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留学生公开信揭“六四”大屠杀真相

】“六四”事件26周年前夕，美国在读的一群中国留学生联署一封写给国内同学的公开信，揭露当年“六四屠杀”的真相，强调屠夫必须受到审判。中共官媒《环球时报》25日发表评论，讥讽和攻击这些留学生，但当天不久就被删除。这封公开信由美国乔治亚大学古懿执笔，哥伦比亚大学陈闯创等十多位自称八零后九零后的中国留学生联署，5月21日发给了部分海外中文网站和一些民运团体的电邮群发组。 公开信概要叙述了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和中共当局调动军队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屠杀的过程，希望国内同学能知悉那一段历史，并进一步了解中共历史上“那些被刻意掩埋和篡改的血腥和残暴”。 公开信称，“六四”的真相至今被掩盖，“关于军队所实施的暴行，有血流满地尸体成堆的现场照片、有疯狂扫射平民的视频、有医院的认尸通告和统计数字，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吴晓镛震惊世界的报导，更有天安门母亲们26年来持之以恒的追问——如果真是像官方所说这些统统是谎言，那么是什么力量能让这些白发苍苍的老人，牺牲26年来自己的全部正常生活? ” 公开信强调，这是一个屠夫的政权，“六四”的枪声已经消解了他们全部的合法性。我们不指望中共平反——刽子手不配为受害人平反，但是屠夫必须受到审判。 公开信发表后，美国的多个中国民运团体，都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并呼吁更多的中国留学生和海外华人参与联署。 据美国之音报导，针对这封公开信，5月26日中共官媒《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发表“境外势力试图煽动八零后九零后”的社评，称该信充满“民运味”、像是被手把手教着写出来的极端观点等。 据报导，该社评当天上午就从环球网上被删除，而其他网站转载的也无法打开。报导引述中国人权活动人士胡佳的话称，显然当局忌讳“六四”这个话题，不希望任何有关“六四”的只言片语。胡佳表示，《环球时报》在“六四”敏感时期通过社评会让许多年轻人对“六四”的话题产生兴趣，触动了当局的大忌。 报导称，这封本来并未引起多大关注的公开信，经《环球时报》社评讥讽后，反而引起外界广泛兴趣。 乔治亚大学的古懿星期二下午在回覆询问电邮时说，联署在Google docs上发表开放联署，几天内增加了56个新签名，来自北美、加拿大、欧洲等地，还有多位中国大陆的实名签名者，包括广东的一位中学生，另有很多人直接发邮件支持。 1989年6月3日夜间至6月4日凌晨，全副武装的中共军队在坦克和装甲车的掩护下从多方冲向天安门屠杀学生，并沿途开枪打死了很多民众，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六四事件”。 中共政权事后的公告则表示，整个“六四”事件死亡人数约300人，受伤人数则高达7000人左右。一些外国驻北京的外交人士估计，北京大约有2000人遇难。 有港媒报导，据美国白宫的机密档案显示，有10,454人被杀。 据悉，“六四”罪行之所以20几年来得不到清算，其主要原因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和江安插在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人马。江在2002年退下来时留下的规定中就包括不准重新评价“六四”。

六四鎮壓受害者狀況民間報告

前言

發生在20年前的八九民主運動和中國政府下令進行的六四大屠殺，是中國當代史上不容迴避和抹殺不了的重大事件。
六四大屠殺和隨後進行的大抓捕、大清查，製造了數以萬計的六四受害者，他們是：倒在血泊中的六四死難者、身中槍彈的六四傷殘者、六四死難者和重殘者家屬、被判刑或勞教的六四良心犯及受到其它政治迫害的六四人士。
在八九民運和六四屠殺20週年之 際，為了有助於中國民間和國際社會恢復歷史真相、重建歷史記憶、尋求歷史公正，本報告將對六四受害者當年的蒙難和20年來的艱辛歷程給出一個基本的描述， 對造成六四受害者的制度因素進行必要的分析，並對如何改變他們的生存狀況提出相應的建言。
一、六四大屠殺：官方血腥鎮壓八九民主運動
1989年4月15日到6月3日，爆發於首都北京、波及全國所有大中城市的民眾自發的和平抗議和理性施壓運動，是一場規模空前、波瀾壯闊的爭自由、要民主的運動。在這場偉大的運動中，民眾行使自己的言論自由權、出版自由權、結社自由權和集會遊行示威權，提出了重新評價胡耀邦的是非功過、加快政治民主化改革、製訂《新聞法》和《官員財產申報法》、要求軍隊國家化、及反腐敗反官倒等基本訴求。這些基本訴求鮮明地體現了站在歷史的正確方面的中國民眾對自由和尊嚴的渴求，對人類主流文明和普世價值的首肯和認同。
面對波瀾壯闊的八九民主運動，站在歷史的錯誤方面、拒絕政治民主化變革的中國官方，竟冒天下之大不韙，悍然動用全副武裝的軍隊，用坦克和機槍對付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在眾目睽睽之下，一手製造了慘絕人寰的六四大屠殺事件。
在血腥的六三之夜和六四黎明，荷槍實彈的戒嚴部隊在北京的大馬路上和小胡同裡，向學生和民眾開火，將一個個鮮活的生命淹於無盡的血泊之中。
6月3日晚9點多鐘，罪惡的槍聲在復興路永定路口響起，北京農民、年僅22歲的郭某應聲倒地，中彈身亡。10點多鐘，航天部二院工人宋曉明在五棵松路口大腿中彈，送301醫院搶救無效於6月4日凌晨死亡。差不多同一時間，軍事醫學科學院儀器廠技工李振英在301醫院北門口前胸中彈，一小時後死於301醫院。稍後，待業青年軋愛國在公主墳附近頭部中彈，很快死於301醫院。
在軍隊大開殺戒的木樨地，年僅17歲的人大附中高二學生蔣捷連胸部飲彈，喋血長街；電子工業部自動化研究所工程師袁力嚥部中彈，鮮血染透衣褲；中科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助研郝致京左胸中彈，不幸遇難；北京東風電視機廠工人吳向東頸部中彈，不治身亡；北京市五十七中高三學生葉偉航身中三彈，慘遭殺害；軍隊離休幹部杜東旭的妻子馬承芬右下腹中彈，血流如注，氣絕身亡。
在復興門立交橋附近，北京順城根小學三年級學生、9歲的呂鵬胸部中彈，當場死亡。在民族宮附近，清華大學化工系應屆畢業生段昌隆被小口徑手槍近距離射殺﹗在西單，國貿中心外事服務專業學校畢業生張瑾於6月4日凌晨零點10分頭部中彈，命喪黃泉。在六部口，待業青年趙龍左胸連中三槍，倒地身亡。在南長街南口，北京市月壇中學高二學生王楠頭部中彈，因戒嚴部隊不準救護隊搶救而夭亡。
在天安門廣場，中國人民大學雙學位應屆畢業生程仁興於國旗旗桿下腹部中彈，送往醫院未能及時救治而身亡；北京農業大學碩士研究生戴金平在毛澤東紀念堂附近被戒嚴部隊槍殺；天津師範大學中文系87級本科生李浩成在廣場東南角身中兩彈，送同仁醫院搶救無效而亡。
在東長安街公安部前，中國國際貿促會職員楊明湖腹部飲彈，於6月6日亡於同仁醫院。在東長安街正義路口，中國體育報編輯部電腦室職員楊燕聲腹部中彈，送往醫院後不治身亡……
6月3日子夜剛過，北京服裝學院教 師張志強在西單附近右腿中彈，被人送往宣武醫院進行清創手術。之後到1991年，前後共接受了五次手術。張志強說：“至今，我的大腿還帶著鋼板，右腳沒有 知覺，無力，不能蹲，不能跑，不能跳，走路時一不小心就摔倒，給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帶來極大的不便。”6月4日凌晨1點多，北京市城建六公司油工齊志勇在西 絨線胡同被沖鋒槍子彈擊中雙腿，隨後被人相繼送到市第二醫院、市急救中心和宣武醫院，於早晨5點多鐘接受手術，保住了生命。1989年6月13日和7月 16日，齊的左腿進行了兩次高位截肢。從6月3日夜到6月4日，僅在張志強、齊志勇就醫的宣武醫院一家，就收治了273名六四傷殘者。
6月4日早晨6點多，一輛瘋狂的坦克在六部口將北京體育學院應屆畢業生方政的雙腿碾壓，導致他的右大腿上部三分之一處高位截肢，左腿膝下5厘米處截肢。正是這同一輛發瘋的坦克，將北京鋼鐵學院博士生林仁富、北京鋼鐵學院管理系85級本科生田道民、中國青年政治學院86級本科生董曉軍和王培文活活碾壓至死；並將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蘇文魁、趙國慶、錢奕新、單連軍碾傷，將北京鋼鐵學院碩士生王寬寶的骨盆碾碎，將北京某民營公司職員劉華的右臂碾碎，將北京某大學的一位女學生的一條大腿碾成粉碎性骨折。
慘無人道的大屠殺並沒有止於6月4日。6月5日凌晨，北京廣播學院新聞採編專業應屆畢業生錢輝在學校門外突遭坦克機槍掃射，身中兩彈，很快死去。6月5日早上6點40分左右，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駐京辦事處工作人員彭軍在朝陽區東大橋附近身中兩彈，送朝陽醫院搶救無效死亡。6月5日上午，北京某廠31歲女職工下夜班，在五棵松附近被裝甲車活活撞死。
6月6日深夜，復興門外大街南禮士路路口，中國建築技術研究中心《村鎮建設》雜誌編輯安基身中兩彈，其中一彈從後背斜穿胸部，於6月7日凌晨4點左右死於兒童醫院；北京第一機床廠工人楊子平胸部中彈，送復興醫院搶救無效死亡；華北物資站職工王爭勝中彈後被送往復興醫院，6月7日晨停止呼吸；楊子平的哥哥楊子明左腿連中兩彈，送復興醫院做第一次手術，同年10月在北大醫院做第二次手術，落下終身殘疾。王爭勝的哥哥王爭強腹部中彈，送復興醫院搶救保住了生命。
時任解放軍總醫院外科主任的蔣彥永醫生在他的“為六四正名”的信中披露，從6月3日夜到6月4日，他所在醫院共收治了89位傷員，其中7人不治身亡。六四死難者趙龍的母親蘇冰嫻在1999年1月19日提交的証詞中說：在人民醫院，門口貼出了140位死者的名單，但沒有趙龍的名字。在天安門母親於2008年2月製作的“六四天安門慘案死難者死亡醫院示意圖”上，她們標出了上述140位死難者中的4位：奚桂如、石巖、曹振平和蘇欣，其餘136位死難者家屬尚有待尋訪。六四死難者袁力的父母在“回眸六四20週年”一文中說：為了尋找袁力屍體，找遍了北京43家醫院太平間，半個月間親眼所見屍體達450具以上。在八寶山向袁力遺體告別時，見到滿滿一卡車用黑色塑料袋包著的屍體，老遠就臭氣熏天，可見醫院太平間外的屍體又不知有多少﹗1989年6月4日，北京紅十字會經初步統計披露的死者數字，為2600人左右。而六四傷殘者的數字，相信當是這個數字的8至10倍。
1989年6月4日凌晨，北京國際廣播電台播音員李丹用英語向全世界報導了戒嚴部隊屠殺民眾的暴行。她說：
“這裡是北京國際廣播電台。請記住1989年6月3日這一天，在中國的首都北京發生了最駭人聽聞的悲劇。
“成千上萬的群眾，其中大多是無辜的市民，被強行入城的全副武裝的士兵殺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們國際廣播電台的工作人員。
“士兵駕駛著坦克、裝甲車，用機關槍向無數試圖阻攔裝甲車的市民和學生掃射。即使在坦克打開通路後，士兵們仍繼續不分青紅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開槍射擊。目擊者說，有些裝甲車甚至軋死那些面對反抗的群眾而猶豫不前的步兵。
“北京國際廣播電台英語部深深地哀悼在這次悲劇中死難的人們，並且向我們所有的聽眾呼籲：和我們一起來譴責這種無恥地踐踏人權及最野蠻地鎮壓人民的行徑。
“鑒於目前北京這種不尋常的形勢，我們沒有其它新聞可以告訴你們。我們懇請聽眾諒解，並感謝你們在這最沉痛的時刻收聽我們的廣播。”
1989年6月4日上午，當代中國著名的翻譯家楊憲益在接受英國BBC廣播公司記者採訪時說：
“這是中國現代史上最可恥的事﹗這 樣的血腥屠殺過去的任何反動政府都沒有幹過，北洋軍閥、國民黨政府都沒有殺過那麼多手無寸鐵的無辜百姓；甚至連日本侵略者在佔領北京的時候也沒有幹過這種 事﹗很多人都親眼目睹了這場殺戮。見証人看到一個7歲的小女孩在人民大會堂外被槍殺；還看見女學生的眼睛被子彈打穿；有的人被打掉一半臉；學生並非在抵 抗，他們只是手挽著手地企圖擋住軍隊的推進，但是士兵就用機槍胡亂掃射。學生走開的時候，軍隊還從後面追著向他們開槍。
“這些解放軍是鄧小平和楊尚昆的個人軍隊。這些人和人民解放軍沒有什麼關系。這些軍人也是一些無辜的人。責任應由為首的鄧小平、楊尚昆和李鵬來擔負。他們犯下的罪行，將作為中國歷史上最惡劣的犯罪作為，永遠載入中國的史冊。
“他們可以將我也加在殺害者的名單之上，但是他們不能夠殺光我們所有的人﹗他們不可能摧毀整個的國家﹗”
二、六四後的人權災難：大抓捕、大清查
在六四大屠殺之前，當局已經誘捕了鮑彤、曹思源、何維凌等人。
在六四大屠殺數天之後，當局開始在北京和全國範圍內，對八九民運的積極參與者和反對六四鎮壓的民眾實施大抓捕。
到6月10日，北京市公安局已抓獲“反革命暴徒”和“動亂分子”468人。
6月12日，公安部向全國公安系統發出《關於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分子的通告》。同一天，公安部向各省、市、自治區公安廳轉發“北京市公安局搜捕方勵之、李淑嫻通緝令”。
6月13日、14日，公安部分別轉發了“北京市公安局搜捕高自聯在逃分子通緝令”和“北京市公安局搜捕工自聯在逃分子通緝令”。
6月24日，公安部發出搜捕嚴家其、包遵信、陳一諮、萬潤南、蘇曉康、王軍濤、陳子明的通緝令。
截止6月20日，北京市共抓獲“反革命暴徒”和“動亂分子”831名；到6月30日，累計抓獲1103名。
截止6月30日，遼寧省共抓獲“各 類打砸搶動亂分子”338人；陝西省拘捕“非法組織成員”41人，“各類打砸搶動亂分子”203人；上海市拘捕了273名“各類動亂分子”；黑龍江省抓獲 176名；山西省拘捕了218名；內蒙古抓了98名；四川省拘捕了781名；湖南省拘捕了506人；湖北省抓了216名；江蘇省拘了113人；安徽省抓了 38人。
根據6月30日公安部黨組向中共中央提交的報告，在六四事件後全國性的大抓捕中，“共取締各種非法組織515個”：“718名非法組織頭頭到各地公安機關登記或自首”：“拘捕各類非法組織成員及打砸搶燒分子4386名”。
在大抓捕所造成的恐怖氣氛中，當局在北京全市範圍內展開了大清查運動，規定每個人都必須參加“說清楚”會議，還要每個人交一份書面報告，交待自己在50多天裡的所作所為。報告通不過，則會受到相應的處理。
