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武力镇压六四事件责任在于邓小平”

赵紫阳：“武力镇压六四事件责任在于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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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5年6月03日)    

     已故的赵紫阳开始开口说话了。本月1日，已故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气功老师，也是他的朋友、前新华社记者宗凤鸣（85岁）在六四事件即将迎来16周年之际接受了法新社记者的采访，并转述了赵紫阳讲给他的老故事。

     “赵紫阳曾明确表示流血镇压六四事件的责任在于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当时政府主张武力之外没有其它的方法，但是赵紫阳说，有很多避免流血事态的机会。为避免流血镇压，赵紫阳做出了很多努力。” (博讯 boxun.com)

     宗凤鸣称，赵紫阳在生前接受新华社记者杨继绳采访时，就六四事件做出了上述发言。宗凤鸣还说：“赵紫阳认为，中国应该同时进行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他相信如果没有政治自由，经济改革就不能正常进行，人民也会感到失望。但是领导层并没有接受他的想法，现在的中国也只推进经济改革。” 据悉，赵紫阳的原下属在2002～2003年升到最高领导层之后并没有解除对他的住宅软禁，对此赵紫阳也没有生气。赵紫阳只是说：“他们只是执行政策而已。”

     赵紫阳的原下属是指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等第四代领导人。在六四事件爆发时，温家宝任党中央办公室主任，他曾陪同前书记赵紫阳接见过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示威队伍。但是他们中的任何人也没有拜访过被软禁的赵紫阳。宗凤鸣称：“后辈领导人希望人民遗忘赵紫阳。赵紫阳被肃清是中国的悲哀，从此中国的民主化道路完全封闭了。”

     据悉，赵紫阳虽然被软禁在铁丝网围绕的住宅内，但是仍然非常关心农民、下岗工人、贫富差距等国家大事，直到临死也没有失去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宗凤鸣表示，明知政府会反对，但也要把15年来与赵紫阳进行过的谈话内容写成书出版。 记者 吕始东 sdyeo@chosun.com

民运人士分析六四是否重现的可能

 

（中央社记者曾志远纽约二十八日专电）中国大陆民运人士李洪宽今天表示，类似六四大规模民主运动重现的有利条件，是北京政权自六四以来，本质丝毫未变，其次，通讯在十六年间掀起一场革命，互通消息的方式不再像以前那么落伍。不过李洪宽也认为，北京当局如今对学运的镇压“绝不手软”，是毫无疑问的事。

李洪宽今天在全侨民主和平联盟大纽约支盟的有关六四座谈及民运人士刘刚演讲会上，对中国是否再发生六四事件出提出利弊分析。

他说，当年六四之所以发生，是这个专制政权没做好准备，也没有想到最高领导阶层的赵紫阳会有不同意见。如今他相信领导阶层对类似民主运动绝无宽容、镇压装备也比过去好，逮捕人民绝不手软。

李洪宽提到有利的一面，包括中共政权十六年来根本没有解决问题，而且将问题扩及到教育、房屋、经济等更大层面，造成民怨沸腾。

李洪宽说，当时资讯科技极不发达，六四事件在天安门广场的他，竟然不知道西郊已经有军人开枪了。如今手机短讯几秒就可无远弗届，它也有利于大规模群众活动。

李洪宽形容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是一股外力，他期许这股外力在推动中国民主运动过程中，能转化为动能，加速中国民主化。

李洪宽目前是电脑网路专家，是“大参考”、“小参考”电子杂志的创办者之一。

5/29/2005 2:19:45 PM

六四事件三号通缉犯谈民运历程

5月29日报导（中央社记者曾志远纽约二十八日专电）六四民主运动十六年来从未曝光过的民运人士刘刚，今天道出六四带给他的经验，是中国当时已出现民主萌芽的契机，各组织间的沟通应更密切掌握机先，不要一味让学生当“民主先锋”。

刘刚，八九民运之前就投身中国民主运动，参加过一九八五年北京大学“九一八”学潮、主导一九八七年元旦天安门广场游行示威、发起一九八八年人大会议期间的静坐示威。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时，他是学生民主运动主要组织者，发起成立“北京高自联”，随后成为八九民运核心领导。

就因长期参与并组织一系列重大民主活动，刘刚六四事件后被北京当局列为第三号通缉犯，仅次于王丹、吾尔开希，第四号才是柴玲。

天安门事件后半个月，刘刚在河北保定被捕，被判刑六年期间，桀傲不驯的个性让他“打还手、骂还口”，多次组织狱中政治犯绝食、罢工、罢课、写公开信给各国领袖揭发中共恶行。

