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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6月4日 星期日

【六四见证】一九八九年六月初北京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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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3年6月02日消息】     一九八九年六月初北京的回忆

    ·胖 子· (博讯boxun.com)
    六四事件的是非成败,已经众说纷纭,将甏恐怕也要争论不休。无论怎样评价,这件事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发展的进程,改变了千千万万个中国人的命运。人们有权利知道这个事件的事实真相;每一个当事人或目击者都有义务讲出当时的事实。现写下自己所见所闻的那些事情,算是事件的一点儿侧面,希望能帮助众多的当事人引起关于六四的回忆,尽早使人们对事件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

    一九八九年五月底,电视台播送着晚间新闻,女播音员仪表端庄,声音平和地报道:北京市区宣布戒严已经十天,戒严部队仍未到达指定地点(电视画面显示大队的军车和疲惫的战士),北京市区秩序井然(画面是平静的街道)。很多人整天观望着,思考着,讨论着,争论着这僵持的事态究竟如何发展。当时很多人基于不同的立场,出于不同的考虑,极力劝说广场上的学生撤出,给政府个台阶下,使事件和平解决。至于政府方面的情况则不得而知。由于双方都不肯让步,终于导致一场悲剧。

    从六月一日左右,情况起了变化,在北京到处流传着新的故事。最常见的说法是:大批三五成群身穿白衬衣黄裤子的年轻人从郊区或外地往北京来游览,不断地向行人打听天安门广场位于何处。当卖冰棍的大妈问他们从那里来时,则支支吾吾答不上来。结果被大妈们指向相反方向。当然也有其他版本,比如从他们身上搜出木棒菜刀之类,听起来象黑社会闹事的味道。我住的大院里也传说各单位的汽车牌子要都收缴上去,借给戒严部队使用。不过我倒是见到一辆挂军车牌照的越野车被群众拦住,两个穿便衣的人被揪送到学生组织,说是进城侦察的特务。

    六月三日早晨刚上班,就听说头一天晚上一辆军车强行冲进北京,在木樨地把拦车的群众撞死了。学生和群众要抬尸游行。到了中午,又听说在西单附近群众截获了一车武器,军队要动手了。下午有人跑回来说,军民因争夺武器发生了冲突,军方使用了催泪弹。一时众说纷纭,人心惶惶,山雨欲来风满楼,大家都没有心思工作。来到公共汽车站,发现刚恢复通车没两天的公共汽车又停驶了。到家时已经将近六点钟,电视里正播放着戒严指挥部的通告,要求市民留在家里,不要上街。在楼道里做饭的时候,一邻居问我去不去广场看自由女神像。自从学生们在广场上竖起了自由女神像,晚饭后带着孩子去广场就成了很流行的举动。我对邻居说:没听见戒严指挥部通告啊,不许出门!邻居两眼一瞪:怎么着,他们还能用机关枪把我们孩子给突突了?!话是这么说,她也和我们一样呆在家里看电视。另一个邻居看我们都胆小怕事,不顾妻子的劝阻,单独去了广场。他这一去,二十四小时后才回来。老婆孩子忧心忡忡,望眼欲穿,我们也跟着虚惊一场。

    电视里不断地重复着戒严指挥部的通告。晚间的新闻联播证实了关于军车肇事的传闻,不过官方的说法是一辆武警的车因雨后路滑车速过快,驶向便道将路边乘凉的市民撞死,请大家不要听信谣言等等。看完新闻联播之后,大约八点多一点儿,骑车来到玉泉路口,看到马路上到处是砖头瓦块,几根木制电线杆横在路上成了路障。听周围的人说:本来被堵在石景山,古城一带的军车突然强行通过,高速向城里冲去。遭到堵截时就用砖头瓦块向市民还击。军车的速度很快,绕过路障时几乎翻车。大家找来很多砖头,准备等军车再过来时和他们对打。我因穿着拖鞋,行动很不方便,砖头飞来时躲不开,就决定回家换了鞋再来。

    大约十点半左右,孩子睡了之后,妻子和我步行沿玉泉路向南朝地铁车站方向走去。过了高能所大门之后约一二百米,突然听到啪啪两声脆响从地铁方向传来,仅仅过了一二秒的时间,就听到连续不断的枪声,还可以听到子弹从头顶上飞过的呼啸声。我骂了一声:他妈的,真开枪了!拉了妻子就往回跑。本来在十字路口附近的人也一边骂一边沿着玉泉路往北跑。跑了几百米,枪声停了,我们也停了下来。站在那里听了一会儿,没有什么动静,一部分人赶快回家了,但大多数人又回去看看究竟。我也想回去看一看,可又怕当兵的再开枪,就来到高能所后门,从院里穿过去。估计他们只用冲锋枪机关枪,不会用榴弹炮火箭筒之类的重武器,有院墙掩护不会有大问题。

    来到科大研究生院在复兴门外大街的大门,门里门外有很多人。听了听,看了看,没什么异常,就走了出来。门前的路上停了几十辆军车,全是卡车和通讯车,既没有坦克也没有装甲车。在玉泉路和复兴门外大街的交叉路口,停着一辆很大的装满碎石的矿山工程用车,挡住了军车。听周围的人说:原来的路障拦不住军车,很多军车冲了过去;正好这辆卡车来到这里,司机开车挡住了后面的军车。人们围住了军车,与当兵的辩论。就在双方争执的时候,突然从玉泉路南段靠近十字路口的地方两辆后面开门的北京212吉普上飞来密集的子弹,有人中弹倒下,很多人四散跑开,然后两辆吉普飞驰而去,转向太平路,不见了。在玉泉路的南段人很少,没有人能说清这两辆车什么时候来的,连什么人开的枪都说不清楚,有人说是军人,有人说是武警。地上有大片的血迹,有两人受伤,一人背后中弹,子弹从前胸穿出;另一人大腿中弹,大概股动脉受了伤,也流了很多血。两个人被送到附近的航天部中心医院。所有这些过程,在场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军车上的战士站的很高,看得更是明明白白。我来到军车跟前,人们愤怒地质问军人为什么对这手无寸铁的平民开枪。士兵们向往常一样,怀里搂着枪站或坐在卡车里。不知他们是否和我们一样愤怒,从一张张年轻的脸上可以看出,他们和我们一样震惊。车上的官兵被自己看到的事实惊呆了,他们没法回答人们的质问(也包括自己的质问?),大部分人闭口不言,只有少数人不断地重复着:我们没接到这样的命令,我们不会开枪。一些军官站在通讯车周围,看起来他们正在和上级联系。

    大约十一点半到十二点之间,我们在回家的路上听到从东边,即公主坟、木樨地方向不断地传来枪声。人们从永定路和五棵松那边也送来一些受伤的人。我问那些送伤员的人,在五棵松有解放军总医院和北京军区医院,在永定路有武警总医院,为什么不就近送那里,反而跑这么远。送伤员的人忿忿地说:送了,他们不收,他们只收部队的伤员!

