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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警车如风暴一般来回扫刮，大街小巷密布明探和暗探，我陪戴迈河去欧阳江河家，在此起彼伏的尖啸里播放《屠杀》。在场的还有莽汉诗人马松。我虽已享用了无数遍，仍然被磁带里的廖亦武搞得喘不过气。大伙都有坐在火药箱上的感觉，“万一现在警察突然闯进来咋办？”马松问。
没人回答。欧阳江河赶紧取出《屠杀》，还给戴迈河，换了一盘舒曼的小夜曲。“就当啥也没发生，啥也不知道，”他抹着虚汗说，“我得了健忘症。”
戴迈河在一旁独自冷笑，马松缠着我玩耳朵认字的把戏，此时肖开愚敲门进屋，告诉大伙一个秘密，他在六·四之后写了首抗议诗，藏在家中的水缸底下。
他的面孔越来越朦胧，欧阳江河站在临街的窗前沉思了一刻钟，然后转过袖珍大师一般瘦小的身子，宣告自己已处在安全部门的调查和监控之中。
客人们识趣地集体告退，如出席葬仪一样互相紧握，珍重珍重。
这是廖亦武《证词》中的一部分。它象征了我们汉语作家的命运，无论我们如何导演、制造或标榜语言里的狂欢，我们总是只会也不得不以一己的小智应对生存的重量，我们往往活在表层上，或跟生存不可承受之物游戏。说大难临头各自飞也好，见胜利名利揉身上前、见破落败亡纷纷逃窜也好，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个体生存哲学。就是说，经过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转型，我们反而远离了一种深厚的文明认同，而回到了原子个人生存状态中。无论人们怎样高评八十年代的文化启蒙热，我们看到它收获的只是种种跳蚤。跟五四新文化运动那样影响民族进程的作家思潮相比，跟他们为汉语世界立言立法的功德相比，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作家生活得过于自我了。这些自我撕破其实为无。这种虚无的创造，不足以教化自身和他人。因此，在真正的考验来临时，无论是名利的诱惑、市场的热闹或专制的力量，语言里的编造不过是梦幻泡影。
尽管中国的苦难和精神沦落还在继续，中国作家们却很少探究这种社会的本质。跟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劣质转型一样，如一战二战前的德国、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萨达姆统治的伊拉克、当代的朝鲜古巴等等，中国缺少足够的精神力量对抗一个时代的沦丧。更可怜的在于，我们缺少足够的勇气和心力，将自己拔出恶俗，从而取悦韦伯、爱因斯坦、鲁迅、索尔仁尼琴、哈维尔那些伟大的同行。这个专制国家以大大小小的家长统治亿万子民时，我们不少人乡愿地为做一个类人孩辩护，装孙子做乖孩子是成本最低的一种办法，是对其他类人孩的一种保护，也是代价最小进步最牢固的一种办法。最近的例子，就是北大“一塌糊涂”网站的关站，这个自由的摇篮里的玩具被粗暴地打碎在地，数千名教授、学者、数万名孩子式的大学生，少有人哼一声，所有关于文人学者自由精神的美好说词、所有关于现代公民的成年意识、所有关于知识分子自身是一个独立政府的骄傲、所有关于大学生是皇帝新衣的揭露者的希望，都在这不断发生的事实里一再证实为虚妄。
