在场的人对她丈夫遇难的讲述。 我悲痛欲绝。 据比较可靠的数据，约有一千名市民在军队占领北京的过程中被屠杀。 没有什么罪恶不可以被饶恕，但作恶者必须忏悔，而且，忏悔和饶恕也不能取代正义法律的惩罚。 我可以轻视自己的祸患，但不能蔑视他人的苦难； 我可以饶恕自己的敌人，但无权开脱他人的凶手。

—— 读者推荐 本站刊登日期： Saturday, July 17, 2010

关键词: 六四

瓦莱丽·萨姆森：一位美国妇女的六四情结

一位美国妇女的六四情结

佚名

在美国旧金山纪念六四21周年的所有场合上，人们都可以看到一位一头金发的中年妇女，在往年的同样场合，她也从不缺席。她就是旧金山市民瓦莱丽·萨姆森，她有一个中文名字叫赛颂菲，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 1989年，赛颂菲是北京中央音乐学院的美国留学生。她目睹了89民运和六四镇压的全过程，她用摄像机记录下那历史的一幕。去年，她制作了长达2个小时的纪录片《天安门1989》，成为人们回忆那场民主运动和那场残暴屠杀的珍贵音像史料。 89民运初起，赛颂菲带着开派对的心情，前往天安门广场。直到5月13日学生们宣布绝食，她拍摄的镜头，仍然是同学们高唱幼儿园时就唱的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但到5月20日，政府宣布戒严，20万解放军戒严部队开进北京城，《我爱北京天安门》的歌声就变成了愤怒的抗议声。 （影片画面声音：“人民解放军全体官兵们：学生不是动乱，市民不是动乱，全国人民不是动乱！……”） 六四那天，赛颂菲亲眼看见解放军在天安门广场清场。午夜，广场上的灯突然熄灭，她身边一位老太太的话深深触动了她：“她告诉我，这是1949年来第一次，她在天安门广场看到没有光亮。天安门广场好像国家的心脏，如果没有光，就没有心跳了。过了大约40分钟，突然有光了，我真的吃惊，我看到人民大会堂，有很多军人从阶梯上下来，来到马路上。” 军队开枪了，赛颂菲又拍摄到学生和北京市民阻挡军车的镜头。 （影片画面声音：“打倒法西斯…他们是畜生…混蛋…解放军积点德吧，你开枪打人民……！”） 赛颂菲说：“很危险，但是很多人都到马路上去，不单是为了看一看，是为了跟军队说：你们是什么军队？人民军队永远跟人民在一起。” 六四清晨，至少有10名外国人在天安门广场被解放军戒严部队逮捕，赛颂菲是其中的一位。赛颂菲的胶卷被没收，但她把部分胶卷安全藏起。经美国大使馆交涉，她获得释放。但她没有打算离开中国。讲到这里，赛颂菲无法用中文表述内心的情感，她只能用英语，她说：“我愤怒。我感到他们要所有外国人离开中国，但我在中国的事还没有做完：我要站在长安街上数那些军车，我要让他们知道一个外国人站在那里，看他们怎样杀人。” 为什么时隔20年，赛颂菲才把她保存的影像资料，制作成一部《天安门1989》纪录片呢？赛颂菲说：“我拍了这么多人，如果我给大家看谁在天安门，可能很多人会吃苦。所以我等了20年，他们都老了，不认识是谁了。” 对于美国人赛颂菲来讲，中国的89民运和六四血腥镇压，是她一生最难忘的经历。她说，89民运时的中国人，和现在大不一样，那时的中国人常常令她流泪，她说：“我总以为我是一个坚强的人，但当我看到民主女神像在天安门广场矗立起来的时候，我哭了，我觉得中国充满希望；当解放军的坦克冲向人群，我哭了，我的内心从来没有那样受伤。89民运是中国人最崇高的时刻，人们之间互相关爱，甚至对陌生人。” 六四事件，过去21年了，许多中国人忘记了，美国人赛颂菲没有忘记。她告诉那些忘记六四的中国人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所有中国人对国家的命运都负有责任。政府是国家的问题，是人民的问题，现在的中国人不知道这个道理，而89民运时的中国人已经知道这个道理。”

—— 读者推荐 本站刊登日期： Sunday, June 13, 2010

关键词: 美国妇女 六四情结

《一个解放军的1989》后记

 

《一个解放军的1989》后记　蔡铮

我一直害怕去碰那段经历，终于一次次地鼓足勇气把它写完。

于我，八九事件没有对错，只有不幸。在我国连绵不断的不幸事件中，八九年人民经受的不幸算不了什么。那年我经历了面临被强制剥夺生命的恐惧。那种恐惧无法表述，因为在陈述那种恐惧的此时，我知道那恐惧仅仅是恐惧。

我很幸运。无数善良的人们给了我无私的帮助，让我走出困境。想起来我就感动不已。我想报答他们，却无从报答。我只有默默祝愿他们永远幸福平安。我很愧疚，我给关爱我的人带来了痛苦甚至灾难。在此我祈求原谅。

我曾发誓，如果我能生还，我将竭尽余生精力来证明自己活着。20年来的生活并没给我太多机会证明自己活着。我写下这些，希望证明自己活着，也希望我们的国家永远平安。

焉然：在寒夜里敲响希望的"钟声"--"我的一九八九"系列访谈之一

 