    第二天早晨是六月四日星期日,天刚刚亮,我就骑车出去了。玉泉路口的军车不见了,马路北边地铁车站的玻璃上有很多枪眼。弹孔都很小,穿过玻璃之后又打在对面的墙或玻璃上。沿马路往东去,一片狼籍,不时可以看见地上已经发黑了的血迹。远远地就可以看见五棵松十字路口躺着一具男尸。这人身穿白色短袖衬衣,深色裤子,内衣是北京人叫作老头衫的白色圆领背心,看体形大约三四十岁。他头部血肉模糊,身上却不见枪伤。边上有个人告诉我:这人昨天晚上想挡住飞驰的军车,当时就被撞死,也就没送医院。

    到处是三三两两的人群,议论着发生的事情。大多都议论着被打死的人数,当时的数字大多是几百人。

    回到家里,电视里正播送着解放军报社论,电视只有声音没有图象。解放军报社论告诉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一举粉碎了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八点左右,收音机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英文节目Radio Beijing。男播音员的声音与平常不一样,很激动地向外界播送着成百上千的平民在北京的街道上被军人打死的消息。

    十点左右再出去的时候,外边的人多了起来。人们谈论的话题仍然是死亡的人数,这时的说法已增加到几千人。有一个中年妇女说刚刚过去一辆轿车,车上一个西方人从车里伸出两个手指,喊着:两万多啊,两万多啊!大家根据见到的听到的和自己的想象,都相信这个数字。刚刚过去几十辆坦克和装甲车,横在玉泉路口的木制电线杆已成了一片碎木屑。铁道兵大院墙外停着一辆坦克车,很多人围着坦克,我也凑了过去。坦克车的盖子掀着,一个战士坐在上面,对人们的指责和谩骂置之不理,可以听见坦克里有人说话。看起来是坦克出了故障,掉了队。坦克的外观很粗糙,钢板之间焊接的痕迹都很清楚,没有抛光。后来看到别的装甲车时,也有类似的印象,像文革武斗时自制的土坦克。事后有人就说这些坦克和装甲车都是报废的,就是送来让你烧的。人们的这种说法还有其他的理由来支持,因为到处都有抛锚的军用汽车坦克装甲车。也有人说这不是官方的阴谋,而是士兵们有意弃车。

    来到五棵松,原来躺在五棵松十字路口的尸体不见了,只剩下一片约双人床大小,紫黑色的紧紧地与水泥地面粘在一起的混杂着衣服纤维的薄薄的肉酱。我不禁惊呆了。看着路面上清晰可见得的坦克车履带轧出的印迹和这一片薄薄的肉酱,呆呆地站了好一会儿。以前见过淹死的、烧死的、上吊死的、被枪打死的各种尸体,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这一片肉酱与一个人联系在一起。周围的人们议论着死者的身份,各种说法都有,一天之内有好几起失踪者的家属根据传说的衣着特征哭着来辨认,但没人能确定死者的身份。如果撞死的时候没有熟人在场,他的身份可能将永远是无法辨认了,亲属们可能到现在还在盼望着他能奇迹般地回来。据说当天下午解放军总医院的一个老头用铁锹铲起来,装进塑料袋里拿到停尸房。

    本来打算继续往东走,到公主坟木樨地那边看看,迎面碰到一个熟人。他是北京一个大医院的外科医生,当时正在复兴门外医院帮忙,刚刚下了夜班回家。他告诉我,从六月三日晚十一点多起,陆续送来很多在木樨地一带受伤的平民,大约有七八十人,或许有一百左右。因为很多人送来的时候就已经死了,放在医院外边;也有一些伤得不太重的又转到其他医院。他处置的全都是枪伤,没见到什么橡皮子弹头,是真子弹,还是炸子儿。他用手比画着伤口的大小,大约八九公分。我就说:五六式自动步枪的威力很大,近距离射击的时候,在身体上的入口很小,出口都很大,不一定是炸子儿。听说我打算往木樨地天安门方向去,他马上拦住我:别去,那边还打枪呢!在我们回家的路上,看见坦克还停在那里,车上的军人已不见了,很都人围着看。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停了下来,说了声:烧丫的!但当时并没人响应。

    到了下午,军人们遗弃的各种车辆被市民烧毁了,几千辆用来当作路障的其他车辆也被烧毁了,可以看到北京城里到处是滚滚的浓烟。事后我到外地探亲,一个亲戚问我:究竟北京有多少暴徒呀,一天之内就烧了几千辆军车,打死打伤那么多解放军。我也不敢和中央文件唱反调,随口说了一句,大概有几百万吧。

    六月四日是星期日,很多人都没上班,聚集在院里谈论着耳闻目睹的各种消息。附近的大部分住户是航天部中心医院的职工,很自然地就谈到了昨晚送来的伤员。从玉泉路口送来的两人中,有一个是很多人都认识的。他是航天部中心医院一个护士的儿子,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星期六晚上与女朋友一起出去玩,在回家的路上一颗子弹从背心穿过,打成重伤。从永定路五棵松那边送来五个人,有一个也是很多人都熟悉的,他是航天部某研究所离休的前党委书记。他曾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在国民党和美国人的飞机大炮下安然无事,却在六月三日晚上站在马路边的人行道上被几颗子弹击中。同时被击中的还有一个武警。这个武警是在武警总医院住院的病人,也是站在人行道上被解放军的几颗子弹击中。他是被送往航天部中心医院的七个伤员中唯一因伤势过重而死亡的人。

    人们尽管亲眼看见,但仍然不能相信用冲锋枪向他们射击的是人民的子弟兵。有人一口咬定解放军的坦克碾平了天安门广场的帐篷,死了至少几万人;而我的那个在广场呆了一夜的邻居则反驳说,他是早晨清场的时候才离开的,没看见死人。除了平民以外,也有提到了死伤的军人。有一个人就讲了他如何把被市民打伤的军人送到急救中心。还有人说在翠微路附近,一辆军用越野车在翠微路附近因车速过快,转弯时翻车失火,周围的人或是害怕或是因为是军车而不愿去救人,几个军人就烧死在车里。在以后表彰共和国的卫士时,的确有几个人死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也未提及英雄事迹。人们还争论是否应该救受伤的军人,多数人都认为应该救出所有受伤的人,不管是军人还是平民;反驳的一方又提起军队的医院不收平民伤员的事。一个年轻人忿忿地说:昨天的(指六月三日)那车枪我说大家伙儿就地分了,那些学生就是不让分,这可倒好,干挨打。很多人赞同地表示,如果有枪就和他们拼了。当时人们只有震惊和愤怒,丝毫没有害怕。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如果有一颗原子弹,我愿与他们同归于尽。

    晚上十点左右的晚间新闻,播音员杜宪和薛飞身穿着深色服装,声音低沉感情悲哀地播送着平暴的消息,向北京之外的人们证实了传说中北京发生的事情。那是他们两人的最后一次播音,这次播音给它们带来了麻烦,也使他们成了人民心中的英雄。

    难忘的六月三日、四日过去了,震惊和愤怒过去了,随之而来的是恐惧。北京城处于恐惧之中。人们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上街,特别是不到东西长安街等主要街道去。一天上午,我到玉泉路科大商店跟前的农贸市场去买东西,刚要出大院门,突然被一大群蜂拥而至从外往里跑的人挤了回来。人们一边跑一边喊: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我躲在门后望外看,街上空无一人,绝大多数的摊位主人不知去向,只有几个人趴在地上,不知是来不及逃走,还是舍不得自己的货物。过了好一会儿,才开过来一队军车,军人们荷枪实弹,虎视眈眈。先是怕军人开枪,再过两天又怕军队之间火拼。本来军队进了城,占领了天安门广场,就该撤军安民了。可实际上直升飞机轰轰隆隆低空盘旋,坦克大炮往返穿梭继续往城里开。到处是军队之间火拼的传言,外国的新闻广播也跟着兴风作浪,偏偏那几天南苑方向还真是隐隐约约地能听见炮声。等风声稍缓一些,赶紧离开北京到了外地。出了火车站,看着繁华的街道,熙熙攘攘的人群,再也不用担心飞来的流弹,突然想起了唱过好多遍的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晗百姓怕解放军,解放军也怕老百姓。军队进城以后,动用了大量人力打扫街道清除路障。打扫街道时,前面几辆军车开路,中间是两排扛扫帚的士兵,后面又是军车。每一辆军车上都有十几名士兵,表情严肃神色紧张。车的正前方架着轻机枪,车厢两边各有二至三名士兵枪口向下,对着路旁的行人;二至三名士兵枪口向上,对着两边的楼房;车厢后面的士兵是枪口对着正后方。以后看电影见到美国大兵通过贝鲁特西区或是以色列士兵驱车加沙地带时,总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日,我们单位的党委会决定与戒严部队一起在中关村礼堂联欢,请解放军看电影。当时有很多传言,说是在慰问解放军的西瓜、汽水里掺毒药。我们单位的党委书记怕解放军不敢去看,特地说明是军民联欢,大家坐在一起,结果还是以安全为理由而婉言谢绝。复兴门外一带有很多解放军各总部的大院,平时出出进进的到处是穿军装的。六四以后,除了戒严部队,整个夏天没见过穿军装的。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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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5月30日 星期二

