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习氏父子的政治差距 解不开"六四"残局迟早要出局

【杨光：习氏父子的政治差距】解不开"六四"残局迟早要出局

今年是敏感年份，"六四"25周年，有关部门一如既往，严防死守，如临大敌。习近平比起胡温愈显变本加厉，以攻为守，无事生非，徐友渔、浦志强、郝建、胡石根、刘荻五君子私宅聚会被刑拘即为例证——5年前同样的聚会尚在"可抓可不抓"之列。此举发出了明确信号：在"六四"问题上，上层路线大概走不通，我们不能再指望习近平改变立场、软化态度了。岳飞24年平反，于谦8年平反，戊戌变法12年平反，"四五"运动两年平反，"六四"至今没有平反的迹象，相反，惨祸仍在发酵，迫害仍在继续。
但杀人容易灭口难，当局既然做不到坦诚直面"六四"，人民也就不可能真正忘记"六四"。只要真相仍然封锁，正义仍然缺席，加害者与受害者双方谁也得不到内心安宁，党国政要无论把自己打扮得多么"自信"，也无法假装"六四"问题已经最终解决。这是一个残局，一天不平反，一天不算完，谁拒绝为"六四"平反，谁就不得不在敏感年份、敏感日子没完没了地神经过敏下去，直到有朝一日全面崩溃为止。解不开"六四"残局，中共迟早要出局，这其实是党内党外、国内国外，所有关心"六四"的人全都心知肚明的事情。而习近平先生所选择的，就是这样一条敏感到底、掩盖到底、打压到底，直至最终出局的政治路线。
今年除了"六四"，还有另一个令人焦虑的敏感事态：新疆问题急剧恶化，已经由一般性的国家认同分歧，民族宗教冲突，发展为血腥残忍、骇人听闻的暴力恐怖袭击。对此严重事态，当局先是不以为然、始料未及，出事之后又手忙脚乱、反应过激，结果很悲摧，攻防无度，宽严皆误，越反越恐。糟糕的是，面对平均一月一起的高密度暴恐势头，从张春贤到习近平，除了不厌其烦再三重复"严打"、"严惩"、"坚决震慑"、"人人喊打"、"露头就打"、"高压态势"之类的大话、狠话——好象恐怖分子都是吓大的，并无有效应对之方、有的放矢之策。甚至连必要的反躬自省——用习近平喜欢的毛式语言，叫做"批评与自我批评"——都不肯做，反而继续宣扬"党的治疆方略、治疆理念"如何英明，"党对新疆工作的领导"如何正确，习总书记一年30多次治疆批示如何及时、如何重要。都火烧眉毛了，还不忘自吹自擂自欺欺人。

"一辈子不整人"的遗产失传了

说到"六四"问题、新疆问题，说到习近平当局对这两个问题的处理手法，让人不能不想起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老先生，因为习仲勋与这两件事情有着微妙的联系和说不尽的渊源。1989年学潮乃因民众悼念胡耀邦、为胡耀邦所受政治冤屈打抱不平而引发，殊不知，习仲勋不仅是与胡耀邦政见上息息相通、感情上惺惺相惜的至交密友，也是最早替胡耀邦鸣冤叫屈打抱不平之人。当薄一波、邓力群等人受邓小平指派以非党章方式强行罢免胡耀邦之际，习仲勋不惜自毁前程，挺身相助，是唯一一位敢于在一边倒的政治围攻中为失败者仗义执言的政治局委员。在险恶冷酷的中共政治生态中，这种行为难得一见，难能可贵，比上街游行的学生更需要勇气。
物以类取，人以群分，习仲勋和胡耀邦同为中共高层罕见的好人。习仲勋曾说自己一辈子没整过人，中共敢说此话者不多。共产党里人整人，不挨整很难，不整人更难，落水人人打，墙倒众人推，不整也得整，这已经成为一种"党文化"。想整人、好整人，乃至以整人为赏心乐事者车载斗量，多不胜数：刘少奇被毛泽东整死，但刘少奇在延安整王明、博古、张闻天，整柯庆施、陶铸，建国后整高岗、饶漱石，整彭德怀、习仲勋，四清运动整了无数基层干部，也是其乐陶陶，不曾手软过；彭德怀是为民请命、被毛整死的悲剧英雄，但彭德怀整刘伯承、萧克、粟裕时下手也不轻；林彪整死贺龙，贺龙杀掉王实味；……象胡耀邦、习仲勋这样宽仁厚德、与人为善，视整人为畏途者，则如凤毛麟角，少之又少。1989年，习仲勋曾表达反对向学生和平民动武的意见。习仲勋在人大副委员长任上最大的心愿，是制定一部《不同意见保护法》，说明他不希望看到有人因不同意见而挨整的事情再度发生。
习仲勋厌恶整人，但乐于救人，与胡耀邦一样，他也是平反冤假错案的急先锋。主政广东期间，习仲勋将平反当成头等大事，诸如彭湃案、"陶（铸）赵（紫阳）死党"案、"李一哲"案、"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系列案件，都是习仲勋亲自出马予以平反的。习仲勋平反所直接解救的政治受害者超过20万人，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正能量"啊。习仲勋择善固执，甘冒再次丢官的风险，也不肯在平反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消极等待。他曾说："（平反）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我被挤出广东；另一种可能是把为地方主义等平反搞成。"如今，面对"六四"平反问题，习近平若有其父当年百分之一的正气与勇气，何至于神经过敏，草木皆兵呢！

孝子，还是不孝之子？受检验

习仲勋以"一辈子不整人"为莫大光荣，这和那些靠整人起家、以整人为乐的高层同僚拉开了距离，人品官品，高下立判。但习老此言王震及其后人恐怕不会同意，因为他们认为主政西北时习仲勋曾经把王震"整"得很惨。事实是，当年的"新疆王"王震在镇反、土改中大开杀戒，乱捕滥杀，搞得新疆血雨腥风，为此受到了习仲勋的严厉批评，并将其恶行告到了中央。结果王震丢官卸职，被赶出其一手缔造的独立王国，之后便大病一场，几乎吐血而亡。此事被王家视为奇耻大辱，但习仲勋既未对王震上纲上线到"反党"的高度——这是当年最常见的斗争手法，更未以不实之词加以陷害，只是实事求是予以批评和纠正而已。王震罢官，乃咎由自取，算不得习仲勋"整人"。时移势易，后来王震成了邓小平的忠臣爱将，邓时代王家势大，呼风唤雨，习家自然处在下风。据说习仲勋"利用小说反党"的案子是在给王震道歉之后才被邓小平批准正式平反的。值得一提的是，胡耀邦虽与王震是浏阳同乡，胡在南乡，王在北乡，陆铿采访胡耀邦时曾戏言二人"南北呼应"，胡耀邦却直言不讳地说，"也可能是南辕北辙"。胡习二人识人之明亦如此相近。
与王震铁血治疆相比，习仲勋堪称中共处理少数民族问题最温和、最开明、也最成功的人士之一。习仲勋比王震具有更加高超的"治疆方略和治疆理念"，远比西藏情况更为复杂的新疆之所以一直比西藏更稳定，正是得益于习仲勋及时纠正了王震、邓力群们在新疆的胡作非为。毛泽东曾对薄一波赞扬习仲勋"炉火纯青"，也曾当面夸奖习仲勋"比诸葛亮还高明"，当然，毛不是夸他"阶级斗争"水平高，而是夸他屡次以不伤和气的方式成功处理了激烈的民族宗教冲突。习仲勋的方法无非是多栽花、少栽刺，多一点宽容、少一点杀伐，多一点尊重、少一点强迫，多一点以诚待人、少一点以势欺人，所以，在少数民族地区，王震令人又恨又怕，习仲勋令人又敬又爱。习仲勋有许多民族宗教界的密友，比如已故十世班禅喇嘛，便视习仲勋为可以无话不谈、也可以生死相托的终身知己，此种人生情谊岂是王胡子之流可以企及？
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但奇怪的是，习近平在"六四"平反问题上，倒是象毛泽东的地方多，象习仲勋的地方少；在治疆方略上，也是象王震的地方多，象习仲勋的地方少。据说习近平是孝子，但父子政治差距如此之大，这真是让人感慨万端。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4/06/blog-post_2379.html

