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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3年6月01日消息】 我们好好活着回来作证 ——香港学生的血泪见闻（１９８９年６月）·林耀强 (博讯boxun.com)
〖原注：中共领导人试图用新闻封锁的方式来掩盖北京大屠杀的真相，但事实终于会慢慢揭露出来的。虽然北京的学生和市民现在还不能亲自公开控诉杀人者的罪行，目睹暴行的香港人可以。一班曾与北京百姓出生入死的香港学生逃出了虎口。“你们得好好回到香港去，将事情告诉天下人。”舍命帮助他们脱险的北京学生说。这些逃出虎口的学生在北京有相同的经历，也有各自的见闻。六月十五日晚上，他们聚在一起，分别叙述自己的经历和见闻。笔者事先已访问了林耀强同学，现在再把其他同学的话一一记下，希望能够全面地清晰报道这件事。由于时间迫促，本文未及交与有关同学过目，特注明。 ——方礼年整理〗◆ 林耀强（香港专上学生联合代表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学生）
六月三日晚，我们已觉得事态不妙，便弃了传真机，再在北京饭店烧毁一切文件和名单。十时许，我和李兰菊、陈清华和陈宗彝等到天安门广场去。我们先到指挥部，见到柴玲、封从德和李录等人，黯然握手道别。跟着，我们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第二层探望侯德健和刘晓波等人。不久，广播台传来有人被打死的消息，吾尔开希在广播站激愤地说了几句话，随即晕倒，给抬走了。
大约凌晨一时，我与程真、李兰菊、陈清华等离开指挥部到广场西面去。在那里，我们看到一辆装甲车高速冲入人群中。气氛即时紧张起来。各人立刻拉栏杆设路障，那辆装甲车回头又向人群冲过来，简直是冷血谋杀。
之后我们走到历史博物馆，坐着与距离三百码左右的军队对峙。李兰菊走过去与军人谈话，陈清华则于二时左右到广场拍照，给军人发现，脚、腹被殴，照相机也给打破了。他回来告诉我们，我便和程真去看，却看到一队军队由西面冲来，沿途不断向地上开枪。
一辆公共汽车忽然冲向军队，没有伤人便停下来。邹凤梅在西长安街看到两人由车后跳下，立即给射杀了。我看到士兵打破车窗，将司机拉下，用枪柄狂击。看到的人都很愤怒，他们冲前救助，却给乱枪击回，不少人在枪声中倒地。一名工人冲前，掷出玻璃瓶，击中一个军人的头部。跟着响起两下枪声，那工人抱着腹弯下身子。我们立即跑去把他抬过来，早已软作一团，鲜血像水龙头的水般从背后涌出。只看到他两眼翻白，死了！我和程真的手都染满了血。
我和程真回到历史博物馆。李兰菊刺激过度晕倒，陈清华便扶她到临时救护站去。
我和程真走到纪念碑的最高层，那时已近凌晨三时。我看到柴玲、封从德、李录、梁二、马少方等。我跟他们拥抱、握手，生离死别的感觉填满胸间。他们要我立刻离开，好好回到香港将事情告诉天下人。我说，我也是中国人，跟你们一样；他们便不再说什么，让我留下。
凌晨三、四时，广场的灯突然熄灭。一位男同学把汽油浇在自己身上，立刻给其他同学捉住了。广场上经常放着几桶汽油，准备随时制造汽油弹。
大约四时，广场四周亮起了强烈的射灯。封从德向大家说：我们要坚持和平而非暴力的请愿，请各位同学交出全部武器。大家服从地将木棍、铁枝等交出来。希望军队看到，不忍加害。
这时四位绝食者跟军方谈判回来了。他们说军队要在天亮前清场，劝我们不要作无谓的牺牲，由东南面撤走。
封从德于是请全体同学立刻用口头表决：是坚守还是撤走？当时我听到“坚守”的呼声较高，但封从德说“撤走”的声音较大，决定分批撤离。