一九九六年，刘刚在友人及美国政府帮助下流亡美国。与其他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不同，刘刚专心致力求学，未涉足民运界，也婉谢中外媒体的访问，随后一九九八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电脑硕士。

刘刚今天在全侨民主和平联盟大纽约支盟的邀请下，首度站到台前，侃侃而谈他的心路历程。对于主办单位称他为学运“领袖”，刘刚再三谦称“愧不敢当”。

他表示，参加民主运动“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国家”，而且它有利中国民主发展。刘刚指出，说他是“领袖”会对不起现在仍受羁押的民运人士，他愿意将此头衔留给这些人，留给未来出来领导民主风潮的人。

刘刚花了许多时间谈他在天安门事件前的民主运动，包括九一八学潮、天安门广场示威等；当时他的启发是，民运需要学生，需要有人号召、动员。刘刚也述及八九年成立“高自联”、五四示威运动及六四期间的经过，并指他被捕期间“每天都是故事”。

谈到当年每周三下午四时在北大的“白草原沙龙”民主论坛，及圆明园每周五下午七时的类似民主沙龙，刘刚兴奋地表示，它已成为学生打麻将、跳舞以外最想去的地方；而当时他的心情是，民主是中国必经之路，同时，他们是在不自由的环境下，享受着自由和民主的风潮。

对于六四的经验，刘刚认为，群众中应有一位登高一呼、四方响应的人物；其次，各组织间的连系应更密切，而不是一味只让学生当“先锋”，因为当时中国已看到些许民主契机。刘刚也体认到，民主运动中的示威、游行活动，应将它视为对当局的威吓、震慑力量，而不是将它做为终极目标。

5/29/2005 1:10:07 PM

八九“六四”见证者16年的辛酸泪

 

记者古清儿采访报导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罪恶的枪声击穿了中国人的所有梦想。今年是“六四”的十六周年祭，世界各地都将举办纪念“六四”活动，并将发表题目为‘血铸的历史、不灭的希望’十六周年祭文。“六四”的血迹永远鲜目，没有因时间而让人们遗忘。他们的血洒在了通往自由中国的路上，洒在了亿万人民的心上。

屈成今年35岁，天安门“六四”事件的见证者，在事件中亲闻目睹那日凌晨，军队开着坦克车，手握各种武器装备对着手无寸铁的学生，当时北京人民大会堂平台上发了3颗信号弹，随即枪响。呐喊声，哀叫声响冲彻云霄。枪声让这些民主之士心中的希望破灭了，带着这沉重的枷锁过着别人无法想像的日子。

叙述当天不忍回忆

屈成告诉记者，他1988年考上北京大学，当年19岁的他读的是国际政治学，对未来充满着无限希望，希望自己所学来改变中国社会不公平的现状。八九年六月四日这一天，作为一名学生他有幸参加此事件，至今他不后悔。

但让他想不到的是，八九“六四”事件的学生爱国运动竟然要用鲜血、性命来付出，让世界爱好和平的人觉得代价是十分沉重。当时，在北京他被军警用警棒敲打在头部数次，鲜血直流，全身成了血人，致使头部严重损伤，现伤疤依旧，天气一变化就疼痛难忍，根据医生说头部裂缝达4.5厘米，需要长期护理才能延长生命。而他当场目睹同乡沈某被打倒在地，后来得知死在现场，同乡父母亲连孩子的骨灰都没有看到。另当时读中国农业大学的林同学当场受伤，回家之后经不起刺激而变成精神病。还有很多同学倒下了… …他不愿回忆当天广场的惨状，让人惨不忍睹，让他受伤的头裂痛。

屈成被公安打的伤疤(大纪元)

“六四时，我们学生不是死于不可抗拒天灾如地震，泥石流，不是死于水火的无情，不是死于饥饿、瘟疫，而是我们完全没有意思到死亡的威胁时，在我们寻求真理激情的时候，遭遇可爱可敬的“人民子弟兵”流弹、装甲车、推土机、卡车无情戮杀”。由于当局提前镇压导致学生死伤无数，屈成当时的眼镜掉在地上，手捂着流血伤口，仓皇逃离天安门广场。