焉然：在寒夜里敲响希望的"钟声"--"我的一九八九"系列访谈之一

[日期：2009-05-02]
来源：民主中国   作者：焉然
纪念八九民主运动二十周年征文

采访缘起：

今年是"六四"事件20周年，为纪念20年前发生在中国的伟大的全民爱国民主运动，缅怀先烈，也为后人保留下真实的历史记忆，笔者借助于网络和电话采访了散居世界各地的数位当年事件的亲历者。本期被访谈者是现居于澳洲悉尼的澳洲"中国政治与宗教受难者后援会"召集人孙立勇先生。

焉然：孙先生你好！我从网上了解到你的传奇经历，你曾是中共警察出身，却在1989年"六四"之后"红色恐怖"的气氛下站出来，与朋友一起创办地下民刊，呼吁政治改革和为"六四"平反，并因此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7年。出狱以后，你于2004年离开中国流亡澳洲，在自身生活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和朋友创办了"中国政治与宗教受难者后援会"，向国内受难同道伸出援手，这些经历都令人感动。从中也可看出，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对你此后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能否请你谈谈八九时你在京的所见所闻和"六四"事件对你人生的影响？

孙立勇：八九年的事情，的确对我的人生产生极大影响。我想要是没有"六四"的话，我后来不会坐牢，也不会在今天远离故土成为一名"澳洲人"。

焉然：请先谈谈八九年之前你个人的成长经历吧。

孙立勇：我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父母都是中共党员，父亲还是党的干部，可谓"根红苗正"。与所有的同龄人一样，我是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的正统教育中长大的。

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时，我15岁，当时正在北京市一二八中学上初三，放学后经常和同学一起跑到天安门广场看热闹。尽管那时我还懵懂无知，但还是觉得挺震撼的，尤其是天安门广场那些演讲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的激情和爱国情怀，在我心里播下了追求真理和正义的种子。

一九七八年西单"民主墙"时，我读高中，当时我住在东四八条，每个星期天我都要起个大早，步行去西单去看大字报，好省下车钱来购买刊物。那时的《探索》、《北京之春》、《沃土》、《今天》、《四五论坛》等民刊都很有名，往往是刊物刚一运到就排起长龙，刊物便宜的两三毛钱一份，贵的五毛一份。家里一个星期给我的四毛零用钱，最多能买两份刊物。有时排队轮到我时，比如本来三毛一本的刊物，我只拿出两毛或一毛，告诉卖刊物的人我是学生，求他照顾一下，记忆中我从没被拒绝过。魏京生、徐文立、任畹町、刘青、陈子明、王军涛这些人的名字就是在那个时候知道的，当时他们都是我心目中的英雄。读他们编的刊物，开启了我的心智，也使我懂得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

除了西单的"民主墙"，当时中国美术馆东面小树林里的"星星画展"也是吸引我的一个地方。我从西单步行回家正好路过美术馆，每到星期天中午，我都会顺便去那里兜一圈，虽然看不明白那些抽象画，但我知道这些画家都是爱国者。几年后，我还有幸同"星星画展"的发起人之一马德生先生成了好朋友，可惜自马先生一九八四年去法国以后，我们至今再也没有见过面。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北京市委宣布为"四五"运动平反，全国上下一片欢腾！可惜好景不长，转过年，魏京生、徐文立等人突然被抓，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和"反革命宣传煽动"。不久，"民主墙"和"星星画展"也被取缔了。当时我被搞糊涂了：没有"四五"运动的铺垫，怎会有后来的"一举粉碎四人帮"？没有"民主墙"的摇旗呐喊，哪会有邓小平的复出和"四五"运动很快平反？邓明摆着是卸磨杀驴、过河拆桥嘛。

"民主墙"虽然被取缔，但"民主墙"教会了我如何思考，怎样做人，至今我对"民主墙"的启蒙作用都充满感激。"民主墙"被取缔后，我保留下厚厚的一摞各类刊物，在后来的十多年间被朋友陆续借走不少，大都是有借无还。不过这样也好，等到一九九一年我被捕时，只剩两本《北京之春》抄家时落到警察手里，我还是心疼得不行……

一晃到了一九七九年我高考的时候，我以四分之差落榜，后来进了北京市公安学校，简称"公校"。我打小从学校的正统教育里听到：人民警察和人民军队一样，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保卫者，是党的忠诚卫士、人民的保护神。能做一名人民警察，我感到很光荣。就这样，十八岁的我跨进了公校的大门，一年后毕业分配到东城公安分局北新桥派出所做户籍外勤民警，就是"片儿警"。

焉然：一九八九年时你还是警察吗？后来为什么离开了公安部门？

孙立勇：我在八七年就已调离了公安系统，八九年时在北京橡胶供销公司做保卫干部。八零年毕业分配后我在东城分局北新桥派出所干了五年。刚来时，我满腔热情，一心当个为老百姓尽心尽责的好警察，还利用业余时间为管区居民服务，如帮助孤寡老人换煤气、大扫除等。

一九八三年"严打"过程中，我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关于一九八三年"严打"的起因有多种传说，其中最流行的一种说法是：一个高官于一九八三年初去唐山视察工作，亲眼目睹了当地"菜刀队"见谁砍谁、横行闹市却无人敢管的场景，回京后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听后大怒！立即找来公安部负责人当面训斥，并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严打"斗争，以彻底扭转社会治安混乱的局面。