因此，在中国，谈论一种劣质的事实变得正常了，谈论物质成就，谈论腐败、技术、享受是一件正常的事，谈论精神却是无人喝彩的独唱，谈论一种真正挑战、冒犯我们人性尊严的事实变得异常困难。我们对贪官、暴富、伪学者们的谈论往往终结于感叹，我们对不义、两极分化、城乡之别的事实要么视而不见，要么无可奈何，我们说不清楚生存的环境。美国人丹尼尔·贝尔曾说，“一个社会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找不到语言来表达是极为可悲的”。贝尔是个成人，还要刺激并保证敏感的心智；我们是类人孩，却已经安于小康即坠的状态。王小波问过一句话，“人类到二十一世纪了，你给弄出一群十几亿傻子来，怎么个过法？”他忘了这问题缺乏交流的对象，跟傻子们谈论傻毫无意义。这也是我们谈论廖亦武《证词》的困难所在。我们期待表达时代真相的文字出现，只是这种文字一旦出现，远远超乎中国人的接受能力。因为期待是一回事，接受又是一回事，现实的习惯、稳定秩序里的生活方式、恒产恒心的审美风格，都需要回避真相，至少遮蔽真相那过于耀眼的光芒。廖亦武做了见证，他的见证太独特、太恐怖、太显得例外，它难以挑战或动摇傻子们或说类人孩们的心智。这也是一切专制时代作家们感叹文字无力的原因所在。文字难以撼动专制的心智。他的见证有待于另外时间空间里的读者，尤其需要成人的心智才能呼应。至少到目前为止，他的见证如同中国转型里的一件人间惨剧一样，发生过了，如此而已。
二
在他的不朽之作《证词》里，廖亦武忠实地记录了从诗人到犯人的过程，用惊心动魄、骇人听闻等字眼远不足以表述《证词》所见证的中国生活经验。
一九九零年三月，中共国家安全部在四川重庆破获了一起特大的反革命案件，案犯均为中国民间颇有影响的先锋派诗人，他们是廖亦武、万夏、刘太亨、李亚伟、巴铁、苟明军和摄像曾磊。而在重庆、成都、涪陵、乐山、南川、北京、深圳、上海、十堰等十余个城市，一批文化人由此受到株连，被收审、拘留、传讯，其中包括小说家周忠陵、吴滨，诗人石光华、刘霞、刘原、邹进、魏海田、朱鹰、白云峰、宋炜等数十人，案犯妻室阿霞、韦济学、陈有敏、刘晓娅、东南、潇潇，大学生潘冬梅、赵盼红，以及廖亦武捕前所在单位主要负责人肖雨嘉。警察当局称：“这是自六·四以来，我国最大的一起文化人案。”次年十一月，加拿大汉学家戴迈河因涉嫌此案，被中方以“间谍罪”驱逐出境；因与戴交往而被劳动教养和多次传讯的，尚有诗人周伦佑和诗歌批评家唐晓渡。
历经长达两年的错综复杂的侦破、审理，除首犯廖亦武外，其他人先后被“教育释放”，而廖因在八九天安门惨案之夜创作录制配乐诗歌朗诵磁带《屠杀》，以及创作、主演、组织拍摄诗歌电视艺术片《安魂》，被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检察官丁剑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在秘密法庭上宣告：“九十年代始于对《屠杀》《安魂》一案的起诉。”
四年之后，廖亦武开始撰写他的狱中生活，到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１０日，警察突袭廖在成都的住所，搜缴了已近尾声的《证词》手稿。绝境之下，廖只得重写此书，耗时达三年。１９９８年９月、１９９９年２月、２００２年１２月，警察先后在北京、江油、成都等地突击拘禁并搜查廖亦武，夺走其百万字左右各类原稿。
这一切显得像是一个天方夜谭的故事，至少不“代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除开短命的六四氛围，中国人一直认同官方的改革开放的说辞，一直响应官方发财致富的号召，一直将官腐民败的实践进行到底。甚至法轮功的捣乱、每年的六四等忌日、中共重要会议期间的严打气氛，都离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相距甚远。中国人无能感受并认知这种生存经验。廖亦武在第一部分“东窗事发”里把这种生存经验叙写得淋漓尽致，那是官府与秀才的冲突，是国家机器与精英的冲突，是政府与知识分子的冲突。这种冲突的实质是理想、正义、良知与权力、专制秩序之间的冲突。它跟民生日用可以并行不悖。因此，廖亦武的《证词》在这一部分里谈论真相，具有控诉的意义。