桑杰嘉：藏人为“六四” 付出的代价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5/14/2014 
1989 年6月4日，中共对天安门广场上非暴力抗争的学生大开杀戒——六四大屠杀发生了，屠杀事件震惊了全世界。89 学运一开始项目，西藏流亡政府便高度关注中国学运的发展趋势，特别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更是关注中国学生为民主、为自由进行的非暴力抗争。中共武力镇压之后，达赖喇嘛尊者立即发表紧急声明，强烈谴责了中国政府镇压学生的暴行。当时正是西藏流亡政府与中国政府达成共识接近谈判，这样的声明之后果一目了然。但是，西藏没有为了自己的利益容忍中国政府对手无寸铁的学生进行武力镇压，而这样的付出对于西藏流亡政府来说是巨大的代价。

尽管中国人非常喜欢称西藏、新疆等为“中国领土”，尽管不断的重复“同胞”、“同志”等听了肉麻的这些称呼。但是，总会遗忘掉中国人称为“少数民族”者曾经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包括谈论“六四”事件也不例外，甚至觉得“六四”跟你们无关。可是，有几个中国民运人知道西藏曾为“六四”在政治上付出过巨大的代价？还有至今没有人谈论的89学潮期间在中国各大城市的西藏热血青年们参加学运的情况，以及中共武力镇压“六四”之后，西藏很多地方是中国学生“流亡”避难地。

1989年6月4日，中共对天安门广场上非暴力抗争的学生大开杀戒——六四大屠杀发生了，屠杀事件震惊了全世界。当时在西藏如同中国大陆任何其他地方一样只有官方媒体的新闻，所以，对六四真相了解甚少，只有后来亲历六四的西藏学生的讲述中获悉大屠杀的真相。

但是，在国外有关六四事件的新闻扑天盖地。所以，89 学运一开始西藏流亡政府高度关注中国学运的发展趋势，特别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更是关注中国学生为民主、为自由进行的非暴力抗争。中共武力镇压之后，达赖喇嘛尊者立即发表紧急声明，强烈谴责了中国政府镇压学生的暴行。当时正是西藏流亡政府与中国政府达成共识接近谈判，这样的声明之后果一目了然。但是，西藏没有为了自己的利益容忍中国政府对手无寸铁的学生进行武力镇压，而这样的付出对于西藏流亡政府来说是巨大的代价。

坚持正义原则，谴责暴力镇压

首先，我们回到二十五年前的6月4日，以下是达赖喇嘛尊者（当时达赖喇嘛为西藏政教领袖，领导西藏流亡政府）和主要负责与中国政府接触谈判的官员洛第嘉日的对话。此时的达赖喇嘛“如此的焦虑和激动”。他（达赖喇嘛）省略了一般的欢迎礼节，直接了当的问我们：“你们看到了吗？你们看到了吗？”“你们一起拟一个声明，我要强调强烈的谴责中国政府，以及他们如此残暴的对待他们的国民，我完全支持在广场上的年轻人。”—— 洛第嘉日等无言，且想说服达赖喇嘛改变主意。“怎么啦？”达赖喇嘛说。我（洛第嘉日）说道：“圣上，我想您一定知道这会破坏我们为协谈所做的努力，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再有进展了。”“是的，的确没错，你有你的想法，但如果我现在不说话，就没有道德权利再说有关自由与民主的议题了。这些年轻人要的不是别的，正是我一直再追寻的东西。如果我不能为他们开口——我将耻于开口谈论自由与民主。”达赖喇嘛说。最终官员们没能说服达赖喇嘛，“哦！老天，这会毁了协商会谈的机会，这几十年我们不都在为了这件事而努力吗？”。

达赖喇嘛当天发布了谴责中国政府的新闻声明：“中国掌权者武力镇压导致很多人失去了生命，我对此表示非常遗憾。中国领导人不接受民众的意愿和现实情况令人失望。我作为佛教徒向去世的人们表示哀悼，向遭受悲痛的亲人们表示同情与支持！”

有政治观察家认为，达赖喇嘛尊者批评中国政府镇压学生，支持“六四”激怒了中共最高领导人。总之，其结果导致西藏流亡政府与中国政府的官方接触中断十多年。

有专家说：“谈，总比不谈好”。“我知道达赖喇嘛及其他海外流亡的西藏人士来说，要诱劝中国走上谈判桌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过去四十多年来他们一直在努力做到这件事。”

能找到的公开资料中可以看出“六四”之前是藏中密集接触期。特别是“一九八八年九月廿三日，中国政府宣布愿意与我们谈判，并表示谈判的时间和地点将由达赖喇嘛决定。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中国政府建议在北京或香港举行会谈。”（见《达赖喇嘛致邓小平和江泽民的备忘录》一九九二年九月一日，印度达兰萨拉（原为藏文）这就是洛第嘉日说的：“——破坏我们为协谈所做的努力——”。达赖喇嘛和洛第嘉日非常清楚这一谴责中国政府的声明将导致藏中商谈将会中断，“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再有进展了。”事实真是如此，从此藏中官方接触渠道完全中断，直至2002年才恢复接触。但是，由于中共几十年严酷的对藏政策激发的藏中矛盾似乎已经接近极点，挽救的希望已经非常渺茫。

西藏为支持“六四” 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支持正义的立场始终如一。每逢纪念六四时，达赖喇嘛总会发表声明支持。同时还支持“天安门母亲”，达赖喇嘛尊者在一份声明中说：“1989年6月，天安门广场的和平抗议曾经遭受镇压，我尤为同情那些牺牲者的家庭及其支持者，因为， 最近40 年来，西藏也发生了同类事件。中国接管我们国家之后，直接导致近120万人死亡，给他们悲伤的家庭仅仅留下了痛苦。因此，我毫不怀疑，在中国境内强调人权、推进民主与和平，将利乐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人和西藏人。我了解到，天安门母亲已经把实现这些目的作为她们抗争的焦点。与此同时，她们互相之间提供了实际援助和道义支持。我乐于支持她们，并且鼓励他人以其任何可能的方式给予支持。我祈愿，天安门母亲的努力将带来成功的喜悦，将为中国和周边地区的每一个人创造一个机缘，使他们生活在更大的和平与尊严之中。”

当今世界各国之间只有永恒的利益关系，面对正义和利益选项时，每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永远会选择自己国家的利益，这也是当今世界领袖们的一贯做法。但是，西藏流亡政府面对六四没有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沉默，更没有以此为机会要求中国政府回到谈判桌上。非常清楚后果的情况下坚决支持正义，谴责中国政府暴力镇压中国学生。

西藏学生参与中国学生运动

有关西藏学生参与1989年中国学生运动的资料非常缺少，甚至中国学运领袖和专门研究89学运的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没有专门的研究和调查。加上西藏境内这是非常敏感的问题，不能公开研究。种种原因使西藏学生参与89学运的真相未能公开，因此，本文提及这一问题，希望有更多的研究者给予关注。

89 年中国学生在全国各地开展学运时，有很多西藏学生在中国各地大学参与了学运，特别在北京、天津、成都等地，他们来自西藏三区。特别是在北京上学的西藏学生参与了天安门学运，甚至遭镇压后来自青海湖边的西藏学生受重伤而返回老家治疗。据当时在火车上见过那位西藏学生的人说，该西藏学生背部中枪（并不严重，擦伤皮肤），是由于他在低头从地上捡东西时背部受伤。