据后来的官方资料显示："在历时三年半的'严打'斗争中，先后进行了三个战役，共破获刑事案件164.7万起。"当时北京的各派出所之间以及派出所内部，展开了一场抓人大比拼。派出所内会议室的墙上每天更换大红喜报，将所有民警按抓人与破案多少进行排列，排在前面的有人"火线"入党、有人受到立功嘉奖，排在后面的至少也得挨顿批。我亲眼所见8月24日的一次全市突击行动中，光我们所就抓了70多人，照此推算，全市200多个派出所当天至少抓了一万多人。其中绝大多数案件根本够不上立案标准，充其量只是轻微的违法行为。我管区的一个人，抓他的理由是他曾经偷了房管所的五根木头用来盖了自家的小厨房，这人后来被判五年徒刑，等于一根木头判刑一年。连顺手牵羊拿了公家几块砖的也算作"盗窃"。我对这一切产生了怀疑，中央不是反复强调要"依法治国"、不搞"运动"了吗？眼前这一切不是"运动"又是什么？把一些根本够不上犯罪的人抓起来，送到拘留所最后判刑，这是一个人民警察应该做的吗？这是一个正直的人应该做的吗？我扭转不了现实，但我不能同流合污！我决定申请调离，可是领导不批。没有办法，我只好消极对抗，每天早晨点名后就直奔首都图书馆，一呆就是一天。后来我被调到分局预审科又干了两年。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在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日如愿调离公安机关，到北京橡胶供销公司做了专职保卫干部。

焉然：嗯。那八九时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学运的？自己参与了哪些行动？请谈谈你当年的见闻。

孙立勇：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民主运动。人们自发地涌向十里长街、天安门广场，悼念清正廉洁的胡耀邦，期盼党和政府能够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还人民以更多的民主权利。我从一开始就很关注这场自发的民主运动，同北京市各阶层的人民群众一起，经常到天安门广场，卷入了呼唤民主的潮流。北京学生在广场绝食时，我参与过游行声援活动，并给学生捐款。

由于长期从事公安工作，使我养成了遇事冷静分析的习惯，我在运动期间更多的是观察、了解和思考。记得运动初起时，作为社会良知的大学生是主力军，他们朝气蓬勃，以天下为己任，冲出校园走上街头，在追悼胡耀邦的同时，提出了渴望党和政府加快政治民主化进程等诉求。他们的出发点是爱国的，做法也是和平、理性的。在运动初始阶段，党和政府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容忍。我当时认为，照此发展下去，中共内部的改革派势力有可能借助民意向保守派施压，最终开启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门，从而使中国的改革事业沿着健康、良性的轨道向前推进，那将是整个民族的福音。

然而"四o二六"社论发表，将学生们的爱国行为定性为"动乱"，一石激起千层浪，不仅激化了矛盾，还凸显了党内一部分既得利益集团想以惯用的恫吓手段将民主运动扼杀在摇篮里。当时党中央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我多么希望民主运动的组织者能够审时度势，以退为进，将斗争的主动权继续把握在民间民主力量和赵紫阳等党内进步力量一边。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来华时，因学生占领广场而不得已临时改换欢迎仪式地点，如果同学们灵活一点儿，成熟一点儿，或许结果会更好--中国人自古就有好面子的传统，给他一次面子又有何妨？

五月中旬的绝食斗争开始后，天安门广场基本上失去了控制，我一方面为同学们的生命健康忧心忡忡，另一方面也对斗争的方式产生了疑问和忧虑。首先我认为，中国的政治民主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其次，实现政治民主化的手段最好是和平非暴力的，因为暴力只能产生新的暴政，我赞成方励之等人倡导的"和平演变"策略；再次，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定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当然，中共不会主动进行改革，它需要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及历史机遇；最后，同学们用绝食的方式向中共施压，动机虽好，客观上却将中共逼进了死角，中共自动下台绝无可能！镇压便成为其唯一的选择……

焉然：当时你已经意识到要镇压？

孙立勇：当时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我想镇压是必然的，但没想到戒严部队会用真枪实弹。五月十九日晚，天安门广场"高自联"的广播里传出了同学们停止绝食的消息，我如释重负！但紧接着国务院就颁布了戒严令，北京即将戒严，戒严部队正从四面八方开进北京，"高自联"和"工自联"号召市民堵拦军车，阻止戒严部队进城镇压。为了保护学生，我和许多市民骑上车就往西跑，一路上跟许多市民汇合，骑到军事博物馆时一个市民拦住了我们，说军博后面有一片卡车，军人人数不详。于是我们这帮人就在路上招呼其他漫无目标的市民去拦军车，凑了大约千把人，我们手拿板砖慢慢接近军车。当时没有灯，借着月光只看到黑压压的一片军车，于是我们先向军车方向试探性地投掷了几块砖头，对方鸦雀无声。然后我们手挽手把大约三十几辆军车围了起来，高唱《国际歌》，高喊"人民军队爱人民"、"不许镇压学生"、"民主万岁"等口号，后来大家分成几十个小组，每个组做一辆军车上士兵的工作，向他们介绍北京发生的真实情况。士兵们没有携带武器，静静地坐在车里一言不发，听着我们介绍。后来我和几个人发现卡车围成了一个圆形，中间有一辆吉普车，车上竖着天线，我们断定那辆车肯定坐的是当官的，于是我们几个人从卡车顶部爬过去，来到吉普车所在的地方，副驾驶的位子上果然坐着一位上校军官。我们向他说明了北京当下发生的情况并质问他是不是来北京镇压学生的，他有点摸不着头脑，说："我们是奉命进行拉练的，谁说我们是来镇压学生的？"这时围过来的市民越来越多，大家三下五除二就把车上的天线给攫了，以防这个当官的接受镇压命令。深夜，大家纷纷回家拿来热水和食品给士兵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快到凌晨时，一些士兵开始和市民交谈，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现已身在北京，更不知道北京发生了什么，因为上级早在一个月前就收走了他们的半导体，他们也已经好久没看报，根本不知道北京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这次行动前，领导讲是"长途拉练"。士兵们纷纷表示绝不会镇压学生，那个上校也用坚定的口气向我们保证："人民军队绝不会镇压人民！你们放心吧！"20号晚上，我又去给士兵们送了些水果。后来再去，几十辆卡车已经开走了。