毫无疑问，廖亦武对自己的生活经历的记忆是真实的。那些诗人圈子、四川民间知识界的反叛精神、文人们对六四屠杀的痛恨、追问，以及逃亡之路，国家机器的天罗地网，都是发生过的事实。在诗人笔下，这一切有着传奇和故事的品质，显出崇高和审美的亮色。
三
廖亦武证实，中共及其国家机器对包括他在内的良心犯、政治犯的处理是骇人听闻的，在今天中国大陆的类人孩们都沉浸在名利的追逐玩乐中时，这种对其他稍有不从的类人孩的生存剥夺既残忍，又极有效果。这是杀鸡儆猴的做法，是让还有所娱乐的类人孩们对“生存权”乐此不疲并感恩的做法。
一个专制国家需要有敌人对手来动员自己的子民，一个类人孩国家需要一个阴暗的悲惨的地狱般的世界，在那里不仅没有人性可言，也没有人的气息，只有动物般的呼吸，以使它的精英们犬儒，使它的子民们乡愿，并使听话的孩子们获得人生在世的意义。对中共而言，这个地狱世界的建造是空前绝后的。它有多重性，自其开国以来，它不仅建设了古拉格群岛，如大大小小的右派农场，还有奥斯维辛般的毁灭策略，如对艾滋病人、法轮功信徒的处理，它还人为地把人口占四分之三左右的农民变成一个贱民世界，并用上山下乡一类的户籍制度惩罚吓唬过一代本想大有作为的孩子们的记忆。这个地狱世界的反人性是有目共睹的。农村早已败落，成了土豪劣绅们出没的世界。监狱则是丛林，遵奉弱肉强食的逻辑。裹腹是其居民的第一需要。中共刚建国，公安部副部长、北京市公安局长冯基平即指挥人盖秦城监狱，监狱盖好，周恩来让冯及其助手作为第一批客人住了进去。他们在狱中吃不饱饭，同室的难友责怪冯的助手，订犯人的伙食标准为何不高一些？那些难友还没有悟到，没有人性，不把人当人看，正是中共的特色。
不服从者不得食，任何良心犯、政治犯，任何说出真相的孩子，任何有所不从的作家都从它的吃人肉的筵宴上开除、放逐、收监。体制生存成了类人孩们的生活要义，甚至它自己的孩子也不例外。我说过，类人孩们是没有说话权、交友权、走路权的，不仅中共的失败官僚曾大量地关押在秦城一类的监狱，就是它失意失势的官僚，那些作威作福的类人孩们如李鹏也没有说话权，他没有出版自由，如乔石李瑞环朱鎔基没有交友权，他们不能轻易串门，最多如李朱二人那样把戏子们请到家里唱堂会，如田纪云没有走路权，他不能出国。
敢于妄自尊大的诗人当然只能生活在一个没有生存权也无处逃生的世界。“东窗事发”中，一大批诗人、作家成了当局的敌人、正常生活里的“坏孩子”，其生活的道路当然越走越窄，加速度跑进监狱里。《证词》的其余部分，“在收审所”、“在看守所”、“投入劳改”等部分都是对狱中生活的纪录。
跟中国其他的地狱世界一样，中国的监狱是一个少为外人所知的世界。农民的儿子进了城，不仅一去不复返，而且脱胎换骨地成了城里人，外人难以通过他认知农民的世界。坐过中国监狱的人不计其数，他们出狱后也少有讲论监狱中的日常生活，仿佛他们真的被改造好了，或者监狱生活真的是不堪回首。
《证词》的意义也在这里全部显露。廖亦武记述而非塑造了许多狱中人物，狱霸两路口、爱签名的黄岗、充当电视天线的二天线、盗窃嫌疑犯前国企工会主席任某、扣私处虱子的石头、号召集体手淫的方脑壳、惯偷慕明，每一次转狱，他都遇到这些完全为社会抛弃，言行心理异于常人的人。监狱里把他们叫“货”，接货出货，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千年之间，中国人对人的称谓没有变化，依然停留在对货的分析归类上。这种分析归类是遵循普遍专制和等级专制的逻辑。“以室中小路为界限，划分出基本阶级——‘上头’与‘下面’，上头以老召为大，而老召由管房干事指定。以此下排，老二黄岗和老三石头也拥有相当的实权。每一位上头在对下面享有不择手段的盘剥和镇压的同时，也如一个微型国家独裁那样，进行了领导职能上的分工。上头的外围是打手和管事，打手负责‘过手续’（按惯例对入房新犯施以下马威、‘炒菜’、‘点菜’之后的肉刑具体操作）；管事负责上头的饮食、起居、卫生及娱乐安排及监督。”