1989年9月7日，中共中央轉發 《中央組織部關於在部分單位進行黨員重新登記工作的意見》，規定重新登記的範圍是：一、中央和省、市、自治區、市轄機關的黨員。二、省、自治區、直轄市認 定的發生動亂的大中城市的機關和大專院校的黨員。三、在發生動亂的大中城市中，由市委認定的有清查、清理任務的單位的黨員。當局通過這場“清黨”運動，搞 黨員人人過關，並對八九民運的積極參與者進行懲處。
三、天安門母親：六四死難者家屬和六四傷殘者
在六四大屠殺中，成百上千手無寸鐵 的學生和市民被全副武裝的軍人所殺害，他們是付出最大犧牲的六四受害者。而血腥的六四屠刀在殘殺和殘害無辜生靈的同時，也將死難者家屬和重殘者家屬瞬間推 入了黑暗和凄苦的無底深淵。20年來，六四死難者家屬和六四重殘者一直處於痛苦和悲憤的煎熬之中；他們中的一部分，慢慢站立起來，互慰互幫互助，逐步走上 了見証屠殺，為死者討還公道、為生者尋求正義的艱難抗爭之路。公元2000年，這一群體被外界命名為“天安門母親”群體。
1、這一群體所經受的慘痛和煎熬
1989年6月5日中午，當丁子霖獲知兒子蔣捷連的死訊時，她悲痛欲絕，無以為生。6月14日，當張先玲終於見到兒子王楠的遺體時，她止不住地哭泣，身心瀕臨崩潰的邊緣。6月5日，周淑莊在郵電醫院太平間見到了兒子段昌隆，她的心一下子冰透了，全身血管好像凝固了，渾身上下麻木了。6月24日袁力遺體告別儀式上，過度悲傷的母親李雪文突發心臟病，頓時昏厥過去。6月4日下午5點多，徐玨在復興醫院發瘋似地撲向兒子吳向東的遺體，大聲喊著：向東﹗你醒醒，媽媽來看你來了﹗6月3日晚，當罪惡的子彈奪去站在身旁的老伴馬承芬的生命時，杜東旭“真如五雷轟頂，痛苦萬分”，“若不是子女和親朋的勸說”，他都不想活下去了。6月7日，當北大化學系88級本科生孫輝的死訊傳到寧夏石嘴山市家中時，母親痛不欲生，頭髮一夜之間全白。6月11日，吳定富和老伴在郵電醫院見到渾身是血、慘不忍睹的兒子吳國鋒遺體時，兩人當場昏了過去﹗7月5日上午，當“最殘酷的現實終於水落石出”，父親郝義傳在復興醫院見到兒子郝致京的遺體時，一直飽受煎熬的他，精神幾乎崩潰﹗母親祝枝弟在7月12日告別儀式上，一見到兒子遺體就瘋狂地撲過去了﹗7月6日，當清華大學無線電電子系碩士生周德平的遺體終於在同仁醫院被找到、身在湖北天門農村的父母和姐姐隨後接到兇訊時，全家人錐心裂骨，哭得死去活來……
北京服裝學院教師張志強的傷殘，不 僅使自己的身心時時遭受痛苦的折磨，也使他的妻子“承受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巨大痛苦”。齊志勇做左腿截肢手術時，醫院要他的母親簽字。他母親哭著說：“我不 簽字，我生他時，好胳膊好腿，我小時候見過小日本、國民黨，也見過八路軍。我兒子讓解放軍開槍打了，要截肢﹗不簽﹗你們打死他吧﹗他犯了什麼罪﹖﹗”在六 四10週年前夕，方政在自己的親筆証詞中寫道：傷癒後，由於久坐輪椅，腰背處有勞損，截肢的大腿神經間歇性抽痛，讓人非常難受。這一切，給我和我家庭的其他成員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傷害和巨大的精神創傷。
六四大屠殺20年來，六四死難者家屬和重殘者家屬一直承受著永遠無法平復的刻骨銘心之痛。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的大四學生陳來順母親張樹森只要提起六四，她的心就揪在了一起。20年來，她“天天想、夜夜思，每天都在心痛，不只是流淚呀﹗我想要我的兒子回家，可我找誰要我的兒子呀﹖﹗”北京郵電學院碩士生李德志的 父親李顯遠“整整二十年沒有睡好一晚上覺，常常夢中驚醒”。他說：“在夢中經常能看見兒子，讓我感到非常自慰，因為這是白天得不到的快樂，所以我希望這個 世界不要有白天，天天是黑夜，這樣我就隨時可以和兒子見面，見面的時間長一些，夢永遠不要醒來。我恨地球的白天轉得太慢，恨夜晚轉得太快。難道真的地球與 我過不去嗎﹖”六四遇難者、人民衛生出版社印刷廠工人杜光學的母親葛桂榮說：“20年前的6月3日是我終生難忘的日子。這一天，我失去了我的兒子。20年來，我沒有停止一天對他的思念；而且隨著時間的延長、年齡的增長，思念之情就越發強烈。”六四遇難者、中國有色金屬進出口公司職員蘇欣的母親高捷不久前寫道：“白髮人送黑髮人，情何以堪﹖我整日以淚洗面，不思茶飯，健康狀況每況癒下。我度過了煉獄般的失去女兒的20年。”六四遇難者、北京半導體材料廠助理工程師羅維的母親邵秋風已年近九十，她寫下的“一個母親永遠的痛──懷念兒子羅維”令人動容，催人淚下。母親泣訴道：“他這一去，給我們留下了無盡的悲哀，留給我們永遠的撕心裂肺般的悲傷。二十年呀﹗羅維的影子永遠伴隨著我。”六四遇難者、清華大學碩士生周德平的 姐姐周小姣在2008年11月30日寫道：“每當放寒暑假看到別人的孩子回家時，我父母思念得想去死。”周小姣說，2007年陰曆七月十二，她父親突然得 了重病再也不能說話，只是流淚和做手勢，把親人和鄉親們的手握得緊緊的。他在病床上苦苦掙扎了28天，死不瞑目地離開了人世。……
2、20年尋求正義的艱難抗爭
六四死難者家屬和六四傷殘者群體， 是因共同的深重苦難和共同的悲慘命運而形成的群體。他們中的一部分，慢慢從痛苦和悲哀中站立起來，從最初的自然聯絡到展開尋訪和進行人道救助，到打破沉默 拒絕謊言說出真相，再到達致基本共識和形成基本訴求，一步一步走上了為死者討還公道、為生者尋求正義的艱難抗爭之路。
1989年8月，北京依然處於戒嚴狀態，當局的大抓捕、大清查行動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中。這個月的月底，丁子霖給王楠父母打去電話，取得聯繫。9月初的一天，王楠父母──王范地、張先玲走進中國人民大學靜園一號樓43號，看望蔣捷連的雙親丁子霖、蔣培坤。這是六四難屬之間第一次相互結識，相互告慰，相互勉勵。
1990年6月4日後的一天，張先玲帶給丁子霖一張小紙條，那是張從萬安公墓王楠的骨灰盒上發現的。紙條上寫著：“我們是同命運的人，在六四中我失去了丈夫，現在我們母子相依為命。我有許許多多的想不通，如願意，請同我聯絡。”很快，丁子霖根據字條上留下的姓名 和地址 ，給那位遺孀去了信。幾天後，丁子霖收到了回信。再過些時候，六四死難者楊明湖的妻子尤維潔到人民大學和丁子霖、蔣培坤相見了。
1991年清明節前夕，丁子霖、張先玲接受香港《新報》記者張結鳳的採訪。這是六四死難者母親第一次通過境外傳媒公開說出六四大屠殺真相和她們兒子遇難的情況。
1991年5月15日，經慎重考 慮，丁子霖在家中接受了美國廣播公司記者趙愛素的電視錄像採訪。6月3日，丁子霖接受英國《獨立報》記者賀安雷的採訪。6月4日，香港《新報》刊登丁子霖 的《向一切有良知的人呼籲》等文。6月5日，香港《當代》月刊刊出丁、蔣提供的三篇文章並配發相關照片。
丁子霖的“說真話”打破了後極權社 會的潛規則，當局下手懲罰了：1992年1月20日，中國人民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作出決定：暫停丁子霖的碩士生指導教師資格。1992年5月26日，丁所 在單位的黨支部召開大會，給予丁“黨內除名”處分。此後，丁子霖把尋訪和救助六四難屬、六四傷殘者的活動當做了自己的主要社會活動。
1993年6月，聯合國世界人權大會在維也納召開。大會的非政府組織論壇邀請丁子霖出席，但邀請信和機票被中國當局扣壓。6月17日，丁子霖向大會提交了書面發言，公布了第一份共16位死難者的名冊。接著，六四死難者段昌隆的 母親周淑莊接受了《美國之音》的採訪。6月20日，《美國之音》記者孫承和蔣培坤就人權問題進行了討論，並於第二天播出了蔣的見解。7月15日，中國人民 大學哲學系領導就蔣接受境外媒體採訪事找蔣培坤；10月26日，哲學系領導口頭向蔣宣讀了處分決定：一、免去中國人民大學美學研究所所長職務。二、暫停招 收研究生、進修生、訪問學者。
1994年6月1日，香港《九十年 代》雜誌社出版了名為《六四受難者尋訪實錄。名單》的英文小冊子，裡面公布了一份列有96位六四死難者和49位六四傷殘者的名單。8月，日本《文藝春秋》 出版社出版日本版《天安門犧牲者尋訪實錄》；10月，香港《九十年代》雜誌社出版中文版《丁子霖──六四受難者名冊》一書。
1995年5月26日，27位六四難屬首次聯名致函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了三項要求：
一、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組成專門的六四事件調查委員會，對整個事件進行獨立、公正的調查，以昭示事件真相。
二、向全國人民公布調查結果，包括公布六四事件中的死者名單、死者人數。
三、為了對歷史負責，對死者負責，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責成政府有關部門按法定程序向死者親屬作出個案交代。
聯署公開信的27位難屬是：丁子霖、張先玲、李雪文、周淑莊、徐玨、劉梅花、黃金平、馬雪芹、劉秀臣、張樹森、張艷秋、田淑玲、賈福泉、周燕、周淑珍、袁淑敏、朱玉仙、沈桂芳、杜東旭、馮友祥、孟淑珍、郭麗英、陸馬生、尤維潔、韓淑香、尹敏、孟淑英。
1995年8月18日到9月30 日，當局以所謂“監視居住”的名義將丁子霖、蔣培坤秘密關押於無錫市西郊一家“招待所”中，目的是阻止丁子霖返回北京和出席世界婦女大會的外國代表接觸， 及摸清丁子霖接受海外捐款的情況，以便切斷六四人道救助的款源。在此期間，中國人民大學懲罰性地作出讓丁子霖提前4年退休的決定。1996年3月5日，中 國人民大學又作出了讓蔣培坤提前4年退休的決定。
1998年2月2日，56位六四難 屬致函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要求撤銷李鵬的人民代表資格。公開信指出：“1989年6月4日政府對學生、民眾和平示威的血腥鎮壓， 完全違背人民的意願，是對人民的犯罪。因此，凡是對1989年六四流血事件負有重要責任者，均不宜再當選為新一屆人民代表，更不宜在新一屆國家領導機構和 政府中擔任要職。我們認為，現任總理李鵬對六四事件負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責任，我們特敦請第九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撤銷其代表資格。”
1998年9月28日，由蔣培坤執 筆起草的《自由與公民權利宣言》和《社會公正與公民權利宣言》以中、英、法等多種文字發表。丁子霖在《紐約時報》記者問及《自由與公民權利宣言》與捷克的 《七七憲章》有何異同時說：我們在起草過程中詳細研究了《七七憲章》的經驗，可以說出發點是基本相同的，都是為了爭取和維護公民權利，都是一種自由表達活 動。所不同的是，我們的宣言更帶有啟蒙的性質，因為中國缺乏崇尚自由、民主的傳統。
1998年10月8日，北京市國家 安全局凍結旅德中國留學生總數為11620馬克的六四人道捐款。51位六四難屬向當局發出抗議書。抗議書說：“幾年來，世界各地給我們的人道幫助，雖然也 曾受到官方的種種干擾和阻撓，但終究沒有發生過明目張膽劫持款項的事件。這次卻由安全機構白底黑字下令凍結，並且是在中國政府剛剛簽署有關人權公約之後， 這種說一套做一套的惡劣行徑，不僅令人作嘔，也是自取其辱﹗”張先玲、李雪文、蘇冰嫻、周淑莊等八位難屬代表，排除種種障礙，前往國家安全部給時任部長的 許永躍遞交抗議書。
1999年2月18日，大年初三晚 上7點，23位六四難屬在丁子霖家中第一次為六四死難者舉行集體祭奠儀式，美國CNN記者對整個儀式進行了現場拍攝。同日，組成了有20位死難者親屬和傷 殘者參加的六四受難者對話團。4月，自由亞洲電台“目擊者說”欄目製成“六四光碟”，裡面是八位六四難屬的採訪錄音，她們是：王楠的母親張先玲、趙龍的母親蘇冰嫻、葉偉航的母親尹敏、吳國鋒的父母吳定富和宋秀玲、孫輝的父母孫承康和于清、張向紅的哥哥張立明、楊燕聲的遺孀黃金平和王志英的遺孀張艷秋。
1999年5月中旬，108位六四 難屬和傷殘者勇敢行使自己的權利，聯名控告六四元兇之一、時任“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李鵬。5月17日，控告人委托張先玲和蘇冰嫻前往地處北河沿大街的最 高人民檢察院遞起訴狀，要求最高人民檢察院對1989年6月發生在北京的政府命令軍隊大規模屠殺和平示威者及和平居民的嚴重流血事件立案偵查，追究參與這 場屠殺事件最高決策、並對屠殺事件負有主要責任的原國務院總理李鵬的法律責任。為支持上述指控，27位難屬和傷殘者提供了書面証詞及60多幅死難者生前和 遇難照片。
1999年12月，“中國人權”擬發起一個“母親運動”以聲援六四難屬。經與丁子霖商量，決定將“八九天安門民主運動死難者母親”之簡稱“天安門母親”作為上述母親運動之稱謂。
2000年11月14日，於巴西聖保羅召開的世界民主運動第二次代表大會將“民主勇氣獎”授予“中國天安門母親運動”。這是六四難屬和傷殘者群體第一次以“天安門母親”的名義在國際上獲獎。
2001年5月27日，六四難屬和傷殘者群體第一次以“天安門母親”的名義發表《天安門母親的 話》。她們說：“在以往的十二個年頭裡，我們曾經在地獄般的黑暗中呻吟，曾經在幾近枯竭的淚海中掙扎；我們也曾經被恐懼與絕望所壓倒，曾經被流言與冷漠所 吞噬。但是，我們終於站立起來了──在我們兒女倒下的地方。”在這份申明自己的理念和訴求的宣言書上，有112位六四難屬和傷殘者簽了名。
2002年8月，“亞洲反失蹤聯盟”正式吸收“天安門母親”群體為該聯盟成員。
2003年3月3日，115位六四難屬和傷殘者致函“兩會”，要求與會者關注六四失蹤者的命運。
2004年3月28日，當局在北京和無錫兩地分別羈押丁子霖、張先玲和黃金平，一手製造了所謂“文化衫事件”。張先玲和黃金平被“刑事拘留”，丁子霖被“監視居住”。當局的目的是要折騰和抹黑“天安門母親”群體，搞黃她們預定在清明節那天舉行的集體追思祭奠儀式。在國內外輿論的強烈抗議和同聲譴責下，當局於3月31日和4月2日先後釋放了黃金平、張先玲和丁子霖。2004年5月16日下午，約40位天安門母親成員在張先玲家裡舉行了隆重的追思儀式。祭奠靈堂上掛出了天安門母親為紀念六四15週年而提出的口號：說出真相，拒絕遺忘；尋求正義，呼喚良知。這十六個字是她們今後努力的目標，也是向海內外各界人士發出的呼籲。
2004年5月30日，天安門母親以中、英兩種文本發表《告海內外同胞書》，呼籲同胞們“一起來推動時代的變革、民族的新生吧﹗不要做怨天尤人的旁觀者，更不要做舊制度的維護者。”
2005年1月17日，天安門母親發表“痛悼趙紫陽先生”一文。文章說：“這十五年來，我們這個六四受難者群體，我們這些從血泊中站立起來的天安門母親，與趙紫陽先生的命運是連在一起的。我們所遭受的苦難，就是他的苦難；而他所遭受的苦難，就是我們的苦難”，“我們這些活著的人唯有在尋求正義的道路上繼續努力，完成他生前未竟之事業，才能告慰趙先生在天之靈。”