    六四回顾:只要党露一露真面目,人民就觉醒一点儿

    作者:王大道

    【5月30日讯】党文化蒙人

    由于我六月三日夜里两次路过天安门广场,我后来经历的是东长安街和大北窑这边儿的“六四”早上,所以16年来我一直以为我是见证人,我都经历了。党文化又给我大脑里灌输的都是电视里西单被烧的那个大兵,当时电视里天天都是这些镜头。一个朋友看了我的文章《我也说两句》后对我说,天安门那天晚上开枪了,是射人,人民大会堂顶上有枪射击广场,是他的好友就在场,当场就有人伤了,是他旁边的。我说你不在现场,这不可靠。我昨天看了一整天“动态网”上的六四真相www.dongtaiwang.com ,我才知道六月四日凌晨4点多,仅仅在六部口一处,5个学生被坦克轧死的真相,那可是就在那个电视天天演的被烧死的军人不远处啊,电视怎么只字不提呢;还有张健的证词,一个中校在广场上仅仅离他10米远向他打了3枪。而且是在知道他是学生们的头的情况下开的枪。还有学生头骨被用各种刑具打塌陷后死的。广场太大了,看来那个午夜至清场完毕的四个小时之间,多处都有向人,向学生射击的见证词,这已经利用一天时间在“网上”调查清楚。关于“广场上没杀人,没向人开枪”的说法是谎言,一下就被戳穿了。5个被坦克轧死的学生被运往政法学院的过程中,人们含泪自发护驾。车缓慢到达政法学院时,全校师生已经在那里迎候。五个被轧死的学生在这里向世人展示了几天。约成千上万的人从各校赶来目睹“伟光正”的暴行,盛况空前。这个在事后的北京的电视里和文字报道中也是看不到的。那些6.4见证人的回忆使我的六四真相一下活起来了。我如饥似渴的看啊,非要了解一下我还不知道什么,那天晚上那每一个我能听到的枪声和国际歌声的时间段,我要对上号,广场上,六部口,究竟发生的是党说的放枪,还是杀人。哎,最后明白了:六四以后的一切相关报道,党没说一句真话!看完之后我根本没有感觉我是在国外的16年后,我一整天都是感觉就在现场,就是昨天。当事人的回忆和着泪水就是说昨天。我没有一切时空概念,不想说话,只有泪水和震惊.....

    党是邪灵

    学生们是听了党的话,从天安门撤出走到六部口时被一辆疯狂的坦克横冲直撞轧死的。同时还有12人被轧伤。听党的话,党也达到了天亮之前清场必须结束的目的。那么这个疯狂的坦克还有追过来从学生队伍后面轧人的必要吗,这是人能干的吗,这已经超出人能理解的范围,那么这就是野兽。已经不是人在做事了,那么就是本质,九篇揭露共产党本质的文章刻画得再贴切不过了,是邪灵,党的本来面目就那样,只不过它包装了又包装,露给人们的,给人们55年灌输洗脑的是它的包装,面纱而已。否则它如何能55年执政呢。就像党的所有一把手都没有好下场,党却总能发展一样,从人的层面根本解释不了,那么是超出人理,常理了。那不就是超常的了吗?那不就是另外空间的灵体吗!党把精英都杀光了,党还那么活着,你说它是什么吧。

    党叫人出卖灵魂

    体育学院的方政也是那六四凌晨4点多坦克压人的见证人,还活着的12个被轧伤的学生中的一个。昨天我读到他的回忆时,正想着任何一个被方政舍己救下来的生命都会报答他的。因为他见坦克来了,已经来不及躲闪的情况下,他把一个女同学推到路边,自己双腿却被坦克轧烂,而且是头和上身在坦克的左右履带之间大难不死。结果那个女生回校后,党多次找她谈话,她对一切别人舍己救她的事实都不作证,也就是为了自己的前途,不承认自己是被方政救的。完全顺着党的邪劲儿走了。前面是杀人,后面是株心。据我们这里上海的高等院校的赵博士说,六四给后六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中带来的就是这么一个后果:人人对同学说真心话都要谨慎了。就是他那个学院里人人都不相信别人了。因为党让每个人写在六四中自己干了什么,别人干了什么。不写不算过关。所以人人都怀疑自己被别人也告了。因为自己就是那样被党反复找去谈话而揭发别人在六四过程中说了啥的。

    党煽动人民仇恨学运领袖

    六四后的党宣传机器经常说六四学运的几个头头六月三日夜里都不在天安门现场,以挑起很多人对他们积怨。认为他们贪生怕死。而昨天我看到的一些在场教师和学生不同的回忆文章都证实了,这又是谎言和诬陷。而且还有照片证明。所以劝世人凡是共产党写的文字,开足马力报道的东西都要反过来想。

    历经各项政治运动的人多少知道党的真面目

    从大量的回忆文章看,1989年游行示威一个月来支持学运的很多名人,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认识党的邪劲儿的人在最后清场时都没有来。这就是杀人和株心,谎言和暴力磨砺出来的关键时刻“宁左勿右 ”的文化。不搞政治的文化。 党55年来各次运动的大操练,把每个人都搞得心灰意冷,不问政治。到头来没有更多人见证历史,历史就由着党的一言堂在那里可劲儿编造。真象九评说的,老一辈被骗的死去了,又来骗新一代。16年前学生们,哪怕学生们的领袖们都没有领教党的真面孔,本质,真脸面,所以就在天安门坚守到最后一刻。16年后新的一代学生被篡改历史成性的共产党又骗的极端左,都认为学生六四就是反对政府,闹事,暴乱。一听到真相就是一句话:“我对政治不感兴趣。” 你说这“ 伟光 正”邪不邪?它教出来的年轻人都不懂的最起码的仁,义,礼,智,信。一到展现天性,正义,良心和本性的时候就是这句话:“我不喜欢政治。”

    当年退党人数各个单位都有

    音乐学院的一个朋友刚刚告诉我,六月四日,五日,六日基本上复兴门到西单这段长安街谁去买菜都会扫过来一梭子子弹,近一周根本不能上街的。六四大屠杀中“伟光正”一开枪,很多党员都流泪了,紧接着各个单位都有退党的。几十年的好话说尽的包装都烂了。党一激动没捂住自己的狰狞本相,露了一下,自己从自己多年的谎言包装里露出马脚来了,立即人们就退党了。很多驻外使馆的中共党员更干脆,退党的同时就直接报难民了。当然更多的人被株心了。哀莫大于心死。对什么都不关心,就挣钱挣钱挣钱了。这种株心是邪灵附体到各个单位,去泯灭人的良心。比如那到政法学院参观完的人们今在何方,为什么都不说话呢。他们心死了,走入了永远跪着,不再站起来的自私自保的党文化。这也是最党希望的,紧跟党,以后的政治活动都为了私利而盲目表态。邪灵也看透了人们见利忘义的心思,于是就用高福利捂住了六四后中国知识分子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固有天性。