另外，在西宁的青海民族学院（现为青海民族大学）、兰州的西北民族学院（现为西北民族大学）西藏学生联合组织规模交大的抗议运动。这是由西北民族大学西藏学生邀请青海民族学院的学生到兰州一起组织抗议运动（虽然当时的口号与当地中国学生有所不同，但是，以自由、平等和尊重等为主题。）

由于当时参与中国学运，西藏学生遭到不同程度的处罚，甚至有的学生的档案中写有参加学运的问题，所以，长期找不到工作。有的虽然找到了工作，但没有升职等的机会。

西藏——六四学生的避难所

西藏在历史上永远是中国人避难的国度。历代中国皇帝发怒惩罚他的子民时，只要逃亡到西藏可以保全性命。如西藏安多赤噶（贵德／归德）的四十八户等等。中共为了逃命（后来称为长征），从中国逃到西藏康区、安多等地再转折回中国，当时中国领导承认这些地方为外国。后来，在中国三年大饥荒时，仅仅青海湖一带就救了无数中国人的命。因为青海湖是西藏人的圣湖，这里居住的藏人世世代代看护湖中的鱼，湖边的藏人不食鱼。当时青海湖鱼产量惊人。曾经有人描述过中国人在火车站拼命上开往青海的火车情况——真是目瞪口呆的场面。中共镇压学生运动后，很多中国学生怕秋后算账开始逃亡，能跑国外的跑国外了。还有一部分逃到西藏周边地区开始隐名埋姓，担任民办教师、自学律师或经商等等暂躲灾难，后来没有几个返回中国原籍所在地。

西藏总是以宽大的胸怀接纳逃难的中国人，但是，其结果不一定对西藏有利。因此，西藏人说：“我们家来了带枪的客人，从此，他们留下来没有走。而且，成了‘主人’。”

总之，中国六四事件发生后，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流亡政府给予了坚决的支持，没有任何迟疑。而且牺牲了自己最大的利益。相比之下，中国民运人士支持西藏正义事业是很晚才开始的，而且基本上是“声援”层面的，还谈不上牺牲中国民运的利益来支持西藏问题。不求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但中国民主人士应该正面认识西藏对中国民主运动的立场，以及正确认可西藏的根本问题之基础上推动西藏问题的解决，这样才能真正相互理解、尊重与合作。

2014年5月3日

（本文已被和谐，翻墙搜寻而成，编者按）

零八宪章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4/05/blog-post_6058.html

开枪的代价：令中共恐惧的国际制裁

    开枪的代价：令中共恐惧的国际制裁
   摘要：本文从几天前世界各国全球通缉乌克兰前总统案例出发，介绍了国际制裁，及利比亚制裁的案例，分析指出中共再开枪的代价（资金冻结（6万亿美元）、旅行禁令（众多高官及其子女）等）。
   http://www.boxun.com/news/gb/pubvp/2014/03/201403031519.shtml 
   
   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充满使人犯罪的事。――马太福音18：7   一、引子：对乌克兰"沾血"官员的资产冻结
   2014年2月20日，乌克兰警察部队表示，警察在镇压反政府示威群众时，动用实弹是出于自卫。
   2月21日，欧盟决制裁乌克兰‧"沾血"官员资产冻结，有关制裁"即刻生效"。 几天后，乌克兰广场示威获胜，前总统因开枪镇压示威遭全球通缉。
   纵观近期在乌克兰发生的事件经过，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反政府群众的示威与乌克兰政府的镇压，在许多方面是中国1989年64事件的mini版，令人羡慕的是，在乌克兰的民主运动是成功的。
   二、国际制裁简介
   1. 国际制裁的形式：
   (1) 冻结资金：冻结资金、冻结各种金融资产或经济资源；
   (2) 武器禁运：防止向其直接、间接供应、出售或转让军火和有关物资，包括军事和准军事装备；
   (3) 贸易禁运：如禁运石油等；
   (4) 旅行禁令：相关人员不让其入境或过境；
   (5) 其它。设立禁飞区。
   2. 制裁的目的：是出于公义，促成目标国家、实体或个人改变政策或行动，而不是惩罚。
   经司法判决后，被冻结的资金也可挪作他用。比如在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倒台后，曾被冻结的35亿美元资产，解冻后用于伊拉克的重建。因为资金原本就属于伊拉克人民的，因此应该用于伊拉克人民的福祉。
   3. 制裁机构或国家：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制裁委员会，尤其欧盟、美国、日本、澳洲等。
   4. 惩罚：例如美国政府实施了某制裁，如果没有按照规定冻结资产的美国金融机构和公司，会被美国政府处以重罚。
   
   三、国际制裁的案例：利比亚
   1. 历史回顾
   2011年2月26日，安全理事会通过第1970号决议，决定制裁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及其家属与朋友。此次制裁的意义是："史无前例地迅速地、一致地决定，将一个国家的人权问题提交到国际刑事法庭进行处理。"。
   当时的中国政府，最后迫于无奈，最后一个投了赞成票。因此，中国政府与其它政府一起共同承认，"使用致命杀伤性武器镇压民众是犯罪行为，政府的领导人可能也应该被追究责任。"
   美国《洛杉矶时报》2011年10月援引数名利比亚高官的话说，卡扎菲的秘密资产总值可能超过2000亿美元。其中能被明确查实而被冻解的就有1200亿美元。
   2. 制裁内容，包括4个方面：
   (1) 武器禁运：对利比亚实行武器禁运，同时设立禁飞区；
   (2) 旅行禁令：禁止卡扎菲和家人以及18名亲信出国旅行；
   (3) 冻结资金：冻结相关人员的海外资产。如利比亚中央银行、投资管理局、外国人银行、非洲投资局、国家投资公司等5个受卡扎菲及其家族控制的经济实体。美国把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下属的14家企业纳入制裁对象。
   (4) 以涉嫌"反人类罪"，将利比亚当局镇压平民的行动，提交海牙国际刑事法庭进行处理。
   
   四、再开枪的代价：令中共恐惧的国际制裁
   1. 64事件，中共开枪的代价：
   (1) 西方各国一致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同时在外交上，不排除和中共彻底决裂（当时联合国的席位，差一点点就还给了中华民国(台湾)）。直到现在，西方还与中国中止军事合作和禁运武器。
   (2) 更重要的是，在64开枪数小时后，波兰工会选举取得胜利，所以64事件开启了东欧巨变、前苏联解体。（如果邓决定推迟12个小时后开枪，64事件的结局，或许会完全不同。不过，事实上，邓似乎抢在波兰选举结果前下令开枪。）
   从逻辑上分析，当再一次大规模民众抗议出现时，如果中共政府和军队，像64事件一样对人民开枪，中共将面临什么恐惧的代价？
   (1) 国内支持者：89年时，说开枪有利于社会稳定的谎言，有少数人还因为"邓带领人民走出饥饿"而有所认同。但现在社会网络发达，已经没有人再认同这些鬼话了。并且，当时的1989年，没有像现在的巨贪（海外非法资金2万亿美元）、环境污染（中国60%的地下水、30%城市空气、10％耕地已被严重污染）、豆腐渣工程（80%的建筑物渗水）等。所以国内完全没有支持者。此上还有无穷多的访民、法轮功学员、被劳教人员、每年28万起的民怨抗暴事件…
   (2) 海外支持国家：已经不像1989年，世界上独裁国家越来越少，能支持中共的朋友太少了。
   (3) 海外制裁：资产冻结。2013年中国外汇储备3.8万亿美元（美债1.3万亿美元），贪官在海外的资产也有2.00万亿美元以上。一旦中共开枪，欧盟、美国、联合国通过安理会决议、制裁委员会等，就可暂时冻结中共在海外的资产共6万亿美元。
   (4) 海外制裁：旅行禁令。中国两会代表的60%是双重国籍，更有无穷多贪官的子女及其资产在海外，旅行禁令，对无穷多的中共官员们来说是个恶梦。
   