2005年5月，丁子霖的《尋訪六四受難者》一書由香港開放雜誌社出版。丁子霖在“卷首語”中說：我決定出這本書，還有一個更主要的想法，那就是：在已經過去的十五年漫長歲月裡，在我們這塊多災多難的土地上，出現了一個被稱之為“天安門母親”的受難者群體，她們改變了中國母親在世人眼中的形象，也改變了“天安門”這個詞語在人們心目中的象徵性涵義。出版這本書，就是想讓人們知道她們是怎樣從血泊和淚水中站起來的，又是怎樣帶著沉重的鐐銬艱難地邁開腳步向著幾乎沒有盡頭的路走去的。
2006年5月30日，天安門母親為紀念六四17週年發表了“我們的信念與主張”一文。文章對天安門母親群 體的形成進行了歷史的回顧，表述了這個群體在十多年的艱苦抗爭中所形成的基本共識，重申了這個群體所堅持的四條原則和主張。文章最後指出：作為十七年前那 場大屠殺的無辜受害者，我們所遭受的苦難已持續了十七年，但我們始終懷有一種誠信和誠意，以一種光明磊落的心胸，把一切都攤到桌面上。我們希望政府方面也 能光明正大，同樣把一切攤到桌面上，不遮遮掩掩，不在桌子底下做手腳，更不要搞過去所慣用的那套區別對待、分化瓦解，我們即使只剩下十個八個，也不會聽憑 事情的單方面了結。
2007年2月24日，天安門母親發表致“兩會”代表的公開信，要求他們敦促中國政府解除六四禁區，公開六四真相。天安門母親在信中呼籲：所有大屠殺的受害者、目擊者說出真相；所有大屠殺的決策者、執行者、知情者公開真相；所有大屠殺的涉案者說清楚犯罪真相。而作為公開真相的第一步，天安門母親要求執政當局解除對宗鳳鳴《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一書和丁子霖《尋訪六四受難者》一書的查禁，允許六四大屠殺的涉案者李鵬出版他寫的《關鍵時刻》（又稱“六四日記”）。
2008年5月，《天安門母親》網站開通。在發刊詞中，天安門母親說：
“今年年初，當難友們就籌建網站一 事作出決議時，大家都異常興奮。在當今的中國大陸，一群在六四大屠殺中失去親人的母親、父親、妻子、丈夫，居然有了一個能夠敞開心扉的地方，一個能夠讓世 人傾聽她們呼聲的地方，一個能夠讓她們的足跡留下印記的地方。這不啻是一個歷史的創舉，也是一份遲到的幸運。
“我們的兒女已經離開我們十九個年頭了，但我們還活著，盡管活得仍然很艱難；只要我們還活著，我們為死者尋求正義、為生者爭取權利的抗爭就不會停止。天安門母親網站的開通，正是這一抗爭的延續。”
2008年12月，丁子霖、蔣培坤、張先玲、徐玨等天安門母親在《零八憲章》上莊嚴地簽下了自己的名字。
2009年3月，為紀念六四事件20週年，天安門母親網 站推出“六四難屬二十年的心路歷程”專題，至今已刊出六四難屬撰寫的15篇文稿。那篇篇文稿“滲透著血淚，那是沾著心口流淌出來的血寫就的。任憑是誰── 只要是人性尚存者，讀來都會唏噓不已。然而，這正是當今中國所面臨的冷酷的現實；也是以往已血鑄而成的歷史。這是誰也迴避不了的。
“今天，揭開這段歷史的傷疤，讓人們去直面這傷疤，是為了讓中華民族的後代不再遭受六四那樣的劫難，也讓為人父母者、為人妻者不再承受生命中無法承受之痛。
“總有一天，我們中國人也將改變至今仍遺留在我們頭腦裡的對生命及人的價值的漠視，也能真正享受到對生命之敬畏與尊重。也只有在這個時候，六四英烈才能含笑於九泉。”
3、天安門母親群體現狀
20年來，以天安門母親為代表的六四死難者和傷殘者群體，從苦難和傷痛中相互撫慰、相互支撐地走了過來；20年來，她們從愚昧、麻木和怨天尤人中逐步覺醒和站立起來；20年來，她們在布滿荊棘和陷阱的路途中忍辱負重、歷盡艱辛地堅毅前行……現在，天安門母親群體已是一個有著自己的尊嚴和訴求的群體，已是一個與歷史同步見証屠殺、尋求正義的群體，已是一個勇於說出真相、大膽行使無權者權力的群體，已是一個摒棄了睚眥相報的敵視與仇恨，摒棄了以暴易暴的極端與偏狹的群體。
現在，天安門母親所堅持的五條訴求是：
（一）六四大屠殺是一場反人類的暴行，決非政府所說的“平息反革命暴亂”。因此，當年在鄧小平主持下對六四事件所作的定性必須徹底推翻，並給予重新評價。
（二）據迄今為止收集到的証據，表 明在那場大屠殺中遇難、失蹤、受傷的學生、市民及其他人員，都是那場慘案的無辜受害者。他們的名譽應受到具有法律效力的維護，死難者、失蹤者親屬及傷殘者 有權就整個流血慘案以及每一個個案向事件責任者提起訴訟；政府當局必須就那次血腥屠殺事件向受害人和受害親屬賠禮道歉，依法給予受害人相應的賠償。
（三）為杜絕六四那樣的大屠殺在中國的大地上重演，應通過公開、公正、合理解決六四問題來化解仇恨，達成朝野之間乃至全民族的和解。
（四）為從根本上改變至今仍遺留在國人頭腦裡的對生命及人的價值的漠視，應在公開、公正、合理解決六四問題過程中，重新審視民族傳統文化，吸納合乎世界潮流的現代文明準則及普世價值，以達成國人精神文化價值之重建。
（五）一個靠謊言和欺騙來維持的制度是應該詛咒的，但要改變這種狀況則需要一種持久的勇氣和理性，要有越來越多的人站出來，敢於“說出真相，拒絕遺忘，尋求正義，呼喚良知”。亟盼國人以解決六四問題為契機，而生活在真實之中。
現在，天安門母親群體正在繼續為維護自身的基本權利而鬥爭。這些基本權利是：
（1）在不受干擾的情況下公開悼念自己的死難親人。
（2）人身自由不受非法限制。
（3）通訊自由不受侵犯，不受非法監控和竊聽。
（4）海內外的人道救助款不受阻截和扣壓；已被凍結的必須悉數發還。
（5）六四傷殘者在就業、公共參與和社會待遇上不受政治歧視。
四、六四良心犯
六四屠殺後的大抓捕及隨之展開的“司法審判”和“勞教處罰”，製造了大量的六四受害者──被判刑、被勞教的成千上萬的六四良心犯。
1、當局大力製造和懲處六四良心犯
1989年6月15日，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判處“在6月6日滬寧鐵路光新路道口嚴重騷亂事件中放火焚燒列車、肆意破壞交通工具和交通設備的罪犯”徐國明、卞漢武和嚴雪榮死刑、立即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這是六四大屠殺之後當局製造的第一批六四良心犯。
6月17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一 審宣判林昭榮、張文奎、陳堅、祖建軍、王漢武、羅紅軍、班會傑、王連禧死刑、立即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罪名是“在反革命暴亂中打砸搶燒”。八名被告向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除王連禧被改判無期徒刑外，其餘上訴被駁回，維持原判。這是六四大屠殺後的第二批六四良心犯。
6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出通知，“要求各級人民法院及時依法審判進行反革命暴亂和製造社會動亂的反革命分子和嚴重刑事犯罪分子。”即要各級法院加快審判節奏，大力製造和懲處六四良心犯。
6月22日，湖南4.22事件參與者被判刑，其中湖南消防器材總廠工人李衛紅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其餘26人被分別判處1至15年有期徒刑。
到6月30日，遼寧省已將103名“打砸搶動亂分子”處以“勞動教養”。
在六四屠殺後的全國性大抓捕中，北京市被抓的“反革命暴徒和動亂分子”最多；之後，被判刑和被勞教的人也最多。北京市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的六四良心犯有10人，他們是：董盛坤、張茂盛、孫宏、郗浩樑、朱更生、李玉君、朱文義、苗德順、 姜亞群、王稼祥；被判處無期徒刑的六四良心犯有22人，他們是：余志堅、王連禧、楊璞、孫傳恆、張福坤、高亮、宋凱、王讞、高鴻衛、武春啟、趙鎖然、常景 強、常永傑、張國棟、張寶群、張群、張燕生、王連會、孫彥才、石學之、李志新、馮立生；被判處1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六四良心犯有26人，他們是：喻東岳、 魯德成、李紅旗、張寶生、劉建文、杜建文、趙慶、李延華、蘇剛、彭興國、李長佔、龔傳昌、陳陽、劉旭、劉振庭、劉長青、鄧萬寶、馬連喜、楊玉甫、蔣生、李福全、趙玉水、盧金生、高振河、郝富春、王長洪。
據不完全統計，到1994年春天，北京市各監獄中還在服刑的六四良心犯有314人，已出獄的六四良心犯為298人（詳見附件三）。
在湖南省，岳陽市軸承廠工人胡敏被判無期徒刑，岳陽市3517廠工人郭雲橋被判15年有期徒刑，邵陽人李旺陽、長沙人張京生被判13年，益陽人劉建安被判10年，漵浦人張善光被判7年（詳見附件四）。
在陝西省，時任陝西華岳文藝出版社副總編的李貴仁被判8年，西安冶金建築學院學生馬洪良被判4年，西北大學學生連黨敏被判3年，西北大學哲學系學生薛燄、西安政法大學學生田豐被判2年（詳見附件五）。
在浙江省，馬德良被判13年，張偉平被判9年，毛國良被判7年，仙居縣液壓件廠青年工人楊忠信被判5年，趙萬敏、楊忠信、施明軍、楊澤敏、陳剛被判5年，陳龍德被判3年，王東海、吳高興被判2年（詳見附件五）。
在貴州省，陳勇被判15年，貴州電視台播音員馮剛被判5年，陳西被判3年，杜和平、王順林被判3年，張新佩被判2年（詳見附件五）。
在山東省，青島海洋大學碩士生陳蘭濤、當年21歲已報考北京電影學院的張傑被判18年，青島人陳延忠被判17年，青島郵電局助理工程師張宵旭被判15年，孫維邦、張士斌、張本先、李海雲被判12年，郝勁光被判11年，李楠、王衍輝、竇建剛、孟慶秦、王建、牛勝昌被判10年（詳見附件五）。
在四川省，成都人姜建、冉明被判處無期徒刑，廣安人雷鳳雲被判12年，南江人蒲勇被判10年，達縣師範專科學院教師侯多蜀被判8年，重慶人許萬平被判8年，西南師大物理系學生覃禮尚被判4年，詩人廖亦武被判4年，時任中國農業銀行廣元支行副行長的佘萬寶被判4年（詳見附件五）。
在東三省，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工人唐元雋、冷萬寶、李維、梁立維分別被判20年、8年、5年、5年，瀋陽人魏壽忠被判13年，大連市工人蕭斌、吉林市工人遲壽柱被判10年，遼寧鐵嶺市農民徐佰泉被判8年，丹東市工人田曉明被判7年（詳見附件五）。
…………
1989年12月8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宣判“在北京反革命暴亂中殘殺共和國衛士李國瑞烈士的兇手”孟多、周繼國死刑、立即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關押在秦城監獄的人，自1991年1月起被陸續判刑。北京航空學院學生鄭旭光、北京語言學院學生張前進、北京體育學院學生姚軍嶺、北京經濟學院畢業生戴熾義獲刑2年。北京經貿大學學生孔險峰、北京電影學院進修生馬少方、中國人民大學碩士生李克洲、北京大學碩士生王有才、清華大學學生張銘獲刑3年。北京經濟學院學生翟偉民獲刑3年半。人民日報記者吳學燦、北京大學碩士生郭海峰、北京大學學生王丹獲刑4年。原38軍軍長徐勤先、包遵信獲刑5年。劉剛獲刑6年。北京皮革廠工人王建生、任畹町獲刑7年。鮑彤獲刑7年。王軍濤、陳子明獲刑13年。
2、出獄後不改信念的六四人士
走出監獄、勞教所的六四良心犯，其中一部分始終堅守自己所信奉的價值理念，他們和站立起來的天安門母親一樣，大膽行使自己的基本權利，拒絕謊言，說出真相，呼喚良知，尋求正義，在不斷地沖擊言禁、報禁和黨禁中，在維護自身權益和捍衛他人權益中，在不時遭受當局之打壓和迫害中，艱難抗爭，堅毅前行。
下面列出的，是部分具有一定代表性的這樣的六四人士。
毛國良：浙江安吉人，生於1959 年，大學文化，原安吉四中化學教師，1989年被抓前系浙江教育學院應屆畢業生。從1989年6月2日到12日，毛國良先後撰寫《掀巨浪》、《祭魂曲》、 《孩子，你站起來吧﹗》等詩詞7首，在浙江教育學院和杭州大學張貼，表達了一個教師應有的道德良知和社會正義感，同時編輯、復印有關北京屠城的宣傳材料， 在學生中分發，並張貼到武林門、延安路、解放路、六公園、大會堂等公共場所。6月6日，在浙江教育學院公開張貼《退黨聲明》，表明了自己的覺醒。為此，6 月18日即被杭州市公安局抓捕。開庭那天，在杭州大會堂的法庭上，面對人頭濟濟的聽眾，法官煞有介事地問：“你叫什麼名字﹖”毛國良大義凜然：“我姓愛， 名叫‘愛國罪’﹗”杭州法院以“罪惡重大，應依法嚴懲”為由，判處毛國良有期徒刑7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
在獄中，不管是獄方實行恐怖高壓政 策，還是採取懷柔政策，毛國良都是堅持抗爭的難友的領頭人。從1990年到被釋放的1993年連續四年，每年的六四國殤日，獄中的毛國良都堅持以絕食的方 式哀悼六四死難同胞。1990年底，浙江當局派人到第四監獄找毛國良談話，要其表態認罪，答應給予改判，被毛國良斷然拒絕。1993年9月，毛國良終因浙 江當局的相對寬鬆政策被減刑釋放。
出獄以後，毛國良和陳龍德、王東海、 吳高興等一些難友一起，在極其艱難的生存環境中，為重新評價六四，為推動中國的民主進程而奮鬥不懈。由於在高壓的政治氣候下不願沉默，不願放棄對自由民主 的訴求，曾經八次被浙江各地方當局敲掉打工的飯碗，一直過著顛沛流離、四出謀生的日子。現在，毛國良妻子和女兒在老家安吉縣城，自己則遠在雲南教書打工， 天各一方，有家歸不得，有女見不到。
陳龍德：1990年代中期浙江民運 的主要組織者和決策人。家住杭州市小營巷孝友里9號502室，生於1958年，初中畢業後下過鄉，當過三年兵，原浙江鋁製品廠工人。陳龍德雖然只有初中學 歷，但依靠自學熟悉中國近代史和現代史，尤其熟悉辛亥革命史，具有濃厚的現代政治意識和民主思想。八九民運期間，因書寫和散發傳單而被判刑3年，在第四監 獄服刑期間，與其他難友堅持獄中抗爭，屬於絕食、悼念六四英魂等活動的核心力量。
出獄以後，陳龍德積極聯絡劉念春、張林等外地朋友，發動省內朋友參加保障勞動者權利的活動，以後又與王東海、 王有才、傅國湧等一起組織省內朋友聚會，多次發表聯名信，要求中共當局改變六四定性、實行政治體制改革，成為浙江民主運動的主要組織者和決策人，因而多次 遭到拘押，但始終不屈不撓。1996年，中共當局加強了對異議人士的打擊，在全國萬馬齊喑、明知發起異議活動肯定要坐牢的情況下，陳龍德與王東海一起，於六四7週年前夕毅然發表了包括吳高興、毛國良、葉文相、傅權、趙萬敏在內的7人致全國人大常委會公開信，提出無條件釋放魏京生、陳子明、王丹、劉念春、張林、 胡石根、徐永海等一切在押的政治犯和宗教犯，重新評價六四和八九民運，召開圓桌會議，廣泛開展與社會各界的對話，有秩序有步驟地進行漸進式政治體制改革等 五項建議，被浙江公安當局處以勞動教養3年。勞教期間，陳龍德因不堪獄警唐京寶等人的毒打，從三樓跳窗自殺，折斷了右腿股骨，從此落下終身殘疾，只能拄著 兩根拐杖走路。