    象很多当年投奔延安的国民党统治区青年,当年回大陆的爱国华侨青年经历了杀人株心运动后不再相信共产党一样,六四的见证人们也不再信屠夫是“母亲”了。但是任何人,他们说不明白共产党的本质,跨越时空的说清楚,还是“九评”。回顾六四,声援退党,为了更多的新一代青年不要再象“六四学生”那样为了扑上去向党要民主,每一步都听党的话,最后还是被党从背后用坦克轧过来,让我们给大家一个醒脑明目的良方,即永久的人生保险:广传九评,告别中共。

    党在六四后杀人株心更隐蔽了

    六四后的人,无论是维权,还是上访,比如法轮功,从镇压不得人心以后就再也没有公开的迫害,公开的市民叫喊式的支持了。一切残忍的酷刑,身心折磨全部转入地下了。“伟光正” 在中央电视台永远是“经济形势一片大好”,是因为人们就吃这套,越这样报道中国知识分子就越觉得离不开共产党。那邪灵是看得见,你们想什么的。只要你别再关心它的本质是什么,它能不惜一切代价。

    很多知识分子退休金都是2000多元,苦尽甘来,带上孙子,再也不想共产党目前在背地里在干着的那些捣空国库,出卖领土,打压无辜的高德好人群体的事了。也是党文化的思维:“别闹事了,好不容易过上好日子了。” 其实什么好日子啊,买肉馅全是红的,回家融化开一看,全是肥肉用猪血染成的。宁左勿右的党文化灌输,最后大家都不说话,对别人遭难不见义勇为,自己和家人都受益于法轮功也不说公道话的人,六年以后怎么样,都遗害的是自己。所以党,披着伟光正的外衣眼下还能维持着,就是因为人人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六四公开血腥镇压后,党训练每个中国人互相揭发,说假话,人人过关;镇压法轮功后也是人人过关,比赛出卖良心。结果道德和社会风气全都下滑到反过来自食其果。中共的真面目还暴露的不够惊醒世人吗,难道还要再来“六四”屠城,再来迫害法轮功那样逐渐转入地下疯狂杀戮的大镇压吗?不。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不告别中共呢。加速三退,退党自保,争分夺秒;退团自救,争先恐后。动态网的许多六四回顾文章谈到,很多民众见到党指挥枪向学生射击时,都高喊:畜牲!畜牲!这话太对了。但是他们同时忘记了一条最关键的:是每一个中国人供养了这畜牲。告别中共,加速退出它和它的附属组织,它就没有附体的基础了。

    结语:中共离不开人民,中共不生产利润,只能靠附在人民身上存活。中共今天的每一个举动,每一个喘息的机会,直至发展成掌管有两百万军队,一切国家宣传机器,都是我们盲目供养的结果。如果我们不加速三退,就是它的供养群,滋生处。那么再看到它向学生射击时,就不要骂别人了,还是骂自己为什么明知故犯。它用历史多次告诉你它的狰狞面孔了,是你选择不离开它的。一切都是你自己说了算。@六四回顾:只要党露一露真面目,人民就觉醒一点儿

    2006年5月26日 星期五

    徐永海:六四那一夜

     

    北京家庭教會領導人徐永海﹑劉鳳鋼于2004年8月6日被中共以“泄露國家机密罪”判有期徒刑兩年和三年﹐徐永海2006年1月29日從杭州監獄刑滿回到北京。圖為徐永海和妻子李姍娜慶祝劉鳳鋼儿子的生日。

    家庭教會領袖退團 徐永海:六四那一夜


    【5月26日訊】(記者馮長樂採訪報導)89年六四發生的時候,徐永海已經大學畢業在北京回龍觀醫院當精神科醫生,那年他29歲。他和北京缸瓦市教堂的幾十個年輕的教友,在劉煥文組織帶領下,高舉十字架走上北京街頭,多次前往天安門廣場聲援學生。血洗京城的那一晚,徐永海說:我顫慄著為傷員縫傷口到天亮。

    高舉十字向天安門進發

    80年代那時候北京教堂剛剛對外開放,信仰基督教的人在社會人群中還是比例很小。我們缸瓦市教堂做禮拜的人也就是百多人。年輕人就更少了。即使少,我們也要盡我們基督徒的社會義務。於是89年的5月12日我們在劉煥文的帶領下,以我們教會的名義舉著我們教會的標誌、高舉十字架,走上了北京街頭遊行,聲援大學生反腐敗。劉換文當時是「工自聯|」(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糾察大隊總指揮。5月20日北京宣佈開始戒嚴,我們進行了最後的一次集體遊行至天安門廣場。

    坦克車駛入天安門廣場

    6月3日晚上9點多鐘我到了天安門廣場上,看到第一輛坦克車駛入天安門廣場。當時聽有人說,西邊(指長安街西邊)警察和軍隊正往這裡來,已經開始行動。於是我就往西邊走,10點半到11點,我走到了西單路口,突然街上的路燈全都熄滅了。看不到一點亮光。大約有十來分鐘後,我就聽到了槍聲,開槍的聲音由遠而近,聲音越來越大。這時西單路口好幾輛作為路障的汽車被人點著了,火光熊熊,老百姓都奔有火光的地方去了。

    六四午夜12點到凌晨5點,郵電醫院死亡23人

    過了一會兒,我看到從木犀地方向跑過來很多民眾,有的已經受傷了,鮮血淋漓,老百姓驚慌失措四處亂跑。我就跟著大家送傷員,我們把傷員送到西單附近的郵電醫院。從六四午夜12點到凌晨5點,我度過了另我刻骨銘心的最痛苦的時刻。

    我看到當時源源不斷的傷員的被民眾送到這個醫院,背著、抗著、抱著、拖著、樓上樓下,樓裡樓外全滿了。200-300多張床位沒多久在都擠滿了。傷員血肉模糊、哀號不斷。

    徐永海哽咽著回憶起他當時目睹的慘狀:一個人胳膊上一個大洞,連著一點肉,骨頭已經斷了;一個人後脖子上挨了一槍,已經死亡;有姐弟倆一起來,結果弟弟還沒有等到救治就斷了氣,姐姐這個哭啊,她特別痛苦……我當時也很痛苦。到我離開醫院的時候,已經死亡23人。我現在回想起來這些,非常痛苦,我真的很不願意去回憶……當時我是滿身、滿手都是鮮血……

    為傷員縫合傷口

    我沒有想到一個向來標榜「共產黨的軍隊是為人民的軍隊」、「人民的子弟兵」居然真的向人民開槍。看到這無比慘烈的事實,我的心在顫慄。我毅然決然留了下來救傷員,並找到郵電醫院的值班醫生,亮出我的工作證。說實在話,當時我在回龍觀醫院精神科工作,畢業後沒做過外科手術。當初也只是在北醫上大學實習時做過外科手術。因為值班醫生人手不夠,我就上了。

    我負責給傷員縫合傷口。當時我的第一個傷員是頭被砸傷,我剪去他的頭髮,洗乾淨傷口後縫合上。這時我發現他帶著綠色的領帶,再仔細看原來是一個武警!一個十多歲的孩子。旁邊的人都跟他說,你快把領帶摘了,不然會被打死的。

    據當時有人說在木犀地第一波衝上來的是武警,他們都是手拿木棍,與阻攔的百姓對打,百姓用磚頭砍武警,很多百姓被他們打傷。我面前的這個孩子可能就是這樣受傷的吧。第二波才是手持衝鋒鎗的現役軍人,他們向學生和民眾亂掃射。把這些無辜的人當「暴徒」隨意射殺。