   当然，零星的开枪，当然肯定还是会有的，比如几天前的乌克兰警察的射击。
   
   五、国际制裁的其它案例们
   案例3：1950年的中国。1950年12月16日，美国颁布《冻结中朝资产条例》，共计冻结中国各银行资产4156万美元。1979年1月1日，为牵制前苏联，中美建交，这些资产才被解冻。
   案例4：伊朗。2010年6月，美国政府以参与（或支持）伊朗核计划和弹道导弹计划为由，宣布对伊朗邮政银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实体及个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船运公司相关实体等实施制裁。
   案例5：朝鲜。因为核试验，朝鲜被制裁的次数太多了。比如2013年，安理会要求朝鲜收回其宣布退出核不扩散条约的声明，重申"朝鲜应当以一个完整的、可核实的和不可逆转的方式，放弃所有核武器和现有的核项目"。
   案例6：叙利亚。2012年05月14日，据外媒报道，欧盟14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外长会议，截至目前，欧盟已经将126人和41家公司或机构列入"黑名单"，对其财产进行冻结。
   其它曾被制裁的国家们：科特迪瓦、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卢旺达、塞拉利昂、索马里、南非、苏丹、海地、阿富汗、前南斯拉夫、伊拉克、黎巴嫩。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马太福音3：2
   
    2014年3月1日，王衡庚于悉尼
（2014/06/26 发表）

罗四鸰：坦克的秘密——评何晓清口述史《天安門流亡：中國民主抗爭的呼聲》

六四大屠殺紀念館

【罗四鸰：坦克的秘密——评何晓清口述史《天安門流亡：中國民主抗爭的呼聲》】图为何晓清博士应邀在美国国务院介绍她的新书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凌晨，北京中國革命紀念館外，香港學生李蘭菊沒有攔住一位男孩。半個小時後，她看到男孩從她面前抬過，滿身是血。李蘭菊昏過去了。當她恢復意識，人們要把她送上救護車，李蘭菊拒絕上救護車，她覺得受傷的人比她更需要。第二輛救護車過來，她依然拒絕上車。這時，車中走下一位中年女醫生，用英語對她說：「孩子，我們需要你安全地返回香港。我們需要你活著離開，告訴世界今晚我們的政府對我們做了什麼。」

　　這是何曉清（He, Rowena Xiaoqing）的口述史《天安門流亡：中國民主抗爭的呼聲》（Tiananmen Exiles: Voices of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China)中，開篇記載的一個故事。

　　那一晚，中國發生了什麼呢？那一晚，對中國意味著什麼呢？或許，這正是該書試圖告訴全世界的。

　　走上流亡之路的「八九」一代

　　「活在真實中」，這是何曉清此書給予我們的最大的收穫。

　　書中何曉清以訪談的形式記錄三個人易丹軒、沈彤和王丹，以及她自己的故事，他們屬於「八九」一代，他們的人生軌跡因「六四」事件而改變，走上流亡或自我放逐之路。

　　「你為什麼會參加『六四』？」這可能是何曉清遇到的最多的問題。一九八九年，她還只是一名高中學生，只是如當年許許多多的學生一樣，參加了遊行。多年後，她選擇自我放逐，獨自一人跑到加拿大重新開始，讀碩士讀博士，再到哈佛大學做博後，最後在哈佛大學開設「天安門歷史與記憶」這門課程。為什麼二十五年來她始終無法放下「六四」，而花十年時間完成這本嚴肅的口述史呢？作者用了一章的篇幅來說自己的故事，從「曉清」──其父希冀「破曉」「清明」，成為「Rowena」：一個決心要說出真相發掘秘密的人。

　　實際上這本書的主角不僅僅是天安門廣場上的那群學生，而是全中國在八十年代成長起來的整整一代人。這一代人雖大多出生在「文革」前，成長於「文革」結束之後，讀書於一個思想文化勃發的八十年代；朝氣蓬勃、自由浪漫；他們讀書、思考、爭辯；他們理想、激情、樂觀。他們既關心人的命運，更關心整個國家和社會的命運。這正是那一代人的特點。

　　在四位主人公身上，可以看到「八九」一代人的縮影：無論是對社會政治、還是對個人生命，他們都有著自己的獨立思考。無論是北京的沈彤、王丹，還是廣州的易丹軒、何曉清，都出身於知識分子家庭，且一直是學校裡的優秀學生，很容易在他們身上發現八十年代的精神烙印。

　　不同的是，每一位流亡者又各自有著自己的故事：一九八九年的易丹軒是廣東一所高校的學生，先是被捕入獄，其後無奈來美國完成學業，卻無法再回國；沈彤是唯一沒有坐牢而直接去了美國讀書的；王丹幾乎是這場學生運動的代名詞，並兩次入獄。然而最終，他們成了流亡者，不得不在美國完成他們的學業，在美國繼續他們的生活。與他們三人不同的是，何曉清選擇的是自我放逐。其實，多年來，何曉清的採訪遠遠不止此三人，在書中，還能看到許多沒法呈現的流亡者的身影。這或許是他們那一代人共同的命運：「六四」的創傷注定他們遠離，成為「流亡者」，身體上的或是精神上的，他們又是如何看待流亡之後的生活與未來呢？每一個人又都有著自己的思考。

　　在書中，何曉清問：「一九八九年為什麼會參加『六四』？」王丹答：「我想追求自由生活是人之本性。當像『六四』這樣的社會運動發生時，它就容易激發人們對自由的嚮往」我想，若是那個時代或是「八九」一代人有什麼秘密，那秘密就在此：人性中對自由的嚮往。

　　嚇大的、長大的與騙大的

　　在看《天安門流亡：中國民主抗爭的呼聲》的時候，正逢台灣大學生因不滿服貿協議而佔領立法院。兩天後，網絡上流傳著台灣國立大學兼任教師陳嘉銘寫的《為什麼都是年輕人出來》。文章講述他搭計程車去立法院途中，遭遇司機一番冷嘲熱諷，「令我心驚的不是他說出了任何支持服貿的主張。而是他的失敗主義、犬儒主義、虛無主義的批評。他完全沒有立場，就是自我放棄，對所有努力冷嘲熱諷。」於是，他突然明白為什麼現場只有學生和年輕人，沒有成年人。這也讓我突然意識到，為什麼會出現「八九」一代這樣的年輕人。正如學者胡平在王丹的《王丹回憶錄》序言中說到：「和他們父兄不同，王丹這一代年輕人不是嚇大的，而是長大的。」

　　是的，從這個角度看，這一代人又是最幸運的。他們既不像他們的父輩那般經歷太多的苦難和創傷，又不像此後在「彌漫的無所不在的謊言」中長大的一代。作為研究「六四」歷史的學者，以及「八九」一代的一員，何曉清對於他們一代人以及那個時代，有著許多精彩的分析，其中最讓我驚心的卻是其對「八九」之後的分析──「扭曲的愛國主義（Distorted Patriotism）」一段：「在後天安門時代，中國教育從馬克思社會主義方向轉向了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教育。從幼兒園到大學，各個級別的學校將他們的教室變成了愛國主義教育的論壇。」

　　若在中國大陸的學校做一份類似「我所知道的六四事件」的調查，其結果會是什麼呢？我曾不止一次親耳聽人問：「聽說有坦克，那是謠言吧?!」甚至有人咄咄逼人地質問：「你怎麼證明有坦克？」當然，更多的年輕人聽說這件事，都不能肯定：「好像是有一場暴亂」。若是說「八九」前一代的人是嚇大的，「八九」一代是長大的，那「八九」之後接受「愛國主義教育」的一代可不可以說是騙大的呢？

　　何曉清所著《天安門流亡：中國民主抗爭的呼聲》最大的意義是，它不僅證明了坦克的存在，還揭開了坦克的秘密。讀者不僅可以看到被流亡的一代人和他們的光榮與夢想，還可以看到被流亡的一段歷史和歷史的秘密。這不僅是提高我們生活的「基本條件」，也是對抗後極權時代的無權者的最大權力。在訪談中，王丹和沈彤都提到這項權力，那就是「活在真實中」。它終將擊退「恐懼」與「謊言」。