封从德的话才说完，便有几个军人冲上来，木无表情的向天开枪。程真原不愿走，但我拉着她就跑。有些同学也不愿走，军人就用枪柄打他们。
我们到了纪念碑第二层，听到枪声一响，一位同学就跪在地上。其他同学拉着他走。
走到底层，我们在较安全的石碑后停下来。程真说要看到所有人撤走后才走。这时上层和第二层已尽为军人占据。
我拉着程真由东南方撤走。北面传来一阵歌声。军队开始向群众开枪，前排的人纷纷倒下。人群急速散开，互相践踏，场面非常混乱。
学生撤走时，有人大叫“血债血偿”、“把怨恨埋在心里”、“我们一定再回来”。那是悲鸣，但那是多么豪壮的悲鸣！
我回望广场。整个广场已给军队围住，再也没有通道进去了。我看到场内冒起阵阵黑烟。焚烧的可能不单是营帐。
逃离广场，我和程真便在大街小巷中穿插，有时还在军人之间挤过，程真还跟他们说话，有时甚至骂他们。到了北师大，学校门口已有悼念死者的挽联。北师大没有地方可以安歇，我们于是转到海淀区一间住所，休息数小时，再到朝阳区住了一晚。我们曾到木樨地看过，街上有大量血迹。
六月五日早上，我和程真坐三轮车到王府饭店和其他同学会合。司机老伯不但没有收钱，还送我一包中国名烟。
〔在这次学运期间，林耀强先后两次到北京，第一次还参加绝食。他也曾投入一九八六年的北京学潮，但觉得当时知识分子和学生的表现都不够积极，这次却完全不同了。
这次学运，发展至后期，一度出现混乱情况。林耀强于五月廿八日抵达广场，看到的情况可说极为恶劣：广场的环境很差，学生的组织也很松散，他们于是从旁协助。他和学生领袖都十分稔熟，觉得他们有理想，虽然组织能力不很高，却能接受意见。六月一日后，广场的情况开始改善。
对于外高联，林耀强不大同意一些报章的说法。“那些来自北京以外地方的同学，其实也很有理想，许多人都说是来学习民主的。有些只逗留三两天便回原地，说要将民主的信息带回去传播。我觉得这些同学也很有希望。”〕
◆ 李兰菊（香港浸会学院传理系学生）
在纪念碑的第二层探望候德健和刘晓波等人后，我就与林耀强他们失散了，我一个人返回指挥部，看到吾尔开希和程真。吾尔开希不断催促我回饭店去，说这里很危险，又说这是他们北京人的事，不要我这个多事的香港人来管。我于是拉着程真，说要和她去找林耀强他们，一起堵截军车，吾尔开希这才不再叫我离开广场，只是说找到林耀强后，不要再去堵军车，要回到指挥部。我们回到指挥部时，他说：“我死后，你们得抬着我的棺木游行，让我再看看长安街和这个广场。”
广播站传来了军队开枪杀死同学的消息。吾尔开希走到广播站，很激愤地说“我们要誓死保卫天安门广场，我们要与人民英雄纪念碑共存亡！”激愤的声音忽然中止了。跟着有人在广播中叫唤通知救护车和找氧气筒。我没有看见吾尔开希被送走，以后也不知会不会见到他了。
我们几个人离开指挥部，走到广场西面，看到高速来回的装甲车，有一辆还在我身边擦过。
历史博物馆前有近千名戴着头盔、手持长木棍的军人。一个十五、六岁少年在附近人丛中大哭，说他哥哥给军人打死了，他要跟军人拼命。我过去拉着他，叫他安静下来。他伏在我肩膀上不停地哭叫：“哥哥！哥哥！”然后追着救护车去了。我看见军人越来越多，阻挡军队的人却很少，便奔向指挥部，希望指挥部派人增援。在纪念碑下的石阶上挤满了学生，手牵着手，高唱《国际歌》。他们的面孔显得无比庄严。
我独自回到博物馆前，看见已有人筑成血肉之墙与军人对峙，我加入人墙中。那些静坐的军人每看到有伤兵经过，便激动地大叫。
负责这排人墙的工人，高声呼吁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和平，不能动武。有几个手持木棍、水管的工人走过来愤怒地说：“你们还坐在这里等死？那些畜生见人就杀！”我们看着那些静静地坐在石阶上的军人，完全没想到他们会动杀机！