六月二号我在六部口，当时市民缴获了军队的一辆卡车，车上装满了枪支弹药。北京市公安局防爆队对市民使用了催泪弹，经过几个回合，才把那车枪支弹药抢走。当时我以为，戒严部队真的强行进城，顶多是使用催泪弹、木棍子、胶皮警棍、枪托子之类的家伙，真的没想到会开着坦克使用冲锋枪镇压。

然而六月三号晚上，震惊世界的屠杀开始了！大约晚上九时许，我在金水桥前看到了由西往东飞奔而来的平板车上躺着一个浑身是血的受伤者，我当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难道中共真的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向自己的人民开枪吗？随后的事实告诉我：中共的屠杀是千真万确的！

焉然："六四"以后，北京的气氛怎样？

孙立勇："六四"过后，整个中国陷入了红色恐怖之中：长安街上的坦克、装甲车耀武扬威地驶来驶去，不时向聚集的人群开枪射击；警车及军用卡车飞奔于大街小巷，疯狂抓捕所谓的"反革命暴徒"；各单位内部根据上级指示开始清查"十九种人"……这时的中共已经彻底背叛了人民，背叛了自己宣称的信仰，成为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绊脚石。从那时起，我就暗下决心：我挺身而出的时刻已经到了！一定要为死难者讨回公道！让真理和正义得到伸张！让屠杀者血债血偿！

焉然：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筹备办地下刊物的？当时想到这样做的危险吗？

孙立勇：一九九零年初，当时正是红色恐怖、万马齐喑的社会氛围，许多亲身参与过八九运动的人心灰意冷，陷入了沉默。我首先找了我的中学同学好朋友李爱民，他当时在北京顺义县的一个橡胶厂工作。我提出办一个秘密刊物的想法，主旨是呼吁为"六四"平反、结束专制、普及民主常识、推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爱民听后斩钉截铁地说了一个字："干！"我们又联系了尚子文、金橙等几位朋友。

我和我的朋友们从决定站出来为"六四"呼吁平反的第一天起，就知道等待我们的会是监狱，大家都心中有数，被捕是迟早的事。尽管我具备相当的反侦察经验，但"无产阶级专政"网大眼儿小，禁不住深挖细找。但面对"六四"死难者的鲜血，大家都义无反顾。当时对办刊物的目的，我们主要有两种考虑：一是通过我们的刊物让专制者知道他们的屠杀并没有吓倒人民，让刽子手们在正义与良知面前发抖；二是通过我们的刊物鼓舞人民毋忘"六四"鲜血，继续与专制者抗争，为中国实现民主而奋斗。我们坚持了一年多，到一九九一年四月，大家纷纷落网。

焉然：当时的信息传递，远不象今天可以借助互联网的快捷便利，你们要一面躲避警察的"深挖细找"，一面进行刊物的印刷和散发，困难一定不少？

孙立勇：对于办刊物来说，我是个地道的门外汉，但尚子文和李爱民稍懂一些，他们在单位里做过共青团的工作，具备一些排版、印刷的实践经验。大家说干就干！我们一起凑钱，陆续购买了手推式油印机、打字机、快速油印机等设备，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三月底我们推出了以《民主中国》编辑部署名的第一张传单《清明祭》，接着在"六四"惨案一周年前夕出版了《民主中国》第一期。我们散发的方式主要有邮寄和投递两种，邮寄主要针对"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国家机关，投递则直接上门往居民区散发。邮寄相对安全些，我们通常采用"统一时间、分散邮递"的原则，即几个人按照事先约定于同一个上午分别将各自负责邮递的刊物投入不同地区的若干个邮筒--一个邮筒里不宜投入过多，避免引起怀疑，这样，寄往本市的刊物最早可在当天下午两点多钟收到，当公安机关接到这些单位的报案并迅速监控市内所有邮筒时，我们早已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为确保安全，凡在规定的时间内未能邮寄出去的刊物一律改为投递，在约定的时间内未能投递出去的一律销毁。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投递是要冒风险的。记得一九九零年五月底的一天晚上，我和子文乘地铁来到八角村的楼群里投递《民主中国》杂志。由于八角村是"六o四"屠杀的"重灾区"，"敏感日"前后显得尤为压抑。望着呼啸而过的警车和擦肩而过的穿制服和便衣的警察，我和子文若无其事地朝楼群深处走去。八角村一带大多是五层或六层的单元楼，每层三户人家，我们的投递顺序是自上而下，将刊物往门拉手上一别，每投递完一个单元，我们就迅速转往另一幢楼。自上而下是为一旦出现意外时便于脱险。当我进入第三座楼的一个单元的六层时，我先屏住呼吸观察了一下，确认无任何危险后便将刊物别向六层右侧的门拉手，这时意外发生了：门自动打开了--原来里面没上锁！屋里传出的电视节目声音清晰悦耳，当时我居然很镇静，手持《民主中国》刊物一动不动站在门口等着房主出来理论。大概由于电视机音量过大，房主也没发觉门开了。我于是悄悄地把门带上，同时依旧别上了一份刊物。这个单元一共六层，每层三户，共投递了十八份。