　　「他孤單，但他強大」

　　二十五年來，被北京市民救護出來的香港學生李蘭菊，總是在各種場合堅持說出真相。在一九九七年一張雜誌照片上，她獨自一人站在一群歡迎江澤民訪問哈佛大學的中國留學生面前，但他們對李蘭菊憤怒無比，對著她喊：「你是個騙子」。

　　何曉清說，這張照片總是讓她想起「六四」標誌性照片「坦克人」照片──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在天安門廣場上孤身擋坦克的「無名抗議者」的那張照片：「他孤單，但他強大」。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6月号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4/06/blog-post_4861.html

八九囚禁紀實 六四—今天：《告別陽光》再版序

作者：林达 按：不了解六四事件和它的前後氛圍，新一代國民將很難明白，六四事件作為一條界限，劃出了中國的後極權時代。這一逆轉，隱含著對內對外雙重的行為不確定。這是它和國際社會難以互信、關係緊張的根源，也是中國此後始終緊繃著內在張力、在超強壓力下依然難以真正穩定的原因。 動筆之前，我讀了整整二十年前的兩篇序言，那是1992年作者北明的自序和高爾泰先生的初版序言。兩篇序言完整介紹了這本書，也已經非常清晰地為六四事件定位。 那麼，我還需要寫什麼？也許，我應該寫一寫它為什麼需要在二十年以後再版。 就在今年年初，一個剛在美國國際關係專業畢業的中國年輕人，撰文評論近四十年來的中美關係，裏面提到：自1979年中美建交始，兩國關係穩定度過十年「蜜月期」，而此後，也就是1989年，從「對華製裁」開始的一系列事件，美國更改對華政策。文章認為，是美國意在「轉向限制中國發展空間，對中國戰略威懾和遏制」。 我很驚訝，跟這位年輕人說：不僅中美間，1989年，中國與許多國家之間的關係都同時發生了逆轉。轉折來自六四事件。中國政府鎮壓和平示威平民，震驚了世界。這才是對華制裁的由來，而並非美國在1989年突發奇想，要轉向「限制中國發展」。年輕人給我的回答是：六四事件，坦白而言，我沒有研究過，所以沒有資格評論究竟國內發生了什麼。作為個人，這名青年健康、陽光、聰明，主觀上也在力圖為中美互解做努力。但是，對本國重大事件的認知缺失，令其努力結果很可能是南轅北轍。 這是真實故事。算一下年齡，這正是「八九民運」前後出生的那一代，他們今天已是中國舞台上的生力軍。可是，這一代新國民成長中所認知的本國歷史，都支離破碎。不僅阻擋了他們對歷史的了解，也阻擋了他們對自己國家現狀的認識、以及對整個世界格局發展邏輯的理解。 不了解六四事件和它的前後氛圍，新一代國民將很難明白，六四事件作為一條界限，劃出了中國的後極權時代。在此之前，極權制度在文革中把中國推向崩潰邊緣之後，出現過一個迎合世界潮流方向急轉彎，似乎出現曙光，向自己的國民和世界展示，中國可能逐漸走向政府和民間的良性互動，走向內在鬆弛，可以最終採普世價值為自己的價值觀，進入法治社會，也自然成為國際社會中一個負責任有擔當的正面角色。而六四事件以最極端方式，逆轉了這個方向，它把中國推向後極權時代，它隱含著對內對外雙重的行為不確定。這是它和國際社會難以互信、關係緊張的根源，也是中國此後始終緊繃著內在張力、在超強壓力下依然難以真正穩定的原因。 因此，在六四事件發生二十三年以後，向中國年輕一代介紹當年這個歷史逆轉，依然是重要的。 六四事件捲入了各個社會階層，從上層官員、知識精英到非常廣泛的普通民眾。從不同角度由個人的故事來記錄歷史細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這本回憶錄就是一份出色的歷史記錄。 我看到這本書很晚，卻被它深深觸動。因緣際會，作為青年學者的北明，有機會接觸了「八九運動」的不同層面；陰差陽錯，六四事件後她被關押的體驗又經歷了不同的地區和形式：從外省最底層監獄到京城的賓館看押；作者的寫作始於事件剛剛過去的當口，記憶感受鮮活清晰；更重要的是，作者有清醒的歷史感：對每個細節的記錄都力求真實，她不為屈從「政治正確」而粉飾抑或貶損，絲毫沒有取悅讀者的打算；作者不僅不為自己「樹碑立傳」，相反，她把自己作為一個「樣本」，幾近苛刻地回顧和審視整個過程中的自己。她既有女性的細緻觀察和內心體驗，又有獨特的思考和剖析，具備準確判斷的能力。最終，她以極具穿透力的文字，傳達了個人際遇所展開的漫漫歷史場景。 作者在監禁中，已經敏銳地在具體計算和思考，政府為整治幾個學人，納稅人承擔了怎樣龐大的支出。最後，出獄後的作者，路迢迢歷盡艱辛尋夫，但這個國家自有無窮盡的人力物力，對一個弱女子圍追堵截，令她無法脫圍。作者在向大家指出，當下極權的維穩經費，本不是什麼新生事物。 作者細心地記下了在昌平關押期間，在中秋節收到的政府慰問信 ，作者立即意識到，這是一份極為難得的歷史文件。她咀嚼出其間傳達的複雜信息。六四一刀兩切，劃出對立兩邊。站在作者對面審查她的，也是有血有肉的北京人，其中不少人的思想情感，當與作者並無大的差別。可身在體制內的位置，必須「自覺」調整和限定自己。所以，如作者指出，審查者給受審人的這封信裏，大量使用了「八九民運」中青年知識分子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彙，如「理解」、「同情」、「人道主義」和「良知」等等，寫信者同樣是目睹六四同胞鮮血的人。 這一細節，也是延至今日的巨大困擾：以文革前與文革式專制的信息封閉，來塑造「輿論人心一邊倒」的愚昧，已經再不可能。但是在後極權時代，專制對人、對社會的規範仍然十分有效，在北京人最難以壓服的一刻，還是可以瞬間成功壓制其最強烈的情緒和衝動，把人壓回原來的模具之中，更可悲的是，其中一部分，甚至成了這個體制的一部份。作者讓我們看到，國家機器的作用不可輕視，後極權時代的韌性不可低估。 作者經歷的後期囚禁，是在招待所甚至賓館裏。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沒有幾個平民能夠住賓館，所以，就算「部長級待遇」了。可是，不僅沒有自由，而且「進秦城」的威脅始終存在，甚至審查者邊拎著手銬邊發出秦城威脅，要寫材料寫悔過寫檢討寫保證，要方要圓任意，能不能拉開窗簾每天見一眼陽光，取決於看守者的個性，而且關押無期限。讀此書，讀者會強烈感受到，作者是一個特別自尊、對屈辱極為敏感和難以忍受的人，但她毫不掩飾地讓我們看到，體制之強大，可窮盡一切手段，相比之下，個人是如何弱小而無力，維護自尊是多麼艱難。 作者始終有清醒意識：專政機器下，真正求告無門的是底層。那些和大案要案無關的六四被囚者，他們是大學生、普通市民，通常在國際關注視線之外，所以，對他們的處理沒有底線。提到六四事件，我眼前首先浮現的圖景，是當時中央電視台新聞畫面中，那幾個被銬在樹上示眾、已經完全不成人形的普通北京青年市民。我無法想像他們的母親如何面對這樣的圖景。被囚禁的經驗永遠改變了作者，單純的同情心抹去了她和那些普通女囚的界限，她的文字在向讀者強調：當權力無制約，它碾壓的絕非僅僅是挑戰者，哪怕尋常時期，傷害更多發生在對政權最「無害」的民眾身上。作者最後仔細地補充描繪了她在山西太原上馬街監房遇到的一個個普通中國女囚，縱有鐵石心腸，也難以不動容。 行文至此，我突然發現，今日中國的後極權特徵，都已經濃縮在這本《告別陽光》裏，濃縮在作者描述的那場歷史逆轉中。 原载《陽光時務》 再版信息： 書名：《告別陽光——八九囚禁紀實》 再版日期：2012年9月 再版機構：美國“柯捷出版社” 定價：25美元 網上訂購：點擊此處 郵購地址：61-20 G.C.P. #B1204 FOREST HILLS NY 11375 USA