逃回家乡9个月还是被抓

当年事件发生之后，他逃回老家躲了几个月，公安还是跑到老家把他抓去。他于1989年9月23日被捕，罪名“书写反革命信件，参加反革命暴乱”入狱一年，1990年9月22日出狱。同年11月14日又被捕，罪名相同，入狱一年半。1998年12月他去北京某著名民运人士家之后，公安又给他扣个罪名，再次被捕，入狱两年，2000年12月25日获得自由。

“从学生被捕被害之日起，是国人悲哀，为国家民族而悲哀。事件发生之后，学生只好任中共宰割，任凭戮杀。一个政党若是不听民意，改变民主，迎合时势，顺应潮流，那么其国人是十分悲哀，其国家也将走向极端。如今中共表面虽然改变“国际形象”，但是还是摆出其腐朽架子死不认错，思想制度压制了社会发展进步，该党将是历史罪人。”屈成说。

出狱之后过着拘禁、逃亡、人格受辱的生活

屈成总算捡回一条命，但16年来却过着拘禁、逃亡、人格受辱的生活。出狱之后，他每个月要到警察局报到一次，公安常常到他家报到，看他有否做“反党”的活动，让他非常怨烦。

由于他的“六四”标签，让他无法正常的工作，居无定所，周围的人对他非常排斥和远离，为了不造成亲人伤害，他和家人很少来往，过着孤独生活，他靠写稿、帮人写状纸… …维持基本生活。

虽然他生活非常低调，但是还是躲不过无妄之灾。周围出现什么不好的事情都诬蔑他做的，员警找不到理由的话，员警毁谤是他告密的，因此屈成多次被黑社会毒打，让他身心疲惫不堪。如今的他只能忍气吞声，敢怒不敢言，毕竟生命宝贵，自由无价。现在为了躲开这些人，他远走他乡，给纯真可爱的小孩补习。

但屈成告诉记者，他的环境比其他“六四”学生，相对来说好多了。

他要退出共青团

可以看大纪元的新闻的屈成，在看了“九评共产党”后，觉得写得太好了，曾入团的他，已正式声明退出共青团。

结束语

屈成说八九年“六四”事件从最初的令人震惊到今天的让人追忆，从声势浩大的追捕到众说纷纭的反思，一直都不曾离开过国内外媒体关注的视点，而且海外舆论正朝着向平反六四发展。

然而中共至今未给予正名，让屈成等六四学生更觉得无奈和悲惨，当初国内腐败问题，深化改革，加强民主进程是众多学生合理愿望，学生们为努力实现这些目标而走上街头，发表文章，得到国内外各界人士的支持与帮助，然而遗憾的是中共以“稳定局势”为名，竟以“反革命暴乱”定性镇压，非法地抓捕和残害手无寸铁的无辜学生，其实中共只为其掩盖腐败无民主的事实。

屈成从“六四”后一直过着失去自由的生活，头上的伤疤愈合了，心中的痛却永远无法愈合。他只是学运中渺小的一个小人物，却受到中共16年来的不平等对待。面对这一切，屈成心中的理想永不改变，相信有一天，自由、正义的曙光将照射到这块令人心寒的土地上。就如祭文所说‘ “六四”是中国人的十字架，决定了中国这十六年所有的选择和命运，虽然一代人的希望曾被无情地碾碎，但这个时代的精神却并不因此结束，它已化为了中国人永恒的图腾’。(http://www.dajiyuan.com)

5/28/2005 10:31:59 AM八九“六四”见证者16年的辛酸泪

朴实的民主斗士——李海

朴实的民主斗士——李海

作者：中国政治受难者后援会（筹委会供稿）
李海先生1954年5月2日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哲学系，1982年任教于北京中医学院，1988年考取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期间担任“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联络部部长，1990年6月1日因策划、组织“64”一周年纪念活动被北京市公安局“收容审查”209天，1995年5月31日因“泄露国家机密罪”被逮捕，后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2004年5月30日刑满释放，至今无业。

在国内的民运圈中，李海的朴实可谓是大家公认的，本文只从事业和生活两个方面简单地向大家介绍一下他。

“64”天安门屠城后，李海先生继续坚持民主理念，于“64”屠杀一周年前夕积极参与组织、策划纪念活动，后被收容审查近7个月；1993年他与全国各地的民运人士联系，收集各地因参与“64”而被判刑的反革命犯的姓名、地址及联系方式，并送达国际组织对中国政治受难者的人道捐款；1994年他参与起草“和平宪章”，呼吁中国政府顺应历史潮流，公正评价“64”爱国民主运动------李海先生在追求真理、正义与良知的过程中是一个始终坚持做实事的人，尤其是他在烈日下骑个自行车、穿个破背心儿将国际人道救援组织的捐款送达一个个政治受难者的手中这一往事，早已在民运圈内传为佳话。