陳龍德今年已51歲，但依舊孑然一身，僅靠八十多歲老父母的退休金活著。1999年出獄後，許良英先生曾幾次托人帶錢慰撫，但他剛強自尊，一直不願接受朋友的幫助，更拒絕為他呼援。2005年間，張林、楊天水和鄧煥武都曾經先後去看望過他，但給錢全都被謝絕。2008年2月，黃河清、盛雪等海外人士決定對陳龍德實行定期的人道主義援助，也同樣被謝絕了。
王東海：1990年代中期浙江民主運動的標志性人物和領銜人，民主黨成員。杭州人，生於1946年，高中學歷，原杭州市文瀾商場經理。王東海1979年民主牆時期就參加了浙江的民主運動，主編民刊《浙江潮》。八九民運中，王東海在 杭州積極投入；六四屠殺後，他製作了“向我開槍”、“死為鬼雄”的橫幅，舉行講演和遊行，被判刑2年。在第四監獄中，積極參加絕食、營救難友、悼念六四英 靈等活動。出獄以後，與陳龍德等一起發動和組織浙江的異議活動，在各種公開信和呼籲書上領銜簽名，因而多次遭到抓捕關押，成為1990年代中期浙江民主運 動中最著名的異議人士，1995年獲得方冠青基金會人權獎。1996年，因與陳龍德共同發起7人致人大常委會公開信而被處以勞教3年（監外執行）。 1998年7月，又與王友才等發起民主黨的組黨活動。
吳高興：浙江臨海人，生於1947 年，大學文化，原台州供銷學校講師、政治教研室主任。六四慘案發生以後，在當地與其他朋友一起，多次發動學生和工人上街遊行而未果。6月7日，遂與本校另 一名語文教師在校內張貼海報，舉行集會，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說，痛陳六四屠城罪行，並帶領全校師生上街遊行靜坐，終於打破了台州府城可恥的沉默，從而被台州 當局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2年。在獄中，堅定地與其他難友一起展開悼念六四英魂、絕食抗議毆打難友等反迫害爭人權活動。出獄以後，1990年代中期 積極投身浙江民主運動，把王東海、陳龍德、毛國良等難友介紹給前輩許良英先生，赴杭會晤劉念春和張林，拜會前輩林牧先生，支持和參加陳龍德、王東海、 傅國湧等發起的各項簽名活動，並因此經常被關押和抄家，其中最長達一個月。受迫害20年來，拖兒帶女歷經坎坷，踏過黃包車，到民辦中學教過書，當過論文槍 手。最近幾年，以自由寫作為業，立志研究當代中國的民主進程，在《人與人權》等刊物上發表《論解救政治犯和良心犯的策略》、《論中國民主運動從低潮走向高 潮的邏輯機理》、《廣義效用論與當代中國的民主進程》等多篇研究論文。現在已過退休年齡，僅靠微薄的稿費糊口還要經常受到當局的打壓，但仍然不改初衷，為 研究中國民主進程而讀書不止，筆耕不息。
葉文相：浙江蘭溪人，生於1963 年，大專文化，原蘭溪市農業銀行會計。六四慘案發生以後，葉文相與他人通過國際長途電話向《美國之音》宣讀了一份抗議北京屠殺的文章。隨後被捕，被以“反 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3年半。在獄中，葉文相堅持了一個良心犯應有的人格尊嚴，因而遭獄警毆打和侮辱；依靠自己的堅貞不屈和其他難友不屈不撓的絕食抗議， 終於討回了公道。出獄以後，積極參與陳龍德和王東海等發起的各項簽名運動，因而成為當局嚴密監控的對象。現在貴州一家煤礦打工當會計。
趙萬敏：浙江臨海人，生於1967 年，寧波紡織學校畢業，原椒江染織廠技術人員。六四慘案發生以後，趙萬敏抑制不住心中的義憤，在街頭張貼抗議北京屠殺的大字報，被台州當局重判5年。在獄 中，不怕威脅，不為利誘所動，與其他難友一起堅持抗爭，表現了一個良心犯的正直品格。出獄以後，積極參與聚會和各項異議活動，並因而多次被關押。現在杭州 打工。
黃志道：浙江衢州常山人，生於 1965年，八九民運時期為浙江師範大學英語系應屆畢業生，已經考取山東大學歐美文學碩士研究生。六四慘案發生後，因發動抗議活動而被金華當局以“反革命 宣傳煽動罪”判刑2年。在獄中，黃志道因其傑出的翻譯和文學才華深得獄方賞識，但卻並不因此拋棄良知，在難友葉文相遭受獄警毆打等大是大非問題上，態度明 朗，堅定地與其他難友站在一起，堅持絕食抗議。出獄以後，謝絕了母校的工作安排，只身南下深圳，依靠自己的努力創辦了達信雅翻譯公司，現任該公司總經理。
李貴仁：1989年時任陝西華岳文藝出版社副總編，因組織懸掛大幅標語、組織遊行示威和罷工抗議，及給趙紫陽總 書記發了三封電報要求趙見學生，要求罷免李鵬、楊尚昆等，被開除公職，並被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從重判處有期徒刑8年；1994年因 病保外就醫，出獄後以校對文稿為生；後因冠心病、腦梗等病情加重，無法從事校對工作，靠夫人的退休金生活，但他從未改變信念和心志。
付升：西安導航研究所幹部，積極投身八九民運，六四後被勞教2年。解教後繼續從事民運活動，因而長期受當局迫害，經常被警方跟蹤，電話打不通，多次被傳喚或找去“談話”，並曾被抄家、綁架。單位裡的工作被“調整”，兩級工資未漲，。
陳西：男，1954年2月出生，1989年坐牢前在貴陽市金築大學工作，政工幹部。因在八九民運中組織“貴陽沙龍聯誼會”和成立“貴陽愛國民主聯合會”，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3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
1995年5月，因組織中國民主黨 貴州分部，提出要敢為人先、貴州的民主運動要走在全國的前面，並要求重評六四而被捕。1996年3月，被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以“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 判刑10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在貴陽監獄服刑期間，多次被獄方唆使刑事犯毒打昏死，但從未屈服。
2005年5月坐滿10年牢出獄後，繼續從事民主、人權、法治活動，與貴州自由民主異議人士一起舉辦了貴州多屆“公民國際人權研討會”。
廖雙元：男，1953年4月28日 出生，1989年被勞教前在貴陽市軸承廠公安處工作。在八九民運中，廖雙元不僅多次組織召開“貴陽沙龍聯誼會”會務會議，支持、聲援學潮，自己也上街遊 行、沿街散發傳單並演講。1989年5月底，他與夫人吳玉琴、曾寧前往北京聲援學生和市民的抗爭。1989年6月13日被抓，後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 勞教3年，在勞教所內曾被毒打成重傷。
1995年5月，因參與中國民主黨貴州分部的組建而以“反革命罪”再獲刑4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1999年5月出獄後，繼續投身自由民主事業，長年受到當局的打壓和迫害。
張善光：1955年生，湖南省漵浦縣城關鎮人。
1989年春夏之交，張善光高度關 注以北京為中心的學潮與國民請願活動。6月4日前，他多次致電北京高自聯表示聲援。6月3日夜，向中共中央及國務院發出抗議電，強烈譴責政府動用軍隊鎮壓 和平示威的學生，並宣布從即日起不再承認國務院是人民的政府。6月5號，撰寫、打印“血的真像”傳單，內容是控訴鎮壓北京學生和市民，在縣城的學校、街 道、車站四處散發。6月16號被捕。同年9月，湖南省懷化地區中級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處其有期徒刑7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
張善光出獄後，繼續從事人權民主活 動。1998年7月22日，張善光在漵浦被捕。法院秘密開庭，以張善光犯有“為境外非法提供情報罪”判處其有期徒刑10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張善光在赤 山監獄服刑期間，警方曾派人對他說，只要他象徵性地認罪，或象徵性地表示出來後不再從事民運活動，就可以提前兩年讓他回家，但被他斷然拒絕。
2008年7月21日，監獄一大早就派車送他回家，讓驅車前往迎接的長沙朋友撲了個空。張善光剛剛到家時，自由亞洲電台記者電話採訪他，他態度明朗、思維嚴密地一一作答，表明這20年中總共16年半的監獄生涯並沒有摧垮他這條湖南硬漢子。
謝長發：男，1951年10月7日出生，湖南省望城縣坪塘鎮人。下鄉插過隊，後招工進長沙鋼廠。1989年時，其職稱為助理工程師。當年，謝長發在瀏陽搞“社教”（兼任副鄉長），六四屠殺後到幾個學校講演，譴責和抗議當局的暴行，被處勞教3年，實際執行2年。1992年，謝長發組織一讀書社，被禁。1998年春，他和潘明棟試圖借慶祝朱鎔基當選總理的名義發動遊行，被拘留。1998年，謝長發與湖南其他異議人士發起成立“中國民主黨湖南籌委會”，被拘留。此後十年，謝長發一直以中國民主黨黨員的身分從事相關活動。2005年，謝長發撰寫了《中國民主黨宣言》，後又寫了《昭告海外同胞書》、《民主問題問答》、《中國民主黨之歌》等，修改了浙江版本的《中國民主黨黨章》。從2002年開始，謝長發每 年正月初九固定邀集中國民主黨成員或民運人士聚會。他先後到北京、上海、遼寧、吉林、陝西、安徽、江蘇、浙江、福建、貴州、四川、重慶、甘肅等地會見朋 友，並適時對生活困難的中國民主黨成員給予資助。2008年6月26日被長沙市公安局刑事拘留，7月31日檢察院以其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批準逮 捕，11月1日公安局再次偵查終結，移送檢察院。2009年4月28日，長沙中級法院開庭審理謝長發案。
劉賢斌： 生於1968年10月2日，四川遂寧人，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87級學生。1989年4月中旬寫有《胡公托夢記》和《反思中共歷史》兩篇大字報，張貼 在人大“民主牆”上。六四之後，參與了成都6月5日的抗議活動，之後受到北京市公安局和遂寧市公安局的審訊和迫害，並於1991年4月15日被抓捕，關押 在秦城監獄。1992年12月8日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處有期徒刑2年6個月，於1993年10月14日出獄。出獄之後，尋找和 聯繫各地民運人士，推動民運力量的發展。1995年因參與《汲取血的教訓，推進民主與法治進程》公開信的簽名而被抄家及關押數日。1996年組織四川、重 慶的民運人士進行公開抗爭，多次起草公開信呼籲釋放魏京生、王丹、劉曉波等 人，並因此多次受到遂寧市公安局的傳喚、抄家、關押。1998年10月與佘萬寶、黃曉敏等人籌組“中國民主黨四川籌委會”，並於10月15日到四川省民政 廳公開申請注冊，同時組建了“中國人權觀察四川分部”。1999年1月先後到湖北、湖南、浙江、山東和北京等地商討民運事宜，後於1月23日在北京被抓， 關押一個月後轉至四川遂寧，又被拘留半個月。1999年7月1日起被遂寧市公安局監視居住，7月7日被刑事拘留，8月6日被遂寧市中級人民法院以“顛覆國 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13年，9月3日轉至四川省大竹縣川東監獄服刑。在服刑期間獲三次減刑，於2008年11月6日出獄。第二次出獄之後，劉賢斌依然不改信念，繼續投身於民運事業。2008年11月20日與陳衛等人一起發表《就鄧永固事件致遂寧市委、市政府公開信》，並於12月上旬簽署《零八憲章》。
李必豐： 四川綿陽人，八九民運中擔任成都青年自治會主席，組織參與成都的抗議遊行活動，後被判處有期徒刑4年，關押於四川省第三監獄。出獄後積極參與民運活動，多 次參加公開簽名活動。1998年，因關注綿陽工人罷工事件，被當局以其它理由抓捕，並被判處有期徒刑8年，關押於雅安監獄。出獄後經商為生，2008年 12月參加了《零八憲章》的簽名。
廖亦武：1958年出生於重慶涪 陵，成都著名詩人和民間藝人。六四事件後，因克制揭露當局暴行的光盤而被判處有期徒刑4年，被關押於四川省第三監獄。出獄後繼續發出不同聲音，多次參與公 開簽名，並主辦了《知識分子》等地下刊物，宣傳自由民主思想。著有《中國底層訪談錄》、《中國冤案錄》、《最後的地主》、《地震瘋人院》等。2008年 12月參加了《零八憲章》的簽名。
許萬平：重慶人，因積極參與八九民運而被當局判處有期徒刑8年，被關押於四川省第三監獄。出獄後積極從事民運活動，1998年被當局勞動教養3年，關押於重慶市西山坪勞教所。2003年，因參與中國民主黨活動又被當局判處有期徒刑12年，現關押於重慶江北監獄。
佘萬寶：四川廣元人，八九民運發生 時擔任廣元農業銀行副行長。因聲援北京學生運動並參與八九民運而被當局判處有期徒刑4年，被關押於四川省第三監獄。出獄後仍積極從事民主運動，多次參與公 開簽名。1998年，參與中國民主黨的組黨活動，是中國民主黨四川籌委會成員之一，並參與中國人權觀察四川分部和中國人權觀察臨時總部的工作，1999年 被當局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12年，現被關押在四川省川東監獄。
姜福禎：山東青島人，1956年4 月25日出生。1989年投身八九民主運動，被當局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重判有期徒刑8年。出獄後，先後以擺書攤、開書店謀生。從1989年開始，在 《民主論壇》、《*》、《北京之春》等網絡刊物上發表文章；在要求釋放王有才、車宏年、牟傳珩、燕鵬等人的公開信上簽名；撰寫文章為任自元呼籲。
1998年9月，姜福禎在要求注冊中國民主黨山東委員會的申請書上簽了名。1999年5月15日，姜福禎和申貴軍、張銘山致函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要求重評六四，釋放一切在押政治犯。
3、出獄後生活困苦的六四人士
走出監獄、勞教所的六四良心犯，其中相當一部分長期陷於生存的困境：他們難以找到合適的工作，享受不到基本的社會保險。他們當中，服完長刑、走出監獄的六四“暴徒”們的生活，尤為困苦。
張茂盛：1968年6月28日出 生，原永定路一家機械公司工人。1989年6月4日晨，在馬甸橋附近參與焚燒了一輛軍車，於6月21日被抓。11月10日，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放火 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關押17年多後，於2006年9月13日獲釋，被剝奪政治權利5年。出獄時已38歲的他，找工作特別困難，靠父母的退休金生 活；當然就更別提享受基本醫療保險了。自己沒有居室，只能和父母擠在一起。