唵啊吽：闲聊六四

很久以前，我朋友家里一只鸡发瘟了，他又刚好要出门，就放了一些食料和水到鸡圈里，让家中一群鸡可以在无人照看下暂时度日。几天后，他回家一看，那只最先发瘟的鸡病好了，而其它几只原来还健康的鸡都病死了。我觉得，25年前中国就好像那只最先发瘟的鸡，而前苏联和东欧就好像是那几只后来被传染上瘟病而死去的鸡。

六四无疑是历史重大事件。六四是冷战结束的开始，六四是TG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的转折点，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是否继续的交叉路口。六四结束了中美10年蜜月。

六四广场学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当时，外地学生去北京坐火车不用买票。广大人民支持，主要是反腐败，也为报禁的开放和言论自由新气象鼓舞，不过，这种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只延续了一个月左右，如果不是后来事件发展到不可收拾，那一个月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将成为一个很好的开端。

新中国的民主运动始于1966年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毛泽东不满TG内部的特权阶层的形成，提出“高贵者最愚蠢，鄙贱者最聪明”，提倡“造反有理”，提倡“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一种破坏性的民主革命，所谓“不破不立，破字当头”，并且要“矫枉过正”，这场运动推翻了公检法，推翻了政府，由革命委员会、军宣队和工宣队执掌地方权力。

1972年尼克松访华。 1973年，广州北京路贴出了署名“李一哲”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大字报，这是理论上探讨新中国民主道路的文章。“大破大立”，破了7年了，该立了吧？“李一哲”的大字报是第一个呼吁建立法制社会的文章。李一哲的大字报在尼克松访华后出现纯属巧合，李一哲关于新中国建立民主法制的思考是文革的产物，不是外部势力影响的结果。

1979年中美建交，而1978年底到1979年初，魏京生在北京西单民主墙贴了《第五个现代化》的文章，魏京生大字报和李一哲大字报有相似的地方，就是他们都是是中国内部自身的反思，魏京生和李一哲不同的地方，就是魏京生很快就被外国势力利用，魏京生获得西方一系列的民主奖和人权奖，魏京生就是一个在野的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就是一个执政的魏京生。魏京生和戈尔巴乔夫一样，都是在西方比在自己祖国更香。

方励之主导的1986年底到1987年初的八六学潮，主张全盘西化，被官方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六四以后，魏京生、方励之和六四学运领袖们都被美国接纳，成为西方对华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棋子。

毛泽东文革大民主，到李一哲呼吁法制，是寻求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魏京生、方励之乃至六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在中国发展的三个里程碑，规模和影响力逐次增加，到六四是盛极而衰。

与新中国民主法制思想发展并行的是共产主义信仰的消失。新中国共产主义信仰消失的过程与民主法制思想壮大的过程不同，大陆共产主义信仰的消亡可以说是物极必反，在文革期间共产主义信仰登峰造极之时，林彪和四人帮事件忽然使得中国的共产主义信仰崩溃。林彪文革的时候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以毛主席的好学生形象红得发紫，但是，林彪外逃飞机坠毁到蒙古以后，中央文件揭露的林立果选美等腐败现象令人震惊。林彪在文革期间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形象忽然变成反对派，一夜之间天壤之别的形象变化颠覆了中国的共产主义信仰。然后到经济转型，鼓励下海经商，邓小平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致富光荣”，都是对文革期间共产主义信仰的颠覆。更不用说以后的腐败现象，导致共产主义信仰在中国名存实亡。冷战期间两大阵营意识形态的对立、共产主义信仰与西方资产阶级信仰的意识形态对立，在中国逐步演变成今天的华夏文明价值与西方文明价值的较量。

在冷战期间，中美建交开创了东西两大阵营经贸和思想文化正式交流的先河。西方思想对东欧和苏联的影响一直处于被压抑的状态，如裴多菲俱乐部和布拉格之春，就是镇压西方思想的案例。而中国和前苏联不同，中国有自身主动的民主与法制的思想发展，不完全是对抗西方思想，而是有很大部分的学习西方思想的成分。

六四是第一只瘟鸡，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只是这块碰了第二块骨牌以后又弹回来立着没有倒，而其后一系列骨牌都倒了。1989年4月15日至6月4日学生天安门广场运动，以悲剧结束。六四天安门运动期间，正值戈尔巴乔夫访华，戈尔巴乔夫上台才几年，也在苏联推行改革开放。戈尔巴乔夫可以说是在北京见证了六四运动。六四期间，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握手言欢，恢复了断绝有24年的中苏两国正常关系。

就在六四的同一天，波兰举行西方民主政治的国会议员选举，信奉天主教的团结工会以压倒多数获得选举胜利，1989年8月24日波兰共产党下台，团结工会执政，苏联没有像布拉格之春那样让驻波兰的苏联红军镇压波兰团结工会，戈尔巴乔夫默许了波兰的政治体制改革。

1989年6月16日，就是六四事件10天之后，布达佩斯为1956年匈牙利事件被处死的纳吉举行隆重葬礼。89年10月，匈牙利共产党易帜，改名为社会主义党，国家政治体制改为西方民主政治，采用总统直选的多党制。1990年3月匈牙利举行了西方式的总统选举，共产党下台，基督教民主人民党上台执政。苏联驻军坐视不理，华沙条约组织无法阻止苏东剧变。

1989年5月4日，就是六四运动期间，匈牙利拆除了于奥地利接壤的边境铁丝网，把冷战铁幕划开了一个口子，随后几个月里约三万东德人从匈牙利越境偷渡到西德。9月底，东德政府为了制止民众偷渡到西德，禁止东德人过境到匈牙利，东德人就过境到捷克斯洛伐克偷渡到西德，于是东德政府有关闭了通往捷克斯洛伐克的边境。这期间，东德民众抗议政府几次，规模越来越大。1989年10月6日和7日，戈尔巴乔夫到东德庆祝东德国庆40周年，发表了敦促东德实行改革开放的讲话。东德也因此默许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抗议，1989年11月9日，抗议示威的民众推倒了柏林墙！12月16日东德共产党易帜为社会民主党。

1989年11月，布拉格几十万人示威抗议，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政权解体，1990年6月举行了西方式民主选举。1989年11月，保加利亚也爆发大规模抗议示威，1990年4月保加利亚共产党易帜为社会党，并在1990年6月采纳西方民主形式选举获胜。1989年12月罗马尼亚发生军事政变推翻共产党，圣诞节电视直播处死共产党总书记，政变过程致1104人死亡。

1989年六四以后，西方对中国实行制裁，中美蜜月结束。同年12月，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和老布什举行会谈决定了冷战的结束，欧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一个一个地实行了西方民主选举，1991年7月华沙条约组织正式解散，戈尔巴乔夫和老布什同时宣布美苏在海外战争中合作。1991年8月戈尔巴乔夫在黑海度假是莫斯科发生未遂政变，叶利钦粉碎政变掌握实权。9月，波罗的海国家独立，戈尔巴乔夫辞职，苏共死了。12月8日，叶利钦解散苏联。六四改变了世界格局，六四事件，及其引发的戈尔巴乔夫放弃共产主义，使得世界格局从中美联手遏制苏联变成美俄联手遏制中国。