至于这些货里的被压迫阶级，则完全成了奴隶，人犯的称呼贼在这里有了细密的分工：毛巾贼——负责上头的洗脸毛巾的清洗，早晚为其打漱口水和挤牙膏，并负责上头的专人专碗专筷的卫生分类；娱乐贼——又称舍房明星，择眉清目秀的女性化少年为上头唱歌、跳舞、演戏，必要时裸体陪睡，缓解性饥渴；开水贼——负责打开水，兼为上头捶腿舒背；洗衣贼——专为上头洗衣裤被褥兼捉虱子；地板贼——管撅起屁股推擦地板，洗清抹布和上头出入监房的鞋袜，并拾掇摆放；马桶贼——除每日倒两次半人高的大马桶外，还得随时准备着为大便的上头站厕所，即两人并排联成屏风，挡住不雅的部位，若遇习惯蹲便者，还要负责将其抬举上桶，再昂首挺胸，以革命者压不垮的铁肩充当扶手。
从主流的眼光看，这些货们确实有不少属于社会渣滓，他们是杀人犯、惯犯、盗窃犯，形形色色，诗人跟他们混迹一起，发现了他们身上的人性，也发现了他们身上的兽性，他们的生存空间虽然逼仄，却建立了一个有序的世界。这个世界完全对应于现实中国。它是中国现实的微型。在老召两路口对狱中上头下面两层分工的理解里，也正是如此，他对廖亦武说，“打个比方吧，上头是政治局和军方，下面是黎民百姓，我们这群人要吃香喝辣耍威风，就必须拧成一股绳。只要内部不出问题，谁想造反就能够镇压谁。但是万事都不可做绝，还得让下面认识到我们是人民的衣食父母。”
“你搞错了吧？应该是人民是党的衣食父母。”“鬼话！下面要吃顿饱饭，都得看我们的脸色。你看我手里夹的这支烟，我想赏给谁就赏给谁，你认为是给一支好，还是半支、小半支、还是一个烟屁股好？我说，肯定是先奖励一个烟屁股，下次立了功，再给一个烟屁股；直到通过一系列立功表现提高了舍房地位，我才开戒重赏小半支。奖赏也是一门学问，一定不能把起点定高。人的欲望一旦被刺激起来，再要降低就困难了——要永远让下面觉得有盼头。”这番强盗式的专制逻辑让诗人匪夷所思。“凭着烟屁股治国论，”他嘲笑地对两路口说，“你可以当国务院总理了。”“成则王，败则寇，”两路口发着怀才不遇的牢骚，“只怪我爷爷当年没跟红军去爬雪山。”
四
监狱生活是无耻的、无义的，对精神和肉体都是一种摧残，但生活其中的人们却还是要找出意义。在犯人中流行大量的笑话，荤的素的，政治的黄色的，犯人们自娱自乐，甚至无中生有地创造出人间美味佳肴来。如他们能经常吃到贝母肘子、熊掌豆腐、猪拱嘴、红烧里脊、炖团鱼、蹄花汤凶、川味烟薰鸭、滚刀肉、大众排骨汤、捞泡菜、宫爆肉丁、清汤挂面、百鸡宴等家常菜类，能吃到鸳鸯戏水、灌死猪、乌龟含情一类的工艺菜。但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什么好菜。贝母肘子：以手肘向下猛击受刑者背部，这是新贼入监“过手续”的第一道菜，又叫开门红。熊掌豆腐：以掌连续猛击受刑者前胸。猪拱嘴：操竹筷横夹人的上下嘴唇，直至肿胀青紫如猪鼻。红烧里脊：将一根浸油棉线贴于受刑者赤裸的脊梁，点燃悬于尾椎的线头，让劈啪作响的火珠一点一滴爬至后颈窝。蹄花汤：用细棍急敲脚踝。炖团鱼：沸水烫屁股。川味烟薰鸭：烧阴毛，并翻开受刑者包皮，将龟头薰黑。滚刀肉：打得受刑者遍地乱滚。大众排骨汤：让受刑者从两堵人墙间通过，接受集体排打。捞泡菜：令伸手入大马桶去捞大粪。宫爆肉丁：揪扯男性双乳。铁板回锅肉：以竹针狂刺受刑者裸背，形成千疮百孔，再放盐，贴橡皮膏药。血凝后撕下来，酷似半卷的四川回锅肉。麻婆豆腐：将十几颗花椒塞进受刑者肛门，任其麻胀而不准掏挖。百鸡宴：三至四人头尾倒错交叠，互咬阴囊，并且手臂一齐大张，学鸡翅煽动。清汤挂面将草纸撕成细条，浸泡在一钵老尿里，请君品尝。而鸳鸯戏水不过是两贼互相玩弄生殖器，先“出水”者为输，输则受罚。其结果为两败俱伤，私处淤肿几日不消。乌龟含情不过是将一粒花椒置于阴茎口，然后用麻线拴住包皮，使受刑者麻痒难禁。灌死猪即是灌冷水，直至呕吐。