    我一個接一個的做著縫合手術。後來還幫助去安置作好手術的傷員。這一宿槍聲不斷。我的淚水一次一次奪眶而出。

    凌晨5點了,我突然想起媽媽,她一夜沒有見到我,她老人家一定著急呢!於是我急忙往家趕。媽媽惦記我和妹妹整夜都沒合眼。

    沒幾天大家都知道,北京很多醫院救治了很多傷員,也有很多人死亡。因我母親害怕,就不讓我再出門。那些天,我們看到空中的直昇飛機不停的往返於天安門廣場。

    六四後開始清查,很多人因此入監獄。

    槍聲擊碎共產主義信仰 很多人去了教堂

    徐永海說:六四老百姓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這個時候他們都在開始思索。共產黨說得太好了,古今中外的好話都讓它說了,可做的也太絕了。說與做完全不是一碼子事情。老百姓怎麼相信它?也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人們放棄了原來的共產主義信仰。他們看到共產黨不能救中國,不能改變人心。共產主義被人民拋棄。於是很多人去了教堂,走上信仰上帝的路。

    據我瞭解:90年中國的基督徒大概只有幾百萬人,到2000年,中國信仰基督教人數已經達一億人。人數增加十倍以上,可以說是一個奇蹟。

    我是89年2月去的缸瓦市教堂,當時的教堂只有300過個座位,後來擴建到能容納700人。去做禮拜的幾乎都是上了歲數的人。那時候每星期四晚上才有青年人聚會。最多的時候有30-40人。六四後教會人數明顯增加。93-94年做一場禮拜已經裝不下那樣多的人啦,需要做兩-三場禮拜。到 2000年禮拜增加到5堂。後來教堂有加蓋,每次禮拜能容納1000多人了。

    聲援千萬退黨,公開退團隊

    徐永海表示:我今年46歲,在我們年輕的時候,我們都是真心的相信共產黨。共產黨說共產主義是讓大家過好日子,過共同富裕的日子。可是現實生活告訴我們不是那樣。真正過好日子的上他們那些人,那些少數利益集團。廣大百姓沒有過上好日子。反而越來越貧困。拆遷問題,住房問題,農民失地問題、下崗問題,教育問題等等,層出不窮。貧富懸殊兩極分化。他們是靠勞動所得嗎?不是,過去的資本家是經過幾代人努力,成為百萬富翁。而中國的百萬富翁、億萬富翁是一夜暴富。他們把勞動人民多年的勞動積累變成他們自己的了。花天酒地揮霍無度。我們都是共產主義信仰的受害者。人欺壓人的現象太普遍了。這是我們基督徒所不容的。我們一直在維權。

    我小時候加入過少先隊,那個時候我還真信共產黨的說教。為人民服務。到中學的時候我有自己的思想和主張,所以中學時代我沒有加入共青團。79年我考上大學,全班除了黨員就是團員,只有我一個人啥也不是,最後沒辦法,大家逼著我入團。我就入了。

    《九評共產黨》我已經看過。千萬人退黨的消息我從網上看到。共產主義在人民心中早已蕩然無存!我已經是基督教,有了自己信仰與追求。

    我現在鄭重聲明退出曾經加入過的少先隊、共青團。(http://www.dajiyuan.com)

    5/26/2006 10:07:54 PM

    本文網址: http://www.epochtimes.com/b5/6/5/26/n1331217.htm

    家庭教會領袖退團 徐永海:六四那一夜

    家庭教會領袖徐永海:六四那一夜

     

    北京家庭教會領導人徐永海﹑劉鳳鋼于2004年8月6日被中共以“泄露國家机密罪”判有期徒刑兩年和三年﹐徐永海2006年1月29日從杭州監獄刑滿回到北京。圖為徐永海和妻子李姍娜慶祝劉鳳鋼儿子的生日。

    家庭教會領袖退團 徐永海:六四那一夜


    【5月26日訊】(大紀元記者馮長樂採訪報導)89年六四發生的時候,徐永海已經大學畢業在北京回龍觀醫院當精神科醫生,那年他29歲。他和北京缸瓦市教堂的幾十個年輕的教友,在劉煥文組織帶領下,高舉十字架走上北京街頭,多次前往天安門廣場聲援學生。血洗京城的那一晚,徐永海說:我顫慄著為傷員縫傷口到天亮。

    高舉十字向天安門進發

    80年代那時候北京教堂剛剛對外開放,信仰基督教的人在社會人群中還是比例很小。我們缸瓦市教堂做禮拜的人也就是百多人。年輕人就更少了。即使少,我們也要盡我們基督徒的社會義務。於是89年的5月12日我們在劉煥文的帶領下,以我們教會的名義舉著我們教會的標誌、高舉十字架,走上了北京街頭遊行,聲援大學生反腐敗。劉換文當時是「工自聯|」(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糾察大隊總指揮。5月20日北京宣佈開始戒嚴,我們進行了最後的一次集體遊行至天安門廣場。

    坦克車駛入天安門廣場

    6月3日晚上9點多鐘我到了天安門廣場上,看到第一輛坦克車駛入天安門廣場。當時聽有人說,西邊(指長安街西邊)警察和軍隊正往這裡來,已經開始行動。於是我就往西邊走,10點半到11點,我走到了西單路口,突然街上的路燈全都熄滅了。看不到一點亮光。大約有十來分鐘後,我就聽到了槍聲,開槍的聲音由遠而近,聲音越來越大。這時西單路口好幾輛作為路障的汽車被人點著了,火光熊熊,老百姓都奔有火光的地方去了。

    六四午夜12點到凌晨5點,郵電醫院死亡23人

    過了一會兒,我看到從木犀地方向跑過來很多民眾,有的已經受傷了,鮮血淋漓,老百姓驚慌失措四處亂跑。我就跟著大家送傷員,我們把傷員送到西單附近的郵電醫院。從六四午夜12點到凌晨5點,我度過了另我刻骨銘心的最痛苦的時刻。

    我看到當時源源不斷的傷員的被民眾送到這個醫院,背著、抗著、抱著、拖著、樓上樓下,樓裡樓外全滿了。200-300多張床位沒多久在都擠滿了。傷員血肉模糊、哀號不斷。

    徐永海哽咽著回憶起他當時目睹的慘狀:一個人胳膊上一個大洞,連著一點肉,骨頭已經斷了;一個人後脖子上挨了一槍,已經死亡;有姐弟倆一起來,結果弟弟還沒有等到救治就斷了氣,姐姐這個哭啊,她特別痛苦……我當時也很痛苦。到我離開醫院的時候,已經死亡23人。我現在回想起來這些,非常痛苦,我真的很不願意去回憶……當時我是滿身、滿手都是鮮血……

    為傷員縫合傷口

    我沒有想到一個向來標榜「共產黨的軍隊是為人民的軍隊」、「人民的子弟兵」居然真的向人民開槍。看到這無比慘烈的事實,我的心在顫慄。我毅然決然留了下來救傷員,並找到郵電醫院的值班醫生,亮出我的工作證。說實在話,當時我在回龍觀醫院精神科工作,畢業後沒做過外科手術。當初也只是在北醫上大學實習時做過外科手術。因為值班醫生人手不夠,我就上了。

    我負責給傷員縫合傷口。當時我的第一個傷員是頭被砸傷,我剪去他的頭髮,洗乾淨傷口後縫合上。這時我發現他帶著綠色的領帶,再仔細看原來是一個武警!一個十多歲的孩子。旁邊的人都跟他說,你快把領帶摘了,不然會被打死的。