中国65年就摆脱了苏联的控制，79年和美国建交，六四期间戈尔巴乔夫会见邓小平和与美国建了交的中国恢复正式国家关系，其后华沙条约组织中被苏联控制的东欧国家纷纷脱离苏联控制而独立。冷战东西阵营中，是中国率先放弃冷战思维与美国建交，率先改革开放对西方开发经济大门。六四期间戈尔巴乔夫访华恢复与中国的正常国家关系，就是认可了社会主义中国与西方经济往来，是放弃意识形态对立的，是冷战结束的先兆。六四因此是重要的历史事件。

中国是最先走出冷战超脱于两大阵营的国家，但还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和经济体制。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包产到户开始，开放从珠三角三来一补开始。六四的时候，改革刚刚从农村转向城市，从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户转向国有企业，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实行双轨制过渡，寻租腐败现象开始发生。国有企业工人面临丢失铁饭碗的风险，东北三省职工下岗是大问题，天津市放开物价之日解放军上街站岗如临大敌。物价要上涨，工资不见长而且还要下岗，工人当然支持广场学生反腐败。腐败是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无论设么体制也不可避免。印度是西方赞美的民主制度，腐败。前苏联和东欧震荡疗法，也避免不了腐败。苏东剧变了，腐败还在。颜色革命了，腐败还在。茉莉花革命了，腐败依旧。乌克兰如今颜色革命几次，都是有钱人玩弄选票的政治游戏，腐败合理化了，特权阶层合理化了。所以，六四以后中美都面对抉择：邓小平的问题是是否继续改革开放？或者为了怕腐败而停止改革开放？这个问题很沉重，后来，有了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决心继续改革开放。美国对华也有重要的抉择，是制裁孤立中国还是让中国进入全球经济？毛泽东时代美苏制裁孤立中国三十年了，结果中国成功了两弹一星。所以，克林顿坚持了与中国接触的政策。中美建交十年出现就经历了魏京生，方励之乃至六四，西方思想可以和平演变中国，这是美国对华保持接触的遏制政策，这中美两国的“默契”使得中国得以继续改革开放，即六四没有改变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而是中美在开放环境进行新的较量，美国要和平演变中国，正如毛泽东预言的，美国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二代第三代身上。美国几乎要成功了，中国已经是满街西方名牌了，中国出现了范跑跑，这是为人师表的西方价值的典型人物之一。中国出现了袁腾飞，大学讲课把新中国的创始人毛泽东做为反面人物来讲，估计没有美国历史教授会把奴隶主华盛顿做为历史反面人物在课堂上教学生，但中国有了，中国言论自由比美国还甚，不是骂骂总统就算言论自由了，而是在学术教堂上诽谤自己的民族英雄，而且照样讲课。中国权贵们都宣扬西方民主了，有钱有权的都想马上实行西方民主固化阶层，要把毛泽东文革要推翻的特权阶层变成乌克兰那样在总统选举中呼风唤雨的特权阶层。

为什么美国和平演变中国功亏一篑？就是2008年金融海啸，美国要剪中国羊毛，等不及慢慢和平演变了，要马上套利卷走中国财富不华尔街资金链的短缺。因此，在中国拥抱世界，像和世界做同一个梦的时候，西方上演了一场围堵奥运火炬的闹剧，西方媒体公然摸黑中国，支持藏独制造的恐怖主义事件。六四学运和同情六四学生的国人，一直向往西方新闻自由，结果CNN把西方新闻自由的形象毁了。六四民运，20年来一直把西方民主视为普世原则来推崇，认为西方民主是人类终极关怀，结果，美国之关怀国家利益，对中国是人权高于主权，对美国是主权高于人权。2014年5月29日，美国议员们和六四领袖民运领袖们纪念六四25周年，议员们发言遗憾中国人抢了美国人的就业机会，这是人类终极关怀还是关怀美国人？中国人就不该有就业机会？2014年5月30日美国议员和六四领袖们和民运领袖们在美国国会做六四25周年听证会，六四领袖们和民运人权领袖们发言中少不了要拐弯抹角谴责中国“挑衅”南海，这种发言尊重事实吗？这些发言符合六四广场学生为了中国国富民强而走民主道路的初衷吗？和美国总统会见奴隶主达赖一样，今年的纪念六四，已经是地地道道地沦为美国地缘政治的工具。不单是沦为美国地缘政治工具，而且沦为美国共和党工具民主党的政治斗争噱头，因为这些今年六四的发言，少不了要攻击克林顿和奥巴马对华政策。这就是美国大选来临之际，一帮美国政客和六四学运领袖们以及民运人权领袖们拿25年前天安门广场的鲜血来为美国地缘政治和美国国内政治说事，这简直就是作贱25年前六四中死难的中国人。

六四以后，随之而来的苏东剧变，使得许多人坚信苏联解体的道路是正确的道路，认为中国很快就要落后于俄国，但是，中国本来就落后于苏联的呀！苏联那时候是超级大国，六四前俄国进出口和GDP依然是高于中国，本来就没有中国不采纳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就会落后与俄国的问题，因为俄国本来就是强国。但是，同样的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原本和中国经济水平差不多的印度，西方民主政治下转型为市场经济，被中国远远甩在后边。但是，坚信没有西方民主制度的中国经济改革必然失败的人天天收集证据证明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认为只有西方民主政治才能强国富民，认为中国经济危险，中国经济崩溃论就成为六四之后20年来天天听到的“狼来了”的呼喊，直到2008年，人民终于看透了中国经济崩溃论不靠谱，不单不靠谱，而且被西方倒打一耙，BBC出个节目叫着“中国欺骗了世界”。如果手中国欺骗了世界，那六四出来的民运分子就是这个欺骗制造者。由于他们被西方接纳，被西方到国会听证，被西方智囊团邀请做学术研究，他们收集证据证明没有西方民主制度的中国必然走向崩溃，因此欺骗了世界。什么叫自欺欺人？这就是典型的自欺欺人。原来六四拥抱的理性和思想自由，到了2008年就民运言论就一点都不理性了，他们不顾事实不顾历史只会说中国就是坏。

布什说，民主国家不打民主国家，民运说，只要中国实行西方民主就可以不用自己军队美国会帮助中国国防。可是，事实是苏东剧变以后，苏联解体东欧各国放弃社会主义采用西方民主政治以后，有了科索沃战争，格鲁吉亚战争，乌克兰内战。俄国已经没有共产党了，普京是俄国统一党领袖，不是共产党。俄美今天一样剑拔弩张。两次世界大战都是西方民主政治国家之间发生的战争，是人类历史规模最大的战争，如果中国采用西方民主制度，我敢说，就中国周边这种局势，早就打起仗来了。西方民主的核心价值就是争取自己的利益，自己利益最大化，这种价值观念在国际政治中就是国家利益至上，只要国家利益需要就可以制造战争，安保的表演，日本在东海南海的表演，只要是尊重事实，大家都可以看出西方民主政治是世界动荡的根源之一。

六四25年了，每年六四少不了有一番辩论，辩论是否可以在中国实现西方民主。一些人认为西方民主是普世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中国就应该采纳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一些人认为国情不同，政治体制也应该不同。结果，2014年5月29日美国国会纪念六四，由中国民运人权运动领袖祈祷上帝，几个民运领袖发言说只有基督才能救中国，认为中国人不信基督就不可能实行西方民主，不实行西方民主就是邪恶，换言之，就是直接反华。以前是说民云是为了中国，是反共不反华，如今说不信基督的都无可救药，普世原则去哪里了？这是六四学运的初衷吗？六四是民主运动还是基督教运动？六四是太平天国上帝教运动吗？如今民运学运人权运都否定普世原则了，都认为西方民主只配基督教有，埃及穆斯林不配西方民主，中国人不信基督教也不配，而且，不实行西方民主就是邪恶，这是什么理论，这就是美国大国沙文主义，这就是为美日对华发动战争做舆论准备。