董盛坤：1960年12月16日生人，原北京某印刷廠工人。1989年6月10日被捕，1989年8月4日以“放火罪”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先後在北京市監獄、北京市第二監獄、北京未成年犯管教所服刑。2006年9月5日刑滿獲釋，出獄後還被剝奪政治權利8年。
董盛坤於獄中與妻子離異，孩子由女方撫養。出獄後和母親共同生活，母親是退休工人，每月養老金1300元，患有腦血栓、高血壓等疾病，大部分養老金用於看病。董盛坤出獄後，由於年齡大、技能低，就業艱難，有過幾次就業經歷，但都以失敗告終。
王連禧：1955年9月25日生 人，原北京西城區環衛工人，有一定的智障。1989年6月6日被捕，1989年6月17日一審以“放火罪”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二審被改判為無期徒刑， 並被保外就醫。同年8月被收監服刑，先後在北京市監獄、北京市第二監獄、北京未成年犯管教所服刑。2007年8月1日刑滿釋放，出獄後被剝奪政治權利5 年。
王連禧於獄中時，父母相繼過世，妻 子與他離異；位於松柏胡同3號的原住房拆遷時，由於王連禧還在服刑，拆遷方並未給其安置新房。王連禧出獄後無家可歸，曾寄居在西城區司法所和抄手胡同43 號一間小平房裡，生活十分艱難。自2008年10月10日起，王連禧在西城區平安醫院棲息。
孫宏：1971年1月14日生人， 原北京熒光燈廠工人。1989年6月3日夜目睹屠殺慘狀後，孫宏在其家附近的勁松東口參與攔截戒嚴部隊軍車，於6月11日被抓。1990年6月以“放火 罪”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入獄後，監獄將大多數10年以上長刑的六四人員單獨羈押於北京市第二監獄12中隊，並強制每日幹16小時的活。孫宏為此於 1993年10月以生命相抗爭，被關進了禁閉室。到1995年8月8日，才被改為有期徒刑18年6個月。2007年7月7日獲釋，被剝奪政治權利8年。
進監獄前，孫宏與外祖父住在朝陽區 農光裡起重宿舍2排2號；1996年住房拆遷時，拆遷方以孫宏正在服刑為由，拒不分給住房。孫宏出獄後曾想找回應有住房，可是事隔10年，當時的拆遷公 司、經辦人乃至街道、派出所有關人員都不知去向，為此孫宏找過小區物業管理、朝陽區房管局，但都答復“不知道”。目前，孫宏與父母及妹妹一家6口人，擠在 一處不足40平米的小兩居室內。
由於剛18歲就進了監獄，沒有任何 社會工作經驗和技能，獲釋後找不到工作，沒有經濟來源；而且多年的監獄生活使孫宏身患高血壓、頸椎病、前列腺炎等多種疾病。孫宏的父親患病多年，每月的退 休金大多用在了看病、吃藥上，孫宏的母親也患有腦動脈硬化，妹妹則剛下崗不久。現在孫宏每月領取400元低保費，其餘全靠親屬救濟，生活異常艱難。
孫傳恆：1970年1月7日生人，原北京市地質儀器廠工人。1989年6月4日，與柴軍、張國棟等人在新華門前攔截前往天安門廣場的戒嚴部隊，並與之發生直接沖突。1989年6月7日被抓，1990年8月被以“反革命持械聚眾叛亂罪”判處無期徒刑。
孫傳恆入獄後，面對監獄的種種黑 暗，多次與獄警發生公開沖突並被關進禁閉室。1995年至1998年的4年間，被剝奪了每月與父母的見面探視權，甚至在1997年患腹腔結核病住院期間， 也未曾見上父母一面。在1990至2000年的10年間，孫傳恆除無期徒刑改有期徒刑外，沒有減過一天刑。2006年2月獲釋，被剝奪政治權利5年。
出獄後，孫傳恆不願拖累年近70且身體多病的父母，一人獨自在外闖生活；但是，別人一聽說他剛從監獄出來都不願意用。於是他自己賣冷飲、雨具，但因多種原因均未賺錢。現在孫傳恆借住在北京郊區的親戚家中，節衣縮食，勉強度日。
趙鎖然：1962年4月11日出 生，家住北京市門頭溝區，原首鋼電工。1989年6月4日，他在八角村附近和憤怒的民眾一起砸了一輛裝甲車，後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破壞罪”判 處無期徒刑，2007年2月25日刑滿釋放。趙鎖然在獄中呆了近18年，落下了腰腿疼病，出獄後一直找不到工作，現每月領取低保費390元，主要靠父親的 退休金維持起碼的生活。
李志新：1956年10月14日生 人，家住北京市東城區黃寺附近。1989年6月4日，在學院路上和不少民眾怒燒軍車，被以“放火罪”判處無期徒刑，2008年6月3日出獄。父親1997 年去世時沒讓見面；母親已73歲，有心臟病，每天都要吃藥。在裡邊沒時沒點地幹活，把身體累壞了，關節炎，腰痛，眼睛看東西不清楚。出來歲數大了，找工作 也沒人要，也沒有特長，現在住在家裡。後來問哥哥、姐姐借了點錢，買了一輛電動自行車，通過朋友介紹曾到一家速遞公司送快遞，不久就丟了工作。出來後一直 在申請低保，現在終於得到解決，每月410元。
張燕生：1967年11月9日出 生，1989年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搶劫罪”判處無期徒刑，2003年4月25日獲釋。在看守所裡曾多次遭到無故毒打、體罰和辱罵，獄中勞動加班加點 不讓睡覺，致使身體健康出現很大問題。出獄後長期找不到工作，靠母親退休金維持生活。現在一家公司送貨，有些收入，但公司不為他交“三險”，因此連看病的 錢都沒有，多次和政府官員交涉都沒有結果。
武春啟：1952年5月4日出生。 1988年父母雙親因病去世。1989年6月4日，在永定門附近和民眾一起怒燒軍車，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放火罪”判處無期徒刑。武春啟在看守所和監 獄中備受折磨，導致多種疾病纏身。2008年12月出獄後，無法找到工作，申請低保至今未被批下來。目前靠每月400元的困難補助艱難度日。
邵凌才：山東濟南人，1962年出生。1989年被以“擾亂社會秩序罪”判刑4年。邵凌才原為濟南市機床一廠職工學校教師，判刑後被開除公職。現雙目幾近失明，領有殘疾証，從事按摩理療為生。妻子已內退，兒子在讀大學，全家生活甚為艱難。
4、至今仍在北京地區獄中的六四良心犯
六四事件20週年即將來臨之際，根據我們收集到的資料，在北京的監獄中，仍然關押著八位六四良心犯，他們是：
朱更生：1964 年生人。1989年6月3日深夜，被軍隊屠殺民眾的暴行激起滿腔義憤的他，在勞動人民文化宮前和其他市民一起圍住了一輛裝甲指揮車。他用棉被蓋在指揮車上 點燃，裡面的軍官給熏了出來，一溜煙跑掉了。1989年六四後，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放火罪”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朱更生不服判決，提起上訴。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二審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朱更生在北京市看守所內關押死刑犯的號中，戴上腳鐐、手銬度過了不得安眠的700多天。1991年秋，最高人民法院經死刑復核程序，改判朱更生死刑、緩期二年執行。
1993年，朱更生由死緩改判為無期徒刑。1997年改判為有期徒刑20年。經數次減刑後，尚有餘刑1年多，目前被關押在北京市第二監獄第5分監區。
朱更生年邁的母親住在小西天大女兒家中；朱更生出獄後也將在大姐家棲身。
李玉君：現年40多歲。1989年6月4日在北京市朝陽區紅廟附近和不少市民一起燒軍車，後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放火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1993年，由死緩改判為無期徒刑。1997年，改判為有期徒刑20年。
經減刑後，尚有餘刑3年，目前被關押在北京市第二監獄第5分監區。
常景強：1969年生人。1989 年6月4日，當年20歲的他在北京西直門附近人民醫院門口與武警發生沖突，他用磚頭砸傷一武警，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傷害罪”判處無期徒刑。 1991年被改判為有期徒刑20年。目前常景強被關押在北京市第二監獄第5分監區，今年6月上旬將獲釋。
姜亞群：1936年生人。1989年6月4日，在北京市東城區東四附近參與怒燒軍車，後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放火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1991年被改判為無期徒刑，1993年被改判為有期徒刑20年。
姜亞群無任何親屬，因此從未有人去監獄探視過他。他患有癲癇病，因此不幹活，也因而得不到減刑。目前他被關押在北京市延慶監獄，尚有餘刑4年。
苗德順：1963年生人，家住五路居西郊木材廠宿舍。1989年6月4日，他在五孔橋附近和民眾一起怒燒戒嚴部隊軍車。1989年8月8日，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放火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1992年被改判為無期徒刑。
由於苗德順從不認罪，直到1997年才被改判為有期徒刑20年。苗德順在獄中從不寫思想匯報，不幹活，因此經常被獄警用警棍電擊。
目前苗德順在北京市延慶監獄服刑。由於從未被減過刑，因此尚有餘刑8年。
石學之：1939年出生，北京市昌 平區回龍觀二撥子村人。1989年6月4日，他在學院路北京航空學院東門口一帶，和許多市民一起焚燒軍車，後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放火罪”判處無期徒 刑。1991年夏天，石學之在北京市第二監獄準備出口美國的乳膠手套中塞了不少紙條，上面用中、英文寫了“向美國人民致敬﹗”、“向自由女神致敬﹗”、 “這是勞改產品﹗”、“二監關押了許多六四‘暴徒’﹗”等。後因獄外質檢部門將部分手套退回時，石學之已不在原來車間幹活，導致他寫的紙條被發現。獄方為 此極度惱怒，將石學之關了三個月禁閉；期間經常將他提回第7分監區，並公然違反相關規定，用警棍電擊他的口腔、舌頭、腋下和陰部，以法外懲處肆意加害石學 之。
目前石學之在北京市延慶監獄服刑，尚有餘刑1年多。
楊璞：1960年生人。1989年6月4日，在陶然亭公園附近，他和不少市民一起怒燒軍車，後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放火罪”判處無期徒刑。1994年，由於雙腿患骨結核病，從北京市第二監獄轉往天津茶澱勞改農場病號隊。之後，再轉到北京市延慶監獄。
宋凱：男50歲出頭，“六四”後因 “反革命傷害罪”被判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6月4日在人民醫院門口，張寶生（當年15歲，判刑10）、常景強、宋凱等許多北京市民截獲一輛軍用救 護車，大家從車上把一個當兵（王玉文，當年被授予“共和國衛士”）的拽了下來，遭到眾毆，宋凱將一個水桶扣在王玉文的頭上，理由是怕把當兵的打壞了。宋凱 被捕後在豐盛派出所內被幾十名戒嚴部隊暴打，後腰被打壞了，留下終身殘疾，走路時往前探著走。92年時家裡曾花錢為其保外，但沒能成功。宋凱捕前住在西城 區磚塔胡同，捕後不久離異。宋凱93年底從一監轉到二監，98年轉到延慶監獄。目前宋凱在延慶監獄服刑，餘刑1至2年。
五、受到其它政治迫害的六四人士
中國的六四受害者除了六四死難者、傷殘者、死難者和重殘者家屬、被判刑和勞教的六四良心犯外，還包括許許多多受到其它政治迫害的六四人士，他們被收容審查、監視居住、軟禁在家、開除學籍、黨籍和公職、受到其它黨紀和行政處分、失去原工作崗位及不得不流亡海外等等。
六四大屠殺之後，當局以“收容審 查”的名義抓捕、關押了大量八九民運的積極參與者和反抗六四屠殺暴行的人。當時，北京市各區、縣看守所人滿為患，演員陳佩斯也被關押過，關在“炮局”── 北京市公安局公交分局看守所。在秦城監獄，當局收審了數以百計的知識分子、大學生和工人。其中有：列入全國通緝名單的周鋒鎖、熊焱和熊瑋、北師大講師劉曉波、中國新聞社記者高瑜、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生江棋生、劇作家王培公、北京理工學院大一學生陳衛等。
在廣州，中山大學大氣科學系85級本科生陳衛（女），中山大學哲學系86級本科生於世文被收審長達一年半；華南師範大學碩士生王連平被收審半年；中山醫科大學85級本科生張宇、華南理工大學本科生余厚強也被收審過。
在西安，陝西師範大學歷史系本科生趙常青被收審5個多月；西安交大機械系碩士生梅林被收審11個月；西安交大建築系碩士生林強被收審6個月；《人口報》記者高軍生、西安市第91中學教師鄭保和、陝西省政府經貿委幹部韓銳被收審數月；陝西機械學院機械系學生湯致平被收審半年。
在成都，西南民族大學副教授蕭雪慧被收審近2年，四川社科院汪成忠被收審近2年，四川大學學生王林建、韓燕明、吳衛東被收審1年，遂寧人歐陽懿被收審3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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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後，原公安部群眾出版社社長于浩成被開除黨籍，並被“監視居住”1年半，地點是北京郊區一武警部隊大院。原光明日報記者戴晴被“監視居住”，地點居然是秦城監獄。
原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並被軟禁於富強胡同6號家中。
翻譯家楊憲益被開除黨籍。原全國人 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副主任胡績偉被解除黨內外一切職務。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員許良英被開除黨籍。原深圳大學校長羅征啟被撤銷一切職務，開除黨籍，調華 南師範大學。詩人邵燕祥受到黨內警告處分。原共青團中央常委、中直機關團委書記張祖樺被撤銷職務。北大國際政治系青年教師陳育國失去教職。中國政法大學碩 士生浦志強獲團內警告處分。中央電視台播音員杜憲和薛飛失去原工作崗位。原湖北省十堰市委黨校理論研究室主任陸中明被開除黨籍，留校察看。……
而方勵之、嚴家其、陳一諮、萬潤南、蘇曉康、遠志明、吾爾開希、王超華、張伯笠、柴玲、封從德、項小吉、鄭義、李錄、劉俊國等一批民運的重要參與者，則被迫流亡海外。