    據當時有人說在木犀地第一波衝上來的是武警,他們都是手拿木棍,與阻攔的百姓對打,百姓用磚頭砍武警,很多百姓被他們打傷。我面前的這個孩子可能就是這樣受傷的吧。第二波才是手持衝鋒鎗的現役軍人,他們向學生和民眾亂掃射。把這些無辜的人當「暴徒」隨意射殺。

    我一個接一個的做著縫合手術。後來還幫助去安置作好手術的傷員。這一宿槍聲不斷。我的淚水一次一次奪眶而出。

    凌晨5點了,我突然想起媽媽,她一夜沒有見到我,她老人家一定著急呢!於是我急忙往家趕。媽媽惦記我和妹妹整夜都沒合眼。

    沒幾天大家都知道,北京很多醫院救治了很多傷員,也有很多人死亡。因我母親害怕,就不讓我再出門。那些天,我們看到空中的直昇飛機不停的往返於天安門廣場。

    六四後開始清查,很多人因此入監獄。

    槍聲擊碎共產主義信仰 很多人去了教堂

    徐永海說:六四老百姓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這個時候他們都在開始思索。共產黨說得太好了,古今中外的好話都讓它說了,可做的也太絕了。說與做完全不是一碼子事情。老百姓怎麼相信它?也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人們放棄了原來的共產主義信仰。他們看到共產黨不能救中國,不能改變人心。共產主義被人民拋棄。於是很多人去了教堂,走上信仰上帝的路。

    據我瞭解:90年中國的基督徒大概只有幾百萬人,到2000年,中國信仰基督教人數已經達一億人。人數增加十倍以上,可以說是一個奇蹟。

    我是89年2月去的缸瓦市教堂,當時的教堂只有300過個座位,後來擴建到能容納700人。去做禮拜的幾乎都是上了歲數的人。那時候每星期四晚上才有青年人聚會。最多的時候有30-40人。六四後教會人數明顯增加。93-94年做一場禮拜已經裝不下那樣多的人啦,需要做兩-三場禮拜。到 2000年禮拜增加到5堂。後來教堂有加蓋,每次禮拜能容納1000多人了。

    聲援千萬退黨,公開退團隊

    徐永海表示:我今年46歲,在我們年輕的時候,我們都是真心的相信共產黨。共產黨說共產主義是讓大家過好日子,過共同富裕的日子。可是現實生活告訴我們不是那樣。真正過好日子的上他們那些人,那些少數利益集團。廣大百姓沒有過上好日子。反而越來越貧困。拆遷問題,住房問題,農民失地問題、下崗問題,教育問題等等,層出不窮。貧富懸殊兩極分化。他們是靠勞動所得嗎?不是,過去的資本家是經過幾代人努力,成為百萬富翁。而中國的百萬富翁、億萬富翁是一夜暴富。他們把勞動人民多年的勞動積累變成他們自己的了。花天酒地揮霍無度。我們都是共產主義信仰的受害者。人欺壓人的現象太普遍了。這是我們基督徒所不容的。我們一直在維權。

    我小時候加入過少先隊,那個時候我還真信共產黨的說教。為人民服務。到中學的時候我有自己的思想和主張,所以中學時代我沒有加入共青團。79年我考上大學,全班除了黨員就是團員,只有我一個人啥也不是,最後沒辦法,大家逼著我入團。我就入了。

    《九評共》我已經看過。千萬人退黨的消息我從網上看到。共產主義在人民心中早已蕩然無存!我已經是基督教,有了自己信仰與追求。

    我現在鄭重聲明退出曾經加入過的少先隊、共青團。(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網址: http://www.epochtimes.com/b5/6/5/26/n1331217.htm

    家庭教會領袖退團 徐永海:六四那一夜

    2006年4月29日 星期六

    天网:中国第一个89死难者索赔案取得成功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采访报导)人权网页天网(www.64tianwang.com)星期五宣布,中国第一个89死难者索赔案取得成功。天网多年来协助家属维权索赔,负责人黄琦向记者宣布了这一消息:“天网公告:中国第一个89死难者索赔案取得成功。2006年4月25日,89死难者周国聪母亲唐德英前往天网网站主持人黄琦家中,书面提交了其子周国聪索赔案取得成功的文字依据。
    同 时,唐德英和天网全体义工向海内外帮助周国聪维权案成功解决的朋友们表达最衷心的感谢。同时,我们更希望中共当局将周国聪受赔案变通处理的创造性模式迅速 推广到全中国,为饱受苦难的89死难者家属、89参与者、89同情者或其它重大历史案件受害者,提供人道主义的帮助,作为化减最大仇恨,最终实现全民和解 的一个前瞻性步骤。”
    89死难者周国聪的家属在上访多年后,得到成都市有关部门以困难补助的名义赔偿7万元钱。
    黄琦表示,当 局虽然没有书面承认责任,但这次赔偿意义重大:“就是涉及到六四死难者这种情况来说,由于在这十几年的过程中,很多要求赔偿的人都受到这样那样的压迫,所 以没有强烈要求政府赔偿。我觉得他们还是应当拿起法律的武器,从法律的角度理性的向政府、向当地有关部门要求赔偿。
    同时我相信中共当局把政 治案件变成民间维权索赔,是灵活变通的方法。因为我们天网在维权过程中有一个基本的观点,效果是检验民间维权的最好标准,而不是它的伟大意义。说实话,我 们中国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受害的弱势群体,他们最关心的还是谁能够解决他们目前的现实生活,而且他们已经遍体鳞伤、伤痕累累了。”
    在天网网页上有该付款协议的照片,条件是当事人必须立据保证息诉。当局在信访问题一栏中填的是:反映其儿子在89年六四风波中无故身亡。
    当年15岁的工人周国聪,是89 年六月六日,在成都天府广场的示威活动中被成都宁夏街派出所带走的,关押在看守所时被打死,并被火化。
    黄琦告诉记者:“见证了这个过程的一些人,他们向我们提供了一些情况,但是我就觉得他怎样被打死这个问题上面,如果把这些问题公布出来的话,对那些朋友有很大伤害。因为这个案件在维权呐喊中,已经让很多公检法的工作人员受到各种各样的处理。”
    周母唐德英要求查明死因,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赔偿经济损失。在上访十一年后,当局给她的口头答覆是: 当时是政治风波,自上而下,中央定的政策是定了性的,不能推翻,个人利益应服从国家利益,平反赔偿是绝对不可能的。
    2000 年5月,原天网寻人呐喊网站受唐德英维权呐喊的书面委托,独家发布了维权呐喊《11年来,孩子依旧半睁着双眼看着世界、看着我们、看着他们》一文,并将周国聪惨死的照片发布在天网网站,造成很大回响,也造成了该网站被打压,黄琦本人被判劳教,狱中度过五年。
    黄琦说:“发布时间是2000 年5月31号24点,事件是说2000年6月1号。后来朋友说在1号、2号公安部就研究这个事,然后在6月3号,我是在6月3号,仅仅过了六十多个小时吧,我就被抓进去了。
    天网寻人网站的负责人曾丽,也是我的爱人,另外还有当时撰写这篇文章的天网支援者,还有我们当时网站的志愿者,也是当时的一个大学生,他的名字叫刘洪海,还被遭到毒打,找官方的人毒打他。”
    记者:“那问讯的内容是不是都和这个案件有关呢?”
    黄琦:“对,完全和这个案件有关。因为当时公安局把我带走之后,第一句话就是问我:这个台从哪儿来的?我就把情况告诉他们之后,然后他们就明确要求我把这个撤下来。
    我也告诉他们,因为这个事我们也了解了很久很久的时间。最后他们告诉我就是说,我们也知道这个事是完全符合事实的,但是现在的历史环境不允许把这个登出来。他们就明确告诉我,假如你把这个撤下来,甚至可以放我出去,但我始终拒绝这一点。”
    尽管如此,天网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近六年来不断帮助这位母亲索赔。
    黄琦:“而在这个过程中涉及很多体制内的朋友,包括各级政府官员,所以为了保护这些人,具体过程我们还是不便透露太多。”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http://www.dajiyuan.com)
    4/29/2006 2:55:00 AM