这份举世罕见的菜单，又称“松山一百零八味药”，老廖已经记忆不全，他只记下了四十多种，他的抄件被监狱方面抄走了。透过部分菜肴，人们可以想象监狱里的日常生活。这跟当下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有异曲同工之妙。有人说，把中国人的餐馆和住宅小区的名字记下来，集中了世界上所有最好的事物和最美好的地区。同样地，中国人生活在超大规模的监狱里，日常生活也充满了各种小道消息、红黄笑话、劲歌甜歌。
因此，廖亦武为我们留下的《证词》有着不朽的意义。在这本著作面前，一切当代汉语里的正向认定都显得遥远，都值得怀疑，一切当代中国的颂歌祝辞、读经一类的号召、甲申一类的文化宣言都显得矫情、可耻。甚至一切有关文明社会的幸灾乐祸的报道都显得流氓。伊拉克人是幸运的，当伊拉克士兵被虐待时，有全世界的声音谴责；虐囚事件在每一个与闻其事的心里都是不可忍受的人间惨剧。而我们中国人的生活和我们的监狱却无人闻问，《证词》出来了，它却不是新闻；更重要的在于，我们中国人对这种生活已经习已为常，无论是大大小小的人犯居民，还是黄政委、秦科长、文政府、卓政府等监狱的大小官员，都不认为自己或施或受的有什么了不起。只有置身其间的诗人明白，这是一种比被俘士兵更可怕的侮辱、更遥遥无望的刑罚。
廖亦武不仅在第一部分控诉，而且在后面作证，他控诉自己非人的生活，也证实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连猪狗不如。中国的监狱可能关押了一群坏孩子，一群社会渣滓，但正是监狱把这些人锻炼得失去了人性。用一个时髦过的话，监狱把人变成了鬼。他的《证词》既有悲愤，又有苍凉。因为这种活生生的现实有着令他的想象力穿越不过的地方。他说了，“至今为止，我还没有从任何一位中国作家的笔下读到比现实本身更震撼人心的东西。”
五
但让我们记住，廖亦武是一个诗人。他虽然本能地从诗人变成叙述者，他并没有本质地意识到叙述者的意义。他的《证词》因此仍像诗歌一样跳跃、零乱、直截了当、思绪多端。他虽然想写出“震撼人心的东西”，但这种东西并不就是我们生活的“百科全书”。这同样是当下中国的悲剧之一，人们耳闻目睹的悲剧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人们难以抓住或难以长久地抓住其中之一，人们更难以抓住悲剧的本质形式。廖亦武抓住了一个，是以自己的生活代价抓住的一个，只是他无能将这种悲剧解释为时代社会的经验。因此，廖亦武的《证词》就成了一种独唱。
由于在现实面前的无力感，这个诗人叙述者难以像他的伟大同行如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那样严密地组裁，把一种生活的片段翻译成时代的“百科全书”。他缺乏审判的自信和心力，这自然是生活严酷的代价。像历史上那些伟大的作家所具有的心智，如尼采向往歌德，“做地上的王者——这也是我和众诗人的事业”，在廖亦武和他笔下的诗人们那里不再存在。因此，当他流亡归来，他的记忆是残缺的。他仍停留在骇人听闻的过去，他难以沟通过去和现在。在诗人与人心之间，在叙述者、人物和读者之间缺乏汇通、亲切和同情。