六、一黨專政制度下的政治受害者
2008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宣言》問世60週年前夕，303位中國公民聯署發布了《零八憲章》。《零八憲章》指出：
“國共內戰的結果使中國陷入了現代 極權主義的深淵。1949年建立的‘新中國’，名義上是‘人民共和國’，實質上是‘黨天下’。執政黨壟斷了所有政治、經濟和社會資源，製造了反右、大躍 進、文革、六四、打壓民間宗教活動與維權運動等一系列人權災難，致使數千萬人失去生命，國民和國家都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
的確，六四受害者正是一黨專政制度下的政治受害者。
中國的一黨專政制度，其全稱為共產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專政制度。這個制度有幾個從根本上區別於現代民主制度本質特征，那就是：
1、實施言禁、報禁和黨禁
中國的《刑法》第105條第二款等條款，是專門用來搞以言治罪的，也就是說，是用來實施和維持言禁的；而這個制度不允許同人辦報，是謂報禁；這個制度用《刑法》第105條第一款禁止反對黨的合法存在，乃謂黨禁。
2、實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合一
孟德斯鳩早就指出：握有權力的人都有濫用權力的傾向。為了遏制這一傾向，必須用權力制衡權力，實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而中國的所有權力，都由政治局裡的同一撥人所掌控，是謂三權合一。
3、國家元首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不通過普選產生
在這樣一種制度下，凡是大膽行使言論自由權的人，難免會觸犯言禁；凡是大膽行使出版自由權的人，難免會觸犯報禁；凡是大膽行使結社自由權的人，難免會觸犯黨禁。
在這樣一種制度下，凡是讚成、倡揚三權分立的人，難免為執政者所不容。
在這樣一種制度下，凡是主張全民大選的人，難免為“元首”和“人民代表”所厭惡。
一句話，凡是敢於沖擊言禁、報禁、黨禁，敢於公開呼喚憲政民主的人，都有可能成為這個制度下的政治受害者。
七、六四受害者生存狀況之改變
在六四這個案子沒有翻過來之前，在造成六四慘案的制度沒有改變之前，要改變六四受害者的生存狀態，需要：
1、六四受害者自身權利意識的覺醒和成長
如果我們認為六四屠刀下的死難者約 為2600人是可信的，那麼，迄今為止還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死難者家屬公開發出了伸冤和抗爭的聲音。而數以萬計的六四傷殘者中，也只有為數很少的人站了出 來。六四後被判刑、被勞教的良心犯，一直未能公開進行抗爭的，也大有人在。而六四後受到其它政治迫害的六四人士，保持沉默、忍氣吞聲的當不在少數。
我們認為，改變缺乏尊嚴的生存狀態，首先需要六四受害者自身權利意識的覺醒和成長。有了這一條，就可以逐步做到：
（1）從含冤忍辱中走出來，行使說真話的權利，公開說出受害真相，找回或提升做人的尊嚴。
（2）形成和平理性抗爭、像天安門母親那樣的六四受害者群體。
（3）既維護自身權利，又捍衛他人 權利，關注、幫助其他政治受害者，如1957年反右運動中的五七受害者，六四後因沖擊言禁、報禁、黨禁而遭受政治迫害的公民，及受到各種宗教迫害的群體 等；關注、幫助其他受到制度性侵害的群體，如因暗箱轉制、強制拆遷、強迫“征地”、刑訊逼供、任意羈押而造成的受害者群體。
2、其他民眾對六四受害者的關注、聲援和幫助
這既是寶貴的，也是可行的。例如： 六四死難者的同學、朋友、同事提供或公布死難者線索；六四屠殺的目擊者、六四後參與救治死傷者的醫務人員等，直接或間接地沖擊六四禁區，說出事件真相；給 六四難屬、生活困苦的六四人士提供人道幫助等等。20年來，已有不少人這麼做了。我們希望，會有更多的人這麼去做──2009年5月6日，80多位華人基 督徒發表關於六四20週年的歷史性宣告，就是一個很好的範例。而每年六四之夜，香港維多利亞公園閃爍搖曳的萬千燭光，則是對死者至貞的祭奠和緬懷，也是對 生者至誠的關愛和慰藉。
3、國際社會對六四受害者的關注、聲援和幫助
中國六四受害者是20世紀一場特大人權災難的受害者，國際社會對他們的關注、聲援和幫助，將會有力地鼓舞他們捍衛自己的人權、改變自己的命運。來自國際社會的關心和奧援包括兩部分。一是來自民間，二是來自聯合國人權機構和民主國家政府。
在民間方面，如果能將2009年度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天安門母親”群體，那會是一種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對中國六四受害者的有力聲援。對聯合國人權機構和民主國家政府來說，堅持適時對中國六四受害者的人權狀況公開發出關注的聲音，並與六四受害者建立直接接觸和聯繫的渠道，應當成為可取的選項。
結語
鑒於當局所設置的六四禁區，本報告所匯集的六四受害者資料是遠不完備的。我們希望更多的六四受害者說出真相、見証迫害，希望更多的知曉相關情況的國人拒絕遺忘、重建記憶；在事實和真相的基礎上，才會有公道和正義，六四這個案子才會被翻過來。
六四這個案子不翻過來，九泉之下的六四英靈不答應，其他六四受害者不答應，這個制度下的政治受害者不答應；六四這個案子不翻過來，人類良知、社會公義不答應；六四這個案子不翻過來，列祖列宗、天道天理不答應。
為了使六四那樣的殺戮在中華大地上不再重演，為了使六四那樣的人權災難在中華大地上不再重現，六四這個案子是一定要翻過來的。
1947年台灣二。二八事件的案子 翻過來了；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案子翻過來了；1980年韓國光州事件的案子翻過來了。我們相信，依靠六四受害者和其他政治受害者的努力，依靠一切受到 制度性不公正傷害的民眾的努力，依靠其他有良知、有識見的海內外人士的共同努力，六四這個案子是一定會翻過來的。
參考資料：
丁子霖：《丁子霖──六四受難者名冊》。香港：九十年代雜誌社，1994.
丁子霖、蔣培坤：《生者與死者》。香港：中國人權，2000.
丁子霖：《尋訪六四受難者》。香港：開放雜誌社，2005.
蔣彥永：關於為89年六四學生愛國運動正名的建議，2004.
張良：《中國六四真相》。紐約：明鏡出版社，2000.
陳小雅：《沉重的回首》。香港：開放雜誌社，2004.
雷音：《楊憲益傳》。北京：自費印刷，2004.
王丹、王超華、江棋生等：《六四親歷者回憶錄》。紐約：明鏡出版社，2004.
于浩成：《風雨雞鳴》。香港：晨鐘書局，2007.
303位中國公民：零八憲章，2008年12月9日。
天安門母親網站：www.tiananmenmother.org
部分六四人士和六四“暴徒”提供的第一手材料。


人物誌：異見人士：江棋生
下篇：
六四鎮壓受害者名錄（附件）

抗命 人民日报暗示六四屠城 许多记者保留未来审判证据 图

子夜起码十几个记者手中掌握着当今最珍贵的历史镜头。他们和外国、港澳记者不一样，始终同大学生奋战在一起，许多资料都是第一手的。在后来的整肃中，没有一个人交出照片和录音。可以肯定，他们将不借代价保护这些资料，这既是他们新闻生涯中的宝贵财富，也是未来审判的证据。

六四事件期间，人民日报记者手持横幅上街声援学生
社长总编先后请假
六月三日凌晨二点半左右，我在海外版夜班编辑部看完最后一遍大样，送车间付印。按照惯例，还应送一张样子给国内版值班的总编辑审阅。海外版和国内版同在一幢大楼里(编称五号楼)。我从四层下到二层的总编室，顺便看一下国内版当夜版面如何安排。那天夜里，总编室似乎人不多。一些“夜猫子记者”近来几乎天天在这个时候往天安门广场跑，转一圈回来再睡觉。版面上没什么更吸引人的东西，比较注目的是北京市委宣传部关于“动乱”实质的文章。该文傍晚时送来，明令要登。
主持夜班的是第一副总编辑辑陆超琪，脸色凝重，盯着那篇长文似乎在发楞。看我送版样来，勉强有一丝苦笑。昨天下午(二日)，学运以来一直主持工作的社长钱李仁，临时召集编委会(报社最高权力机构)，拿出医生开具的病情报告，宣布即时开始休假。总编辑谭文瑞在戒严前突然吐血住院。钱交代，报社一切工作暂时由陆超琪主管，同时嘱咐，各位自己保重，务必不要去他家看望。已届离休年龄的陆超琪，似乎有所知料，并无惊异之感。
从胡耀邦团中央系统升上的钱李仁是中央委员，作为人民日报社长，经常列席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他的突然离避，引起众人敏感。因此，下午四时，在每天例行的编前会上，当陆超琪向各版主编宣布这个消息时，我发现许多人顿感愕然，颇有不祥之兆的感觉。
这次“狼真的来了！”
陆超琪随便看了一下我送的版样，没提什么。我随即下楼准备回家。这时已近三日凌晨三时，刚走出五号楼大门，一位稍先下班的校对人员，骑自行车从外飞奔而来：看见我说，军队又进城了，没人阻拦。我问，带武器吗?答，没有，一律白衬衫，绿军裤，由东往西。人民日报十年前从王府井迁出，一直在这个位于东郊的大院里。由于连日来，天天夜里传出军队进城的消息，象“狼来了”的故事一样，我并不放在心上。但不知怎么，我又折回办公室，电话铃声大作。一位记者打电话告诉我，他此刻正在王府井北京饭店附近，军人和市民已发生冲突。我感到，不再是玩笑了。
我立即拨通北京饭店的电话，叫醒香港的《百姓》杂志女记者张结凤。可怜她连日来也被“狼来了”弄得精疲力尽。六月一日前，她和人民日报几位朋友，在我家里讨论过局势发展。大家都认为学运呈胶着状态，她也似乎有打道回府之意。在电话中我告诉她，我已订好座位，五日(星期一)下午六时在西单鸿宾楼请她吃饭，作为我在香港工作期间她请我吃饭的回酬。她答应了。同时，我又告诉她，这回不再是“狼来了”，作为记者应该目睹的新闻事件，就在她的楼下。她决定下楼去看。设想到，她这一下去，再也没有回北京饭店。
四时半，我回家睡觉。每天这时下班总是一片寂静的夜空，似乎隐约传来嘈杂声。这儿离长安街最东头的八王坟仅一公里。
最坏的事尚未发生
将近十一时起床，匆匆煮了一袋方便面吃，接着，给张结凤打电话，问有何新闻，铃响，却没人接电话。又直奔报社，得知东部军队确实进城，一部分被市民阻拦撤退，另一部分则已进入市中心。
这天是星期六，海外版星期天无报，当天不上班。我因刚从香港归来，急需探访一些久违的朋友。先到司法部一位朋友处小坐，然后便去国谊宾馆。香港《亚洲周刊》记者王业隆住在那里，和他约好，今天我请客，也是对他在香港的关照的回酬。国谊宾馆是原国务院第一招待所。我问他怎么住这儿，他说是统一安排的，好在北京看来并无大事，过几天也就回去了。说起时局，他说，还好，最坏的事情没有发生。我问什么是最坏的事，他说，就是香港人说的“挤提”银行，大家都去银行提款，最后经济崩溃——我们两人，似乎都没有想到杀人的事会发生。其实，这个时候，西单六部口已经发射了学运以来第一批催泪瓦斯。
莫斯科餐厅离这儿不远，我们步行而去，虽是周末，人却不多，很容易找到了位子。吃完饭出来，发现天色还早，一看手表，七时刚过，平时在家也就看电视新闻了。我建议，今晚不上班，也难得看看晚间京城，不妨从西直门坐地铁去天安门，王业隆欣然答应。
地铁里的便衣军人
西直门地铁站是二环路上的一站，乘客并不太多。但到复兴门时，从西郊苹果园开来的地铁列车在这儿疏换乘客，大批人涌进车厢，估计许多人是到天安门去的。但是，我突然发现，在这人丛中，分布着三三两两穿白衬衫、绿裤的农村青年，虽然没带武器，但每人拿着一个统一式样的行李包，绝对是军人!我推了一下王业隆，示意那些便衣军人，他笑了笑，也不知看出来没有。这时，我仔细观察了同车乘客，也都在注意这些人，有人使劲盯眼看。我感到奇怪的是，在整个地铁运行过程中，竟然没有一个乘客发问。否则，只要有人说一句话，整个车厢就是另一番情景了。
这些稚气未脱的士兵看来都是第一次进城，对地铁各站甚不熟悉，一听报前门站到了，手忙脚乱背起行李往外跑。外面就是天安门广场。
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些军人背起行李，走出前门站，溶入天安门——勇敢的北京市民，此时显得何等宽容甚或漫不经心!
恐惧莫名的不祥暮夜
出前门站，直接进入天安广场。由于实行夏令时，虽已是七时半了，但天色仍明。学运开始以来，每逢周末，这里人山人海。今日却似乎不多。王业隆一直想上纪念碑的指挥部那儿去，始终没机会。于是，我带他过了第一道纠察线，然后我出示记者证，王业隆忘了带证，我跟学生纠察讲，香港记者，自己人，竟欣然放行。到了纪念碑最高层，不知怎么，没见着柴玲等学生领袖。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在这儿全天候值班的两位记者，是我的朋友，此刻也找不到(后来才知去了西边)。几位我不认识的中外记者，正围着一个帐篷，探脑袋往里采访——这是侯德健等“四君子”绝食之地。就在这时，旁边一阵骚动，一个学生气喘吁吁跑来报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通告，要市民今晚不要上街。西边军队大院人满为患，正在整装待发。
谁都不怀疑，今晚要动真的了。但我们仍然没想到会杀人。一位似乎是临时指挥的女学生，立即要广播站通知，让人回各大学召集人马来“保卫天安门”。我们两人刚走下纪念碑，喇叭已经开始响起来了。其实，为时已晚。
我和王业隆在广场转了一圈，朝长安街走去。在天安门正中，朝东西方向了望了一会，不知怎么，都决定往东走。可能是听说装甲车被堵在建国门立交桥上。这个方向正好是与开枪地点相反。此时，已是八时多了，长安街华灯初放，人群渐多，尤其骑自行车者，似乎比早晨上班还急。他们难道听到了什么?
穿过东单，擦过国际饭店，步行将近半个小时，才来到建国门立交桥。这里确实人多，站在桥下，我没有看见军车(其实，军车就在最上层桥面)。我突然着急要回报社，王业隆兴致未尽，说要上桥看。我告诉他回去如何走法后，就此分手，约定明日通电话。
我坐了一站地铁，在朝阳门下车，想换乘公共汽车，但交通已经中断，只好以步当车。暮色暗了下来，但与长安街不同，平时亮如白昼的朝阳大街，竟是一片漆黑，路灯全灭。每隔一个路口，都有几辆空车横卧，路人行色匆匆，慌张异常。我脑子里顿时出现一幅大地震前灵感动物大搬家的画面。我很奇怪会有这幅图画。虽然我没想到今夜开杀戒，但无论如何，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笼罩了心头，这是一个难忘的不祥暮夜。
五号楼里一片沸腾
五号楼，人民日报的中枢神经部位。由于当晚海外版不出报，所以，许多人都聚集在二楼。见到我刚上楼梯口，一位同仁阴沉着脸问我：你知道不?开枪了!我一楞，但马上想到开空枪也是开枪。但似乎另一位见我有此心思，补上一句：杀人啦，朝人群里开!木樨地已成血海了!