    2006年4月9日 星期日

    警察与朋友—读廖亦武《证词》随感

     2006年4月09日

        胡平更多文章请看胡平专栏
         记得在60年代,中国上映过一部意大利电影《警察与小偷》,讲的是一位警察奉命去抓一个小偷,可是,当这位警察与小偷接近后却对小偷的处境深表同情,和小偷成了朋友。虽然到最后,警察不得不执行命令把小偷带走,但同时,这位警察承担起帮助小偷的家庭的责任。 (博讯 boxun.com)
        1、是警察,也是朋友
         后“六四”时代充满荒诞,其表现之一是军警狱卒和政治犯和异议人士的关系。不止一位异议人士告诉我,有些军警狱卒后来成了他们的朋友,当然,是很奇怪的朋友,很特殊的朋友。
         在《证词》一书里,廖亦武写到一个他称之为童政府的狱卒(为什么叫童政府?因为在狱中,监狱管理人员代表政府,对犯人讲话动辄以政府自居,所以廖亦武们把狱卒都称为政府,例如张政府李政府),这位童政府有时要和廖亦武一块讨论国家大事。
         童政府不是没脑筋的那号人,这和我们原来习惯的“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情况很不一样。童政府这个“兵”还专爱找廖亦武这样的“秀才”谈话,他大概是把廖亦武这种文化人当作知音,若是对一班没文化的犯人,他还嫌你“没水平”,“对牛弹琴”,“有理说不清”呢。
         童政府居然和“六四”重犯一起讨论“六四”平反的问题——童政府说:“六四肯定要翻案,但翻案之后,国家又会怎样呢?”忧心忡忡,溢于言表。
         廖亦武答:“学苏联。”
         童政府委婉地反驳:“中国没有戈尔巴乔夫,赵紫阳想当,但缺乏魄力。”
         廖亦武说:“毛主席早就说‘党外有党,党内有派’,现在苏联就已分裂为中央、民主和保守三派,老戈居中调和。”
         童政府继续发表高论:“这无法长期平衡。”
         巧得很,当天傍晚就传来了苏共保守派发动政变的消息,然后又是政变被粉碎,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下台。你看,这位童政府还很有点见识呢。
         在这里,狱卒和犯人平等地、坦诚地讨论敏感的政治话题,甚至明确表示“六四”一定会翻案,不怕被说“划不清界限”,不怕被说“思想反动”。放在过去,像这样同情反革命,赞同反革命思想,传到上司耳里,那一定是要受罚的。这也许是特例,是童政府相信廖亦武不会去告密,所以才放言无忌。不过恐怕也不尽然。邓小平应该知道,政府里同情民运的人很多很多,他不能把这种人全都清洗掉,否则连干事的人都找不齐了。他必须使用这些“有错误认识”的人,祇要你能“公事公办”,“忠于职守”就行。观点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站在哪一边,你为谁干事。这是“六四”后的一个极其荒诞的现象:很多政府官员在私下里谈话,其观点和我们异议人士几乎没有什么两样。那怎么他们还把我们关在监狱里呢?
         有的军警狱卒退职后还来找廖亦武聊天,听他吹箫。用作者自己的话,这些军警狱卒“在没有朋友的时候像是朋友”。朋友怕受牵连不敢找廖亦武,狱卒敢找廖亦武是因为他们不会受牵连,所以在廖亦武的生活中,狱卒取代了朋友的位置——这又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荒诞。问题是,倘若下次廖亦武犯事,这些“像是朋友”的军警照样去抓去管,“公事公办”。狱卒成为朋友,这已经够荒诞得了;更荒诞的是,成为朋友后,狱卒还是狱卒。
         一位吴科长,在廖亦武出狱几年后与廖亦武乍然重逢,像老朋友一样又是握手又是祝福,但这并不妨碍吴科长照样率几位部下跟踪廖亦武,掌握廖亦武的所有行踪及其细节并向上逐一汇报。这是何等的讽刺与荒诞!卡夫卡想象得到吗?
        2、是朋友,但依然是警察
         下面这段对话就更精彩了:廖亦武写道,一位姓卓的警察,在他出狱后固执地邀他下馆子,廖亦武固执地拒绝。
         “老卓竟慨然扒掉警服道,‘这样行了吧?都是老百姓。’席间,卓频频劝酒,‘实际一点,瞅机会捞钱,别那么热血好不好?政治嘛,就是人耍人。’‘你执行公务也这么想?’‘也这么想,不过人还得抓。’‘滑稽。’‘小人物都滑稽,你我都是小人物。’‘万一有一天上级命令你把自己抓起来呢?’‘也抓。’卓顺口应道。旋即大笑:”你这个疯子。‘“
         老卓简直是廖亦武的知己——“别那么热血”。他知道,廖亦武们的问题就出在“热血”上。
         读到这样的对话,真不知是应该感到安慰还是应该感到更大的恐惧。军警狱卒在私下相处时能表现出人性,在执行任务时却能够心安理得——“警察就是吃这碗饭的”。河南艾滋病人上访被警察抓,有警察干脆说:“我们是政府喂的狗,让咬谁就咬谁,全听当官的。”我们这样做“祇是职业需要。”这套理由很庸俗,但似乎也很实际很坚固。如果他说他当军警当狱卒是为革命,为解放全人类,为保卫人民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为国家强盛社会安定人民幸福,你还可以反驳他,启发他,教育他,似乎因而也就可能改变他。因为当一个人举出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实际上也就把自己置于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的支配之下,把自己置于一种必须服从真理的立场,把自己当作一个对自己的行为负有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的人:我这么做是因为它是对的,意味着如果是错的我就不那么做了。现在倒好了。现在,军警狱卒可以在执行公务和混碗饭吃的理由下“理直气壮地”把个人的一切道义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把自己仅仅当作别人手里的工具,“心安理得地”承认自己是被收买被豢养的,为了一口饭可以做任何事,不管它多么伤天害理。你若劝他不这样做,那就成了砸人家的饭碗,倒显得是你不厚道了。当军警还在用官方编造的意识形态谎言作为自己行为的理由时,专制者难免不担心一旦谎言被戳破军警们会不会反戈一击。现在好了,军警们已经从有道德自主意识的人变成了丧失道德自主意识而唯主人之命是从的狗,横竖让咬谁就咬谁,从此专制者可以彻底放心,高枕无忧了。
         军警狱卒们以工具自居。注意,这和当年刘少奇提倡的“做党的驯服工具”还不一样。当年刘少奇号召人们做党的驯服工具,其前提还是认定党是伟大光荣正确,这就是说,如果党不伟大不光荣不正确了,你也就不应该做党的驯服工具了,因而对这种驯服工具,你依然是可以争辩,可以开导,可以启蒙,可以指望他反戈一击的。像现在这样,做工具做到了自觉地全然不问是非善恶的地步,并且将此当作自己的谋生手段,你还能对他们说什么,抱什么指望呢?
         这使我想起38军军长。想当初北京市民堵军车,苦口婆心劝说军人不要对民众开枪,多少军人内心翻滚,天人交战:一方面是如山的军令,一方面是神圣的良知。结果是,有的人听从了良知,有的人听从了军命。到后来,奉命杀人者固然没有得到舆论的赞扬,但至少从上级那里得到了实惠;拒绝奉命杀人者不但被整肃被压抑,而且似乎也被遗忘。良知遭到空前的嘲笑和践踏。该有多少军人,当初犹豫不决的,暗地里想:老天!幸亏当时我没敢听从良知的召唤。以后就祇管服从命令吧,管它是朝坏人开枪还是朝好人开枪!
         “六四”屠杀标志着中共统治合法性的彻底丧失,也标志着支持中共政权的传统信仰的彻底丧失。自那以后,中国就面临两个选择:要么,进入人权、自由、民主的新秩序;要么,沦陷于赤裸裸的暴力统治。《证词》一书所揭示的事实之所以令人不寒而栗,就因为它指出了后一种演变的可怕趋势。
        3、真的是无可选择吗?
         我们知道,专制统治者干坏事,一向是借助于庞大的严密的国家机器,胁迫众多的人共同参与犯罪。作为这个庞大镇压机器中的一份子,常常会觉得自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常常会认为自己对自己做的事可以不负什么责任。事实上,要让单独的个人挺身而出正面反抗庞大的国家机器好像也确实不大现实。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即便是置身于整体的犯罪机器之中,你们每个人依然是可以选择、必须选择、而且事实上总是在进行选择的。勇敢的,可以公开站出来反对;不勇敢的,可以采取不合作的立场。纵然是那些胆小的人,也可以用消极的态度去应付镇压的命令。叫你去抓人,你可以在抓得着和抓不着之间选择;对于抓到的人,你可以人道地对待他们,也可以野蛮地折磨他们。至少,你可以做到不在法外施暴,而且还可以劝阻别的同事法外施暴。如果有的军警不能明以大义,至少可以对他们晓以利害,劝他们别把事做绝,给自己留条后路。如果在整个专制机器中,有越来越多的部件采取反抗、不合作、抵制或消极怠工的态度,那么,这部机器的力量就越来越弱了。一旦时机来临,庞大的镇压机器顷刻之间就土崩瓦解。我们每一个人现在就应该也可以为此目标而不懈的努力。