生活中的李海就像个苦行僧，不沾烟酒，只求温饱，至今单身。他冬天穿件晴论棉的薄的不能再薄的上衣，脚上穿的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棉窝；夏天则是大裤衩、大背心，背心上布满了数不清的小洞，脚穿一双胶底片儿鞋------在与朋友的交往中，个头矮小、身体单薄、戴着一副深度近视镜的李海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谦虚和宽容，有时还有些腼腆，从外表上无论如何也看不出他是一个中共专制政权恨之入骨的民主斗士。

在2004年5月30日李海刑满释放至今的一年中，李海先生一如既往地坚持民主理念，不断谴责中国政府肆意侵犯人权的罪恶行径，与此同时，中共警方则对他日夜监视、监听，敏感日期间限制其出行、会友。

目前，身患高血压、胆结石、美尼尔综合症（这些疾病是在北京良乡监狱长达9年的服刑时落下的）的李海先生无工作、无收入、无钱治病，穿衣吃饭靠年近80岁的父母的退休金维持。
(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寒山：从史景迁纪念赵紫阳谈起

寒山：从史景迁纪念赵紫阳谈起
(博讯2005年4月09日) 
     史景迁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耶鲁大学教授，去年是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只有一年的任期，实际上是一个荣誉性的头衔，具体工作由三位副主席来做，因此他们的任期是三年。在美国历史学会一百多年的历史上，只有两个汉学家担任过这个职务。 (博讯 boxun.com)    史景迁的英文名字叫JONATHAN SPENCE，因为他研究中国历史并崇拜司马迁，所以取了这个中文名字。这里我们要说的不是史景迁研究中国历史的心得，而是不久前赵紫阳去世后他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最近有人翻译成中文，题目叫“赵紫阳逝世：对英烈的恐惧古已有之”。 
     
    史景迁在文章中说，中国历史上在关键时刻一直有仁人义士为改革和反对暴政而献身，他们的名字使统治者们感到恐惧，例如戊戌六君子、宋教仁和闻一多。赵紫阳当年因为反对镇压学生而被中共废绌，后来虽然没有被杀，但长期被软禁。他逝世后中共竭力压制对他的纪念，正表现了这个政权对英烈的恐惧。 
     
    史景迁的这篇文章就内容来说，在众多的对赵紫阳的评论和褒扬中毫不起眼，但他的身份却使得这篇文章有点非同一般。美国有难以计数的人在研究中国，很多人不但以此当上了教授和研究员，而且常常申请到数万甚至数十万上百万的研究基金。他们并不是不了解中国的现状，但愿意公开在重大问题上发表批判中共政权文字的人是少数。很多人不但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名字被中共列入 “对中国人民不友好”的黑名单上，而且根本就不愿意卷入政治问题。特别是那些不研究中国当代历史和现实的人，本来就没有必要非要去谈中国的政治。 
     
    但问题是，即使在那些专门研究二十世纪甚至当代中国的学者中，在课堂讨论、学术会议和私下谈话中他们可以畅所欲言，但对于在新闻媒体上抛头露面则是敬而远之。即使在报刊上发表政治评论，他们也常常“客观中立”地探讨中国问题的来龙去脉，回避价值判断和道义裁决。 
     
    对比之下，史景迁虽然写过很多和20世纪中国有关的著述，但他更是一个明代和清代历史学家。以他的学术地位和研究领域，换一个人或许会爱惜自己的羽毛，对现实政治持所谓“超脱”的态度。但这一次他在世界性大报上鲜明地表达出自己的好恶，把中共和历史上那些屠杀仁人志士和扼杀改革的腐朽政权并列，表现出了一个历史学家的良知。 
     
    看到史景迁这篇文章时，正是清明时分，加上史景迁文章中提到了中国的“英烈文化”，不由得引起了一些联想。史景迁说，中国腐朽的统治者一贯害怕“英烈文化”，这一次他们也害怕赵紫阳的名字被列入“留名青史的历代改革者的行列”。这当然是对的。不过我想说的是，对于所谓“英烈文化”，中共不但不陌生，反而是中国历史上运用得最为登峰造极的一个政权。 
     