我似雷击一般，绝快醒悟，刚才一切异常现象，全在木樨地揭开了谜!我马上吼了一句：事情过后，一定起诉李鹏!同仁冷笑了一下：去你的吧，没人再听你的法律了!(我是从事法律报导的。)
二楼走廊上一片沸腾。这时，有人上来说，楼下也能听到枪声了。我转身往楼下冲出，站在院子中间，西边象放鞭炮似的出现闪烁，并有枪声时而传来。奇怪的是，这枪声并不似电影电视里那么清脆(北京很少听见枪声)，从枪声判断距离，仍在军事博物馆和木樨地一带。
转身返回二楼，许多人已涌进了编辑室。时已近十一时，平日此刻，要闻版(包括头版)的稿件都已确定，但今天值班的陆超琪和另一位年轻的副总编辑却站在那儿沉思。稿件只有一篇是定下来的，就是后来见报的题为“孙巨同志的一封信”。下午我没参加编前会，听说曾宣读了这封信的全文，由中宣部转来，对人民日报一个时期以来利用“春秋笔法”、“顽固地站在中央决策对立面，给动乱制造者撑腰打气，给北京市人民政府戒严令抹黑的恶毒文字”进行了批判。据悉，孙巨是已故中共元老李井泉儿子的化名。全文不但上纲上线，而且充斥了咒骂、攻击、威胁的语言。因此，中宣部明令要适当修改后才登出。但是，许多人在编前会上坚决主张，一字不删，连错别字也不改，全文刊出，加上花边。但老总迫于上面压力，仍对文字作了适当修改，成为一篇八百字的花边文章。除了这篇文章，还有李鹏当晚就世界环保日发表的电视讲话，其他再也没有准备稿件，大家等着最新消息。在纪念碑值班的那个记者，已经联系不上，大家既担心，又着急。
第一次直话直说
电话铃声一直不断，都是北京和外地读者询问军队情况的，说美国之音已经报导开枪镇压。总编室在没有掌握确切情况以前，一般不轻易回答。将近十二时，终于，我们的一个记者打电话回来报告，他此刻正在木樨地附近，亲眼看到军队先是朝空中鸣枪，接下去便对路人平射了。记者带着泣声说，木樨地伤亡严重。
这时，另一部电话响起，海外版一个记者打电话来，与他同行的三个记者，其中一个女的，在电话大楼附近被冲散，下落不明。陆超琪马上让接电话者告诉：凡是能见的本报记者，请立即撤离现场，千万不要发生任何意外。
电话铃声继续不断，其中一个从香港打来的，询问北京发生的事情，接电话者正犹豫如何作答，一位编辑主任怒不可遏地喊道：告诉他，已经杀人了，全世界都知道了!于是，从这时起，凡来电话询问，一律如实证实。外人也许不知，这种作法是人民日报历史上第一次。
只能玩些“春秋笔法”
大约过了半小时，一位记者从民族文化宫附近的赵登禹路电话报告：军队已开进西单附近。他从五颗松一直跟军车推进，只要一开枪，就立即卧地，每次爬起来重新前进时，总会发现有人已经不能再站起而永远躺下了。西单一带武警挥舞警棍开道，不管是谁，见了就打，后面接着全副武装的解放军跟进。
印刷车间主任来催要版样，无稿可发，但有两块版可付排。一块是第三版国际新闻，一块是第四版的社会体育新闻。第四版已出样，都是一些旧稿，编辑起的题目颇具匠心，一条是“法官却枉法，诬告反被告，某法院院长被判刑四年半”，另一条是，“四川一服刑罪犯竟当上人大代表”。体育栏有一条报导残疾人运动会的，标题却是：“不能被征服的人”。大家想起桌上那篇孙巨的稿子，又是“春秋笔法”，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能够做到的，也就这些了。
机关报里洒满悲愤泪
凌晨一时后，有记者陆续从现场回来。最早回来的是海外版一位名叫张宝林的版面主编，其岳父是原大公报著名记者高集，一九四六年南京下关事件时，曾被殴打致伤，当时周恩来还亲表慰问。他没想到，四十多年后，自己的女婿会面临另一场更大的血案。张宝林叙述了他在木樨地如何见到军人开枪，市民倒地，血洒长街的惨景。当他撩起裤腿，让大家看上面沾满的血迹时，已低头泣不成声。
这时，另一位记者也回来了，就是我在纪念碑上找他不见的那位，他进门就哭。原来，他离开广场后，直奔西边，一直在军事博物馆附近观察。旋即军队突破前进，他马上躲到旁边的树从里。蹲在一垛墙脚下，抱着脑袋趴着不动。没想到，一名武警仍然冲上来，用警棍朝他的背上狠狠砸去。
这时，众人再也忍不住，起先是抽泣，接着，放声嚎啕大哭。此后，记者一个接一个归来，归来一个，大家痛哭一场，悲愤之泪洒满中国共产党机关报的总编室。
四·二六社论不是我们写的
大约二时半左右，第三版国际新闻已拼好，大样送到陆超琪面前。大家围上去看。头条新闻是报导南韩光州事件的，标题用的是粗黑醒目字体：“汉城学生绝食示威，抗议当局屠杀镇压”。上边居中二条是关于波兰的，肩题是，“波领导人指出选举是和解的伟大尝试”，主题是黑宋大字，“警告任何人都不要玩火”。下面还有一条是关于中东的，题目是，“以军再次入侵黎南部，用飞机坦克对付平民”。陆超琪看完，随手签字付印。
人民日报的编辑和记者，专业素质是相当高的，不乏聪明和文才，当局对这类被他们称为“小动作”的变相抗议防不胜防。但是，当京城大开杀戒以后，他们不再满足这些了。他们从四·二六社论发表以后一直背着黑锅。当人民日报编辑、记者上街游行时，喊出最解恨的口号就是：“四·二六社论不是我们写的!”“我们旗帜鲜明地反对四·二六社论!”(社论题目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终于获得了市民的谅解和支持。当然，许多人以后为此付出了代价。
这时，有读者来电话，告知木樨地二十二号楼上，一位老太太在十几层楼的厨房里被子弹击中身亡。一些医院、红十字会人员，也纷纷打电话报告伤亡情况。他们并提出一个问题：你们人民日报准备不准备报导这件事?
这个声音一定要传出去
大家把目光转向陆超琪。事实上，他接替钱李仁临时主持这段时间工作，本身说明他已作好各种思想准备，他决不会为个人患得患失。但是，毕竟这是中共机关报，需要权衡利弊，并考虑后果。新华社这时根本就不发任何电讯稿了。一些记者哭着向陆超琪说：人民日报在历史上犯过多少次错误，大跃进、文革大字报、批林批孔、四·二六社论，哪次不给整个社会、国家带来灾难?今天，人民日报还要继续欺骗人民吗?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还要背黑锅到什么时候?
陆超琪眼含泪水，他说，记者可以把稿子先写出来，如何安排，我们马上商量决定。
这是一个从共产党队伍里脱胎换骨出来的真正英雄。他和另一位值班副总编以及两位总编室负责人，隔着玻璃墙在他的办公室开会。玻璃墙外，有记者提议，今天报纸用通栏黑框，对死难者表示哀悼。大家纷纷赞同，但有人问，邮局不发怎么办?大家商量，分头准备，报纸印出后，编辑、记者亲自到市民家送报。送多少是多少，这个声音一定要传出去!
关键是核对数字。当两位最先回来的动笔写稿子的时候，大家分别通过电话采访各医院和红十字会。
枪声密集腥风血雨
我回家取食品，准备天亮以后分发报纸时当早餐。走出五号楼大门，往西看去，已是一片通红，枪声密集，不但有初时感觉到的沉闷声，也有清脆连击的呼啸声。北边，似乎也传来了断续的枪声。唯报社所处的东边，还没有任何动静。但，已感到是腥风血雨了。
在报社北门宿舍区，一位刚进报社工作不久的青年记者匆匆从天安门回来。他告诉我说，军队已经开到天安门了，南河沿一带军民对峙严重。他说，从未想到北京市民如此勇敢。他与市民都聚集在公安部以东的路段，同军队相隔几十米之距，互相对视。军队坐下，市民也坐下;军队站起，市民也站起，如此反复多次，最后一次，军队在一声口令之下，刷地站立，市民急忙站起，但已见军队平端冲锋枪，那种异常冷酷的表情使人毫不怀疑开火在即。有市民喊，快撤!话音未落，一排冲锋枪子弹扫射过来。他眼见身旁几位市民在血泊中，临时找了辆自行车，回报杜报告。
他哭了。我让他赶快到总编室去。我转身进了自己家。妻子和儿子熟睡着。给北京饭店打了一个电话，张结凤仍然不在。我记得她同亚洲电视台的陈慧儿住在一起，都无回音。
我掩上门出来时，不知道天亮以后，这个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也不知道，我和我的朋友们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
“北京这一夜”
前后不到半小时，我又回到总编室。这时，那两位记者已经把稿子写好了，约有一千多字。另外，除记者自己查询外，友谊医院、红十字急救中心、铁道医院、复兴医院、协和一院和广安门医院等也不断来电话，告知收治病人情况。有些则是陪送伤亡人员到医院后打的。有的破口大骂，有的泣不成声，大多是边哭边说。记者一一记录下来。
这时，早已过了平常报社规定的截稿时间。那篇一千多字的稿子，就摆在桌子上，有人还在往上加字。玻璃门开了，陆超琪等出来，把稿子拿在手里，反复看了几遍，同时，嘱咐将昨夜新华社传来的几篇稿子先发排，一是戒严指挥部的通告，二是戒严指挥部发言人的谈话，同时决定，李鹏就世界环保日发表的谈话放在报眼(第一版右上角)，李鹏下面是孙巨的文章。然后，他自己修改稿件，最后压缩成一电讯新闻，言简意赅，并告诉版面编辑。留出六百字的地方，加花边上版。
绝大多数在场的编辑记者都明白，不可能再出通栏黑框的版面了。但是，作为中共机关报的人民日报，能及时传出这样一条新闻，仍然不失为党报的一个突破。稿子改完后，立即交给早已等候在旁的印刷车间工人，飞快地送去排印。不到十五分钟，小样出来了，放在陆超琪的桌子上。我看了一下，题目就是“北京这一夜”。
陆超琪仍然对里面含糊的数字不满，要求记者继续查核。这时，有记者从天安门打来电话，说军队已进广场。大家非常关心广场上的大学生，迫切想知道确切数字。当时，许多人头脑里反应最敏捷的是，天安门广场是这次学运的中心，那么，广场的伤亡也将是最严重的。事后，大家才知道，当时广场上大部分学生赶赴长安街、前门等地，因此，军队对广场的包围，其顺利超乎原来的估计。
接着，记者又从天安门打来电话，说广场突然全部熄灯，一片黑暗，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大家的心，一下子又沉了下去，一阵恐惧而又悲愤的气氛弥漫开来。几位记者自告奋勇要去广场，说那儿还有许多帐蓬，或许学生还睡在里面。但被大家苦苦劝住。
“红机子”下令不准报导
大约在四时左右，陆超琪桌子上那个红色电话机响了起来。一位值班的总编室副主任进去接听。红色电话机，俗称“红机子”，是中央国家机关的专用保密电话，可直通中南海最高层。那位副主任听了一下，立即出来喊陆超琪接电话，这是中宣部王唯纯打来，他负责与人民报保持联系。这是当夜人民日报听到的唯一“中央声音”。他告诉陆超琪，解放军报要发表一篇社论，让新华社给你们传过去。陆超琪回答：新华社早已关机了。王竟蛮不讲理：“不关你们的事”。然后，他又通知：有关今天军队清场的消息，各报一律不报导，谁报导谁负责。陆反问，此事全世界都知道了，不作报导恐怕影响不好吧。王沉思了一下，没说什么，把电话挂了。
陆超琪把电话内容跟大家一讲，总编室又似开了锅。编辑、记者，包括老总在内，感到似乎已被逼到无路可退的地步。两位副总编商量了一下，决定稿子照上。但陆又在小样上删掉了一些文字。这时，解放军报社论传过来了，大家一看，顿时惊住，标题赫然是“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这个时候，天安门还在包围之中，但社论已讲了，军报以“勇往直前、勇敢无畏的精神，迅速平息了这场暴乱，取得了伟大胜利”。显然，这一切都是事先策划的。(几个月后，碰见解放军报的一位朋友，被告知，早在六四之前多天，社论已写好，并且严令军报记者和家属。六月三日不要上街。)
过了一会，王唯纯第二次打电话来问：军报社论你们怎么处理?陆答：上版，我专门让印刷厂厂长等着。他问，放什么位置?陆答：由于上面有戒严指挥部通知和李鹏讲话，社论只能放下面。王又问，你们如何报导清场?陆答，简单讲了一下。王想了一下：就这么样吧。
“这一夜”删成200字的短讯
放下电话，陆超琪又把“北京这一夜”看了一遍，在开头加上一句，“解放军报社论说，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这也成为他后来的一条罪状。)然后，他又把几处明显带有感情色彩的文字作了修改。恰巧，记者从天安门打来电话，称军队已全部占领广场。这时，他看了一下手表，五时正，于是，将电头改为：“本报六月四日凌晨五时讯”，并在最后一段加上“到截稿时止，戒严部队已突进天安门广场”。这是中共严密控制下唯一以第一时间向外报导北京惨案的“党报”。
但编辑计算了一下字数，文章仅成为一则二百字左右的简讯。版面编辑按照陆超琪原先的布置，在左上方留了六百字的地方。当时，人民日报还是铅字活版印刷，版面固定后不易调整。陆超琪说，不管空多少地方，就这么登，现在早过了截稿时间。于是，成了后来大家所见到的样子：一个大框，疏落几行文字，唯“北京这一夜”标题醒目。几乎空白，此处无字胜有字。相比其他几篇密密麻麻的稿子，该文似乎更夺人眼目。事后，有人指称人民日报故意开天窗，其实，知情人都明白，此非不为，乃无奈之为也。
轮印机里轰然作响。编辑、记者不用去送报了。后来，大家评估：如果当夜用通栏黑框印报，然后由编辑记者发送，那么，不出半小时，军队将抹平报社大院，人民日报将不复存在。
枪声就是命令
总编室逐渐安静下来，众人离去。正是拂晓时分。五时半左右，我在走廊上突然听到有一种异常的声音，侧耳细听，是从报社东边传过来的。外面脚步声很杂，有些人朝报社南门外跑去。天未全亮，路灯熄灭，朝外大街全然无人，到处是公共汽车做的路障。一种地排山倒海的马达轰隆声继续从东边传过来。
轰隆声越来越近。红庙路口的汽车障碍，轰的一下被冲开一个大缺口。透过缺口看，竟是一望无尾的坦克车队，朝报社这边驶来西去。
报社南门挤满了人。我站在最外层默默看着。坦克车过来了，每辆车顶，各有三名士兵平端冲锋枪，分别盯着三个方向。前面数辆驶过，无甚反应。于是，一些编辑和记者，包括几个老年女记者，开始起哄，嘲笑，尖叫。就在这时，平端冲锋枪的士兵，往上稍一抬，几串子弹喷焰而出，从头顶掠过。人群瞬时静了下来，象死一样。晨曦中，仅几米远的冲锋枪火光耀眼刺目。我顿生恐惧，似乎第一次感到离死亡这么近。我赶忙后撤，躲在人民日报大字招牌后面的水泥柱旁。
从这时开始，似乎枪声就是命令，每驶过三、五辆坦克，就会向报社发射几排子弹。坦克车后面是装甲运兵车，然后是载满士兵的卡车，足足开了二十几分钟，估计有三百多辆。
历史镜头未来证据
军车过完，大家又聚集到五号前。这时，还有不少记者彻夜不归，下落不明。编辑部各部门负责人和版面主编，着急地探寻着自己辖下的记者。有些记者的妻子急匆匆找到我们，丈夫没消息，我们只能安慰。旁边一位老太太开着袖珍收音机，正播送戒严指挥部通告，听得人烦，大声斥之，让其关闭。
六时半，海外版二位记者从六部口打来电话。告之平安无事，但道路封锁，无法脱身，而且另有一位女记者在广场上和学生一起坚持到最后撤退，但却走散了。他们和学生从广场南口撤出拐向前门西大街，又至西单，六部口。尽管学生靠路边走，他门仍亲眼看见一辆装甲车疯狂朝人群压来，由于躲避不及，一些人顿时倒下，一大片自行车也在劫难逃，被压得稀烂。大家抱头痛哭，和学生告别。
七时左右，五号楼门口聚集的人越来越多。有些人可能是睡了一夜后才得知天下大变。一记者说，所有的杀人场面，他都拍下来了。其实，并不止一位，据我所知，起码十几个记者手中掌握着当今最珍贵的历史镜头。他们和外国、港澳记者不一样，始终同大学生奋战在一起，许多资料都是第一手的。在后来的整肃中，没有一个人交出照片和录音。可以肯定，他们将不借代价保护这些资料，这既是他们新闻生涯中的宝贵财富，也是未来审判的证据。
至八时左右，大部分外出的记者已安全返回。寻找丈夫的那几个女人也放心了。这时，一个还未结婚的青年记者跌跌撞撞跑回来，不但身上的衣服，而且手里的一根木棍，全沾满鲜血。他是整夜在长安街帮助救护人员抬运伤亡者。他站在五号楼前的台阶上，声泪俱下讲述自己目睹的惨案。