生活确实过于冷酷，过于漠然，这个诗人叙述者本身也失去了身份，他的人道主义的关怀因此无能落实，因为他本身就是控诉者、见证人，他因此难以像他的伟大同行如鲁迅那样表达温情和对人性的承担。他的诉说没有对象，他的控告没有罪名，他的作证没有回应。
为什么当下中国大大小小的灾难都在逃脱审判？那么多的凶手，犯下反人类罪、枪杀平民罪、虐待人犯罪，帮忙帮凶的官员、士兵、文人、政府都能够轻易逃脱，因为我们缺乏足够的勇气和心力来审判。《证词》里那么多政府，文政府、于政府、卓政府等等全被作者漫画了、类型化了，一切都成了可以理解的，可以想见的，也就成了可以原谅的。卓政府为了请作者吃饭，把制服都脱了下来，这还不真诚吗？
这正是问题所在。作者，包括我们自己，都没能把凶手——哪怕卓政府一生只有几个半天的时间充当了打手帮凶——绳之以法，以我们的法律、我们的文学法来审判。我们因此对这些人物是想象地理解，我们从《证词》里众多的人物身上看不出自己的内心，我们看到的只是动物、渣滓、令人厌恶、总想回避的人生社会。我们庆幸自己没有经历那地狱般的世界。人们难以知道，正是自己和周围无数中国人在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大大小小的言行，规范了成就了那种地狱世界。但在《证词》里，我们看不见这种必然联系。
《证词》的纪实性大于揭示性，它对人性的秘密揭示得不够。它的文学性大于历史性，它对命运必然性的解释不够。因为它是独唱的，它没能把读者带入情境中去，它没能让读者理解，这个地狱般的世界有我们每一个人的参与贡献。问题没有提出，力量、希望、自信自然也无能出现。因此，恕我说一句冒犯中国人的话，《证词》使我们并不以为中国这所监狱值得推翻，倒是觉得它活该毁灭。再退一步说，推翻、毁灭一类的话题根本不是当代中国作家们的议题，那只是无数的诗人文士、学者专家、知识分子们私下的猜度或腹议而已。我们可以想象，这些想象力没有现实震撼人心的当代中国是何等的沦落。
六
神州长夜之狱，谁人之过？
一百年前，宋恕夏曾佑讨论中国文明时提出过这样的问题。至今中国仍是一所大监狱，它所看管的货们，那样类人孩们，好孩子和坏孩子，都一样缺乏内在的心智自由和外在的机会权利。跟一切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的类人孩们因为缺乏说话权、交友权、走路权等生命的权利，而不知道如何开口说话，如何跟人沟通。在其自家和他人的舞台上，他们只是学会了表演，他们只具有自我中心主义而缺乏自我意识，因此难以体现一种现代国家的公民人格。这种内心心智的污染和外在权利的匮乏，导致其国家公共精神的丧失。
因此，对一切发展中国家的作家来说，写作本身并不是自由的，而是向自由靠近的过程，写作本身不是私人的，而是拓展社会公共空间的努力。写作是为了争取心智的自由，是为了公共表达的权利。并不是每一个有才气的类人孩学会了作文就可以成为历史进程的表述者，并不是每一个聪明的类人孩擅长代圣人立言就能成为巨大的精神个体。作家写作的正当性，是来自他对公共空间的建设，其写作的有效性，则是对公共空间建设的示范程度。
我们看到，正是在这种正当有效方面，当代中国的作家们多交了白卷。《证词》是一次罕见的例外，但正如前说，它只是控诉和见证了一种生存状态，它没能表达当代中国转型的历史进程。它只是对已知事物、过去时态、类型生活的记忆，它不是对典型环境、人通此心此理的挖掘。
廖亦武从诗人转向叙述者，已经完成了一次惨痛的人生转变，也许我们不该问，他是否还有一次转变。而如果中国作家依然故我，在阐释当下中国的本质方面，《证词》将是最好的作品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