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联会宣布遣散全部职员

 香港支联会多年支援大陆民运人士，促进中国民主运动，被誉为“最爱国组织”，惟在共产党多番打压下，昨日（10日）宣布将于本月底遣散所有职员，现任14名常委仅保留7人，包括正在服刑和被拘押的李卓人、何俊人和邹幸彤。

图为2019年支联会主席李卓人（中）、副主席何俊仁（左二）和其他民主派人士参加十一国殇日游行。

支联会在脸书专页上发文，表示过去一年，香港政治环境急剧转坏，组织近月受到愈发激烈和明显的政治打压；支联会一直坚持基本原则与信念，并不时评估政治形势变化作出应对；日前，支联会常委会经多番商议后，决定作出两方面措施，策略性减少常委数目和遣散所有支联会职员。

帖文指，现届支联会常委已由历届20名减至14名，其中7人将辞任常委职务，包括蔡耀昌、麦海华、卢伟明、黄志强、伦智伟、梁国华和赵恩来；仍留任的7名常委包括现正服刑和被拘押的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及副主席何俊仁和邹幸彤。另外，基于职员安全，支联会将于7月底全面遣散所有职员。

​在人手大幅缩减下，支联会承认会对日后工作的推展与组织运作有所影响，希望各方理解与体谅，并强调但不管面对任何困难与挑战，支联会将咬紧牙关，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

成立于1989年5月的支联会全称为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多年来支援中国大陆民主运动，冀大陆早日实现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支联会有五大工作纲领：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及建设民主中国。

五大工作纲领亦是口号，在每年的六四集会上被数万，甚至十万计的参与者高喊，已经深入人心。因此支联会一直是中共的眼中钉、肉中刺。2020年11月，中共学者田飞龙提出取缔支联会，之后中共在港的喉舌《大公报》、《文汇报》亦发文附和。

6月7日，全国侨联副主席、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理事长卢文端在报章上撰文称，支联会只有自行解散或被取缔，即使删除“结束一党专政”口号或变换形式，也不被港版国安法所允许，亦不能改变其“颠覆组织”的性质。他还指，如果支联会自行解散，会内的人可“平安无事”，但若等到被取缔，或被追究颠覆罪责。

李卓人：爱国是场沉重的苦恋

不过在很多人看来，支联会是最爱国的组织，惟这个爱国的代价太沉重。5月24日，支联会李卓人及副主席何俊仁等10名民主派人士因参与2019年10月1人的“没有国庆 只有国殇”游行，被控组织及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

李卓人在予法庭的求情信中坦言，1975年就读香港大学后就开始思考自己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八九民运改变了他的一生，让他走上争取中国民主改革的40多年长路，“这是我的苦恋，爱国是那么沉重⋯⋯如果爱国就是爱党，那就轻松很多⋯⋯但我选择了活在真相，坚持我思故我在。”

李卓人因参与10.1游行被判囚18个月。 除此之外，他还身负多宗涉及集会、游行的案件。

邹幸彤：不谈六四 不追求公义 比坐牢更难受

因呼吁市民悼念六四而被拘押的支联会副主席、大律师邹幸彤曾表示，就算坐牢，也要到维园悼念六四。她直言，悼念六四不是罪，若要自己一辈子不谈六四，不追求公义，这比坐牢更难受。

邹幸彤曾表示，自己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多来自武侠小说，自己也不抗拒“中国人”的身份。她说，不需要用中国人、香港人的身份去区分一个人；一直以来，香港人都很幸运，因为历史的偶然来到这片土地，既然有了自由，就有责任多做一些。

邹幸彤曾跟进过很多大陆异见人士、良心犯的个案。她坦言，大陆的情况较香港差很多倍，异议人士可能被失踪几年看不到人影，或在狱中受到酷刑虐待，这才真正令人恐惧 。

看到香港社运人士纷纷被捕，自己也有坐牢的风险，邹幸彤表示不退缩，坦言最令她不开心的反而是放弃良知，一辈子不能讲真话，屈辱地生活。

另外，她亦表示，香港的民主和中国的民主是密不可分的，港人和内地人要站在一起争取民主，中港命运相连绝不是一句口号。

此外，支联会副主席、律师何俊仁在入狱表示心情坦然。他说，经过多年的抗争，已预计要付出代价，目前在香港已经无法寻找到公义，也许公义要在监狱里才能找到，因为坚守公义的人都在监狱里。

来源:看中国

出生三代军人家庭的江林亲历了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

 

出生三代军人家庭的江林

江林的父亲是陆军少将，她爷爷在抗日战争时加入新四军。江林18岁参军，进了第四军医大学。之后，因写了一篇轰动一时的报道，被调到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宣传部。1986年，到《解放军报》当记者。江林亲历了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2019年，抵达美国。

不久前，江林接受新唐人电视采访时，谈了她亲历的“六四”屠杀。她特别提到当时有张爱萍等七位上将给中央军委写信，说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不要对人民开枪，不要进城，但是，邓小平置若罔闻。

1989年6月3日晚，得知中共军队开枪的消息后，作为军报记者的江林，决定立即去天安门。当时，她正在张爱萍上将的儿子、总参军训部战役训练处处长张胜家。张胜觉得她一个去不安全，决定跟她一起。然后，江林与张胜一家三口骑自行车去了天安门。

江林回忆说：“天安门的枪声是非常非常密集的，密集到什么程度呢？就像过节放鞭炮一样，此起彼伏。”之后，她在东华门附近受到武警暴打，被打得头破血流，被路过的一辆轿车紧急送往协和医院。经简单处理后，被转往中日友好医院。

谈到那么多人被军人开枪打死、打伤，江林说：“我真的是非常不能接受，你知道那种感觉是什么吗？就好像你看着自己的母亲被强奸的那种感觉，是非常难受、非常痛心的。也有点像《牛虻》那本书中写的，他忽然发现神父背叛他以后那种近于毁灭的感觉。就是宁愿自己毁灭，也不愿意去看到这样的事实。”

透过“六四”屠杀，江林说：“（她）看到了共产党的两个本质，一个是它的一党专政，再一个是它的党军体制。这个党军体制是使它的一党专政能够持续下去，能够这么持久而且还在发展的这样一个根本。”

“它就仗着这个军队能够镇压你，能够拿枪把你打死，所以，你从这个‘六四’可以看出来，香港问题、新疆问题，都如出一辙，它就是靠这个来统治的。”

江林说，她之所以沉默30年后才谈“六四”，是因为“之前对中共还抱有一丝希望，希望他们中还有一些良心未泯的人能站出来，平反和纠正‘六四’错误，但是，我等了30年，没有等到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