当我向子文描述完刚才发生的一切时，子文拽起我说："快撤！"直到坐进地铁车厢，子文才以兄长的口吻劝我说："多悬呀！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赶快撤！保护不好自己就谈不上消灭敌人。"列车很快驶进了复兴门站，按照事先的计划，我们迅速走出地铁口，直奔复兴门立交桥西南角的塔楼，当我们将刊物一一插入数十个信报箱之后，电报大楼的钟声敲过了十一响……

后来由于内部人员变化和规避被公安盯上的风险，我们将《民主中国》的刊名改为《钟声》，并于"八一"建军节前夕以"《钟声》编辑部"的名义印制、散发了《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公开信》传单，继续呼吁为"六四"平反。一九九一年一月，我们印制、散发了第一期《钟声》刊物，内容分五块：民主论坛、"六四"诗文选、杂谈、名人名言及新闻荟萃。在"新闻荟萃"栏目里，我们披露了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二日早六时二十分，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的一灯杆底座发生爆炸，无人员伤亡。据警方分析认为：有人往底座铁门内放置了一公斤左右的TNT炸药，其目的在于对社会进行报复。据悉，引爆者当即逃离现场，警方无任何线索。"这是当时被严密封锁的消息。这期刊物发行后不久，公安局将部分侦察视线转向了公安局内部，据公安局的朋友告诉我，市局局长苏仲祥在一次会议上明确指出：《钟声》一案为什么久侦不破？大量证据已经说明，这个案子就是公安局内部人干的！现在要先从公安局内部查起！好在我早已调离了公安机关，他们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我。一九九一年清明节前夕，我们推出了《呼吁书》，继续表达我们对"六四"死难者的深切怀念和对屠杀人民凶手的愤怒声讨。

这之后不久，我的几位朋友相继被捕。我在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这天到我工作过的北京东城分局主动投案。这一年正好是我的"而立之年"。

焉然：你是自己主动投案的，当时你有机会逃走吗？为什么选择了投案？

孙立勇：后来不管是在服刑期间，还是我出狱以后，有不少朋友对我投案的事提出了不同意见，主要有两点：一、如果我不投案，公安局抓不到主犯，其他同案有可能被释放或者轻判；二、如果我跑到国外去，不仅自己可免受牢狱之灾，还可以为我的朋友们呼吁，进而为他们提供经济援助，同时还可继续从事民主事业，这样比坐牢更有价值。这两点我在投案前都仔细考虑过，但后来还是放弃了。公安机关四月二十六号开始抓人，我当天就通过公安系统的朋友知道了消息，其后我躲在朋友家。当时我是有办法逃脱的，至于具体的办法，请原谅在此不便说。经过连续几天的权衡，尽管朋友极力反对，我还是选择了主动投案。从我的职业经验来看，即使抓不到我，公安局也绝不会放我的同伴，更不可能轻判他们。而且公安局有可能将对我的怨气发泄到我的同伴身上，后果可想而知。我和所有的同案同伴都是多年的朋友，办刊物是我首先倡议的，人员也是我组织起来的，投案时我确切得知已有三人被捕。如果我一人出逃，我将无颜面对他们的父母、妻儿，更无颜面对将来出狱后的他们本人。所以我选择了投案，并一直无怨无悔。投案时我还提出了三点声明：第一，我是无罪的；第二，我是《民主中国》和《钟声》的主要创办人，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由我个人承担，请你们立即释放我的朋友；第三，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相信法院会对我作出公正的裁决。

焉然：估计他们是不会听你的"声明"的。你投案以后被关在哪里？

孙立勇：我被关押到秦城"收容审查"。九月十三号转"逮捕"。由于当时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正在翻建，未决犯都转移到秦城监狱临时借用的201号楼和204号楼两座楼里。这两座楼里原来关押着大批参与八九运动的学生领袖和知识界精英，但在我们搬来前不久，他们都各有去处，我与他们也就无缘在此相逢了。我在秦城呆了一年零三个月。一九九二年四月三日，我和同案尚子文、李爱民、金橙一起在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大约四十平米的审判厅除了诉讼参与人外，没有一个旁听者。这是一次标准的"秘密审判"。直到一九九八年我刑满出狱后，曾询问家人在中法开庭时为何没去旁听，他们告诉我，根本没有人通知他们何时开庭，法院门口也没有任何公告，只是开庭前两天在向律师询问我的情况时，他们才知道四月三日开庭，于是开庭当日前去旁听，但到了中法的门口门卫不让进，说是里面已经坐满了人，没有空位子了。我弟弟及弟妹向门卫说明他们是我的亲属，门卫依旧不让进，最后竟把他们赶到了马路对面的便道上。尚子文、李爱民和金橙的家属均根本不知道开庭日期，更谈不上前去旁听了。毫无疑问，中法的行为直接践踏了《刑事诉讼法》有关"公开审判的案件，先期公布案由、被告人姓名、开庭时间及地点"的规定。另外，我和同案在开庭前从未接到过法院的传票或口头通知，而当时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决定开庭审判后，应"传唤当事人"，传票"至迟在开庭三日以前送达"，显然中法的做法是违法的。