前苏联在赫鲁晓夫时期就形成了特权阶层，苏东剧变，只是特权阶层从共产党干部摇身变成资本家而已，乌克兰政坛几位富豪轮流做总统就是一例，应为西方民主政治本来就是维护有钱人特权的政治。中国不一样，中国有毛泽东的文革，毛泽东不满赫鲁晓夫的干部特权政府，所以发动文革防止特权阶层的出现。六四学运反腐败，就是反对当官的特权。六四25年了，亏得邓小平坚持开放，中国发展了；也亏得美国接触输入西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个人利益最大化价值观，如今中国已经形成权贵阶层了。中国有一股势力主张实行西方民主，以借此固化阶层，使得当今权贵可以方便地荫及子孙，变相世袭，如美国商界政界的大家族那样，有如乌克兰颜色革命形成的富豪总统们那样。在美日东海南海挑衅中国的时候，在中国新权贵要固化阶层的时候，今年纪念六四是不合时宜。

25年前六四流血，谁高兴？谁不高兴？中国不高兴，中国人对解放军对学生开枪不高兴，军民一直是鱼水情，何以发展到这样？所以，六四以后TG有了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型的提法。25年前中国警察大多数都是赤手空拳，根本无法处理六四这样的事件，解放军也不是被训练处理这种事件的。没有准备这种事情，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从来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我想，邓小平一定很心疼，一定不愿意提六四事件。六四谁最高兴？国际反华势力最高兴。所以，越是反华高潮时期越是纪念六四，就是为了戳中国人的痛处。当时谁最期望广场流血？谁想方设法坚持到流血，谁坚持不流血不退出广场？一般人认为六四是邓小平打败了学生，我认为是学生打败了邓小平，他们终于坚持到流血了。5月20日下的戒严令，到6月4日是15天时间，15天天天政府叫不要去广场，偏偏就是有人要去。学生胜利了，终于逼到流血了，这就是六四的初衷？六四流血了，葬送的不仅仅是学生和军人的生命，而且还葬送了有了一个月开端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在外国势力影响中国政治的时候不可能有新闻自由和民主自由，六四流血就是外国势力影响成功了。六四成为国际反华势力的一张牌，每年拿来挤兑一下中国，甚至贸易谈判也用六四牌，国家利益吗。六四流血谁高兴？看到埃及流血谁高兴吗？看到利比亚流血谁高兴吗？看到叙利亚流血谁高兴吗？这些流血都是谁推动的茉莉花革命？是谁的地缘政治手笔？

六四流血了，我为邓小平抱打不平。六四是邓小平心中的痛，也是中国人心中的痛。

张千帆：法治国不能没律师

【张千帆：法治国不能没律师】最近，北京市公安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正式逮捕了维权律师浦志强。在批捕前的一段时间，浦案消息滴水不漏，致使外界猜测纷纷。批捕决定一公布，许多人反而暂时松了口气，因为两项罪名较轻，且均难成立。

其中"寻衅滋事"的起因应为他在六月"敏感"期间参加的一个家庭聚会。他正是在参加聚会之后，和其他几位参与人同时被拘留。家庭聚会竟能构成"寻衅滋事"，应该是这个国家有史以来第一回。唯一可能"寻衅"的行为是有人把一张打着横幅的聚会合影放到网上，但是似乎谁也没有看到这张合影"滋"了什么事。以"寻衅滋事"为名拘留聚会者，显然违法。

敏感日子，政府紧张可以理解，但是因一时紧张而让"寻衅滋事"变成可被随意用来构陷公民的口袋罪，无疑是对法治的极大破坏。更何况敏感日一过，徐友渔、郝建等会议组织者和参与者陆续"取保候审"，可见"寻衅滋事"并不成立。

当然，批捕通知还留了个尾巴："对浦志强涉嫌的其他犯罪事实，公安机关正在进一步侦查中。"在此后几个月，北京警方加大调查力度，也许能查出点什么问题。用显微镜观察，明星脸上也有斑孔。如果浦志强被查出问题，难道不该抓吗？逮捕公告发布在网上，已有人这么问。当然该抓，问题是怎么抓法。

人无完人，哪个国家的律师都可能犯法，但是如何抓人则是区别法治国家和人治国家的试金石。一个法治国家会不会先把人抓起来，安两个不成立的罪名，然后再慢慢调查、找更合适的"罪名"？如果这么做，当然就不是法治国家，而是警察国家、流氓国家。法治国家要依法办事，抓人要有正当的目的和程序。《刑法》规定了37天侦查期限，在这期间必须发现足够的证据表明罪名成立，否则就得放人。如果可以安个不成立的罪名，再留条后路，加上"涉嫌其他犯罪事实"，那么其实也没有必要找前面的罪名，索性以"涉嫌其他犯罪"抓人好了；抓谁都行，然后慢慢"进一步侦查"。有人甚至开玩笑说，反正《刑法》有四五百个罪名，一条条查过来就足够把人关在看守所里几十年。

如果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罪名，而硬要把人关起来"进一步侦查"，那么原来的罪名就成了"欲加之罪"，而这种方式的"依法逮捕"只是高度人治化的选择性执法。最后即便确实查出来什么"其他犯罪事实"，政府于是理所当然适用刑法，看起来严格依法办事，但其实从一开始就背离了法治的初衷，因为政府的真实目的并非是为了调查那个"犯罪事实"，而是要找个罪名安在被告头上。政府行为的目的不当，即构成典型的"公权滥用"。

这次为什么轮到浦志强？理由并不难猜。浦是著名维权律师,从《中国农民调查》的"名誉侵权"案到河南农民"诽谤"案， 从唐慧劳教案到重庆任建宇劳教案，他一直冲在国内维权的第一线，也是"死磕派"律师的代表人物，得罪公权之处在所难免。如果"死磕"超越了法律边界，固然应当受到法律追究，但是政府必须就事论事，而不能罗织其它罪名来惩罚合法维权。这样的行为貌似合法，其实只是目的不正的公权滥用。

事实上，浦志强显然不是惟一受到拘捕的维权律师。河南律师常伯阳曾发起毒奶粉受害儿童志愿律师团，并多次为未成年人、农民工、艾滋病人等弱势群体代理维权案件，却因"涉嫌扰乱公共秩序"而被传唤，并随后转为刑拘。数名律师前往郑州并依法申请会见，却被警方拒绝。只是在集体强烈抗议下，律师们的合理要求才得到满足。维权律师似乎已被各地认定为"麻烦制造者"，随时都可能因为"寻衅滋事"或"扰乱公共秩序"而失去人身自由。他们的执业权利也随时会受到限制乃至剥夺。湖北律师张科科在当地律协门前举行"绝食抗议"，才通过了年检手续。律师基本自由屡屡受限，显然不是中国法治的福音。

毋庸置疑，法治国家不能没有律师。这个道理和小学生讲都能懂。近30年来，中国律师成长迅速，律师队伍难免良莠不齐，但总的说来，律师群体是当今中国社会最健康的一支力量，是中国走向法治的希望。从废除收容遣送到废除劳教制度，中国近年来的制度进步离不开律师的努力推动。在司法不独立、法治不健全的环境下，尤其需要浦志强、常伯阳这样有勇气、有担当的"死磕"律师，否则当事人的合法权利难以受到尊重和保护。如果所有律师都在公权面前唯唯诺诺，那么律师群体与其说是法律的守护人，不如说是不公体制的维护者。"死磕"律师强硬维权，必然和公权发生冲撞；如果公权力以"寻衅滋事"等名义把他们统统关起来，或以种种手段阻扰他们合法执业，那么律师群体的存在也就徒具形式，而中国法治将不可避免发生倒退。

对于当代中国来说，一个没有律师的年代是何其遥远而模糊。记得1980年，我作为大一学生在教室里观看"四人帮"公审，却全然不知还有张思之大律师在为"四人帮"成员辩护。我们愿意回到那个时代吗？回得去吗──1976，还是1966，或是1957？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4/06/blog-post_1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