    中共建政以来的一大特色就是无处不在的的“英烈文化”。从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到各个省市自治区直到县一级的“烈士陵园”和纪念碑，可以说遍布全中国。过去每到清明节，所有的学校和单位都要组织去扫墓，还常常在这些墓地举行新党员新团员的宣誓仪式。当我在小学和中学时，记得每年清明节那一天都要在墓地外面等上好几个钟头才能轮到排队入场，在宣读誓词后还要绕着那些死人的坟墓走上一圈。扫墓不过是“英烈文化”的一个部分，学校教育和各种出版物上更是充斥着中共“烈士”的事迹。这个局面直到今天还没有大的改变。在九十年代初，面对“六四”造成的统治危机，中共忽然发下文件，要全国各个城市建造当地的“革命历史博物馆”，一时全国大兴土木，数年间几百所此类博物馆拔地而起，成了当地“革命传统教育”的场所。而与此同时，成百上前万学龄儿童却因为没有校舍而读不了书。 
     
    中共的“英烈文化”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多年苦心经营的。它有两个目的。一是用“成千成万”的死人来证明它的政权的合法性，中共的逻辑是：有那么多人为我党献身，难道还不说明我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吗？二是让中国人民子孙万代都觉得欠了共产党还不完的债，因为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都是共产党人流血牺牲换来的。 
     
    中国人要从中共的心灵奴役下解放出来，就必须拒绝中共的“英烈文化”。总有一天，清明节时人们不用再被迫前往那些“烈士陵园”，而是去悼念数千万中共极权统治受难者的英灵和冤魂。 

    ——自由亚洲电台

岳芸：清明未到中共已胆寒 专访北大李海

李海(左)探望不久前被公安便衣暴打受伤的胡佳(大纪元)

清明未到中共已胆寒 专访北大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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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日讯】(记者岳芸采访报导)中国传统的民俗节日清明节在台湾与香港，人们祭拜祖先、扫墓、慎终追远。而在中国大陆，因为1976与1989年的四五运动对政权的冲击不小，导致今年清明节还未到已经令中共相当胆寒，防范民众追悼今年初病逝的赵紫阳。民主人士李海在受访时表示，这种做法肯定是使人更加离心离德。记者于北京时间4月2日晚间采访李海，六四镇压时，他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班研究生。李海说已好久没去北大了，现在不知道情况怎样。“这些年北大让人失望的东西可能会多一些，但是像给中宣部上书的焦国标这样的还可以。”李海表示。
关于这次清明节，李海说没想做什么事情，因为在监狱待了九年，回来已十个月了，他只是想休息一下，适应一下吧。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从李海出狱以后，这已是第八次限制他的自由了。第六次是赵紫阳逝世的时候，限制他半个月的时间；这次恐怕要长一些，大概要二十天。第七次是开两会的时候，软禁了十五天。然后他休息了几天，一个礼拜还不到，又开始限制他的活动，就是这次。

出狱不到一年即八次被禁足，赵紫阳逝世的时候，被限制半个月不准出门(大纪元)