跟着来了一批手持冲锋枪的士兵，气氛马上紧张起来。有人上前试图劝说军人，我也走上去，拉着一位军官的手呜咽着说：“我是香港学生??广场内的全是大学生，是国家的精英和栋梁，他们的和平请愿绝不是暴乱，全世界的中国人都把希望放在他们身上。你们不能开枪，求求你，不要向他们开枪??”我哭着跪在地上。我看到那军官的眼中也有泪水。
我回到原位，一个学生拿着木棍加入，我愤然说道：“放下武器，不然就先把我打死。”他委屈地把木棍放在身后。一位十二、三岁的小孩也从身后拿出一枝约十二寸长的小铁枝交给我。
凌晨三时左右，我看见有人抬着血淋淋的尸体和伤者往来奔跑，不禁冷汗直冒。我忽然看到先前那位死了哥哥的少年。他满身鲜血，由一名工人抱着。我晕过去了。
我在广场的救护站中醒过来。医生和护理员知道我是香港的学生，虽然明知我并无大碍，仍坚持送我到医院。我身边躺着一个满身鲜血的学生。他的脊背血肉模糊，身体已不能动弹，但仍不停地说：“要坚持到底！要坚持到底！”第一辆救护车来到时，我没有上，第二辆，我仍然挣扎着不肯上。一位女医生握着我的手，哭着用英语跟我说：“你一定要平安回到香港，让全世界知道这里发生的事，知道吗！”
到了医院，看到墙上、床上、甚至抬我的担架都染满血。我由一位很高级的医生看治，他的医务室躺满了受伤的人。他很细心替我把脉。我求他不要管我，去救治其他伤者。他含着泪说：“孩子，你很虚弱，但休息一下就会好的。你要好好保重。我们需要你回到香港，向世人宣布我们的政府究竟干了些什么。”我被送进一个安静的房间休息；外面的走廊躺满了伤者。
六月四日中午，医生嘱咐所有可以步行的伤者马上离开，因为入夜后军队便会到医院抓人。
医院内，不时听到医生说：“疯的！疯的！”我听到一位医生哭着说，在死伤最多的医院内，军人不许医生救人；两位医生跪着哀求，结果竟给枪杀了。后来得知这间医院有九位医生，也在出外取血时给军人枪杀了。
一位受伤的工人跟我说，市民一直在广场外保卫学生。凌晨四时，他还在广场上，看到军队向人乱枪扫射，坦克车随即推进，另一批士兵就持棍追着人群殴打。他对军人说：“后面的人都给你们打死了，不要再打了！”军人说：“打死你们！暴徒！谁叫你们不走！”这名工人终于给击中后脑受伤。受伤以前，他还看到一个抱着小孩的妇人给枪杀了。这孩子只有七岁左右，一边哭一边跑。一名市民把他抱起来，军人却把他们一起射杀了。
离开医院时，伴我入院的陈清华将身上的钱分给伤者作路费。一位躺在床上的学生流着泪把钱交回给我，说：“我是不行了，胸口中枪，一条腿也断了，就是不死今晚也不能离开这里。把钱留给其他同学吧。很多谢香港同学的支持??不要再逗留了，回香港去，叫同学们坚持到底。”他看到我腰包扣着“天下为公”的徽章，呜咽着说：“告诉同学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 陈清华（香港浸会学院社会工作学系学生）
我大部分时间与李兰菊在一起。
当群众围截和焚烧一部坦克车时，我过去拍照，给一个年青军人发现。他当头一棒打来，我连忙躲闪，但腹部和脚部却接连给打着了，幸好力度不太大。他跟着打破我的照相机。我倒在地上，给人抬到救护站。我休息一会，回到博物馆前看到李兰菊呕吐晕倒，便和人合力扶她到救护站。救护站内躺着十多个伤者。一些受伤的士兵也给抬进来，有人试图阻拦，但有人说：“大家都是人啊！”于是伤兵也照样受到护理。
我陪李兰菊到医院去。救护车曾给军人截住，有人说是“京红的”（北京红十字会），就通过了。车子后来也数次给市民截停，有一次他们甚至上车察看，知道载的是学生，就让我们通过。车上的人除了不停地说“学生”，还说：“我们是不会载狗军队的！”