    2005年12月20日 星期二

    蘋果公司推出的Mac在1984年|啟示室


    在1984年蘋果推出的Mac

    2005年11月26,由鄧肯
    蘋果公司推出的Macintosh計算機與二十世紀最偉大的電視廣告:“1984” 。打開相機上的一個未來的城市走廊。重身著男性三月齊聲過去監控攝像機和電腦屏幕。一個金發碧眼的運動員,身穿紅色短褲和T卹一個白色的蘋果畢加索,對我們攜帶錘子運行。我們現在看到的男人都剃了光頭。一個人戴防毒面具。防暴警察對我們來說,在手中的警棍 。
    婦女運行在蘋果 1984年的電視廣告錘

    我們已經聽到一個男性的聲音,通過公共廣播系統。現在我們看到大哥的臉 - 兩套眼鏡 - 一個巨大的牆壁大小的屏幕上。“今天,我們慶祝第一,信息淨化指令的光榮週年!一切歷史的第一次,我們已經創建了一個純意識形態的花園,每個工人可能盛開的矛盾和混亂的真理害蟲的安全。“
    他說:“我們思想統一,是一個比地球上任何艦隊或軍隊更強大的武器!我們是一家人。隨著之一。一是解決。原因之一。我們的敵人談一談自己死亡。我們將埋葬他們自己的困惑!“
    運動員跑入觀眾席,安全部隊的追求。她擺動錘的團團轉,釋放它去飛入屏幕。“我們為準!”屏幕爆炸。坐姿光頭黨默默地注視著爆炸,嘴巴愛德。
    顯示文本和發言後,1月24日“蘋果電腦將推出Macintosh電腦。,你會看到為什麼 1984將不會像“1984年”廣告與六色的蘋果標誌結束。
    下面的圖片上點擊播放的視頻在YouTube(HD)的
    積分
    60秒的廣告是TBWA \恰特\日洛杉磯隊,其中包括李Clow創意總監,藝術總監 ​​布倫特托馬斯(現在綠點薄膜商業總監),撰稿人史蒂夫海登(現在全球總裁在蘋果和之間的協作努力創建奧美),代理製片人理查德奧尼爾的品牌服務。
    導演雷德利斯科特(RSA片)最近完成了與他的電影,工作的外國人(1979年)和“銀翼殺手”(1982年)。隨著90萬美元的的預算,他開始在倫敦拍攝的謝珀頓工作室。當地光頭黨和演員們在倫敦招募。,本地模式和經驗在鐵餅運動員,安雅主要是採取鏈球。
    編輯帕姆電源通過電影剪輯,倫敦。
    點擊下面的圖片上發揮背後的場景在YouTube視頻(HD)
    在1983年和1984年的篩選
    違背共同的信念,“1984年'是不止一次。
    在1983年10月,商業750蘋 ​​果公司的年銷售額在檀香山的公民禮堂會議代表首次公開播出。廣告然後跑在1 AM註銷槽KMVT,雙子瀑布,愛達荷州11頻道,因此它有資格獲得該年度的廣告獎。
    1984年1月17日,30秒的商業版本開始在播出的 ScreenVision,在電影院前預覽和功能演示起到廣告媒介 。
    1984年1月22日,“1984”是在電視上顯示,早在第三季超級杯XVIII 。這則廣告,然後跑了十大電視市場,並在電影院。
    在超級碗的廣告播出周圍有一些緊張。蘋果董事會成員不喜歡它。廣告太黑了,甚至沒有顯示該產品。作為一種妥協,第三在超級碗的第二個插槽出售給其他廣告客戶,但提前了60秒的廣告。
    分析
    IBM公司即將推出新的國內市場PCjr計算機。蘋果的Macintosh將在本月晚些時候推出,超過了蘋果] [。這種“傳情”的目的是提醒觀眾在個人電腦的新時代,足夠長的時間,以阻止他們在IBM的投資。整個廣告為代表的蘋果彩色屏幕,超越了IBM的單調世界的能力。
    1984年的主題,來自喬治奧威爾的小說“1984”最初是作為一個法西斯政府在未來幾年的批判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寫的,。奧威爾推出的短語,“老大哥”,“思想警察”,“兩分鐘仇恨”和“新語”和“電幕”。從小說中的電幕的聲音表達了忠實的蘋果廣告。蘋果提供了一個替代的操作系統,是具有挑戰性的IBM公司的個人電腦的發展上的壟斷。
    哪裡可以查看蘋果 1984年在線
    蘋果在其網站上的1984年廣告的Macintosh推出20週年紀念,但自從下來 。
    科特的媒體包括歐文Linzmayer摘錄的書,“ 蘋果浴室讀者 “提供關於”1984年優秀的幕後的材料“ 。科特主機一個1.352 MB 60秒的廣告的QuickTime版本,760 KB的30秒廣告的版本,和一個4.5 MB的“1984年製作”的 QuickTime視頻。
    缸徑我有相同的13.1 MB文件4.5 MB視頻“1984年制定”主辦頁面 。
    適應和欺騙
    對於他們的20週年之際,蘋果數字,誰拋出錘在公元1984年著名的女演員安雅主要是iPod 。它可在缸徑我作為一個2.39 MB QuickTime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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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家我們提供了一個諷刺版本的廣告,具有iBrother,iPod的穿著群眾和士兵,和一個男鏈球的。“2004年,蘋果電腦售出820萬台iPod 。記得1984年,當我們說,我們不會像“1984” ?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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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眠夜騎士,多媒體製作公司,亞軍拋出I4,一個“超級iBrator”老大哥比爾蓋茨,提供了另一種欺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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