陆超琪请辞语带哽咽
一夜未合眼，回家。给张结风打电话，没人接。给王业隆打电话，也没人接。小睡片刻，中午前起床，外面还响着枪声，远处似有炮。
下午四时，例行的编前会又开始了。陆超琪简单介绍了一下昨夜版面处理情况。然后，他突然宣布：鉴于社长、总编辑因病休假，自己能力有限，总编辑办公室会议决定向党中央打报告，请中央派人来领导人民日报。然后，他又请在座各位编辑主任、主编，回去转告大家，现在报社未下达采访任务，尽量不要出门，安全为要。说到此处，老人话语哽咽，眼圈发红，大家肃然起敬之余不禁又感到一阵阵悲哀。
从昨天凌晨到今天编前会，人民日报又在历史上挣扎了三十八小时。我知道，这一页即将结束。晚上，在海外版上班时，外面下起了雨，并没有雷电。但家住广场边的最高法院一位朋友来电话说广场上雷电交加，霹雳震耳，极为罕见。他妻子怀孕在家，惊恐不安。我说，不用怕，老天有眼。以后三个月，我发现每月三日或四日，京城总有雨。但没人信，说我迷信。下月四日再一看，果然如此。以后每年六月三日或四日，北京不是阴云小雨，就是太阳下雨，或是暗无天日刮黄沙。这个现象，既使人惊讶，也使人踏实。
人民日报改组杀尽做绝
六·四晚上，与王业隆的电话接通了，但他已判若两人，话不连气，语不成句，情绪明显反常，我知道事态对他的刺激，劝他及早坐飞机离京，并祝他旅途平安。张结凤还是找不到，一直到六日上午，我在睡梦中被电话惊醒，拿起一听，正是她。原来，六月三日凌晨接我电话后，她一整天在街上，夜里在天安门被子弹击中额头，幸好是橡皮子弹，被人送进一般是高干看病的北京医院。她刚从医院出来，下午就要搭乘香港政府包机回家。她听上去情绪极不稳定。惊讶之余，我告诉她，已无法请她吃饭了。她说，这时候还请什么客呀。她很耽心我几位朋友以后的命运。
以后几天，在高层批来的“指令性”稿件中，时而发现有江泽民的签字或批语，大家估计江可能取代原先胡启立主管意识形态的角色。但在月底召开的中央全会上，他当选为总书记。与此同时，人民日报改组，高狄从党校调任人民日报社长。开始了新一轮整肃，美其名曰“不留隐患”，其实是“杀尽做绝”，其手段之残忍，甚至超过文革。必竟，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个把自己政治生命做睹注的“左王”，终因姓社姓资问题向邓小平发难而遭废黜，狼狈离开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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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抗命第28集团军军长与政委命运

1989年六四事件中，张明春所在的第28集团军于6月3日受戒严指挥部之命进入天安门广场进行清场。但张明春以及军长何燕然率领部队消极抗命，进军行动迟缓，未能在预定时间进入北京。6月4日清场行动过后，军队在木樨地附近被民众堵截。戒严部队总指挥刘华清下令第28集团军反击，但张明春与何燕然未予理会。下午5点第28集团军全部撤走。第28集团军也是六四事件中唯一一支成建制没有抵达指定位置的戒严部队。六四过后，张何二人双双降职。张明春降职调任为吉林省军区副政治委员。
　　
1994年6月张明春在沈阳病逝，终年56岁。
　　
本文原载于《动向》杂志第305期，作者吴仁华，原题为《英年早逝的“六四”抗命将领张明春少将》。以下为全文摘录。
　　

六四事件之前，第28集团军军长何燕然(左三)、政委张明春(右四)等合影

　　
“六四”事件后，不愿执行镇压命令的陆军第二十八集团军政委张明春少将在历经半年审查之后，遭降职处分，调离野战军，任吉林军区副政委，一年后郁郁而终，英年早逝，终年五十三岁。
　　
张明春少将“六四”抗命的事迹长期不为外界所知。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现任国防大学政委的刘亚洲中将，在担任武汉军区空军政委期间给云南某空军基地营级以上军官作题为“信念与道德”的内部演讲中，透露了陆军第二十八集团军消极抗命内幕，但只提到军长何燕然的名字。笔者为了写作《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一书，多方搜集资料，终于了解到张明春少将的抗命事迹以及英年早逝的不幸遭遇。
　　
没能按预定时间进入北京城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中共当局宣布北京戒严，时任陆军第二十八集团军政委的张明春少将与军长何燕然少将奉命率领部队从驻地山西省大同市紧急赴京执行戒严任务，驻扎在北京市延庆县。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戒严指挥部命令第二十八集团军全副武装立即向天安门广场开进，参加清场行动。当天傍晚，军长何燕然、军政委张明春率领部队乘车从延庆县驻地出发，向北京城开进。一路上不断受到民众阻拦，始终未采取包括开枪在内的强制措施，开进行动迟缓，没能按预定时间进入北京城。
　　
直至六月四日清晨五时三十分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结束后，第二十八集团军车队才进入北京城，沿西长安街向广场进发，正好遇上抗议高潮，清晨七点钟左右，被数以万计被屠杀所激怒的民众堵截在木樨地一带。军政委张明春与军长何燕然没有率领部队强行突进，部队车队陷于人海之中。民众不分男女老少，纷纷向官兵哭诉屠杀情景，展示死难者血衣，导致部队军心动摇，弃车而不顾，包括三十一辆装甲车和两辆通讯电台车在内的七十四辆军车被烧毁，是军车被烧最多的一支戒严部队。
　　
张明春和何燕然不愿执行武力镇压民众的命令，始终没有下令强行突进。约中午十二点三十分，戒严部队指挥部总指挥刘华清命令空军司令员王海派遣一架军用直升机，在木樨地一带上空盘旋，用高音喇叭反复向停滞不前的第二十八集团军部队呼喊：“军委首长有令，军队不能受阻，受阻坚决反击!”这实际上是在下达开枪命令。但第二十八集团军部队置之不理，没有再前进一步。到了下午五点钟，第二十八集团军部队全部撤走了，有一部分撤入了附近的军事博物馆，成为戒严部队中唯一一支成建制没有抵达上级所指定位置的部队。
　　
中共眼中表现最差的部队
　　
在中共当局眼中，陆军第二十八集团军是十四个奉命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陆军集团军中表现最差的部队。“六四”事件后，中共当局对其进行了历时半年的清查整顿。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军一级指挥官均被调离野战军部队，何燕然降职调任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张明春降职调任吉林省军区副政委，参谋长邱金凯调任贵州省军区参谋长。一位资深的第二十八军副军长(曾任军参谋长)的女儿(原第二十八集团军步兵第八十二师炮兵团军医)透露说：“何燕然、张明春因八九年‘六四’动乱指挥错误，双双降职。”
　　
目前所知，在“六四”后清查整顿过程中表现不佳的第二十八集团军高级军官，只有步兵第八十二师师长林尊龙，为了个人前程，有不良行为，后来升任第二十七集团军参谋长。一些当年第二十八集团军的营、团级军官至今对林尊龙有微言。
　　
与徐勤先一样，何燕然、张明春本来属于前途看好的少壮派将领，都是刚在一九八八年九月晋升少将军衔，仕途正处于上升时期。何燕然于一九八八年十一月由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员升任第二十八集团军军长，张明春于一九八八年二月由第二十四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升任第二十八集团军政委，两个人都升迁新职不久。张明春潇洒倜傥、口才极佳，深受部属喜爱。
　　
张明春出生于一九三八年五月，黑龙江省呼兰县人。一九五五年八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战士、副排长、排长、作战训练参谋、干部科助理员、干事、秘书、干部处副处长、师政治部主任、师政委，第二十四集团军政治部主任。
　　
附录：吴仁华在另一篇文章《“六四”镇压时消极抗命的28集团军》中，也谈及张明春与何燕然在“六四事件”中的表现。本文原载于《动向》杂志2010年12月号。以下为全文摘录。
　　
一九八九年北京戒严时，第二十八集团军隶属北京军区，军部驻地在山西省大同市，部队代号是五一三六一。何燕然少将任军长，张明春少将任军政委，杜东海少将任副军长，杨惠川大校任军副政委，邱金凯大校任军参谋长，苏云大校任军政治部主任。
　　
第二十八集团军是首批奉命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但在中共官方有关“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宣传资料中，该集团军不见踪影，被中共当局和邓小平，杨尚昆等人视为表现最差的一支部队。该集团军没有所属部队被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或记功，也没有官兵成为“共和国卫士”。
　　
受阻于木樨地桥头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八日，第二十八集团军接到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预先号令。军长何燕然，军政委张明春，军参谋长邱金凯等人组成集团军前进指挥部，率领进京部队。翌日，该集团军进京部队全副武装，乘坐装甲车，军用卡车，吉普车，沿京原公路(北京市——太原市)向北京摩托化开进。
　　
六月三日，第二十八集团军接到戒严指挥部命令：。部队立即向天安门广场开进，参加清场行动当天傍晚，在军长何燕然，军政委张明春率领下，全体官兵全副武装乘车从北京市延庆县临时驻地出发，向北京城开进。一路上不断受到民众的强力阻拦，开进艰难，行动迟缓，没能按预定时间进入北京城。六月四日清晨，部队车队才进入北京城，沿西长安街向广场进发。这时，广场清场行动已结束。由于第三十八集团军于六月三日夜晚至六月四日凌晨在西长安街大开杀戒，加上坦克第一师刚在六部口制造了追轧学生撤离队伍惨案，数万愤怒的民众聚集在西长安街上抗议，源源不断地有民众闻讯赶来声援。
　　
第二十八集团军车队抵达西长安街木樨地一带，时间大约是六月四日清晨七点钟，正遇上抗议高潮，男女老少悲愤不已，部队车队陷于人海之中，停滞不前。西长安街上血腥镇压后的景象令官兵们感到震惊，处处可见路障，但大都已被坦克，装甲车轧扁，或被冲撞得东倒西歪;焚烧过后的公共汽车残骸四处分布，砖石碎块遍地;道路两边的楼房墙上弹孔累累，地铁站的玻璃上也有许多弹孔，不少玻璃碎裂了。
　　
第二十八集团军先头团的车辆受阻于木樨地桥头西侧地段，起初曾经试图突围，但未成功。清晨七点钟过后，开始有愤怒的民众焚烧装甲车，几辆装甲车被点燃。一群民众爬上一辆装甲车，揭开盖子，叫车内的官兵出来，但官兵不肯听从，十几个民众将官兵一一拽出来，另有一些民众拥上去殴打，官兵拼命逃跑，一些民众紧追不放。在场学生站出来阻拦，高喊：“!不要打不能打!”并与一些市民组成警戒线，形成一个“保护圈”，让官兵们集中坐在其中这些学生和市民一面阻止人们殴打。官兵，一面向官兵讲述发生屠杀情景惊魂甫定的官兵默默倾听学生和市民的悲愤叙述听着听着，有的官兵终于忍不住插话说：“真想不到是这样，真是太惨了!“
　　
其他装甲车，军用卡车上的官兵基本上没挨打，一些官兵下车后很快进入了学生和市民自动形成的“保护圈”。很多枪枝落到了民众手里，卸掉子弹夹后交给在场的学生，学生又还给“保护圈”中的官兵。
　　
围堵的民众数不胜数，庞大的部队车队虽然延续好几里地，但仍陷入人海之中。民众不分男女老少，将每一辆军车团团围住，纷纷叙述军队屠杀情景，许多人泣不成声。一开始，官兵们大多不相信发生屠杀，强调“人民军队绝不会向人民群众开枪”于是，一些年轻人跑到附近的复兴医院，高喊着：。“要血衣，要血衣，二十八军官兵不相信军队会向群众开枪。“复兴医院是收留死伤者最多的医院之一，医院从里到外，血迹斑斑。
　　
整个部队失去控制
　　
人们将从复兴医院拿到的血衣展示给官兵们看，血的事实震撼了整个二十八集团军，军心涣散，许多士兵气愤地撕掉领章，扯下帽徽，有士兵把枪枝扔进护城河。靠近木樨地立交桥有七，八十辆军车，官兵全都下了车，弃车而不顾，倾听民众述说，整个部队失去控制。
　　
上午十点钟左右，愤怒的民众又开始焚烧装甲车和军用卡车，官兵们不但不予以制止，甚至有官兵主动传授快速点燃装甲车的方法。被点燃的装甲车，军用卡车越来越多，一时间，从木樨地到军事博物馆的路段上火光熊熊。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共被烧毁了七十四辆军车，包括三十一辆装甲车和二辆通讯电台车，是军车被烧最多的一支戒严部队。
　　
约中午十二点三十分，戒严部队指挥部总指挥刘华清指令空军司令员王海派遣一架军用直升机，飞到木樨地至军事博物馆路段上空，用高音喇叭向停滞不前的第二十八集团军部队呼喊：“!军委首长有令，军队不能受阻，受阻坚决反击”这实际上是在下达开枪命令军用直升机盘旋不去，重复广播中央军委命令，但第二十八集团军部队置之不理，没有。再前进一步。民众与官兵相处得越来越友好，交换了许多情况，一些官兵打开枪膛给民众看，里面没有子弹。不少民众主动给官兵送来了食物和饮料。
　　
到了下午五点钟，第二十八集团军部队全部撤走了，有一部分撤入了附近的军事博物馆。
　　
在所有的戒严部队中，第二十八集团军是唯一一支成建制没有抵达上级所指定的戒严执勤位置的部队。
　　
消极抗命：集体承担责任
　　
第二十八集团军是在军长何燕然，军政委张明春带领下消极抗命的。前中国主席李先念的女婿，现任国防大学政委的刘亚洲中将在担任武汉军区空军政委期间，在云南某空军基地给营级以上军官作题为“信念与道德”的内部演讲中曾提到此事。
　　
“六四”事件后，中共当局对第二十八集团军进行了历时半年的清查整顿。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军一级指挥官均被调离野战军部队，何燕然降职调任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张明春降职调任吉林省军区副政委，参谋长邱金凯调任贵州省军区参谋长。
　　
相较于第三十八集团军军长徐勤先，何燕然等人所受处分显然较轻，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徐勤先是以“抗拒执行命令”的罪名处罚，何燕然等人则是以“执行命令不力”的理由处分;其二，徐勤先独自承担责任，第三十八集团军无人与他分担责任，何燕然等人则是集体承担责任，整个集团军领导层扛起责任，无人推卸责任。目前所知，在清查整顿过程中表现不佳的军，师级军官只有步兵第八十二师师长林尊龙，后来升任第二十七集团军参谋长。
　　
作者：吴仁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