焉然：结果你被判了七年？你的几位同案都判了几年？

孙立勇：五月二十一日我接到一审判决书，我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其他几人也是同样的罪名，尚子文判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李爱民判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金橙判一年零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参与我们办刊的两位女性成员田烨和张晓玮没有被正式逮捕、起诉，在头一年九月十三号我们几人转逮捕时，她们获释了。

焉然：一审判下来后你有没有上诉？

孙立勇：我们几个一审时曾经商量决定不上诉，理由有二：一是"上诉"等于承认这种非法审判，"不上诉"则表示了对审判最大的蔑视；二是秦城的生活环境太恶劣，不如早点儿定下来移送监狱，也好安下心来读点书，好好调整一下自己，为以后的斗争打下基础。但我还是想上诉，只好违背了事先和朋友们的约定。他们几位后来还是对我表示理解。六月二十四日，我们在北京市高级法院进行了上诉，二审的庭审与一审不同的是：一审是所有的被告集体站在被告席上接受审判；二审则是逐个进行审判。二审时我的律师没有到庭，我问审判长"我的律师怎么没有出庭？"审判长斜着脑袋看了我一眼，然后表情呆滞地厉声答道："律师已经出具了书面辩护材料，可以不出庭！"看得出，他对我的提问大为不满。我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五项所谓"犯罪事实"逐一进行了批驳，并再次从主观上为自己作了无罪辩护。整个庭审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随后，尚子文、李爱民、金橙先后被带入法庭，每个人的庭审用时均未超过十五分钟。后来他们告诉我：审判长只是明知故问、没话找话地询问了一下是否上诉了、对一审判决有何意见，然后签字画押完事。两星期后，二审裁定下来：维持原判！一切都在预料之中。

焉然：二审判决后你被转到哪儿？

孙立勇：二审以后，一九九二年八月四日我同尚子文、李爱民一起被押送到北京市第一监狱。一年以后转到北京市第二监狱，在那里一直待到一九九八年四月底我出狱。在二监时，我组织狱友搜集、整理了二监在押的全部政治犯，包括所谓"八九动乱、暴乱人员"名单秘密送出监狱，后来被因间谍罪判刑二十年的关键"检举揭发"，从1996年6月24日到12月23日，我被关入禁闭室长达183天，受到非人的酷刑折磨。

当时二监的禁闭室长约两米，宽一米，高五米，地上有一块一米八长的床板，墙上装有一个水龙头，边上是一个上厕所用的地茅，屋顶有一盏十五瓦的灯泡，整个号里弥漫着一股发霉的气味，犯人的吃喝拉撒都在这两平米的狭窄空间。床板的长度只有一米八，而我的身高是一米八五，即便我头顶着墙睡，脚丫子和脚脖子也得悬在半空，稍微一动，脚就沾地。房间的窗户已坏，到了晚上，蚊子从毫无遮挡的窗户飞进来疯狂地向我进攻，不一会儿，身上就被咬得"遍体鳞伤"。第二天天亮，我的胳膊整个肿起来，手铐子深深嵌进了肉里。

禁闭室里除了被褥、手纸、毛巾和一个小塑料碗这四种生活用品以外，别的一概不许有。睡觉没枕头，吃饭没有筷子和勺，只能像狗一样从碗里舔--据说是怕犯人万一吞下筷子或勺自杀。喝水就直接对着水龙头。没有牙刷，我在禁闭室半年无法刷牙，牙齿后来松动脱落。没有肥皂等洗涤用品……

我被关进禁闭室时正是夏天，两平米的小号就像个蒸笼，热得透不过气来。我只好用塑料碗在下面接着，然后打开水龙头降温。由于水龙头将近一米高，我的手被铐着够不着，只能躺在床上用脚蹬。可脚毕竟没有手灵活，不是开大了，就是没开开。一旦打开了，要想再关上就很难，常常弄得水漫金山。床板离地面只有十公分高，水一溢出来就会流到板下，板下的蚂蚁、虫子纷纷逃到板上来，这时我还得一一将它们逮住送进地茅。往往一个过程折腾下来就是两个多钟头，不但没能降温，反而越来越热。

最要命的是，从6月27日起，我被戴上了十八斤重的脚镣子和手铐，管教人员还用另一副铐子将我戴着的手铐和脚镣铐在一起，俗称"链儿"，即手和脚链在一起。我带着全套戒具，根本直不起腰来，走路只能像狗一样，哈着腰提着脚镣子。时间久了，铐子深深嵌进了肌肉，皮肤全都溃烂。吃饭只能用舌头舔，我从地板上慢慢抠下两根细木条当筷子用，但没用两天木条就软了，还得重新抠。7月23日我女儿生日这天，监狱改善生活（当时禁闭室吃的食物与在队里吃的一样，但一九九七年创建"文明监狱"后就变了，每顿都是窝头咸菜），吃白菜炖肉，在盛给我的一勺菜里竟夹着一根排骨，我迅速将其从碗里挑了出来，吃掉上面的肉后再用骨头扎菜吃。在后来的五个月中，这根骨头一直陪伴着我的每一顿饭，直到离开禁闭室的那一天。