李海说：“这个很讨厌的，如果我出门它们跟踪我就谢天谢地了。问题是它们根本不允许我出门，现在经由我与它们争了之后有个变通，就是我到附近买点食品还可以啦，但是其它事就不可以了。如果我想做自己的事，就不许可了，要经它们批准，就是什么事都不能做了，等于就是软禁了。”
整个三月份有三十一天，只给李海六天的自由时间，其它时间都被软禁。
李海：“特别是这一次，清明节是4月5号，它们3月26号就来了。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清明节也没任何打算，我现在唯一的打算就是不希望它们这样，能够过我自己想过的生活。”
帮助六四受难者家属而入冤狱
在被关押的九年时间，李海都在北京郊区的监狱，没换过其它地方。李海说，九年时间里很突出的一点就是虐待，虐待还比较严重的，就是搞精神上的摧残、折磨。通过折磨来洗脑，如果不屈服就要洗脑，剥夺睡眠，犯人不断的来找碴、骂呀，就是不断的折磨你，做一些非常繁琐的劳动，不是体力上的，而是精神上非常繁琐的折磨。
那么，他如何挺得过来呢？李海说：“我认为我没有错，这个案子它制造的很虚假，所以这个东西我不可能承认的。”
当时李海帮助了一些因为六四而受难的家属，把中国人权的人道帮助的钱转给这些家属，因为这样的事情它们就捏造了李海的罪名，变换了好几个罪名，最后就判他九年，给他捏造了三个罪名：流氓罪、泄露国家秘密罪、刺探国家秘密罪，最后的罪名是指像特务一样刺探。
家人对李海的冤狱是很同情的，入狱那些年父母每个月都去看他，这样就看了八十个多月吧。李海父母亲年龄都很大了，今年父亲78岁、母亲73岁，那段期间每个月都跑，非常辛苦。
北京成了公然犯法的地方
“现在我越来越明白流氓是什么意思了，‘流氓治国’用来形容大陆很贴切。那段时间我以为流氓是特例，用各种非常不光彩的手段，让人一眼看穿的手段来迫害我，把我硬性关押九年，当时我以为只是某些的个别流氓行为。”李海说道。
北京是国家的首都，应该展示自己法治文明的地方，公安机关是国家的执法机关，应该是执行法律、保卫法律的。而在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就是它的立法机关，最高权力机关在那里起作用，法律应该得到非常严格的遵守。李海这么认为。
结果出狱之后，李海在短短三百天左右发现，在首都，人民代表大会或政协开会的时候，它们公然由公安出面来违法，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这是对人的权利的剥夺。它们也不否认违法，而且违法的规模很大，当时大概是几十人，可能还要大，而且每人都被剥夺了半个月的自由，公然的这么做。
3月2号下午到3月17号，十五天半的时间，李海被软禁了。其他民主人士也同样的遭遇，以其规模大、时间长、密集程度高，这些都是明显的违法。
李海说：“因为我们根本不准备在两会期间做任何事情，我唯一关心的是把自己的事做好，把自己的身体养好，它们就跑回来这样软禁，没什么理由，也没有法治上的依据。”
“事实上的理由也没有，就整个剥夺了。我觉得这就说明这样做的决策人，可能就以此要向全世界来表明，它们不怕中国的法律，它们敢于最大限度的违背法律，这就是它想折腾人的生命吧。”李海表示。
“人民代表大会是15号闭幕的，17号还来，18号才许我自由。到了20号又来找我，因为赖斯来了，20、21号又不允许我出门。22号我松了一口气，以为至少有十天的时间是自由的吧，到了26号它们又来了。”
因为说自己是冤屈就被看管
访谈时，李海颇关心齐志勇的状况，说齐特别不容易，身患四五种病，高血压、糖尿病、肝炎、脑血栓，对人来说很有危险性的，而且经济上也很困难，又是残废的，腿遭打掉半条，现在对他的看管也是很严的。
“齐志勇只是说了些话，对自身的遭遇没有保持沉默，说自己是冤屈的，只因为这点，现在就把他当犯人一样，这对法治国家是很奇怪的事。如果你依照法律办事就要消灭你，要剥夺你的自由；你要违背法律这倒好，这样看起来就是暴力统治。”
李海说：“希望你们多关注齐志勇，他现在本身是非常困难，精神上也很苦闷，主要是今年太密集了，今年对我们的看管太密集了，这次是第四次了，现在才三月份刚刚结束。第一次就是赵紫阳去世，第二次是两会，第三次是赖斯，第四次是清明。”
“实际上它们对自己的共产型态了也不信了，它们的意识型态对外人可能是有害的，对它自己还有个约束力。如果它们按照人看起来很光彩的意识型态去做事的话，至少有些个人的事它们做不出来。”
“它们现在的意识型态就是流氓无赖了，就是我怎么做都可以，这样的事如果被统治者来做，只是危害到一个人或周围的几个人。可是它们是统治者，它们要求的权力就是要统治一切人，所以一个流氓如果骑在很多人头上那就祸害很多人。”
中共只顾自己不管别人
至于像齐志勇、王国齐被警方带走，李海说那种软禁方式比他现在这样还要不舒服一点，就是把你带到宾馆或者招待所。
“我什么都没做啊，凭什么把我带到这里，我现在就是想不清这道理。如果我什么也没打算，凭什么把我软禁起来？”李海道。
在中国这地方，它们好像想把这件事情变得习以为常。它们折腾的方式真是很奇特的，因为没理由嘛，它这样的统治方式肯定是使人离心离德了嘛，它只顾自己不管别人了。李海表示。
最后，李海非常谢谢海外朋友的关心，虽然封锁得很厉害，有网路的海外支持，把它们的邪恶曝光，有些会比较收敛一点，这肯定是有效果的，其实它们也怕丑。@
(http://www.dajiyuan.com)

4/3/2005 8:48:21 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