我在医院里站了一会，看见护士为一名伤者剪开衣服时，骇得连退两步，医生也呆了一阵。原来伤者的胸口血红一片，部分好像不见了，但医生还是趋前替他治理。一位年青的伤者跟我说：他是逃跑时给军人在背后开枪射伤的。
在医院里，我们曾经致电英国大使馆求助，却只得到敷衍式的答复。我们说军人可能来抓我们，对方却叫我们留在原处。
◆ 陆德泉（香港中文大学学生）
六月三日晚，我来到天安门广场。广场颇为平静。十时许，严家其和他的妻子高皋应邀到天安门民主大学致词。我听了一会，转身走到指挥部的广播站，听到消息说群众成功地将军队堵截于安定门外。
十一时左右，枪声分别由人民大会堂和新华门传来。跟着陆续有伤者被送到救护站；一位同学送到救护站时已经死了，有人为他念一首诗，说他是死在天安门的，他的血不能白流。
广场的气氛渐趋凝重。广播站呼吁同学聚集到纪念碑周围。有些同学拆了营帐，拿着木棍和竹枝聚集在纪念碑下。但有些同学仍在帐内睡觉。
我留在广场上看事态的发展。我看到一辆装甲车好像是撞了人，被迫停下来。人群围上去，开始打车、砸车、烧车。后来听一位同学说，车上的士兵走出来，被人围殴。一位香港同学试图保护他，也给打伤了。
我退到北京饭店外，看到板车来来回回，车上载着伤者。由于长安街有公共汽车堵塞，救护车不能开进广场，板车便将伤者送到北京饭店前，再转到救护车上。板车每次三部，我看到来回了二三十次。
四时左右，枪声特别频密。群众不再像先前那样退了又进，而是急速地后退。情况非常恶劣。就在这急退的时候，我前面的一个少女尖叫一声，便即倒下。有人将她扶走，我看到地上有一滩血。这时大约是凌晨四时半。饭店外的人很少，人群都聚集在王府井与长安街交接的街口。
我返回饭店。五、六时左右，由记者房往外望，看到不少坦克、军车等由东驶来，拦截的公共汽车给撞断了。很多群众躲进行人隧道。我看到隧道内有黄烟冒出——是军人向群众投掷催泪瓦斯吧？
◆ 黎洪（香港中文大学学生）
六月四日凌晨四时后，我还在天安门广场上。广场的喇叭传来官方的广播，要场内人立刻离开。我跟着听到学生的广播。封从德说：“我们平日在这里学习民主，现在就少数服从多数，分批撤离广场。”
“你们才是少数，我们坚持不撤！”我身旁的一个学生在叽咕。有学生说：“我们不能撤离，一定要坚持到底，否则支持我们的市民一定会很伤心！我们只要支持到天明。北京市民每人一块砖头，就可以把军人砸跑。”现在看来，他不是太天真了么？
军队杀到时，我由纪念碑上层的北面转到南面撤走。营帐内还有学生没有离开。我穿过人民大会堂旁边的小巷，走到西长安街，跟着大堆人跑——和在后面追赶的坦克车赛跑。我们在惊惶中逃进一条小胡同，逃不及的有些给坦克车压死了。我走回去看，只见一具具支离破碎的尸体浸在血泊中。
几经转折，我走到政法大学。该校的一位学生领袖说，据他们从医院、红十字会等收集到的消息，死伤者达六、七千人。
政法大学内放着五具尸体，都是抢回来的。三人是该校学生，其中一人的头颅爆裂，显然给坦克车压过。有两个伤兵给抬进来，有人要以牙还牙，但是我制止了，因为恐怕政法大学也遭血洗。当时，大学已吃了几记冷枪。
我离开时，一些学生领袖也离开了政法大学，但刚才所说的那位领袖还留下来。他说领袖不能一下子全部撤离。他面上完全没有张惶的神色。这分勇气令人难以置信，难以忘怀。 摘自《明报月刊》１９８９年７月号 (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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