由于手和脚被链在一起，我无法解开裤扣正常大小便，无奈只好一点一点地撕开裤裆，穿了数月的"开裆裤"，即便这样，由于手被绑着够不着，大便后我还是无法用手纸清理揩净，以致肛周感染脓肿。禁闭室恶劣的生活条件还让我还得了中耳炎、美尼尔综合症、高血压等其他多种疾病，但管教人员仍拒绝带我去看病，说要看病必须先"检查交代"，为了争取就医的权利，我曾绝食抗议，后来身体极度虚弱，为了早日结案，也为了能够活着出去，我违心地写了两页纸的"检查"，才在183后走出禁闭室……

焉然：你在监狱里真是吃了不少的苦。你被监狱生活折磨出多种疾病，家人有没有尝试过申请保外就医？

孙立勇：走出禁闭室后不久，我又在监狱里传染上了肺结核，家人不止一次申请"保外就医"，但因我是不肯认罪的"政治犯"，"保外"根本没有指望。我的病情得到了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卢四清先生和设在美国的"中国人权"的刘青先生的关注，这些我都是通过收听短波电台知道的。我的病情被海外报道以后，一天，中队领导找我谈话，问我诊断书是怎么寄出去的，并说我的诊断书给国家的声誉造成了损害……我不禁纳闷儿：我的诊断书是同接见信写在一起的，你们不是都检查看过了吗？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再说了，我如实向家里介绍病情，即便我父母将我的病情告知海外一些关心我的朋友，这也跟"国家声誉"扯不上啊！当时二监我们中队的一百五十多人，有十六个人染上了肺结核，你们有这工夫真不如把筒道里到处飘散的肺结核病菌杀灭一下，免得一百五十人都得上肺结核……最后和领导的谈话不欢而散。

焉然：后来你的病好了？你是七年刑满出狱的？一天也没有提前？

孙立勇：确诊肺结核后，我一直使用"雷弥封"，吃了两年。我因为一直拒绝认罪，所以减刑、保外都跟我无缘。一九九八年四月三十日我刑满出狱。我在监狱里呆了整整七年，还有不少值得一提的故事，限于时间今天就不多讲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我的回忆录《走过冰山》，这本回忆录是我根据设法带出来的监狱生活日记写成的，即将由在美国的劳改基金会"黑色文库"出版。

焉然：你为了呼吁平反"六四"，付出了七年牢狱的代价，而且是在自己有机会逃脱的情况下主动选择的投案，你后来有没有后悔过自己当初的选择？

孙立勇：再跟你讲一段故事吧。我出狱那天，狱政科的一个年轻干部问我："孙立勇，你坐满了七年牢，能不能用简单的话概括一下你的感想呀？"我反问了他一句："你读过毛主席的诗吗？""读过。"他问我，"哪句？"我说："那好！我就借用毛主席的一句诗来形容一下我这七年的感受。诗的题目我忘了，但里面有一句叫做'为有牺牲多壮志'……"没等我说完下半句（"敢叫日月换新天"），他就打断了我，指着我的鼻子咒我说："行了，别说了！你还得折！"

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当初的选择，热血沸腾的年龄，想做就去做了。但这么多年来，我最感歉意的是欠家人的太多，尤其是女儿，我入狱时她还不满五岁，出来时已经是十二岁的姑娘啦。孩子小的时候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在她成长的关键时期长期缺乏父母的关爱，这对她是无可弥补的心灵创伤。父母年纪那么大了，没能享受到我的照顾，反而要为我照顾孩子。这些都是我背负一生的心债。出狱后我没有工作，给孩子交学费还得向父母伸手，那滋味一般人体会不到……

焉然：谈谈你获释以后的生活状况。

孙立勇：一九九八年四月出狱以后，国保还是一直"关照"我，每到两会、"六四"的所谓"敏感期"，他们都要上门站岗。我出狱以后，首先得解决生计问题，一开始我在天坛北门摆摊卖旧书，一天谁喊了一嗓子："城管队的来了！"小贩们落荒而逃。只有我一个人不动，领头的城管队长见状，过来问我："有营业执照吗？"我说"有"，于是拿出了自己的法院判决书，他拿去看了半晌，还给我，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大哥，你是为'六四'坐牢的，你放心！只要我在这里一天，这摊你尽管摆！"后来我找派出所几经交涉，他们帮我在木樨园开了一个面积不足8平米的小书店维生，说心里话，片警人不错，只是收入不足以维持我和孩子的支出。

焉然：你是什么时候来澳洲的？请谈谈你在澳洲的生活现状。

孙立勇：二零零一年"剥权"期满后，我就申请护照，一开始他们不给，反复交涉了好几年，总算是拿到了出国护照，我把心一横，二零零四年四处借债交了八万块钱押金，报名参加了一个旅游团，来到澳洲后，我脱团申请了政治避难。我在朋友家住了10天，就开始打工租房。不懂英文，只能干体力活，先是靠拣瓶子维生，后来给搬家公司打工……虽然很辛苦，这里的空气是自由的，再不用担心警察会随时上门，不用担心家人也会因你说几句真话而受牵累跟着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只要努力，生活还是不错的。但我还是惦记着国内的难兄难弟，所以，来到澳洲后几个月，我就与这里的几位朋友在二零零五年三月成立了"中国政治和宗教受难者后援会"，现在支持我们"后援会"的骨干有七、八十人，都是普普通通的劳动者，"后援会"的援助资金都是大家从辛苦打工挣来的血汗钱里省吃俭用省下来的。欧洲、北美也有一些朋友参与我们"后援会"对国内的救助工作。我们每年援助国内大约30名政治受难者的家属，钱虽然不多，也就表表心意，让这些人感受到外界没有把他们遗忘。因为我自己也在牢里呆过，知道外界的援助对在牢里的人和他们的亲人在精神上有多么重要。

焉然：你对中国未来的前景怎么看？

孙立勇：我个人对此十分悲观，坦率说这也是我权衡以后最终选择移民的原因之一。中共历史上欠债太多，从建国初期土改、镇反，到五七年反右、六六年文革，再到八九六四、九九年镇压法轮功，可谓是旧伤未愈，新伤又添。七八年拨乱反正，胡耀邦主政时曾大刀阔斧平反冤假错案，当时为中共挽回了一定的声誉。现在回过头看，八十年代胡耀邦、赵紫阳主政时期，可以说是中共执政六十年以来历史上政治最开明的阶段，当时整个社会也有一种奋发向上、团结进取的新气象，如果那时中共能把握机会实行宪政民主改革，则中国在中共主导下和平过渡到宪政体制的可能性非常大。可惜邓小平没有蒋经国先生那样顺应历史潮流的胸襟气度和远见卓识，为了一己、一党之私，不惜悍然动用正规军镇压民众和平的民主运动，使得中共政权彻底丧失了合法性资源。虽然八九年以后中共开放了经济自由，竭力以经济高速增长来掩盖政治改革停滞不前导致的种种社会矛盾，但这种经济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虚的，是政府主动拉抬地价、人为炒高房地产虚增的，老百姓并未得到实惠，生活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善，反而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而忧心医疗、养老、孩子教育等一系列问题。在目前遭遇世界性经济危机，外销大幅缩减、老百姓有后顾之忧内需不振的情况下，靠什么四万亿的基建投资刺激也无法再给经济打强心剂。而目前制度性缺失造成社会资源严重分配不公、官员普遍腐败，导致贫富悬殊带来社会各阶层的矛盾、中央与地方、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都将浮出水面。中共担心一旦启动政治民主改革，中共的权威将不复存在，种种历史欠债一并爆发，必然会丧失执政地位，还有可能遭到清算。一旦旧的体制瓦解，又没有建立起相应的新机制，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将发展得更为激烈，有可能演化为社会动乱，甚至导致战乱和国家分裂。但中共一味靠强权压制，犹如坐在一座火山上，早晚有一天会压不住的。所以有人说中共"改革找死，不改革等死"，现在就是这个情况。

我十分敬佩那些至今仍坚持在国内，希望为中国的和平演进、避免出现最坏的结局并最终实现宪政民主牺牲奋斗的志士仁人们。我个人也是悲观的积极行动者，希望澳洲的"中国政治和宗教受难者后援会"能为那些为了全体中国人的自由牺牲了个人自由的勇敢者解决点实际困难。当然，我个人的能力非常有限，但我这里永远是朋友们的据点。我出国前在北京就认识许多狱内狱外的朋友，大部分都有联系。这几年来北京以外的省市也有很多联系比较多但从未见过面的老朋友。希望国内的朋友们保护好自己，有什么难处就打个招呼，能帮上大家的，不用谢；没帮上的，别骂我就行了。大家有机会来澳州，欢迎来找我（联系邮箱：leon.sun@optusnet.com.au）。

焉然：我们知道20年前，有不少当年的参与者通过各种渠道如香港"黄雀行动"的救助流亡海外，后来又陆续有一些人或痛感于国内的不自由，或被中共"人质外交"被迫流亡海外，这些人在海外也经历了不少困难，很多人至今有家不能回，有国不能归，他们中的一些人至今对争取祖国的民主自由矢志不渝，但我们也看到这些年来所谓"海外民运圈"一些令人失望的纷争。你对海外的民运同道有什么要说的？

孙立勇：希望海外的民运领袖和民运组织能多干点实事，少做无谓之争，要有平常心，别太拿自己当成个人物，想法多帮帮国内监狱里的受难者和他们的家属，也多帮帮象因为"六四"至今还关在北京第二监狱和延庆监狱里的六位"六四""暴徒"和坐牢很多年才刚出来不久的"暴徒"们，正是他们当年出于义愤，为保护学生在街头奋不顾身地阻挡军车，赤手空拳对抗坦克、机枪，并付出了十几年牢狱甚至生命的代价。希望大家多关心受了多年苦幸存下来的"暴徒"们，让他们的后半生能过得平平安安的。

焉然：在结束采访时，你还有什么要跟大家说的？

孙立勇：当然，我非常希望能看到中国有个乐观的前景，能够平稳过渡早一天实现宪政民主，给"六四"受害者以合理的国家赔偿，让国人能生活在自由的、不再有政治恐惧的环境里。到了那一天，我也可以自由地回北京与新老朋友们喝上一杯二锅头，庆贺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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